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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罗曼·罗兰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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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试读：

原著者简介

罗曼·罗兰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评论家，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传记文学的创始人。1866年，他出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克拉姆西小镇，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喜爱音乐，15岁时随家迁往巴黎。他20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三年后顺利毕业，并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资格。从那时起，罗曼·罗兰便和崇拜已久的托尔斯泰通信，此后又屡次前往意大利、贝鲁特、比利时和荷兰等地游历，搜集创作素材。接着，他考入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回国后在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同步开始了文艺创作。

罗曼·罗兰早期写下七部以英雄事件为题材的剧本，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接着发表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并在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罗曼·罗兰藉此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到了1915年，这位多产作家又连续撰写了几部名人传记，如《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合称《名人传》，该书助他一举夺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时间推进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他在191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欣悦的灵魂》。在此期间，他还同步出版了关于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与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由于生活在一个阴暗的时代，罗曼·罗兰一生都如英勇的斗士，崇尚自由抗争不止。正如他在作品中所言：“我不说普通人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膜拜。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接近永恒。当日后再回到人生的广原，他们心中便会充满了战斗的勇气。”

1944年年底，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辞别了人世。次年初，人们把他安葬在了故乡克拉姆西小镇。

导读

世界上优秀的传记作家有不少，但像罗曼·罗兰这样优秀的乃至伟大的作家写传记的，在我看来恐怕只有一个茨威格可以与之相媲美。罗曼·罗兰是写小说的，茨威格也是写小说的，传记差不多只能算是他们的副业。而罗曼·罗兰的传记，也没有茨威格的传记规模宏大。

但罗曼·罗兰写作《名人传》的动机和方式与茨威格有所不同。罗曼·罗兰是为了感受英雄的气息，或者说为了呼唤英雄的精神才写下这本传记的。这本传记其实是由三个小传合成的：《

贝多芬传

罗曼·罗兰选取的三个人很有代表性，他们都是自己领域内的天才。他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有着执著的和狂热的爱，而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则温暖着整个人类。但他们自己的人生之路和事业之路并不那么平坦。《名人传》真实、简洁、充满激情地展示了他们的一切。

英雄永远是人类的楷模，而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寂寞而没有希望的时代。贝多芬传

序言

二十五年前，那是1902年，我在写这篇小小的《贝多芬传》时，甚至并没有想着自己是在著一部书。那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思想的风暴一次次掌控着我。

我离开了喧哗的巴黎，逃到了莱茵河畔的波恩城，那儿是我心中的英雄贝多芬的故乡，在人生的战场上，这位朋友曾一次次撑持我，我打算再一次走近他，寻觅十天的休息。

一切如我所愿，在老朋友的故里，我找到了他的影子，听到了他的音乐，仿佛就坐在他对面，和他单独地交谈。于是，在那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潮湿而灰暗的四月天里，我竟一下子安静了很多。我的老朋友啊，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悲哀、他的欢乐，整个地吞没了我。我跪着，他那一双强有力的手将我搀扶起来，给了我洗礼。在他的祝福中，我得到了信心，我重新爬了起来，返回了巴黎。

后来，我写下了这本小册子——《贝多芬传》，当然，它绝非是为学术而写。它只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在苏醒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结果，被大家人手一册地拿了去。

这本小册子写的是贝多芬，然而，许多追求自由和抗争命运的人都在里面找到了自己。这本小册子是由一家无名的店铺出版的，然而，几天之内就在人群中传播开了。所以，这本小册子已不属于我了。

我把它重新又读了一遍，虽然残缺不全，也不想有任何改动。因为它应该保存原本的面目和神情。在我的朋友——贝多芬的百年忌辰之际，我纪念他，同时纪念他那伟大的一代，正直而真诚的大师，他们教会了我们如何生如何死！

第一章 贝多芬传

第一节·肖像

他个头不高，略显臃肿，但十分结实，天生一副运动员的骨骼。他的头发浓密，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额头凸起，眼珠小而深陷，却闪烁着一种神异的力量。当兴奋或激昂的时候，一双眼睛会变大，射出一种粗野的威力，令人为之一震。

他的鼻子又短又方，嘴巴小巧，右下颌有一个深深的酒窝。笑起来的时候，酒窝更深，以致整张脸极不对称，那是一张不习惯欢笑的脸。他的笑总是夹杂着另一种感情，很难看、很短暂、也很粗野，那根本不是快乐。

他的面孔平时是阴郁的，常常坐在一个小酒店的角落里，双眉紧锁，双目向天凝望，仿佛死神正在降临。假如有朋友问话，他只会凄然一笑，然后掏出一个小本子，用一个聋子惯有的尖声让对方写下想说的话。——这就是书中的主人公贝多芬。

第二节·艰难的成长

德国西部有一条莱茵河，莱茵河畔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波恩城，那儿就是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乡。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在波恩一间破旧的阁楼上。

贝多芬的祖父路德维希，可谓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物。他是当地一位公爵乐团的男高音歌手，后来，凭着音乐上的名望，一步步被提拔为宫廷乐团的乐长——乐团中的最高职务。正当他沉浸在荣升的喜悦中时，小贝多芬降生了，无疑又给老人带来了无比的欢愉。

祖父津津乐道，在家人面前谈论着新生的婴儿，从他的相貌到他的哭声。因为小孙子长得太像祖父了，所以家人将祖父的名字赐给了他，即后来举世闻名的音乐巨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由于长相和名字的缘故，从小，贝多芬得到了祖父格外的宠爱。

祖父常常抱着贝多芬坐在一架古钢琴前，教他学唱儿歌、学敲琴键。兴奋时，祖父会用自己优美的歌喉，唱上一曲又一曲。虽然，当时的贝多芬连话也说不清楚，但是他却十分专注地模仿祖父的声音。日积月累，小贝多芬对音乐具有极强的敏感力，在祖父唱过两遍之后，他就可以牢记曲调，顺利地重唱一遍。

然而，遗憾的是，贝多芬三岁时，祖父不幸病逝了。

贝多芬的父亲是一个没多少音乐才华的歌手，母亲是一个女佣。

贝多芬四岁时，母亲又相继生了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家里多了两张嘴，父亲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于是，家境一天不如一天。父亲的脾气也一天比一天坏，常常借酒浇愁，后来竟嗜酒如命，喝起酒来什么事也不管，甚至连家也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那个酗酒的父亲，竟将赌注下在了儿子贝多芬身上。他要开发儿子的天赋，把他当作神童来炫耀，利用他的音乐天赋来挣钱。年仅四岁的贝多芬，还没有尝到多少爱抚和温情，就已早早地承担起了养家的重担。就这样，艰涩的童年开始了。

从四岁开始，贝多芬就整天和一架钢琴一起关在家里，弹得手指酸疼了，就拉小提琴。这一无休止的枯燥乏味的练习，每一天都在继续，满身稚气的贝多芬根本承受不了。他一听到窗外小朋友的嬉闹声，键盘上的小手指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这时，父亲就会粗暴地冲向他，指着他大吼“手指不要停下”，甚至会用木鞭抽打他。

尽管小贝多芬十分喜爱音乐，但也经受不住父亲这般暴力的训练。练琴成了一件残忍的事，差点让他放弃了对艺术的热忱。

繁重的日子几乎令人感到窒息，但小贝多芬还是坚强地长大了。

八岁时，他举行了公开的演奏会。九岁时，他的演奏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父亲。十一岁时，贝多芬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已经当上了大风琴手。

童年的贝多芬，在父亲的安排下，已经开始给家人赚面包钱了。

1787年，贝多芬十七岁那年，他亲爱的母亲患了肺结核，永远地离开了他。他成了一家之主，负担起两个弟弟的教育费用。另外，他不得不要求酗酒的父亲提前退休，每月替父亲掌管那点儿养老薪水。

那些可悲的事一次次创伤着他的心灵，幸好，最后他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找到了亲切的依赖，那正是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他结识了小女孩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她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和诗歌，她是他可爱的小伙伴。

或许，他们之间生长过一种温柔的感情，但最终收割的是友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韦格勒也成了贝多芬的知己之一。他们三人一直保持着一种恬静的友情，年老的时候，他们的心依然年轻。

莱茵河畔，鲜花遍地，贝多芬在此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

莱茵河畔，大雾笼罩着村落、教堂和墓园，河流冲刷着沿岸，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匆匆而过，贝多芬离开了他的故乡。他的心一直维系在那儿，忠诚、温暖而凄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三节·前往维也纳

大革命爆发了，它席卷了整个欧洲，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

在德国，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注册入学。课堂上，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后来的莱茵州检察官，给他们讲述德国文学。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德国时，施奈德先生庄重地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狂热理想。第二年，这位教授又发表了一部革命诗集，一帮青年争着填写预购单，贝多芬的名字就赫然纸上。

1792年11月，革命的风暴蔓延到了德国。

贝多芬离开故土波恩，前往奥地利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并在那儿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了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毫无疑问，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生了。

在1796年和1797年两年内，贝多芬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了音乐：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那时，大革命的敌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

1798年，尽管法国和奥地利的关系已日渐紧张，贝多芬仍同法国使馆、法国将军来往密切。在交往中，他的共和派立场已相当坚定，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坚定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此前，贝多芬曾在1787年到过维也纳，拜见过莫扎特。但这次来到维也纳时，莫扎特已经去世。于是，贝多芬便决定从师于海顿。当时的音乐界，海顿名气很大，不仅在德国家喻户晓，而且在英国、意大利也是大名鼎鼎的。

可是，贝多芬师从海顿的半年时间里，那位大师天天忙于作曲和应酬，根本无暇指导他。在海顿那里，贝多芬学不到一点新知识。一次，贝多芬演奏自己的三部三重奏，海顿竟劝他放弃这些曲子，贝多芬一点不妥协。结果，一场冲突过后，两位音乐家分道扬镳。

这一时期，法国名画家施坦豪泽先生，给贝多芬画了一张相。这张画像与贝多芬的其他画像相比，更准确地描绘出了他的神情，而不是外貌。画中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挺拔的，高领口裹着僵直的脖颈，目光里充满了不屑和紧张，仿佛在说：我知道我的价值，我相信我的力量。

大画家的观察往往是细腻的，关于这点，贝多芬1796年曾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弱小，但我的天才终将得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展现出他的完整的人来。”

第四节·初露头角

在繁华的维也纳，贵族、富豪常常举办小型音乐会。从前，贝多芬在布鲁宁夫人家中认识了华尔斯坦伯爵。后来，经伯爵的介绍，他又慢慢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和文艺界人士。

一次，在华尔斯坦伯爵的引荐下，贝多芬结识了里希诺夫斯基公爵。公爵非常喜欢音乐，并且十分富有，每周五都要在公寓里举办盛大的音乐会，邀请各界名流参加，所以影响很大。贝多芬常常进出公爵家里，既欣赏也演奏。当时，那里的每一场音乐会总是座无虚席。

1795年3月30日，贝多芬第一次在维也纳举行了个人钢琴演奏会。

宽阔的圆顶大厅里，贝多芬坐在一架钢琴前，手指飞舞、神采飞扬。他高傲、他粗狂、他抑郁着一腔的热情，他奔放的音乐震撼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弦。台下，听众们渐渐激动了起来，有的人甚至站起身来，因为他们从没听过那样桀骜不驯、铿锵有力、充满活力的乐曲。

贝多芬获得了成功，他的名字迅速传扬开了，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维也纳。

维也纳人民记下了他的名字，世界音乐史记下了他的名字。他把戏剧性的、民族性的、炽热的激情种植在了音符的土壤里，开出了一朵卓越不凡的花。以后，每隔两三年，他便举行一次演奏会，不断地让新的乐曲飘进大众的耳朵。同时，不仅在奥地利，他还在欧洲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几年间誉满整个欧洲。

人出了名，是非也跟着飘了过来，当然贝多芬也不例外。

有人说他傲慢无礼、举止粗野、神情抑郁，还一口浓重的方言。当然，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他不善于表达善良，或者说他表达得很笨拙。他真正的内心，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才知道。

第一次获得成功时，他写信给好友韦格勒说：“嗨，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比方说，瞧着一个朋友手头拮据，而自己手里一时又凑不出钱，我只要往桌前一坐，动手干活儿，一转眼，我就能像魔法师一样让我的朋友摆脱困境了。”

后来一次，他又写信给韦格勒说：“只要想得出法子，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遭受匮乏……我的艺术应该让可怜人受益。”

是的，不被理解是一种苦恼，贝多芬终其一生，都被这种苦恼纠缠着。

第五节·耳疾的折磨

刚刚咽下成功的甜蜜，又一口咬上了成功的苦楚，与此同时，另一串痛苦已叩响了他的大门。

1796年至1800年，整整四年，贝多芬的耳朵日夜作响，那正是耳聋的前兆。他的听觉日渐衰退，病痛像一种酷刑，不仅摧残着音乐家的耳朵，而且摧残着音乐家的心灵。

这一可怕的消息，贝多芬一直埋藏在心里，没敢告诉任何人，包括他最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他怕别人笑他，瞧不起他，一个听力残疾的人，将很难胜任一个音乐家。所以，为了不被人察觉，他总是躲着人，避免与人见面。

可是，耳聋越来越严重了。贝多芬对周围经常碰面的人，无论怎样隐瞒，大家还是逐渐发现，和他谈话得站得很近，稍微远一点儿，他就只会干巴巴地瞪着眼睛，不回答任何问题。然而过一会儿，这个音乐家就会漫不经心地发问，问别人说了些什么。起初，人们以为这是贝多芬的怪癖，后来大家才公认是他耳朵不好的缘故。

1801年，贝多芬再也不能缄默了。他绝望地将事实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在给韦格勒医生的信中，他说：“三年来，我的听觉一天比一天弱。……近两年来，我不得不避免一切交际，因为我无法对人说‘我是聋子’。假若我干的是别的行当，也许耳疾没那么可怕。可是，我这一行不行，这简直是一种绝境。我的仇敌们会怎么讥嘲呀？他们可是为数不少的一支队伍啊！……隐忍！多么可悲的逃避啊！但却是横在我面前的唯一的出路了！”

在给阿曼达牧师的信中，他说：“我是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在我的身边啊！因为你的贝多芬实在太可怜了。你一定还不知道，我身上最宝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正在渐渐地衰退，一天比一天差……唉，我得凄凉地生活了，避开我所热爱的一切，同时生活在一个如此可悲、如此自私的世界上！”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和作品第十号的《第三奏鸣曲》钢琴曲（1798年）。

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一贯地愁苦，还有许多作品，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曲》（1800年）等，都反映着年轻人的一种轻松和欢愉。

的确，要使心灵习惯于浸泡在痛苦之中，这需要一段时间。一个年轻的心尤其需要欢乐，当事实上没有欢乐时，心就得自己创造欢乐。当“现在”苍白残酷时，它就躲在“过去”。过去的幸福不会一下子消失，尽管它们不复存在，但它们的光芒将长久地闪烁。

在维也纳，孤苦一人的贝多芬，常常沉浸在对故乡的回忆之中。

他的思念、他的眷恋，一一谱进了他的曲中。《七重奏》的主题写的就是莱茵河。《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年人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愉悦的、漫不经心的；人们在其中可以感受到那种令人自由自在的欲念和希望。

但是，在乐曲另外的段落中，在某些高低音的明暗对比里，在跳动的、奔放的一串乐符里，人们依旧能激动地辨出天才悲悯的目光，能窥探到天才悲剧的命运。

可以说，这段时间很艰涩，也很卓越不凡，贝多芬的多数作品都是在他耳朵失聪后谱写的。他的听力一天天在丧失，但没有全聋，他始终拒绝妥协，哪怕永远抗争……

第六节·爱的痛苦

除了肉体的痛苦，还有一种痛苦围困着贝多芬，那是一种纯洁无邪的爱情。

贝多芬的一生都保持着纯贞，没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需要忏悔。他厌恶粗俗的欢娱，对爱情的神圣一直怀着一丝不苟的敬意。他一直在梦想，梦想爱情的幸福；一直在靠近，靠近痴爱的情人。但是，美好的幸福一旦破灭，随即而来的一定是痛苦的煎熬。

1801年，贝多芬将一腔的热情，捧给了一个叫朱丽埃塔·居奇亚迪的女孩。另外，著名的《月光奏鸣曲》就是题献给她的。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贝多芬说：“我现在的日子很甜美，与人的来往也多了一些……发生这一切变化，都是一位姑娘的美丽促成的。我爱她，她也一样爱我，这是近年来我最快活的日子。”

可是，这段爱情留给他的却是一次重大创伤。

朱丽埃塔是一位风骚、稚气、自私的女子，她使得贝多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残疾和窘迫。1803年11月，朱丽埃塔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更是让贝多芬痛心不已。他们婚礼的那天晚上，贝多芬痛不欲生地写下了一句话：“啊！多么可怕的时刻，生命中不曾有过的时刻！但我却不得不接受它！”

像贝多芬那样，纯真的激情是摧残人心的！在病魔已将他折腾得脆弱不堪的时候，受挫的激情足以毁灭他的整个心灵。那是贝多芬一生中唯一的，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那是一场险恶的危机，从他的一封信中可以清楚了解。当时，他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写了一封遗书，上面注明“我死后方可拆阅”。那一次，是一种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的人会不禁跟他一起走进悲痛，一个真诚的、可怜的音乐家，几乎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最终，年轻的意志占了上风，贝多芬坚强的秉性挽救了他的毁灭，他又多活了二十五年，他不可能屈服于任何挫折。在致韦格勒的信中，他说：“无论何时，我应当尽可能地在此生此世赢得幸福——决不要苦恼。不，可怕的苦恼，这是我不能容忍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命运决不能使贝多芬屈服——噢，能重新活上千百次真是太美妙了！”

他的病痛、他的爱情、他的艰涩、他的意志、他的颓丧、他的骄傲，他的一颗心一次次在动荡中沉浮，所有一切都反映在他谱写的伟大作品中，如《葬礼进行曲》中的《奏鸣曲》、世称《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以及一部分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另外，1803年他谱写了《第二交响曲》，这首曲子表现了他年少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到，此时他的意志已经完全占了上风。

几年间，贝多芬的生命穿越了一道阴沟，经历了一种洗涤，又渐渐恢复了原有的色彩。生命沸腾起来了，音符跳跃起来了，那个渴望幸福的人，他根本不相信不幸是无法医治的。

第七节·英雄的颂歌

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了，当时贝多芬只有十九岁。母亲病逝、父亲酗酒，十九岁的贝多芬不得不扛起一家的生活重担。从那时起，他完完全全开始了生活的磨炼。磨炼中，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认识。

首先，他对法国大革命付诸了浓烈的热情，他积极响应启蒙思想和崭新的改革体制。他思考着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的精神，他越来越注重人类精神的高贵和深刻、人性的温暖和柔和，同时他努力在音符间追求壮丽与伟大。

这些理论，正是他希望的人类精神解放的指导思想。虽然，他不能称为一个革命家，但至少也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化的人文主义者。这一指导思想，也表达了他对英雄所抱的希望。在他心目中，英雄绝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一种具有高贵品德的、维护独立和自由的民主战士。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左右”下，他想要创作一首《英雄》交响曲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而后，当革命到来时，他的热血一下子沸腾了，他激情十足地和亲朋好友谈论着时局。他同情革命党人，他热爱共和体制，他主张自由与民族独立，渴望大家同心协力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和国家，为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

贝多芬的满腔热情都是自由和战斗，他仿佛一个革命中的古罗马人，受着普鲁塔克的影响和熏陶，一心为一个英雄的共和国而奋斗。当拿破仑为了国家的安全，率领大军抵抗德奥联军，并赢得了战场的胜利和人民的拥护时，贝多芬心中的英雄形象渐渐清晰了——正是这位法国军队的最高长官拿破仑·波拿巴。

虽然贝多芬不是法国人，但并不影响他崇拜一个法国英雄，他纯粹地，甚至绝对崇拜地将拿破仑看作一位神圣的资产阶级革命意志的执行者。于是，他有了一个强烈的冲动，即为拿破仑谱写一首交响曲，为法国人民的革命谱写一首交响曲，永远歌颂并致敬。

1803年，贝多芬点燃了自己的一腔热情，他将巨大的精力和心力投入到了交响曲《英雄》的创作之中。他一想起拿破仑，就仿佛看见一个德国的革命领袖，一个为了拯救德国人民而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的心一直激动不已，直到一年后的1804年，这位音乐家才完成他脑中的宏伟的《英雄》篇章。

在《英雄》中，他以一种男性的坚强、深刻的紧张、丰功的喜悦、凄惨的呻吟和胜利的号角表达出了他心中的一切。这一交响曲堪称浪漫主义的创始作品，由四个乐章组成：

第一乐章，降E大调，3 / 4拍子，灿烂的快板。音乐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波澜壮阔，主要表达英雄的战场、神话般的战斗和遍地的胜利。

第二乐章，c小调，3 / 4拍子，极慢板。如贝多芬所说，它是一支“葬礼进行曲”，是一个痛到极点而又美到极致的乐章。英雄用生命换来了胜利，人民怀着崇敬和悼念的心情掩埋着英雄的棺椁，那是一种最沉痛的哀歌、最响彻云霄的悲戚。

第三乐章，降E大调，3 / 4拍子，诙谐曲，活泼的快板。整个旋律充满了动力和朝气，力度一点点加强，逐渐走向绚丽、威武和豪迈。

第四乐章，降E大调，2 / 4拍子，终曲，极快板。旋律轻松，表现了英雄们的胜利和人民的狂欢，喜悦像一片海洋，凯旋是一种最强的生命力。

贝多芬前后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英雄》交响曲。这一乐曲堪称贝多芬最心爱的产儿，它的完成，标志着贝多芬在创作道路上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原本，贝多芬十分情愿将这一伟大的篇章题献给拿破仑。他抄了一份漂亮的总谱，上面已题写好了献词《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可是，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加冕称帝。当这一消息传到维也纳后，贝多芬非常气愤，他感到十分失望和难以容忍。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错了，我曾错误地断定拿破仑是伟大的，事实上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为了谋私利，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人民不过是他的垫脚石，他是一个可怕的、血腥的男人。”于是，贝多芬在盛怒之下，把交响曲总谱上写着献词的扉页撕去了。同时，他将交响曲改名为“献给一位伟人的英雄交响曲”。

1821年，当拿破仑死在圣赫勒拿岛上时，贝多芬十分预见性地说：“十七年前，我的音乐已经宣告了这一结局。”他的意思是说，《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早已清清楚楚地举行了英雄的葬礼。可见，他爱憎分明，立场一点也不马虎。《第三交响曲》即《英雄》，是一部革命性的大作品，它的长度和复杂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的人甚至很难理解。在这部光荣的作品里，贝多芬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英雄思想，作品始终贯穿着严肃和欢乐的情绪，始终保持着真挚而深沉的感情。柴可夫斯基曾赞叹说：“贝多芬在伟大的《第三交响曲》中，第一次创造出了无限惊人的精神力量，他在第一乐章中用新的形式和音乐的概括力量，让同时代人为之一震。”

此后，贝多芬创作了著名的《第五交响曲》，即《命运》。这一乐曲堪称第一部真正的革命音乐，灵魂在旋律中复活，年轻而欢快、强烈而纯洁。恩格斯称赞说：“如果你不知道这奇妙的声音，那么你一生就算什么也没有听见。”

第八节·订婚

贝多芬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在1806年5月订了婚。

当年，贝多芬刚到维也纳，就结识了泰蕾兹的伯爵哥哥。泰蕾兹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贝多芬教她弹钢琴，不久她就悄悄喜欢上了贝多芬。1806年，贝多芬与兄妹俩在匈牙利的一个朋友家做客，在那里他们互吐了衷心。

一天早上，他们在一座花园里相遇了。贝多芬告诉泰蕾兹，他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经生活在他心中，不论他身在何处，都能感觉到她赐予他的阳光、纯洁和光明。

他们彼此清楚，那正是一种爱情的美好，于是两人相恋并订下了婚约。

这一年贝多芬谱写了《第四交响曲》，它恰似一朵纯净的鲜花，蕴藏着贝多芬一生中最平静最芬芳的日子。人们从中很容易发现，这一时期贝多芬正在竭尽全力地改变自己，他竭力让一个天才的生活方式和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保持协调一致。爱情调和着他的精神和行为，他一下子变得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在待人处事方面，他也一下子变得彬彬有礼，即使讨厌的人也能容忍。那时，他高雅而浪漫，一切都表现得很健康，很多人都很欢迎他，甚至没有人发现他的耳聋，人们只是说他有点近视而已。但是，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温柔和梦幻之中，细心的人仍能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力量、任性的脾气和遮遮掩掩的愠怒。

贝多芬是一只狮子，狮子在谈恋爱时，只是藏起了自己的爪子。尽管他的那种深沉和平静根本不会持续很久，但是，爱情还是让他一直亲切、温和地生活到了1810年。这期间，多亏了那股柔和的自制力，他孕育出了一个个美好的果实，如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和《热情奏鸣曲》。其中，《热情奏鸣曲》是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下写成的，贝多芬视它为奏鸣曲中最刚劲有力的乐章。

1809年，贝多芬将《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注写日期的信，写着“致永远的爱人”，信的内容也一点不逊色于炽热的乐章：“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的心里装满了说给你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在一起！”

然而，他们的爱情并没能结出幸福的果实，婚约神秘地取消了。

为什么？是什么阻止了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财产和地位的差异；也许贝多芬厌烦了无休止的等待，厌烦了秘密地保守婚约的义务，他觉得那是一种屈辱，所以做出了反抗；也许贝多芬的粗暴、疾病和愤世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他的爱人，使她感到痛苦，而他也对自己感到绝望——所以，婚约毁了。

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泰蕾兹仍深爱着贝多芬。1816年，贝多芬也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仍如同初次见到她时跳得那么激烈。”

就在这一年，他谱写了六首曲乐《献给遥远的爱人》，每一首都感人至深。在笔记中，他说：“屈服，屈服，深深地向命运屈服！你不再为自己而生存，只能为了旁人而存在；对你来说，只有在艺术中才能找到幸福。哦，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自己吧！”

第九节·光荣与辉煌

爱情将他遗弃了，1810年，贝多芬又变得孤独起来。

那时，光荣已来到他面前，正当四十岁的盛年，显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威力。于是，他完全放纵了自己暴烈和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他人的看法，对于一切的一切，他都完全没有了顾忌。是的，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呢？爱情死了，野心死了，所有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是的，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

从此，贝多芬又像一个天才一样，有了不同寻常的精神。他开始不修边幅，开始放肆。他知道，他不仅可以，而且有权力为所欲为，并且对谁都可以为所欲为。

歌德的一位青年女友贝蒂娜·勃朗泰诺，她见过贝多芬，完全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说：“没有一个人，哪怕一个帝王，对于自己的力量具有他这样强烈的意识。我一见到他，差不多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噢，歌德，我甚至忘记了你……我敢断言，这个人远远地走在我们的文明之前。并且我相信，我的断言一点儿不错。”

于是，歌德设法结识贝多芬。

一个大文豪和一个大音乐家，他们终于会面了，但结果却很不投缘。贝多芬十分赞佩歌德的文才，他曾经写信告诉贝蒂娜说“歌德的诗使我幸福”，信中他甚至将歌德与荷马、莎士比亚一并而论。但是，由于贝多芬过于暴躁和自由散漫的性格，两人很难平和地相处在一块儿，从而使歌德受到了伤害。

一次散步中，贝多芬与歌德迎面遇见了一群皇族。行人们纷纷避让，闪向两旁。“亲王们来了，亲王们来了！”歌德也一边说，一边拽着贝多芬的手臂，靠向路边。可是贝多芬却面无表情，无动于衷。歌德只得再一次提醒他避让，谁知，贝多芬不但不躲不让，还高高地昂起了头。皇室们走近了，皇后和太子也都走在一起。歌德连忙靠在了路边，贝多芬却仍旧平静地站在原地。结果，亲王和太子还纷纷脱帽，朝贝多芬致意。事后，贝多芬带着失望与鄙夷的神情，狠狠地训了歌德一顿，然后大踏步地离开了。

对于此事，贝多芬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毫不留情、直言不讳地抨击了歌德，他说：“君王与公卿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而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走在一起时，他们应当仰视我们的伟大。可是，歌德身上的宫廷气太重了，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位大诗人应有的程度。”

对于此事，歌德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贝多芬“是个极为桀骜不驯的人”。

事实上，贝多芬的这一做法和言论，已经伤及歌德的“自尊心”，成为日后两个人关系的“隐患”。

在贝多芬的书架上，歌德的著作被排在最显著的位置。贝多芬喜欢歌德的诗歌，为那些诗歌谱曲，真可谓是慎之又慎。在为《思念》谱曲时，第一乐章就写了多达十六遍。正如贝多芬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为了他（歌德），我死去活来不下十来次……那个夏天以来，只要我在阅读，准是在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杀死了我心中的一个偶像，又重塑了一个新的偶像……其他任何诗人的诗篇都没有像他的诗篇这样容易谱成曲子。”

1810年6月，贝多芬给歌德的悲剧《哀格蒙特》写了十段配乐。谱曲完成后，贝多芬给贝蒂娜写了一封极其热情的信说，“我也准备给歌德本人写信，就《哀格蒙特》向他求教。我为他谱了曲，这纯粹是出于我对他的诗作的热爱，因为他的诗的确使我感到幸福。即便这样，谁又能报答一位伟大的诗人馈赠给他的民族的宝贵财富呢！”

1811年4月，贝多芬果然郑重其事地给歌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伟大的诗人，您将从莱比锡市的一家出版公司那里收到《哀格蒙特》的谱曲。崇高的《哀格蒙特》，一次次让我沉浸在温暖之中。您的文字引导着我思考和感觉，最后我赋予了它音乐。我非常想听到您的意见，哪怕批评也好，因为您的语言总是给我和我的艺术带来裨益，所以我十分愿意把您的批评当作赞扬来接受。”

贝多芬真诚地希望得到歌德的建议或批评，然而，后人在整理贝多芬的书信时，并没有找到歌德给贝多芬的回信。

据说，贝多芬给歌德寄去《哀格蒙特》的乐谱后，当天歌德就邀请一位钢琴家弹奏了几遍。但是，歌德始终没有发表评论。在后来的日子里，歌德对贝多芬也始终保持缄默。可能，贝多芬伤了歌德的“自尊心”后，歌德对贝多芬一直“耿耿于怀”吧。

当然，歌德的缄默并不是冷漠，他是不会忘记贝多芬的。歌德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贝多芬很不幸是一个倔强之极的人，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可憎，这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他或者旁人在世界中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一个处境悲惨的聋子。”终其一生，歌德不曾做什么反对贝多芬的事，但也不曾做过什么拥护贝多芬的事。对于贝多芬的作品，甚至对于贝多芬的姓氏，他都一直保持着缄默。也许，他在骨子里是钦佩而且惧怕贝多芬的，惧怕贝多芬的音乐——那些使他骚乱的音符。

由此可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待真正的、伟大的、崇高的艺术，一定是真诚、坦诚，甚至永远是忠诚的。

就在这一阶段，1812年，贝多芬创作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谐的交响曲。如贝多芬所说，这两部作品中他是最自在的，也是最“尽量”的。作品中充满了快乐和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令人惊愕的机智和巨人式的爆发力，以致好多人在震惊、惶恐之后，抨击“贝多芬疯了”。

在德国北部，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说法：《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他们的直觉没错，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乐章，但也是力量和天才的乐章。贝多芬自己也说：“我是一个酒神，替人类酿制醇酒，是我给予人类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狂热。”

瓦格纳说，贝多芬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结局中描绘一个酒神的庆祝会。也许这是真的，至少贝多芬一定动过这种心思，他的旋律至少可以证明这一点。那种狂乱的欢乐，仿佛单纯为了欢乐而浪费着人的精力。它完全是无目的的，那么坦荡、那么自由的力，超过了贝多芬的任何一部作品。

在《第八交响曲》中，虽然力量没有《第七交响曲》那般夸大和狂乱，但旋律间始终交融一种悲情和一种滑稽，交融着一个壮年的坚强和一个儿童的任性，所以，这一乐章似乎增多了一层奇特，更表现出了贝多芬的特点。

1813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先后兴师讨伐法兰西，独立战争爆发。受到独立战争的鼓动，这一年，贝多芬谱写了《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1814年初，他谱写了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19日，他在许多君王面前，指挥演奏了一首爱国歌曲《光荣时节》。1815年，他为奥德各邦联军攻入巴黎谱写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政治的副产物，比他一切别的音乐更能增添他的盛名。

1814年，是贝多芬幸运和光辉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们把他看作是欧洲的荣光。庆祝会上，各国的亲王们纷纷向他致意，他则相当地活跃，任由那些贵族吹捧和追逐。后来，一幅木刻活泼地记载了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一脸深刻的愤怒和苦恼的皱痕。木刻表现得最逼真的是他的意志，那是一种早年的拿破仑式的意志。

但是，贝多芬的王国和王冠都不在人间。正如他写信给泰蕾兹的哥哥说：“我的王国是在天空。”在写给另一个友人的信中，他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一切王国中唯一的一个王国。”

第十节·冷遇与孤独

光辉的一刻过后，依旧是一贯的凄凉。

说实话，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有过好感。那是一个轻佻浮华的城市，根本不会欢迎一个桀骜不驯的天才。自从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转移到了政治，音乐口味也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永远时尚的民众不厌其烦地听着流行音乐，他们开始排斥贝多芬，开始视贝多芬为迂腐。

这一现象，瓦格纳痛心地抨击说，历史、学术、宗教都在维也纳得到了篡改，整个社会缺乏真理之爱、自由之爱、独立之爱。

其间，贝多芬曾一度得到三位大贵族的金钱资助，但不幸的是，资助都没能持续下去。并且，贝多芬的朋友们也一个个相继离散，死亡的死亡，离开的离开。1816年，贝多芬在日记中说：“没有一个朋友，我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与此同时，贝多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耳朵也出了大问题，由重听变为全聋。自1815年起，他就只能依靠笔头来和外界对话。

1822年，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演奏。可是，他根本听不见台上的歌唱，从第一幕起，他的节奏就延缓了许多，结果乐队跟着他的指挥奏乐，歌手却已经提前唱出了下一段歌词。整个场面混乱了。一名乐队指挥提议休息一会儿，并和歌手低声作了交流，后又重新开始。然而，同样的一幕又发生了，音乐不得不再次中断。

没有人告诉可怜的贝多芬，他已经被淘汰了。

贝多芬又急又躁，他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人们的表情中窥探出症结所在。后来他找到好友辛德勒，请求将情况写在纸上。结果，他看到了十分残酷的一句话：“我恳求您停止指挥吧，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当场，贝多芬猛地跳下台，冲辛德勒喊道：“快走！”

他一口气跑回家，瘫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一言不发。他那般痛苦的神色，一直持续到了吃饭。饭桌上，贝多芬依然痛苦不堪，颓丧不堪。饭后，他才开口留住了辛德勒，说他不想独自待在家里。后来，他又要求辛德勒陪他一起去看耳科医生。也许那一天，正是贝多芬一生中最痛苦、最伤心的一天。耳聋，让一个音乐家的整个身心遭受了最惨重的一击。而后的贝多芬，每一天都生活在可怕的阴影下。

两年后，1824年5月的一天，贝多芬现场指挥了《合唱交响曲》，准确地说是“参与指挥”，得到了全场的喝彩。可是，他根本就听不见掌声，直到一位女歌手请他转身面向观众，他才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正挥动着帽子，向他鼓掌致意。那一场面，大概令失聪的贝多芬振奋了很久。

事实上，很长的一段时间，敏感而孤傲的贝多芬一直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只有离群索居，他才能感到一点安全，只有大自然才能给他慰藉。他喜欢把整个自己投进大自然的怀抱。他的朋友们说，从来没有人像贝多芬一样喜爱花草、云彩和大自然。每天，他都会沿着维也纳的城墙遛一圈，或者独自去乡间散步，从黎明走到夜晚，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很长一段时间，大自然是他真正的避风港。

第十一节·崩溃人心的亲情

虽然一个音乐家赢得了盛誉，但艺术本身卖不出什么价钱，至少那时的维也纳是这样的。贝多芬饱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疾苦，却一直生活在拮据之中。他替加利钦亲王谱写的四重奏，称得上是他最深邃的一部作品，几乎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亲王却一个金币也没付给他。

疾病缠身、精神困顿、经济拮据，艰难一个个找上了门。

1815年，贝多芬一生中最严峻的危机出现了。时年，贝多芬四十五岁，仍孑然一身，膝下无子。他有两个弟弟约翰和卡尔，相比较而言，贝多芬和卡尔的关系要亲密些，他常常在经济上帮助弟弟一家。就在这一年，这位弟弟却不幸患上了肺病，生命危在旦夕。

病榻上，卡尔诚恳地请求贝多芬照顾他的儿子，贝多芬慷慨地点了头。

然而，正是这一应诺，让贝多芬染上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诉讼，彻底地煎熬完了他的精力和心力。

贝多芬的弟媳，卡尔的妻子，是一个喜欢玩乐、放荡不羁的女子。结婚那一年，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了一个与父亲相同的名字卡尔。生前，卡尔与妻子的婚姻并不和谐。所以，他临死立下遗嘱，希望哥哥贝多芬对侄子小卡尔拥有唯一的监护权。但在1815年11月14日，也就是卡尔去世的前一天，遗嘱条文里多出了一条附言。当然，一切都是卡尔的妻子指使律师干的。附言中说：“因为我发现，我哥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可能在我去世之后，要单独抚养和教育我的儿子小卡尔，并剥夺孩子母亲的一切权力，而且我哥哥和我妻子常常意见不合，所以我有必要对我的遗嘱做一些补充。作为一个父亲，我不希望儿子离开他的母亲，而是希望他无论如何都要留在母亲身边，只要他命运允许他这样做。因为一个母亲会像一个伯父一样很好地行使监护权，因此，为了我儿子的幸福，我希望两个监护人保持意见一致，我建议我妻子要谦让一点，我哥哥要克制一点！”

当贝多芬发现这一附言时，已经来不及修订。第二天凌晨，卡尔就离开了人世。卡尔去世不久，贝多芬便向法院提出了一纸诉文，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否认附言的有效性。他指出，孩子的母亲不配享有监护权，因为她曾有劣迹，曾受过刑事法庭的审判。结果，贝多芬的理由完全占了上风，他胜利了。法院裁定：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为他侄子卡尔·凡·贝多芬唯一的监护人。

贝多芬对这一监护权欣喜若狂，他将全部的温情都灌注在了侄子小卡尔身上。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弟弟的死对我是一个极大打击。要从弟媳手中挽救出可爱的小侄子，确实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可是，我成功了。现在，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他送入一所合适的学校。哦，可是，怎样的一所学校才是合适的呢？我正在思索着，我脑中盘旋着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很快这个可爱的宝贝就要永远地亲近我了……”

最初，贝多芬教侄儿钢琴，给侄儿安排了一条高等教育之路，想让他永远摆脱困顿的生活。但是显然，侄儿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他在学校惹出了麻烦，被贝多芬押解回家。之后，他又开始欺骗，而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我亲爱的儿子！”贝多芬苦苦哀求说，“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回报我，像别人说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

贝多芬不善于和人交流，即使是和自己的亲人交流，也会很力不从心。渐渐地，他对侄子深刻的爱，变成了一种严厉的监督。无论在何时何地，他总要注视着侄子的一举一动。小卡尔因恼怒而产生了逆反心理，他说出了一句足够忤逆、足够丧尽天良的话：“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我倒变得更下流了。”

1826年的夏天，卡尔往自己头上开了一枪。他没有死，却差点要了伯父贝多芬的命。那一可怕的事件，让贝多芬苍老了许多，他一下子精神崩溃，没有力量，没有意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一样，从此一蹶不振。

第十二节·欢乐颂

悲苦像一个深渊，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但是，深渊里的贝多芬仍在讴歌欢乐，那原本就是他毕生想要做的事。

早在1793年，贝多芬就立下了这一志向：一定要歌颂欢乐。这一志向，让他激动了一生，踌躇了一生，抗争了一生。在创作了《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后，贝多芬仍徘徊在强烈的兴奋之中，他仍不满意，仍要将快乐的音符撒向大地，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九交响曲》，这是一部具有突出地位的巨著。

维也纳会议后，奥地利反动统治阶级开始了对人民的血腥镇压。那是一段血腥、黑暗和艰难的日子，贝多芬日渐衰老，却始终忠于革命的信念，没有向反动势力让步。甚至，他常常公开地抨击残暴的统治政权，嘲讽地说：“嚯，比我们的大人物更渺小的人是没有了，他们是宫廷的奴隶，又是人民的主人。”

黑暗统治时期，贝多芬坚信通过斗争一定会得到自由和幸福。他一直以音乐为号角，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这种高贵的人文精神，在他的《第九交响曲》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最后一次将英雄斗争作为音乐的主题。并且，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民众能够理解这一思想内容，在最后的一个乐章中，贝多芬要求用人声来歌唱席勒《欢乐颂》中的一部分诗句，引导民众穿越黑暗和绝望、痛苦和沉思、冲突和畏惧，走向自由和解放、团结和友爱、胜利和欢乐。

早在十九岁时，贝多芬就读过了席勒的《欢乐颂》，并有用音乐来烘托这首颂歌的想法，但一直未能如愿。现在，他的《第九交响曲》正在孕育“从黑暗到光明”的一种生命历程，所以他决定将《欢乐颂》作为他音乐的思想核心，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期待中的人们。

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的《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第一次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贝多芬的气息、贝多芬的呼喊、贝多芬的抑郁、贝多芬如醉如狂的激情，再一次震撼了民众。

当《第九交响曲》的欢乐旋律第一次热情奔放时，奏乐突然中止，出其不意的一片静默，使得音乐笼罩上了一种浓烈的神秘和神圣。“欢乐”自天而降，遍布在庄严的宁静里；主题接着过渡，先是一片低音旋律，带着一种严肃而压抑的情调，慢慢地，“欢乐”靠近了生命，抓住了生命；接着，在欢乐的抗争中，宗教的醉意渲染了天空，人类向苍穹张开了双臂，最后是一场神圣的宴会，人们挣脱一切，将爱和自由紧紧搂在了怀里。

民众沸腾了，巨人终于战胜了放肆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震慑了。

演奏会上，掌声持续不息，爆发了五次。在讲究礼仪的维也纳，即使皇族出场，习惯上也只是恭送三次掌声。显然，那场演奏会失控了，台下一片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了起来，包括贝多芬，也因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最后，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可是，成功是辛酸的，是焦头烂额的。

音乐会从来也没给贝多芬挣过什么钱，当然，那一场音乐会他也分文未得。他已贫困交加，却只能窘迫地生活。从1824年冬天到1825年春天，贝多芬一直胃痛、吐血，身体衰弱到了极点。他常常害怕自己会在一场暴病中送命。在给侄儿的信中，他说：“我衰弱到了极点，长眠不醒的日子快要降临了。”

后来的几年里，《第九交响曲》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柏林成功演奏。

尽管孤独无依，尽管贫困交加，贝多芬还是在抗争——战胜人类的平庸，战胜命运的玩弄，战胜自己的痛苦。

第十三节·落幕

赋予音符一个不息的生命，贝多芬已抵达了一生的终极目标，贝多芬已抓住欢乐！

显然，《第九交响曲》胜利了，它在贝多芬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光荣的印记。尽管生活是困顿的，尽管心灵时不时会跌进泥泞，尽管头顶笼罩着阴云，贝多芬依旧要赞颂欢乐，要创造欢乐。

1824年9月17日，在写给肖特兄弟的信中，贝多芬说：“艺术之神一定还不愿意死神把我领走，因为我还亏欠很多。在我出发去天国前，我必须把艺术圣灵启示给我的一切、摊派给我的一切，尽可能地留在世上。这么看来，我似乎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

1826年，施皮勒医生在见到贝多芬时，肯定地说，他变得容光焕发了。这一年，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拜见贝多芬时，反倒是贝多芬鼓励了一番这位颓丧的诗人，他说：“假使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体力和意志，那该有多好啊！”当时，专制政府钳制着一些自由的思想，于是格里尔巴泽痛苦地说：“我没有言论权了，专制把我杀害了。倘若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

渴望生命、渴望欢乐、渴望自由，一切又在召唤贝多芬。

可怜的人们都藏匿了，贝多芬却站了出来。他对警察、政府、贵族，总是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公众面前也是这样。他强烈抗议几类事件：法院专制，攀附权势，程序繁琐，完全妨害诉讼的进行；警察粗暴无礼，滥用权力；官僚政治腐败无能；颓废的贵族享有特权，独霸国家最高职位。所有这些牢骚，警察局明明知道，因为贝多芬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天才，所以才让他太平无事。

晚年，贝多芬的政治思想，集中反映了1814年至1830年间欧洲知识分子反对专制、赞成共和、追求自由的真挚理想。没有一种权力，可以钳制贝多芬的思想。当时，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是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正如一个诗人所说，文字被束缚了，幸而音乐还是自由的。

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艰难，贝多芬却谱写出了一曲曲全新的音乐，有嘲弄的睥睨一切的，也有灿烂的快乐的，特别是他去世前几个月的作品，结尾都格外地轻快。当然，这种快乐并不是我们每一天都司空见惯的那种快乐，它时而是一种嬉笑怒骂，时而是一种战胜了苦难的清冽的微笑。总之，那个日渐衰弱的人，他是战胜者，他赢得上永生，他不相信死神。

然而，死神，终于还是来了。

1826年11月，在贝多芬为了侄儿的前程到处奔波之后，得了胸膜炎，病倒在了维也纳。他的病起先是肺部感染，折磨了他六天，第七天他觉得好了一些，可以下床走路、看书和写作。但是，第八天，消化道的疾病突然暴发了，外加循环系统的疾病，他开始身体发黄，剧烈地腹泻、呕吐，死神几乎在当天晚上就要了他的命。

从那天起，贝多芬身上出现了水肿，并不断地加剧。后来医生分析，那次发病一定有什么精神上的原因。因为在发病前，贝多芬曾一度大发雷霆，浑身颤抖，非常苦恼，打着寒战，甚至不住地在痛楚地痉挛。只是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让贝多芬如此愤慨。

据说，贝多芬生病时，他的朋友一个也不在身边。他让侄儿去请医生，结果那个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将自己的使命忘得一干二净，两天后才恍然想起。医生来得晚了一步，并且水平也很差。就这样，贝多芬在病痛中煎熬了三个月，他那运动家般的体魄很快崩溃了。

1827年1月3日，贝多芬正式立他亲爱的侄子为合法继承人。这时，他想到了莱茵河畔的亲友，于是写信给韦格勒说：“我肚里不知还有多少话想说给你啊！但是，我太虚弱了，我什么都做不成了，只能在心里一次次拥抱你，拥抱你和你的洛申。”此后，如果不是几个朋友的帮助，贫穷和苦难或许要纠缠他到生命最后的一刻。

1827年2月17日，贝多芬躺在弥留的床上，已经经过了三次手术，他正等待着第四次。然而，这一期间，他竟非常温和，非常忍耐，心似乎平静到了极点。他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明白了，原来，一切灾难都带着几分善意。”

那个善，就是解脱。

1827年3月26日，在一阵风雪中，在一阵响雷中，贝多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临终前，他嘴唇微张，用拉丁语说了最后一句话：“朋友们，鼓掌吧，喜剧就要落幕了！”

他说，喜剧就要落幕了，我们却说是一生悲剧的结束。

伟大的音乐家去世后，他的手稿、书籍、家具被全部拍卖，总价值不过一千五百七十五法郎。二百五十二件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卖得九百八十二法郎。一万多页的《谈话笔记》仅卖了一法郎多一点。

第十四节·结束语

多么亲切的一声称呼“亲爱的贝多芬”！“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赞颂他艺术的伟大。但是，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他还象征着艺术的一种超凡的力量。对于那些在苦难中抗争的人来说，贝多芬就是一个最伟大和最亲密的朋友。

当我们因劫难而忧伤的时候，他会走到我们身边，就像坐在一位穿着丧服的母亲身旁一样，默默无语地在钢琴上奏响一曲隐忍的悲歌，安慰那流泪的人。当我们在善与恶的斗争中一天天庸俗、一天天疲惫的时候，到他那意志与信仰的海洋里沉浸一下吧，你将获得无可言喻的新鲜力量。

贝多芬赠予我们的是一种奋斗的勇气，一种拼搏的欢乐，一种亲切的与天地共醉的激情，在他与大自然永不停息的沟通之下，我们获得了深邃的智慧。有人评价他的《第五交响曲》说：“当然，你时常会听到它，但它对你始终有一股永恒的威力，就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虽然时常会发生，却总令人惊异和震慑。”贝多芬的密友辛德勒也评价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

说得不错，贝多芬是属于自然界的一股力，那一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产生了一场交战，孕育了一场荷马史诗般的壮阔景象。

贝多芬的一生，像一个十足的雷雨天：

清晨，天空明净如水，仅仅吹拂着几丝懒懒的微风。但是，静止的空气中已隐藏着急促的呼吸和沉重的脚步。然后，突然间一个巨大的乌云卷过，一声悲壮的雷吼，一阵又一阵的狂风，一切都发生了，既可怕又静默，恰如一场《英雄交响曲》。这时，阳光下的明丽还没有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绝望里依旧生长着一缕希望。

但是后来，以1810年为界，仿佛日光一下子变得昏暗，一个饱满的心灵蔫了。清晰的思想像水汽一样在升腾，忽而四散，忽而凝聚，那种又凄苦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整颗心。欢乐往往得在薄雾般的回忆中寻找，有时会浮现，有时会被完全淹没。那种欢乐，大概只有每一曲的曲终，才能在一阵狂飙中重现。那种欢乐，本身也蒙上了苦涩和狂野。音符和情感，所有的一切都混合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

黄昏将临，雷雨也即将来临。层云密布，电闪雷鸣，黑压压的一片，挟带着暴风雨，那就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狂风暴雨降临之时，昏暗的天空裂出了一道缝，黑夜被赶走了，由于意志的力量，明媚的太阳又挂在了头顶。

什么样的胜利可以和贝多芬的胜利相比呢？拿破仑的哪一次战役曾拥有过这样的荣光，或者，获得过这种心灵上的凯旋？

一个极其不幸的人，挣扎在贫困、残疾、孤独、痛苦中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给世界创造了欢乐！他用苦难铸造欢乐，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用苦痛换取欢乐”。这句话正是他心灵的箴言，是他英勇的一生。

1827年3月29日，贝多芬的葬礼在维也纳举行。全城的学校都停课以示哀悼，两万余名群众护送着他的灵柩，前往永远的圣地。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一句铭文：“当你站在他的灵柩前，笼罩着你的一定不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只有对他这样一个人才可以说：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第二章 贝多芬遗嘱

第三章 贝多芬书信

贝多芬致阿曼达牧师的信

贝多芬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的信（一）

贝多芬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的信（二）

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致贝多芬的信

我亲爱的朋友，难道你永远也不想把自己的眼睛从圣·艾蒂安教堂顶上移开吗？难道旅行对你就没有一点儿吸引力吗？难道你就永远不想看看你的莱茵河吗？洛申和我，我们向你表示我们无限的恳切之情。你的老友韦格勒1825年12月28日于科布伦茨

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致贝多芬的信

贝多芬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的信（三）

贝多芬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的信（四）

贝多芬致莫舍勒斯的信

米开朗琪罗传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里，有一尊名为“胜利者”的大理石雕像。那是一个裸体的男青年，体形健美，额头很低，鬈发覆盖其上。他昂首挺立，膝头踞曲在一个囚犯的后背上。囚犯满脸胡须、蜷伏着身子，脑袋极力向前伸，仿佛一头被牵制住的牛。但是，胜利者并没有去注视自己膝下的囚犯。他高举的拳头在将要出击的一刹那，突然停住了，他把身子向后仰去，把胳膊向肩头折回。他的目光游离向别处，嘴角满是悲伤。胜利了又有什么用呢？胜利使他感到厌烦，他已经不再需要胜利。他战胜了，但同时也被打败了。

这尊折翼的胜利之神，出自米开朗琪罗之手，他长期将其珍藏在工作室，这是别的雕塑从未享用过的待遇。米开朗琪罗逝世后，好友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甚至想要把“胜利者”移到米开朗琪罗的墓地里去。这尊名为“胜利者”的雕塑到底有何神秘之处呢？其实，“胜利者”就是米开朗琪罗本人，它象征着他的一生。

痛苦是无穷无尽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痛苦源于残酷的事物，如灾难、疾病、多舛的命运、险恶的人心。有的痛苦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米开朗琪罗的苦痛，就是这后一种痛苦。他充满力量，他生来便是一个奋斗家，一个胜利者。他不断战斗着，不断胜利着。然而取得胜利时，他却迷茫了。他要的不是胜利，他的期盼并非在此。一个人具有英雄的天赋，却没有实现的意志；具有专断的热情，却没有奋激的愿望。这是多么尖锐的矛盾！这是多么悲痛的人生啊！

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的伟大。但是，我还是要奉劝大家，永远不要期盼寻找到另外一桩伟大。我们永远不会说：“这个人太伟大了，世界都无法容纳他。”精神的忧虑并不能作为一种判断伟大的标志。一个人是伟大的，但他缺乏人与物之间、生命与其原则之间的协调。这种弱点并不是一种伟大。为什么要企图去隐瞒他的这种弱点呢？难道软弱的人就不值得去爱吗？其实，他倒是更值得大家去爱，因为他对爱的需求比谁都迫切。我绝不去虚构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形象。我憎恨那种卑怯的理想主义。它使大家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必须要对那些被梦想与豪言壮语所蒙蔽双眼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且去爱它。

我在这里介绍的命运的悲剧，就是提供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形象的悲剧，它源自心灵的深处，它不断地啃啮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这便是伟大人类的最强大的代表之一。这个代表就是那位伟大的基督徒，一千九百年来，他那痛苦而坚定的呼唤一直响遍西方。

如果尘世的事迹能保存在人类记忆中，那么在将来的某一天，在许多个世纪之后的一天，那些活着的人，他们会站在自己堕落的深渊旁，对这个消失的种族发出赞叹、恐惧和怜悯。

然而，有谁比我们更能切身体会那种感觉呢？那种又惊又佩又恶又怜的混杂感。我们从小就领略过这种悲痛，我们从来都熟知基督教悲观主义那苦涩而又醉人的味道。为了避免堕入虚无的幻象中，我们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力气。

假使你们的痛苦消失了，世界将会变得一片贫乏。在当今这个时代，无数人在苦痛面前发抖，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幸福。然而，他们要求的那些幸福往往是别人的灾难。他们真是一群渺小的卑怯之徒。人们，正视痛苦，尊敬痛苦吧！痛苦和欢乐一样值得颂赞！痛苦和欢乐是两姐妹，她们是圣者，她们造就世界，培育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量，是生命，是神明。一个人倘若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那么，他便是既不爱欢乐，也不爱痛苦。一个人倘若能够同时爱她们，才能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世时的温馨。罗曼·罗兰

引言

灰暗阴沉的宫殿矗立在地，长矛一般的塔尖刺破苍穹；枯索柔和的山冈绵延消失在天际，圆盖形的杉树在山顶摇曳；大片的橄榄林随风摇摆，宛若银光闪闪、起伏不定的波浪。这里便是米开朗琪罗的故乡——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相貌讽刺的洛伦佐·特·梅迪西，嘴巴阔大的马基雅弗利，染着黄发的波提切利，贫血的维纳斯，在这里会合。狂热、骄傲、神经质是这里特有的气息。这种气息极易沉溺到盲目的信仰中去。于是，宗教与社会运动不时地掀起一阵阵狂潮。

在佛罗伦萨，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同时每个人又都是专制的。这里的生活如天堂般的舒适，人生却如地狱般凄惨。这里的居民，热情而聪慧，易怒而又顽固。他们心思多疑，口舌像刀枪一般尖利。他们互相试探、互相嫉妒、互相吞噬着。这里容不得莱奥纳多·达·芬奇般的自由思想者。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工程师受到了种种排斥。画家波提切利也只能像一个苏格兰的清教徒般，在幻想的神秘主义中度过一生。宗教改革家萨伏那洛拉被一帮坏人所利用。他举火焚烧艺术品，让自己的僧徒们围着火堆舞蹈。然而，三年后，这火又死灰复燃地烧死了他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城市里，米开朗琪罗使得人们狂热。可是，他对同胞们没有一丝的温婉之情，他对他们态度严酷，却又深深地爱着他们。他的伟大才能使得他蔑视、嘲笑那些矫饰的艺术精神，平凡的写实主义以及精微玄妙的伤感和病态。

他无法像达·芬奇一样对自己的国家淡漠地微笑。米开朗琪罗对自己的国家无比依恋，他一旦远离佛罗伦萨，就会害思乡病。他在罗马时，曾在信中写道：“我不时地坠入深切的悲伤与苦痛中去，就像是那些远离家庭的人一般。”

一生中，他想尽办法要住在佛罗伦萨。即使在战争的悲惨时期，他也坚持留住在那里。他甚至想过，假使生前回不到故乡，那么死亡便是一种幸福，因为死了之后，他便可以埋葬在故乡佛罗伦萨。

米开朗琪罗对自己的血统和种族非常骄傲。佛罗伦萨的地方志上从12世纪起就记载着：博纳罗蒂·西莫内，裔出塞蒂尼亚诺。这一点令他感到无比自豪。他在给侄子利奥那多的信中，曾写道：“我们是中产阶级，是最高贵的世裔。我们的家族是最老最高贵的家族。”他试图重振家族的门第，让自己的家庭恢复旧姓西莫内。他甚至想过在佛罗伦萨建造一个西莫内庄园。但他的兄弟们非常平庸，其中有一个还在靠推车生活。于是，他便灰心丧气了，他为如同乡下人一般生活的兄弟感到惭愧。

1515年，教皇利奥十世来到佛罗伦萨，米开朗琪罗的兄弟博纳罗受到了封绶。对此，米开朗琪罗感到非常骄傲。

1520年，他收到了亚历山德罗·特·卡诺萨伯爵的来信。伯爵在信上说，他们原本是亲戚，伯爵的家谱可以证明这一点。伯爵在撒谎，米开朗琪罗却相信了这个谎言，他竟然想过要掏钱买下卡诺萨的宫殿，传说那里是他祖先的发祥地。他甚至嘱咐孔迪维，在给他写传记时，把法王亨利二世的妹妹，以及玛尔蒂尔德大伯爵夫人都列入他的家谱里。

米开朗琪罗不喜欢别人把他称作艺术家。他曾说：“请不要把我叫作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雕塑家，或者画家。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我将永远保留家族的光荣。”

他对自己的家族抱原始的、野蛮的、宗教般的观念。他情愿为了家族牺牲一切，包括卖掉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他还要求别人像他一样牺牲。他蔑视自己的兄弟和侄子，同时又尊重他们的继承人身份。他在给他们写信时，总是说：“我的世系们，请维持家族的血脉，不要让它中断。”如果把种族的迷信和盲从比作上帝造人时用的泥团，那么，米开朗琪罗便是从这泥团中诞生的。只是，他身上具备了一些泥团所没有的清澄，这便是天才的禀赋。

假如你不相信世上有天才，或者不知天才是什么样子，就请看一看米开朗琪罗吧！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被天才的禀赋所限制。天才的禀赋投入他的怀抱，却把他给征服了。他那薄弱的意志、脆弱的心灵、孱弱的肉体根本无法承受这一种狂乱的天才的爆发。

他被过分的力量所驱使，持续不断地兴奋地生活、工作。过于激烈的力量和热情令他感到痛苦，他只能不停地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歇。

他写道：“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地工作，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外，我什么都不想。工作使我感到筋疲力尽。”

这种病态的需要，使他的业务一天天多起来，使他接受那些自己所不能完成的工作，而且也使他堕入偏执的深渊中。

他曾想把一座山做雕塑。如果他想建造一个纪念物，他首先会用上几年的时间到石厂中去挑选石块，修造一条搬运石块的大路。建造宫殿，修饰教堂，那些需要许多个人要做的事，他偏要独自去完成。他希望自己成为各种能人：工程师、手工人、凿石工人……

他的生活似乎是一种苦役。他甚至抽不出时间去吃饭睡觉。在他的信件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语句：“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吃饭……我没有空吃东西……十二年以来，我的肉体被疲倦击毁了，我缺乏一切生活用品……我没有一个金币，我衣不蔽体承受着痛苦的煎熬……我在悲惨与痛苦中求生……我和患难做斗争……”

当然，这些苦难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中。事实上，米开朗琪罗是非常富有的。他拼命地挣钱，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死后，人们在他罗马的寓所发现了七八千金币，可兑换成四五十万的法郎。这些金币都是他私藏的财产。在佛罗伦萨，他同样有大量的财产，六处房产，田产也有七处。然而，他置办这些财产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他自己舍不得享用一点财富。再说，财富对于他有何用呢？他像穷人一样生活着，他被劳苦束缚着，就像一头驴子被套上了磨盘。没有人知道他受苦的原因，没有人懂得他为何会不由自主地去受苦；更没有人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是一种需要。就连那与他性格相像的父亲，也无法理解他。

父亲给米开朗琪罗写信时，曾抱怨道：“你弟弟告诉我，你生活非常节俭，甚至节俭到了悲惨的境地。节俭是一种好习惯，可是如果节俭到悲惨那就不好了。如此下去，你的身体和心灵会受到摧残的。你现在还年轻，还能承受这极度的劳苦。当你渐渐衰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这样做的恶果：疾病和残疾会一个个冒出来，它们都是由你那凄惨的生活习惯滋生的。你不应再这样生活下去。别再过得那么悲惨了，注意自己的饮食和营养，不要过度地劳累。”

然而，父亲的这些话并没能起任何效果。米开朗琪罗，依旧过着过度节俭、劳累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对自己好上一些。他每天的食物仅是一点面包和葡萄酒。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仅有短短的几个钟头。当他在博洛尼亚为尤利乌斯二世铸造铜像时，他和三个助手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因为，他不愿花钱添置一张新床。工作非常劳累，每天他都和衣而睡，连靴子也不脱。一次，他的腿肿了，靴子怎么也脱不下来。于是，他只好拿来刀子，割开靴子，脱下来时，腿上的皮肉都扯下来了。

他如此不注重衣食起居，终于拖垮了身体。疾病前来找他了。他经常病倒，竟然患过四五十次的重病。有几次，他发高烧险些送了性命。他的眼睛、牙齿、心脏都出了问题。他患了神经痛，晚上睡觉时尤为厉害。睡觉对于他而言，简直是一种折磨。疾病侵扰着他，他宁死也不肯去请医生。于是，他过早地衰老了，到四十二岁便感到了体力不济，工作上一天后，必须休息上几天才能缓过来。

这苦役似的生活使他身体遭受着痛苦，同时也影响到了他的精神。消极的情绪侵蚀着他，狂乱的痛苦纠缠着他。这是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遗传着的一种病。他的父亲一直在过分的狂热中煎熬着。他写信安慰父亲，“请不要恐慌，不要发愁。”

然而，米开朗琪罗自己遭受的苦痛要比父亲还严重得多。无休止的工作，极度的疲劳，令他精神紧张。他陷入种种迷乱与猜疑中去，他怀疑自己的敌人，也怀疑自己的朋友。在他看来，完美的友谊中往往暗藏着黑暗的阴谋——亲密的朋友将会毁损他的名誉和生命。忠实的卡瓦列里就受过他的猜疑。他甚至猜疑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他认为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希望他死去。

一切都令他感到不安，他在一种狂乱疯癫的状态下生活。就连他的亲人也嘲笑他的这种极度不安。他承受的痛苦多了，竟然把痛苦当作了一种嗜好。他从痛苦里发现了快乐，他曾在诗歌中写道：“越让我痛苦的，越使得我快乐。”对他而言，一切都是痛苦的根源，包括爱情和善心。“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极少的幸福都是一种丰满的快乐。但是，幸福会减弱人的欲望，痛苦却能锻炼人的意志。”他在诗中写道。他又说：“一切的事物都令我感到悲哀，包括善心，因为它存活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楚。”

欢乐在他眼中也已经成了一种悲哀。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远离欢乐而去接近痛苦。在无垠的宇宙中，他看到的，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全世界的悲观主义都包含在这句绝望而偏执的诗句中：“无限的欢乐，抵不上一个微小的痛苦。”“他那摧残人的精力，把他和世人几乎完全隔绝了。”米开朗琪罗的好友孔迪维说。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们，人们也恨他；他爱人们，人们却不爱他。人们对他既佩服又害怕，到了最后，竟对他产生了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他统治着自己的时代。于是，他稍感欣慰。他站在高处俯视人们，人们站在低处仰视他。黑夜围绕在他周围，他的思想如同流星一样划破黑夜。他的内心充满忧郁，这忧郁使得一切都本能地躲避开他。于是，他的周围只有一片空虚。比孤独更可怕的是，他封闭了自我。他和自己较劲，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否定自己，甚至毁灭自己。

他优柔寡断，他无法在两个计划或是两个作品中做出选择。这种缺点不仅表现在艺术上，还表现在政治上、行动上以及他的思想上。

他是一个弱者，他在各个方面都是弱者。过多的顾虑使他苦闷；过重的责任心，使他不得不去干最平庸的活儿，例如搬运石头。

在王权贵族面前，他是懦弱的。他蔑视屈服于王权的人，把他们称作“亲王的驴子”。然而，他自己却屈服于权贵。他逃避教皇，结果仍是听凭教皇的使唤。他反抗主人们对他的控制，最终却又不得不让步。他努力地挣扎着，却没有力量去战斗。

在爱情面前，他毫无尊严可言。他把一个平庸的人——托马索·卡瓦列里当作了天才。

在恐惧面前，他是懦弱的。他突然陷入神志错乱的恐惧中。他害怕极了，他在意大利到处逃窜。1494年，他被某种幻想吓得逃出佛罗伦萨。1529年，佛罗伦萨被围，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要逃到法国去。事后，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于是，他立刻返回陷在围困中的佛罗伦萨，保卫国土，直到战争结束。然而，佛罗伦萨被攻陷时他却是吓得浑身发抖。

他为自己的胆怯感到耻辱。他看不起自己。为此，他病倒了。他打算死去，因为这样就不会受他人的支配了。人们也以为他不行了。但是，他却无法死去。他的身上有一种求生的力量，这力量拖拽住他，所以他无法以死求得解脱。于是，他只能活下来，继续受苦。“让我痛苦，让我痛苦吧！我的过去，没有一天是属于我的。”他陷入了疯狂的矛盾和热情中。他绝望地喊着：“上帝！上帝啊！有谁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啊！让我，让我不要再回复那个自己吧！”他在诗歌中呼唤。

这悲怆的呼声，至今还回荡在京都博物馆中。多少人从那幅名为《最后的审判》的画前走过，却没有发现米开朗琪罗自画像就在其中。然而，一旦有人发现，便永远也无法忘记。

他中等身材，肩膀宽阔，骨骼与肌肉突出的很厉害。身体由于过度劳作而变了形，走路时，头向上仰着，背伛偻着，腹部向前突出。头颅是圆的，黑色的头发乱蓬蓬地虬结在一起。额头又宽又方，眼睛很小却充满了悲哀而强烈的感情，瞳仁的光彩时常在变化，有时为黄色，有时为蓝色。鼻子很宽很直，从鼻孔到口角有很深的皱痕。嘴巴非常精致，下唇稍稍前突。像传说中的牧神那样的胡须簇拥着两片颧骨突出的面颊。

悲哀与犹豫的神情笼罩着他的面相。凄惨的目光令人心生怜悯。

我们同情他，同情这个品尝过一切苦难的人。他目击自己的故乡沦陷，他目睹意大利沦陷外族之手，他目睹自由的毁灭；他眼看艺术的光辉一束束熄灭；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爱的人一个个离世。

他站在死亡的门槛前，回首过去。他无法安慰自己说，自己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自己做了所有能够做到的事。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虚度了。

九十年来，他费尽心血，竟没实现梦想的万分之一。他认为重要的作品一件也没有完成。几个完成的图稿、铜像被毁掉了。一些建筑计划流产了。他身为一个雕塑家，唯一自始至终完成的却是一幅又一幅的绘画。这是多么大的嘲讽啊！

他在悲伤中告退了。文艺复兴时期，傲视一切的光芒，消失在死亡带来的黑暗中。

他被命运击败了吗？不，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战胜者。他离开了，却留下了璀璨的艺术作品。当我们享受他那些天才结晶品时，却忘记了他为此所流的鲜血。

现在，我愿把这鲜血洒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看到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传

第一节·童年

卡森蒂诺的卡普雷塞有着“飘逸的空气”。岩石、桐树、亚平宁山，是卡普雷塞独特的风景。1475年3月6日，米开朗琪罗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

米开朗琪罗的父亲是地方的法官。他脾气暴躁，害怕上帝。母亲在米开朗琪罗六岁时，得病去世了。米开朗琪罗有一个名叫利奥那多的哥哥，此外还有三个弟弟，他们分别叫博纳罗托、乔凡·西莫内、西吉斯蒙多。

米开朗琪罗出生后，母亲的奶水不足，所以把他送往一个石匠的妻子那里喂养。他成名后，曾幽默地说，他之所以成为一位优秀的雕塑家，是因为吃了石匠妻子的乳汁。

后来，米开朗琪罗上学了。可是，除了素描，他对其他功课并不感兴趣。他在素描上狠下功夫。为此，父亲和叔伯很看不起他，还经常打骂他。他们讨厌艺术家的职业。在他们看来，家里出一个艺术家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缺乏母爱，又整天挨父亲的拳头，米开朗琪罗从小就知道人生的残暴与精神的孤独。

但是，米开朗琪罗是固执的，他的固执最终战胜了父亲的固执。十三岁时，他到佛罗伦萨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画室学艺。当时，在整个佛罗伦萨，这个画室是最大、最好的一个。米开朗琪罗学了不久，便展现出惊人的才华。有人说，他的老师都开始嫉妒他了。

一年后，米开朗琪罗离开了画室。绘画已经令他厌倦了。他要寻找一种更有力量、更伟大的艺术。他来到了洛伦佐·特·梅迪西办的雕塑学校。学校地处圣马可花园。梅迪西亲王非常赏识他。亲王让他住在宫殿里，并允许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吃饭。于是，米开朗琪罗的童年时代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度过了。他阅读古籍，沐浴在柏拉图研究的风气之中，陶醉在先哲们的思想中，沉湎于怀古的生活中。于是，他心生崇古的信念，似乎变成了一位希腊雕塑家。老师波利齐亚诺非常器重他。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他雕出了《半人半马怪与拉庇泰人之战》。这座以力量和壮美为主旨的浮雕，展现出了少年米开朗琪罗过人的才华与勇气。

后来，米开朗琪罗前往卡尔米尼寺去临摹马萨乔的壁画，同去的还有洛伦佐·迪·克雷蒂、布贾尔迪尼、格拉纳奇、托里贾诺·德尔·托里贾尼等人。同伴们经常嘲笑米开朗琪罗，说他画画不如他们。一天，他和虚荣狂妄的托里贾尼起了冲突。托里贾尼一拳打破了他的脸。事后，托里贾尼没有丝毫悔意，还到处炫耀说：“我握紧拳头，猛地打在他的鼻子上。我的拳头是那么有力，把他的鼻骨都打碎了。就这样，我送给他一个终生的纪念。”

1490年，一股宗教狂热席卷了佛罗伦萨。教士萨伏那洛拉，手持多明我派的《启示录》到处说教。这位教士对罗马教皇发出猛烈的攻击，向全意大利宣扬神威。

佛罗伦萨的民众人心惶惶。大家像疯子一样在大街上奔跑着、哭喊着。一些富有的市民纷纷追随萨伏那洛拉。一些学者、哲人也觉得萨伏那洛拉的话很有道理。米开朗琪罗的哥哥利奥那多也加入了多明我教。

米开朗琪罗也被惊惶传染了。萨伏那洛拉自称“预言者”，说法兰西王查理八世将是神的代表。这时，年少的米开朗琪罗不禁开始害怕了。

四年后的一天，米开朗琪罗的一个朋友，卡尔迪耶雷告诉米开朗琪罗，自己梦到了去世的亲王梅迪西，死者预言儿子彼得将被逐出国土。亲王梅迪西于1492年逝世，儿子彼得继承了他的爵位。卡尔迪耶雷还说一切预兆说明佛罗伦萨将大祸临头。

听了卡尔迪耶雷的话，米开朗琪罗吓坏了，第二天他便逃跑了，一直逃到水城威尼斯。这是米开朗琪罗第一次为迷信而大发神经病。以后，类似的事情数也数不清。虽然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羞愧，但他却没有办法不去害怕。

这年冬天，他回到博洛尼亚过冬，远离了宗教派别对年轻人的煽动和蛊惑。他那少年的躁动平静下来了。他把预言者及其可怕的预言完全忘记了。他住在朋友的家里，静静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他阅读了彼特拉克、薄伽丘和但丁的作品。世界的美丽使他重新振奋起来。他雕了几尊神像，却毫无宗教的意味，他只是在骄傲地表现力和美。

第二节·来到罗马

在1495年春天，米开朗琪罗路过佛罗伦萨。当时，党派与党派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正在相互攻击，相互斗争。但此时的米开朗琪罗已经成熟了。无论周围的人如何狂热，他都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他雕刻了一件颇有古典风格的作品——《睡着的爱神》。人们讥笑他的雕塑落伍了。其实，这尊恬静而优美的雕塑蕴含了米开朗琪罗对乱世的嘲讽，以及对萨伏那洛拉派的绝对论的怀疑。

米开朗琪罗把《睡着的爱神》以三十个金币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罗马商人。这个商人又以两百个金币的高价将雕塑卖给了罗马的红衣主教。红衣主教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他派出使者前往佛罗伦萨，向米开朗琪罗讨其他的作品。

然而，当时米开朗琪罗并没有什么作品。于是，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只非常有男子汉气概的手。使者看到这幅画欣喜万分，立即邀米开朗琪罗去罗马。

这样，在1496年，米开朗琪罗第一次来到罗马。当他在罗马沉醉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时，教士萨伏那洛拉正在佛罗伦萨焚烧“虚妄和邪道”的书籍、装饰物和艺术品。

一年后，致力于创作的米开朗琪罗，雕刻出了三件优秀的作品：《醉的酒神》《垂死的阿多尼斯》和《爱神》。而那位焚烧“狂妄之物”的萨伏那洛拉却落得了一个被烧死的悲惨结局。

对于佛罗伦萨的事变，米开朗琪罗没有任何的表示。他沉默着，在他的信件中，找不出一点关于此事的痕迹。

然而，他却雕刻成了《哀悼基督》。这件作品是为圣彼得教堂而做的。题材就是耶稣殉难后，从十字架被卸下，赤身裸体地躺在圣母玛丽亚的膝上。死了的耶稣，躺在圣母的膝上，似乎只是睡着了。圣母从头到脚披着轻纱，脸庞看起来比耶稣还要年轻。

这件作品吸引了许多人，几乎有一半的罗马居民都前来观看。然而，很多人却认为米开朗琪罗把圣母雕刻得太年轻了。“圣母也太年轻了。”“是呀！她看起来比耶稣还要年轻。”“你雕刻的是一对母子吗？”“圣母这么年轻，怎能体现出她那使人敬畏的伟大？”

人们议论纷纷，不少人还出言嘲讽米开朗琪罗。“难道你们不觉得圣洁的女人比男人更青春永驻、美貌长存吗？一个贞洁的女人，是不会过早衰老的！”米开朗琪罗反驳道，他用宗教的理由，解释了自己作品的理念。

也许，很少人发现，这件作品除了有着希腊风格的线条，还混杂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哀伤：美丽的躯体沉浸在凄凉的氛围里。

米开朗琪罗的内心已经被哀伤占领了。他变得非常阴沉，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忧患和罪恶的环境，一种专制暴烈的力量钻进他的内心。从此，他被这力量牢牢地束缚了，至死也没有喘上一口气。他被天才的狂乱控制了，战胜它是那么的困难。然而，为了自我的光荣和家人的骄傲，他却赌咒要战胜它。

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他的身上。家人向他要钱，他没有钱却不可拒绝。他是那么的骄傲，宁愿把自己卖掉也要答应家里索钱的要求。他拼命地工作，顾不得吃饭，睡在潮湿阴冷的地方。他的健康遭到损害：一面的肋腹甚至肿起来了。他的精神受到折磨：他患上了神经性头痛。

父亲写信责备米开朗琪罗的生活方式。固执的米开朗琪罗不肯听从，在回信中写道：“我所受的一切痛苦，我是为你们受的，我一切的忧虑，我是因为爱护你们而有的。”

第三节·返回故乡

米开朗琪罗于1501年春天返回故乡佛罗伦萨，接手一项雕刻任务。四十年前，佛罗伦萨大教堂委员会得到一块巨大的白色大理石。这块石头非常润泽，纯粹的白色没有一点杂质，是块上好的雕刻材料。委员会委托雕塑家阿戈斯蒂诺用大理石雕刻一个先知像。阿戈斯蒂诺动工不久，就停下了，巨大的白色大理石被搁置那里。

几十年过去了，谁也不敢接手那块巨石。然而，米开朗琪罗却决意挑战了。他大胆的决定造就了一件传世之作——《大卫》。

相传，《大卫》像初步塑成时，佛罗伦萨的行政长官来视察。行政长官为了表示自己品味独特，批评道：“大卫的鼻子太厚了！”

米开朗琪罗拿了一把剪刀，攥了一些石粉，然后爬上台架，一边轻轻地晃动着剪刀，一边将手心里的石粉慢慢撒落。最后，他转身对行政长官说：“现在，我改得怎样呢？”其实，他一点儿也没有改动，雕塑的鼻子还是老样子。“现在，好多了！我想我更喜欢它了。你把它改得有生气了！”行政长官说。

米开朗琪罗从台架上走下来，心里暗暗觉得好笑。

从大卫的身上，人们似乎可以看到无言轻蔑，那是一种定格了的骚动力。它饱含雕刻者的轻蔑与哀愁。美术馆那阴沉的墙壁，不应是它生活的场地。它需要阳光和空气，正如它的缔造者米开朗琪罗所说：“它需要到广场上晒晒太阳。”

1504年1月25日，艺术委员会的委员们，其中包括菲利比诺·利比、波提切利、佩鲁吉诺和达·芬奇，商议该把这尊巨型雕塑安放在何处。大家接受了米开朗琪罗的请求，把雕塑立在市议政会的宫殿前。雕塑的搬运工作由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工程师们负责。5月14日傍晚，工程师们把《大卫》从雕刻廊棚下移出来，这尊雕塑太大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拆除了廊棚的墙壁。

裸体的大卫刚一曝光，就受到市民们的攻击。他们觉得“没穿衣服”的大卫令佛罗伦萨蒙羞。于是，他们趁着夜色，偷偷地向它投掷石块，试图让它站立在公众面前就破损掉。

当局立刻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搬运工作正常进行着，巨像被捆得笔直，高处又微微把它悬起，避免它在移动时碰到地面。巨像缓缓地移动着，经过四天的工夫，好不容易才被移到指定的地点。当局仍然派出人严加看守，防止人们破坏雕塑。可是，一天晚上，它还是不幸被一小块石子击中了。它那圣洁的裸体，令佛罗伦萨的群众感到局促。这就是佛罗伦萨，一个我们自认为值得学习的民族典范。

然而，岁月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迟早会得到肯定。那块小石子，并没有伤到《大卫》，它一直站立在市议政会的宫殿前。直到后来，风雨将它侵蚀到令人担心的程度，人们不得不把它移到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放在一个特别的园亭里。同时，佛罗伦萨艺术协会提议，做一个白石的复制品，继续立在市政议会的宫殿前。《大卫》像完成的当年，市议政会把米开朗琪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推在了敌对的立场上。

按说这两个人本不应成为敌人。他们都是佛罗伦萨人，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而且，他们都把世俗的人群拒之千里之外，他们都是孤独的。

不过，两人中，达·芬奇更为孤独一些。当时，达·芬奇已经五十二岁了，比米开朗琪罗大了有二十岁。达·芬奇性格细腻、敏感，微微有些胆怯。他安静多疑的性格与狂乱热情的佛罗伦萨人截然不同。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孤独者。故乡、宗教以致整个世界在他的眼里都毫无重量，他对它们投去的只有淡漠的目光。

达·芬奇在自己三十岁时，离开佛罗伦萨去了米兰。只有在思想自由的君主身旁，他才感到自己在生活。可是，他的保护人卢多维克·勒·莫雷下台了。他又转投切萨尔·博尔吉亚幕下。然而，没过几年，这位亲王也在政治上失势了。于是，达·芬奇只好于1503年回到故乡佛罗伦萨。在这里，他遇到了米开朗琪罗。他那淡漠的微笑被阴沉狂热的米开朗琪罗看作“一个自命不凡的前辈，蔑视他人的表现”。

米开朗琪罗是那样地投入于自己的热情与信仰中，又是那样憎恨那些没有热情和信仰的人们。他被达·芬奇那自由的思想和冷漠的微笑给激怒了。他称达·芬奇为“傲慢、缺乏激情的人”。达·芬奇愈发有名气，他就愈发愤怒，这种愤怒渐渐积累成一种仇恨。而且，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向达·芬奇表示敌意的机会。

一天，达·芬奇在佛罗伦萨街头散步，路遇几个中产阶级。那几个人正在辩论但丁的诗歌，看到达·芬奇便要他为他们辨明那段诗歌的含义。这时，米开朗琪罗恰好走了过来。

于是，达·芬奇谦虚地说：“米开朗琪罗解释得会更好一些。”

然而，米开朗琪罗却以为达·芬奇在嘲笑自己。他冷冷地说：“还是你自己去解释吧！你这个为了一个铜马而不知羞耻地中止雕刻的人。”说完，便走开了。

达·芬奇曾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大公雕刻塑像，中途因不会铸造铜马而停止。听了米开朗琪罗的讥讽，达·芬奇的脸红了，呆呆地站在那里。

但是，米开朗琪罗似乎觉得还不够，他转身又喊了一句：“那些混账的米兰人真是瞎了眼，竟会相信你做得了那样的工作！”

就是这样水火不容的两个人，竟被行政长官索德里尼派去完成同一件工作——为市政议会的会议厅画一幅装饰画。

1504年5月，达·芬奇着手描绘《安吉亚里之战》的图稿。到了8月份，米开朗琪罗受命制作《卡希纳之战》。文艺复兴两股最伟大的力量开始了奇特的较量。一时间，佛罗伦萨的人们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拥护达·芬奇，一派拥护米开朗琪罗。

然而，时间把一切都抹掉了，米开朗琪罗的图稿在一次暴乱中被毁得面目全非。达·芬奇为了追求完美，用一种油膏作画，作的画不能持久保存，很多年后便自动消失了。

第四节·尤利乌斯二世陵墓

在1505年3月，米开朗琪罗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召到罗马。从此，米开朗琪罗便开始了自己生涯中的英雄的时代。

尤利乌斯二世与米开朗琪罗都是强硬而伟大的人。当他们没有冲突的时候，还是可以达成艺术上的共识的，他们的脑海里涌现着伟大的计划。教皇想让米开朗琪罗为自己建造一个可以和罗马城媲美的陵墓。这个伟大的计划令米开朗琪罗激动万分。他想出一个巴比伦式的构思，他要建一座山一般的建筑，在上面放置四十多座巨型雕塑。教皇立刻派米开朗琪罗到卡拉雷，那里的采石场里有建筑必需的白色大理石。

米开朗琪罗这一去就是八个月。他在石场挑选石头，在石山中巡视采石进程。一天，他骑马在山中行走，看到一座威临全境的山头。他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整座山雕刻成一个巨大的石像，使在大海航行的航海家们也看得见。如果他有时间，如果有人支持，那么他定会把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1505年12月，米开朗琪罗回到罗马。得他所选的白石材料也陆续运到，堆放在圣彼得广场上。“石块堆放得那么高大，教皇为之狂喜，群众为之惊叹。”米开朗琪罗就住在广场后面的一所教堂里。他开始埋头工作了。急不可耐的教皇三天两头地跑来看他，向他询问工作，和他谈话，两人亲热得如同父子一般。为了方便可以随时见到米开朗琪罗，教皇甚至命人在梵蒂冈宫与米开朗琪罗的寓所间搭建起一座浮桥。

然而，教皇对米开朗琪罗的优待引起了布拉曼特的妒忌。布拉曼特是教皇的建筑师，也是拉斐尔的朋友。布拉曼特是一个艺术天才，但也是个贪图享乐、挥金如土的人。无论教皇给他多少工薪，他都能花得一分不剩。于是，他开始偷工减料，弄些钱花。他确信没有人能识破他的“花招”。可是，他所做的一切没有逃过米开朗琪罗那双敏锐的眼睛。米开朗琪罗毫无顾忌地指责布拉曼特，说他在工程中舞弊。从此，布拉曼特便对米开朗琪罗耿耿于怀。他害怕米开朗琪罗再次揭穿自己，同时又嫉妒其受到教皇那般的厚爱。于是，他决心要打败那个来自佛罗伦萨的狂野天才。

与米开朗琪罗相比，布拉曼特的意志更为坚强。他三番五次地在尤利乌斯二世面前说，生前建造陵墓是件不吉祥的事情。渐渐地，尤利乌斯二世对陵墓工程的热情逐渐冷却了，对米开朗琪罗的态度也冷淡了。这时，他趁机献上自己的计划：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他对教皇说，重建圣彼得大教堂更能使教皇的荣誉垂久。

尤利乌斯二世的性格本来就不稳定，他经常一会儿一个想法。此时，他还在热衷于这个计划，过一会儿，他却又热心于另一项完全不同的计划了。布拉曼特的话，使他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不再去关心建造陵墓的事情。

虽然教皇的念头改变了，可是运货船仍按计划把石块从卡拉雷运到圣彼得广场。

米开朗琪罗不得不独自支付运费。更糟的是，他从佛罗伦萨雇佣的石匠们也抵达罗马了。他又不得不自己掏钱安排这些人的饮食起居。做完这一切，米开朗琪罗的钱彻底花光了。他负债累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米开朗琪罗却不肯服输，他要求见尤利乌斯二世。可是，这位教皇却再不肯接见他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去梵蒂冈宫求见教皇。教皇不耐烦了，命御马夫把米开朗琪罗赶出宫去。

卢克奎主教看到这一幕，责骂御马夫说：“你难道不认识这个人吗？”

御马夫对米开朗琪罗说：“先生，请原谅我，我奉命行事，情非得已。”

米开朗琪罗马上回到住所。他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圣父，今天早上我被你下的意旨逐出宫。我通知你，自今日起，如果你有何役使，你可以叫人到罗马以外的任何去处找我。”

米开朗琪罗把信寄出去后，喊住家里的一个石商和一个石匠，对他们说：“去找一个犹太人，把我家里的一切全卖给他，然后到佛罗伦萨来。”说完，他便骑着马离开了。

教皇接到米开朗琪罗的信，立刻派出五个骑兵前去追赶。晚上十点钟，骑兵在波吉邦西追上了米开朗琪罗。

骑兵们喊道：“教皇有令，命你立刻回转罗马，否则将有严厉处分。”

米开朗琪罗回答说：“如果教皇履行他的诺言，我便回去，否则，他永远也别指望再看到我！”

米开朗琪罗还将一首十四行诗寄给教皇，诗词大意是：“主人啊！我曾是你忠诚的仆人。我属于你，就好比光芒属于太阳。可是，你却听信别人的谎话和谗言。我耗费的心血和时间没能让你有丝毫的感动。对于那些真理的敌人，你却给予了他们丰厚的报酬。我越是劳苦，就越是不讨你的喜欢。我曾希望靠你的伟大而伟大，希望你能给我公正的评价。然而，我发现，我的期待是无望的，就好比一个枯萎的树乞求结出金色的果实。”

尤利乌斯二世的侮慢，并不是米开朗琪罗离开罗马的唯一原因。米开朗琪罗在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中提到，假使自己继续留在罗马，必将遭到敌人杀害。不难看出，当时他听到了敌手布拉曼特要暗杀他的消息。

米开朗琪罗走了，布拉曼特成为罗马建筑界唯一的主宰。在米开朗琪罗逃走的第二天，布拉曼特就举行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奠基礼。他把自己的仇恨发泄在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上。他命群众涌向圣彼得广场，将堆放在那里的石块抢劫一空。他想使米开朗琪罗建造尤利乌斯二世陵墓的计划永远不能实现。

可是，教皇却不愿就此放过米开朗琪罗。他下令到佛罗伦萨市议政会，他要把那个反抗他的艺术家召回罗马。

市议政会的议员们劝米开朗琪罗回罗马去。他们说：“你竟敢反抗教皇，即使法兰西王也不敢这么做的。我们不愿为了你而和他发生冲突。所以，你还是回罗马去吧！我们会写一封信给教皇，说如果他对你无礼，就是对于佛罗伦萨市议政会的无礼。”

固执的米开朗琪罗哪里肯听呢？他提出一个条件，要尤利乌斯二世允诺他继续做未完成的陵墓工程，并且把工作地点定在佛罗伦萨。高傲的教皇当然不肯听一个穷艺术家的话。

教皇的敕令愈来愈严厉了，米开朗琪罗想到土耳其躲避风声。土耳其的苏丹曾托人转请他去君士坦丁堡造一座桥梁。可是，他到底没有当成桥梁师。

1506年，尤利乌斯二世攻陷了博洛尼亚城。

一个早晨，米开朗琪罗到桑佩特罗尼奥教堂做弥撒，被教皇的御马夫给认出来了。御马夫把他带到了尤利乌斯二世面前。当时教皇正在享用早餐，看到米开朗琪罗进来，生气地喊道：“你该到罗马来晋谒我们的！现在，你竟等到我们来博洛尼亚拜访你！”

米开朗琪罗跪下，高声请求宽赦，说他的行动并非由于恶意，而是因为被逐之后愤怒的缘故。教皇坐在那里，高傲地仰着头。

这时，一个佛罗伦萨议政会派来的主教，走上前去为米开朗琪罗说情。“望圣主不要把他的蠢事放在心上；他为了愚昧而犯罪。所有的画家除了艺术之外，在其他方面都一样的愚蠢。”主教说。

教皇暴跳如雷地说：“就是你们，你们胆敢信上说，命令我们不要说侮辱的话给他听……你们才是愚昧的！滚开，你这笨蛋！”

主教被吓呆了，站在那里不敢走动。教皇的侍从们一阵拳打脚踢把他撵走了。这时，教皇才消了气，他命令米开朗琪罗上前去，然后宣布赦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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