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稻葵 主编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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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1.0试读：
序言
李稻葵西方大国政治困顿、分裂，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方案”——2016年是国际政治经济史上特别值得关注和分析的一年。
西方主要大国表现出的是困顿与分裂。6月份的英国公投与11月的美国大选结果都出乎大多数精英人士的预料。这两个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反映和加强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分裂。在英国，公投结果并不被伦敦等大城市的精英人士所认同，苏格兰也不认同脱欧的决策。在美国，大选之后，针对特朗普当选的校园抗议此起彼伏，而整个加州又跃跃欲试，准备脱离美国联邦。我负责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项目，2016年8月22日开张，110名学生中有55名来自于美国。开学前我们反复推演，如何应对中国政治社会或者中外关系的重大事件所导致的学生思想情绪的波动，结果没想到，开学后的最大外部刺激居然是美国大选。大选结果一出，这55位美国学生情绪集体极度失落，吃不了饭，上不了课，他们说就像自己的父母突然宣布要离婚一样，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他们的感受就是自己的祖国出现了分裂。
从退欧到特朗普当选，西方政治发展的一个主线就是回撤国内，国际问题无暇顾及，纷纷各自为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上提出了“中国方案”，希望用中国智慧解决人类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方案”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但是到目前相关讨论还是比较少。“中国方案”从概念上讲至少应该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一是解决包括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新思路和新举措；二是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等方面重大课题的新政策和新体制。“中国方案”已经成型了吗？坦率地说，中国方案还没有完全定型，中国自身也在探讨之中。在经济方面，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快速发展，但目前也碰到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需要升级为“亲”、“清”的新型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方式也必须从过去的事先监管转换为事后监督。在这些方面，中国仍处在探讨之中。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中国方案”，应该说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个渐进式过程的自然演进结果。因此可以说，中国为了“中国方案”，已经准备了三十多年。
本书就是试图描述“中国方案”的框架，重点放在“中国方案”背后的一些基础性因素。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中国的智慧正逐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二部分介绍“中国方案”并不完全是传统中国智慧的产物，相反，“中国方案”是借鉴其他国家成功模式、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综合智慧结晶；第三部分指出“中国方案”必须首先在中国周边国家、在亚洲国家被接受，这是“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第四部分指出中国和美国各有方案，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将影响“中国方案”未来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第五部分谈到“中国方案”的一个具体方面，即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推进“中国方案”的载体，最有可能成为相关国家最感性地接触“中国方案”的渠道；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何时能真正地改变全球秩序，逐步上升为世界强国，从而全面提出和推进“中国方案”，以此迎接“中国时刻”的最终到来。
本书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在过去几年来召开的各种专题讨论会的成果。该中心每季度针对一个精心策划的选题邀请各方专家座谈，根据专家们的发言记录仔细加工，整理成文。我们发现，这种面向现场听众、有问题意识的发言比专家们自己投稿或者“命题作文”观点更加鲜活，逻辑更加清晰，行文更加流畅。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过去十几年来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战略性国际性的话题。本丛书系列是该中心研究成果的一个展示，希望对中国思想界、政策界、学术界提供有益的参考。第一章走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让世界理解中国梦李稻葵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消除中国发展引起的种种误解和担忧。因此，必须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梦是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之梦，而其根本之道，是引导西方精英理解中国梦。百年中国梦
100多年前有一位世界著名的英国企业家，他在英国之外开疆拓土，在南非拥有了大量的钻石矿，他创办的戴比尔斯公司（DeBeers）当时控制了全球90%的钻石供给，至今仍然业绩辉煌。
他有一个英国梦，那就是要恢复大英帝国顶峰时期的辉煌，复辟美国革命的成果，把北美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最终建立“罗马天主教大英帝国”（The English Empire for Roman Catholic Religion）。这位雄心勃勃的商人，在去世前计划把全部财产捐赠给另一位他所景仰的、富可敌国的英国巨商——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Rothschild），希望后者帮助他实现梦想。不巧的是，后者并不完全认同他的“罗马天主教大英帝国”之梦。几经周折，这位钻石商最终把自己的财富留给了牛津大学。他在该校设立了一个奖学金，目标就是把最有才干、最有领导力的美国人吸引到牛津大学来读研究生，待他们毕业后回到美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英国梦。
这位钻石商的名字叫作塞西尔·罗德（又译罗德兹）（Cecil John Rhodes），他所设立的罗德奖学金（又译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不幸的是，罗德的大英帝国梦不仅没能实现，世人所看到的反而是英帝国的逐步衰落。今日的英国，早已退出世界超级大国的行列。尽管如此，罗德所设立的罗德奖学金却独步天下，成为英美世界包括前英国殖民地各国大学生心目中顶级的荣耀，也是最具有荣誉感的奖学金。许多大学往往把每年有多少学生得到罗德奖学金作为教育质量和名望的衡量指标，其分量类似于学生中的诺贝尔奖。
非常有意思的是，100多年前，当罗德建立他的奖学金的时候，中国也在加紧派出自己的人才出国留学，希望从西方寻找救国强国的科学和理念，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一批又一批留学生放洋求学，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回国后，的确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弹一星”的元勋和各大工程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一批早年中国派出的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让世界读懂中国梦
今天，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理想。
实现中国梦，是不可能在自己家中闭门造车所能完成的。相反，当今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让世界读懂什么是中国梦，让世界理解并支持中国人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努力。
为什么必须让世界读懂中国梦？
第一，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不顾国际环境，不顾其他国家的感受而独自发展。更何况，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考虑国际环境。
其二，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最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种种误解和担忧。这些误解必须化解。一些人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压缩他们未来的发展空间；他们也担心，壮大后的中国会日渐走上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道路。在经济领域，很多国家的政客已经开始要求对中国投资严加审查；而中国企业的竞争者们往往拿中国的国家主义的战略思想为借口来设置种种限制。在国际安全方面，中国梦往往也被曲解为领土扩张的要求。西方的学者愿意用自己殖民的历史这面镜子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他们认为，发展后的中国一定会出现扩张主义的倾向。让世界理解中国梦是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之梦
必须让世界完全理解，中国梦和当年罗德的大英帝国复辟梦、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梦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东亚共荣”梦完全不同！
中国梦事实上是建立在中国自身社会繁荣、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社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会为全球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利润，给外国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外国的消费者创造更廉价的产品。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在本质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是同向的。
中国梦不是建立在领土扩张，更不是建立在谋求世界霸权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种扩张主义的民族国家的理念，相反，中国在历史上最发达的时期，往往是自信开放，与周边邻国乃至地理位置相隔遥远的国家友好交往、互相尊重的。中国梦实际上是要恢复当年自信开放、睦邻友好的盛世景象，而非重复欧洲列强包括英帝国对外殖民扩张的历史。
中国梦与其他任何大国之梦的不同在于，它是由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理念为支撑的。传统的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提倡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平和交往。这种理念与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理念完全不同，更加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而西方的价值理念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机会平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很自然地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管理理念。这一点也必须向西方讲清，否则西方会认为中国这种理念与他们格格不入，因此，在商业投资等方面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误解，乃至于无法深入合作。让世界英才走近中国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梦
如何让世界尤其是西方读懂中国梦？这当然需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各种友好交往活动，但最根本的是，让西方的年轻人从现在开始逐步了解和理解中国。
中国人说“百闻不如一见”，古人也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西方的年轻人读懂中国，不仅是让他们读中国的书，接受来自中国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应该把他们的年轻人请到中国来，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种工作尤其要从西方最有成为精英和领导潜质的雄心勃勃的年轻英才着手。这批精英有望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界的栋梁，届时，他们将习惯于用中国的视角，用年轻时代在中国结成的友谊，和中国人民共同努力，解决全球面临的重大课题。他们会理解中国梦，支持中国梦，他们将会把中国梦与世界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中国正在超过美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王小东
中国现在机械工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当然，距离世界最高标准还不够。美国强的时候占到世界半数以上，最强的时候接近60%，这就是强国的一个标志。现在我们占了三分之一，我们正在朝着美国57%多的那个标杆进军。而且，中国会在不远的将来，就超过美国历史上的比例，占据人类历史上第一的位置。不要讲我们创新能力不够，美国历史上也是量先上去，然后质再上去，最后再创新的。我们的人口比美国多很多，即使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劳动生产率仍旧低于美国不少，我们还是能超过美国，这是我们的先天禀赋所决定的。
学界评论时势，第一句话，中国不行；第二句话，我们要装不行——其实，我们既然这么不行，又何必装呢？外国人也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不行，就是不行嘛！中国到底行不行呢？我从一个重要的方面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现在机械工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当然，距离世界最高标准还不够。美国强的时候占到世界半数以上，最强的时候接近60%（57%多），我们还差小一半。
在过去100年当中，美、德、英三国加起来，曾经占到世界机械制造业的80%以上，这就是强国的一个标志。现在我们占了三分之一，我们正在朝着美国57%多的那个标杆进军。而且，很大的可能性是，中国会在不远的将来，就超过美国历史上的比例，占据人类历史上第一的位置。不要讲我们创新能力不够，脆弱不脆弱，美国历史上也是量先上去，然后质再上去，最后再创新的。我们的人口比美国多很多，既使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劳动生产率仍旧低于美国不少，我们还是能超过美国，这是我们的先天禀赋所决定的，我们只要不是发挥得太差就行。从大局看，从长远看，经济结构和创新都不是问题，有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渠到自然成，到时候经济结构和创新都会自然解决的，所以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
总之，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我不同意悲观的看法。我们的增速刚刚掉了这么一点，你们就说中国要完了？你们说了多少年中国经济要完了？你们不是年年说吗？说了这么多年，中国经济不但没完，而且世界第二了。中国的经济没有什么大问题，就算经济增速有问题，我们也有的是手段。2008年的四万亿大家都在骂。我认为骂得没道理。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四万亿不仅拯救了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世界。我们的情况比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地方都好得多。你们说，四万亿的恶果到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这就更没有道理了，2008年到现在都六年多了，这项经济政策救了我们六年多已经足够了，以后的事情是以后的事情了。就以现在的经济形势说，我认为我们不该受教条主义的所谓“经济学家”们的误导。我们仍旧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手段激活中国经济。我们是在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具备充分良好的条件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手段激活经济的国家。现在有观点认为，用投资创造需求是错误的，必须用消费来创造需求。没有这回事，中国一方面经济发展一直很快，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等建设跟发达国家比仍旧有差距，所以，我们的投资占比高于发达国家完全合理。为我们的子孙万代着想，为中国的富强着想，我们必须比发达国家把更多的钱用在投资上。
我们在扩展自己的影响时，一定不能只考虑经济，而要考虑到我们的军事覆盖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关于军事覆盖力，我们的能力确实还很有限，尤其是海上不行，但对于周边，我们并不是一点能力都没有。更何况，讲军事覆盖能力，也有多种形式，并不是说只有派自己的军队去打着一种形式。那么，政治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影响力的形式、大小更复杂了。说白了，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分配。其终极形式是政权的废立。我们在有些地区并不是一点这个能力都没有（当然我们有能力的地区不多，跟美国比差远了，跟英、法这样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比也还不如），敢不敢用，善不善用，是个大问题。
有了政治影响力，甚至军事覆盖能力，我们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长线投资，否则，我们就应该担心我们的钱是不是打了水漂，是不是只是被本国的那些利益相关者拿去自肥。
谈到“一带一路”，我们就不能不谈到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从亚洲到欧洲，横亘在中国北方，横亘在几乎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方。我们必须对俄罗斯的国力，对它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对它与中国的可能的关系，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计。遗憾的是，某些人对俄罗斯的判断特别感情用事。一些人出于亲美而仇恨它，另一些人则出于20世纪50年代对于“老大哥”的记忆和感情而仰视它。总的倾向是把俄罗斯估计过高，无论爱它还是恨它，往往都把立论的基础建立在它非常强大上面。我则认为，俄罗斯现在不再是一个顶级强国，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改变目前的地位，它远比很多人所判断的要弱。一个石油跌价，就被历史给狠狠嘲弄了。看一下俄罗斯最近20年的GDP变化，就知道它的经济受世界能源价格涨落的影响有多大。这已经充分反映了俄罗斯的去工业化，俄罗斯已经不复是苏联了。
俄罗斯的这个情况对中国好不好呢？我认为，好。因为以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状况，它不可能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它也不要太弱。如果太弱了，则等于中国失去了一个有价值的朋友，对中国不利。现在的这种状况，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它不再是主导了。可以说，两国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俄关系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前提肖斌
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在2015年的正式启动，欧亚大陆已成为中俄利益交叉最密集的地区。对三面环绕陆地的中国来说，欧亚大陆是她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起点和核心利益区。欧亚大陆也交叉了各种力量和利益，俄罗斯则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一支力量。中国必须重视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发展良好的中俄关系，这将是在中长期内保证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前提。
主流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对认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带着很多负面标签，这预示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是渐进的系统工程。为了能赢得更长的战略机遇期，使自己能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近年来选择了更为积极的外交行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就是其中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并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的重点。中国提出的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核心宗旨就是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目前，中国已在全球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而中俄关系则是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组伙伴关系。根据2013年3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俄将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为大国间和谐共处树立了典范，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也明确了中俄关系实际上是有限度的。那么，在不结盟的条件下中俄关系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本文将从国际体系、地区层次和国家关系定位等三个层次讨论中俄关系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影响，并以国际合作扩大的生成条件讨论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一、中俄关系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具有长期的战略价值
相对于其他影响国际政治的要素而言，国际体系是比较稳定且具有长期影响力的变量。国际体系由一系列单元组成，并根据单元的变化而组成不同的结构形式。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单元，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实际上是一个单元与体系互动的过程。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变化来说，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就是国际结构发生调整或者变化的过程。不过，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中国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则有可能遭受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引发外部压力的直接原因是当体系内大国数量发生变化时，出于对崛起国的疑虑，霸权护持国更倾向于选择种种措施束缚崛起国的行为。为了减弱外部压力，增加和扩大与体系内大国战略合作基础就是一种选择，于是中国提出了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尽管存在外部压力，但国家实力增长的事实反映了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受益较小，甚至认为自己被当前的国际体系所排斥。普京在其2014年俄罗斯国情咨文中表达了不满，他指出，“如果你们（西方国家）不想与我们对话，那么我们就被迫以单方面行动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俄罗斯绝对不为我们认为的错误政策买单”。虽然俄罗斯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受益较小，但凭借综合国力，俄罗斯依然是世界性大国，军事实力依然算得上世界军事强国。在权力失衡的单极体系中，俄罗斯依然是一支重要的制衡力量，而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离不开体系中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因此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发展良好的中俄关系对维护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具有长期的战略价值。二、中俄利益交叉的欧亚地区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起点
纵观现代世界性强国的成长历程，从地区崛起是成为世界性强国的起点。这对三面环绕陆地的中国更为重要，而欧亚大陆可能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起点和核心利益区。不过，欧亚大陆也交叉了各种力量和利益，俄罗斯则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一支力量。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在2015年的正式启动，欧亚大陆已成为中俄利益交叉最密集的地区。通过政治（独联体）、经济（欧亚经济联盟）和安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性多边组织，俄罗斯不仅在亚欧地区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关系网，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等活跃在欧亚大陆的多边机制中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也离不开在海洋的崛起，但在中短期内中国首先需要实现在陆地的崛起。为了保证能在欧亚大陆和平崛起，必须重视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发展良好的中俄关系，这将是在中长期内保证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前提。三、发展中俄关系时中国需要理性的定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外部压力的增大，学界、舆论界对发展中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理性的声音，一些自我膨胀的国人在俄罗斯遭受制裁时常常希望去拯救别人。尽管国家实力有大幅度下降，但俄罗斯依然是个有着数百年大国历史的世界性大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加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即使综合国力有所下降，俄罗斯在对外关系方面更偏好于自助或扮演救世主，不甘于做“小兄弟”。即便是遇到强大的外部压力且需要帮助时，俄罗斯也不会直接主动地寻求外界帮助。更何况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还存在着缓和的可能性，俄罗斯自己能够拯救自己。而既有的国际关系常识告诉我们，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争斗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导致不理性声音的原因是国人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对自己实力地位错误的认定和夸大。因此，任何不理性的判断和单边行动都不利于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表明，无论在单极、两极还是多极的世界，国际政治始终在调整和变化之中，中国在国家政策层面要熟练掌握因势利导的外交谋略技巧，自身实力的强大不意味着世界新秩序的到来。“国家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的命运，国家间可以在增加共同收益的基础上携手合作。”所以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建立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支点。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应是国际合作的有条件扩大
近年来中国广泛参与各类国际合作和制度安排的建设，其中“一带一路”战略引起了国际社会最为广泛的关注。与以前的国际合作行为相比，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都属于国际合作的扩大。然而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任何国际合作的扩大都是有条件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一是国际合作各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外部压力；二是国际合作各方能够达成一定的共同利益；三是国际合作各方在政治和非政治性技术合作上，要么绝对的不对称，要么相对的对称；四是国际合作的主导国要有较高水平的地区性软实力；五是国际合作各方的法治水平相对较高；六是国际合作各方愿意建立高效的国际合作管理团队。
最后，无论中国选择怎样的国际合作扩大，中国的首要目标是要抓住机遇期不断地壮大自己，做好自己的事，也只有自身的不断壮大，才有可能在抵御各种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尽快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需先处理好国内改革问题陶然
中国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特别需要处理好国内经济改革的问题，把中国经济的风险真正降下来。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仍然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尤其需要建立“重大公共政策、改革方案”的讨论、辩论机制，来达成“改革共识”。
今天我们很多讨论是“一带一路”和中国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问题，其中一个思路是利用外汇储备去国外建设基础设施，换取对外的资源与市场，应该来说，在国内产能过剩，外汇储备也比较多的时候，这样做大的方向是可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由于现在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情况不好，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局面，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严重下滑的情况，所以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战略的出台。
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在对外开放的时候，政府和企业也要计算成本收益，特别是国外的政治与经济风险，那些最希望要你投入的国家有可能是经济社会风险最大、还款能力最差的国家。所以到底做什么项目，要有真正独立的可行性研究，否则我们很多国企、央企去要政府的钱，但最后政府花了外汇储备，企业可能得益了，政府的钱有可能打水漂。
第二，我们特别需要处理好国内经济改革的问题，把中国经济的风险真正降下来。我们现在是人均7000美元，但经济运行的风险却非常大。现在看来，我们的房地产比较危险。特别是2009年大规模财政、信贷刺激政策后，房地产全面泡沫化。在金融体制仍被严格管制，利率也未有市场化的情况下，大量廉价贷款中相当一部分被配给到了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和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中央、省级国企。前者运用贷款进一步新建、扩建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改善包括地铁、城市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而后者除运用这些贷款去国内外收购各类资源和资产外，还有相当部分投入城市商、住用地炒作。
此阶段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及中央对一、二线城市住宅地产的打压，让泡沫不仅从住宅地产向商业地产、养老地产、甚至是死人地产（墓地）扩散，而且也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扩散。至此，中国房地产全面泡沫化的局面形成。各线城市房价在此后2～3年内增长了100%～200%。中国未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行几乎无法避免，2014年以来绝大部分城市放开限购后，市场反应冷淡就是明证。一旦房地产泡沫在更多三、四线城市开始破裂，就可能迅速增加不良贷款并导致银行被迫控贷，房地产下滑最终会蔓延到一、二线城市。因此，一旦房地产市场出问题，确实可能带来一个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问题。
考虑到2014年改革的进展和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我个人的判断，中国经济改革在局部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仍然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央一再强调的改革“顶层设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实现，尤其是中国目前没有建立“重大公共政策、改革方案”的讨论、辩论机制，来达成“改革共识”。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目前不能超越西方制度，仍需坚守何茂春
我们还不可以小看西方现行体制背后的创新能力和修补能力。这个体制代表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和民主法制制度，但它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所以现在要维修它，我们也在参与维修。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存在后劲不足和继续崛起的脆弱性。中国现在的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能高估。
人类所有的战争都几乎是起源于经济矛盾。二战后，为了避免经济战、贸易战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世界领袖们在一个和平的框架范围内才设计了布雷顿森林体系，60多年来这个体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体系由西方主导，尤其是美国主导。但是这个体系也让其他很多国家享受了好处。今天这个全球化仍然是被这个体系维护着，发展到今天没有出现大乱，不管是科技、文化和思想都是在这个体系内取得了巨大进步。所以没有理由要另起炉灶，打破和终结这个体系。
中国改革分为三个大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入世、还有“一带一路”，这三个阶段。我们在这其中毫无疑问是这个现行的体制主要受益者之一，当然我们受害也很多，任何国家都有受害，美国人也认为受害不少。这个体制当中我们从世界经济的老七，变成了现在的老二；货物贸易从世界第十一，变成了老大；从资本的净输入国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
我们还不可以小看西方现行体制背后的创新能力和修补能力。这个体制代表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和民主法制制度，虽然说它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所以现在要维修它，我们也在参与维修。
中国现行的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新月异，但是不能高估。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存在后劲不足和继续崛起的脆弱性。我们应当坚信相信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对的，也一定能成为世界领导大国，但不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有能力和制度上过度的自信。
现在的角色是老二，就应当把“老二”的角色做好。今日世界上享有主权的约有197国。可称“大国”者，十国有奇，他们来自安理会五常、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一等大国，为超级大国；二等大国之首，或为中国。天下治理，大有大的责任，二有二的责任，三四以下有三四以下的责任。笼统谈责，错在越位。我10年前写过《大国论》，提出过“有力乃大、有功乃大、有德乃大、有容乃大、有梦乃大”的大国担当，但是没有说明这种担当大多只针对老大或并列老大，不是针对所有的大国，误导了读者。今补补谈一下“做二”之道。
做二，广指在人之下，狭指居二位者。这里专指狭义。
做二需有过人的甘于做二的忍耐心和责任感。二位，是治理结构中的特殊的稳舱石或黏合剂。有时，老大是屋脊，老二就是栋梁。二位不稳，整个结构就不稳。家有贤二，琴瑟和谐；国有贤二，民之大幸。君子之风，二位最易显现。
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此话最容易被演化成“不想当老大的老二不是好老二”，害了无数不甘于人下的人。多少不循做二规矩之人，“死”于二位。悲剧在于后人不谙做二之道，前赴后继，重蹈覆辙。
韬光养晦本意就是甘为人下，藏拙抑欲。这是君子的品格、圣贤的担当。做二者，“窝囊”是智，“讷言”是德。家国社会，老大可以知无不言，三四以下可以嘟囔抱怨，唯独要做二者慎言、不言、低调、模糊。
做二者既不可能像老大一样“放手作为”，也不能像三四以下“难以作为”。做二，可以“有所作为”，但要严格把握分寸、节奏、时机。历史上，“作为”失当的做二者，轻躁盲动，最后解体、衰亡者数不胜数。多少人扼腕叹息，有几个细问根由？总结做二失败的教训，不外有三：一是与错误的敌人不负责任地恶斗。人说做二难，谁晓做大最难？没有老大，群雄并起，天下大乱。老二只有把恶贯满盈、气数将尽的老大打倒才代表正义。旧制度不合理，可以维修、补缀，但不可动辄言废。二是在错误的动机下轻举妄动，破坏和局。老二应有老二的利益范围和尊严的底线，但老二利益不能置于全局利益之上。老二无限制放大自己的利益，不仅难得人心，且常常事与愿违。三是在错误的时间、时机拔刀亮剑。为了利益红线不受侵害，老二可以磨刀，但不可轻易亮剑。做二，当然要敌我分明，但心中有数即可，不可流于表面。可以广泛交友，但未可轻率结盟。历来大、二争锋，先翦对方羽翼，做二者如果护不住羽翼，则先害了羽翼。夏代后期，商部做了一二百年老二；商代后期，老二周部几代人夹着尾巴做人。荷兰海上称霸一个多世纪，英国数十年屈居老二；美国经济超过老大20载，也不急于打破旧秩序，甘于做二。老二结盟推翻旧秩序的时机必须是：第一，老大颓废，民心向背、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第二，老二找到体系更加正确的前进方向，且时机恰当。做二之道，可以用于做人做事、齐家理国、治理天下。
再说一下“一带一路”，这本质上仍然是从现行自由贸易体制规则当中，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符合全球化发展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自提出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大多积极响应，密切配合，早期收获取得了丰硕成果，乐观情绪遍及华夏上下。我和我的课题组一年多来在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欧、欧盟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对国内沿海、沿边主要口岸城市和产业基地也做了全面考察，发现“一带一路”虽然前途无量，但仍然存在超乎想象的障碍。主要障碍如下：
一是情感障碍。历史文化是遗产，也是包袱。课题组是沿着张骞、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人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来全程考察古代丝路文化，但沿途史籍当中，对丝路历史记载缺失、失真颇多。在丝路沿途国家，蒙古铁骑“比辖而屠”的传说妇孺皆知，而中国在葱岭以西的文化贡献却寥寥无几；赞美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的书籍没有一本，质疑的书文倒是不少。我们不可想当然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既然“己所欲”，便可简单“施于人”，要下大力气还原“丝绸之路”真实历史，宣传“一带一路”的和平本质。
二是沟通障碍。“一带一路”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的沟通是“政易经难”、“上易下难”。丝绸之路，汉代“三通又三绝”，唐朝“一带一路”也是昙花一现，原因之一就是对文化冲突没有充分应对。丝绸之路族群繁多，诸种杂糅，百教交错。沿带沿路主要信奉伊斯兰、基督教等，华夏儒道罕有存迹。文化冲突不可小觑。有当地人介绍说，中国一种食品以八戒为标识，遭到了多国抵制。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考虑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中国文化传播，也不是几百亿基金就能一蹴而就的。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心。
三是道路障碍。陆上丝路有北、中、南三条主路。路径地带多雪山峻岭、戈壁沙漠。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征收的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低效率、不作为甚至是贪污腐败行为，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的复兴。“海上丝路”重在港口设施，但基础设施远非一般企业可以轻易承受，而商业银行一般不容易承担风险，较难的路段就会成为长久的“瓶颈”。少数斯坦国签证难于赴美，结汇难于登天。通关、理货、索赔、清关，令不少中国企业叫苦不迭，至今获利于投资“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比例不高。这需要时间和耐性，需要顶层外交、高层对话和双边、多边协定逐一解决。
四是制度障碍。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稳难”，主要困难在于：暂时没有形成明确的国际价值共识，对贸易自由化规则缺乏深入了解。金融危机以来，贸易摩擦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的趋势。中企治理制度与“一带一路”多数国家最易冲突的是环境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被抵制甚至驱赶的主要原因是所谓“污染”、“人权”等问题。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企一大短板。而许多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而且诉讼难、撤资难。
五是人为障碍。建路容易护路难。“三股势力”、境外恐怖分子威胁破坏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恐怖活动不容小觑。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也使得在“一带一路”上达成协议后，在落实的过程中屡遭波折。我们既要面临关税壁垒的挑战，也要应对各种非关税壁垒的阻挠、限制和打压。在已经签署自贸区协定后，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互联互通”大打折扣。此外，当今世界诸大国都是“一带一路”利益攸关的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他们没有明显的、公开的反对，私下里却在问中国人：你们想做什么？如果没有协调各个利益相关方的立场，他们的搅局能力不可不察。
六是国内障碍。目前，国内有不少于30个城市宣布自己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各省都希望争取政策、抓资源、占先机，为其带来发展新机遇和增长新动力。而跨地域、跨部门的全国“一带一路”协调机构尚未明朗。国家援外机制和贸易投资机制之协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公平竞争都有待进一步依法治理。国际化人才培训也未跟进。海外投资保障保险机制、境外争端解决能力、海外护商力量暂时显然不能为“一带一路”漫长而脆弱的线路保驾护航。
我的结论是：“一带一路”固然很难，但再难也要做下去。“一带一路”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海陆经济大走廊，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战略。这不仅是“中国梦”，也是“人类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全球第一，海外投资实际上已经超出引进外资，建设“一带一路”必要且必须。中国未来数十年的改革开放，都会围绕“一带一路”来展开和布局。前文列出系列“障碍”并非对“一带一路”丧失信心，相反，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再难也要做，只是希望把隐藏的障碍尽量提前认清。要有持久坚持的耐心，而不能遇到障碍就消极后退。把大小问题弄清，把各项工作做细，把远近目标定准，才能有的放矢、排除万难，稳步凿通这惠及人类、造福子孙的“任督二脉”。“一带一路”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我们军力够不着的地方先要做安全评估，可以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成熟一个项目做一个项目，成熟一个国家做一个国家。在恰当对话时机我们还得跟老大去商量“一带一路”，取得共赢。和俄罗斯、日本、欧洲等大国都要主动协调。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多极世界没有舞台中央潘维
中国崛起的意义不是争当世界老大。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崛起的意义在于废除统治世界的流氓“老大”。老大、老二以及老二地位危险之类的说法貌似有理，却不是世界的常态。国家间分权、兴衰、竞争、相互制衡才是常态。苏联崩溃后美国独霸世界持续了多少年？20年而已。在中国崛起后，这个世界就不复是老大、老二的问题了。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我没想当你的老大，你也甭想当我的老大。中国13亿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受别国支配，自成一体，是独立自主的文明。这就是我国崛起的意义。
中国已经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话不错。世界舞台很宽，能容纳不少国家表演。但说美国是老大，中国坐二望一，并不恰当。
中国不可能当世界老大。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没有“剑”也没有“经”。征服世界靠“剑”与“经”，靠“一手拿剑一手拿经”。“剑”是指拥有远强于其他大国的先进武器和使用这些武器强制他国屈从的意愿和意志。《圣经》和《可兰经》是经，而今的“自由民主”，尽管比宗教经要脆弱得多，也是经。征服世界靠剑，维持征服靠经；前者管短期，后者管长期。第二，普通话和汉字不可能普及全世界。征服世界的重要标志是通用的语言文字，语言不通就无法让别人听懂自己和说服别人。世界互联网信息里大概仅有1%是中文的。我们很难想象全世界放弃字母文字转而使用四声调象形字。英语已经牢固树立了世界语的地位，而中国人口已经从世界的三分之一萎缩到不及五分之一了。汉字早已到了扩散的极限，哪怕在越南、新加坡、朝鲜半岛、日本都在萎缩或消失。
美国人从阿富汗撤了，我们是否应当迅速进去填补真空？苏联撤了，美国进去了。美国撤了，中国人要进吗？那里尽管利益诱人，却自希腊化时代就是大国的坟墓。我国3000年前就有“华不治夷”的古训。没有剑、没有经、没有字母语言，怎么治这个“夷”？
中国崛起的意义不是争当世界老大。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崛起的意义在于废除统治世界的流氓“老大”。老大、老二以及老二地位危险之类的说法貌似有理，却不是世界的常态。国家间分权、兴衰、竞争、相互制衡才是常态。苏联崩溃后美国独霸世界持续了多少年？20年而已。在中国崛起后，这个世界就不复是老大、老二的问题了。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我没想当你的老大，你也甭想当我的老大。中国13亿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受别国支配，自成一体，是独立自主的文明。这就是我国崛起的意义。
这个世界不是两极、不是多极、更非单极，而是变幻无常的无极世界。我国怎样适应这个高风险、不确定的新世界？
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大到什么程度？如果在人均产值上接近发达国家的4万～5万美元，中国13亿人构成的经济实力就超过美国、欧洲、日本的10亿人之和。同样，潜在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欧洲、日本的联盟。当年的苏联没意识到这个“大联合”的潜力，认为美苏人口大致相当，足可一拼。因此拼剑、拼经、甚至拼生活水准。但加上欧洲和日本，苏联就力绌了。未曾想，在背后捅了苏联致命一刀的是中国。60年代中期中苏谈边界条约，中国要求苏联先承认俄国从中国抢走了150万平方公里，苏联由此判定中国向苏联提出了重大领土要求。从此，苏联将百万大军由西线调至东线，准备两面作战。中苏成了死敌，就埋下了中美修好，以及苏联在阿富汗惨败和填补中南半岛真空失败的伏笔。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初步成功击垮了苏联对计划体制的最后一点自信，成了压垮苏联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今我担心中国重蹈覆辙，让印度成为压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总之，我国的发展潜力是美欧日之和，我国竞争对手的潜力也是美欧日之和。
因此，我国需警惕国际浪漫主义，警惕对外过度用力。从原则上讲，走出去的大方向肯定正确。但我国在外用力一定要算账，要精算成本和收益。中国人的血汗钱不能打水漂，不能去换模糊的“战略利益”。基础设施投资大，回报小，风险高。而且，陆上交通与海上交通很不同。海洋国际公有，航线免费，几乎零成本。但陆上交通体系十分昂贵，充满巨额资产，每向前一步都意味着高成本和高风险。我国大发展时代有很多外来国家投资，但没有哪个国家给我们投建基础设施，我国的基础设施是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自己花钱建设的。
美国高速公路免费，而我国境内高速公路取消收费至今遥遥无期。而且，按人均计算，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还远逊于发达国家。花大钱为外国修建基础设施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我不接受这种轻浮的说法：四万亿美元外汇没地方花，反正是打水漂，还不如给穷国修基础设施。俄罗斯人口是我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外汇存底也是我国的十分之一。俄国4000亿美元外汇撑不住卢布狂跌的教训应当引起我国警惕。我国的制造业出口比俄国的石油出口更坚强？人民币的定价权在我们自己手里？一代人积累的血汗财富需细心经营。而今亚非拉领导人狂喜，认为中国要广发善款替他们修路架桥了，纷纷来华“朝贡”。他们没打算还钱，因为这些领导人的任期远短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若中国的钱在外国打了水漂，政府怎么向国人和历史交代？当年的八路军付不起打阵地战的成本，而今的我国仍然处于持久战中，仍然需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我国已经崛起，所以还需要警惕国际投降主义，把遵循现有的国际规则看成国际交往的命根子。无论有什么“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支撑，把国际政治主要看成关于“规则的政治”肯定是天真。国际规则确实是西方制定的。但规则不仅是“制定”的，更是枪炮“打”出来的，是以实力为基础形成的惯例。西方的国际俱乐部要求中国参与承担责任，却拒绝给中国发会员证，拒绝给中国相应的权利，所以中国今天遭到极不公平的武器和高科技禁运。俄罗斯的深刻教训就在我们眼前。西方可以支持乌克兰的亲西方叛乱，但俄国不能支持乌克兰亲俄国的叛乱。美国显然以实用主义立场对待那些规则，甚至经常让国际法服从国内法。美国的大国地位就是如此彰显的。
同样，因为美国是老大，就盲目崇美，甚至把美国的国内规矩也奉若圭臬，更要命。学美国的基础教育，学美国的医疗体制，与教育和医疗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将导致我国政治安全陷入严重危机。为什么教育和医疗特别重要？因为养小和送老几乎是我们中国百姓生活的全部。美国的医疗和基础教育不仅是失败，而且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失败，是美国拼命改革却因为历史原因花了几十年都还改不过来的坏东西。另一方面，要求学校减少学习英语的时数，降低大中学生英语学习标准。
美国崛起的时代奉行孤立主义。我支持某种中式的孤立主义。我们应牢记“华不治夷”的古训，专注于国内的强国富民，并在国际上坚持贸易立国和不结盟，警惕对外过度用力，也警惕国际失败主义。概言之，我主张在无极世界的高度不确定性中打持久战，不犯错或少犯错，深植固本，以静制动，静观待变。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故事”应更多到西方去讲张海滨“中国故事”不是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要到西方去讲，在国际场合讲。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我们讲故事的思维和方式跟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兼容。我们中国的体制和西方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话语权还是较强的，但在西方的主流社会就不能立得住。
2003年，美国军方发布了一个关于气候极端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报告引起世界的关注。德国的全球变化委员会在2006年到2008年发表了气候安全的关联性研究报告。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国防部门，在国家安全战略里面也会涉及这个气候安全因素。
2008年欧盟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发表了一个报告，叫《气候安全与欧盟》，这里面就明确提出了欧盟的安全战略，把气候变化纳入到主流问题里面。2011年在德国的推动下安理会再次辩论气候与安全问题。
2015年年初，李克强访欧，欧方坚决要把气候变化纳入到中欧的战略合作层面，放到更高的位置。9月末，习近平访美，中美首脑协议提到了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可以说，通过这样一些动作，中国从当初很不喜欢这个包括生态环境的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概念，或者说拒绝接受这个概念，到今天，已经基本上接受了气候安全的概念。
这个气候安全理念的传播，欧盟把它当成一个系统的工程，全方位地系统在操作，从政府，到智库和媒体，统一协调工作。欧盟已经成功地把气候安全这个概念，在低碳经济之后向世界传输了。这是欧洲在强化它的观念大国、理念大国的举措。这其实是国际话语权的传播能力。
中国现在意识到在国际社会争取话语空间的迫切性了，也在推广“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比方，现在通常讲的“绿色中国”的故事就是一例。
现在对外讲中国的绿色故事，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是为自己做一个辩护，强调中国环境问题很复杂，困难很多，解决难度很大，大家要理解。这是防御性的逻辑；第二层，中国要输出的，不光是资金和技术，还要输出理念。我们有绿色新理念，已经有一些可以贡献世界，要给世界分享了。借助这个“绿色中国”故事，主动在国际社会争取话语权。不过，必须有讲这个故事的实力。
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我们讲故事的思维和方式跟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兼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中国的体制和西方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话语权还是较强的，但在西方的主流社会就不能立得住。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全民动员，政府、社会、NGO在做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操作。我们这边是政府主导，无论是在纽约广场还是《纽约时报》的中国广告，都是政府在推。这个你跟西方话语权一对话就是相反的。我的体会是，如果要出去，想影响别人的话，应该兼容他的话语体系，对他产生影响，影响他的国民和他的舆论。“中国故事”不是在人民大会堂讲的，你要到西方去讲，在国际场合讲。要讲道理，讲实力。
我们现在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就是“中国特色”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矛盾。讲多了中国特色，你的经验就不具有普世性。在输出中国的价值观方面，过多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不会真正夯实的。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对外关系面临双重身份和利益的冲突贾庆国
我们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身份和利益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是弱国，也是强国；又是普通大国，又是超级大国。我们的利益是双重的，而且是矛盾的。比如说在气候问题上，到底是节能减排好，还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把握好我们实力的限度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会不会跌倒在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门槛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很及时。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初步发达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际影响明显上升，有人说是老二，有人说是老三，不管老几，跟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问题和困难。一个是经济下行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腐败问题、环境问题、社会诚信问题、安全问题、法制问题等；政治体制问题主要还是对权力的约束、价值共识的问题；还有就是国际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作用，对未来发展造成严重制约。
针对这些问题，新一届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转变增长方式、加大反腐力度、加强环境治理、推进司法改制、推进依法行政，提出了24字核心价值观，扩大国际合作等，这些措施在不同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反腐，腐败的势头基本得到遏制。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真的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至少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需要把我们的问题讲清楚，说明白。我们国家很多问题还处于一种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地步，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机构，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逻辑在什么地方，在很多这样的问题上，没有一个很理性的说法。只是告诉你这就是最合理的，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所以这是最好的。但是没有告诉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人大，说不是西方的议会，但也不是中国的议会，那人大到底是什么？之所以现在很多事情引起很多争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背后逻辑没有讲清楚，如果事先把这个逻辑讲清楚，大家就可以接受，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顺利得多。
如果我们能把政治体制背后的逻辑讲清楚，我们的老百姓，包括我们的高级干部就会认同，那我们的体制就稳定，我们的政治就稳定。所以，我觉得要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就需要把我们的政治、经济、法制，各个方面的故事要讲清楚、说明白，存在问题的地方，就需要改，把它完善。美国的制度就是在不断地讲清楚、说明白的过程中发展完善的。宪法不断增加的修正案，就是它不断去说明和解释这个制度，不断地改善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地方的结果。对体制讲清楚、说明白了是其稳定的基础。要使我们的体制更加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使体制更加强大，我们也要不断地把这个体制讲清楚、说明白，不断改革。
第二，我们需要通过改革清理现存的规章制度。过去做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三个东西，第一是领导的批示，领导批了，这事就好办了；第二是关系，拿不着领导批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可以把事情做了；第三是靠钱，别的办法搞不定，就拿钱来搞定，拿人民币来解决问题。过去是靠这个来办事的，规章制度不重要，所以制定规章制度也很随意，定得非常严格好看，但很多无法操作。现在反腐，领导不批条了，关系也走不动了，钱也不好使了，只能靠制度了，但规章制度要么是相互矛盾，要么是不合理。现在我们都说官员懒政，我看主要还不是懒政的问题，大多数的官员还是想做事情，现在没人敢做事，做事怕出事。我们要想使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使我们的老百姓，使我们国家治理能够不断得到改进，我们就需要把这些规章制度给理顺了，不合理的就改掉，从而把经济搞活。
我们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身份和利益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我们又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发达国家；又是弱国，又是强国；又是普通大国，又是超级大国。我们的利益是双重的，而且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我们国家的利益非常困难，比如说在气候问题上，到底是节能减排好，还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好？温家宝总理去哥本哈根会议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但回来又不能不强调节能减排。北京、上海好多大城市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状态，谁也受不了PM2.5。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还有节能减排，这些都是我们的利益。我们怎么办？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这方面的矛盾太多。
我们的利益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对外关系，要特别谨慎，要两种利益都要兼顾，推动国际合作，利用国际资源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方针。要想利用好国际资源，我们就需要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平衡过去和未来的利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处理对外关系也要着眼于长远的利益，未来的利益跟现在的利益可能会非常不一样。按现在的发展情况将来我们会发展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利益，跟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也要越来越需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是什么。
有人曾问基辛格，怎么才能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美国来讲，就是要学会适应中国的崛起；对于中国而言就要学会知道自己实力的限度。给中国的建议，他是在总结美国自己的经验后提出来的。历史上，当美国超出他实际实力的时候，美国也遭受了挫折，包括越南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也需要知道自己实力的限度，需要在基础之上合理、务实地处理好对外关系。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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