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中国史.下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童超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看得见的中国史.下卷试读：

第六章　宋　崇文抑武的正负效应

北宋公元960年

人物：宋太祖赵匡胤

地点：陈桥驿

关键词：黄袍加身

赵宋王朝的诞生

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发动陈桥兵变，开创了大宋基业。“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教训让以兵变起家的赵匡胤记忆犹新，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对权臣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把地方的军权、用人权、财权等权力收归中央，由皇帝亲自掌握，北宋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但其政治、军事与财政体制改革，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并由此形成“积贫”“积弱”的弊端。宋代文官服按照宋代典志，三品以上官员的服装为紫色，五品以上官员的服装为朱色，七品以上官员的服装为绿色，九品以上官员的服装为青色。

陈桥兵变

从唐末“安史之乱”到五代的200余年间，中原战乱不休，干戈不断，民众饱尝了战乱之苦，华夏大地四分五裂，“大者称帝，小者称王”。从唐天祐四年（907），节度使朱温逼迫唐帝逊位自立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之后，在中原一带继起的朝代分别是唐、晋、汉、周（史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为五代。同时南方还存在大小不等的政权，史称十国。这时的中华大地，正处于“豆分瓜剖”的局面。

赵匡胤是五代之末——后周的一员武将，他英勇善战，军功卓著，深受后周皇帝器重和将士们的拥戴。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一病不起，年仅7岁的柴宗训继位，是为周恭帝。次年正月初，传闻北汉勾结契丹入侵后周边境，朝廷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大军到达距开封东北20千米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时，按照预谋，将领们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所用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他为新帝。赵匡胤假意推辞几次后便顺从了将士们的意愿。随后，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孤立无援的后周皇太后和幼主恭帝只好交出政权。

就这样，正式执掌政权的赵匡胤顺利登上了皇帝的宝位，国号为宋，定都开封（也称汴梁、汴京或东京）。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年仅34岁的赵匡胤成为北宋的开国之君，庙号太祖。

赵匡胤建宋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赵匡胤一方面笼络先朝文武百官，以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又不忘论功行赏，对拥立自己有功的将士加官晋爵、委以重任。在笼络安抚新旧群臣、稳定朝中秩序之后，赵匡胤开始将目光投向京师之外的各个强藩。在先后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各地还处于观望状态的节度使纷纷归顺。赵匡胤通过平定“二李”反叛，收到了敲山震虎、杀鸡骇猴的目的，从国家内部首先实现了稳定和统一。

在肃清了内部的反抗势力之后，逐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便提到了赵宋王朝的议事日程之上。当时，赵宋政权的势力范围还只限于中原地区，可谓“卧榻之侧，皆他人家”。赵匡胤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考虑，制定了先弱后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雪夜访普图》　明　刘俊此图根据《宋史·赵普传》记载的宋太祖赵匡胤雪夜访宰相赵普的历史故事绘成，勾勒出了门庭宽敞、屋宇数重的豪门大宅内，赵匡胤、赵普两人围炉而坐，商议国家大事的仪态和心境。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按照这样的思路，北宋首先挥戈南下，吞并荆南、灭亡后蜀、征服南汉、迫降南唐。经过赵匡胤十余年的南征，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归降，统一南方只是时间问题。开宝九年（976），太祖赵匡胤去世，皇弟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因避宋太祖名讳，改为赵光义，即位后改名为赵炅）继位，史称太宗。太宗赵光义继续南征。不久，吴越献地，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于宋，北宋政府的平南大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势如破竹的南征大业已顺利完成，但由来已久的北方之患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骁勇善战的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一直虎视眈眈，党项族政权与北宋仅是保持着名义上的臣主关系，再加上依附于辽的北汉政权蠢蠢欲动，北宋的北部边境并不安宁。

这时，国力已比较富足的北宋初步取得北方边境的主动权。宋军三攻北汉，终于成功。但在随后的两次伐辽之役中，宋军惨败，“宋太宗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宋对辽的斗争也由进攻变为相持。至此，宋朝的疆域便基本成为定局，统一初具规模。

杯酒释兵权“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教训让以兵变起家的赵匡胤记忆犹新，收回兵权成为当务之急。建隆二年（961）和开宝二年（969），在丞相赵普的建议下，赵匡胤两次设宴请石守信等旧部爱将和王彦超等各镇节度使，“劝”谕他们交出兵权，罢镇改官，多买良田美宅，颐养天年。在来自天子的威胁暗示和丰厚利诱之下，大将们纷纷称病辞官，交出了手中的万千兵马，史称“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仅靠几杯美酒，不费一兵一卒，就轻巧地解除了功臣宿将统帅禁兵的权力，不仅使曾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心存感念，还巧妙地夺回了散布于地方的兵权，消除了禁军统领发动兵变和藩镇割据的隐患。“杯酒释兵权”，将兵权收归于中央，是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关键一步。随后，赵匡胤又改革军制，将禁军一分为三，由“三衙”统领，统管训练事宜；另设枢密院，执掌调遣移防之权；如需出征，另派大将担任统领之职。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三权分离，杜绝了武将兵变的可能，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除了在军事上处心积虑消除心腹之患外，赵匡胤还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首先，他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归属进行了重新调整。宰相之职被一分为三，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政、军、财三权。地方上由中央派文官任知州、知县，并且定期调动、更换，各州又设通判牵制知州。其次，完善科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大量选拔文人士子进入统治阶层。此外，北宋政府还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通过把地方的军权、用人权、财权等权利收归中央，北宋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除在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外，为了防范武人跋扈篡权，北宋还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建立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文官政治，并形成了文昌武偃的社会风气。北宋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政策，有利于加强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但也产生了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畸重以及军事指挥不力、军队缺乏战斗力与机动性等严重弊端，从而造成了北宋王朝既“积贫”又“积弱”的局面。

北宋公元976年

人物：宋太宗赵光义

地点：开封

关键词：烛影斧声　金匮之盟

宋太宗得位疑云

正当宋太祖赵匡胤踌躇满志准备进行北伐之时，在一场“烛影斧声”的变故中，赵匡胤意外亡故（一说为其弟赵光义所杀害）。在主少国疑之时，赵光义利用其掌握的军政权力即位称帝，是为宋太宗。然而由于这次兄终弟继的接位不合常理，疑点太多，朝野上下、市井之间非议不断。前任宰相赵普趁机炮制出了一个“金匮之盟”之说，为太宗的即位自圆其说。不论这个“金匮之盟”是否存在，它的出现确实为宋太宗即位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法理上的解释。

烛影斧声

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凌晨，正值盛年的宋太祖忽然驾崩，时年50岁，死前并无任何暴疾的征兆。太祖去世前夜风雪漫天，太祖召其弟晋王赵光义入宫饮宴。左右近侍皆不得侍奉，只是在烛影摇曳中，远远看到晋王时而离席，好似有躲避和谢绝之意，然后又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大声地对晋王说：“好为之，好为之。”谁料，次日凌晨天还未亮，太祖就驾崩于万岁殿。三彩陶舍利塔　北宋这件舍利塔出土于河南密县法海寺地宫，塔高七层，造型秀丽，釉彩鲜艳，是北宋佛教艺术精品，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太祖的皇后宋氏急忙派宦官王继恩召皇子赵德芳入宫，想让赵德芳承嗣。不料，王继恩自作主张，中途改道去召晋王，并与早已迎候于府门外的晋王亲信、医官程德玄一起劝说赵光义入宫。当王继恩回宫后，皇后问道：“德芳来了吗？”王继恩答道：“晋王到了！”宋皇后见到赵光义，知道大势已去，且惊且怕，只能口称“官家”（宋代俗称皇帝为官家），央求赵光义保全母子性命。赵光义也佯装哭泣道：“共保富贵，不要担忧。”

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一日，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并打破常例，即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

金匮之盟

宋太祖死得蹊跷，宋太宗即位也令人疑窦丛生，为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千古谜案，使得时人议论纷纷，人心颇有不服。太宗的当务之急便是安抚人心，力求为自己的夺位之嫌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太平兴国六年（973），前朝宰相、河阳节度使赵普抛出了所谓“金匮之盟”，算是给太宗解了围。

按照民间的说法，太祖、太宗和秦王赵廷美兄弟三人的生母杜太后，在临终前曾召当时的宰相赵普进宫听受遗命。杜太后问太祖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得到江山吗？”杜太后告诉他：“你能得天下，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儿即位做了皇帝，人心不附造成的。倘若周朝有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能得到天下做皇帝吗？”《宋太宗立像轴》宋太宗赵光义是北宋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曾两次大举北伐，试图从契丹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改善中原政权在北部边境不利的战略态势，但由于指挥失当，将帅不和，两次北伐都遭遇惨败。此后宋太宗被迫放弃攻辽，改为采用防御战略。这幅《宋太宗立像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接着，杜太后又教训太祖，为了防止后周那种幼儿主天下而失天下的情况出现，宋朝要继立长君。她要求太祖死后要传位给自己的弟弟光义，光义死后要传位给小弟秦王廷美，廷美死后则传位给太祖之子德昭。为了监督太祖实施，杜太后又让赵普把自己的话记下来作为将来皇位继承的依据。赵普随即在杜太后床前按照太后的意思写好了誓书，并在誓书末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太祖便将誓书锁于金匮，交由谨慎可靠的宫人管理，秘藏宫中。

相互利用

宋太宗继位之后，一度以皇弟赵廷美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太祖之子赵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同时，下诏令齐王赵廷美、武功郡王赵德昭位在宰相之上。但随着自己地位逐渐巩固，太宗决心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又受到“金匮之盟”的限制，左右为难。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在高粱河战败，一度失踪、六军无主，军中竟出现拥戴赵德昭的事件，这让宋太宗深感惊惧。太宗回到汴京，迟迟不赏消灭北汉、攻取太原的有功将士，一时朝中、军中议论纷纷。赵德昭入宫规劝，不料太宗却因此大怒，冷冰冰地对德昭说：“等你自己做皇帝了，再赏也不晚！”赵德昭听了之后，惶恐异常，回府就自杀了。两年以后的太平兴国六年（981），赵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太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对皇位的威胁就剩下了幼弟廷美。要打击赵廷美，太宗在当时急需一种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和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

赵普是太祖开国时的元老重臣，太宗正可借用他的重要地位和政治影响来打击廷美。而此时的赵普连遭冷落，又被宰相卢多逊逼得无处可退，甚至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赵普为求自保，也瞧准太宗的需要，投其所好，抛出了“金匮之盟”修改本这张王牌。在这个版本中，杜太后的遗诏变成了独传于太宗。而对于赵廷美、赵德芳则只字未提。为了继续表现对太宗的忠心，赵普甚至以太祖为例，告诫太宗：“太祖已经错了一回，你怎么能错第二回呢？”赵普以开国元老和“金匮之盟”唯一记录者的身份，不但使得太宗即位变得名正言顺，而且也为太宗下一步打击幼弟，进而实现传位亲子的计划铺平了道路。

当然，太宗也不忘投桃报李，恢复了赵普的相位，并将其置于首相的地位，正好压在了卢多逊的头上。第二年，赵普向太宗告发卢多逊跟赵廷美交往密切，意图不轨。太宗借机大兴牢狱，将赵廷美安置到了房州（今湖北房县），卢多逊则被流放到了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赵廷美的势力被彻底涤荡，太宗传位亲子的道路障碍至此也被扫清。

延伸阅读“舌尖”上的宋代饮食中国饮食源远流长，以五谷为主、蔬菜鱼肉为副的饮食结构在宋代得到发展，形成更为丰富多彩的饮食体系。宋代的主食品种大致分为饭、粥、面食、糕点等四大类。宋代饭的品种增多，配料精巧，尤其是各类什锦饭独具特色。盘油饭、二红饭、蟠桃饭、乌米饭都是当时流行的饭食。宋代粥品更是达到300余种，豆谷、花卉、瓜果蔬菜、肉类都能入粥。粥在宋代不仅是士庶民间的常见食品，还成为供奉佛祖的虔诚食品。此外，宋代菜肴中羹汤极为普及，莲子头羹、虾玉鳝辣羹、集脆羹等各式羹汤深受欢迎，甜味羹汤增多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宋代的饮食市场极为繁盛，是都市中最大的行业。开封城中的白矾楼“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

北宋公元1004年

人物：宋真宗赵恒　辽圣宗耶律隆绪

地点：澶州

关键词：亲征

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宋、辽在战略相持、双方均无进行决战意图的情况下，谋求休战与战后和平共处的产物。对宋朝而言，这份承诺年年捐助饷银的和约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还让宋朝统治者从此醉心于以妥协方式达成和议；对辽国而言，在此后加快了认同与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两国君主相约以兄弟相称、平等共处的澶渊之盟，让宋、辽之间维持了百年的和平，促进了经贸的往来和民族的融合，有其积极意义，与宋、金之间的屈辱性和议有所不同。宋代攻城使用的军事器械——云梯（模型）云梯是中国古代战争中一种用以攀登城墙的攻城器械。

辽军南下

赵匡胤篡位成功之后建立了北宋，凭借着后周建立起来的雄厚国力，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天下的步伐。可是赵匡胤的才能比起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柴荣有所不足，对于当时北方强大的辽国非常忌惮，不敢首先进行北伐，而是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企图统一南方以后再收复辽国所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当时的辽穆宗耶律是一个少有的昏君，在历史上有“睡王”的称号，他当政的时候是辽国的力量最为衰弱的时期，因此后周世宗大胆北伐，夺得三关等燕南的全部土地。辽国君臣畏惧后周军，将守幽州的辽兵后撤，眼见幽州指日可下，可惜后周世宗突发疾病，不得不撤军，以至功败垂成。

赵匡胤没有后周世宗的胆略，白白断送了大好时机。等北宋南征结束后，辽国的统治者早已换成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女杰萧太后，此时辽国经过了萧太后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早已恢复，实力强劲。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继位，此时北宋已经统一了南方，开始谋划北伐。由于北伐的大好时机已经丧失，而且赵光义的军事才能比起赵匡胤又差了许多，两次北伐只落得丢盔弃甲、仓皇而逃的结局。从此宋朝畏辽如虎，再不敢轻言北伐。而不收复幽、云十六州，宋朝就没有北方有利地形和长城的掩护，整个华北平原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无险可守。

宋太宗死后，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当年宋太宗趁着辽国萧太后当政的时候北伐，企图“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现在辽国也如法炮制，宋太宗刚刚去世，辽国就频频发兵入侵。经过了多次试探性的战斗后，辽国于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由辽承天太后（即萧太后）、辽圣宗亲领大兵南下，号称二十万大军，经保、定二州，直取澶州（今北京密云），威胁东京开封。《历代帝王像》之宋真宗清姚文瀚澶渊之盟后，为了粉饰太平，宋真宗进行了封禅泰山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还耗费七年时间和大量财富修建了玉清昭应宫，以存放所谓的“天书”，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辽军大举攻宋，震动了宋廷。宋真宗也在边臣不断告急声中感到形势严峻，遂诏令调兵遣将，加强战备。为此，宋真宗还准备“亲征决胜”，召集群臣为其亲征日期出谋划策。但是除了寇准和少数主战派大臣，其他重臣都不同意皇帝立刻前往第一线，而真宗也并没有下定亲征的决心，因此亲征一事就耽搁了下来。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十二日，辽圣宗与萧太后进驻固安（今属河北），任命南京统军使、兰陵郡王萧挞凛、奚部大王萧观音奴为先锋，向宋境发起了进攻。十五日，辽分兵攻略威鲁军、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之旧高阳城），打败了顺安的宋军。十六日，辽军再攻威鲁军，又打败了宋军。然后，辽军转兵西攻北平寨，被宋守将田敏率部击退；再东趋保州，攻城亦不克。于是辽先锋将遂与圣宗、萧太后会兵于望都（今属河北），准备继续南进。影青刻花注子注碗　北宋这是一件做工精美的酒器，下半部分是用于温酒的注碗，上半部分是盛酒的注子（酒壶），前端有倒酒的细颈小口，将温酒、注酒的功能融为一体，是宋代酒具中的精品。

面对辽军大举进攻，宋真宗再次召集大臣讨论亲征之事。然而此时的朝廷大臣们却大多畏惧辽军，更有人为了一己之利鼓动宋真宗迁都。如参知政事王钦若为江南人，密请真宗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签枢密院事陈尧史为蜀人，又请迁都成都。这种名为迁都，实则是趁国家危难之时给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利益，这样的建议自然被寇准所反对，宋真宗只好停止了迁都之议，决意亲征，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真宗亲征

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二十日，辽将萧巴雅尔、萧观音奴率渤海兵攻陷了德清军（今河北清丰西北）。两日后，辽圣宗与萧太后率主力进抵澶州城之北。辽军主力到达澶州城外后，立即从东北西三面将澶州围住。宋朝澶州守将李继隆等紧急埋伏劲弩，控扼要害，组织守城防御；辽军亦作攻城准备。就在这时，辽统军使萧挞凛恃其勇敢，在率轻骑观察地形时，被宋掌床子弩的威虎军头张环从暗处发弩而射中。由于正射中萧挞凛的额头，萧挞凛立即从马上坠地。辽兵众竞相前往扶救，但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对于萧挞凛之死，萧太后极为悲痛，辽军士气大受损伤，但仍以主力围困澶州，并分兵继续南进。同月二十五日，辽军又攻下了通利军（今河南浚县东北），大有越过澶州，进逼开封之势。

随着辽军步步紧逼，宋真宗的“亲征”计划被迫逐渐付诸实施，终于在十一月末，真宗到达澶州北城，宋军士气大振。萧太后知道辽国不可能一举灭宋，辽军先锋又临阵丧命，有心求和。宋真宗派大臣曹利用去辽营谈和。十二月，辽派使臣韩杞来，扬言要索还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地。真宗不敢再战，但是也不愿答应割让土地，于是派曹利用再去辽营，密告可予银绢许和。不久，约定两国君主以兄弟相乘；宋辽立誓书，签订和议，宋向辽每年助饷银10万两、绢20万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两朝城池依旧修缮，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

和平的意义与代价

曹利用再度出使前，问真宗许给辽的银绢数。真宗说：“如果实在不得已百万也行！”寇准却私下召曹利用到营帐说：“虽然皇帝说可以许百万，但若过30万，我就杀了你！”和议成后，内侍误传为300万，真宗虽然大惊，但接着就说：“能就此了事也行啊！”等到曹利用入奏说是许银绢30万，真宗大喜，特予厚赏。

辽军岁得银绢，班师回朝。宋朝以妥协退了敌兵。真宗自作《回銮诗》与群臣唱和，来庆祝所谓“了事”的“胜利”。从军事上来看，宋军在战略上其实是占据优势的。当时辽军前进方向层层受阻，兵力损失很大，而自身后方却有数个宋朝军事重镇未能拔除，时时威胁着辽军的退路。如果宋军下定决心与辽军进行大决战，胜负尚未可知。可宋、辽双方都缺乏决战的决心，最终还是以和议给这场大战画上了一个句号。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与此后宋金和议不同，宋辽君主相约以兄弟相称，平等共处，不是屈辱性的。“澶渊之盟”后，辽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辽国专心内政，大大加快了认同与融入中原文明的步伐。此后的100多年间，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分立状态。这对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及相互交际都是利好。不过，潭渊之盟的签订对宋朝统治者却有消极影响，就是由此醉心于以妥协方式谋求和平而忽视整修武备，加强国防。

延伸阅读《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兵书。康定元年（1040），宋仁宗命翰林学士曾公亮、丁度等通晓军事者编撰，当年成书。全书共40卷，分前后两集，前集20卷，其中制度15卷、边防5卷，分别论述了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制度和军事常识，内容涉及选将科兵、教育训练、军队编制、行军宿营、古今阵法、侦查联络、地形地物、城邑攻守、水战火攻、步骑应用、武器装备以及边防各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关隘道路、军事要点等，并配有大量插图。该书图文并茂，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对于研究中国军事学术史、兵器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宋公元1022年-公元1033年

人物：太后刘娥

地点：开封

关键词：垂帘听政

刘太后听政

宋真宗赵恒的献明肃皇后，名刘娥（？-1033），是宋朝第一位摄政的太后。刘太后一改真宗末年的种种弊端，罢免权臣，终结了劳民伤财的“天书运动”，为仁宗朝的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世常将其与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并称，史书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垂帘听政

刘氏（？-1033）小时候双亲皆故，后来和银匠龚美一起来到京城，被当时尚为藩王的宋真宗看中。后来真宗即位，刘氏进封德妃，一直专宠于后宫。当时一位姓李的宫人服侍刘德妃，一次为真宗侍寝后怀了孕。刘氏在和真宗散步时，头上的玉钗掉了，真宗命人取回，私下祈祷说：“如果玉钗完好无损，那就应该生男孩。”玉钗取回后完好无损，而李氏也果然生了个男孩。但刘德妃把孩子要过来，对外宣称是自己生的，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李氏并不为真宗所重视，后宫中人也不敢违背最受皇帝宠爱的刘德妃的意愿。就这样，赵祯以刘氏之子的身份成长，对自己的身世一直毫无所知。

大中祥符五年（1012），刘德妃被立为皇后。她因为家族无人，就将带自己进京的银匠龚美认作哥哥，改名为刘美。刘皇后既能在后宫争宠中获胜，必然聪颖过人，加上她勤读史书，记忆力又好，真宗患病后，她逐渐开始干预朝政。宋真宗皇后刘娥像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皇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因为仁宗年幼，真宗遗命刘皇后为太后，垂帘听政以辅佐仁宗。刘太后临朝后，穿戴的礼服，出入的礼仪都和皇帝一样。她颁布制令，虽不称“朕”，但称“吾”，她的生日被定为长宁节，普天同庆，她父亲的名字举国避讳。群臣还给刘太后上了一个同皇帝一样冗长的尊号，叫“应元崇德仁寿慈圣太后”，俨然是个虽无其名但有其实的女皇帝。

不久，刘太后遇到了与武则天称帝前相同的情况，有人为求富贵，上书请求依照武则天的旧例，为刘氏也建立七庙，但刘太后不予采纳。还有人献《武后临朝图》，劝刘太后称帝的意图昭然若揭。刘太后生气地把图扔掉，并说：“我不会做这样辜负祖宗的事情！”最终坚持了自己对礼法的尊重。

刘太后颇有政治才干，她号令严明，恩威并用。她执政期间，政治较为清明，被后世史家尊为一代贤后。她在听政之初，将真宗后期举国疯狂的天书降临运动做了了结，把所谓的天书作为殉葬品随真宗一起下葬。同时她还力倡节俭，惩治贪官，并禁止“献羡余”。所谓“羡余”就是官吏在定额赋税之外，蹴鞠纹镜宋巧立名目多收钱，并把这笔横财当中的这件宋代纹镜，背面浮雕有四人一部分贡献朝廷，炫耀政绩，以便捞取蹴鞠图像。蹴鞠就是中国古代流政治资本。刘太后制止这种做法，为宋行的类似后世足球的运动，常有女子参赛，这面铜镜的图案就是朝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位高髻女子在踢球，与她对面的就是一位男性，两人背后还各

厚葬李氏保太平有一名侍者。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仁宗明道元年（1032），宋仁宗的生母李氏病故。刘太后虽然夺了她的孩子，但对她本人并没有像对待某些朝代的嫔妃那样迫害。而李氏也谦恭自保，在真宗死后默默生活在先朝妃嫔中，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仁宗生母而有所异动。仁宗自幼为刘太后抚养，母子感情很好，刘太后又掌握着朝政，从没有人告诉仁宗他的生母并非刘太后。而此时李氏既死，刘太后在朝会上想对外宣布按照普通宫人的礼节将其安葬。宰相吕夷简认为不妥，上奏请以厚葬。刘太后听了之后，将同座的仁宗遣走，单独召见吕夷简，问道：“只不过一个宫人死了，相公（对宰相的尊称）何必如此坚持呢？”

吕夷简道：“臣既然做了宰相，事无大小，都应该参与。”刘太后怒道：“你这么说是想离间我和皇帝的母子情谊吗？”吕夷简正色道：“太后难道不想保全刘家吗？如果为了家人的日后生活着想，丧礼就应该隆重。”刘太后依然有些犹豫，吕夷简只好挑明说道：“李宸妃生育皇帝，如果丧礼不成样子的话，将来必定会有人因此获罪，到时候不要说臣今天没有说过！应该以皇后的衣服入殓，并以水银灌注，也好作为将来的证据。”刘太后毕竟是个老练的政治家，马上醒悟过来，将李氏以大礼下葬于洪福院。

在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了，果然有人将宋仁宗的身世披露出来，并添油加醋说李氏死于非命。仁宗在悲痛过后，一面派人去洪福院检查生母的棺木，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家的宅邸。开棺后发现李氏穿着皇后的衣服，面容栩栩如生，仁宗这才放下心来，解除了对刘家的包围，并且为自己竟然不信任刘太后的为人而悲伤，反而对刘家更加礼敬。

延伸阅读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八位散文作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中唐时期，讲求对偶、声韵和用典，而不注意内容的骈体文仍然占有统治地位，韩愈和柳宗元首先提倡古文，即提倡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形式，反对骈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到了北宋时期，欧阳修鲜明地举起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旗帜，与同时代的曾巩、王安石及苏洵父子等人力扫骈文余风。欧阳修等六人的散文创作吸取了韩、柳文体改革的特点，又着重在文风上加以探索，创造了比韩、柳更为平易流畅的风格，取得了最终战胜骈体文的辉煌成果。

北宋公元999年-公元1062年

人物：包拯

地点：开封

关键词：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清官的典范：包拯

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的诗句。其实，自古中国民间就对清正廉明、执法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官吏大为推崇，魏徵、狄仁杰、寇准、况钟、包拯、徐九经、海瑞、于成龙……一个个闪耀在史册间的名字为后世矗立起一道清官的历史风景线，万民景仰、历代称颂。在历代清官中，“北包拯，南海瑞”是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生活在宋代仁宗年间的包拯是清官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铁面无私包青天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家贫好学，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取进士。包拯以进士身份入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枢密副使等职，还曾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死后被谥为孝肃。故后世常称他为“包公”“包龙图”或“包孝肃”。鎏银鱼龙纹铁斧宋此斧前为龙首，后为鱼尾。鱼龙腹部以下接铸一锥状柄，铸造精工，为稀世珍品，根据款识可知此斧为嘉祐元年（1056）制造。

包拯一生为官清廉，即使官至显贵，个人生活仍俭朴，“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的政绩或许稍逊于同时代的北宋名臣如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但其清正廉明的政风是首屈一指的。他将子孙做官不得贪赃枉法作为家法，规定“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也就是说若违反了“不得贪赃枉法”的家法，将被开除族籍，即使死后也不能葬入祖坟。包拯曾出任岭南端州（今广东高要）知州。端州，是四大名砚之一“端砚”的产地。端砚久负盛名，素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的美誉。皇室权贵、大臣学士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庆历三年（1043），包拯离任时，当地有人精制一方好砚，赠予他作纪念。包拯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包拯曾作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木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既是对个人追求的表述，也是他“清廉立身”的人生理想的最好注脚。

包拯一生竭力主张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他积极上书要求朝廷定制治贪，推行监察制度与连坐法，严格执法，打击贪赃枉法行为，他自己也履责劾贪、依法惩贪。他曾向仁宗陈条七事，劝仁宗革新图强，富国富民；并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为人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奏请仁宗批准对贪官进行惩处。为弹劾利用权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江西转运使王逵，包拯接连上奏七次，揭露他“心同蛇蝎”，并直接指责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强烈要求仁宗罢免王逵的官职。在当政期间，包拯还惩办了淮南转运使魏兼和张可久等巨贪。他还敢于犯上，对外戚张尧佐也毫不留情，三次上奏折怒责面劾“国丈”。包拯“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为后世树立了不畏强权、肃贪惩恶的榜样。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执法刚正，不避权贵，不论亲故，不讲情面，概从公断。即便是自己的亲属也一样依法论处，不加偏袒。包拯曾在庐州任职。庐州是包拯故里，“亲旧多乘势扰官府”。一次，包拯的表舅犯法，他依律“挞之”，毫不姑息，“自是亲旧皆屏息”。包拯对权贵高官也毫不畏惧，依律弹劾处罚。如某知府攀娶皇亲，喜新厌旧，抛弃发妻。包拯得知后，奏准皇上将此人罢免官职。后世广为传唱的《铡美案》《打龙袍》等就是根据包拯这种严明公正、执法如山的事迹编撰而成。当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谚，就是对包拯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盛赞。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包拯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祐三年（1058）六月离任。北宋开封府虽然地处京畿，但民风粗粝，鱼龙混杂，素来难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包拯敢于搏击豪强、惩治权贵，严厉打击无赖刁民，同时也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当政期间，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开封城内的豪门贵族之中盛行在惠民河畔修筑宅院园亭，以致河水淤堵，酿成水灾。包拯一纸令下，将沿河边的建筑物全部拆除。此举触犯了京城权贵的利益，让他们大为不满，于是上奏要求停止拆除，并大肆诬陷包拯。包拯不畏权势，坚持拆除。

除了对贪官赃吏不讲情面、大加鞭挞外，包拯还经常为民请命，以爱护百姓为己任，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仁宗朝曾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弊端甚多，民众深受其苦。包拯曾前往陕西解州（今山西运城）深入调研，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既可增加国家税收，又方便了百姓生活。包拯在出使辽国途中发现负责迎送使者的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吏，给边界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于是上奏仁宗，请求缩短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嘉祐五年（1060），包拯出任三司使财政官，又上书要求罢掉“天下苛杂”，减轻赋税。对这些能解决百姓生计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倡导与推行，在本质上反映了包拯“宽国利民”的基本态度。

包拯成为为民做主的典型代表，其清名传于天下，史书上说：“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后世的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极力刻画了包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断案如神的威武形象，宋元话本中的《三现身》《合同文字记》；元剧中《蝴蝶梦》《灰阑记》《后庭花》等大量的包公戏；明代小说《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清代的《铡美案》《铡包勉》、《陈州放粮》等更是为大众喜闻乐见。将历史上的包拯通过文学作品的放大，塑造成一个更完美的清官形象，这个过程中寄托着老百姓对清明政治、清廉官员的殷切希望和期待。

清官现象扫描

包拯并非宋王朝清官的孤例，大宋三百余年间，前后也涌现出不少清廉公正、为民请命的官吏。北宋初年，从太宗到真宗六十余年间，“号为盛治，而得人甚多”，其中就出现过不少清正廉洁的官吏，如王旦就是其中一员。龙图阁学士包拯像包拯是中国古代的“清官”典型，“包青天”的故事曾以小说、戏剧、曲艺等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比如京剧中的包公就是在乌黑的脸上，勾出两道紧锁的白眉，表现他忠诚率直和忧国忧民的心情；脑门正中的白色月牙，则象征他能“昼断阳、夜断阴”的传奇色彩。其实历史上的包拯是一位白面书生，而且个子不高，并无特异之处。

王旦（957-1017），字子明，大名莘人（今山东莘县）。咸平四年（1001），王旦以进士身份入仕，任参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拜相。真宗曾评价王旦“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为官数十载、权倾一时的王旦以清正廉洁闻名于世。他衣着朴素，“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席，不许”。因他的住宅简陋，真宗“欲治之”，王旦也婉言谢绝。王旦反对用手中权势为自己牟私利，他在遗嘱中表示：“忝为宰辅，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临终前，他又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要求家人不得厚葬。王旦身故后，真宗赞誉他为“全德元老”。

范仲淹也是宋代有名的清官廉吏。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自幼孤贫，但胸怀广大，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志向。在他推行的庆历新政中，明确规定要“明黜陟”“择长官”，新政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整顿吏治的内容。他认为需要选择贤者为官，“天下之政，唯有贤者用，方可序而不乱；天下之忧，必有贤者出，才能安而不躁”。还进一步要求为官必须清廉为本，官员之间应该“濯缨交进，束带相见”。在他的仕宦期间，吏治严肃，政治清明，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以尚书礼部员外郎身份入朝。宰相吕夷简素知范仲淹敢言直谏，便提前警告他“汝非言官之职，不得妄议军国大事”。但范仲淹不畏强权，宁可舍官弃命也决不姑息养奸。面对范仲淹冒死直谏，吕夷简又借故将范仲淹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为京都之所，皇亲国戚、官宦大族、奸富猾吏，盘根错节，向来难治。范仲淹到任后“决事如神”，大力整顿，革除弊政。每上朝言事也“多陈治乱以开人主，历诋大臣不法者”。数月后，开封府“肃然称治”。当时开封城中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民谚。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所立下的功绩丝毫不逊于后来的包拯，他以自己的端方廉正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和楷模。

清官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也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清官精神中的为民请命、清廉刚正等精髓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同价值取向当中，虽然清官群体也有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阶级局限性，但毕竟能给社会民众带来一丝慰藉、一点希望。

延伸阅读活字印刷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弥补了雕版印刷的不足，大大节省了雕版所需人力，缩短了印制周期。毕昇用胶泥刻成单字烧硬，备用。印刷时，在带框的铁板上涂上松香、蜡、纸灰的混合物，然后将所需活字排在框里，排满后就放到火上焙烤。待松香等混合物熔化后再用铁板把字压平成板，则可印刷。印完后，又将铁板置于火上加热，取下活字，以便下次使用。方便经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印刷史上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德国人谷登堡用活字印刷《四十二行圣经》早了400余年。月白釉出戟瓷尊　北宋这件瓷器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所制，器形仿照商周时期青铜尊的造型，古朴端庄，通体施有白釉，色调淡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公元1043年-公元1074年

人物：范仲淹　王安石

关键词：冗官　冗兵　冗费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中期，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潜伏的社会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到北宋中期，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已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起义频频爆发。西夏频频入侵，辽又乘机不断要挟，北宋都是妥协求和，以求暂时安宁。由于每年岁币、岁赋负担沉重，加上长期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困扰，改革的呼声四起，所以北宋中期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钧窑尊宋尊高18.4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21.2厘米，河南禹县出土，为宋代钧窑瓷器中的精品。

内忧外患中

北宋政权到了宋仁宗时期，内部是财政入不敷出，外有西夏不时进犯，各种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出来。虽然宋代的财政收入超过前朝，但国力并未有所增强，而是陷入了“所入虽多，国用日匮”的尴尬境地，国家财政常年出现赤字。导致国家财政赤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冗兵、冗官、冗费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先说冗兵，宋朝在兵力来源上，实行募兵制，尤其在饥馑之年从饥民中招募士兵，以达到防止内乱的目的。但如此一来，军队成了难民收容所，随着兵额不断扩大，养兵费用也越来越高，但战斗力却愈来愈弱。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禁军与厢军仅有37万左右。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两者总数已达120余万，国家每年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来供养庞大的军队，也就造成了“冗兵”的积弊。再说冗官，北宋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一切办法来扩大统治基础，其科举取士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唐代科举进士一科岁取不过30余人，而宋太宗朝，岁取数百人；仁宗一朝，共取进士4000余人、诸科5000多人。其他各种恩荫入仕之途，北宋也都“大开绿灯”，这都导致官僚人数激增。同时，宋代官员所享受的待遇也相当丰厚，仁宗时岁入三千九百万缗钱，官俸支出占三分之一；而到了神宗时，岁入五六千万缗钱，支出完军费后居然不够支付官员的薪俸。冗官的存在，不仅使养官冗费不断增加，而且还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财源日渐困顿。宋真宗时期实行了职田制度，各级官员的职田都免交赋税，使国家税收减少。到乾兴年间（1022），官吏职田达“天下田畴之半”。各级官吏依靠特权大肆兼并土地，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楷书道服赞》范仲淹《楷书道服赞》为纸本，是范仲淹唯一传世的楷书作品。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评价其书为“落笔痛快沉着，似近晋、宋人书”。此卷结字端谨，笔墨清健，有晋人书风。

在国家外部环境方面，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1042）之间，建西夏、称皇帝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多次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经历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和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等三次大规模战斗后，宋、夏双方损失都不小，最后在庆历四年（1044）订立和约，规定西夏取消帝号，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王，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茶3万斤，称“岁赐”。再加上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要输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的“岁币”，这些都成为宋代经济最沉重的负担。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危机，宋廷自然将大宋子民作为了责任承担者。沉重的赋税和各种差役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这种种弊端让宋仁宗、宋神宗两位皇帝和一些士大夫们忧心忡忡，他们准备行动起来改变“祖宗之法”。花形金盏宋这件金盏轮廓呈花瓣形，盏心为花蕊，造型极为生动传神。金盏出土于安徽休宁，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将范仲淹调回京师，担任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同主持朝政。此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发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这样严重的统治危机，宋仁宗几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道：“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变革的事情，都尽快提出来。”

范仲淹一向主张改革弊政，早在天圣五年（1027），他就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革新建议。得到皇帝的信任与委托后，范仲淹认真总结了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在其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和其他大臣商议后，决定将这些改革措施以诏令的形式逐步颁发全国。于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同年年底，为检查各地官员的为官操守，范仲淹专门选派了一批人去四处探访。一旦得知哪个官僚欺压民众、贪污受贿，范仲淹就翻开官员们的花名册，把这个不称职的人勾掉。枢密副使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担心他因此得罪太多的人，于是劝说道：“你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们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听罢，指着那些官员的名字愤慨道：“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这样严格的考察下，众多尸位素餐的不称职者被清理出官场，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王安石像作为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之一，王安石在封建时代第一个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宣言，但因为个人性格、旧党阶层的强烈反对和王安石自身用人不当，变法最终失败。

然而庆历新政直接损害了盘踞在北宋官场的腐朽势力，因此他们对改革派恨之入骨。为了破坏新政的推行，这些人纠集起来一同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结交朋党，又重金贿赂宦官，让他们不断在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的谗言。枢密使夏竦在改革派官员的抨击下丢掉了显耀官职，恼羞成怒的夏竦让家里的一个丫鬟每天临摹石介的书法，然后以石介的字迹伪造了一封密信，在这封信里宣称要废黜宋仁宗，拥立一个符合改革派心意的傀儡皇帝。在夏竦的蓄意谋划下，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的谣言四处传播，一时人心惶惶，宋仁宗开始动摇，虽然他没有相信传言，但面对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他最终还是失去了继续改革的信心。

庆历五年（1045），宋仁宗下诏废止一切改革措施，随即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州）担任地方官。不久，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也相继被外派地方。至此，历时了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以全面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去世后，太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英宗体弱多病，在位五年就因病离世，其子赵顼即位称帝，是为宋神宗。神宗做太子时就很欣赏法家思想，他在读《韩非子》时曾说：“天下弊事很多，不可不改革。”如今登上帝位，自然要锐意改革，富国强兵，改变前朝遗留下来的暮气沉沉的政局和危机四伏的现状。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在少年时，曾随着做官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庆历四年（1044），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场。多年为官经历，使王安石深切地认识到土地兼并是导致当时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主要根源，更严重地危害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忧国忧民的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就曾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改易更革”。可惜，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回应。到神宗时，王安石众望所归，责无旁贷地扛起变革的大旗。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创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起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后来，废除条例司，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大部分的变法事宜。从此，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王安石先后推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均税等新法。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前后推行了近15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乡村地主和自耕农都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朝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王安石虽然有着改革者的勃勃雄心和坚强意志，可他做事执拗，冷面无情，人称“拗相公”。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得罪了朝野上上下下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人不和，政不通，再好的决策都难以执行。尽管王安石并没有丝毫的退却，可宋神宗并不像王安石那么坚决，他渐渐动摇起来。特别是在熙宁七年（1074），河北大旱，数月无雨，灾民遍地。一些官员趁机散布谣言，说是变法遭到了天谴，才发生了旱灾。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生母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诉。为此，神宗整日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王安石见此，愤而辞职，回江宁府（治所在今南京）去休养。

第二年二月，神宗再次召王安石回京任宰相，可是几个月后，天空上彗星出现，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预兆，纷纷攻击新法。无论王安石如何为新法辩护，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神宗的动摇使王安石失去了支持力量，各地对新政阳奉阴违。第二年春天，处处碰壁的王安石眼见自己的主张无法贯彻执行，再一次辞去相位。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其子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重新掌权，新法立刻被废除。王安石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对变法的态度而形成的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一直贯穿了整个北宋中后期，直至北宋灭亡。

延伸阅读沈括与《梦溪笔谈》沈括（1031-1095），字存中，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生活的神宗年间，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时期，沈括是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后因变法失败，他被一再贬官，晚年来到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潜心著书，写下了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梦溪笔谈》长达30卷，内容广博精深，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文艺、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详细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高度评价了《梦溪笔谈》的不朽价值，他说：“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北宋中后期

人物：司马光　蔡京

地点：东京汴梁

关键词：元祐党人碑

祸国的党争

积弊难消的北宋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新、旧两党纷争不断。这场原本因为政治观点、施政措施不同而爆发的政治斗争，逐渐异化为个人恩怨的争执，最终堕落到成为小团体甚至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恶意攻讦。

一意孤行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考中进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可谓功名早就。在朝廷任职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曾多次共事，然而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因为政见不同，司马光坚辞枢密院副使一职，宣称自己和王安石只能有一个人留在朝堂中。宋神宗无奈之下，只得让他出任判西京御史台，外迁洛阳。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一事上存在严重分歧，然而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并无差异，只不过在政策取向及具体措施上各有侧重而已。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现在是守成时期，应该偏重于伦理纲常、官员风纪的整顿，将原有的制度完善和发展，即使某些环节需要改革，也要稳妥小心，“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相对来说，司马光的主张比较保守，但是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来看，他的政治眼光还是有准确的一面的。磁州窑黄釉花卉枕　北宋

来到洛阳之后，司马光开始专心修纂史书《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逝世，他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和固执。她垂帘听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为坚决的司马光主持国事。次年，高氏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北宋王朝的宰相。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在高氏的支持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当时保守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保守派重臣范纯仁并不赞同全面废止变法措施，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但是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去。执政八个月后，司马光便因病去世，但是他的举措为其他保守派官员继续严格执行。由于司马光大量起用保守派官员，又将支持变法的大臣逐出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同年改元绍圣（1094-1098）。年轻的皇帝开始重新起用新党，并大力打击保守派，使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元祐党人碑

由新、旧两派的党争所造成的大规模政局动荡，在北宋几起几落。党争之始源于神宗起用王安石在朝廷主持变法，形成新党；反对变法的重要官僚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或被贬谪外地，或自请外放，被称为旧党。神宗英年早逝后，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员回到朝廷。在此期间，旧党对新党的攻击演化为毫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甚至开始采用文字狱等卑鄙手段来给对方罗织罪名。新、旧两党对政敌的打击越来越残酷，所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卑劣。高氏去世后，哲宗开始亲政，因为怨恨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自己形同傀儡，于是放弃旧党而起用新党。以王安石继承者姿态出任宰相的章惇，不留余地地整肃政敌，他甚至向皇帝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以示惩戒。为此深感不安的同僚警告他千万不能开这种先例，以免将来冤冤相报无法收拾，章惇方才罢手。《雪江归棹图跋》宋蔡京《雪江归棹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题跋是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内容多为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这幅《雪江归棹图跋》是蔡京为徽宗画作所书。

元符三年（1100），24岁的宋哲宗病死，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由厌恶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被贬的旧党人士纷纷官复原职。短短9个月后，向太后因病结束了垂帘听政，徽宗在正式执掌大权后，又决定将变法继续下去，曾经是变法派中一员，也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权臣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为了巩固个人权势，蔡京主张严厉迫害“元祐党人”。就在他进入权力中枢的当月，北宋政府开始禁行元祐之法，已经去世的旧党官员削去官衔，在朝为官的一律降职流放。九月，挖空心思迫害旧党的蔡京在端礼门立起了一块“元祐党人碑”，又命令全国各地的州县都刻“党人碑”，以此诏告天下。“元祐”是哲宗早期的年号，在当时由旧党掌权，他们被自己的政敌称为“元祐党人”。相对应支持变法的人士又被人称为“元丰党人”。所谓的“党人碑”，就是在元祐年间（1086-1094）当政以及蔡京所厌弃的120名官员的名单。崇宁二年（1103）二月，徽宗接受蔡京的建议，诏令元祐党人子弟不准前往京师。四月，下旨毁掉司马光等人在景灵宫内的绘像，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元祐党人的文集。耸立在端礼门外的党人碑是徽宗亲笔写就，在长长的名单前面着重说明这些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室子女也不得与碑上诸人的后代通婚，已经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同样的石碑分别在全国各地树立。立碑者的意图相当明确，就是羞辱这些旧党人士。

然而民间的舆论并不能为当朝宰相所左右。在长安有一位名叫安民的石工，当地官府接到朝廷的命令后，要他按照汴京的样式在石碑上刻字，安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官员们向他询问缘由，安民说道：“小民虽然十分愚昧，却也知道立碑的意义。不过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海内对其正直有口皆碑。现在指斥他为奸人第一，让小民无法理解，所以不能镌刻。”当地官员怒叱道：“你知道什么？朝廷有命，我等尚且不敢违抗，你区区一个石工，被官府调来服役，难道还敢违抗朝廷吗？”安民哭泣道：“当然不敢不接受差役，但是小民的姓名，请求不要按照惯例刻在石碑背上，免得世人知道是我刻的石碑。”官员又叱责道：“你的姓名有什么用处？哪个要你镌上？”安民这才勉强遵命，完工后痛哭而去。

党人碑的竖立，标志着新、旧两党由治国理念之争，彻底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曾经意图强国富民的变法，在不肖的继承者与顽固的反对者两相扭曲下，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攻击政敌的借口。与此同时，王安石的新政在蔡京手中迅速变质，在变法的旗帜下，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想尽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如原本为了减轻百姓劳役负担的免役法，由于执行者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成为增加税收、敲诈人民的手段。当时汴京的表演艺人编排短剧嘲讽蔡京，一个丑角端坐在舞台上做大官的样子，这时一个和尚登场，官员要求查看和尚的度牒，发现是元祐年间下发的，马上将之撕碎，把和尚斥骂出去。一会又来了位报到的小官，该官员一查档案，发现他乃是元祐年间出仕的，于是愤怒地把这个人赶走，宣布任何部门不许用他。这时，官员的家仆跑上台来，说这个月朝廷发的俸禄都是元祐年间铸造的铜钱，问应当怎么处理？官员略一思量，嘱咐仆人把元祐钱从后门抬回家。在观众的喝彩中，丑角摇头念道：“只要元祐钱！”

徽宗崇宁五年（1106）正月，某夜晚汴京的天空上出现彗星。不久，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遭到雷击，被断为两截。迷信道教的徽宗很是恐惧，认为这是上天在表示愤怒，于是派人在深夜偷偷地把端礼门党人碑毁坏。宰相蔡京发现此事后，恼羞成怒地说：“碑可以毁掉，但碑上的人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延伸阅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费十九年的时间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24）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6朝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过往的得失作为今后君主治国的借鉴，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年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宋词的豪放与婉约

⊙婉约之柔　⊙豪放之雄　⊙南渡之后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双子星座。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兴于晚唐五代的配乐演唱的长短句诗体——词，在宋代达到鼎盛。宋词的题材内容包罗万象，从反映相对狭小的生活零星感悟扩展到表现士人及现实生活的多个侧面，情怀旨趣亦庄亦谐、雅俗共赏，相互影响融合，形成了词调各异、词体多样、流派繁多的宋词盛景。流传至今的宋词作品有2万余首，可考作者1500余人，涌现出晏殊、柳永、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姜夔等大批优秀词人。宋代词作风格多样，“婉约以易安（李清照）为宗，豪放惟幼安（辛弃疾）称首”，既有婉约之柔，又有豪放之雄，代表着中国古代词体文学的最高成就。

婉约之柔

源于市井歌谣的词在宋代由于文人雅士的介入而逐渐雅化，向精致、婉约发展。宋代词作中婉约之风以柔美、婉曲、隐约、微妙为特点，讲究音律和语言的和谐、意境营造的空灵飘逸、情趣表达的迂回婉转，内容多为男女情爱，离愁别绪，伤春悲秋。宋末沈义父曾对婉约手法进行了小结：“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来抒发情怀，旨意朦胧隐晦，耐人寻味。南宋词人陆游像

婉约之风是宋代词坛的主流，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多作慢词，长于铺叙，是婉约派的早期代表。一阙“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经典之作《雨霖铃》，引发万千离愁，凄清冷落之意跃然纸上。北宋中后期，“专主情致”的秦观吸取了柳词的营养，擅长“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中，将情词中的悲苦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悲剧完美结合。庆湖遗老贺铸之词则“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词采华丽、浓艳，有“妖冶”之风。周邦彦的词作缜密典丽，“愈勾勒愈浑厚”，既有人工精巧，又包含自然圆润。婉约一派至南宋李清照达到极点。她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以一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后期所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仍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在宋词发展过程中，讲求“阴柔”的婉约一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对宋词词风影响极深。苏轼像

豪放之雄

宋初词坛延续五代花间词派及南唐令词小曲的遗风，多渲染艳情别绪，以迎合士大夫歌舞宴乐的需要。晏殊、欧阳修等人逐步将士大夫特有的生活感受入词，极力表现文人优游诗酒的惬意人生，促使词进一步雅化。随着士大夫阶层视野的扩大，更加丰富的内容被引入词中，词体形式和表现方式也有所创新，自柳永开始，极力铺陈渲染内心感情，对都市生活的刻画也渐为盛行，饱含市民阶层欣赏旨趣的词作大大增加。而宋词的婉约之风也逐渐盛行，最终达到鼎盛。

首创宋词豪放之雄的北宋大文豪苏轼对词作内容的丰富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他致力于反映士大夫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在词中言志抒情、记游怀古，使词突破了“聊佐清欢”的局限和诗词有别的人为分割，从内容到形式真正独立，形成雅俗分流的局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豪放大气、气势雄浑，是宋代豪放派词作的代表。苏轼力主“句句警拔，诗人之雄”，率先倡导豪放之雄，经由南宋辛弃疾的发展和创新，豪放词派在宋代词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时期翰林图画院画家。《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宣和时期（1119-1125）所绘的名卷，以其宏伟壮阔的画面，真实地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汴河及其两岸在清明时节的风貌。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用笔细致，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苏轼在词作中往往慷慨淋漓地抒发胸臆，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这些词句表现出“亲射虎，看孙郎”的豪迈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苏轼所开创的新词风也直接影响到后世词家，他们更多将个人感怀、身世历程融入词作当中，词风进一步雅化，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

南渡之后

至靖康之变后，中原动荡，宋室南渡，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又进一步与文人士大夫满腔的爱国热情、官宦政治生涯相结合，词风更为坦荡磊落、开阔大气，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张元幹首先将民族危亡的爱国题材与收服故土的热烈情感入词，“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创造了一阙阙慷慨悲歌。前所未有的悲怆之情大大扩展了意境，丰富了豪放派词作的内容。出生于南渡之后的张孝祥继承前辈爱国主题，一阙《六州歌头》“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主战派张浚读罢此作，大为感动，不久之后就主持北伐，张孝祥词作之影响力可见一斑。南宋词人辛弃疾，与苏轼并称为“苏辛”，则是宋室南渡后豪放派词作的领军人物。其词作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一声“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感情饱满，痛快酣畅；而“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中挥戈北伐、收服故园的爱国之心可昭天日。苏、辛等人“壮词”先后辉映，为宋代词坛增添了雄浑刚毅之彩。

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使宋代词坛呈现双峰竞秀的气象。两种风格相互有别又相互融合，辛弃疾的“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便是佳例。平易清浅而意味深厚的宋词在婉约和豪放中展现出永久的文学艺术魅力。

北宋公元1126年-公元1127年

人物：宋徽宗赵佶　宋钦宗赵桓

地点：开封

关键词：花石纲　方腊起义

靖康之耻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画皇帝，他作为书画家是极其成功的，可作为皇帝却是极其失职的。他排斥正直之士，肆意打击“元祐党人”，任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等大批奸佞小人，奢华好物，怠弃朝政，最终导致了靖康元年（1127）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的首都开封被金军攻破，立国168年的北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轰然倒塌。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成为金军的俘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污天垢地的大变动被称为“靖康之耻”。陈十五娘造释迦佛坐像　北宋

徽宗之昏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赵煦去世。由于哲宗无子，兄终弟及，端王赵佶（1082-1135）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宋徽宗。即位之初，宋徽宗曾经有一番作为，他平反冤狱，选贤任能，反对党争，大有中兴之主的气象。然而随着蔡京出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朝廷首相，徽宗统治下的朝政开始向一个黑暗的深渊滑去。

蔡京出任首相后，在宋徽宗的授意下，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的旗号，开始全面打压元祐党人。崇宁元年（1102）九月，经过徽宗的同意，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位元及元符年间恢复旧法的官员登记为元祐奸党，由徽宗御笔亲书刻石于端礼门，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通过详定元祐党籍，正直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一举把持朝政。以蔡京为首的这个奸邪小人集团，被时人称为“六贼”，共有：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六人。他们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逢迎徽宗的心意，肆意妄为：一方面，引导徽宗尽情享乐，营造艮岳，大兴“花石纲”；一方面，在朝中公然卖官鬻爵，在地方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

崇宁元年（1102），醉心享受的宋徽宗下令在杭州设立“造作局”，这个拥有数千名工匠的皇家手工业工场专门为皇室制造各种奢侈用品，所需的原料、工钱，悉数从民间无偿征取。三年后，醉心于园林艺术的宋徽宗降下旨意，在苏州设立“应奉局”，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由此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一个特殊的名词——花石纲。为了找到品相奇特的花石向皇帝邀宠，各地官吏如狼似虎地到处搜寻，不论是在高山峻岭还是在深宅大院，只要有一石一木稍稍值得玩味，便有官府差役在上面做出皇家记号，于是这件物事就成了呈献皇帝的供品。如果它在百姓家中，那么在起运前主人就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会被官僚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治。运输时又往往拆墙毁屋，更有贪官污吏借此上下其手、盘剥百姓，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北宋的花石纲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灾难。

宣和二年（1120）十月，在应奉局官吏频繁光顾的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县），世代传习明教的平民方腊不堪忍受官吏勒索，借宗教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方腊自称“圣公”，担任起义军统帅，定年号为永乐，起义将士包着黄色头巾作为标志，旬日之间聚众十余万。几个月之内，方腊起义军就席卷东南地区，得到近百万民众的群起响应。为了欺骗民众，徽宗下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自己，并下令撤销了造作局和应奉局。而在此同时，他将原本准备讨伐辽国、由童贯率领的十几万大军先行派遣到江浙，务求一举荡平方腊“逆贼”。就在方腊起义前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于河北、山东、淮南一带。他们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在所过之处，诛杀贪官恶霸，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百姓，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宋江起义军人数不多，却作战勇敢，屡次以少胜多击败宋军，他们转战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时，说唱艺人以此编出《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评书，他们的事迹在民间辗转流传，慢慢演变成“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了下去，但它们却给了北宋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听琴图》　宋　赵佶《听琴图》是一幅优秀的中国人物画。画中主人公，居中危坐石墩上，黄冠缁服作道士打扮，双手置琴上，轻轻地拨弄着琴弦。此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阿嵯耶观音像　宋这件观音像体态修长，上身袒露，带臂钏、项圈，下着薄长裙，赤足。左手下垂，右手上扬做弹指状。头光和背光内圈饰镂空的六瓣花纹，外环为跳动的火焰纹。观音造型与南诏《中兴图卷》所绘梵僧所铸“圣像”一致，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佛教造像。

而宋徽宗得知各地皆被扑灭后，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东京汴梁设置了应奉司，命令各地官员加紧搜刮“四方珍异之物”，为自己修筑美轮美奂、空前绝后的皇家艺术园林“艮岳”。同时，昏聩的徽宗还采纳了辽人马植的献策，准备从辽国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

北伐惨败

幽、云十六州，指的是五代时期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华北北部幽州（今北京）与云州（今山西大同）一带的州县。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整个中原门户洞开，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从后周世宗开始，中原王朝多次试图收复十六州的故土，然而除了莫州（今河北任丘）和瀛州（今河北河间）两地之外，其他十四州始终没有再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宋太宗曾对辽国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两次都遭到惨败。其中一次宋太宗御驾亲征，结果宋军大败，在激战中中箭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才得以逃生。

进入12世纪之后，北宋一雪前耻的机会似乎来到了。徽宗政和元年（1111），大宦官童贯奉命出使辽国。在其回国的途中，一个名叫马植的辽国汉人向童贯献上收复故土的计策。童贯听到后喜出望外，于是嘱咐马植继续留在辽国，见机行事。三年之后，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因为不满辽国统治者的压榨，于白山黑水之间起兵反辽，几年之内所向披靡，日暮西山的辽国在女真人凌厉的攻势下不堪一击。马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政和五年（1115）叛逃北宋，得到宋徽宗的亲自接见，欣喜不已的宋徽宗任命马植为秘书丞，赐国姓，从此马植改名为赵良嗣。随后，被虚幻的胜利景象冲昏了头脑的北宋君臣，冒失地做出了与辽国背盟的决定。重和元年（1118），北宋派遣使者马政渡海来到金国，与金人谋求结盟。两年后，北宋再派特使赵良嗣前往金国，商议南北夹击灭辽。经过讨价还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口头答应在破辽以后，宋收回燕京（今北京）一带原属唐朝的汉地，但要将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原额转交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

宣和四年（1122）三月，十五万宋军终于浩浩荡荡地踏上征程，然而穷途末路的辽军在将领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仍屡次击败宋军，甚至反击到北宋境内。这时，担任辽国常胜军统帅的郭药师带着八千部属以涿州（今河北涿州）投降北宋，引导宋军再次进攻燕京，结果宋军在燕京城下又被打败。为逃避兵败的罪责，童贯秘密派遣使者前往金营，请求金军出兵燕京。十二月，金军一举攻下燕京，这时完颜阿骨打提出，燕京可以交还，但是北宋需要另外支付100万贯钱财。宋徽宗无奈只好应允，从此北宋每年除了要向金国交纳岁币50万以外，又增加了100万贯的“代税钱”。金军撤走前在燕京城大肆抢掠财物，又把大批居民掳去做奴隶，北宋接收到的只是一座残破的城池和少量衣衫褴褛的百姓，然而就算是这样的“胜利”也让汴京的君臣们得意非常。背叛辽国的郭药师则官拜太尉，获封燕山郡王，镇守燕京。

屡战屡败的宋军终于接收了这些满目疮痍的城市。汴京派遣来的文武官员以解救者自诩，有意无意地将幸存的居民视为异己。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居民认为自己不但得不到信任，甚至受到北宋驻军的歧视，“北人（契丹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金军在撤离当地前，大肆掳掠青壮劳力，已在故土生活了上百年的汉族居民被迫随军北迁。这些人固然怨恨入侵的异族女真，但也同样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北宋，不正是因为北宋想要这片土地才造成他们背井离乡吗？几年之后，决定南侵的金军利用北方汉人的这一心态，将他们编入南下的军队。面对滚滚而来的铁骑，拥兵自重的郭药师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君主，成为金军进攻北宋的先导。

靖康之耻

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宋军的腐败无能让金朝统治者看在眼中，后者在俘获了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扫清了除西迁的耶律大石外的辽残余势力后，终于决定南下伐宋。宣和七年（1125），金军主力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以宗望为主帅，从南京直扑燕山，西路以宗翰为主将，从大同府攻取太原，一场大战就此爆发。经过象征性的抵抗后，北宋在幽、云地区的守将郭药师率所部投降，摇身一变成为金军南下的先锋。除了太原一城之外，整个北方地区如同摧枯拉朽一般让金人横扫而过，数以万计的宋军哗变、投敌。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宋徽宗面前，这位艺术家皇帝不但没有着手准备防御外敌，居然宣布退位，让心不甘、情不愿的皇太子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封的满朝文武吓得不知所措，胆怯的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两人劝说钦宗南逃，这时主战的太常少卿李纲站了出来，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八，金军抵达东京城下，李纲亲自到城墙上督战，几次打退了攻城的敌人。此时，各地勤王的军队陆续赶到东京，河北、山东义军也奋起抗金，形势对孤军深入的金军极其不利，金军主帅宗望转而实行诱降。宋金和谈刚刚结束，不甘受辱的一支宋军“违约”袭击了金军大营。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昏庸无能的钦宗罢免了主战派中的李纲等人，结果金军并没有因而退走。开封上下群情激愤，在太学生们的带领下，上万人来到宣德门外为李纲鸣冤，钦宗只得将李纲官复原职。李纲复职后，金军的嚣张气焰得到遏制。然而直到此时钦宗依旧没有坚决抗战的意志，他不顾群臣反对，最终还是同意了金人的议和条件，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并大量赔款。

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后的六个月，金军再一次大举南侵。靖康元年八月，金军西路统帅宗翰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东路统帅宗望从保州（今河北保定）发兵。两路大军长驱直入，连续攻克太原、洛阳、真定、中山等北方大城，分别于当年闰十一月抵达东京城下。此时的东京乱作一团，不久前击退金军的李纲已被贬出京师，文武百官意见不一又相互推诿，居然听信了神棍郭京的谎言，找来几千名地痞无赖组成了所谓的“六甲神兵”出城迎敌。结果不但没有打退金兵，连开封的城墙都被金军占领。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初二，宋钦宗亲自前往金营呈上降表。这一次和谈，金人的要求比从前苛刻了许多，除割地之外，他们还索要黄金、白银各一千万锭，布帛一千万匹。身陷敌手的钦宗一一答应。两天后钦宗被释放回城，北宋朝廷开始着手筹备金银，更派钦差到河东、河北去交割土地。然而金银筹集工作却不顺利，从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拖延到第二年正月，依旧没有凑足金人要求的数量。等待不及的金军将钦宗再次招到金营，然后对随行官员说，他们要将皇帝扣为人质，直到金银如数交出后才能放回。被囚禁的宋钦宗只得下诏，要求宗室、豪族、内侍、僧道、娼优等，务必将家中蓄存的金银全部交出。到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东京城内的官吏们总共搜刮到黄金十三万八千两、白银六百万两、绸缎一百万匹。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金下令将钦宗和徽宗贬为庶民。四月初，满载而归的金军挟持徽、钦二帝和其他四百多名皇室成员，以及拒绝降金的官员、工匠数千人北去，留下了一座残破的东京城，这便是后来岳飞立志要洗雪的“靖康之耻”。

南宋的偏安

南宋时期

人物：宋高宗赵构

地点：应天府　临安

关键词：绍兴和议

靖康之变后，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作为“漏网之鱼”，成为继承皇位的不二之选。然而，为了巩固皇权，赵构无视父兄被掳的奇耻大辱，无心收复江山，而是越江远避，在金人面前一味求和，摇尾乞怜。偏安一隅的南宋在建国之初就表现出了不思进取、苟且求和的软弱性。

江南避祸

靖康之耻后，徽、钦二帝和皇族、官吏数千人，被押到了金国。国不可一日无君，宋朝残存的官民发现徽宗的后裔中有人侥幸逃过了金兵的追捕，这就是康王赵构。赵构，字德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宣和三年（1121）年封为康王。赵构的母亲韦氏，在徽宗的后宫中地位较低，并不受徽宗的宠爱。因此，赵构在皇子中的威望也不高，本与皇位无缘。钦宗靖康元年（1126）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他还曾以亲王身份在金营中做过一段时期的人质。开封解围之后，赵构与张邦昌出使金国，代表北宋政府与金国谈判，希望能够割地议和，罢兵休战。但是，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开封，全国民众积极要求武力抗金，不允许任何卖国求和的行为。因此，当赵构一行到达磁州（今属河北）时，磁州的百姓拦住了赵构的队伍，不让他到金国去求和。地方官宗泽也对赵构说：“金人要殿下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求和又有什么用呢？”赵构自己也回想着自己在金营的岁月，害怕再次被金朝扣留，于是他顺应民意留了下来，自任河北兵马大元帅，驻守相州（今河南安阳）。然而，当朝廷危难之际，赵构却没有率军救援京师，而是移师河北大名府，观望局势，保存实力。随后，赵构又转移到山东东平府，以避敌锋。第二年，靖康之变发生，赵构成为全国上下公认的合法继承人，被推到了皇帝的宝座之上。无论这个皇帝本身的素质如何，他在战乱中起到了凝结人心的作用，把被战事打乱的各方力量重新团聚起来，成为宋朝军民新的希望所在。背子复原图背子是宋人一种形式美观、穿着方便的实用便装，尤其受到仕女们的青睐。此图是根据出土砖刻、陶塑复原绘制而成的，从中可窥见当时流行的服饰特点。《中兴四将图》南宋刘松年中兴四将指的对南宋政权有救亡之功的四位著名将领，从右至左分别为刘鄜王光世、韩蕲王世忠、张循王俊、岳鄂王飞。历史上关于中兴四将的人选一直有所争议，吴玠、李显忠、刘锜等将领也被认为是中兴四将的人选。但无论哪种说法，岳飞都是中兴四将之首，韩世忠也是战功赫赫，而刘光世则素有逃跑将军之称，张俊与秦桧合谋制造“岳飞谋反”的冤狱，两人入选均有滥竽充数之嫌。“绍兴和议”

靖康二年（1127）五月，众望所归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是为宋高宗。此后，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禅位于孝宗，赵构在位36年，对南宋初年国家政局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高宗在位初期，年轻气盛，有意抗金，收复河山。他任命主战派大臣李纲为相，军民士气大振。但是，没过多久，这个众望所归的“中兴之主”就令大家失望了，他罢免了李纲，面对咄咄逼人的金军，只会一味逃跑、求和。建炎元年（1127）和建炎四年（1130），金军两次大举南侵，试图活捉赵构，灭掉南宋。高宗不顾众臣的反对，抛弃了中原众多的百姓和广大的国土，一路难逃，先后到过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今浙江镇海）等地避难，甚至还一度漂泊到了海上。直到建炎四年金兵撤离后，高宗才回到江南。

绍兴元年（1131），惊魂初定的高宗回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此后，他纵情声色，大兴土木，极尽享乐，纵容奸臣秦桧弄权。为了巩固皇位，高宗还杀害了一心北伐的名将岳飞，与金国人屈辱求和，签订了“绍兴和议”。双方约定宋向金称臣，金“赐予”宋土地，双方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为界，南属宋，北属金；南宋割让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州）二州给金，以及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的大半土地；此外，宋每年向金朝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在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交纳。作为交换，金朝归还了河南和陕西一部分地区，并送还徽宗梓宫和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去的高宗生母韦太后。“绍兴和议”是南宋与金订立的一项屈辱和约，南宋王朝俯首称臣，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了宋、金之间维持了20年的和平时期。此后双方虽也发生过冲突，但是规模已大不如前。

延伸阅读绚丽多彩的制瓷艺术宋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将制瓷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瓷器种类繁多、质地精良、釉色丰富、式样新颖、工艺精湛。经两宋三百余年的发展，出现了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定窑等五大名窑，构成了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八大窑系。其中瓷都景德镇所烧制的瓷器更是名扬四海、享誉八方。宋代陶瓷，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

岳飞之冤

南宋公元1142年

人物：岳飞

地点：临安

关键词：莫须有

在南宋初年，因为与金国战争不断，南宋优秀的军事将领也如井喷般地出现。比如取得和尚原、仙人关大捷，为南宋保住巴蜀的西军将领吴玠，比如在顺昌之战中大破十万金军，力挫铁浮图的东京留守刘锜，都是一时瑜亮。然而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民间口碑，南宋抗金第一名将的荣誉还是当之无愧地归属了悲剧将领岳飞。这位生活俭朴、爱护士卒、军纪严明、善于用兵的一代名将在所谓的南宋“中兴四大将”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在德才方面却最为优秀，军事成就最引人瞩目，他的冤屈也成了千古之殇。巢车（模型）巢车是中国古代一种设有望楼，用以登高观察敌情的车辆。因为车上高悬望楼类似鸟巢，所以得名为巢车。

百战名将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岳飞少年时向同乡周同学习枪术、箭术，不到20岁就已经能拉开300斤的强弓。靖康元年（1126），岳飞在相州从军。当年十二月，赵构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岳飞就在大元帅府担任下级军官的职务。次年五月，赵构在应天府即位称帝，岳飞迫不及待地上书，请求高宗赵构出兵恢复中原，却被以“越职言事”的罪名罢去军职。然而岳飞并没有放弃保家卫国的志向，在建炎元年到建炎二年间（1127-1128），他先后在河北招讨使张所、八字军首领王彦、东京留守宗泽等人的麾下效力，在讨伐曹成、王善、孔彦舟等“游寇”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形成了个人的指挥风格和军事班底。建炎四年（1130），在大将张俊的推荐下，岳飞出任了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正式成为南宋的中级军官。绍兴元年（1131），因为平定“巨寇”李成有功，岳飞被任命为神武副军统制，成了独挡一方的大将，岳飞所部也由杂牌军跃升为南宋朝廷的主力部队。《岳飞像》现代徐菊庵

南宋建炎四年（1130）到绍兴五年（1135），因为不满南宋政权和地主豪强的压迫与剥削，两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钟相、杨么起义。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称帝，定国号为楚，自称楚王，建立了农民政权。后来，钟相战死，余部在杨么的领导下继续在洞庭湖一带坚持战斗，屡次击败南宋军队。绍兴五年（1135），对义军无计可施的宋高宗只能派已是神武后军都统制的岳飞前往镇压义军。当年五月，岳飞率军赶到了鼎州（今湖南常德）前线，他采用剿抚并用的手段，招降了义军黄佐、杨钦等人。针对义军水军强大，尤其是车船战力出众的特点，岳飞命令砍伐附近君山上的树木制作木筏，堵塞湖道，再以草木投入湖中，使车船不得行驶。当年六月，岳飞所部攻破了杨么最后的根据地夏诚寨，杨么投水自尽。镇压了杨么起义后，岳飞本人升任招讨使。同时，岳飞所部也因为收编了数万投降的义军，实力大增，被南宋朝廷改为后护军，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四人的部队并为南宋政权的王牌主力。《岳飞参花图》清吕焕成此图绘岳飞端坐于凉台之上，神态安详，上挑的眉眼及雍容的仪态仍不失英雄气概。右侧站一头髻高挽、手捧花瓶的贵妇。左侧一侍从手持月牙斧，神态威仪。此图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绍兴六年到绍兴七年（1136-1137），岳飞所部与金国扶植的伪齐政权多次交锋，屡战屡胜。岳飞的武阶官（表示官员等级、确定品位和俸禄而无实际职务的虚衔）升为武臣中最高的太尉，职官（实际的职务）也升为宣抚使，其部下辖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背嵬军共十二军，二十二位统制官，大小将领二百五十二人，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已经成了南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个人的荣辱和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让岳飞忘记北伐中原、收复河山的军人使命，他在绍兴九年（1139）上书高宗，明确表示反对与金国议和。这时的高宗已经厌倦了在金军的追击下东奔西跑、如同惊弓之鸟的日子，他任命投降派大臣秦桧担任右相兼枢密使，全权主持议和事务。岳飞的上书不但没有让高宗产生共鸣，还让后者愈发忌惮，投降派的旗帜人物秦桧更是对岳飞恨之入骨。岳飞见高宗不纳忠言，却打算用“称臣、每岁纳银、绢五十万两、匹”来换取和平，愤懑满胸，于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写下了千古名篇《满江红》以宣泄心声。

撼岳家军难

令人感慨的是，最终让岳飞能重新走到抗金前线的不是励精图治的南宋君主，反而是背信弃义的金国君臣。绍兴十年（1140），金国发生政变，主战派的宗弼等人掌握政权。五月，金国撕毁和议，决定发兵南下，大举攻宋。当年六月，惊慌失措的宋高宗急令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进攻河南诸州，以策应被宗弼大军围攻的顺昌（今安徽阜阳）刘锜所部。可没等岳飞等人动手，刘锜就在顺昌大败金军，金军主力退回开封。高宗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危机已经解除，立刻要求前线各军采取守势，以便和金朝再开和议。六月下旬，司农少卿李若虚赶到德安（今湖北安陆），传达高宗退兵的旨意。此时岳飞已经做好了北伐中原的准备，他坚决不同意撤兵，李若虚为岳飞的慷慨陈词所打动，表示愿意支持岳飞北伐。

不久，岳飞所部迅速北上河南，连续功克颍昌、陈州、郑州等地，距离金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中心开封只有四十余里。七月一日，岳家军再取洛阳。然而由于张俊、刘锜等人已经奉诏班师，岳家军的侧翼失去了友军的保护。金军主帅宗弼察觉了宋军的态势，亲率女真精锐骑兵“拐子马”“铁浮图”共计15000人，偷袭岳飞在郾城的指挥部。当时岳家军各部都在外线作战，岳飞手下只有背嵬亲军和游奕马军的一部分，敌我力量极其悬殊。可岳飞毫无惧色，指挥若定，他以精锐的重装步兵拖延、消耗敌军，用麻札刀对付金军的重装骑兵，然后再命长子岳云率五百骑兵从侧翼反复冲杀，最终大败金军的精锐骑兵。此役过后，金军主帅宗弼对部下痛哭说：“从海上之盟起兵后，我一直靠着‘拐子马’取胜，到今天终于全部覆灭了！”从此以后，南宋民谣中就有“金人有金兀术（宗弼），我有岳少保；金人有拐子马，我有麻札刀”的词句。

郾城之战后，岳家军前锋300人于临颍城南小商桥与金军遭遇，被团团包围。领兵将领杨再兴毫无惧色，奋勇杀敌，竟然斩杀金兵2000余人，直至中箭而死，金人焚烧他的尸体，从灰烬中挑出箭整整两升。杨再兴殉国后，张宪等部随后杀到，再次大败金军。不甘心失败的宗弼集合了部将韩常等四个万户共30000骑兵再次围攻颍昌（今河南许昌）。坐镇颍昌的岳家军将领王贵以踏白军、选锋军守城，自己带领岳云、姚政和岳家军中精锐的游奕军、背嵬军出城迎战。双方从早晨一直杀到中午，胜负未分，守城的董先、胡清趁机出城，从外线冲杀敌阵，金军全面溃败。此战杀死金国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及千户5人，活捉大小首领78人，俘虏2000人，杀死5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铠甲器械不计其数。《赐岳飞批剳卷》宋赵构这幅卷轴是宋高宗赵构写给岳飞的手札，大意为将长江上流一带的防御交给岳飞所部，同时要求岳飞整训军马，派出蕲阳、江州水军防备意外发生。从内容推断，书札约书于绍兴四年（1134）前后，当时岳飞和高宗关系尚属密切，岳飞所部也被视为南宋朝廷的重要国防力量。此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经过颍昌大捷，宗弼主力已不堪再战，金军甚至已经打算撤离开封。然而高宗、秦桧却依旧严令各军班师，甚至把驻扎在顺昌的刘锜也调回镇江。岳飞眼见友军纷纷后撤，并且后方的粮草也逐渐停止供应，只得放弃洒下无数鲜血才得以收复的郾城、颍昌等地，退守淮中防区。

千古之冤

在绍兴十年（1140）的一系列大战中，宋军频频奏凯，宋高宗意识到金军已经不能威胁到南宋政权的存亡，这让他心中稍安。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彻底击败金朝，以免宋钦宗被释放，威胁他帝位存在的合法性。因此，高宗和秦桧这对君臣一拍即合，他们决定收回抗金大将们的兵权，尤其是岳飞和韩世忠的兵权。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召岳飞等人前往临安，以赏功的名义，升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收回三人的兵权。接着，高宗和秦桧开始炮制罪状，打击主战将领，首选目标原定是韩世忠。但岳飞不予配合，反而为韩世忠诉说冤屈，这让高宗和秦桧把矛头又对准了岳飞。当年八月，岳飞被罢官免职。然而秦桧等人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岳飞，秦桧利用岳家军内部矛盾，威逼利诱都统制王贵、副统制王俊先出面首告张宪“谋反”，继而牵连岳飞。

当年十月，岳飞和爱将张宪被抓入大理寺监狱。为了制造出岳飞谋反的“铁证”，秦桧与大将张俊相勾结，还收买了岳飞的心腹将领王贵，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处置岳飞。然而当主审官何铸审问岳飞时，岳飞脱下上衣，露出其母早年在其背上刻下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一切诬陷都显得苍白可笑。随后，何铸向秦桧报告岳飞无罪，秦桧立即改派心腹万俟卨担任主审。当年十二月，秉承秦桧旨意的主审官万俟卨判定岳飞为谋叛罪。当时已经赋闲在家的韩世忠找到秦桧，追问有何证据证明岳飞谋叛，秦桧含糊其辞地回答说“莫须有”，这三个字最终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一起特大冤案。绍兴十一年（1141）大年除夕，39岁的岳飞被处死在大理寺狱中，其子岳云、部将张宪被斩首，家产籍没，家属被流放今广东、福建一带。

表面上看，岳飞之死是秦桧的手笔，而实际上却是高宗赵构打压南宋初年武将势力、维护皇权的一种狠辣手段。岳飞本人刚直倔强，长于谋国而短于谋身，在与高宗的君臣相处中犯下了不少令皇帝忌讳的错误。比如高宗在逃避金军途中遭遇苗刘兵变，失去了生育能力，岳飞却一再进言希望皇帝尽快确立太子，武将干涉皇室的继承问题是皇家的大忌，岳飞的行为给了赵构猜忌的理由。绍兴七年（1137），大将刘光世病死，高宗准备将刘光世的部队划归岳飞指挥。可因为宰相张浚的反对，高宗食言而肥，岳飞一怒之下辞职，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这种负气的做法给了张浚等人攻击岳飞的口实，也让高宗产生了岳飞要挟皇帝的感觉。绍兴十年（1140）的北伐结束后，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他文武双全，不贪财，不好色，不喜物质享受，又深得军心民心，这样的人如何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所猜忌？

绍兴三十二年（1153），宋孝宗即位后，追复了岳飞少保、两镇节度使的职务，岳飞诸子中的岳云、岳雷、岳霖被追复官职。孝宗淳熙五年（1178），岳飞被追谥为武穆，后又被追封鄂王，这段千古冤狱终于得到了昭雪。

延伸阅读火药的使用火药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早在商周时期，木炭就被运用在冶金中，春秋战国时期，硫黄和硝石的性能又渐渐被人们掌握。随着炼丹术的长期发展，至迟到唐代，火药最终成型。火药的大规模运用是在宋代，并在军事上显现出巨大威力。庆历四年（1044），由曾公亮、丁度编撰的《武经总要》里首次记载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炮等3种火药武器的配方。宋代火药武器经历了由制造火药箭、火炮等燃烧性武器到制造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武器的重大发展。在一系列战争中，霹雳炮得到广泛的使用。除火炮、火药箭外，宋代还出现了管形火器。开庆元年（1259），用竹筒内装火药制成的突火枪问世。

符离之战与开禧北伐

南宋公元1163年-公元1207年

人物：宋孝宗赵昚　韩侂胄

地点：符离

关键词：隆兴和议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说过：“南宋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宁宗朝既无恢复之君，也无恢复之臣。”这话说得恰如其分。宋高宗时，国有良将，但高宗无心收复北方故土，所以最终是偏安一隅。宋孝宗时，君主一心北伐，但主持北伐的大臣和前线的将领缺乏足够的才干，所以才有了符离之战的惨败。到了宋宁宗时，权柄操纵在韩侂胄手中，北伐成了其巩固权位、提高声望的手段，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覆师折将、身死国衰。

孝宗的北伐花卉纹银六角盘　南宋

宋金绍兴和议之后，软弱的宋高宗和投降派大臣对这种偏安局面十分满意，将收复失地的使命忘得一干二净。然而金国统治者灭亡南宋的野心并未泯灭，绍兴十八年（1148），海陵王完颜亮成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帝。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完颜亮组织起来的60万大军，分四路大举南侵。完颜亮亲自率领其东路主力兵临采石（今属安徽），企图渡江灭宋。然而南宋参谋军事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指挥若定，屡次挫败了金军的渡江企图。不久，金军发生兵变，完颜亮被杀，南宋这才侥幸逃过一场兵劫。采石之战后的第二年，宋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内禅于太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登基后，和贪图安逸的高宗不同，他年轻气盛，立志光复中原，收复河山。他恢复了名将岳飞的谥号“武穆”，追封岳飞为鄂国公，罢斥了一批秦桧的党羽，鲜明地表现自己主战反和的立场。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了主战派大臣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兵马，全权负责南宋前线的军事指挥。孝宗本打算让张浚整顿军务，再伺机与金人一战。可张浚到任没多久，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就致书于张浚，语气傲慢地要求南宋履行《绍兴和议》的内容，将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割让给金国，并支付当年的岁币。孝宗严词拒绝了金人的要求，反提出要重议疆界、双方地位必须平等的要求。恼羞成怒的金人一看宋朝皇帝如此“不识时务”，立刻兵陈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今属安徽），做出了大军即将南下的姿态。

面对金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张浚主张一改以往消极防御的战略，先发制人，抢先对金发起进攻，可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平心而论，此时确实不适合北伐，一方面是高宗和大批的主和派大臣在内部对北伐形成了巨大的牵制；另一方面承平日久，宋军士兵缺乏训练，装备很差，能征惯战的宿将也大多故去，政治、军事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隐患。可孝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轻率地认为恢复中原在此一举，于当年四月命令张浚督军北伐。五月，张浚命部下李显忠、邵宏渊率军渡淮河北上，正式拉开了孝宗朝北伐的序幕。

战斗刚一开始，金军因为轻敌无备连连失利，宋军则一路奏凯。李显忠攻克灵璧，邵宏渊也攻克了虹县。金右翼军都统萧琦、泗州知州薄察徒穆向宋军投降。为了鼓舞将士斗志，张浚也随即渡河督战。五月中旬，李显忠率军猛攻淮北重镇宿州（今属安徽），斩杀金军数千人，攻占宿州城。这一消息传回南宋，无论是孝宗、朝中主战派大臣，还是普通百姓都极为振奋。孝宗下旨提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并犒赏北伐军士。

就在南宋君臣为宿州大捷而兴奋的时候，失败的危险已经经悄悄地逼近。首先，功臣李显忠对士兵赏赐不厚，宿州参战的士兵每人得钱不过三百，大大折损了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其次，大将邵宏渊自诩功劳不在李显忠之下，却仅仅得了个招讨副使，心怀怨恨，私下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此时，金朝已从开始的惊慌失措中调整过来，金世宗急令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率领数万金军进攻宿州。宋金双方在宿州城外连番苦战，伤亡都很惨重，邵宏渊的儿子邵世雄带头逃跑，宋军其他将领也大批逃亡，李显忠只好率部撤入宿州。面对金军的猛攻，邵宏渊依然坐视不援，反而一再劝李显忠撤军南还。李显忠孤掌难鸣，只好下令北撤。宋军撤出宿州没多久，就在符离（今安徽宿州）被金军追上，十几万大军伤亡殆尽，辎重全部留给了金人，李显忠、邵宏渊二人仅以身免，史称此役为“符离之战”。

符离的惨败，给了南宋内部的主和派攻击孝宗北伐战略的口实，他们大肆攻击张浚，高宗也不断地斥责孝宗，要求和议。孝宗无法抵挡来自高宗和主和派的双重压力，只好下诏称“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开始进行和议，并一度降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尽管手中筹码不多，孝宗却始终想以较好的条件和议。他一面积极部署宋军防务，一面撤换了懦弱无能的和议正使卢仲贤，罢斥了主和派大臣汤思退，与金人展开了外交战。隆兴二年（1164），宋金正式达成了和议。这份名为“隆兴和议”的协议商定：宋不再向金称臣，双方为叔侄之国，改岁贡为岁币，减十万。尽管“隆兴和议”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色彩较为淡化的一个，但毕竟不是基于同等国力的平等协议。尽管此后孝宗念念不忘北伐雪耻，但直至他逝世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开禧北伐

孝宗长期受太上皇高宗挟制，等到高宗去世，他也是年至花甲的老人，失去了锐意恢复的信心。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传位于“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不料赵惇却是个妻管严，惧怕皇后李凤娘，在悍妒的皇后压迫下，他与孝宗的关系也日益疏远。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病重，但是受李皇后挑拨的宋光宗却拒绝前往孝宗居处重华宫探望。六月，宋孝宗在遗憾与寂寞中病逝，光宗再次以自己有病为由拒绝主持孝宗的丧礼。消息传出，不满的大臣们聚集在宗室、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周围，开始策划政变，迫使光宗禅位，拥立皇子嘉王赵扩为帝。废立之事必须获得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这样身为外戚，与内廷关系密切的韩侂胄（韩侂胄父亲是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夫）进入了赵汝愚的视野。在韩侂胄的努力下，太皇太后终于同意下诏。

当年七月初五，太皇太后下诏宣布光宗内禅，嘉王赵扩在孝宗灵前被披上黄袍，即位称帝，是为宋宁宗。政变是成功了，但为了抢夺政治权力，赵汝愚和韩侂胄却反目成仇。韩侂胄是外戚身份，深得宁宗信任，拉拢了一批大臣为其所用；而赵汝愚却因为以宗室任宰相、专擅国政而受到宁宗的猜疑，终于在庆元元年（1195）二月被罢相，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安置，后死于该地。赵汝愚被罢相，理学人士多有上疏论救，为了巩固权势，韩侂胄将理学领袖朱熹等人的学说列为伪学，下令禁止，列为伪学党籍的官员纷纷被贬官，史称“庆元党禁”。

此时北方的金朝渐渐衰落，内有农民起义蜂起，外有蒙古侵扰边境，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欲立下不世功业的韩侂胄认为可以乘机北伐，恢复中原。为了制造北伐的舆论，嘉泰四年（1204），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两年后又削去秦桧的王爵，改谥谬丑。消息传出，朝野振奋。次年，改元开禧，取的是宋太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年号的头尾两字，表示了南宋朝廷的恢复之志。韩侂胄为全面主持北伐，出任平章军国重事。他下令各军密做准备，同时拿出朝廷封桩库的金钱作军需，又命大将吴曦练兵巴蜀，为西路主将，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郭倪指挥宋军渡淮。

战事首先在淮河沿岸打响，在这里南宋的又一颗将星冉冉升起，他便是毕再遇。毕再遇是岳飞部将毕进之子，史称其“武艺绝人”，能拉开两石的硬弓，曾受到孝宗的召见，赐予战袍。开禧二年（1206）四月，毕再遇随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攻泗州。毕再遇头戴鬼面具，率领敢死队一举登上泗州东城，杀敌数百，金军溃乱，从北门逃出。毕再遇再攻西城，树大将旗，高声喊道：“大宋毕将军在此，尔等乃中原遗民也，可速降。”金军闻之胆寒，开城出降。不久，他又在灵璧为掩护撤退的宋军，手挥双刀，直插敌阵，以480骑大破金军5000人。此时，陈孝庆率部攻占虹县，江州统制许信攻下新息县（今属河南），光州义军攻下褒信县（今河南新蔡西）。宋军连战皆胜，形势一片大好。这年五月，宁宗正式下诏宣布北伐。北伐诏下，群情激愤。爱国诗人陆游这时已经82岁，闻听朝廷北伐，欣喜不已，作诗言志道：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宋军只求速胜，军事准备十分不足，韩侂胄既没有练出一支精兵，又无出众的参谋，也没有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他起用的陈自强、苏师旦都是其亲信，才能不堪担当军国重事。东路虽有毕再遇一柱擎天，但是大部分宋军自符离之败后久已不遭战阵，战斗力低下，而且又缺乏出众的将帅，已不堪支撑灭敌的重任。果然，宋军在其后的作战中连连失败，多数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自溃。只有毕再遇一军取得多次胜利。这时西线传来噩耗，镇守四川的大将吴曦企图割据，早就与金军暗通款曲。虽然开禧三年（1207），吴曦便被所部将士杀死，但是这却打破了北伐的原有部署。

金军解除西线后顾之忧后，以主力渡淮南下，攻至长江北岸。中路出唐、邓攻襄樊，西路全军分驻川陕边界。三路并进，连连陷落南宋许多州县。此时刚被起用的两淮宣抚使丘面对不利形势，认为战之不能胜，于是秘密与金军商谈和议。面对南宋的议和使臣，金朝虚声恫吓，说要以长江为界；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等），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闻听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但是这时朝中的反韩力量已在礼部侍郎史弥远和宁宗皇后杨氏的联络下结合起来。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初，在史弥远策划下，先是通过宁宗御笔罢韩侂胄平章军国重事。次日，乘韩侂胄入朝奏事时，中军统制、殿前司公事夏震发动突然袭击，把他劫持至玉津园夹墙内杀害，而宋宁宗直到三天后才知道这一阴谋。同时史弥远又杀死韩侂胄的亲信苏师旦，将两人头颅割下送给金朝。

嘉定元年（1208），宋金再度达成和议，两国关系由叔侄关系降为伯侄关系，增岁币银30万两，绢30万匹。同时加犒军费200万贯，开禧北伐彻底失败了。次年，陆游也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恨离开人世。开禧北伐的失败首在仓促出兵，当时宋军并未完全做好准备，各路宋军缺乏训练与配合，又长期不作战，导致畏敌如虎。同时又没有选择好时机，当时金朝虽有内忧外患，但是并没有严重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还拥有相当的实力。再次韩侂胄用人失当，缺乏干练的将才。西路主将叛变，东路主将主和，最终导致全盘皆输。官窑六瓣花口瓶　南宋

理学的兴盛

⊙开山祖师周敦颐　⊙二程奠基　⊙学以致用的张载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陆九渊的心学宋代的理学名家辈出，成就非凡，代表人物有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其中又可分为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和张载的“气”一元论三派。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张载的“气”一元论是唯物主义，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程朱理学。理学是在儒、佛、道三教互动融合的基础上孕育形成的，标志着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影响十分深远。

开山祖师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及道教思想，写成《太极图说》和《通书》，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的宇宙构成论。周敦颐认为人是万物生成之一，但又有区别，“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他又模仿“太极”而建立“人极”，以“诚”作为道德本体的最高境界，强调人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此境界。其学说对后世理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凡提及宋代理学，周敦颐及其学说当列为首位。

二程奠基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后世称其为明道先生。宋神宗时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在洛阳讲学十余年，弟子有“如坐春风”之喻。程颐（1033-1107）字正叔，后世称其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讲学达30余年。其学以“究理”为主，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突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此说开南宋理学之先河。程颐还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的本性，提出了著名的“性即理”论点，并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来“格物穷理”，目的在“去人欲，存天理”。程颐也有一些为后世诟病的观点，他曾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较为偏激。《周敦颐赏莲图》（局部）明刘俊

二程为胞兄弟，亦称大程、小程，因皆为河南洛阳人，其所创学说也被称为“洛学”。“洛学”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二程学说的核心是“理”，即“唯心理”，关键命题是“一草一木皆有理”，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就是人类社会永恒的最高准则。二程由此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新的阐释，将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二程从哲学上论证“天理”与“人欲”二者的关系，达到规范行为维护封建秩序的目的。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发展了理学。程颐像

学以致用的张载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县（今陕西眉县）人。因在县横渠镇讲学，故人称横渠先生。他曾讲学关中，所以其学派被后世称为“关学”。张载抱负远大，提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所创关学注重“学以致用”，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论证其宇宙观，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之实体，“气”的聚散变化，形成世间各种事物现象。张载提出“义理之学”必须向纵深发展，“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关学”特别重视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强调“学以变化气质”，反对把“心性之学”仅当作空谈，主张“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这些思想对后世理学具有开创意义。清朝学者全祖望曾说：“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程颢像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自元代开始就被定为官方哲学。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四书章句集注》是最具代表性的传世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做的注，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朱熹通过注释和序来阐释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强调天理纲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以宣扬从孔孟到二程的道统思想。自此，《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列为科考的必备书目，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继承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二程之“理”、张载之“气”，并援佛、道入儒，构筑了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结构完备的理学逻辑体系。在理气论上，朱熹坚持理气不可分离、理先于气而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朱熹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指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方向，指明世人自觉认识“天理”的实践途径。《与允夫手札》南宋朱熹

朱熹一生历仕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但实际从政时间不过十载，其余时间都在讲学和著书。朱熹一生门徒众多，在《朱子语类》中有名可考的笔录者就有90多人。朱熹十分重视读书教育，他曾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并邀请其时的论敌陆九渊来此讲学，反响极大。这次极负盛名的讲学，成为后世学者论辩的楷模。朱熹以“格物致知”视为为学之道的起源，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子学说在明、清两代被确立为儒学正宗，对后世影响至深。

陆九渊的心学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人，后世称象山先生。他是宋代主观唯心主义理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的哲学根本命题是“心即理”，认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故称“心学”。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以此来论证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规范等“天理”，都发自人本心而恒久不变的。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气论”迥异，但都是“同植纲常，同宗孔孟”。尽管两人“所学多不合”，曾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上饶）鹅湖寺展开过有关“理”与“气”的大辩论，但是二人私交甚好，书信往来，论辩不已。在治学方法上，陆九渊也主张由本心出发，只需“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他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也主张“格物”，但是他的格物不是研究事物本身，而是内求于自己的本心。陆九渊这些哲学思想被明代的王阳明发扬光大，发展成“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朱熹像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中，供奉有十二位儒家哲人，其中包括子贡、子路等11位孔子的亲传弟子，唯一不是孔子亲传弟子却位列其中的就是朱熹，可见其人在儒学中的地位。

宋末权臣：史弥远与贾似道

南宋后期

人物：史弥远　贾似道

地点：临安

关键词：湖上平章

北宋初年，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利，将相权一分为三，财权划归三司使，军权划归枢密使，宰相只剩下了行政权。然而到了南宋时期，因为与后金战事频繁，宰相兼任枢密使已成为惯例（秦桧死后高宗朝曾短暂分离）。军权与行政权的过分集中必然会导致权臣产生，再加上孝宗之后的南宋帝王要么体弱多病，要么年幼登基，外戚势力干预政治愈发明显，这才催生了秦桧、韩侂胄之后另外两大权臣的发迹，也就是独掌大权二十五年的史弥远和历经三朝的“湖上平章”贾似道。《历代帝王像》之宋理宗清姚文瀚宋理宗原名赵与莒，后被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后被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是南宋的第五位皇帝。

第一权相

史弥远（？-1233），字同叔，是孝宗朝右相史浩的养子。由于攀附曾经拥立宁宗为帝的权相韩侂胄，在其升任平章军国事后，史弥远也随即得到重用，从六品的司封郎中一跃升为礼部侍郎，并兼任太子赵曮的翊善（教导皇子的一种官职）。

但史弥远之志绝不止此，他的野心随着权位的迅速升迁而迅速膨胀。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力主抗战的韩侂胄威信大减。南宋被迫遣使议和，金国提出以韩侂胄首级作为议和的前提，这理所当然遭到韩侂胄的拒绝。但主张投降政策的史弥远却认为有机可乘，他利用太子赵曮向宁宗建议诛杀韩侂胄，意在借机取而代之，但宁宗不予理睬。于是，史弥远绕过宁宗，和对韩侂胄怀恨在心的杨皇后结为联盟，杨皇后伪造宁宗的御批密旨，矫诏派遣中军统制、殿前司公事夏震在玉津园杀死了韩侂胄。

诛韩之后，史弥远升任宰相，他破坏了北宋以来文武二府分掌大权的祖制，以宰相而兼枢密使，并使之成为南宋后期的固定制度，造成了南宋后期皇权不振、权臣专政的恶劣影响。自此，史弥远不但以宰相而兼枢密使，集文武二府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在宁宗、理宗二帝时代独霸相位长达二十五年，创两宋历史上权臣主政时间之冠。

然而，当年协助史弥远杀害韩侂胄，对金乞降求和的太子赵曮，却在嘉定十三年（1220）突然死去。次年，宋宁宗另立赵竑为皇子。史弥远并不希望赵竑成为皇位继承人，因为平日里赵竑已经对史弥远的擅权跋扈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对身边人说，将来即位之后要把史弥远贬斥到八千里外的新州（今广东新兴）或者恩州（今广东阳江）。这都被史弥远安置在赵竑身边的耳目所告发，而赵竑却浑然不觉。史弥远在宁宗面前诽谤不成的情况下，便开始着手策划废掉赵竑，另立他人为宁宗的继承人。嘉定十六年（1223），史弥远收买国子学录郑清之，阴谋在宁宗去世时，废太子赵竑而另立宗室赵贵诚为帝。为此，他安排郑清之作为赵贵诚的老师。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宁宗突然病重不起，再不能处理朝政，史弥远遂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在宁宗弥留之际，史弥远一方面通过郑清之转告赵贵诚即将立他为帝，一方面在夜里急召翰林学士入宫，草诏25道以应付宁宗崩后的局面。在宋宁宗病死的当晚，史弥远派人召赵贵诚入宫，并通过杨皇后的家人威胁杨皇后说：“史弥远已命殿帅夏震派兵看守皇宫及赵竑，如果不同意废立，祸变必生，杨家也会被灭族。”杨皇后权衡利害关系之后，被迫同意。接着，史弥远伪造宁宗遗诏，宣布：“废赵竑为济王，立赵贵诚为太子，即皇帝位。”为了证明赵贵诚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对外宣称：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令以贵诚为太子，赐名昀。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至此，史弥远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南宋政权，即使是理宗本人也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傀儡。在二十五年的独相专权的时间里，他变更中枢旧制以决朝政，把持将帅任免以专军权，控制台谏以打击异己，植党营私以布局天下。就其专权程度而言，即使是高宗朝的秦桧也难以望其项背。

湖上平章

邵定六年（1233），权臣史弥远病死，但南宋出权相、奸相的“传统”并没有中止，宋理宗、宋度宗、宋恭帝三朝又出了一位有“湖上平章”之称的末代宰相贾似道。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其父贾涉，在宁宗朝曾官至淮东制置使。在父亲死后，缺乏家教的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后来以父荫入官补嘉兴司仓。嘉定四年（1211），因为其姐贾贵妃得宠于理宗，从此官运亨通。宝祐二年（1254），不学无术的贾似道竟然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此后几年步步升迁，到了宝祐六年（1258），升任枢密使、两淮宣抚使，担任起保卫南宋两淮边防的重任。开庆元年（1259）正月，贾似道以枢密使改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江陵知府，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军事、民政、财政大权于一身，又负责两淮的军事，全面负责南宋抵抗蒙古大军的前线防务。

宝祐二年（1254）二月，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南侵的西路军进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屡攻不克，蒙哥于七月被击毙在钓鱼城下。与此同时，蒙哥之弟忽必烈此时正率东路军围攻江淮重镇——鄂州。为此，理宗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率军由江陵（今属湖北）至汉阳（今属湖北武汉），又进入鄂州，督师抗击。恰巧此时，忽必烈接到密报，得知蒙哥阵亡，蒙古汗廷人心浮动，遂决心北返以争夺汗位。贾似道也私下遣使，以南宋愿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条件求和。忽必烈由于急于回师，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率军北返，鄂州之围遂解。

贾似道隐瞒向蒙古乞降、签订和约的真相，而以战胜蒙古军报功。昏庸的理宗竟然相信了他的谎话，认为他对社稷有再造之功，进封少师、卫国公。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派郝经入宋，索取贾似道答应的“岁币”。贾似道害怕暗中乞降的情况被元使泄露，命人将使臣郝经一行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这种做法激怒了忽必烈，只是因为蒙古内部叛乱不断，这才没有立刻兴兵南下。鄂州之战，对于贾似道个人是个难得的良机，此后他便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独霸宰执、专政擅权的时期。

蒙古军北返之后，南宋小朝廷又进入到一个相对安宁的阶段。以理宗和贾似道为首的整个统治集团，对近在咫尺的亡国威胁浑然不觉，很快又重新过起了莺歌燕舞的日子，而全然不顾这种歌舞升平的背后隐藏着何等巨大的危机。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因病去世，贾似道奉遗诏拥立太子赵禥即皇帝位，是为宋度宗。度宗即位后，南宋国势更加严峻，满朝君臣却依旧陶醉于西湖歌舞的喧嚣热闹之中。贾似道因为定策之功，其权力和地位更得以稳固。度宗为了追求享乐安逸，把朝政大权拱手让给贾似道，甚至尊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则俨然如同太上皇一般。咸淳三年（1267），宋度宗特许贾似道可以三日一入朝，又将位于西湖旁葛岭的别墅赏赐给贾似道，让其养尊处优，贾似道将其扩建，命名为“半闲堂”。但即便如此，贾似道也只是五天才入朝办公一次，他置朝政于不顾，每日唯以斗蟋蟀为乐，并著有《蟋蟀经》，描述自己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此外，他还贪货好色，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将功臣余的墓冢挖开，甚至强取宫女叶氏为妾。贾似道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半闲堂和西湖上游戏取乐中度过的，于是时人借机编出儿歌讥讽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咸淳十年（1274），宋度宗去世，在贾似道的主持下，扶立度宗嫡子、年仅四岁的赵为帝，是为宋恭帝，贾似道仍然主持朝政大权。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已经派大将伯颜率军南下灭宋，贾似道先是隐瞒不报，后又在芜湖督战时弃师而逃，导致南宋军队大败，军士死伤逃亡不计其数，天下舆论大哗。在强大的压力下，太皇太后谢氏被迫将贾似道免职，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在前往循州的路上，贾似道被会稽县尉郑虎臣所杀。缂丝牡丹（局部）宋缂丝是一种装饰性、欣赏性极高的工艺品，它采用其特有的各种不同的戗色方法缂织花纹，使花纹高雅，富有笔意，并具有很强的质感，甚至享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声誉。这件牡丹图，色彩配色浓淡似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

南宋后期

人物：余玠　吕文焕

地点：钓鱼城　襄阳

关键词：襄樊之战

钓鱼城之战和襄阳保卫战是南宋抵抗蒙元南下的两次重要战役，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钓鱼城之战中，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使得蒙古的侵宋战争功亏一篑，南宋王朝得以再延续20年；而襄阳保卫战的失利，则意味着南宋江淮门户洞开，南宋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

血战钓鱼城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南宋与蒙古联合灭亡了金国，然而南宋的君臣们很快发现自己换了一个更为凶狠的邻居。灭金之后，骄横的蒙古统治者独占了原来金国的全部土地，幻想收复中原的南宋决心出兵河南，却被蒙古军队杀得溃败而还。灭金的次年，在报复南宋“侵犯疆土”的名义下，蒙古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陕西和淮河下游对南宋发动了进攻。在这次战争中，四川地区（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被蒙古军队破坏得最为严重。建窑耀斑兔毫盏　南宋建窑也称“建安窑”，是宋代名窑之一，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因为其釉面多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又称“兔毫盏”。

不久，窝阔台汗去世，南下的蒙古军队相继北返，南宋才因而得到喘息的机会，加紧对各条防线进行休整和充实。淳祐二年（1242），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被宋理宗派遣到四川主持军政事务。为了巩固西部防线，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并依据山区地形修筑了诸多城堡，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钓鱼城。嵌金八宝龙纹铁盔　元

钓鱼城建筑在今天重庆市合川的钓鱼山上，这座小山突兀耸立，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钓鱼城既有山水之险，又有交通之便，通过水陆可以通达四川各地。到任之后的第二年，余玠便采纳当地军民的建议，于山上修筑了这座城堡。钓鱼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建筑在悬崖峭壁上，城墙是用条石垒成的。城内有大片的农田和丰富的水源，周围的山麓也有许多可以耕作的土地。这样完善的防御体系，再加上复杂的地形，使钓鱼城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

宝祐五年（1257），蒙古大汗蒙哥再次派遣大军南下进攻宋朝，并亲自率领主力攻打四川。到了第二年秋天，蒙古军已经占领了四川的绝大部分城池，只剩下钓鱼城等仍在坚守。南宋开庆元年（1259）二月，杀掉蒙古人的招降使者后，南宋守军凭借要塞屏障，开始了极其激烈的钓鱼城大战。虽然蒙古军的攻城器具十分精备，无奈钓鱼城地势险峻，多数器械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南宋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蒙古军虽然几次登上城头，却都被拼死鏖战的将士们杀退。强攻不得的蒙古人打算围困钓鱼城，迫使其开城投降。但是几个月之后，在南宋守军的嘲笑声中，两尾30斤重的鲜鱼以及一百多张面饼被丢到山下的营寨中。宋军投书蒙古军，宣称即使再围困十年，蒙古军也没办法拿下钓鱼城。此时蒙古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正值酷暑季节，畏暑恶湿的蒙古人由于水土不服，各种传染性疾病开始在军中流行起来。按照《元史》记载，蒙古大汗蒙哥在当年六月也得了重病，不过根据当地地方志的描述，蒙哥则是为南宋守军击成重伤。无论哪个记载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蒙哥再不能指挥军队是无疑的事实。到了七月，蒙古人开始从钓鱼山下撤退，大军北行到金剑山温汤峡（今属重庆）时，蒙古大汗蒙哥去世。

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范，钓鱼城在冷兵器时代充分表现了其强大的防御作用，成为敌军难以攻克的坚固城堡。自蒙哥之后，钓鱼城几次顶住了蒙古人的进攻，直至最终守将开城投降才落入敌手。

襄樊之战

钓鱼城之战后的第二年，北返的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汗位。当年四月，忽必烈建元称帝，是为元世祖。建立元朝后，元世祖灭亡南宋、一统中国的野心并没有削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进攻的重点从四川改为襄樊（今属湖北）。朱漆戗金莲瓣形人物花卉纹奁宋奁是古代妇女梳妆时使用的镜匣。这件漆奁由盖、盘、身及底四部分套合而成，平面呈六瓣莲花形状。奁身为折枝花卉，奁盖面为仕女在花园中游乐的图像，主人衣着华美，手持扇，女婢持长颈瓶侍立，图像生趣盎然。在奁盖内有铭“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十字，是作器匠人的名号商标，为南宋时作为商品的日用器物所常见。现藏于江苏常州市博物馆。

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端，一条汉水流过襄阳和樊城之间，人称“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防重镇。咸淳三年（1267），投降蒙古政权的南宋将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如果南宋“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根据刘整的建议，忽必烈开始实施针对襄阳的战略包围。首先，蒙古政权统治者派人用玉带贿赂负责襄阳防御的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商业往来的榷场，得到南宋方面的应允。不久蒙古人又以防备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再次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蒙古人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又在土墙内建筑堡垒，建立了围困襄樊的第一个据点。

咸淳四年（1268），蒙古将领阿术等人又在襄阳附近修筑了两个城堡，切断了宋军从陆路救援这座城市的道路。咸淳六年（1270），蒙古军队依据襄樊西、南两面的山岭，修筑漫长的围墙和十座堡垒，彻底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使其成为一座孤城。在这期间，蒙古军队还大力营建水军。咸淳六年（1270），刘整与阿术上书忽必烈皇帝：“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责令刘整负责“造战船，习水军”，很快便组织了一支拥有五千艘战船的庞大舰队。

南宋为了救援襄阳，于咸淳三年（1267）任命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为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年底，为打破敌人的围困，吕文焕组织襄阳守军主动进攻蒙古军队，却被敌人打得大败，宋军伤亡惨重。仅在咸淳五年（1269），南宋将领张世杰、夏贵、范文虎等人就几次挥师襄樊，意图打破蒙古军队的封锁，但是无不惨败而归。至此，宋军与蒙古军队已经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然而这时蒙古军队对襄樊的包围已经形成，南宋组织的援军屡战屡败，襄樊守军的反攻也不能取得胜利，当地军民只好困守两城。

咸淳八年（1272）年初，元军对樊城发起了总攻，著名的“襄樊之战”正式开始。三月，元军攻破樊城外城，宋军只得退到内城继续坚守。到了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郢州（今湖北钟祥）等地民兵三千余人，由张顺、张贵等人带领，经水路星夜支援襄阳。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道：“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士兵们群情振奋，纷纷表示要奋勇杀敌。经过浴血鏖战之后，宋军击破元军的封锁，成功进入了被困达五年之久的襄阳城，极大地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战斗中张顺英勇牺牲，几天以后襄阳守军在江水中捞到他的尸体，悲愤的军民将他安葬后立庙祭祀。

不久，张贵在另一次意图打破包围的战斗中被元人俘虏，英勇牺牲。为了尽快攻下襄樊，元军用计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汉水浮桥，从而切断了两城之间的联系，失去支援的樊城很快陷落。樊城失陷后，襄阳的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朝廷告急，却始终没有盼到援兵。咸淳九年（1273）二月，困守襄阳的吕文焕被迫向元军开城投降。历时五年的襄樊保卫战结束。

延伸阅读指南针的使用指南针同火药一样，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用磁石制作的指南工具“司南”。到宋代，人们使用磁性钢针作为指南工具，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装置指南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指爪、碗唇、缕悬。指南针的改进给航海事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依托着先进的指示工具和精良的航行设备，宋朝成为当时海上贸易的大国。指南针技术被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后世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等都借助了指南针的神奇力量。

厓山海战

南宋公元1279年

人物：张世杰　张弘范

地点：厓山

关键词：海战

厓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是宋朝末年南宋与元朝的最后一次战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大战，宋元双方投入军队三十余万，最终宋军全军覆灭。此次战役之后，宋朝也随之覆灭。南宋军民十余万人在海战失败后投水殉国，上演了两宋抗战史上最为壮烈的一幕。元世祖忽必烈像正是在忽必烈的努力之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元朝，定都大都。

临安失守

元军占领襄阳后，于次年六月大举伐宋，以伯颜为统帅，兵分三路南下江淮。不久，宋度宗病死，其年仅四岁的儿子赵即位，是为恭帝，由理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宋德祐元年（1275），元军顺江直下，沿江宋军、城邑相继投降。当年二月，南宋宰相贾似道承受不住朝野内外的巨大压力，率战舰两千余艘、将士七万前往抗击元军。结果在丁家洲（今安徽贵池北）一战中，元军骑兵从左右两翼突袭宋军，贾似道弃军逃往扬州，宋军大败。当年十一月，伯颜将大军分成东、西、中三路，直扑临安，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南宋知州姚、通判陈炲、将官王安节等奋勇守城，姚在城破时战死，陈炲、王安节率宋兵展开巷战，都英勇战死。另一路元兵攻取安吉（今属浙江）东南的独松关，附近州县宋兵皆闻风而逃。

德祐二年（1276）正月，伯颜率领的中路军攻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朝派员求和，伯颜不允，还扣留了前来交涉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当年二月，伯颜率军进入临安。宋恭帝、全太后以及官僚和太学士被俘，押送到大都（今北京）。恭帝被元世祖废为瀛国公，后来入寺为僧。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不久也被押往大都。

继续抗元

南宋大将张世杰、刘师勇及苏刘义等将领以朝廷不战而降为耻，各自领本部兵马撤出。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益王赵、广王赵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文天祥等会合，重整兵马，封赵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为副元帅。元军统帅伯颜率大兵穷追不舍，二王一路逃到福州。不久刚满7岁的赵昰登基，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尊生母杨淑妃为杨太后，加封弟弟赵昺为卫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工作。

赵昰做皇帝以后，元朝加紧了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步伐。景炎二年（1277），福州终于被攻陷，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与张世杰不和，张世杰要求借船，可是蒲寿庚阳奉阴违，导致船只不足。张世杰于是没收蒲寿庚所属的船只和货物出海，蒲寿庚大怒，杀尽留在泉州的南宋诸宗室及士大夫，南宋流亡小朝廷逃往广东。端宗准备逃到雷州（今属广东），不料遇到台风，帝舟倾覆，端宗差点溺死，因此得病。左丞相陈宜中建议带端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并自己前往占城，最后逃到暹罗（今泰国）并死在那里。端宗死后，他7岁的弟弟卫王赵登基，年号“祥兴”。赵登基以后，南宋小朝廷想占领雷州却遭到失败，于是在陆上已无立足之地，因此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皇帝的老师）张世杰护卫着赵逃到厓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上），建立基地，准备继续抗元。不久，在广东和江西两省抗元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被俘，在陆地的抗元势力终于覆灭。铁镶银腰牌　元腰牌上的文字是元代的八思巴文，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

祥兴元年（1279），张弘范率元军水师对南宋行朝进行了最后的围剿，文天祥也被挟持到了厓山。张弘范企图借重文天祥的影响力，说服行朝投降，这当然遭到了文天祥的拒绝。文天祥在零丁洋上（广东中山南边的海面）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自己的回答，诗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读后慨叹：“好人好诗！”

此后，文天祥被押解到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学，指示有关官员加紧进行劝降工作。元人先后以其妻女、弟弟劝降，甚至派出投降了的宋恭帝和另一位状元宰相留梦炎出来做说客，都遭到了文天祥的断然决绝。忽必烈仍然不甘心，再派平章政事阿合马出面劝降，开出元朝宰相的价码来利诱文天祥，文天祥终究不为之所动。至元十九年（1283）十二月，誓死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大都菜市口英勇就义，时年47岁。《木鸡集序》南宋文天祥《木鸡集序》是文天祥应同乡好友张疆的邀请而写的文章，文中强调学习应从难从严，先学《诗经》后读《文选》才能有所收益。写完这篇《木鸡集序》的半年后，文天祥就投入了抗元战场，最终慷慨殉国。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最后一战

祥兴二年（1279），张弘范大举进攻赵宋朝廷临时驻地厓山。双方兵力对比为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有战船500艘，这时只到达300艘，而张世杰有战船1000艘，兵民20余万，纸面势力看宋军占有优势。然而从战略方面来看，宋军没有大陆的依靠，孤立无援，得不到补充，而元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大陆，军需给养源源不断，宋军纵然能打退一次两次的进攻，可是在大海之上后勤断绝，后援全无，失败是必然的。再从战术角度来讲，宋军虽然有庞大的海军，但却没有机动灵活地发挥战船数量上的优势，反而将千多艘船只以“连环船”的办法连贯在海湾内，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宋军后来的失败。

海战开始后，元军战船大举猛攻，可是宋军连环船队防御严密，元军攻不进去。于是又乘风以小船载茅草和火油，纵火冲向宋船。可是宋船上均涂满了泥，并用长木防御元军的火攻。元朝水师火攻不成，就封锁海湾，断绝宋军给水及砍柴的道路。宋军水道断绝，无淡水可用，士兵们吃干粮只能饮用海水，多呕吐腹泻，战斗力和士气顿挫。张弘范趁机三次派人到张世杰处招降，均被严词拒绝。二月六日，张弘范将军队分成四部，乘着潮水发动南北夹攻，宋军大败。这时张世杰见大势已去，抽调精兵，和苏刘义带领余部十余只船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赵昺的船在船队中间，此时天色已晚，风雨交加，迷雾大起，咫尺之间不能辨认。而元军又杀至，大臣陆秀夫背起9岁的赵昺，一起投海身亡。不少后宫侍从和大臣亦相继跳海自杀，南宋军民共计十余万投水殉国。

当时张世杰希望以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宗亲为主，以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到宋帝赵昺的死讯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收太后尸身，葬于海滨。几天后，海上飓风骤起，部下们都劝张世杰上岸避风，以图再战。满心悲凉的张世杰却叹息说：“此时此刻，还用避风吗？我为大宋江山已经尽了全力，一位皇帝去世，我再立一位，现在新皇帝又死，这是天要亡我大宋吧。”不久风浪越来越大，座船倾覆，张世杰溺亡于海上，这位抗元名将饮恨于大海之中，宋朝也正式灭亡。

延伸阅读纸币出现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宋廷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在益州（今四川成都）设立交子务，由政府负责印制和发行，从而使纸币制度更为完善，避免了假币的出现。南宋纸币发行量很大，逐渐成为与铜钱并行的货币。纸币的产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南宋时政府为了应付铜钱短缺的局面，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临安设立了“行在会子务”，正式在东南各路发行会子，称为“东南会子”。纸币在南宋时成为普通流通的货币，但随着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的纸币来缓解危机，这就导致通货膨胀现象时有发生。

第七章　辽西夏金　纵马问鼎的峥嵘岁月

阿保机建辽

辽朝公元916年

人物：耶律阿保机

地点：上京

关键词：北南面官制　四时捺钵

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疆域极盛时“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据有北方草原和华北农耕地区的北缘。契丹族定渤海、伏女真，或和宋以制夏，或联夏以衡宋，在纵横捭阖中，历九帝，延续达209年。后其支裔又在中亚建立西辽。可是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其灭亡之后，历经金、元，却在历史上消失了踪迹，在它给人们带来不少惊喜的时候，也留下了诸多的困惑。

契丹的兴起

对于“契丹”一词的含义，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一说“契丹”为“镔铁”“刀剑”之义；一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契丹”是“奚东”的转写或为“秦”字的缓读。此外，还有其他的类似说法，多达十来种。契丹大字银币辽这枚银币的契丹文字上下左右顺读，其意思并不一致，一般解释为“天朝万顺”“天禄通宝”或“千钱直万”等。

关于契丹族的族源，大致有“匈奴说”和“东胡说”两种意见。目前，大家基本倾向于契丹为东胡系统东部鲜卑宇文部后裔。鲜卑是一个复杂的民族共同体，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北部鲜卑和西部鲜卑，总人口数达二百多万。其中东部鲜卑经过檀石槐、轲比能等部落联盟时期，后来发展成为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宇文部分布于濡源河（今滦河上游）以东，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以西，即今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古称“松漠”。最初，鲜卑慕容部力量较弱，常遭宇文部、段部的侵扰和掠夺。公元4世纪，慕容部势力渐强，前燕王慕容于公元344年率20万大军亲征宇文部，大获全胜。宇文部首领宇文逸豆归逃走，死于漠北，其部众五万余落被迁至昌黎（今属河北），余众或逃入高丽，或奔匿松漠。经过数十年繁衍生息，逃奔松漠的部落渐强，不时侵袭北魏边界。公元38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征，与游牧于松漠地区的原宇文部战于弱落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此后宇文部众遂分为库莫奚和契丹两部分，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大约在隋末唐初，契丹人组建了大贺氏联盟。公元628年，契丹酋长大贺氏摩会摆脱突厥控制，率部落降附于唐。唐太宗把旗鼓赐给摩会。在北方诸族中，旗鼓从来是部落联盟长的象征，颁赐旗鼓即表示对部落联盟长的承认。公元648年，唐朝又在契丹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加给契丹联盟长窟哥以松漠都督的称号，并赐姓李氏。契丹归附唐王以后，部落联盟长的当选资格并不分属于各部落长，而是只限于大贺氏这一氏族，因此称为大贺氏联盟。此后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由大贺氏家族中“世选”产生，依靠唐赐旗鼓统领八部，平时各部单独从事畜牧、渔猎等活动，遇有调发攻战，则“八部聚议”。大贺氏联盟一直存在到公元730年。史载这一时期契丹首领先后为咄罗、摩会、窟哥、阿卜固、李尽忠、李失活、娑固、郁于、吐于、邵固等十余任。

大贺氏首领接受唐王朝的庇护，避免了突厥的侵扰，势力得以增强。在唐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族进一步发展。公元696年，唐营州都督赵文刚愎骄横，坐视契丹饥馑不予赈济，对联盟首领又不能待之以礼，激起了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的不满。他们杀死赵文，联合起兵叛唐。李尽忠采用突厥部落联盟长的称号，自称“无上可汗”。武则天先后命梁王武三思、建安王武攸宜率军出征；后来又借助突厥的力量，终于在公元697年将反叛镇压下去。孙万荣被杀后，契丹不能自立，就降服突厥，与唐朝断绝来往近20年。公元714年，大贺氏联盟首领李失活遣使随近邻奚人（北方少数民族库莫奚族，居住在老哈河上游一带）入朝，玄宗倍加抚慰，第二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都督，后又封他为松漠郡王。李失活死后，军事首长可突于专权，累废其首领。唐朝采取怀柔政策，多次答应其要求。公元730年，可突于杀首领邵固，另立屈列为首领。可突于杀邵固立屈列，意味着契丹社会的统治权由大贺氏转移到遥辇氏家族手中，大贺氏联盟为遥辇氏所取代。可突于率领契丹和奚的部众投奔突厥，再次断绝了与唐的关系，契丹社会进入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

遥辇氏部落联盟自公元730年屈列被推为民族政治领袖，直到公元907年最后一任可汗钦德被罢免，共177年，历10任首领。

阿保机建国

唐末国势衰微，契丹族日益强盛，契丹八部之一的迭剌部涅里重建联盟有功，所以联盟的军事首长夷离堇世世代代由耶律氏家族担任，阿保机就诞生在耶律家族。在遥辇氏联盟后期，耶律阿保机被推为迭剌部的夷离堇时，遥辇氏的最后一个可汗痕德堇也同时成为联盟的可汗。这时的阿保机只有30岁，手中却掌握了联盟的军事大权，专门负责四处征战。他充分利用本部落的实力，接连攻破室韦和奚等部落，同时南下进攻掠夺汉族聚居地区，俘获一些汉人和大量的牲畜、粮食，使本部落的实力大增，这又为阿保机建立军功、树立权威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阿保机的伯父耶律释鲁被其子滑哥所杀，阿保机继承了伯父的于越（地位仅次于可汗，史称“总知军国事”，高于夷离堇，掌握联盟的军事和行政事务，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宰相）的职位，独掌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阿保机还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充势力，和河东的李克用缔结盟约。公元907年，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当上了联盟的可汗，并于公元916年正式称帝，建元神册，以契丹为国名。阿保机委派汉人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兴建都城，称上京，又创制文字，制定法律。阿保机在位期间，先征服邻近的奚族，继而讨平漠北诸部室韦，并于公元926年，攻灭了史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阿保机的一系列活动，不仅缔造了辽帝国的制度基础，也开拓了辽帝国的生存空间。

公元926年，阿保机逝世，次子耶律德光（即辽太宗）嗣位。时值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末帝不协，谋夺帝位，遂求援于契丹，允以称臣、称儿、割地，并许岁贡绢帛30万匹为条件。公元936年，契丹遣使至太原，册立石敬瑭为帝，是为后晋高祖。后晋与契丹联合攻灭后唐，晋高祖石敬瑭如约割让幽、云十六州。自此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燕山屏障，无险可守，而北方民族南侵则大为便利。白釉穿带瓷壶辽这件瓷壶出土于辽代重臣耶律羽（？-941）墓中，此壶的独特之处在于壶体两侧有两条带槽的凸棱，可以用绳索穿入，供骑马时便捷携带，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特征。

占据幽、云十六州后，辽国走出了草原，走上了与中原民族融合的道路。其控制区域既有“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部族，也有“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汉人和渤海人。在开拓疆域的同时，辽国的统治者不断吸收各族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以完善辽国的统治机构。辽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大致因循了这样一个线索：阿保机时期，制度初建；建都上京，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北、南面官制初露端倪，但辽、汉官制的区分还不明确。太宗时，辽朝统治制度初步形成，北、南面官制正式确立。世宗承前启后，设置北、南枢密院作为北、南面官的最高机构，实现了契丹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转变。经穆、景、圣三朝，统治制度逐渐完备，机构基本健全。

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朝有着自身独特之处，并非匈奴、突厥一类纯粹的游牧帝国，也不像北魏那样完全移入中原农业区，而是一个半牧半农的国家，兼有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并且两种经济形态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比重相当；反映到政治制度上，也与前两类北方民族政权有别，其主要特征，就是北、南面官制。

辽朝与金、元两朝同为北方民族所建立，时代相接，也常与后者并列，但就制度体系而言，实有较大差距。辽朝虽占有大片汉族聚居的地区，但统治重心总体来看仍在草原。皇帝四时捺钵，流动理政，政府官分南北，双轨治国，其国家体制表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相比之下，金、元的统治重心已经进入中原，其制度虽也有二元色彩，但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并非各自独立，单成系统，而是被配置在同一运转体系当中协调运作，其体系就整体而言仍为传统的中原制度。

北南面官制与四时捺钵

辽朝官制有所谓“北面”“南面”之分，指的是官衙与皇帝殿帐的位置关系：契丹人拜日，殿帐东向，一侧为南，一侧为北。如同中原封建王朝官制分左右一样，辽朝也是只有“随驾”的官员才分南北，部族官、方州官不随驾，因此也就无所谓“北面”“南面”。

官分南北是辽统治者为适应对从事游牧业、农业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居民的管理，“因俗而治”，在统治机构设置上采取的措施。辽国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北面；“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南面。北南面官分而治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但北面官是统治重心，契丹国的统治大权集中在北面官手中，是辽朝政权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辽圣宗（982-1031在位）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1044年，辽兴宗升后晋所割让的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辽初，以上京为首都。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其实并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是辽国内部四部族的游牧地。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辽阳府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大同府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大定府、南京幽州府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辽国虽然建立了汉族模式的王朝，但皇帝仍然保持着先人的游牧生活传统，居处无常，四时迁徙。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皆随从皇帝而行，捺钵成为国家政治中心，又称“行朝”。辽朝皇帝以及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一年四季往返于四时捺钵之间，辽圣宗以后更成为定制。“捺钵”是整个辽国的政治中心，不仅有关游牧各部的重大问题要在这里决策，汉地一切重要政务也都要从这里取旨处理。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

辽宫变乱

辽朝公元926年-公元1081年

人物：述律氏　耶律重元　耶律乙辛

地点：辽国境内

关键词：钦哀之乱　滦河之变

契丹建国后，可汗的世选制虽已被皇帝制度所取代，但在帝位承袭中还残存着明显的世选制痕迹。太祖阿保机至景宗五朝屡屡发生的帝位之争，就是由于皇位继承人不确定的缘故。直到圣宗以后，皇权世袭制才最终确立。世选制造成的契丹王位继承不固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与争权夺利的斗争，对辽朝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皇族内乱

辽太祖阿保机有嫡子三人，长子耶律倍立为太子。辽灭渤海国后，改其名为东丹国，耶律倍奉太祖命主东丹国事。耶律倍仰慕汉文化，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次子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掌征伐和兵马大权，“事母淳钦皇后述律氏甚孝谨”。少子李胡残忍好杀，不得人心，却很得淳钦皇后述律氏的偏爱。

公元926年，辽太祖阿保机死于黄龙府。述律氏称制，权决国事。述律氏在太祖建立政权的活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皇位继承上，她倾向于次子德光。选汗仪式进行时，她让太子耶律倍和耶律德光分别乘马，立于帐前，称官员们愿意选择谁，就去执谁的马辔。由于群臣事先都已经摸清了她的意向，故争相为耶律德光执辔，于是她宣布耶律德光为皇帝，即辽太宗，这为以后的权力争夺埋下了隐患。述律氏曾乘阿保机下葬之机，要求一些官僚殉葬，从而打击了政敌，为自己掌权奠定了基础。但述律氏的残忍好杀，引起了在朝官员的恐惧。同时，为削弱和控制东丹王耶律倍的势力，辽太宗将东丹国的政治重心自牡丹江流域移至辽东，同时加强对耶律倍的监视和防范，耶律倍愤而投奔后唐。

公元947年，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后回军，病死栾城（今属河北）。东丹王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被随军诸将拥立，在镇州（今河北正定）即位，是为辽世宗。述律氏对东丹王奔唐心怀不满，又偏爱幼子李胡，加之与耶律阮政见分歧，因此拒绝接受军中的决议。她与李胡率兵据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北，与世宗在潢水横渡夹河对阵。最后由主持皇族事务的惕隐耶律屋质居间调停，为双方陈述利害。一触即发的横渡之战以和平告终。不久，述律氏又与李胡秘密策划夺权，被世宗囚禁。《东丹王出行图》辽耶律倍东丹王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在皇位斗争中败于辽太宗耶律德光，后于公元928年投奔后唐。由于长期居住中原，其画风对后世影响很大。画中人物形象似胡人，各具姿态，衣冠、服饰、佩戴亦各有不同；马匹矫健、丰肥；东丹王神情忧郁，若有所思，正合其弃辽投唐后的处境。

辽世宗在辽朝历史上是个承前启后的皇帝，他致力于辽统治机构的建立和制度的完善，完成了由契丹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转变。由于世宗多用后晋降臣而轻慢契丹贵族，且不顾中原后周国势渐盛的事实，坚持进行征服中原的战争，招致了契丹贵族的反对。在他执政期间，契丹贵族的谋杀行刺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干扰了他建立统治秩序的活动，并最终结束了他的统治。公元951年，辽世宗率军南征后周，大军至归化州祥古山火神淀（今河北宣化西），泰宁王耶律察割（又作察哥）与牒腊（又作述轧）等在行宫杀世宗，立牒腊为帝，史称“火神淀之变”。耶律屋质逃出，遣人召诸王和侍卫军平乱，杀察哥、牒腊，立太宗之子耶律璟，是为辽穆宗。

穆宗“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他既无政治才干，又无治国求贤之志，却心胸狭隘，任人唯亲，造成辽统治集团人心不稳。穆宗后期更喜怒无常，经常杀戮身边的服役者，手段残酷，结果于公元969年被厨师、随从和盥人联谋刺杀于行宫。世宗子耶律贤即位，是为辽景宗。

景宗与皇后萧绰“任人不疑，信赏必罚”，却仍不能使辽宗室诸王的夺权活动稍事收敛。诸王的争权活动严重干扰了辽朝秩序的稳定和统治的巩固，也牵制了辽与宋在河北、河东的争夺。公元982年，辽景宗驾崩，辽圣宗即位，萧绰被尊为皇太后摄政。

萧绰，又名燕燕，即历史上有名的“萧太后”。在辽代，皇室耶律氏和萧氏世为婚姻，皇后多为萧氏，故辽朝历史上有多位“萧太后”。萧绰之所以能将萧太后之名据为“专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小说《杨家将》的流传。萧绰辅佐病弱的景宗，决断军国大事14年，又监护年幼的圣宗，临朝摄政27年，并开创了统和、开泰年间的繁荣局面。在她统治期间，主张改革，倾向汉化，与北宋达成“澶渊之盟”，使辽朝达到鼎盛时期，完成了封建化进程。

钦哀之乱与滦河之变

萧绰死后，由于辽圣宗缺乏统治经验，皇后萧菩萨哥及时填补了权力真空，参与国政。不幸的是，其所生的两个儿子皆夭亡。1016年，宫人萧耨斤生耶律宗真，皇后养为己子。圣宗在世时，萧耨斤多次向圣宗寝帐投送诬告皇后私通宫廷乐工的匿名信，圣宗明知系耨斤所捏造，亦不加罪于她。此时母以子贵的观念，在契丹贵族汉化日深的情况下，正在辽朝宫廷生活中发挥作用。1031年，辽圣宗病死，长子耶律宗真即位，是为辽兴宗。圣宗遗命萧菩萨哥为皇太后，而宗真生母萧耨斤却自立为皇太后。萧耨斤素与萧菩萨哥不睦，既为太后，把持朝政，便着手陷害。她指使护卫冯家奴、耶律喜孙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又作萧锄不里）、国舅萧匹敌与萧菩萨哥等夺权谋反，杀浞卜、匹敌，迁萧菩萨哥于上京，并借此诛除旧臣，引诸弟参政。于是，萧褥斤完全把持了政权，临朝听政。

辽兴宗认为萧菩萨哥侍奉圣宗，抚育他本人，功在社稷，不可能谋反，于是与生母萧耨斤争辩。萧耨斤恐生后患，索性将萧菩萨哥杀掉。1033年，皇太后萧耨斤与北院枢密使萧孝先谋废兴宗，立少子耶律重元为帝，重元却将阴谋报告了兴宗。兴宗与太后的亲信耶律喜孙定谋，废掉太后，幽禁于庆州，史称“钦哀之变”。政变发生后，兴宗封重元为皇太弟，并许诺传位与他，使他判北、南院枢密使事，赐金券。此后，重元日益骄纵不法，且久处戎职，握有兵权，对兴宗和后来的道宗都是很大的威胁。鎏金银面具辽契丹贵族死葬，面部往往覆罩一件面具样的金属片，躯体则用锦彩络缠或用银铜丝网络络住，作为丧葬的殓服。这件面具出土于辽代陈国公主墓中，埋葬时覆盖于死者面部。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1055年，辽兴宗死，其子耶律洪基即位，为辽道宗。道宗听政的第二天，就册封重元为皇太叔，享有入朝免拜、不称名的特殊待遇。第二年又任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1057年再赐金券，宠信倍至。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奏效，重元夺取皇位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之中。

1061年，重元及其子涅鲁古策划让重元称病，请道宗至帐视疾，乘机行刺，但未成功。1063年，道宗秋猎太子山，住滦河行宫。重元父子认为有机可乘，迁他们的行帐逼近道宗行宫。道宗得知重元的阴谋，便遣使召涅鲁古，涅鲁古却扣留使者而不赴召。幸好契丹人都随身带着割肉用的餐具刀，使者割破帐幕得以逃回。道宗知事情紧急，仓促组织平叛。在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乙辛等人的领导下，皇帝的宿卫士卒成功地抵御了叛军的进犯。役后涅鲁古被杀，重元负伤，逃入大漠后自杀。

滦河之变，重元叛党多被治罪，消除了30年来其势力对皇位的威胁。但辽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并没有结束。此后接二连三地又有陷害皇后、太子的悲惨事件发生。应县木塔应县木塔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建筑，这座九百多年前建于辽代的木塔，浑身上下没用一颗铁钉，千年承重数千吨而不下沉，堪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

耶律乙辛擅权

滦河之变平息后，道宗论功行赏，分别授封耶律仁先、耶律乙辛为晋王、魏王，赐功臣名号。乙辛逐渐专恣，排挤仁先，培植个人势力，专权跋扈。

1075年，皇太子耶律浚奉诏总领朝政，整饬法令制度，乙辛的权势受到了威胁和限制。乙辛于是与大臣张孝杰合谋诬陷太子之母宣懿皇后与伶人赵惟一私通。其证据是皇后手写的《十香词》及《怀古诗》。《十香词》格调低下，淫俗不堪，与皇后的身份、教养及性格绝不相类，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栽赃陷害。至于说《怀古诗》，更是肆意曲解。诗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诬陷者以诗中有“赵惟一”三字，硬说是私通的证据。道宗把此案交给原是幕后策划者的乙辛及其同党张孝杰共同审理，遂以所诬为实，陷皇后于死地。乙辛又盛称其党萧霞抹的妹妹美丽、贤惠，使道宗纳为皇后，作为自己的党援。

皇后死后，乙辛加紧了陷害太子的活动。1077年，乙辛指使同党诬告南院大王耶律撒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8人谋立皇太子。道宗查无实据，但令萧速撒出为上京留守，贬耶律撒剌为始平军节度使。六月，乙辛又指使其同党谎称耶律撒剌等谋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他们都曾参与这一阴谋，只因害怕事发连坐，故当时未敢自首。道宗又使乙辛、张孝杰等审理。于是囚皇太子，杀萧速撒、耶律撒剌等数十人。不久，又废皇太子为庶人。十一月，乙辛同党杀太子于囚所，以病死上奏。太子死后，乙辛开始策划确立一个将来可以玩弄于股掌的傀儡作为继承人。他建议立道宗同母弟和鲁斡的儿子为嗣，但是当时辽朝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嫡长子先亡，则应立嫡孙。已故太子耶律浚有子延禧，正可储位。又有朝臣从旁劝阻说：“舍嫡不立，是以国于人”，道宗犹豫，才使乙辛的阴谋没有得逞。乙辛又企图通过操纵立后来左右道宗立储。前面提及的乙辛同党萧霞抹的妹妹被立为后，可是并未生子。新皇后还有一个妹妹，本已嫁乙辛之子。乙辛深谙道宗求子心切，称其“宜子”，于是把儿媳送入宫中。安排既定，他一方面盼望萧霞抹的两个妹妹早生“龙子”，一方面担心皇孙延禧被立为储嗣，因此千方百计加以陷害。1079年，道宗出猎，乙辛请将皇孙延禧留在宫中。道宗在北院宣徽使萧兀纳的提醒下，才略有醒悟，带皇太孙随行。后来，道宗亲见随行官员多舍己而追随乙辛，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道宗令乙辛出任知兴中府事。次年，耶律延禧被封为梁王，确立为储嗣。1081年，耶律乙辛因私藏兵器被处死。

耶律乙辛擅权14年之久，凡不与他结党或敢于揭露他的人，先后被排挤出朝或陷害致死，时谚称“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以致皇后、太子被诬陷致死，造成了辽朝历史上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冤案和道宗本人最大的悲剧。

延伸阅读应县木塔在中国建筑史上，独特风格的辽金佛塔是不可忽视的艺术奇葩，而在众多的辽代佛塔中，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最为著名。应县佛宫寺位于山西应县县城的西北隅，佛宫寺内的木塔是中国现存最为古老和高大的木结构塔，无论是从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艺术上讲，它都有着特殊的地位，可称为中国乃至世界古建筑中的珍品。木塔为平面八角形，外观看上去是五层，内夹暗层四级，实际为九层。它总高为67.13米，底层直径30米，远望壮观而有气魄。登上塔顶远眺，整个应县县城的景致尽收眼底。千年来，木塔曾经历了七次大地震的考验，仍岿然不动，由此可见木塔的坚固非同一般。

天祚帝亡国

辽朝公元1125年

人物：辽天祚帝耶律延禧　耶律大石

地点：夹山

关键词：西辽

天祚帝（1075-1128），即耶律延禧，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宗之孙，昭怀太子耶律浚之子。寿昌七年（1101），辽道宗病死，延禧即位称帝，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天祚帝即位之时，正值女真族日渐强大，其首领完颜阿骨打反辽之意日渐明显，天祚帝对此毫无察觉，反而宠信奸臣萧奉先等人，致使辽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天庆五年（1115），天祚帝率军征讨女真，结果在护步达冈（今黑龙江五常西）惨败，辽军主力覆灭。此后，女真大军不断进攻，天祚帝只得向西逃窜。保大五年（1125）二月，被金军俘获，辽国亡。天祚帝亡国后，辽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众远走万里，在中亚地区又建立了西辽王国。

辽国败亡

寿昌七年（1101），辽道宗死，皇太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天祚帝。耶律乙辛擅权给辽朝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创伤，道宗宣懿皇后和皇太子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一大政治事件，它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不同于以往皇室内部的矛盾冲突。因此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治的影响，起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僚、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所在。二龙戏珠鎏金银冠辽这具鎏金银冠出土于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现藏于辽宁博物馆。冠中央是在云朵上承托一颗大火焰宝珠，左右两侧各有一龙，后肢蹲踞，前肢直立，全身呈蹲坐姿态，翘尾昂首，形态生动，庄重而华美，为辽代契丹贵族的头饰。《射骑图》辽辽国军队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四部分。宫帐军是辽国皇帝亲军，装备最为精良；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青壮组成，主要负责戍边及征战；京州军，主要由辽国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的壮丁组成；属国军则由臣属国壮丁组成。

可惜庸碌无为的天祚帝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兴趣和勇气。他虽然在即位之初下了一道命令，“诏为耶律乙辛诬陷者，复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之”，但对处理乙辛余党，清除他们的影响，却无一字提及，这就不能不使盼望振兴的辽国官民灰心失望。

天祚帝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贤臣。北府宰相萧兀纳在乙辛猖獗之际，曾冒死保护天祚帝，有保护、辅导之功。但天祚帝即位之前，他曾多次因直言，使得这位未来的皇帝大为扫兴。故天祚帝即位伊始，首先出萧兀纳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加“守太傅”虚衔，令其出守地方。见天祚帝对萧兀纳不满，有势利小人竟诬告萧兀纳曾借用内府犀角未还，天祚帝也居然小事大作，令人清查，将其降为宁边州刺史。天祚帝对待乙辛余党问题上，已经让忠直之士大为失望。而其亲小人、远贤臣，不辨忠奸，却不只是大失人心的问题，失掉的是延续二百年的江山社稷。

正当辽朝在天祚帝的腐朽统治下日渐衰败时，东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崛起。辽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令日益强大的女真族忍无可忍。阿骨打于1113年担任完颜部首领后，便决心摆脱辽的控制。阿骨打对辽朝发动的几次袭击，连连得手，于1115年建国，国号为金。同年九月，金军攻陷辽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此时辽朝奸臣用命，忠臣良将或被清洗，或离心离德，天祚帝只好御驾亲征。但其盲目自大，不知兵贵精强，结果全军溃败。亲征失败后，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加速：先有耶律章奴图谋废天祚帝而立耶律淳为帝；随后有大将耶律余睹叛辽降金，北辽自立，大石西迁，而天祚帝则疲于奔命。东京失陷，军队哗变，乾州、显州失守之际，天祚帝正在中京游猎。他不做保卫上京、中京的部署，却私下命人打点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选择骏马两千余匹，做逃跑避敌之计。他认为：“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殊不知宋、金正在筹划“海上之盟”，而西夏则不明虚实，不敢轻易出兵。政治上的无能，对形势判断的错误，用人的失当，使天祚帝的措置连连失误，军事上处处失利。天祚帝一路退逃，金军穷追不舍。及至保大二年（1122）四月西京失陷，天祚帝无以为据，遂逃往夹山（今内蒙古五原西北）。次年四月，金军与辽军战于白水泊（今内蒙古哈尔右翼前旗的黄包银木马鞍辽旗海），围天祚帝的辎重于青冢（今内蒙契丹作为北方游牧民族，非常擅古呼和浩特南昭君墓），俘获其子秦王定、长马具兵器的制作，当时“契丹鞍”与宋朝名产蜀锦、定瓷、浙许王宁、赵王习泥烈和后妃、公主及从漆等并称“天下第一”。图中的臣多人。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出夹这具契丹马鞍长56厘米，胎为木质，外镶包贴金银饰，是辽代山，投奔党项，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马具的代表作。新城东60里被金国大将完颜娄室军所俘。金降天祚帝为海滨王，徙于内地，辽朝灭亡。

西辽建立

耶律大石，契丹人，学识丰富，通契丹文、汉文，自幼善骑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庆五年（1115）中进士，出任翰林承旨，契丹语翰林称“林牙”，故亦名“大石林牙”，此后历任泰、祥州刺史和辽兴军节度使。女真族完颜阿骨打起兵灭辽后，天祚帝于保大二年（1122）自鸳鸯泺（今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败走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皇族耶律淳留守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耶律大石与宰相李处温等在南京拥立耶律淳为帝，号天锡皇帝，这个小朝廷史称“北辽”。耶律淳称帝三个月病死，其妻萧德妃权主朝政。不久，金兵攻陷南京，萧德妃西奔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谒天祚帝，被杀。耶律大石在居庸关抗金之役中为金军俘获，保大三年（1123）九月逃至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虽赦其擅立之罪，但耶律大石心不自安。保大四年（1124）七月，天祚帝自夹山率师东伐，打算收复燕云。耶律大石劝阻，天祚帝不从，于是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二百骑北走，过黑水（今蒙古国爱毕哈河），得到白达达部（汪古部）的资助，驰至辽西北重镇可敦城（今蒙古国土拉河畔）。耶律大石在可敦城召集边境内威武等七州和大黄室韦、乌古里、敌剌、达密里、阻卜、密儿纪等十八部部众，组成新军，得精兵万余，战马万匹，继续西征。

延庆元年（1131）二月五日，耶律大石在新疆的叶密立（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称帝，改元“延庆”，同时采用突厥族称号曰“古儿汗”或译“葛儿汗”，这就是中国史上所称的“西辽”政权，阿拉伯史家称为“哈剌契丹”或译“喀剌契丹”。延庆三年（1133），耶律大石以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东南）为都城，称虎思斡耳朵（意为强有力的宫帐）。之后，耶律大石连续向四方用兵，顺利地拓地立国。康国元年（1134）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萧查剌阿不为副元帅，耶律燕山为都部署，耶律铁哥为都监，率骑兵七万东征金朝，准备洗雪前仇。大军至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和阗（今新疆和田）后，行程万里，途中牛马多死，被迫还师。

康国四年（1137）五月，耶律大石挥师进攻统治寻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西哈剌汗王朝的马合木汗，败之于忽毡（今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马合木汗退到寻思干后，重整武备，并求援于其舅父呼罗珊的塞尔柱算端桑贾尔。康国八年（1141）夏，桑贾尔渡过阿姆河，举兵10万来攻，耶律大石率契丹、突厥、汉军迎战于寻思干以北的卡特万草原。九月九日，桑贾尔大败，全军覆没，遗尸数十里，桑贾尔与马合木汗仅以身免。耶律大石乘胜北攻不哈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不哈剌和寻思干的宗主权从桑贾尔手中转到耶律大石手中，耶律大石封马合木汗之弟易卜拉欣为“桃花石汗”，并留下一名“沙黑那”，监督其统治。于是，西哈剌汗王朝也成为西辽的附庸。同年，耶律大石命其将军额儿布思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沙赫阿即思也降服做了西辽的藩属，进贡大量金币、畜产。至此，西辽的疆域已相当辽阔：东起哈密，西至咸海，北达叶尼塞河上游，南抵阿姆河，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强大帝国。錾花金针筒辽辽代金银器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类似于针筒、银盒、银枕等物品大多为女性贵族所喜爱，图中的金针筒就出土于辽陈国公主墓中。

神秘的西夏王国

西夏公元1038年～公元1227年

人物：李元昊　李仁孝

关键词：党项　以儒治国

公元11至13世纪，在中国西部广袤的疆土上生存着一个繁盛的王朝——西夏。它拥有自己的文字和灿烂的艺术，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在延续了190年后，蒙古人的铁骑把西夏王朝的一切都踏在脚下，其毁灭之彻底，让后人难寻其踪，难觅其实。加之蒙元建朝之后，不为其修史，西夏文明由此成为尘封于中国文明史上一段既辉煌又神秘的往事。直至近代考古发掘，才让世人得以重睹它的风采。西夏文“敕燃马牌”青铜敕牌

党项兴起

党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本是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羌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的，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北周灭亡后，党项不断发展壮大。唐时控制区域“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接叶护（今新疆若羌），南杂舂桑、迷桑（今青海、四川交界处）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

北周时，党项乘中原南北纷争之际不时侵袭邻近汉地。隋王朝建立后，吐谷浑协同党项再次骚扰中原。公元581年，隋文帝派兵在半利山（今青海湖东）击败吐、党联军，招抚了部分党项部落。公元585年，党项首领拓跋宁丛等率部到达旭州（今甘肃洮水发源处）请求内附，隋授予其大将军的官职。此后，党项时叛时服，隋王朝则剿抚并用，在党项居住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唐朝在中早期，对党项基本上采取保护政策，加速了党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629年，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附，唐朝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省松潘境内），任细封布赖为刺史。党项其他部落首领也纷纷效法，率部请求内属，唐朝在其地分别设立、奉、岩、远四州，仍各以其首领为刺史。公元631年，最强大的拓跋部，也在首领拓跋赤辞率领下归附了唐朝，唐在其驻地设置了32个羁縻州，以归属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国姓“李”。从此，今青海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纳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党项羌成为唐朝的属民。

公元7世纪中，由于受到日益强盛的吐蕃的威胁，一部分党项部族开始向北迁徙。到公元680年前后，吐蕃逐步占领党项居住的地方，党项内徙达到高潮。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徙的党项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党项，形成了以野利部为主的六府（州）部；党项拓跋部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延二州之北山地一带的称南山部。公元881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公元884年，拓跋思恭又晋爵夏国公，复赐“李”姓。夏州地区的党项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藩镇。佛像壁画西夏早在西夏建国前，佛教便在党项族内流行。公元1037年，李元昊下旨规定每年4个孟朔日（立春、立夏、立春、立冬）为“圣节”，届时西夏官吏和百姓必须拜佛，为其诵经求福，并广建佛寺。此后历代西夏君主大多崇信佛教，开凿兴建了大量的石窟、寺院。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自唐末拓跋思恭占领夏州以来，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割据混战的机会，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到五代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其割据范围内，拓跋部不仅征收赋税，而且任命官吏，“虽未称国，而自其王矣”。褐釉剔花瓶西夏这件瓷瓶底色为浅棕黄色，表面施有褐色釉，瓶体腹部饰有折枝花纹主题，瓶体下部绘有鹿纹。现藏于鄂尔多斯博物馆。

西夏建立

北宋初期，夏州政权内部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公元982年，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继筠死，其弟李继捧袭位。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对内附宋朝，率众逃到夏州东北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抗宋自立。他率领部众不断袭扰宋朝边境，同时称臣于辽，受辽册封为夏国王。1003年，李继迁攻打西凉时，被吐蕃人射死，其子李德明即位。

1006年，宋、夏双方言和。李德明利用当政的28年，大力发展生产，休养民生。同时，他对外加强同宋朝、西域的经济联系，使西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李元昊继位。为了称帝建国，李元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抛弃中原王朝所赐李、赵二姓，改本家族姓氏；创制了独具风格的西夏文字；恢复民族旧俗；拥兵达五十余万。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建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定都兴州，升为兴庆府，与宋、辽王朝鼎足而立。

对李元昊拥兵自立，宋王朝采取强硬措施，削夺他的官爵，关闭互市，且揭榜于边界，能擒李元昊或斩其首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从此宋、夏双方战事重开。在交战中，宋军屡败，且国家财力窘迫；西夏虽胜，但战争的掳掠不足以抵偿其耗费和过去通过榷场从宋取得的物资，因此双方在1044年达成和议。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李元昊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茶3万斤，重开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太后与外戚专权

自李元昊之后，西夏王国继帝位者大多年幼，母后干政，外戚专权，成为常态，围绕着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李元昊死后，其子谅祚即位，年仅周岁，是为夏毅宗。毅宗的母舅没藏讹庞自任国相，并仗着自己的女儿为皇后，操纵皇室，总揽国政。毅宗年长后，企图通过汉人的势力摆脱讹庞的控制。讹庞父子阴谋杀害谅祚，夺取皇位，被讹庞的儿媳梁氏告密，毅宗杀讹庞父子及没藏皇后。

夏毅宗当政6年，于1067年病死，由年仅8岁的夏惠宗秉常继位，梁太后摄政。后者任命其弟梁乙埋为国相，政权落在梁氏手中。1076年，惠宗亲政，但实权仍掌握在梁氏兄妹手中。1081年，夏将李清劝惠宗秉常与宋朝结好，以削弱梁氏。梁太后得知后，设计害死李清，囚禁了惠宗，使夏国出现严重分裂的局面。后来迫于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梁氏只好让惠宗复位。1086年秋，惠宗死，年仅3岁的夏崇宗乾顺继位，仍由梁氏掌握朝政。这时，握有兵权的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与梁氏间形成了西夏执掌军政大权的三大家族，彼此间又展开了相互倾轧的角斗。梁太后与其兄梁乙逋也发生了争夺皇权的斗争，梁太后令大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率兵杀死梁乙逋。1099年，梁太后被辽国使者毒死，崇宗开始亲政。

夏仁宗以儒治国

西夏在崇宗、仁宗时进入鼎盛时期。崇宗乾顺亲政后，一方面为巩固皇权的统治，极力削弱领兵贵族的权力，铲除支持梁太后对外扩张的势力。另一方面采取中原宋王朝的封王制度，下令国中建“国学”，教授儒学。这些措施加速了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并促使西夏建立了较完备的封建政治制度。乾顺之世，外部政治局势急剧地动荡变化，西夏也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对外方针，由依辽抗宋，到援辽抗金，最后到臣附于金朝。

乾顺亲政前的十多年中，梁氏兄妹就依靠辽国的援助，连年对宋朝发动战争。乾顺当政后，在政治上更加依附于辽国。当时宋朝徽宗在位，宰相蔡京和宦官童贯大权在握，对外实行开边政策。从1104年到1119年期间，西夏不断受到宋朝的攻击。乾顺经常向辽求助，依靠厚礼和姻亲关系，促使辽出面斡旋或对宋施加压力，才顶住了宋朝的压迫，保住了西夏的江山。后来，辽兵南下攻宋，西夏曾两次出兵援助辽国。

1124年3月，乾顺见辽国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西夏，就派出使臣向金国奉表称臣。金把原属辽的西北一带“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泊至西”地区割让给西夏。从1126年到1136年的十年间，西夏利用宋、金交战的时机，积极扩张领土。西夏黑水城遗址黑水城曾是西夏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边防要塞，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的黑山威福司的治所就设在黑水城。西夏亡国后，元朝将黑水城改造为河西走廊通往岭北行省的驿站要道。

1139年6月，乾顺死，其子仁孝立，即夏仁宗。仁宗在位时，在注意保持与金朝的友好关系时，也努力发展与南宋的交往。1144年，仁宗派遣使者赴南宋朝廷祝贺天中节，贡献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物品，恢复了同宋朝中断了近20年的往来。同年十二月，仁宗又向宋廷进献了金酒器、绫罗、纱等物，逐步密切同南宋的关系。宋朝的儒家文化对仁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同年六月，仁宗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多达3000人，比崇宗设立的“国学”人数增加了10倍。仁宗又在皇宫中设立“小学”，让宗室贵族7岁至15岁的子弟全部入学，接受先进的中原教育。他与皇后还经常去学校察看，督促训导。第二年，仁宗命乐官李元儒，参照汉族乐书，结合西夏现行制度，重新修订国家乐律。新乐律编修成后，仁宗赐名《新律》。1146年三月，仁宗尊汉人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建立孔庙，祭祀孔子。不久，仁宗又仿照宋朝科举制度，正式策试举人，并设立“童子科”，逐步完善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

在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仁宗也注意到了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天盛年间（1149-1169），他专门组织人员编纂法典：在旧有法律的基础上，重新编修了20卷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是一部参照唐、宋律令，结合了西夏实情，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在内的综合性法典。新法典完成后，立即用西夏文刻印颁布通行。为了适应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仁宗还进一步完善了朝廷和地方的官制机构及吏治建设。仁宗执政期间，辽亡金兴，宋室南渡，夏则处于金国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仁宗采取了附金和宋之策，极力避免战争。仁宗在位54年，在位期间，文化繁荣，国力蒸蒸日上，疆域亦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这些均归功于他的正确战略——对内，以儒治国；对外，能伸能屈——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和平的发展氛围。

西夏的衰落与灭亡

1193年，仁孝死，子纯继立，即夏桓宗。从桓宗开始，西夏皇室日趋腐朽衰弱，外部又有蒙古强敌威胁，因此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政变迭起，帝位五易，西夏王朝衰落和灭亡之势已不可逆转。

桓宗大体奉行仁宗时期的政治和外交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但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开始贪图安逸，日益腐朽堕落。同时，桓宗统治时期正是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的时期，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加速了夏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1196年，仁宗族弟李仁友卒，其子李安全上表，宣耀其父粉碎任得敬篡权分国阴谋之功，要求承袭越王爵位。桓宗不许，反降封他为镇夷郡王，李安全遂生篡夺皇位之心。

1206年，李安全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帝，是为夏襄宗。襄宗在位期间，由于蒙古兴起并开始入侵夏国，故初行附金抗蒙政策。但是在1209年蒙古进攻西夏的战役中，金朝坐视不救，夏国于次年攻打金朝与西夏交界的葭州（今陕西佳县）进行报复，致使夏金关系破裂。

1211年，齐王李遵顼发动宫廷政变，废黜襄宗李安全，自立为帝，是为夏神宗。神宗即位后，一改桓宗时附金抗蒙的政策，开始攻金，进而附蒙攻金，并企图乘蒙古进攻金国的时机，掳掠财物，扩张领土。西夏在进攻中往往占不到便宜，而蒙古却又对其不断攻围，遵顼乱了方寸，又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抗金，反复无常。1223年12月，遵顼在蒙古军的威逼下，被迫将皇位传给次子德旺，自己成了夏国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

献宗德旺即位以后，改变遵顼依附蒙古的政策，重新和金朝修好，共抗蒙古。1224年、1225年，他先后两次派使节与金朝议和，商定双方相互支援。但这时蒙古已经兵临金都城下，金朝危在旦夕，自顾不暇，已无力援助西夏。而这时德旺又收留了成吉思汗的仇敌赤腊喝翔昆，并不肯派遣质子。成吉思汗以此为借口，在1226年亲率大军，攻破黑水城，向其都城兴庆府进发。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遵顼病死。当年七月，德旺也受惊吓而死，德旺的侄子南平王李继皇位，即夏末帝。面对蒙古军的强大攻势，末帝虽然组织抵抗，终究于事无补。1227年春，李被蒙古军围困在中兴府。半年后，粮尽援绝，李向蒙古请降，被蒙古军杀死。蒙古军在中兴府实行屠城，西夏灭亡。

神秘的西夏王陵

⊙王陵初现　⊙九大王陵　⊙王陵布局关于西夏帝陵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史·夏国传》，但仅记9个陵号，而不记其方位。其次是明代《嘉靖宁夏新志》卷二记载：“李王墓，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尽管史书中不乏西夏王陵的记载，但因都没讲清它们的具体位置，加之早年碑刻被毁等原因，这个“东方的奇迹”数百年来一直沉睡地下。

王陵初现

1972年5月，兰州军区某部正在宁夏贺兰山下建筑一个小型军用飞机场，然而他们意外地挖到了几个破碎的陶罐，还有一些形状较为规则的方砖，方砖的上面竟刻有一行行方块文字。部队将这一情况迅速通报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10天之后，一个古老的墓室终于在这个坑道下重见天日。墓室中发现了巧夺天工的工笔壁画武士像，同时还出土了一些精巧的工艺品及方砖等陶制品。方砖之上布满了一个个方块文字。经过考古人员仔细地研究和测定，认为这是一个古代西夏时期的陵墓，出土的方块文字正是如天书一般的西夏文，考古人员立即在这片荒漠中跋涉，以求新的发现。结果没有让他们失望，连绵的贺兰山背景下，一片无垠的野性大漠托起一个又一个金字塔形高大的黄土建筑，在广阔的西部天空下显得格外雄伟。这里竟是史书中记载的西夏王朝皇帝陵园所在地，其规模竟与河南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且在中古时期的丧葬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九大王陵

已发现的西夏王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以西约30千米的贺兰山东麓，现存帝陵9座、陪葬墓四百多座、大型建筑遗址一处，整个陵区总面积达50多平方千米。西夏王陵中的陵墓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巨大陵区。不同级别的陵墓有不同的建筑制式和建筑材料。有人把西夏王陵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等级。按这种分法，甲类中9座陵墓，其规模巨大，每座陵墓占地约15万平方米，现主墓高20多米，均有角台、鹊台、献台和碑亭等辅助性建筑，有宽大的围墙，类似一个个神秘的古代城堡。专家认为，这9座建筑应是西夏9位帝王的陵墓。

王陵布局

西夏王陵在蒙古铁骑灭夏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地面建筑全毁，碑刻、砖雕都成了碎片。然而，外形虽毁，骨架尚存。宏伟的规模，严谨的布局，残留的陵丘，仍可显示出西夏王朝特有的时代气息和风貌。西夏王陵与明十三陵的规模相仿。整个陵墓，按地形由南向北分为三区，南区2陵，中区4陵，北区3陵。这里早已见不到高大的牌坊、宏伟的殿宇，有的只是荒冢累累、残垣断壁。每座帝陵，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建筑群，面积均在10万平方米以上。各个陵园的布局大致相同，方向都朝南略有偏东。陵园地面建筑均由角楼、门阙、碑亭、外廓、内城、献殿、塔状灵台等单个建筑组成。平面总体布局呈纵向长方形，按照中原传统的以南北中线为轴、力求左右对称的格式排列。西夏王陵西夏王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约30千米的贺兰山东麓，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在方圆50多平方千米的陵区内，分布着9座帝陵，四百多座陪葬墓，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