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凤炎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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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心理学(第五版)试读：
第五版自序
中国文化向来有重人的精神与传统，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在中国人眼中，只有“人”才能做到上顶天、下立地，由此让人体会到做人的尊严、做人的可贵！但是，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这种有尊严的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要通过个体的后天努力，通过做人的历程才可能实现、完成的。因此，中国文化一向重视人禽差异的研究，主张人只有按人的要求而不是禽兽的要求去做人，一个人才能真正成为人。同时，中国文化很早就认识到“人和”的可贵，使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这诸多机缘促使中国学人注重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进行研究，致使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充满心理学意蕴的文化。毛泽东同志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可惜的是，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丰富心理学思想至今仍未引起当代中国心理学界应有的重视！这从当代中国心理学界很少有人专门从事中国心理学思想或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以及在一些有心理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里很少开设“中国心理学史”、“中国文化心理学”或类似课程的事实里就可见一斑。
从前，日本的菅原道真（845—903，日本平安前期的文人与政治家）在日本力倡“和魂汉才”，主张将日本的固有精神与中国学问相结合。后来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近代化之父）提倡“士魂商才”。按涩泽荣一的说法，所谓士魂商才是指一个人在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没有充分培养经济才干，那么个体也无法真正自立。要培养士魂，虽然很多方法都可以从书本上借鉴，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充分培养商才也要依靠《论语》。或许道德方面的书同商才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所谓的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有的只是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商才不能离开道德，要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同时，处世之道虽十分艰难，但如果能熟读且仔细体味《论语》，就会有很高的领悟。因此，涩泽荣一说自己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左右。[2]读了涩泽荣一等人的言论，我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仅就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而言，我越来越认识到，当代中国的心理学若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大突破，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走，就必须培养大批“新体新用”[3]式的心理学研究者。所谓“新体”，就是将中国文化心理学里的固有精华与西方心理学的精华融会贯通，从而产生融会贯通中西心理学精华的新的心理学知识体系，犹如历史上的中国学人将中国儒家文化的精义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相融通，从而生成“宋明理学”这个新的知识体系一般。所谓“新用”，是指中国的心理学学习者或研究者一旦掌握了融会贯通中西心理学精华的新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必将对心理学有一番新的见解与新的作为，即会产生新的功用。只有培养大批兼收并蓄中外心理学思想之长的“新体新用”式心理学研究者，才有可能使中国的心理学在未来有大的突破，才有可能真正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心理学（毋庸讳言，当代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心理学，所谓中国的心理学主要是指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之义）。就中国目前的心理学发展状况看，相对而言，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对西方心理学的了解要远比对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思想了解得更多、更深。为了弥补这一欠缺，同时，为了纠正中国某些心理学研究者偏爱舶来品的不良风气（对外国文化没有必要特别去排斥，也没有必要因过分偏爱它而轻视甚至贬低中国文化），我们尝试撰写了这本《中国文化心理学》。本书自2004年11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承蒙读者的厚爱，曾先后修订了4次，至2013年12月已出至第四版（即增订本）。其中，第一版于2005年8月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一等奖，第二版于2006年11月获第一届广东省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第三版于2009年入选“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增订本于2014年10月获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且，至2015年6月为止，本书累计印次已达10次，累计印数已达18 500册。自2013年7月至2015年10月，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思考与研究又有了一些新进展。现借第五次修订的机会，将两年多来我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新思考补充进去。
经过二十二年（1993—2015）的学习、研究和讲授中国心理学史和中国文化心理学所获得的学术积累，本人对研究心理学尤其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目的、意义、途径和做法等问题有了一些更清晰和更成熟的想法，因此，在2007年1月，本人曾借用清代郑板桥（1693—1765）一首名诗《竹石》的诗韵，将它表述如下：心悟抓住文心切勿松，根要深入生活中，各式方法善运用，学问最忌盲跟风。“文心”的含义有两点：一是指“文化与心理”的简称，二是指“中国文化心理学”。相应地，“抓住文心切勿松”的含义是就整个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而言的，学人都宜重视“文化与心理”的关系，自觉而妥善地将“文化因素”放进自己的研究理念或研究架构中，绝不可将心理学视作一门文化普适性（cultural universality）的学科；就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而言，要知道其灵魂与命脉就在于从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两个角度来描述、解释、揭示、预测和调控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以努力提高当代乃至未来中国人的心理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当然，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研究理念或研究架构中，绝不是“随便引一段或几段古汉语”或者“只要被试和主试都是中国人”就可以，而必须先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深入而细致地观察和思考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然后自觉地兼顾中国文化和心理学两个视角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研究理念或研究架构中。至于最终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如果一项心理学研究成果经由实践证明，能够较科学地描述、解释或揭示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进而依据它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或较科学而高效地调控当代乃至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提高当代乃至未来中国人的心理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就证明此项心理学研究成果已将“中国文化”因素较好地纳入自己的研究理念或研究架构中，反之亦然。“根要深入生活中”的含义是，中国文化心理学（扩而言之，可指整个中国的心理学）的所有研究主题与研究思路等都要紧密联系中国人的生活，尽可能地贴近中国人的真实心理、生活情境，犹如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或医生的医术，平日的军事训练或临床实习一定要在尽可能真实的“实战”环境里进行一般。研究者既不能一味地为了优先考虑研究方法的客观性，而将所有鲜活的研究主题所涉及的许多变量都视作无关变量，然后将之一一控制，以便能够在实验室做精密的实验研究，[4]也不能在研究中暂时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传统“束之高阁”，而将中国人当作美国人来研究。否则，就会降低研究成果的中国文化生态效度，甚至根本就没有中国文化生态效度。“各式方法善运用”的含义是，由于人心的复杂性、心理学学科性质的“中间性”（依潘菽的观点，心理学本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和每种研究方法均是长短处互现等，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学（扩而言之，可指整个中国的心理学）的研究里，要坚持“大心理学观”，充分认识到各式研究方法存在的价值及其可能存在的缺陷，然后根据研究主题的特殊性，妥善而灵活地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绝不能一味地强调实验法或测量法的价值，而取缔其他方法在心理学中的“合法性”。“学问最忌盲跟风”的含义是，在中国文化心理学（扩而言之，可指整个中国的心理学）的研究里，自主创新是“灵魂”，切不可盲目跟着西方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走。朱熹说得好：“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想尽快建立起“中国心理学”，摆脱过于依赖外国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的现状；要想中国的心理学更好地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想使中国的心理学早日真正在世界心理学大家庭里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并涌现出一些如弗洛伊德（S.Freud）、巴甫洛夫（I.P.Pavlov）、皮亚杰（Jean Piaget）、维果斯基（Lev Vygotsky）、西蒙（H.A.Simon）那样的真正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以便为当代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说到底必须依靠中国心理学研究者不断的自主创新，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因此，除了研究心理学史尤其是西方心理学史的专家外，从事其他心理学分支专业的中国心理学研究者，是不宜将主要时间、精力、财力和人力等都花在述评、模仿外国心理学尤其是美国心理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上的，不宜让自己仅满足于扮演一个来回穿梭于外国心理学研究成果与中国读者之间的“搬运工”或“传声筒”的角色，而是要以做一位“顶天立地”式的中国心理学家为己任，并为此而努力奋斗！所谓“顶天”，就是要经由自己的原创性研究，提出至少能够让心理学同行中的一部分人认可的新见解（包括提出新观点、开创新的研究手段或方法等）；所谓“立地”，就是要经由应用性研究，让自己的研究成果造福于人类。这是由心理学本就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对于心理学研究者而言，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通过形式多样、方式灵活和频率较高的心理学应用研究，可以为心理学的学术研究提供灵感、鲜活的研究主题或研究资料等；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心理学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一些心理现象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规律，从而为自己或他人提供一些有效的解决心理问题的手段与方法，提高自己或他人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
借第五版付印的机会，我要再次诚挚感谢导师杨鑫辉教授和鲁洁教授多年来对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两位先生传授给我的为学之方，更让我受益终身！我也要特别感谢原中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的杨国枢先生与原中国香港大学心理学系的杨中芳先生等，当年他们不辞辛苦，曾在中国大陆主办并主讲过多期“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我也有幸参加了其中一轮完整的培训（完整的一轮共授课三期，我参加了1995年、1996年和1997年暑期的三期培训），从中不但获得了丰富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受到了较扎实、系统的方法训练和思维训练，更重要的是，我切实体会到了“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深刻地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学人应具备为学术而奋斗与奉献的精神，为我后来撰写《中国传统心理养生之道》和《中国文化心理学》等论著打下了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并使我养成了较好的科研心态。与此同时，还要诚挚地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燕国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朱小蔓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与道德教育研究所的领导与诸位老师以及我的家人对我的一贯支持与帮助！
本书的许多内容自2001年春季学期开始以来，先以“公共选修课”（课程名称先是“中国文化心理学”，后为了与研究生课程名称相区分，而改作“中国文化心理学入门”）的方式进入课堂；自2009年春季学期开始，又以“博雅课”（课程名称改作“中国文化心理学概论”）的方式，多次在我校本科生和南京邮电学院本科生的课程上讲授过；自2001年春季学期开始起，本书的部分内容也曾在为我校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生（含研究生课程班的学生）所开设的“中国心理学史”课程里讲授过；自2003年秋季学期开始直至现在，本书的主体内容又以“中国文化心理学”课程的形式，为我校心理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含高校硕士生）多次开设；自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以来，本书的主体内容还以“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课程的形式，成为我校基础心理学专业博士生的必修课程，以及我校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生的选修课程。自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以来，笔者又在我校基础心理学专业博士点招收“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并为他们新开“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课程。在这诸种类型课程[5]的长期授课过程中，诸多学子都曾向我反馈听课的体会，后来又向我反馈阅读《中国文化心理学》（2004年版、2005年版、2008年版、2013年版）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我从中获益甚多，也切实感受到教学相长的乐趣。这促使我们不断对“中国文化心理学”进行新的思考，于是有了本书的第一、二、三版和增订本，现在又将出版第五版。同时，本书的第五次修订获得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基金（项目号：12JJD880012）的资助；并且，承蒙暨南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本书第五版得以顺利出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张仲玲副社长和侯丽庆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领导、老师、朋友、同学和亲人致以衷心的感谢！另外，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参阅和引用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论文与论著，这些在脚注和参考文献中都一一予以列出，在此谨向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初版的三级提纲由我制定，撰写则由我与我爱人郑红博士共同完成，其中，我撰写的篇幅占全书的2/3略多，郑红撰写的篇幅约占全书的1/3。本书初版除酝酿和收集资料的时间外，整个写作过程断断续续花了将近四年时间（2000—2004）。从2004年11月的初版至2015年10月的第五版，中间又经历了我们的多次增删、多次易稿。虽自我感觉全书内容越来越充实，但中国文化心理学“根深叶茂”、博大精深，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疏误之处，恳请各位方家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汤”指商朝的开国帝王成汤；“盘铭”指刻在商汤的脸盆上用来警诫自己的箴言。整句箴言的意思是：假若能每天更新，就天天更新，每天不间断地更新。同时，孔子的“温故而知新”一语也一向是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可见，中国人一向推崇“创新”，这是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内在动力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只要我们每一位从事心理学工作的同仁能不断锐意进取，中国的心理学事业定能早日出现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空！汪凤炎2015年10月7日于南京之日新斋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王中江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4～5.
[3]我们不赞成“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提法，因为犹如自然界不可能存在“马体牛用”的动物一般，中国文化里也不可能存在所谓“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式的思想体系。
[4]实验法只是心理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是“万能”的研究方法。
[5]虽然这些课程名称类似，但根据学生已有知识背景的不同和课程性质的差异，所讲内容的深浅、所涉主题的多寡等都有一定的差异。第一章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H.C.Triandis
科学的进展是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冯特
在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之前，我们先来思考四个问题：①心理学是一门具有文化普适性（cultural universality）或超文化的学科吗？②假如将外国的心理学（主体是西方心理学）内容抽掉，当代中国的心理学还能剩下些什么？③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当代中国的心理学从中汲取了什么营养？④在中国，学心理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这样的体会：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从学理上讲好像头头是道，可一旦放进日常生活，却犹如“虎入平川”，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尴尬的局面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缘起。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
今天距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有136年的历史（1879—2015），为什么还要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其现实意义何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看法如下。（一）揭示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促进当代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许多心理与行为（尤其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一些心理与行为）是通过自然进化得来的。而文化心理学（广义的，包括跨文化心理学与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表明，人的一些心理与行为（尤其是高级心理与行为）是在文化中生成的，所以即便是一个意大利的白人小孩，若从小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最终也会“长”成 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徐祥顺（原名阿维热）便是其中的一个经典个案。[1]
合言之，人心是自然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样，人的心理至少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机制：①心理的自然机制，主要包括心理的生理机制和心理的普适性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等内容。它主要通过生物进化而形成，具有较大的文化普适性。例如，就思维方式的一个方面而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其思维方式都遵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路径，其认识（认知）过程也都存在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过程，这就是人的认识过程中存在自然机制的一个体现。就情绪而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有快乐、愤怒、悲伤与恐惧这四种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它们主要是通过生物进化而来，具有明显的文化普适性。就感觉、知觉等心理的生理机制而言，中国人与美国人并没有质的显著性差异。②心理的文化机制，主要包括人的社会心理机制（如自我、品德与价值观等）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内容。它主要通过文化的积淀慢慢形成，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性，不同文化孕育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例如，就颜色心理而言，中国人普遍喜爱黄色与红色；美国人或英国人普遍喜欢白色和蓝色。就自我而言，未受到西式“平等”思想深刻影响的中国人多是一种关系性自我，且看重自我身份的等级关系。此思想体现在作为“国家的名片”——人民币的纸币上。目前在中国大陆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中，1元、2元、5元、10元、20元、50元和100元纸币的大小不同，纸币颜色也有明显差异；并且，现在通行的人民币中各面额纸币的正面都只印了毛主席的头像。中国古今历史上涌现出来的其他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史学家等的头像至今没有一位出现在当前流通的人民币纸币上，显得较单一，且易给人“官本位”的印象。与此不同的是，美国人多是一种独立性自我，且强调自我身份的平等。此思想体现在美元纸币上，目前流通的1美元、2美元、5美元、10美元、20美元、50美元与100美元的纸币几乎一样大，颜色也相近；并且，美元纸币上虽然也印有人物图像，却不是由某个人物图像“一统江湖”，而是不同面额的美钞上印有不同的人物图像。美国人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美钞上的人物图像，是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美国精神与美国的价值观。这些美钞上的人物图像按面额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别是：1美元纸币的正面人物图像是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他被视为美国“国父”，是美国“独立”的象征；2美元纸币的正面人物图像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起草人，被誉为“自由的使者”，他所代表的自由思想是美国的立国之本；5美元纸币的正面人物图像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他被称为“伟大的解放者”，代表美国人“人人生来平等”的基本价值观；10美元纸币的正面人物图像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容侵犯，是美国“个人主义”思想的代表；20美元纸币的正面人物图像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他是美国第一任民选总统，从他开始，“人人都可成为总统”的梦想变成现实；50美元纸币的正面人物图像是格兰特（Ulysses S.Grant），他结束了美国内战，阻止了美国的分裂，是美国尚武精神的代表；100美元纸币的正面人物图像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仅靠自己对宗教的虔诚、对教育的重视，坚持生活简朴和不屈的奋斗，在多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成为美国“清教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名言是“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这也成为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2]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国人普遍习惯整体思维、权威思维、辩证思维、模糊思维和形象思维等；美国人或英国人普遍习惯分析思维、独立思维、主客二分式思维和精确思维等。就情绪表现而言，中国人推崇含蓄、内敛的情绪表达方式，“笑不露齿”被认为是有修养的表现（对年轻女子的评价尤其如此）；美国人推崇直率、自然的情绪表达方式，“开怀大笑”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等等。以上所说就是人的心理存在的文化机制。同时，人的心理既有“事实”（如心理的客观规律）的一面，也有“价值”（如价值观和理想人格等）的一面。心理的自然机制和心理“事实”主要依靠生理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路径寻求解决，心理的文化机制和心理的价值层面主要依靠文化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等路径寻求解决。例如，欧美国家的民众多有信奉基督教的传统，目前流通的每张美元纸币的背面甚至都印上了“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一语，而多数中国人则无此宗教信仰；与此不同的是，多数中国人从古至今都重孝道，而欧美国家的民众（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华裔除外）则不看重孝道。中国人与欧美人之间存在的这种心理与行为上的差异，必须通过文化心理学的路径来解释才妥当。冯特当年主张用不同的方法来从事实验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实际上同时提出了这两种研究取向。遗憾的是，其后，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太想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过于注重探讨心理的自然机制，而忽视对心理的文化机制的探索，以至于冯特开出的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路向，从文化角度来考察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不为西方的主流心理学所看重。处于主流地位的西方心理学如此，深受其影响的中国的心理学亦然。为了补偏救失，我们力倡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将中国人心理的文化机制揭示出来。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其心理特质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结晶，即使身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无不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正如鲁迅所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3]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人虽“身”在21世纪，但“心”中仍留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如果仅从当代中国人的外显行为入手来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心理，难免会“断章取义”，极易造成研究上的偏差。比如以往对中国国民性的若干研究，尽管也得出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结论，但也有很多研究仍停留在非常肤浅和具体的层面上，罗列了大量现象，离中国人心理的本质特征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这导致很多研究结论彼此矛盾、缺乏一致性。沙莲香对71位学者有关中国民族性的观点所作的一个统计表明，一致性最高的观点也只有24.4％的学者认同，而一致性最低的观点仅有5.2％的学者认同，[4]这类研究难以揭示出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而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从心理学视角看，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心理的现代化。鉴于中国人的心理特质是中国悠久文化的结晶，那么，当代中国人要想获得适应21世纪时代要求的现代心理素质，就必须先做好“古代、近代心理素质如何更好地向现代心理素质转换”这个时代课题。而要想做好这个课题，基本前提是要弄清历史上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规律，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因为文化的实物、行为、制度和观念等四个层面（详见本章下文）随时代推进而变迁的速度不一样。一般而言，实物层面文化的变迁速度最快，行为层面的文化次之，制度层面的文化又次之，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变迁速度最慢。与此相对应的是，人受文化影响的四个层次的变迁速度也不一样：人对外在物品的态度变化较快，人的行为方式变化较慢，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变化更慢，蕴藏在人脑里的价值观与潜在假设变化最慢。
而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主体内容之一 —— 通过“梳理与诠释为主型”研究方式获得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是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和累积起来的，不仅时间跨度大，涵盖了中国人心理特质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全部时间，更重要的是，它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心理学思想，符合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思维习惯，能真正反映中国人心理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5]并且，通过“梳理与诠释为主型”获得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人类心理的共性，但多数内容都与西方心理学思想有所不同，这些思想最能反映出中国文化因素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化心理学自成体系，有自己的范畴、理论和概念等，通过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最易发现中西方人心理的同与异，从而有利于研究者根据中国国情来修改外国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或创立新的理论，这样，就能提高理论观点的科学性。[6]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工作者在研究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时，若能从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入手，则是用纵贯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最好手段，并且能综观各个历史阶段内中国人心理的形成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间的具体关系。[7]在此基础上再从事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的研究，就会使研究成果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从而能揭示出中国人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线索，并根据这些规律和线索预测未来中国人心理发展的大致趋势，从而有的放矢地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进行塑造，促进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见图1-1）。图1-1 当代中国人的完整心理示意
由图1-1可知，当代中国人的完整心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现实世界里呈现出来的意识层面的心理，另一部分是潜藏于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层面的心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通过文化传承获得的历史上中国人的心理，后一种心理或隐或显地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要想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就必须弄清历史上中国人心理的发展规律。可见，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首要现实意义是，它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并有助于促进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二）为中国心理学提供强有力的根基，促进中国特色心理学的建设
文化作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尺度，具有超越地域、民族、社团的普遍意义，这一般称为文化的世界性或普适性。不过，文化的世界性必须通过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才能表现出来。现实中存在的只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美国文化等，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许多具体的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共性的抽象。否认文化的世界性，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否认文化的民族性对于落后的民族而言，则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现代各国的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富强，都是建立在自己历史的基础上的，它们都善于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文化结合起来。这个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包括心理学）的建设。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的交互影响，中国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主要是通过移植西方心理学的方式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科学心理学并不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自然演变而来的，这就造成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之间存在明显的断层。这个断层的存在，“使得在编写《中国心理学史》时，编写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将前后两部分（指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史两部分，引者注）联系起来、统一起来”[8]。尤为严重的是，这个断层的存在，使得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缺乏中国自有的文化根基，导致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存在着将中国人当作美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来研究的倾向，这就给中国心理学带来很多的弊端。假若说在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如生理心理学研究领域，这种弊端表现得不是很明显的话（因为这些领域所研究的多是一些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较小的心理学问题），那么在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如对中国人的自我、人际关系和人情等的研究，这些弊端则表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因为这些领域所研究的多是一些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较大的心理学问题）。中国学者在移植外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时，若处理不当，往往会发生排异反应。这也是为什么潘菽主张开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研究和杨国枢提倡开展“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根源所在。他们二人的提法虽有异，具体做法上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心理学体系，[9]以弥合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这一断层，使中国的心理科学真正扎扎实实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换句话说，他们都想将中国的近现代心理科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联系起来，并融为一体。由此可见，在现阶段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能为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根基。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起到为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根基的作用呢？关键问题是要找到二者的结合点。结合点一旦找到，断层问题就能解决了。
基于心理的自然机制与文化机制受社会、文化、历史影响程度的不同，我们认为要找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结合点，只能从中国先哲对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问题的研究上找，否则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相比，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国文化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主要价值恰恰体现在对偏重于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具体来讲，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心理、教育心理、文艺心理、军事心理和心理卫生等分支的研究上，因为这些领域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较大，并较适合从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视角来进行研究，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先哲在这些领域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即使将这些见解与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相比，也毫不逊色。换言之，中国文化里包含的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可谓“土壤肥沃”，能为当代中国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提供适宜的“生存土壤”和“生存空间”。如中国文化里关于人的心理社会化所提出的渐染说，关于知行问题所提出的重行的知行合一论，关于遗传、环境、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关系问题所提出的性习论和关于心理卫生问题所提出的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整体保健模式等[10]，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至于中国先哲在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尽管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看法，但其价值多局限于历史意义，无法与现代西方生理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媲美。如直至清代末期才由王清任明确提出的“脑髓说”，虽然被梁启超誉为“诚中国医界之极大胆之革命论”[11]，但若与今天西方心理学对脑的研究成果相比，其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正如高觉敷所说：“我国虽有刘智、王清任的关于心理器官的‘脑髓说’，但其所涉及的内容比不上欧洲19世纪生理心理学的丰富，而其科学性也远不相及。”[12]说得形象些，中国文化里包含的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一般是“土壤贫瘠”的，不能为当代中国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提供牢固的“生存空间”。这样，就可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的结合点定在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领域上。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整理中国先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适当加以实证的检验，再借鉴近现代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学等分支心理学体系的；然后又借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一定能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可见，在现阶段，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第二个现实意义就在于，它能为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如图1-2所示），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建设。“等到我们把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可贵可取的部分都吸收到我国自己的心理学中来，成为我国心理学的一部分骨架和血肉的时候，我国心理学史的前后两部分（指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和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史两部分，引者注）就连贯起来了。”[13]图1-2 我们的奋斗目标：根深叶茂、新体新用式中国特色心理学示意图（三）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促进世界心理学思想的发展
现代心理学主要是在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样，现代心理学无论是其研究主题还是其研究方法，都深受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客二分的思想文化传统，从这一思想文化传统出发，西方的思想文化有重认识与自然之研究、重现象与实在之分、重推理与分析之方法、重真理之追求和重功利等传统。[14]这反映到西方心理学思想领域，造成西方一贯有重视心理学的科学主义研究视角的传统，进而形成了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两大特色：一是从研究主题上看，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思想，如认知心理学思想（含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想象等）一贯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因为这些思想多与认识问题密切相关，也较适宜于用推理和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二是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学者一贯较推崇实验方法或带有实验性质的方法（准实验法），这使生理心理学思想和实验心理学思想在西方心理学中较为发达。这也是西方近现代心理学较为重视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想象等的研究，并且其主流地位一直由实验心理学的根源所占据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西方心理学思想领域，就没有人从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心理学问题，只是说在西方心理学思想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从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视角来研究心理学问题的，这也正是西方心理学思想的特色所在。
西方心理学思想有重视从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视角来研究心理问题的传统，再加上近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很多西方学者相信，科学所依靠的、原只能应用于那种可精确观察和测量对象的方法，也可用于研究诸如人的信仰、情感和人际关系等难以精确化和数量化的问题。[15]这种思想导致近现代西方心理学非常强调实验法的重要性，以至于当年的行为主义者为了保证其方法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不惜抛弃意识，将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研究行为的科学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结果引发行为主义危机，促使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兴起。前者认为行为主义的上述做法无异于将小孩和脏水一起抛弃了，后者重新恢复对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从而打破了行为主义禁止研究意识的禁区。用实验法来研究社会心理学，又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发生了一场危机。并且，由于重视实验法，现代西方心理学有重视实证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致使现代西方心理学界出现了对实验心理学的反思。[16]在发生这么多变故之后，一些西方心理学家开始反思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不足之处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和解决办法。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东方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企图从东方的智慧中汲取灵感，从而导致对东方心理学思想的日益关注，成为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之一。[17]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前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若能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一些心理学思想，以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就能充分体现出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历史意义，并且，对促进世界心理学的发展也将大有裨益。换言之，主要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要想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就必须在当中融入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心理学思想。这正如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H.C.Triandis）所说：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18]
通过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一是可以弥补西方某些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二是可以弥补西方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心理学思想的不足；三是可以弥补西方心理卫生思想和心理治疗思想的相对不足；四是可以弥补西方思维方式的不足。因为这些内容或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19]里已作详细探讨，或在本书下文将作探讨，所以这里不多讲。图1-3 中西心理学思想互补示意图
可见，中国文化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思想各有特色，优势互补,如图1-3所示。
正由于此，“东—西方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发展，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在 R.Corsini于1984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有一个词条便是“东—西方心理学”。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把东方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传统，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学、禅学，印度佛学和印度哲学，伊斯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等，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东—西方心理学这个概念虽是西方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不过，它不是强调东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差异，而是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沟通、交流与融合。[20]在此之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创造性地将中国文化融进其心理学研究中，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然，中国文化心理学要想实现此项价值，在世界心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多做一些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心理学研究，以便告诉西方心理学界的同行们“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四）培育融会中外心理学思想之长的研究者，促进中国心理学的飞跃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曾出现过许多取得显著科研成果的大家，像梁启超、陈寅恪、梁漱溟、胡适、冯友兰、熊十力、马寅初、郭沫若、季羡林、钱钟书和辜鸿铭等，真可谓群星会集。不过，只要大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这些大家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基本上都是学贯中西的。一方面，他们或由于家学渊源（如陈寅恪等），或通过自己的努力（如熊十力等），多有非常扎实的国学功底；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为学方法都有较深的了解，像陈寅恪、胡适、冯友兰、马寅初、季羡林、钱钟书和辜鸿铭等都曾长期在英、美或德等国家求学。正是由于他们有着学贯中西的深厚文化功底，他们才能在各自的领域里作出突出的贡献，这种情况在中国心理学界也是如此。只要对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像潘菽、艾伟、陆志韦、张耀翔等人之所以能在心理学研究上取得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心理学研究中结合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点。如潘菽是留美博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深刻的理解，并善于从中国文化心理学中汲取营养，像“知、意二分法”就是借鉴中国文化里的“知行统一论”而提出的，从而在理论心理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艾伟也是留美博士，回国后，他善于结合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色来开展心理学研究，在他积淀25年心血著成的《汉字问题》一书中，对汉字的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只有郭任远是个例外，他是由于坚持极端的行为主义观点，并做了一些设计精巧的实验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从而在世界心理学中赢得一席之地的。这表明今后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只有既熟知外国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又熟知中国文化心理学，并善于在自己的研究里借鉴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精髓，才能为中国的心理学乃至世界的心理学作出自己的贡献。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一些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以及一些专门的心理学工作者，对中国文化心理学都很不了解，在其学习、科研或工作过程中只知盲目地效仿西方的心理学，唯西方人马首是瞻；更有些心理学工作者，不但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知之甚少，而且由于语言障碍，对西方的心理学也是一知半解，这怎么能不制约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与创新？这使当代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属于原创性的成果少，属于模仿或验证外国心理学（主要是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多，导致中国的心理学在国际心理学界处于“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尴尬局面。任何一位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只要稍有一点儿自尊心与责任感，一想到此，心中便不能不感到自责和内疚。因此，要想今后中国的心理学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科研上能有更大的实质性突破，就必须对即将成为心理学工作者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进行全方位的专业训练，既要让他们掌握现代外国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又要让他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有深刻的理解。只有造就大批将中外心理学思想之精华融会贯通于一身的心理学研究者（如图1-4所示），才有可能使中国的心理学在21世纪腾飞！图1-4 兼具中西心理学思想之长的心理学工作者示意图（五）有助于心理学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提高心理学的生命力
中国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乃至心理学工作者，多半都曾有过这样的体会：从学理的角度看，能将心理学知识说得头头是道；从科研角度看，心理学研究好像也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是，一旦将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换言之，心理学知识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较大的距离。久而久之，一些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或心理学工作者大多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干脆将心理学与日常生活相分离，心理学知识只用于学习或科研，在日常生活中则按“常识”生活，这就大大降低了心理学的价值和活力。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在的教育多重理论（知识）学习而轻实践练习，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有动手能力不强的弱点，在心理学的教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弊病；一些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习惯于运用“形象思维”，嫌抽象思维枯燥而不愿接受相关的训练，而一些高校又实行期末由学生给任课教师打分的制度，迫使一些教师为免得“低分”而不得不迎合学生的“喜好”，于是，一些大学课堂几乎变成“讲故事”的课堂，学生笑哈哈地上了一堂堂课，但其效果也仅限于放松学生的神经而已，于训练学生细致的观察力、缜密的推理能力、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维等可以说毫无用处，在这种课堂里训练出来的大学生（包括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一碰到实际问题就无从下手，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就心理学而言，造成这一局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心理学课程（除“中国心理学史”和“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两门课程外），其教材内容几乎清一色都是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虽然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于1879年诞生于德国的，在其后136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含苏联）等国家的心理学均获得了巨大进步，而至今中国心理学却几乎仍处于借鉴吸收外国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水平，这样，中国的心理学教材里大量采用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似乎是情理中的事情。不过，在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假若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能自觉地以建立中国特色心理学为己任，在“拿来”外国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就会多出一个心眼：注意其中的文化差异，自觉地将其作一番修改，使其中国化。若果真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心理学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里的适用性和生命力。在这方面，老一辈心理学家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像张厚粲先生等人在引进西方的心理学量表时，就非常注意其适用性问题，为此，一般多会加以修订，使其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使用。同时，心理学工作者若能自觉地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为己任，就会自觉重视研究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在这方面，潘菽和高觉敷两位先生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在潘菽看来，有四个主要途径，其中之一就是贯彻“古为今用”原则，好好挖掘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这个宝藏。因为“近几年来，对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作了初步的研究，已发现我国古代有些思想家的思想中是有不少很值得珍视，并具有科学性的心理学思想的，其中还有一些是非常可贵的、科学意义深刻的、光辉夺目的，而为西方心理学以及现代的传统心理学史中所没有的心理学原则性见解，这是我们的心理学家珍。对于这些家珍，我们急需进一步加深、加广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所得到的精华吸收到我国所要研究建立的心理学中来，构成我国心理学自己的另一种重要特色，为我国心理学增添独特的光彩”[21]。高觉敷先生虽然将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西方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科研上，但也曾有意识地整理中国传统的心理学思想，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编著的《心理学史讲义》里，突破了过去只讲西方心理学史的偏向，添加了中国和苏联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列有“我国自春秋战国至清初哲学中的心理学说”的专章，分五节讲述了荀况、王充、范缜、王安石、王夫之五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这为以后编写中国心理学史开拓了道路、打下了基础。后来，中国第一本通史式的、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5年12月正式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主编就是高先生。可惜的是，由于种种缘由，尽管1998年中国教育部就以“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为题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后此课题由南京师范大学的杨鑫辉教授主持并于2001年完成[22]，不过，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至今仍未引起中国心理学界的普遍重视。现除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等极少数高校有“中国心理学史”或“中国文化心理学”之类的课程外，绝大多数高等院校若有心理学专业，在其本科生、硕士生或博士生的课程里都没有“中国心理学史”或“中国文化心理学”课程或类似课程。由于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在学习和研究阶段，接触的主要是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心理学，对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思想知之甚少，这自然会降低其解决中国人实际的心理问题的能力。原因很简单，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若未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研究架构中，仅是将中国人当作美国人或德国人来研究，自然不易获得与中国文化传统心理学相吻合的研究成果。而研究者若想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研究架构中，那么，这既不是在自己的论著里“引一段或几段古汉语”或者“只要被试和主试都是中国人”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简单地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变量考虑就可以做到的。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庞杂的概念，其内包含许多观点各异甚至截然相反的内容，只有在具体研究中将之细化，才能看到相应的文化因素对某种心理与行为的深刻影响；若泛泛而谈，则不易看清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某种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研究者若想将“中国文化”真正放进自己的研究架构中，就必须先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深入而细致地观察和思考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再在自己的研究理念、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和实验设计等环节上自觉地融进中国文化，并尽量使用经典中式术语（这样做时，可以适当地对其作一些与时俱进的解释），或对来自西方心理学的术语作既吻合西方文化原旨又尽可能多地吻合中国文化的界定与翻译，才有可能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研究中。至于最终是否真的能做到将中国文化巧妙地融进自己的研究中，还需运用深度比较法与专家评判法等方法来审定，并最终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一项心理学研究成果经由实践证明，若能够较科学地描述、解释或揭示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进而依据它能较准确地预测或较科学而高效地调控当代乃至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以提高当代乃至未来中国人的心理生活质量与幸福感，那就证明此项心理学研究成果已将“中国文化”因素较好地融进自己的研究中；反之亦然。若没有将“中国文化”真正放进去，则要及时加以纠正。
中国文化心理学主要讲述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思想，其内容大多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像人情、脸面、尚和心态与自我等，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所面临的心理问题，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有助于心理学更加贴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助于研究者逐渐学会真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人，从而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心理问题的能力。打个比方，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平日的军事训练就要在尽可能真实的“实战”环境里进行，假若平日的训练环境与实战情境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军事训练的实效性就将大为降低。同理，若想提高中国的心理学专业学生解决实际心理学问题的能力，就必须使其平日所学的心理学内容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心理情境相通，否则，学生们将往往会因缺乏“文化生态效度”而只能纸上谈兵，对培养其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心理问题的能力没有太大的益处，从而招来诸如“搞心理学研究的人，其实往往不懂人的心理”的批评。二、什么是中国文化心理学（一）“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界定“中国文化心理学”（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是指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底蕴，兼顾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两个角度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心理学分支学科。它除了要研究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外，更需将主要精力放在关注两个主题上：一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个体在心理与行为上如何长成中国人；二是长成中国人（此处的“中国人”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身份概念或国籍概念）后的个体所具有的重要心理与行为规律。可见，中国文化心理学既不是指中国的文化心理学（在我们看来，这是西方的文化心理学在中国之义），[23]也不仅仅是指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尽管这是构成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而是指一种兼顾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两个角度来描述、解释、理解、揭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从而能有效预测和调控当代乃至于未来中国人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心理学。[24]要弄清此定义，必须理清“文化”、“中国文化”、“学科”与“科学”四个概念的内涵。
1.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极难界定的概念，据估计，其定义现已达200种左右。[25]基于本书的研究旨趣，本书不想在“文化”的定义上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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