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平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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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试读：

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这八年中，中共不但坚持了敌后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而且真正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全面抗战爆发之时，陕北的主力红军和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两军总人数五万余人，全国党员约4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1处，根据地人口一百余万。到抗战胜利之时，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达到120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亦达到120万人，根据地增加到19块，根据地人口达1个亿。

在抗战前的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近十年的战争，但双方力量的对比甚为悬殊，国强共弱的态势十分明显。经过八年抗战，中共从原来狭小的活动地域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尽管国民党军队的数量、统治区的面积人口仍大大超过中共，但中共的实力与影响力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真正成为可与国民党比肩的大党，中国的政治地图亦由此而改写。

抗战八年中共何以越抗越大，其中原因究竟在哪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这恐怕仍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这些年来，抗战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著述可谓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这些著述，或是抗日战争史的宏观述说，或是某些具体事件的微观探讨，而对于抗战八年中共何以壮大似乎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我们几位都在中央党校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于是草写了这部小册子，试图从不同侧面就此做点简单的探讨。  第一章走向舞台中央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中国内部的政治规则就逐渐发生变化，所有的政党、派别都要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亡，都要考虑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还是一个内部纷争不已的政治体，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时，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团结。中华民族的这一转向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美国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柯博文指出：“只有经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并通过盟国来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但这一创建的建筑师将是毛泽东，而非蒋介[1]石。”的确，从后见之明的角度讲，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共力量迅猛恢复并急速发展的转折点。然而，回到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时的历史情境，恐怕连中共最高级的领导人也没有预想到能够在十二年后取得全国政权，蒋介石也不会认为自己会在十二年后退往台湾。事实上，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还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转变，都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碰撞、折冲和博弈的结果，这里既包含着历史的偶然性，也包含着领导者的智慧和力量角逐的魅力。一、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策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除了少部分军队自发的零星抗争，东北军在张学良的指挥下未做任何抵抗，东北在三个月被日军占领。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国共两党由分裂走向战争已经四年时间了。1923年到1927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进行过合作，发动了国民革命运动。虽然在此期间，国共两党的力量都得到了猛烈的扩张，国民革命运动也成绩斐然，但是，从本质上讲，“国共合作只不过是一场追求利益的结合，双方都需要对方，但也都厌恶对方。国民党在振兴党、发展一支党的军队和进行国民革命中渴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且期望利用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并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在这微妙的关系中，只要对双方有利，合作就会持续下去；而双方都希望在对方表现[2]不济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孙中山在世时，凭借其巨大的威望，还能够维系国共之间的合作。孙中山去世后，分裂势力不受约束。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顺利进行，国共双方的裂痕也随之扩大，终于在1927年4月彻底分裂。

国共分裂之后，中共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将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时，不仅中共革命的理论受到共产国际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中共革命也需要符合苏联的国际战略。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时期理论。会议认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入第三时期，“这个第三时期，使生产力的发展同缩小了的市场之间的矛盾特别急剧的尖锐化了，因而必然引起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加剧了各种国际矛盾”，因此，“这时期必须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3]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依据“第三时期”理论，在这新的时期，必然导致“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必然发展成为“直接革命的形势”。1929年7月3日至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第十次全会，进一步发展了“第三时期”的理论，会议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提纲》认为，当前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增长，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涨[4]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国际形势的演变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最后决战。

在资本主义总的崩溃即将到来，直接革命的形势即将形成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呢？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如果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取得胜利，那么这不仅意味着苏联无产阶级的失败，而且意味着[5]国际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败”。“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6]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战争和革命时期以及保卫苏联等口号的提出，深刻地影响了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行坚决的“进攻路线”；为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采取“阶级反对阶级”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资本主义国家坚决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保证上述路线和策略的执行，各国共产党内采取了坚决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不调和的党内斗争方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表宣言，认为发生这一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想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7]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8]联。”共产国际同样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了把东北变成反苏战争的基地，因而再次强调保卫所有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的口号。

那么怎样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并保卫苏联呢？中共临时中央认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大和继续罢工、罢课和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地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全中国的革命群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9]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1931年年底，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民[10]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条件”。因此，中共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要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本的前提，即只有推翻国民党才能够进行抗日。

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继续北伐。1928年12月29日，东北正式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西南、西北各省在此之前已经归附国民政府，至此全国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国民政府的统一虚有其表。它不仅面临着中共的武装反抗，很多地方军事人物与南京仍保持着实质性的财政和行政独立。只要这些地方军事人物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就尚可以合作；但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这些地方军事人物就将见机行事，甚至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较量。除此之外，国民党还深受内部派系倾轧的困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向北大营进攻。面对日军攻击，东北军未做抵抗即撤退。蒋介石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也没有派中央军增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除了日军在东北的挑衅，南京国民政府至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威胁：在华北，蒋介石依靠张学良巩固他在中原大战中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胜利；在长江流域，中共的武装力量正在迅猛发展；在华南，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成立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蒋介石认为在东北的坚决抵抗极有可能毁灭他的政权，另外，他强烈地怀疑他的许多对手尽管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私下却在向东京寻求妥协和帮[11]助。然而，不管怎样，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它需要担负的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责任，因此，人们普遍指责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借口保护日侨进攻上海，遭到驻扎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和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挑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逐渐明确起来。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告诫国民“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12]外。”1932年3月14日，当国民政府和日本就淞沪事变进行停战谈判之时，蒋介石宣布：“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4月初蒋介石在南昌督师剿共，宣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5月初又指出：“就客观的情形与主观的战略来看，今日救国的途径，只有照着古人‘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来力行：我们必须先把后方与内部安定起来，然后攘外才[13]有办法，才不致处于内外夹击的危急。”1932年6月，蒋介石主持召开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14]侮之媒”，强调“攘外一定要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对于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评价一直以来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安内”不过是对日妥协的借口而已，当然，也有人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版图当中，国共两党相互对立，处在两端。在国共两党之间，是游移于南京国民政府当权阶级、阶层与工农阶级之间的社会政治势力，主要由爱国民主人士、中间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组成，被称为中间势力。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中国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在国内不仅有着国共之间的纷争，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由政见不同导致的军事对抗，这阻碍着中国集中力量应对日本人的侵略。很多中间派人士，尤其是中间派的知识分子痛心于频繁的内争导致国力衰败，迫切希望各党派能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15]北京大学师生通电指出：“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9月26日，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朱庆澜呼吁团结御侮的通电，称“时至今日有何恩怨不可冰释？有何政见不可牺牲？”应“举国团结，一[16]体兴奋，同舟风雨，共济艰危”。10月23日，著名民主人士马相伯在《申报》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呼吁国人“定息内争，共御外辱”：

际此天灾人祸外忧内患迭乘，国人应晓然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即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试静思之，湖北伐湖南，广西征广东；本是同根相煎迫，宁有得失之可言！而二十年内战循环，如出一辙……今后国民，各抱决心，痛改前非，自赎自救，群策群力，共赴[17]国难；则十年生聚教养，终有自强振作之一日。

为造成举国抗日的局面，中间势力吁请国民党内部停止派系战争：“国家之贫弱，军人之蛮横，乃至外患之压迫，莫不在内战互为因果”，“苟再不团结一致，协力对外，则国破家亡，指日可待”，因此，国民党政府及各派系应“立息内争，一致对外”，“消弭内战，[18]共御外辱”，“相忍于国，不要自相残杀”。为此他们组织了废止内战同盟，为停止内战积极活动。

中间势力深知，中共是中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没有国共合作就很难实现团结抗日的目标，因此，他们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军事剿共，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1932年1月21日，天津《大公报》撰文，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当兹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残吞并之时，为民族生计，为中山主义，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19]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与其持久内战，实力耗竭，对外失其抗拒之力，而一方面又断无屈服苟免之余地，何若激发共产党之良知良能，打破历史恩仇，尽捐党派情感，能抚则抚，力求团结一致，先其所急，共同自卫，打开血路，而后以整个的国家民族本身之悠久利益，谋政治经济之大改革。”《大公报》要求国民党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的同时，也奉劝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放弃推翻国民党的主张：

如再一味谬执成见，以军事行动，牵制政府兵力，使国家自卫陷于不能，则结局整个民族，终为日本蛮力压倒，姑无论理想的改革，愈成梦境，即令据有若干赤化地域，一旦全局沦陷，此区区者，又且可以苟存？且日本得势，国际忌妒，则竞争发泄之途，依然不出中国，边疆领土之分割，势力范围之复活，共管瓜分，势具难免，局面至此，[20]民族且亡，更何有于党派之得失利钝？

1933年3月17日，天津《益世报》社评就国共合作事宜向当局建议，“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政府，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胡适也认为，“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政敌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消灭的”，“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因此建议“停止一切武[21]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甚至连一贯低调的地质学家丁文江这时也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22]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步步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势力和派别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大体而言，“抵抗日军进攻，挽救民族危亡”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派别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是不一致的。不同的抗日策略在现实政治中的相互碰撞、发展和演变，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中国政治的主题。二、国民党“剿共”与中央苏区的丧失

虽然国共两党都表示要抗日，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剿共，中共努力的方向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国范围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两种力量必然要发生激烈的碰撞。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共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2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之后，即着手布置对南方各主要苏区的“围剿”。7月，蒋介石调集三十多万军队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作战失利向川北转移。与此同时，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军团也在国民党优势军队的进攻之下被迫转移，丧失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样，中央苏区即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支撑。1932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在朱德、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中央红军打破第四次“围剿”耗时4个月，战争结束时已是1933年的4月。

1933年10月，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总结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在第五次围剿中采用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战略战术。其具体做法是，以碉堡层层推进，“进得一步，即[23]守一步，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平面，逐渐推进，缩小匪区”。他认为，“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24]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据此，国民党军大修碉堡，其战线始终和碉堡同步。到1934年4月，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福建573座。其主攻部队北路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第六路军922座。蒋介石企图通过碉堡战略，弥补国民党军队战斗精神和战斗力的不足，迫使中央红军进行资源消耗战。面对国民党军以碉堡层层推进、纵深配置兵力的稳扎稳打战术，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博古及其依赖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出击”的战术，以部分兵力支点防御，吸引敌军，主力部队伺机短促袭击，消灭敌军于防御阵地前。然而，“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25]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红军依然难以承受因此带来的武器和人员的消耗。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执行机械的阶级分析方法，使其在与十九路军联手的事情上畏首畏尾，丧失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有益尝试。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在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事变后被调至福建。1933年9月，十九路军与中共苏区中央局接触，双方就停战、反蒋态度上基本达成一致。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及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事变爆发，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对抗。福建事变的爆发，在蒋介石封锁线的东方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为中央苏区打破国民政府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能。然而，博古等人继续将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很快失败。蒋介石得以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26]后完成对重要苏区的四面包围。中央红军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通过压缩中央苏区生存空间，消耗其战争资源，使红军兵源枯竭，苏区物资奇缺，社会震荡。中共面临着自中央苏区创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934年4月28日，广昌战役失利，红军的失败已难以避免，基本失去了打破“围剿”的可能。中共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保卫中央苏区，而是如何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为此，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两种方案：红军或者化整为零在苏区坚持斗争；或者突围至西南方向，与那里的红[27]军建立联系。

中央苏区的丧失，固然是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的缘故，更是由中共激进的阶级斗争方针造成的，在内部，使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急剧缩小；另一方面，武装保卫苏联，坚持把推翻国民党作为抗日的前提，很难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响应。用中共自己的话总结，这是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

[28]彩”。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失败也说明，将推翻国民政府和抵抗日本侵略并列起来的策略很难实现。三、联手地方实力派

中央苏区的丧失，标志着苏维埃革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中共开始调整自己的策略。受当时中共决策机制的影响，中共策略的调整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层面，一是中共中央的层面。当然，两者之间存在交叉和影响。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不能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准备战略转移的工作提到了日程上来。在准备战略转移期间，尽管中共不可能迅速改变其政治路线，但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不现实地思考中共、宁、粤三方之间的关系。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如果红军和广州方面的陈济棠部拼死作战，蒋介石自然乐见其成；如果红军西向突围，蒋介石可以把追剿红军、准备抗日及控制西南三省巧妙结合起来：“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29]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

对于广东方面的陈济棠而言，如果中央苏区消失，那么，广东方面将不得不直接面对南京方面的压力；如果坚决进攻红军，渔翁得利者自然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共对此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和两广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某些时候存在共同的利益，“不管怎样他们（指广东军阀——引者注）知道，战胜红军者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因此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晚些时候会出现更有利的机会。参加决战和以后同[30]丧失战斗力的胜利者作战。”

基于此，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和粤方即频繁接触。1934年10月6日，双方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即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要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里，让红军通过，红军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经过多方面的准备，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因为和粤方签订了停战协议，在长征初期，中央红军行动相当顺利。从赣西南转移至广西境内，几乎没有经历较大的战斗。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迅速组织第四道封锁线，在湘江东岸和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100个团分兵五路组成包围圈，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广西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矛盾重重，深知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之机图谋广西的企图。李宗仁认为：“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水，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31]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几经权衡，广西实力派对于中央红军做出了“不拦头、不拦腰、只尾送客”的方针，在湘桂边境防御红军，同时堵截中央军入桂。11月21日，白崇禧突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开放桂东北通道，催促中央红军过境。中央红军未能捕捉到这个机会。由于中央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行动迟缓，迅速渡过湘江的机会消失了，中央红军陷入死战的境地，部队减员高达2万余

[32]人。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的巨大损失，不是因为蒋桂之间没有矛盾可资利用，而是因为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行动迟缓，失去了利用蒋桂矛盾的机会。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迫使中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实政治。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指出：“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33]重要战略之一。”虽然这里仅仅把利用反革命内部的裂痕作为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共领导层开始抛弃僵化的阶级分析理论，力图从中国政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自己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此时日本策划华北事变，企图独占华北。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使之成为反日反蒋的根据地。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强调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都应该联合起来。11月7日，张闻天撰文指出，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要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重点对象是同蒋有矛盾的各派军阀的武装部队。此时，虽然中共依然将抗日反蒋并列，但是，已经把抗日摆在首要位置，而且对于联合同蒋介[34]石有矛盾的军阀来抗日反蒋的策略更加明确了。

1928年6月，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常驻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由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因此，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于中共中央的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相对于中共中央在痛苦的失败中得出应该利用反革命内部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目标的结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策略调整主要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共产国际策略的调整，则与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英美等国宣称：日本要把中国东北变成反苏战争的桥头堡。因此，英美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持不干预的态度。苏联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抵抗日本人的进攻符合苏联的利益，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借助苏联遏制日本的进攻。通过谈判，1932年12月12日，中苏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1933年年底，苏联提出了旨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和平外交的新路线，1934年共产国际被要求实行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转变，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会上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得到确认。这不能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产生影响。

1933年1月1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和其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帮助下，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35]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10月27日，王明、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来一封长信，其中提出：“‘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最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信中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说：“中国人民唯一自救的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此，“目前有绝对必要提出几点最具体最根本的办法来，作为我们武装抗日的共同纲领”。其要点是：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团结一[36]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1934年8月3日，王明与康生写信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提出意见，针对博古等人打倒一切和关门主义的主张，王明表示了不同看法：“建立反日反蒋的广大联合战线问题——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但是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和原则，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在这个口号之下，不仅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而且尽可能地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的派别，如果这方面过去我多半是处在等待被动的地位（指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方面），那末现在应当积极的和主动的地位，同一切力量组织一个反日反蒋的最大运动，能够使中国革命走到新的[37]有利阶段。”

1935年10月1日，中共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正式发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各党各派联合起来抗日：

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38]密携手共同救国。

1933年1月17日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及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和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反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影响下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共逐渐将团结的对象扩大到除蒋介石外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阶层。

1935年11月1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抵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和《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除了继续表明和敌对军阀、政治派别建立统一[39]战线的态度，甚至表示这些派别只抗日不反蒋也可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此，必须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上层的与下层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部队，什么阶级”，只[40]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至此，中共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日反蒋的策略。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都对中共政策的调整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将抗日和反蒋并列，将最具有实力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中国的抗战前景会怎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率的第十七路军，成为中共在军事上的主要对手。中共推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中获得极大成功，先后与第十七路军、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

东北军由张作霖创立，长期盘踞东北。1928年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东北军失去了长期盘踞的地盘，成为丢家弃土的流浪部队，不仅如此，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还承受着国人对其不抵抗罪名的指责。

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共”副司令，东北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进攻红军并不顺利，两个月即损失两个师，蒋介石不仅不给予抚恤，而且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这使张学良认识到红军战斗力的强大，剿灭无望；另一方面，他怀疑蒋介石有借红军之手消灭东北军的意图。面对东北军普通士兵和青壮年军官强烈的抗日情绪和东北军暗淡的前途，张学良产生了联合中共的想法。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41]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张学良联共更深层次的意图，是通过中共获取苏联的援助进行抗日战争。日本侵占东北极大地威胁着苏联远东的安全，因此，张学良认为，要抗日必须联苏。但是，张氏父子控制东北期间与苏联的关系并不融洽，先后有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和中东路事件发生。1933年之后，张学良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与苏联取得联系，但是都没有明确的结果。1935年9月东北军到西北“剿共”，张学良将联苏的希望放在中央红军方面。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反蒋抗日、派代表赴苏和[42]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共统一战线策略首先在东北军方面取得了成效。

中共顺利地和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则进行得比较缓慢。十七路军的领袖杨虎城原本是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师长，1929年倒向蒋介石后逐渐成长为陕西的地方实力派。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东北军和中央军尾随而至，杨虎城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害怕在同红军作战中被蒋介石消灭，但由于十七路军实力较弱，不敢公然对抗蒋介石。杨虎城对蒋介石保持戒心的同时，对中共也不十分信任，因为杨虎城在与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合作时曾有过误会。随着形势的演变，杨虎城和中共合作的态度逐渐积极起来。1935年9月，双方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与此同时，中共开始了对其他各地方实力的争取工作。除了张杨二人，很多地方实力派，比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四川的刘湘；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都纷纷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共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成效大显。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实力派看重的不仅仅是中共的力量，更是中共背后的苏联。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反日也好，反蒋也罢，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来力量的支持，都很难做到。在比较强大的国家中，只有苏联可能出于自己的利益支持反日反蒋，而联共则是联苏的最佳途径。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共与晋、绥、察、冀、滇、桂、新、甘、陕[43]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四、确立逼蒋抗日方针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策略，重心在于“安内”。随着日本步步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国民政府逐渐将政策的重心转向“攘外”。1934年，蒋介石曾经做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临到我们头上！……现在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44]了。”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明确讲：“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如果和平无望，“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与全国中等以上学生代表见面时表示：“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做有准备的战争！我们和[45]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全会发表的宣言也明确宣布：“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46]出于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日趋坚决。因此，国民政府在1936年11月间的绥远抗战中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取得了百灵庙大捷。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快了对日战争的准备，在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调整和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政府实施改组，将主张对日节节妥协者逐渐排除出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与英镑挂钩，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开展民族文化宣传运动，提高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整顿江、海防及作战阵地，加强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尽力扩大武器装备的生产，积极向国外购买军火；[47]加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整顿云贵川三省等。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持久抗战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中，彻底解决中共问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谋求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蒋介石对日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由于中共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进入最后阶段时，蒋介石即萌生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念头。蒋介石在1934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48]无妨乎。”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人员折损将近九成，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威胁远不如以前。

此外，蒋介石注意到中共的政策也在发生转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宣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10月《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1月，王明在《救国时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的反对者》，表明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区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49]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1月29日，毛泽东在《救国时报》代表中国苏维埃政府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够真正[50]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就向蒋介石释放了更明确的信号，表明了中共和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在国民政府调整和苏联外交关系、中共实力锐减不再给国民政府严重威胁、中共政策转向的多重背景下，利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中共问题成为蒋介石的重要策略。

从1935年年底，蒋介石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与中共进行政治接触。12月中旬，他派驻苏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1936年1月，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三轮谈判。事后，王明就与邓文仪谈判之事，向陕北中共中央做了书面汇报：“南京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提出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定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51]国具体办法。”

在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国内通过其他途径寻求和中共接触。1935年年底，陈果夫、陈立夫下属曾养甫等，通过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的谌小岑，转经翦伯赞，找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关系。1936年1月，中共北方局经研究，派周小舟和吕振羽前往南京，和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1936年1月，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52]的意图，这直接打通了两党最高领导层联系的渠道。对于国民党寻求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周恩来认为要“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对蒋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万不可放[53]松”。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共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联系得以恢复。

随着国共之间联系的恢复，国共围绕着停战抗日问题展开了谈判。抗日是国共两党共同的目标，谈判主要围绕着停战的条件和统一战线的组织方式等问题展开。蒋介石的目标是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中共的初始目标是国共两党平等合作，保持政权和军队，另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由于双方的目标差异很大，国共之间的谈判并不顺利。

1936年8、9月间，中共调整了自己统一战线的策略，放弃反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共产国际促成了这次调整，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共自己没有足够力量组织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就必须改变既定的让蒋[54]介石崩溃的政策，联合蒋介石。1936年的4月，季米特洛夫就表示中共应该废止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口号，以南京政府为主要的统战对象。1936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共问题的讨论中，季米特洛夫开篇即指出：“我们需要根据关于实力状况和关于党的状况的通报，针对中国党的政策……作出一个像样的有充分根据的决议。”很显然，“蒋介石本人不想搞统一战线，他害怕统一战线”。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蒋介石在利用中国革命中的民族因素，原来他已把全民族的四分之三组织起来了……明天他会在统一全中国反对地方占领者口号下投入兵力进攻我们的苏区”。因此，“需要在中国创造这样的一种局面，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在国民党中造成这样一种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这种抗日统一战线”。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向国民党这个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我们的总司令部向蒋介石即向南京军队的总司令部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那就对了”。这样中共就“以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组织[55]者”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56]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这就要求中共立即联合蒋介石进行抗日战争。共产国际也指出了和蒋介石进行联合的条件：“（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日；（2）成立联合司令部，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条件是完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战线的一定地段；（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及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给；（4）释放在押共产党[57]人，停止迫害国统区共产党人。”

收到8月15日共产国际电报前，中共也在针对与南京谈判的具体情况进行策略上的修正。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表示对日不再妥协退让，对内与中共商谈联合。中共中央8月收到南京方面来信，提出了国共谈判的新的4个条件。其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即在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要点是：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名义；容纳各[58]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南京的方针。会议“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对手”，“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59]统一问题”，“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战的口号”，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加速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族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60]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明确告诉中共应“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却言之不详。中共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方略，把联蒋抗日的出发点建立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之上。8月12日，张闻天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中强调：“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总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如何实现逼蒋抗日的目标呢？“在我们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61]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除了联合苏联的国际战略，促使蒋介石寻找中共进行政治谈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力量的削弱，蒋介石认为中共不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重要威胁。现在，中共为了自身的生存和逼蒋抗日，极力联合蒋的反对派，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无疑是蒋介石最为忌惮的。蒋介石从来没有放弃任何可以削弱中共力量的机会，显然，如果通过军事打击能够完成消灭中共的任务，即无须政治谈判。即使军事上不能解决中共，加强对中共的军事打击，给中共以极大地削弱，也能够在谈判中得到好的条件。对于这一点，主持和中共谈判的陈立夫后来的回忆非常贴切：“我们刚刚建立联系，多少有点空谈。如果我们能在军事上打败他们，就不需要和他们谈判。所以，我们将谈判拖着，[62]事实也是拖着。”中共领导人对此何尝不是洞若观火呢？

中共实现反日反蒋或逼蒋抗日的目标，抑或为了生存，都需要增强自身的力量，获得苏联的援助则是其中的关键。20世纪30年代，德日两国法西斯力量的兴起严重威胁着苏联的国家安全，因此，苏联设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拖住日本。在苏联看来，“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奋斗的团结核心……是横在日本强盗实现其掠[63]夺计划的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援助红军即成为苏联重要的战略选择。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打通国际路线，获得苏联援助，不仅事关苏联安全利益，而且关系到红军的生存。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为打通国际路线做出了艰苦的努力。1935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64]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强调“国际路线无论如何必须打通”。11月8日，林育英（即张浩）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斯大林关于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开进苏蒙边界的意见。11月30日，毛泽东总结直罗镇战役后的局势时认为：“从现时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继续更加充足的力量……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12月1日，他又致信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65]我是完全同意的。”12月23日，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打通国际路线确定为军事战略总目标之一，绥远则是打通国际路线的战[66]略方向。

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遭到晋军和陈诚统率的十万中央军的阻击。5月，红军撤回黄河以西，进占绥远的战略目标没有实现。1936年年初，国共开始政治接触，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放松对红军的军事进攻，中共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中共正在与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等密谋反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的关系是这些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重要条件，西北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对此极为关心，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67]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把打通国际路线当作必须完成的任务。

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68]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1936年8月，中共中央即谋求在宁夏和甘西地区打通国际路线。8月12日，张闻天等给张国焘、朱德电称，今后战略方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具体实施方略是：“十月三个方面军会合甘北，准备进攻宁夏，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渡[69]黄河，占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并为我出兵绥远做准备。”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在占领宁夏之后，我们将给你们以帮助”，因此，[70]中共中央决定两个月后夺取宁夏。10月23日，彭德怀拟订了《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作战目的实现，红军就会实际控制黄河以北至蒙古边境的广大地区，意味着打通国际路线。

然而，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积极进攻，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将原定在外蒙援助红军改为经新疆援助红军，中共夺取宁夏的计划不仅不能实施，自身也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三个方面军被国民党军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区域，毫无回旋余

[71]地。1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毛泽东说：“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又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好的，是抗日的，对[72]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

这表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左冲右突，没有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重大战略目标，反而被国民党军队紧紧压缩在狭小地区，中共领导层不得不重新考虑大规模的流动作战的可能性。在中共军事处境日益艰难的同时，国民党在与中共谈判中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11月17日晚，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向中央汇报蒋介石提出的停战条件：“蒋先生意见如下：一、红军可编至三千人，允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方遣送出洋考察，然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员参加国民大会及军政各机关工作，但须由我方[73]提出适当名次，由彼酌量任用。”

可以说，到了1936年11月的中旬，不管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中共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了。虽然毛泽东提出了流动作战的应对策略，但其结果如何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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