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海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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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之魅：作为政治哲学的生态学试读：
（代自序）公共领域的结构绿化
政治是有颜色的
古代中国，明黄色是皇家的象征和专属。即使像梁山好汉那样要造反，也只是扯上一面杏黄色的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民国肇始，取五行之数，喻五族共和，遂定“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后经国父中山先生定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成了中华民国国旗，国民政府北伐所到之处皆竖此旗。其中，“青天”意喻光明磊落，“白日”意喻坦白公正，“红地”意喻先烈热血；青、白、红三色分别取自由、平等、博爱之义，又分别代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
新中国成立后，国旗“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五星用黄色，寓意光明；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最大最亮的那颗星是中国共产党；五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其实早在革命年代，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就叫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八角帽上的那颗红星闪闪放光芒，照耀着中国，引领着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红色血统的人民，称敌人为白匪，甚至白狗子，将他们反革命行为造成的局面称为白色恐怖。1968年发行的面值8分的“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至今仍是不少资深收藏家的最爱之一。
放眼世界，各国国旗上的颜色也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寓意和象征。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诞生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三色国旗。历史传统上，圣马丁长袍的颜色为蓝色，白色为纪念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红色则是圣但尼军旗的颜色；大革命时期，蓝、白、红三色分别对应自由、平等、博爱。法国三色旗对世界各国国旗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除了国旗，著名的政治颜色还有日本的“菊与刀”。金黄色的菊花高贵典雅，是日本皇室的象征；惨白的军刀野蛮血腥，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冷战时期，铁幕的一边是红色的社会主义，另一边是蓝色的资本主义。进入21世纪，“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在前独联体国家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相继上演，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2005）、伊拉克的紫色革命（2005）、伊朗的绿色革命（2009），还有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等。
在现今政治世界，还有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颜色革命。虽然地区性局部冲突还在继续，虽然恐怖主义、霸权主义远未寿终；但在全球范围和普遍意义上，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却来自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自1960年代卡逊（Rachel Carson）在那个寂静的春天发出了一声惊雷，生态危机的幽灵从天而降。几十年过去了，生态危机的幽灵不仅没有被祛除，反而愈发显现出其狰狞的面目。这宣告了以往经济学和技术化解决方案的失败，同时，“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渐成学界共识。政治世界的绿化开始了，并且一直在继续。绿色政治已成全球的希望。
在“绿色”成为政治学谱系中不可或缺的色调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绿色”？表面上看，这主要是因为“绿色”是有别于传统政治颜色（如“红色”、“黑色”或“白色”）的标志性色调。质言之，“绿色”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一是生态意义上的“自然之绿”：大自然的“绿色”是萌芽和生命的象征，关爱自然就是关注生命本身，故凡敬畏自然、热爱生命、主张环保的组织均以“绿色” 冠名；二是政治意义上的“生机之绿”：作为生命标志和活力象征，“绿色”表明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立场，是“不偏不倚”“非左非右、站在正前方”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兴政治力量；三是哲学意义上的“理念之绿”：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历史、文化、政治和哲学思维方式，如“心灵危机”“文化危机”“权力意识危机”“启蒙理性危机”等。绿色政治学解构现代性，批判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试图发展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模式，并构建一种新的生态主义政治哲学，将传统政治哲学的“权利”“权力”“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理念扩展到自然领域，这可能吗？或者换言之，政治领域能够接纳并容纳“自然”这个古老的新成员吗？
政治也是有疆界的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脱胎于城邦（polis）概念的政治，其核心成员为“公民”，其核心要素为“公共的”。其后，韦伯将政治领域从古典版的小“城邦”，拓展到了现代版的大“民族—国家”，拉斯韦尔又进一步将政治的疆域拓展到了工会和商行。可见，政治领域的疆界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时至今日，政治活动场所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广场、议事大厅、庙宇剧院和体育场馆，以及近代的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沙龙等“以自由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和私人领域相对立的公共领域。当代政治活动的领域已经非常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播、电视、互联网、社团组织、社会运动等，均可被视为当代公共领域的典型形态。可以说，与公共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在它的关照之下，甚至个体生活的性质都由权力关系来构成。正如达尔（Robert Alan Dahl）所指出的，无论你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制之外。
政治领域疆界变动的背后，是构成其存在的成员的身份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实质性变化。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理路，“欲了解政治必先了解城邦，欲了解城邦必先了解公民”，型构现代公共领域的主体，既非城邦时代的公民，亦非封建时代的臣民，而是具有“独立财富意识”和“自由政治意识”的“公众”。“独立财富意识”赋予了作为单纯政治角色的公民以更多的社会经济色彩，同时也为社会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奠定了个体经济基础；“自由政治意识”则进一步为“国家—社会”的两分提供了无尽的政治动力。二者的结合，使得现代“公众”取代了城邦“公民”，成为公共领域的活动主体。城邦时代政治的公共性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现代英语中，“公共”和“公众”就是同一个词：“public”。哈贝马斯直接点明了，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共舆论中坚力量的公众，公共性所发挥的主要功能就是批判功能。在阿伦特看来，所谓政治领域就是一个“公共的意见领域”，就是一个“以意见[1]取代真理、从意见中掌握真理”的公共领域。政治领域的首要问题，不是甄别真理和谬误，而是通过沟通和谈判取得妥协和共识，以及基[2]于此的社会行动。“政治的历史就是公共领域扩张和收缩的历史。”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公共领域的张缩之间，自然于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公共领域中“自然”的位置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早的哲学家是“论述自然的人”，即自然哲学家。他们对自然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企图寻求自然内在和谐的秩序与规律。在这些自然哲学家看来，既然人类是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那么，对自然万物本原的追问和对人类社会终极合理性的探讨，便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既然纷繁复杂的自然界中存在一种共同原则和尺度，那它一定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问题是，自然一旦从“天国”降临到“人间”，便开始具有了从属于人类社会的性质和地位，亚里士多德为此构筑了一种“植物—动物—人类”金字塔式的“目的论”哲学。其后的“犹太—基督教”世界观，将人类视作上帝对自然的代理统治者，如《圣经·创世纪》训喻：“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近代以降，依靠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人类第一次感受到了自身之伟力，开始了试图控制自然的“伟大”征程。在上帝退居幕后之时，人成为自然的真正统治者。
从此，自然代表着野蛮与混乱，而社会需要文明与秩序。政治与自然从此成为格格不入的两类存在。如果说，自然在人类社会早期尚能进入政治视野，还有些“自然政治观”意蕴的话；那么，近代以降，自然在公共领域中已彻底处于边缘化位置。
但自然，尤其是作为公共物品的自然，不可能被永远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虽有“自然之死”（the dead of nature）和“自然界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之说，但所谓“终结”者，一方面“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另一方面又“不啻于奠基新起点”。就前一方面的意思而言，“自然的终结”首先表现在，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为不断提高的科技因素所干扰，使得“自然不再是自然”，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天然自然，而是人造的自然；就后一方面的意思而言，这个“新起点”就是，自然应该从公共领域的边缘走向中心。以疯牛病为例，虽然患疯牛病的牛还保持牛的自然形态，但由于科学喂养等诸多人为因素，这些“牛”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产品，而成为能产生商业利益的工业产品。“疯牛病事件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情况下所发生的风险情形的一个典型……说明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3]理’，它已经渗入现代政治的核心领域。”
四十多年前，“自然”也许根本不会被纳入公共领域，至少不会成为公共领域的核心议题。随着生态危机幽灵的降临与肆虐，随着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技术化解决方案的受挫，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固有联系，认识到自然也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因为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同样体现出权力争斗和利益博弈关系。自然环境从此成为人类公共生活中愈来愈重要的主题之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原本就应该具有的对话与沟通，现今及未来只会越来越频繁和有效。“自然”有望从公共领域的边缘进入核心。
一旦自然成为一个合理的乃至核心的要素，被重新引入人类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这位古老的“新成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自然对于公共领域的绿化究竟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公共领域的自然绿化
在正式接纳了“自然”这个“新成员”之后，公共领域便开始了“绿化”过程。大体而言，政治领域的“绿化”可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19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卡逊《寂静的春天》（1962）的出版，该书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拉开了“生态政治时代”的序幕；1970年代是大众绿色意识的型塑和环境运动初现阶段，主要标志是各国政府、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以及罗马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的环保理念普及活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路径得以打通；1980年代是大规模群众性生态社会运动高涨阶段，也是充满“异质性”的西方各国绿党草创阶段；1990年代以后，绿色政治的主阵地由新社会运动转移至政党政治领域。与十多年前相比，1990年代以后的绿党在适应现代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同时，愈来愈“务实化”，各国彩虹内阁与执政联盟纷纷组建，其中尤以德国政府的“红绿联盟”为典范。绿党“向制度内进军”的同时，其民间性和社会性有所降低，其“异质性”也一步一步“匀质化”。政治的内涵由此得以证明：作为“公共的意见领域”的政治领域在绿化的同时，也需要妥协，取得共识及基于此的社会行动。
从亚里士多德到韦伯，再到拉斯韦尔，政治领域的疆界一直变动不居。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曾经一度被冷落的“自然”已进入现代政治的核心层面，并由此奠定了公共领域绿化的哲学基础，型塑了绿色政治诸原则。如何看待自然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一个“元点”性质的问题。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自然观的嬗变都会带来人类认知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从前工业文明时期充满灵性和“巫魅”色彩的自然观，到工业文明时期科学技术为自然“祛魅”导致的“自然之死”，再到后工业文明时期“复魅”自然观下对“盖娅之生”的殷切期盼。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条核心线索，也是当今各生态主义流派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张力结构关系中，曾经是主流政治思维操作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在遭遇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尖锐诘问和严重质疑后，其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生态调适；而“生态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努力自洽的同时，某种程度上却显示了哲学理论的“神圣癫狂”。这就需要二者从“对抗”走向某种“调和”，绿化公共领域需要“哲学地思考和政治地行动”。
无论是“哲学地思考”，还是“政治地行动”，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人。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对自然主体地位的确证，以及“分析”精神的自然和社会政治蔓延，曾经解放人性的启蒙理性变得有些“自负”，一步步演化为工具理性及其现实中的典范形态：经济理性，并由此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自然环境和一个价值迷失的人文环境。政治的启蒙，将公共领域异化为一个官僚制的机械铁笼；哲学的启蒙，则把人异化为擅长功利谋划和理性算计的人肉机器。
克服启蒙理性“致命的自负”，期待一个绿色澄明的公共领域，人类就需要另一场启蒙：生态启蒙。正如经历了启蒙运动的人类理性得以复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在公共领域粉墨登场一样；生态启蒙将使理性再次认识人的本性和自然的本性。在这样的生态感悟中，生态学也逐渐获得了“主义”的话语身份资格，生态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注入了某些全新的要素。
公共领域的绿化和生态启蒙使我们明白，“生态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拯救地球的运动应当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必须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社区和我们这个物种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作为公民的政治生[4]活与我们所仰赖的自然生态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政治和自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之一就是，当代政治哲学的“荒野”走向。
相对于水泥钢筋遍地的现代都市，荒野自然“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有着更加纯粹和本真的生命特质。作为人类的一种情结和象征符号，荒野自然承载着我们的精神和文化寄托，并作为一个教导者参与塑造着人类历史。现代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早已远超我们的先祖，但我们的生存智慧却未必比前辈高明。走向荒野的政治哲学，就是要培养人类的生态智慧，激发人类对自然关怀的生态觉悟，并以此倡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是在研究小事情，我们在研究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政治哲学的不祧之祖苏格拉底如是说。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今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会成为另一个苏格拉底，一个关注环境问题的生态主义政治哲学家。因为在生态时代，“衡量一种哲学是否深刻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她以应有的尊重。一个人如果对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我们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支持着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没有一种关心的话，就不能[5]算做一个真正爱智慧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时代，政治哲学确实提出了“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基本问题；在生态危机幽灵肆虐的当代，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生态主义，也确实重新提出了“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基本问题。
是为序！叶海涛甲午岁末
[1]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页。
[2] 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刘雪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3] Giddens，The Third W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p.60.
[4]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8页。
[5]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代中文版序），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11页。
绪论
大自然万物都笼罩在乌黑的浓雾中，没有一个人的智慧可以穿透天与地。——西塞罗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
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艾略特（T.S.Eliot）一生态危机的幽灵[1]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由于国际环境的长期和平与新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为特征的所谓“黄金时代”，然而“富足之日就是恶果来临之
[2]时”。人们在尽情享用空前规模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充满困惑地发现，自己的呼吸、饮水、吃饭、居住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生态危机的幽灵”从天而降。以人口爆炸、物种凋零、环境退化、生态失衡等为主要表征的生态环境危机，使人类生存处于史无前例的恶化状态。譬如号称“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面积的锐减、濒危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快、土地耕地的沙漠化、水资源的总量和结构性短缺、“空中杀手”酸雨的频繁降临以及温室效应的加剧[3][4]等等，更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八大公害事件”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发生。
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危机出现加速恶化的趋势。在詹姆斯·施匹兹（James Gustave Speth）看来，20世纪以来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大了地球生态环境的压力，大气、海洋、水域、森林、土壤等生命支持系统加速恶化。并且，近几十年来，形势变得越来越糟，“毒性[5]伴随着一定产量的增长也在稳定增加”。有学者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这次生态环境危机称为第二次人类环境危机。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生态环境危机，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看，第二次环境危机已不再是个别国家或局部地区的危机，而是持续恶化的全球性危机。由于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世界农产品产量增加的同时，土地资源却加速枯竭，功能严重退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可耕地面积丧失了1/3，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土壤退化评价分类标准，12亿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中国和印度国土面积的总和）发生了中等程度以上的土壤退化，其中3亿公顷严重退化，其固有的生物功能完全丧失；在1980年代，世界用于农业的土地总量每年只扩大1%，而由于过去农业扩展的影响——土壤侵蚀、荒漠化和盐碱化，可耕地[6]的数量实际上在下降。再加上人类的乱砍滥伐、过度垦荒，又使得森林植被的毁灭速度进一步加快，从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30年中，40%的热带雨林已惨遭毁灭。而土壤和森林植被正是地球生命的两大支持系统。
进入21世纪，“生态危机的幽灵”愈发显示出其狰狞的面目，以致从根本上威胁了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可能会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终结，这绝非危言耸听。从当年的“伦敦雾”到现在肆虐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天”，日趋严重的大气污染也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臭氧空洞自1979年以来加速扩大，至1989年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竟“大如北美”。据统计，“在过去的100年里，最暖的6年几乎都发生在1980年代，即1980年、1981年、1983年、1987年、1988年和1990年；1989年9～10月南极上空臭氧含量急剧减少，而且臭氧空洞范围扩大”；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大，水体污染又造成新的结构性短缺；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能源告急、呈几何级数的物种锐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频频向人类袭来。《联合国环境方案》对此颇有些无奈和悲伤地指出：“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1976年，气候科学家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首次预测了全球即将变暖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气候科学家发现地球的平均气温在上升，全球变暖理论得到证实。由2500名世界各地的主要科学家组成、成立于1988年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认为，有新的和更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50年的大多数升温是人类活动造成的。2010年，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斯·格尔布斯潘（Ross Gelbspan）[7]写道：“全球变暖问题是真实的。它威胁着我们的文明的存活。”气候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奖章（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获得者朗尼·汤普森（Lonnie Thompson）对此也确信不疑：“为什么……气候学家无保留地直言全球变暖的危险？答案是，事实上我们都确信全[8]球变暖已经明显地对当前的文明构成威胁。”
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当今的全球变暖源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碳排放的过量增长。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中叶，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只有275ppm，自1988年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350ppm（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最高[9]值），目前已经达到396ppm。全球变暖的两大灾难性影响是冰川消融和海平面上升。极地冰雪正在加速融化，北极冰帽（ice cap）迅速消融，南极大量冰架（ice shelf）开始崩塌，世界第二大冰体格陵兰大冰原（ice sheet）的消融也在加速。冰川的消融，再加上海洋本身的热膨胀，使得“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各种预期影响中，海平面的上升[10]可能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人类灾难”。不幸的是，近几年的海平面确实在普遍上升，斐济、图瓦卢、马尔代夫、基里巴斯等一些岛国正在被淹没，沿海城市也面临被大海吞噬的危险。
与全球变暖有着同样重大危害，但相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由于对二氧化碳的过度吸收而导致的“海洋酸化”。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一位来自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的专家称“海洋酸化”与[11]“全球变暖”是“一样罪恶的双胞胎”。“海洋酸化”的最大危险[12]是浮游植物（phytoplankton）的减少。作为海洋食物链的底层，浮游植物生产了约占地球一半的有机物质，吸收了约一半的二氧化碳。但自1960年以来，海洋浮游植物减少了40%。另一位海洋生物学家说，他想不出比这更大的生物变化，因为“海洋酸度的继续上升将导致世界上绝大多数渔场彻底崩溃”。继一个“没有鸟儿的春天”之后，一[13]个“没有鱼类的海洋”正在向我们迫近。
人类历史上也曾有过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致使伟大文明衰落甚至消逝的先例，如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玛雅文明、罗马文明等，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规模地和不计后果地剥夺自然资源，破坏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条件，“南部意大利和北非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了罗马的消亡”，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对此中缘由的分析颇为中肯，“环境因素虽然不是导致希腊罗马经济与社会衰落的惟一原因，但的确是重要的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为因素”[14]；但总体而言，上述这些早期文明的衰落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当代这场生态危机导致的生态严重破坏和环境的急剧退化却是全球性的和史无前例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这样描述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15]候的威胁。
以至于有人预言，与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相比，生态环境问题才[16]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莫斯塔法·卡·托尔巴所言：“冷战结束，环境问题一跃而名列世界政[17]治议程的榜首。”套用莎翁的那句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正是问题的所在”。“生存还是毁灭”已成为人类目前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尽管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向人类发出了警告：“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18]的结果又消除了。”但急功近利的人们总是不愿认真对待恩格斯早年的警示。直到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向世人发出了警示：我们习惯用来杀灭害虫的农药DDT最终竟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一个本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万物复苏、百鸟争鸣的春天正远离我们而去，环境污染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已造成灭顶之灾，“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19]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二生态（学）时代的来临
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公害，接连不断的公害事件使人类痛苦不堪，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政府的合法性也因此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冲击。“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一天比一天恶化，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化学废物成了引起一个又一个公愤的问题；整个动物种遭到灭绝；大量各种各样的植物也被毁灭；河流和海洋慢慢变成了阴沟；人类在一个成熟的工业消费社会中，正濒临于精[20]神和理智崩溃的边缘。”公众对环境恶化的抱怨、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日趋强烈。为了“祛除生态危机的幽灵”，世界各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公众纷纷行动起来。人类也为此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如早期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和“技术化”解决方案。这些措施的规模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生态危机的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变得越来越顽固和强大，越来越难以对付。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状况的每况愈下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对比。套用我国年度环境报告的一句习惯用语：“局部改善，总体恶化”，这也是当今全球生态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这足以说明，生态环境问题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换言之，这也宣告了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学”和“技术化”解决方案的破产。“生态危机的幽灵”业已蔓延至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精神生产等诸领域；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还将日益深入。生态危机成为“覆盖了整个文明世界并关乎每[21]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普遍现象”，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划时代的和跨学科的话题。
以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问世为契机，西方公众奉《寂静的春天》为“绿色圣经”，开始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矛头直指环境公害的元凶——那些“铜墙铁壁、财大气粗的工业界”，以及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放任自流的政府，强烈要求政府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公众利益。[22]
自此，生态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媒体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并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走上了人类的社会历史舞台。其后，生态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打着绿色环保旗号的各种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继成立。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主要有：
1968年4月，以唤醒人类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责任为宗旨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正式成立，并于1972年提交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对正热衷于“高增长”“高消费”同时也处于“高污染”中的西方世界敲响了警钟：如果对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不做出改变，自然资源能源终有匮乏乃至耗尽的一天，生态危机将使人类陷入崩溃的困境之中。
1969年美国成立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并于1970年正式改组为“国家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专门行使环境保护职能；同年，著名的环境保护非[23]政府组织“地球之友”在美国筹建，并逐渐扩展吸纳法国、瑞典、英国等欧洲国家为会员组织，至1980年代，“地球之友”成员组织已遍及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等地区。
1972年，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就环境议题召开的最大规模的专门会议。会议向全世界发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紧急呼吁，会议警告说：“在现代，对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话，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其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人类有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有责任为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各国有责任确保其他国家的环境；环境政策应当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人类环境宣言》的发表和“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月5日）的确定，宣告了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同年，联合国大会做出建立环境规划署的决议；1973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正式成立。
1982年，为纪念“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促使世界生态环境好转，国际社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所在地）召开了人类环境特别会议，并通过了《内罗毕宣言》。宣言指出：由于环境、发展、人口与资源之间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因而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办法并在区域内做到统一，才能使环境无害化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1983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决定建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24]（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并于1984年召开第一次会议，约900天后的1987年4月，该委员会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Brundtland）夫人为首的研究小组在其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即《布伦特兰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25]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和模式。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暨“世界首脑会议”（史称“第一次地球峰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以及《21世纪议程——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行动计划》，标志着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政治议程全面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相较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就环境污染谈环境污染，尚未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经济社会发展根源；20年后的里约会议不仅扩展了人类认识环境问题的广度，而且开始真正将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故名为“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还通过了《森林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消费和生活方式公约》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方面的国际协约。这是人类认识和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一次飞跃。
至此，人类环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大宣言：《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内罗毕宣言》（1982）、《里约宣言》（1992），历时整整三十年已基本完成。
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暨第二次地球峰会于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会议要求各国采取具体步骤，更好地执行里约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的量化指标。其中特别提出，“贫穷是最大的环境问题”，从而将消除贫困纳入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是里约会议10年来的最大进步，也标志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又十年之后的2012年，联合国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地球峰会”——重新回到了它的故乡里约。由于距离当年的里约峰会正好过了二十年，所以这次会议又叫作“里约+20”峰会。世界各国领导人二十年后再次聚首里约热内卢，商讨达成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评估现有承诺的进展情况和实施方面的差距；应对新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此为本次会议的三大目标。本次会议的两大主题为：①绿色经济，但这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绿色经济，而是基于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绿色经济；②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会议通过了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文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际政治合作原则，维护了生态环境方面的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础和框架。
总之，随着“生态危机的幽灵”的降临与肆虐，并进一步滋生蔓延至人类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生态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转型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它“正在超越各个科学学科的能力……它正在使那些在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更为分割的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适应和对付这种变[26]化的各种企图陷于破产”。于是，原本具有“强烈而又传统的科学经验主义特征”的生态学，也开始走出其固有的“植物学、生物学、自然博物学”等狭窄的学科领域，开始了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联姻”的历程，生态主义思潮得以缘起和发展。可以说，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就是生态主义政治思潮产生的导火索；从此，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方式逐步渗入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等在各自学科领域中大放异彩，占据了各自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前沿位置。生态学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意义，其本身也逐渐成为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并进而将人类社会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置于其审视和批判的视域之下。
在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当代，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主流政治派别面对上述种种问题而显得束手无策，或者至少是办法不多时，生态主义于197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哲学话语舞台上强势兴起。随着生态运动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生态主义理论，不仅对当代西方的经济发展、政治观念和政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和国际关系准则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态学被广泛看作是一门极有希望去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学[27]科，一个宝贵的分析武器和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或世界观”，以至[28]于“简直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生态学时代’了”。三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色革命
如前所述，自1960年代末至今，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生态社会运动的深入发展，生态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联姻”日渐紧密。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地关乎社会公共生活，因而政治学和哲学领域的“生态化”或曰“绿化”趋向体现得尤为明显。概言之，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等理论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广泛“绿化”过程。这样的“绿化”对传统政治学的理论视域、政治参与方式、政党组织结构等，对人类应该如何看待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等哲学思维方式均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革命性和颠覆性影响，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色革命”，并且，这场[29]“新的‘绿色革命’在政治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概言之，这场“绿色革命”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进程。早期“浅绿色”理论著作多属关注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以描述性为主的著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其开拓性的社会政治意义前文已述及，不赘述；丹尼斯·米都斯等的《增长的极限》（1972）则不无悲观地预言：“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30]；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衔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提交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基本纲领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一些较为积极的政策目标和行动建议。本书认为，迄今为止，《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依次代表了科学家个人、科学共同体和国际政府组织，分别主要从个体的、科学的和政治的角度对20世纪后半叶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做了具有奠基意义的但又仅仅是具有初步探索性质的经典阐述。
如果说上述大多是描述性的“浅绿色”著述，旨在唤起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的话，那么，以下这些著作则更多的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政治根源及其解决之道，其“绿化”程度不断加深。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于1967年在《科学》杂[31]志上撰文指出，我们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作为西方文明传统特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后来为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依靠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和役使自然的观念均源于此；1968年，美国生物学教授哈丁（Garrett Hardin）也在《科学》杂志[32]发表了著名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文章指出，如果没有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对人类行为的规约，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们必然会过度使用空气、水、海洋、牧场等看似免费的公共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所有公共物品的悲剧。“公地悲剧”自此成为环境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初版于1949年、再版于1969年的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给初生的环境哲学注入了这样的观点：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和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在人与自然这个共同体中，人类应该遵循人与大地以及人与依存于大地的动植物之间关系的[33]伦理规则，“像山那样思考”，此之谓“大地伦理学”（land [34]ethics）。穆利·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生态学与革命思想》（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1965）介绍了作为一种激进政治学概念的生态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作为整个生物社会的一部分和自然的扩展，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其他生物与人类结为一体、[35]和睦相处的社会。这些文献已经涉及了后来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某些重要方面：文化传统问题、社会制度问题以及自然的伦理价值问题等。
谈到绿色政治哲学理论的由“浅”入“深”，不能不提及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年，奈斯在《探索》（Inquiry）杂志发表了题为《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The Shallow and the Deep，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A [36]Summary）一文。文中首次对“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主张做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前者的哲学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在现有社会制度框架下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加快经济增长、改进分配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后者则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哲学基础，通过对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文化、人的存在方式等深层根源的追问，得出了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依赖于人的价值观的改造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的结论，具有深刻而典型的政治哲学意蕴。奈斯本人也被誉为“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
在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哲学基础理论的绿化方面，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的《生存蓝图》（A Blueprint for Survival，1972）提出了分权化社会结构的设想，倡导一种“小的、去中心化和去工业化”的生存模式，堪称绿色社会政治理论的先驱；无独有偶，舒马赫（E.F.Schumacher）的《小就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1973）关注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和全球化现象，提倡中间技术，主张小巧的工作单元及善用当地人力与资源的地区性工作场所等基础观念，为经济学乃至社会学和政治学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向，被誉为“二战以来影响力最大的100[37]本书之一”。
20世纪80年代，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斯普雷纳克（Charlene Spretnak）合写了一本在当时尚不多见、目前仍广为流行的绿色政治理论经典著作：《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Green Politics：The Global Promise，1984），该书对生态社会运动和绿党政治做了详细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堪称西方（前联邦德国）绿党政治研究的扛鼎之作；一如书名所示，某种意义上，该书宣告了一个绿[38]色政治理论时代的到来。同年出版的波瑞特（Jonathon Porritt）的《理解绿色：生态解读的政治学》（Seeing Green：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1984）影响也颇为深远，与《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一时堪称瑜亮。其后，埃文斯（J.Evans）的《女权主义和政治理论》（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1986）、巴赫罗的（R.Bahro）《组织绿色运动》（Building the Green Movement，1986）、波瑞特（Jonathon Porritt）和温讷（David Winner）的《绿党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Greens，1988）等绿色政治文本相继出版问[39]世。此外，在整个1980年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绿党（German Green Party，1980年成立于西德）的组建及《德国绿党宣言》（German Green Party Manifesto，1984）的发表。
1990年代，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色革命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学术成果较1970年代和1980年代更加丰硕。英国生态政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绿色政治思想》（Green Political Thought）初版于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4年三次重印发行，1998年出版第二版，2000年出版第三版，第四版于[40]2006年问世，由此足见此书在生态政治学界的学术影响和地位；此外，多布森还是国际性学术期刊《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的创刊人之一，是英国政府“可持续发展委员会”（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的顾问，并作为绿党候选人参加了2005年的英国大选。其他如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的《环境主义和政治理论：走向一种生态中心主义方法》（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1992）、狄更斯（P.Dickens）的《社会和自然：走向绿色社会理论》（Society and Nature：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1992）；罗宾逊（Mike Robinson）的《英国政党政治的绿化》（The Greening of British Party Politics，1992）、古丁（R.E.Goodin）的《绿色政治理论》（Green Political Theory，1992）、佩珀（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41]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1993）、迈耶（N.Myers）的《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Ultimate Security：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1993）、多布森和卢卡迪（Paul Lucardie）的《自然的政治：绿色政治理论的探索》（The Politics of Nature：Explorations in Green Political Theory，1993）、科尔曼（Daniel A.Coleman）的《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42]色社会》（Ecopolitics：Building a Green Society，1994）、高兹（André Gorz）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Capitalism，[43]Socialism，Ecology，1994）、海瓦德（T.Hayward）的《生态地思考：一个导言》（Ecological Thought：An Introduction，1995）和《政治理论与生态价值》（Politic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Values，1998）、理查德森（Dick Richardson）和卢茨（Chris Rootes）的《绿色挑战：欧洲绿党的发展》（The Green Challenge：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arties in Europe，1995，2006）、多赫特（Brain Doherty）等的《民主和绿色政治思想：持续性、权利和公民权》（Democracy and Green Political Thought：Sustainability，Rights，and Citizenship，1996）、卢茨（Chris Rootes）的《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Environmental Movement：Local，National and Global，1999）、巴里（J.Barry）的《绿色政治的再思考：自然、美德和进步》（Rethinking Green Politics：Nature，Virtue and Progress，1999）、科尼里（James Connelly）和史密斯（Graham Smith）的《政治和环境：从理论到实践》（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From Theory to Practice，1999，2003）等，就是这一时期生态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代表作。与十年前相比，1990年代的生态政治学著作不仅在数量上更多，而且绿化程度在广度上不断扩展，在深度上加深。这一时期的绿化理论几乎涵盖了传统政治学的方方面面：政府决策与行为、政党政治、社会运动、政治意识形态等；更为明显和意义深远的是，1990年代的生态政治学开始向“下”关注环保运动等政治实践的同时，向“上”则往“自由”“权利”“民主”“自然价值”等政治哲学层面掘进。在21世纪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化状态中，这样的理论趋向进一步得以彰显。
进入21世纪，生态政治学向“下”走，关注环保运动等政治实践的著述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为代表。作为俄罗斯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匈牙利科学院（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等多个学术团体的委员，莫斯科维奇通过回顾其亲身参与生态运动30年来的历史，在《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中指出了激进的“生态政治——生态主义”的重要性及其自然哲学基础，试图为自然和政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呼吁人类通过恢复“自然之魅”来形成[44]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而“民主”“自由”“权利”等传统政治哲学核心理念也逐步“浸淫”至生态政治学领域，如拉德克里夫（J.Radcliffe）的《绿色政治：专政还是民主？》（Green Politics：Dictatorship or Democracy？2000）。多产的多布森和艾克斯利也开始论及这一论域。多布森较为晚近的著作是《公民权与环境》（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以及与艾克斯利合著的《政治理论与生态挑战》（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艾克斯利的《绿色政府：重思民主与主权》（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2004）试图建构一种“批判的政治生态”（critical political ecology）范式（Paradigm），并以此探究基于生态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的绿色民主政府的可能与创设。在艾克斯利看来，这种绿色民主政府就是对现存的自由[45]民主政府、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价值性替代。不仅如[46]此，“全球化”似乎成为艾克斯利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焦点之一。
应该说，自1970年代以来，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化”效果明显，国际学界对生态政治思想的构建及其哲学基础反思的理论成果已蔚为大观。不仅数量上几乎涵盖了政治哲学论域的所有方面，而且在理论上深度掘进的同时，更为关注生态社会运动、绿党政治运作等政治实践问题。相对而言，国内学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虽起步较晚，研究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但势头迅猛，方兴未艾。
国内学界对于生态政治思想和生态哲学理论领域的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到1990代中期以后，相关的研究论著开始渐成气候。如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非线性一样，国内学界对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共时性的“多点开花”局面。几乎在同一时期，关于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等的研究成果同时显现出来，如叶平、鱼小辉等就较早地关注了政治哲学层面概念[47]（如“权利”“民主”等）的生态化趋向，郇庆治也较早地关注了[48]生态政治学的哲学价值基础方面。但大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生态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大体遵循了学界研究的“国际惯例”，即初期研究主要以译介和唤醒中国公众生态意识为主，然后走向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专业“绿化”，并从深层次发掘生态政治学的自然哲学基础（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间或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生态思想资源的整理挖掘工作。就研究主题和范围而言，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关于生态政治基本概念内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最为丰富；关于西方生态社会运动及绿[49]党政治的评介性研究，关于生态社会运动的政治学研究成果不多，但关于绿党政治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关于生态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生态哲学与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生长点；关于生态伦理与传统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如把生态哲学与中国传统道家、儒教学说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资源；关于生态政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较为综合、实证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环境保护具体操作层面的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等。这些方面均有大量的文章、著作乃至系列丛书等成果问世。
如前文所述的“浅绿色”著作在国内大多都有中译本，并以“绿[50]色经典文库”（Green Classics Library）之名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代末翻译出版。在“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却相当严重”的当代中国，确如（选）编者所言：这套丛书旨在“给读[51]者展开一个绿色的视野……以记录绿色精神在中国的成长历程”，从而为普及环保理念和生态观念做出里程碑式的奠基性贡献。
随着国内学界研究进程的推进，生态主义思潮逐步蔓延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特别是在生态政治学领域，相关著述和文章层出不穷，成果斐然。作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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