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赖恩·莱弗里,汤姆·霍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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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系列：海洋帝国+卢比孔河+波斯战火（共三册）试读：
前言
如今，英国皇家海军的火力要远胜于德雷克（Drake）、纳尔逊（Nelson）、费舍尔（Fisher）甚至丘吉尔时期。相较于19世纪初的千余艘战舰，如今皇家海军的88艘为数甚微，更难与“二战”巅峰时期的8 000艘相提并论。然而，哪怕是现在最小的巡逻舰，都能在逆风条件下、传统射程外轻易击溃一整支纳尔逊舰队，它要做的只是逐个对准、扣动扳机，30mm小口径火炮的火力就足以摧毁对手的木质船身。舰队的雷达可以在迷雾和黑暗中找到敌军，声纳可以探测出数百英里外的潜水艇。舰队配备的飞机可以于数百英里外发现敌军，并予以打击，无论敌军是上天入海还是安营扎寨，都难以逃脱他们的探寻。除此以外，三叉戟核潜艇上装载有热核武器，其毁灭力甚至要强过“二战”中所有武器之和，摧毁世界上的大都市也易如反掌。虽然，如今的皇家海军在规模和武力上都逊于美国海军，也不再坐享曾经的万众瞩目，但它仍是一支强大且灵活的军队，拥有战舰、飞机以及潜艇，足以执行海上、海下甚至陆地的军事任务。
然而，恰恰是德雷克、布莱克、佩皮斯、安森以及纳尔逊他们相对无力又脆弱的海军，代表了不列颠的实力，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并于各种微妙以及意想不到之处改变了不列颠甚至整个世界。纳尔逊的船只是木质的，易燃，一旦撞击岩石就会分崩离析。其船员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戴罪之身或是强征来的水手，远非如今高喊着保家卫国的志愿者。他们的视线范围限于地平线之内和海平面之上。一旦远离了陆地，他们就与岸上的指挥官断了联系。他们火炮的射程只有几百码，因唯恐与母舰丧失联系，士兵上岸后也从来不敢跑远。与当代航空母舰相比，他们的技术可能看上去相对低级原始，但推至当时，这些战船已经是最为先进的，需要全面的技术才能有效操作的庞然大物。尽管这些船只仍有缺陷，但也比其他国家的海军来得成功，开始为不列颠承担起主宰海上世界的重任。收帆。（国家海事博物馆，PW3760）
皇家海军成功地保护不列颠诸岛未遭入侵，也为其贸易和帝国事业保驾护航。但是它对世界和大英帝国的影响远甚于此，它是世界力量中的翘楚，更是不列颠民主的缔造者和禁卫军。
矛盾的是，皇家海军这么一个权力部门怎么可能成为民主建设强有力的支撑？这大概是由于维持一支海军耗资巨糜，不像是短期的军备竞赛，它不仅需要多年的长期投入用以建造战舰，也需要大量经费维系一支职业军官和水手队伍。而这冗繁的支出只能经由人民同意才能募集——最初，富裕阶层会为此慷慨纳税，不过最终，税源还是扩大至社会所有成员。亨利八世用没收修道院得来的财富营建了自己的海军，而查理一世却在与议会的周旋中自掘了坟墓。在国王终于取得了议会的支持大兴海事后，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于1677年在下议院宣称“我们的安全维系于此”。在王权衰落之际，议会仍在商榷海军的扩建计划，1889年《海军防务法案》（The Naval Defence Act of 1889）恰诞生于此种际遇。仅仅20年时间，人民自己就成了海军扩建的生力军，1909年，他们游街宣请建造更多的无畏战舰（Dreadnought battleships），高呼口号：“8艘战舰，急不可待！”
与陆军不同，海军一般对国内的治安和稳定无所裨益，尤其是当其船员多为强制劳力，一旦上岸就为非作歹。17世纪50年代克伦威尔的将士们以武力威慑全国，议会在很长时间都对此印象深刻，并于1689年通过《兵变法》（Mutiny Act），在军官中安置了法律顾问，时效却只有一年。同时，针对海军颁布的《战争条例》（The Articles of War），却具有永久效力。与其他大国相比，不列颠更为仰赖海军，除却两次世界大战，它从不需要维持大量陆军。也正因为此，陆军一反其在西班牙、法国以及日后德国政治中的地位，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未成为一个要角。而海军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在海内还是海外都有繁重的任务，致使其军官很难拨冗问政。1765年“胜利”号（Victory）设计图——100门火炮，最为先进的三层甲板船，在后来的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中是纳尔逊的旗舰——刚开始建造的时候船头、船尾均有华美的装饰。（国家海事博物馆，J1850）
在船上，海军从来不像外界传言那样专制。《赏金猎人》（The Bounty）中残暴的布莱船长（Captain Bligh）多半是小说的夸张之作，现实中少见其人。确实，船长手中握有的大权可能要比法治社会中的任何个人都大，但是船只的操作需要大量的船员配合。这就导致虽然和任何群体一样，船员间也会存在分歧与争执，但船上的生活却能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同心协力的氛围。只有当船上或岸上的管理出现问题，士兵才会哗然反叛。正如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Max Horton）1944年所写：“惯常情况下船员不会陷入无纪混乱，除非他们怨气冲天，而这就是合理的审查的意义所在。”1
自古以来，海洋在英国文学上就举足轻重，但成为中心，却费时良久。第一个伟大的海员形象出自乔叟之笔。乔叟以达特茅斯（Dartmouth）的约翰·霍利（John Hawley）为原型——“但凡良知善意，他内心全无”。莎士比亚也常以海为主题，这大概是由于身处伊丽莎白时期的伟大港口伦敦，海洋才成为他逃不开的话题。《威尼斯商人》所处的环境便是海洋共和国，《暴风雨》的原型正是1609年在巴哈马群岛（Bahamas）遇险的“海洋冒险”号（Sea Venture）。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但仅以一本书就获得了不朽声名。《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被尊为英语世界第一部小说，百年后人们都深受影响。很多年轻人正是在此书的激励下扬帆远航，投身海洋事业的。海军医生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将《兰登传》（Roderick Random）以及《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Humphrey Clinker）的背景设定在海军历史上相对黑暗的乔治王早期，塑造了一位业余船长的形象。“我看见他奄奄一息躺在沙发上，时不时地由仆人撑着他的头闻一下嗅盐瓶。”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曾是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麾下的见习军官，之后却成为19世纪后期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主角是一位年轻见习军官，受众多是半大少年郎。马里亚特写作的时代正处于拿破仑战争酣畅时。一个世纪后，他的地位被C·S·弗里斯特（C.S.Forester）取代。弗里斯特的《霍恩布洛尔船长》（Hornblower）系列描述了一位执行独立任务的船长，在没有无线电的岁月里，这位船长有着绝对的自主权，决断之处尽显英明。在弗里斯特之后，类似的主题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虽然他轻蔑地表示弗里斯特的作品过于幼稚，但他采用类似主题，以一位护航舰船长进行独立任务为中心，写作了一系列为他博得盛名的作品。
从地理上来说，不列颠疆土内距离海洋最远处也不过80英里，然而不列颠的精神距离海洋更近。海洋在我们的词汇中都留下了印记，如我们熟知的“by and large”（大体来说）,“nip and tuck”（不相上下）以及“chip on his shoulder”（寻机爆发）。海洋文化也影响了我们的穿着。从维多利亚时期男孩间流行的水手装，到如今海魂装和甲板鞋，都带有海洋的印迹。更为深远的是，海洋赋予不列颠自由的意志，而强大的海军让它得以从欧洲大陆的极权者，从路易十四和希特勒的魔爪中脱身。正是由于帝国地缘广阔，不列颠的贸易才得以在近代早期喷涌蓬勃，当年的世界霸主为如今的英国留下了肤色各异的公民。海军并没有缔造帝国，但却实实在在地捍卫了帝国。正是由于帝国曾幅员广阔，才让英语获得了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无论好坏，海军本身显示了国家的阶级结构。它曾是世界上汇集最多精英的部门，即使出身低微，如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也能晋升为战场指挥。但在维多利亚时期，它却成了英国国内最讲究阶级出身的部门。而这一过失，耗却了近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修正。数百年间，皇家海军为这个国家培养了诸多精英，如德雷克和纳尔逊，更培养了千百万海军士兵，他们在战舰上挥洒青春热血。此书讲述的就是他们改变世界的故事。第1章战胜无敌舰队
世界上大部分武装部队都能寻根溯源到确切的起始年月。英国陆军，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就以有着“第一脚”（First of Foot）之称的皇家苏格兰团的成立年份——1627年为自己的纪年起始点。皇家空军也有自己的生日：1918年4月1日，空军甚至还有一个父亲——皇家空军司令特伦查特勋爵（Lord Trenchard）。然而，皇家海军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成立日期，因为自国王阿尔弗雷德（King Alfred）于公元900年左右建造战船抵御维京人起的几个世纪中，海军经历了诞生、多次衰落，然后多次重生。300年后，国内外都不受欢迎的约翰王（King John）建造了一支拥有超过50艘战船的海军，由此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海军基地得以发展成形。为了支撑自己冒进的外交方针，亨利五世（Henry V）也营造了舰队，其中就有著名的1418年“神赐”号（Grace Dieu），“神赐”号以1 400吨的排水量位居当时大船之首。1530年新教改革后，亨利八世（Henry Ⅷ）需要舰队抵御天主教近邻们对自己海岸的侵扰。他的堂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James Ⅳ）建造了“伟大的迈克”号（Great Michael），号称“（建造用了）法夫（Fife）地区除了福克兰森林外所有的木材，（以及）所有从挪威运来的木材”。为此，亨利八世也建造了巨大的“神赐亨利”号（Henri Grace à Dieu），势以应对。“神赐亨利”号装载有122门大炮（多数是轻型的），配备了340名士兵，301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49名炮手。到1546年时，亨利已经拥有共计58艘船，其中分为运输船、三桅划桨炮舰，以及小得多的船载艇和划桨驳船。
亨利的船队并没有因为他的过世而解散，这支船队在他的新教儿子爱德华（Edward）和天主教女儿玛丽（Mary）统治期间，虽然规模不再，却得以保存。这种继承延续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玛丽在与法国的对抗中输掉了加来（Calais），所以当伊丽莎白（Elizabeth）在1558年登上王位之时，英吉利海峡第一次成了英格兰的天然疆域。而她的海军，也在人民的欢呼中，击败了外来的天主教入侵——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最初，伊丽莎白并不是一个尚武的君主，她于国内外都推行和解政策。但是逐渐地，女王不断陷入与西班牙的小规模战争中，这多起因于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和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兄弟。他们最初只是与西班牙进行奴隶贸易，但是1568年，他们的船只在墨西哥的圣胡安德乌卢阿（San Juan de Ulúa）被袭。震怒之余，他们以私人名义与西班牙展开商战，而1577年，他们更是在女王的资助下掠夺了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财物。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 1596）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这幅肖像取自《环绕世界》（The World Encompassed）一书的卷首页，1628年伦敦出版。（康威）
德雷克出生于德文郡的塔维斯托克（Tavistock），其父以剪羊毛为生，不时兼职传教，曾在逃亡中落脚肯特郡（Kent），而德雷克就是在梅德韦河（Medway）上学会了驾船。回到德文郡后，德雷克加入了表哥霍金斯的船队，后者对他影响极大。不久后，他们开始从事奴隶贸易，将非洲黑奴贩卖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几次试水后，收益颇丰。然而，这种贸易是违反西班牙当局规定的。1567年，他们的奴隶贸易陷入困境。在回国途中，暂歇于墨西哥的圣胡安德乌卢阿，准备修补船只。一艘西班牙宝藏船也停入港口。几日后，西班牙人突袭了德雷克和霍金斯的船队。兄弟两人损失巨大，勉强得以保命逃脱。破损的船只载着超载的船员一路颠簸到家，惨不忍睹。自此往后，德雷克就胸怀复仇的怒火。据传说，德雷克对西班牙的敌视源于宗教，他本身可并不是什么虔诚信徒，但这完全无碍后世的宣传家追封他为新教英雄。
回国后，德雷克娶妻成家，却并未在新家久留。几次成功劫掠了西班牙货船和据点后，他开始计划1577年的大行动。这次出击可能得到了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支持，并得到了女王本人的资助。他准备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Cape Horn），去劫掠那些西班牙位于太平洋地区富饶但疏于守卫的据点。航行中，大副托马斯·道蒂（Thomas Doughty）因煽动兵变被处以极刑。由于之前损失了大半船只，德雷克只剩下“鹈鹕”号（Pelican）一艘航船。在成功穿过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 of Magellan），进入太平洋地区后，他将此船更名为“金鹿”号（Golden Hind）。虽然当时他的船员只剩30人，但是他还是抢劫了不少地方，甚至袭击了满装货物的“理念夫人”号（Nuestra Seora de la Concepción），而不是其他记录中所说的“卡卡弗戈”号（Cacafuego）。德雷克在加利福尼亚，可能是如今旧金山所在地登陆，又取道太平洋回国，并在归途中，还不忘寻找马尼拉开来的货船。“金鹿”号攻击西班牙宝藏船。（康威）
远航耗时近3年，1580年9月，德雷克终于回到祖国，成为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英格兰人。起初，女王还因为外交原因对德雷克稍显疏离，但是一如所有的投资人，女王对于此次航海带回来的巨额财富还是表现出了欣喜。德雷克出身卑微，现在却能加官进爵，成为议会一员，甚至买下一座曾经的修道院，当作私宅。
很快，德雷克又投入他的海洋事业，举起大旗对抗西班牙，期间成败各半。1585年到1586年间他组织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袭击，攻击了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卡塔赫纳（Cartagena）以及佛罗里达，并将弗吉尼亚罗阿诺克（Roanoke）地区殖民未成的同胞解救回国。到1587年，战火已燃（德雷克的活动是部分因素），德雷克还洗劫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港口，当时，这些港口都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德雷克攻击了西班牙的加的斯港（Cadiz），这片海域险要却易攻，劫掠过后，德雷克带着172 000达克特金币荣归，留下25艘西班牙船只沉入海底。在离开葡萄牙港口时，德雷克截获了满载财宝的“圣费利佩”号（San Felipe），并从其船员口中得知西班牙正在准备报复。回国途中，他被提升为英格兰舰队副司令，官阶仅次于埃芬汉的霍华德勋爵（Lord Howard of Effingham），若不是出身寒微，又身处注重门第的时代，总指挥的位置非德雷克莫属。
通过海峡上游时，德雷克命令自己的一支小分队与霍华德（Howard）、霍金斯和马丁·费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一起迎击无敌舰队。战斗中，德雷克罔顾命令，截获“罗萨里奥”号（Rosario），并将其带回托贝（Torbay）。在格拉弗林海战（battle of Gravelines）中，德雷克在优势情况下毫不恋战，仅一小时左右就匆匆回撤，显然是为了保护所俘之宝。
战胜无敌舰队之后，德雷克又组织前往葡萄牙的远征，可能由于疏于计划，他既没能煽动起群众反抗西班牙的热情，也没能占领里斯本，或是俘获从亚述尔群岛来的西班牙货船。至此往后，德雷克就在国内休养。直到1595年，他与霍金斯又重组船队，目标是掠夺西印度群岛，如有可能，更想占领巴拿马。霍金斯11月不幸去世，在掠夺了巴拿马之后不久，德雷克也因病去世。他被装在铅制的棺材中，沉入海底。坊间仍有传说［尤其是他的家乡伯克兰修道院（Buckland Abbey）］：“如若英格兰蒙难，只要德雷克的战鼓再次擂响，他定当回归救国。”
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德雷克充满矛盾。他具有典型的航海者的英勇和激进，却在领导力和与下属的关系上饱受争议。他从未彻底放弃过海盗事业，因而在为海军决策时难免心不在焉。他与霍金斯一起为英格兰开启了非洲黑奴贸易的先河。虽然出身卑微（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但他颇爱在服饰和消遣上掷重金以示不凡。他对于圈中比他富裕或地位高的人出手阔绰，以昂贵礼品慷慨赠予，却很少给自己的船员以同样的待遇。他是一个新教英雄，但他自己的信仰却并不坚贞热忱。
霍金斯和德雷克配合默契。当霍金斯前往伦敦为伊丽莎白女王管理海军时，德雷克独自指挥战船。1577年，在女王智囊、内阁大臣柏利勋爵（Lord Burghley）的建议下，霍金斯受命出任海军财务官（Treasurer of the Navy）。虽然有海军重臣威廉·温特（William Winter）的阻挠，霍金斯依然迈开了改革海军的步伐。他通过增加船员收入来招募新兵，将船员与排水吨位数的比例从1∶1.5降低到1∶2。他是最早呼吁船上卫生的官员之一，甚至可能是在英格兰船上安装吊床的第一人。最重要的是，他在西班牙货船和亨利八世三桅舰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新型的快艇，这种快艇横木更长，甲板上舱更矮，重型炮被安置在低处，连船帆也做了改进。霍金斯善用巧匠，他手下不乏出色的船舶设计师，如马修·贝克（Mathew Baker）等，这才能将理念化为现实。
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已蓄势多年。由于英格兰是新教国家中的翘楚，而西班牙帝国作为天主教世界最大的势力，囊有葡萄牙、大部分意大利以及菲律宾和美洲大陆的广袤领土，因此宗教是他们不得不敌对的主因。即便不是出于宗教热情，伊丽莎白的臣民也希望通过战争，获得永久的安逸。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英格兰人目睹了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他的儿子爱德华施以极端的新教措施。而他姐姐玛丽即位后，一反先制，以焚杀异教徒的方式想让英格兰回归天主教的怀抱。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温和宽容得多，施以新教但并不极端。然而贪婪之欲罔顾宗教的缓和，德雷克、霍金斯、沃尔特·0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马丁·费罗比舍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都从海外的探险中获益良多。1568年荷兰反抗西班牙时，伊丽莎白公开支持荷兰，这就更加恶化了英西两国的关系。1587年初，伊丽莎白的表亲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被处死，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与其子詹姆斯不同，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她也是英格兰的王位继承人。她的过世就意味着新教徒詹姆斯将成为伊丽莎白的继承人。1587年9月，西班牙国王菲利普（Philip）下令召集船队，即著名的“无敌舰队”，准备攻击英格兰。作为回应，德雷克洗劫了西班牙海岸，并在加的斯大获成功，击毁了多艘西班牙船，满载而归。事后，德雷克称自己“烧焦了西班牙国王的胡子”，然而事实可能并没有听上去那么风光。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刚刚过去16年，当时土耳其苏丹曾宣称“虽然威尼斯人击沉了我几艘船，他们不过是烧了我的胡子。胡子是会再长出来的。但如今我占领了塞浦路斯（Cyprus），那就等于砍断了他们的双臂”2。德雷克知道他羞辱了西班牙，甚至他的鲁莽也暂时唬住了西班牙人，但是他并没能阻拦西班牙人进攻的号角。“重型火炮”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海战中船只配备的主要武器。自15世纪起，船上就开始装载这样或那样的枪炮。长帆船或快艇常常在船头装载一架重型炮，而战时征用的商船体形偏圆，多在船侧装载轻型炮，用以攻击敌人的甲板和船桅。16世纪早期，人们发明了射击孔，这样就能在船身下部装载火炮。人们可以在重填弹药和坏天气时关闭射击孔。轻型炮一般由多部分组装而成，用时才以铁环箍住以便固定，因此被称为炮“筒”。这种炮一般都是后膛装弹，得亏当时火药质量低劣，才没能走火致险。而重型炮由铁或铜浇铸而成。火药制造的精进让英格兰有能力使用火力更大、射程更远的武器。正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对他的众多间谍所说，
你们须牢记，敌人的战略是远攻，这得益于他们先进的大炮……而我们的战略恰恰相反，就是要拉近距离，与他们纠缠……敌人用他们的大炮……低处开火，击沉敌方的船只。3
西班牙的战略显然错了。无敌舰队本计划沿英吉利海峡到达尼德兰，然后赶走帕尔玛公爵（Duke of Parma）的军队。但是只要英格兰和荷兰稍有行动，这一计划就将流产。人们说：
英格兰的船只又快又大，装载有更多的远程炮；他们和我们一样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但却完全不会和我们言归于好，只会冷酷以对，用火炮将我们击碎。我们却难以伤他们分毫。可以说，我们出航迎战，凭借的仅仅是奇迹定会发生这样的信念。4
西班牙和英格兰在组织和炮术上都不一样。
他们的士兵看防守卫，他们的军官巡视舰队，一如在岸上般自在；他们的任务除此之外就只剩擦拭武器，面对各式武器，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炮击手无须做任何苦力，只需研习炮术……剩下的水手都由奴隶充当，辛苦劳作，日夜不得停歇……也不能在甲板下睡觉或歇息。因为无论天气好坏，无论狂风暴雨还是烈日当头，他们都需要在隐蔽和救援的模式里来回转换。5
这与德雷克的理念有所出入，他心目中的船员应该是“团结一致”的，而绅士们也必须“与水手一齐呐喊划桨”。
君主常常声称拥有“招募”或“强征”渔民加入海军的权力。这一古老的权力源自撒克逊国王有权征召任何臣民参军的惯例，但是随着海军在国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参军的义务成了渔民愈加沉重的负担。在中世纪战舰刚刚开始装配武器之时，商人、水手经常随船出征。之后，政府常常预付给渔民一小笔钱，作为其为国效力的“订金”。因此以“强征”一词来形容这一征召程序也有些言过其实。亨利八世时期的征召颇为温和，水手的待遇尚佳，战争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而伊丽莎白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数次拖延后，无敌舰队终于在1588年7月29日出现在普利茅斯（Plymouth）。据后世传说，德雷克当时玩球兴致正高，遂决定结束比赛后再出船迎战。但这并不可信，更大的可能是，德雷克等待的是更为适宜的风向。德雷克的计划正是要巧用风向从后方突袭无敌舰队，而顺风则能让他得心应手。西班牙派出130艘战船、共计3万人的战队，呈英格兰人所谓的月牙形排列，实则列队要比这复杂得多。至少我们要摆脱一种错觉，认识到西班牙的船实际上并不比英格兰的大。即便西班牙确实拥有几艘大船，那也多半是运输陆军部队之用。而两国的小船间要说有区别，也就在于霍金斯的帆船是赶制的，其差距绝非维多利亚时期的传奇中所说的那么巨大。
英格兰舰队拥有大致110艘战船，但其中大部分是征用的商船，武力微弱。德雷克也只是副职司令，一个出身贵族的指挥官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埃芬汉的海军上将霍华德勋爵全权总领舰队。两军交锋多次，期间英格兰小分队试图远距离炮轰敌方，但收效甚微。波特兰岛（the Isle of Portland）战役中，英格兰采用“拔毛”（feather plucking）战术，但并未奏效。此后，英格兰舰队分为四小分队，准备更猛烈地进攻。两艘西班牙战船被俘，却只是因为它们自己撞到了一起。在进入海峡一周后，西班牙人停在了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英格兰准备了火炮船予以应对。火炮船并不总是最理想的武器，但此时西班牙船只已经抛锚在岸边动弹不得，而且西班牙士兵对于3年前荷兰人在安特卫普使用的爆炸船还心有余悸。最终，无敌舰队的队形被打散了。英格兰船得以近身用短程炮轰击敌军。西班牙人原以为船侧发射炮弹是一次性的，开火后要从船外侧填弹，所以攻击完成必须要撤离战场进行填弹，但英军的填弹技术显然要比敌军预计的好得多。西班牙军队放弃了与帕尔马军队（Parma）会师的希望，准备打道回府。航行到苏格兰北部地区时，又遭遇风暴，战舰多数被毁。格拉沃利讷战役结束一周后，伊丽莎白女王在泰晤士河畔的蒂尔伯里（Tilbury）对她的士兵讲话，这段话几乎就是她传奇一生的注解：“我知道身为女人，我身躯单薄脆弱，但我怀揣一个国王、一个合格的英格兰国王的雄心壮志：任何胆敢犯我疆域者，不管是帕尔马、西班牙，还是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必将闻风丧胆。”
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为此，人们11月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庆功仪式。教堂里欢庆的钟声响彻全国，而历史也将铭记此刻。在这离大陆不远的小岛之上，女王统治的不过是一半方土，外有世仇环伺，内有贼臣乖张。对于西班牙来说，英格兰不过是异教徒和海盗之国，然而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岛国挑战并战胜了西班牙这一最强大的世界帝国。这场胜利确保了英格兰的独立，也为伊丽莎白温和宗教政策下的新教指了条活路，而新教在日后成了英格兰文化的要素，甚至成了不列颠的特性所在。
1588年英格兰战胜西班牙舰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英格兰士兵的勇猛，天时同样重要，但这并不影响新教徒对胜利的认知。这恰恰证明了上帝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勋章上也刻下了神佑的字句：“上帝的风将敌军吹散。”然而，德雷克知道他的远程策略并不如他所预期的那样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若不是我极力表现、从善如流，定将说服自己向主坦诚我的罪过。”6重型炮在海战中的运用确实是英格兰人的贡献，它也为日后的不列颠开辟了致富之路。火炮武装下的英格兰战舰只有在水雷、鱼雷、潜水艇和飞机的威胁后，才开始显现颓势——而这已是3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胜利并不是战争的终结。到1588年底，海军人员配备上的缺陷开始显现。其实这种缺陷在1587年就已经初现端倪，当时“金狮”号（Golden Lion）的海员叛变并抗议道：“我们被迫为陛下缴纳津贴，却不受重视；您未以人道相待，却视我们为猪狗。”7到1588年，虽然霍华德勋爵对他的士兵赞赏有加，却也承认：“他们为女王殿下甘洒热血，却鲜见肉糜，确有不公。”8到8月时，军饷供给极端紧缺，据霍华德说，
疾病和死亡开始在军营里急速蔓延，在马盖特（Margate），我们的病员无人收留，死于街巷，情境凄凉……看样子传染很可能遍及整个军队，因为船员出海时间太长，而换洗的衣服太少，也没有地方提供衣服，即使有，他们也没钱购买，因为有些人，应该说是大多数人已经出海8个月之久……我敬爱的陛下啊，请尽快让您的船员们休息，同时出钱为他们治疗吧……9
除了疾病，由于饷银的拖欠，不满情绪也开始在船员间蔓延。女王的国库压力过大。修道院的财富被劫掠耗尽后，都铎王朝还没能找到新的财源，能够在支撑一场持久苦战的同时去支付船员的薪饷。上图选自霍华德勋爵所记录的一系列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计划图，此图展现了这一战役的两个阶段。在图左侧，英军追击无敌舰队，并俘获了“圣萨尔瓦多”号（San Salvador）。在图右侧，是发生在波特兰的那场规模宏大、难分胜负的战斗。（国家海事博物馆，F8043）
这场战争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伊丽莎白女王15年后薨逝才告终结。一年年军队出征，而士兵的质量和斗志却是每况愈下。这首先带来的影响就是最优秀的海员被警告要避免被皇家征召——这一警告被铭记了数百年之久。一个世纪后，沃尔特·罗利（Sir Walter Raleigh）写道：“大多数时候，他们极不情愿登上国王的战舰，因为此处的生活堪比奴隶，他们必须忍受贫穷和饥饿；而商船的境况却恰恰相反。”10此外，由于被控腐败，征兵系统开始崩塌。据罗利所言，“在为皇家舰队召募和强征足够的水手这件事上，要么官员渎职，要么贿赂盛行；否则国王的船员不会质量最差……水手间开始流传一句谚语，那就是征兵大臣总是将最能干的人留作私用。”11
而在已经入伍的水手中，伺机离队的也不在少数。1602年，威廉姆·蒙森（William Monson）抱怨道：“在回国途中叛逃的士兵人数多到让人难以置信，更难以报告长官。”12他提议采取防范措施，并写信给“所有征召水手的市政首脑，如果他们发现有非经允许就离队归乡的船员，要立刻将其逮捕，送往监狱，依法处置”。而皇家命令更为严苛，适用对象也更为广泛。1599年，16到60岁的成年男子，而不是18到50岁，都是被征召的对象，“为确保他们前往查塔姆（Chatham），违令的代价胜于丧生之痛”，每一个海军中将都需“任命一可信、谨慎之人与他们同行，以促其快速到位，确保无人叛逃”13。
一旦人们开始丧失信心，便会有越来越多的识字之人投身书本以求慰藉。理查德·哈克鲁伊特（Richard Hakluyt）首先于1589年出版了他的《航海要义》（Principal Navigations）、《航行》（Voyages）、《大英民族的交通和发现》（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而后又于1598到1600年间出版了更为翔实的三卷版。弗朗西斯·沃辛汉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在国务卿的支持下，编辑了大量的探险故事，其中他大肆宣扬英格兰人在海洋和陆地上的英勇，丝毫未提及法兰西或者西班牙对这世界的贡献。严格说来，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并不是什么探险之旅，却也被编进了第二版故事集中。很快，英格兰掀起了第一个出版热潮，在很长时间中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而此时英格兰真正的海军力量还远不是赞歌中那般无往不胜的英勇。第2章漂向内战
伊丽莎白女王于1603年去世，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成为詹姆斯一世。虽然苏格兰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海军，但是可以说它已与英格兰联合成一个岛上王国。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苏格兰频繁起义，却并不影响两个王国间越发紧密的联合，而这种联合也增加了英格兰海军作为主要防御手段的重要性。然而，新登基的国王却是个和平爱好者，很快便结束了与西班牙的战争。在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对外冲突，并任由海军在他在位的前15年间无人问津、逐渐衰落，尽管他于1610年间也建造了“皇家亲王”号（the Prince Royal），这艘当时最大的船只，甚至可能是最早的三层船。1618年，某委员会报道国家海军，“发现之前的23艘战船，两艘驳船均有多处缺陷，甚至朽烂”。报告建议修整一支由4艘包括“皇家亲王”号在内的“皇家战船”组成的战队，战队支柱是14艘大型船，6艘中型船，2艘小型船和4艘小艇。14这一计划在之后的几年中被逐渐完成。
虽然这段时间并不是海军的辉煌时期，但是17世纪确实见证了英格兰海外帝国的诞生。催生海外帝国的多是私人冒险家，而他们的动机又各有不同。东印度公司于1601年首航，主要目标是打破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对香料贸易的垄断，而不是为了占领日后成为其根据地的次大陆。1607年，一小队冒险者在约翰·史密斯上校（John Smith）的带领下，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了殖民地，他们几经交困后才迎来了昌盛繁荣。而远至美洲东海岸，有一支后来被称为“移民先父”的清教徒长期与宗教迫害做斗争，建立了新英格兰（New England）殖民地。圣基茨（St.Kitts）是不列颠在西印度群岛上众多殖民地中的第一个，建于1624年，同年，英格兰人还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巴多斯岛（Barbados）。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he Tempest）在1610年首演后，人们开始正视这个不断成长的帝国。1616年，一位强大的原住民首领的女儿——宝嘉公主（Princess Pocahontas）——与其丈夫约翰·拉尔夫（John Ralfe）一同来到伦敦，并觐见了国王，参加了众多聚会。她死于泰晤士河畔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
詹姆斯国王本计划让其子查理与西班牙公主联姻，年轻的王子与詹姆斯的宠臣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一同前往西班牙。当他们被羞辱性地拒绝后，两国间关系骤紧，国王也开始屈从民意，准备与西班牙开战。备战的准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625年3月詹姆斯去世、其子继位为查理一世之时。是年秋天，无视于季节的不适、财政的紧缺，一支英格兰远征队动身前往西班牙。
远征军的惨淡境况并非由敌军造成，而多半是被自己的疾病、无能和供应不足等问题拖累。军事决策的失误确实是一方面，而疾病却给好几艘船上的士兵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仅“皇家安妮”号（Royal Anne）一艘船上的800名士兵中，就有130人死于疾病，此外还有160人卧床不起。其中一名将领曾写道：“水手们非死即病，因而都没有足够的人来料理船务”，还说“可怕的疾病在人群中传播，一旦感染，命不久矣”15。军队归航后，爆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事件。报道称：
水手在为攻打加的斯做准备，其他人留守在皇家战船上，由于从未获得饷银，他们多次上岸前往伦敦声讨、威胁白金汉公爵，甚至一度曾意欲卸下公爵宅门、硬闯宅院。最后，国王用自己的补助金清算了他们的薪水，骚动才得以平息，集结的士兵才散去。
这发生在1627年初，远征一年多以后。16政府的信用严重下降，而水手服役皇家的意愿也跌落谷底。
1627年英格兰又一次远征拉罗谢特（La Rochelle），旨在支持那里的新教徒反抗法国国王。军队来不及整装便动身出发，结果与之前一样凄惨。这次远征共召集3 800名船员，其中多数死于战场。所有船员的薪饷不是拖欠就是未至，数百人忍饥挨饿。一位船长在远征归来后写道：“战士们境况凄惨，他们没有鞋袜，连遮身蔽体的破布也没有……船上染病者众多，再待上一个月的话，那幸存者之势单力薄都不足以让船靠岸停泊。”17
1628年，英格兰曾试图再次组织远征，据说“海军在普利茅斯几乎已经准备停当，但由于欠饷9个月之久，又亲眼看见自己最好的口粮被贱价出售，士兵哗然反抗。暴动中有3人丧生。骚乱过后，肇事者逃窜”18。远征军中的一名生还者由于不满，刺杀了白金汉公爵。公爵死后，激进的对外政策方得终结。
早在远征西班牙这一悲剧以前，海盗问题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西班牙北部的比斯开湾人（Biscayers）和海峡对岸的敦刻尔克人（Dunkirkers）长期以海盗为生，但至少他们都是天主教徒，目的也只在于劫掠船只。更可怕的是来自北非港口塞拉（Salé）和阿尔及尔（Algier）的巴巴里（Barbary）海盗，他们在残害天主教徒一事上不受道德约束，他们的“高效”也让人恐慌。巴巴里人在自己的海域里劫掠船只、奴役船员已让人怨声载道，更糟糕的是他们开始出没于英格兰海岸——1625年，有30艘巴巴里船出现在圣艾夫斯（St.Ives），普利茅斯、普尔（Poole）以及其他很多港口的居民开始为自己的安危担忧。海军巡逻未见成效，雪上加霜的是赎救的程序又遭到破坏。原本教会负责募集赎金以解救人质，但这些赎金却上交至王室掌控的中央基金，用以解救宫廷红人。到1631年6月，事情变得更糟了，阿尔及尔的海盗洗劫了爱尔兰海岸巴尔的摩（Baltimore），带走了120名妇孺予以囚禁，可怕的虐囚传闻在坊间流传。1632年2月，国王收到“来自众多可怜女人的”请愿书，“哭诉她们的丈夫、孩子、朋友，总计500多人被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摩尔人掠为苦役”19。
对政府指责最为激烈的当属约翰·艾略特爵士（John Eliot）。艾略特是议会成员，德雷克老家德文郡的海军副将，远征加的斯的溃败和治理海盗的失当激怒了艾略特。由于本性保守，艾略特并未将矛头指向国王，而只是起草文书抨击相关大臣的玩忽职守。他同样利用拒付补助金的方式来逼迫国王妥协，以期调整行政模式。在1629年的议会上，艾略特的两名同僚押下议会发言人，让他得以宣读自己的讲稿，演讲中，他鼓动人民拒绝支付非法税费。
事后，国王查理一世决定解散议会，独自掌政。在缺乏议会补助金的情况下，查理决定重申他的封建特权，以此来招兵备战。1634年，他颁布“船令”（ship writs），要求所有的大港口提供相应的船只并配齐船员。令状言明：伦敦要提供900吨位大船1艘，“配备至少350名船员，并提供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水手数名”；800吨位船1艘，船员260名；500吨位船4艘，船员各200人；300吨位船1艘，船员150名。20国王下达此令的权力似乎毋庸置疑，就在不久前的1591年，伊丽莎白女王也做了同样的事。人们虽有怨言，但海军仍计划在1636年配备完全，等待起航。
然而，这道命令的执行还是遇到不少困难的。士兵和商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查理一世已经建造了名为“海上霸主”号（Sovereign of the Seas）的大船，在船上安装火炮100座。战船的规模成长速度远远超过商船。因此，各大港口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船只来应对国王的征召——到1635年，只有伦敦一处确实交付了所要求的船只和船员，其他城市都同意付钱了事。
1636年，查理将“船令”的政策推广至内陆城镇。考虑到很多乡镇的规模过小，不足以独自承担提供船只的任务，而内陆又确实没有船只资源，查理同意各地以钱代船。例如在白金汉郡，本应提供450吨位船一艘，船员180名，或者缴纳4 500英镑以代替之。更小的乡镇无须提供船只，只需缴纳船费：德比（Derby）175英镑，赫里福德（Hereford）220英镑，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50英镑，亨廷顿（Huntingdon）40英镑。21与船税不同，这一以钱代船的政策就没有宪政先例支撑了。白金汉郡的一位绅士约翰·汉普顿（John Hampden）拒缴船费，将官司诉诸法庭。最终，他以极微弱的劣势败诉，却一举成名，并引起了数世纪来未曾见闻的反抗国王的浪潮。1627年在雷岛（Ile de Rhé）的英国舰队，图中清楚地描绘了那个时代船只特有的高耸、狭窄的船尾，船尾还拖有长船。
16世纪晚期的大炮装弹上膛很慢。通常情况下，船员会一次性将炮弹打光，然后掉转船身重新上弹。约翰·史密斯船长（John Smith）曾如此描述一次攻击：
再次与敌舷切相对，船头处的火炮首先开火，侧舷处紧跟其后，火弹随风炸开，弹片散落，舷炮迎风齐发，掉转船头，让船尾继续开炮，大帆的角索再次靠近对方船只。22
之后，船会回撤，重新上弹后再继续攻击，直到埋葬敌军或火药用尽。
到17世纪早期，负责火炮的人员有所增加，这就加速了装弹的速度。一小截麻绳，一组固定器就能固定住火炮，以防装弹时火炮打滑。不断增大的船体使得掉转船身成为一件难事，所以他们不得不在船舷处全面开火。
那个年代的所有欧洲王权都岌岌可危，查理一世和其他国王一样，妄图靠建造雄伟战舰来彰显权威。1634年，他参观了位于伍利奇（Woolwich）的造船厂，在这儿，国王最青睐的船匠菲尼亚斯·佩特（Phineas Pett）正在建造一艘名为“美洲豹”号（Leopard）的巨轮，“在船内，尊敬的国王陛下将我传唤至身侧，带着他高贵的决心，亲自询问我再建一艘新巨轮的事宜”23。这艘巨轮将比其他任何船只来得更为雄伟，“海上霸主”号成为了史上第一艘装载火炮超过百尊的战舰。它的设计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超越时人的领先意识。要装载如此之多的火炮，就必须充分利用船侧位置，因此不得不摒弃过去船头和船尾开火的模式。这就增加了船舷两侧的活动，从而取代了老式的转身上膛模式。但是最打动民心的还是船只本身精致的装饰。小凡·德·威尔德（Van de Velde the Younger）的一幅画作，描绘了水手跨坐在火炮上清理或装填弹药。很明显，这幅画作是在港口绘制而成。可能在17世纪早期的海战中，火炮是从舷外装填火药的。（国家海事博物馆，PW6464）
并不是所有英格兰臣民都能有幸一睹巨轮雄姿，所幸托马斯·莱利（Thomas Lely）为其建造者绘制了一幅图像，图中菲尼亚斯·佩特与其子一起站在船尾。更直观的作品来自约翰·佩恩（John Payne），他就住在靠近塔丘（Tower Hill）的边门处，在佩特的帮助下，他雕刻出了细节逼真的船体。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也出版了《圣上的皇家战舰实况》（True Description of His Majesty’s Royall Ship），书中为整艘船的精美装饰洋洒千言。“船首之上，国王埃德加于马背之上践踏七王……我烦请你留意船尾顶端上的丘比特，或是神似丘比特的孩子，他跨坐并驾驭雄狮，意为宽容约束无礼，无邪限制暴力；这正是国王的大爱啊。”船尾处是胜利女神的雕像，“她一手拿着皇冠，另一手捧着桂冠，分别象征财富和荣耀”24。炮术（1620~1850）
火炮不过是一头封闭的管子而已。若炮管内出现爆炸，力量会从一个方向涌出，就能将炮弹推出炮口。炮弹既可以从炮口填装，也可以从后膛装填。如果从炮口装填，火药和炮弹将会从敞开的一端塞进去。从后膛上药的火炮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打开封闭的一端。在都铎王朝时期，这一过程是由可拆卸的隔离箱完成的，人们打开隔离箱后用火药填满弹仓，再将隔离箱装回炮身。这样的火炮体形要小，对敌时能适用于对人的瞄准和射击。由于机械精密水平不高，后膛装弹对开炮者也会造成生命威胁。由于火药技术的进步，后膛上弹的火炮逐渐被淘汰。
火药由硝石、硫黄和木炭混合制成。早期的蛇纹石粉是一种简单混合物，其成分会在震动中相互分离，吸收潮气，内部的空气无法自由循环。17世纪早期，粒状火药粉很常见，它由大小适中的颗粒制成，但是火炮必须做得很结实才可以容纳这样的火药粉。到19世纪，在圆筒或烤箱里制火药成为常事，这样可以让火药烧得更为均匀，同时也可以提高火药效能。
早期的火炮，特别是那种后膛装填的火炮，都是分块组建，然后用铁环将这些部件绑在一起的，因此“炮筒”（barrel）这个词到现在都还在用。体积稍大的火炮，用模具制造产量更高，火炮制造最初用黄铜（事实上是一种更像青铜的合金），后来用价格低廉很多的铁。铸炮仍然保留着古代火炮的特点，包括加固的环状物和双弯曲线，从这些可以想到炮筒构造。每一座火炮后膛那头都有一个球或尾钮，可以更好地固定系留索。17世纪之后，英格兰舰队使用的大多是铁质炮，青铜用来建造战舰。在接下来几十年中，炮兵委员会的炮队巡视员托马斯·布罗姆菲尔德（Thomas Blomefield）使用扩展钢铁工厂的新技术来提高铸炮技术。布罗姆菲尔德通过在尾钮上面增加了一个环帮助固定后膛绳索，简化了火炮的设计，提高了效能。正是这种火炮，帮助纳尔逊上将在拿破仑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大约1800年，炮手发动暴乱。此事刚好发生在船舰的后甲板上，有一个人已经倒下了，另外一个人受伤了。（国家海事博物馆，PU8487）
炮架的设计对英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至关重要，因为西班牙人使用的炮架更适用于陆地，却并不适用于海战。
英格兰人采用的是可运输（以其小木轮命名）炮架，在船上只占很小空间。大约在1620年往后，火炮可以由后膛绳索控制，移位到可以重新上膛的位置。一卷旧绳捆住火药和炮弹塞入炮筒后，炮尾的绳索控制它们无法发射出来。当准备就绪时，需要炮架两边拖动滑轮的士兵负责把炮弹从炮口发射出去。直到大约1780年时，引爆火炮还需要将点燃的火柴扔进点火孔。大约1780年之后，用于步枪的燧发装置开始应用在火炮上，让火炮得以同时开火，这让英军在瞄准目标方面享有战略优势。
国王建造巨型战舰的政治意图显然被民众忽视了，民众的躁动开始呈现出起义的态势。查理对苏格兰的长老会主教征税却遭到反抗。为平息叛乱，查理从东海岸起航向福斯湾（Firth of Forth）发动进攻，国王握有天时，却不具地利、人和。相较于查理军中练得半吊子的强征军，苏格兰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在质量上要优越得多，且在人数上也远超查理军。与此同时，荷兰和西班牙相继进犯海域，在肯特岸边的唐斯（Downs）与英军纠缠。被迫无奈下，国王只能于1640年再次召开议会，筹集再次征战苏格兰的军费。末了，征战仍以失败告终。
直至1641年春，议会都是这个国度内颇具效率的机构。它意图将国王特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议会取消了许多陈旧的封建特权，这么做部分出于捍卫公民自由，更多的是为了凸显议会自身的重要性。船费被判为非法，所有以船费为财源的基金都被勒令归还。毋庸置疑，1642年内战将至时，皇家海军的海员们肯定是支持议会的。一月，来自查塔姆的2 000名士兵进入伦敦，相信“伟大的舰船之母——议会，其完美之可贵可匹敌整个王国，而此时却摇摇欲坠、岌岌可危。”25随后，议会任命沃里克（Warwick）伯爵执掌军队。当他到达查塔姆的时候，除了5艘战船拒绝听命于他，其他舰船均表示归顺。据一位保王派领袖说：“船员对国王的忠诚被严重扭曲，他们非但没有掉转船头远离是非，反而将他们的船长逮捕，移交给伯爵；伯爵命船员拘捕船长，船长们被当作罪犯一样被遣送至议会。”这位保王派还说，这使得国王“在所辖三国之内，无船可用”，这“对于国王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致使他的同盟军和大陆领国的君主们选择袖手旁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已经旁落别家了”26。
之后的内战主要在陆地之上进行，但议会仍需要海军。一来防范外国干涉；二来阻止保王党人私运军火，用以围攻诸如莱姆（Lyme）和普利茅斯这样的港口城镇；三来保卫他们的贸易和供给，以防备私掠船和海盗的袭击。议会软硬兼施，招募了新的海军。到1643年初，海军的月薪从原来的15先令上涨至19先令。与此同时，1642年一道法令将强征兵役的政策延续了一年，而之后又数度顺延，直至1660年。在1643年4月的一纸令状中，酒馆和旅店被迫“接纳并招待所有被强征入伍的海军、水手、船员，无论他们是服役于议会军船还是充作战船的商船。军鼓擂击、令状宣读之后，号令即时生效，船员就应登船备航”27。即便我们假设船员强制服役的薪饷早已付清，那在鼓鸣令宣后就要入伍，这仍然昭示了强征之野蛮，难免让人忆及亨利八世的时代。
在内战期间，海军在夏季约有6 000名士兵，冬季则维持在2 000名左右。虽也有新造船只入列，但多是小型快速的护航艇。因此，海军所需的海员数量与征收船费时期相差无几。议会的组织更有效率，财源较国王来说也更为宽广，因此能够给海军士兵们高薪良饷。第一次内战于1646年告一段落，国王查理对苏格兰投降，被移交给议会，惨遭囚禁。直到此时，议会仍坚信其初衷是从佞臣手中拯救国王。但是由于革命派内部就如何处置国王一事争执不下，而对胜利之后的革命深度和广度也意见不一，这一初衷越发难以维系。内部的分化给了王党可乘之机，1648年，他们再次举旗反击。这一次，相当一部分海军投向保王党，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如1642时那般缺衣少食，而只是对议会妄图撇国王而专统的行径感到不齿。虽然也有船员的支持，但是叛投保王党的带头人主要还是军官。国王年轻而勇猛的侄子鲁伯特亲王（Prince Rupert）发号施令，带领着他的部下前往荷兰。此时的议会军满是政官将帅之才，轻易俘获大部分叛军。当败势昭然时，绝大多数船员与其叛船一道重归议会军营。来年年初，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
虽然获得了内战的胜利，但议会远未能安歇。苏格兰议会仍怀有二心，而保王派也大量零散在边区村落，诸如锡利群岛（Scilly Isles）等地；爱尔兰的反英起义还未平息，国际的舆论却因诛君一事甚嚣尘上。可以说，这一新政权在其有生之年从未得片刻安宁。海军比陆军更为必需，毕竟最危险的敌人都在海峡彼岸。在处决国王后不久，议会就着手于建造新的战舰，而这一安排影响深远。“坚决革新”号（Constant Reformation），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巨轮，后来被加建了两层，又装载了更多的火炮。此图由老凡·德·威尔德所绘。这艘船在1648年保王派的起义后被带到了尼德兰。（国家海事博物馆，PZ725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英格兰海军腾飞的起点。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英格兰海军的发展起落不定。它曾在亨利五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和查理一世时期暂获辉煌，也自从亨利七世起便维持着相当规模，但它从不曾有时机获得实质性的成长。查理一世的舰队并不比亨利八世来得可观，甚至相较于亨利五世，都难称壮大。
但这一切在17世纪中叶都将彻底改变。1642年，议会接管了35艘状况尚佳的战船。这些战船若在满载状态，船员数将达到7 300人。到1652年，这一数据翻了一番，达到102艘战船，12 500名船员之多。而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时，海军已拥有战船157艘、士兵21 900人。在短短的18年间，海军规模几乎扩大了2倍。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虽然每一次战斗都为海军提供了成长的契机，但短期内如此快速的扩张却再未得见。其实，只要财政状况良好、政府得民心、战争不旷日持久，那对于英格兰来说要维持一支6 000名士兵左右的军队并非难事。但是自1649年以降，上述条件往往难以全部满足，而军队所需的人数也远远不止6 000。
在1649至1660年间，共和军需要与外逃的保王党作战，需要降伏苏格兰、爱尔兰的反抗，还要应对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名目繁多的滋扰。战场上的不断胜利为不列颠增加了海外领地，扩展了帝国的疆域。战争的技艺也得到了彻底革新，因为在1653年，海军首次使用一字排开的阵形。自此往后，战船和商船的区别越发显著，因为只有专门设计的战船才能在对敌时以相近马力一字排开。也正是从此时起，国家的海军实力开始完全仰仗于专门设计的战船。人们再难看到改宗换信的商人凭一己之力抵挡海军主力舰队的场景。由于海军分队被派往地中海和西印度群岛（虽然主力仍留在祖国周边海域），战争的规模也因此扩大了。英格兰在此之前就已经占领了巴巴多斯岛、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殖民地，但这些都是私人探险的产物。1656年，英格兰海军、陆军联手，占领了牙买加，这是英格兰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开始在欧洲之外争夺殖民地。从此，海上帝国对于海外资源的掠夺竞争更趋白热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