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振武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英文版)试读：
关于马克·吐温
一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原名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是美国19世纪后半期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著作颇丰，且创作体裁多样，有小说、游记、随笔、传记、小品、文论和戏剧等，其中以小说最为出色。马克·吐温还是一位幽默家和演说家，其作品大多风趣幽默、滑稽诙谐，却又不流于形式，常常暗含讥讽、深藏寓意。他一生多次在国内外进行演讲，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赞扬。马克·吐温以其独特鲜明的语言魅力和深厚广博的人文关怀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是“美国文学的林肯”，被后世的文学史家誉为美国现代文学之父。
马克·吐温于1835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村（Florida, Missouri）。父亲约翰·马歇尔·克莱门斯（John Marshall Clemens, 1798—1847)曾做过律师和商人，一生并不得志。母亲简·兰普顿·克莱门斯（Jane Lampton Clemens, 1803—1890)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克莱门斯家一共有六个孩子，马克·吐温排行第五。他四岁时随家人一起搬到了位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西岸的汉尼拔镇（Hannibal, Missouri），但每年夏天他都要回到佛罗里达村姨父的农庄住上两三个月。马克·吐温就这样在逐渐繁盛的港口小镇和生机勃勃的自然乡野中度过了短暂而又快乐的童年。1847年，父亲因肺炎去世，12岁的马克·吐温不得不在上学之余做些兼职来补贴家用。第二年他就完全辍学，在镇上的报馆当印刷学徒。1850年，其兄奥里昂（Orion, 1825—1897）回到汉尼拔镇，创办了《汉尼拔西联报》（Western Union and Hannibal Journal）。次年，马克·吐温便在那里当排字工人兼助理编辑，并在上面发表了多篇幽默短文。
1853年6月，马克·吐温离开家乡，另谋生路，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他先后去了圣路易斯（St. Louis）、纽约（New York）、费城（Philadelphia）和辛辛那提(Cincinnati)。除了在报社做排字工，他还喜欢写些旅行见闻在报纸上发表。22岁时，马克·吐温搭乘“保罗·琼斯”号（Paul Jones）汽船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到了新奥尔良（New Orleans），结识了船上的领航员霍勒斯·比克斯比（Horace Bixby），并决定跟他学做领航员。河上的岁月让他接触到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众多鲜活的素材，但这一时期他也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悲恸。1858年6月，经马克·吐温劝说而上船与他一起工作的弟弟亨利（Henry, 1838—1858）因汽船爆炸而不幸丧生，他自己却因跟别人争吵事先已被罚下船看守仓库而幸免于难。马克·吐温为此深感内疚，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极大的责任。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河上航运因此中断，马克·吐温也结束了领航员的生涯。他加入了南方军，但只待了三个星期。后来其兄奥里昂被任命为内华达准州（Nevada Territory）的行政秘书，他便随其长途跋涉去了荒远的西部。在内华达，他与人合伙投资采矿，但最后都赔得血本无归。穷困之际，他便在内华达准州弗吉利亚市的《企业报》（Territorial Enterprise）当记者，并开始使用“马克·吐温”这个笔名。“马克·吐温”原是领航术语，意即“两英寻”，是可以安全航行的深度，据说马克·吐温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密西西比河上的一位老船长伊赛亚·塞勒斯（Isaiah Sellers）。后来，马克·吐温与一位编辑发生争执，陷入决斗事件，触犯了当地法律，被迫离开内华达，去了当时的“黄金州”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他来到旧金山（San Francisco），在《晨声报》（Morning Call）找了份记者工作，四个月后，又因报道警察腐败事件而被辞退。此时的马克·吐温在几家报社历经磨练，又广交当地文学圈内人士，在西海岸已是小有名气。1865年11月，30岁的马克·吐温在纽约的《星期六新闻报》（Saturday Press）发表了《吉姆·斯迈利和他的跳蛙》（Jim Smiley and His Jumping Frog），由此一“跳”成名，名噪全国。次年春天，马克·吐温受《萨克拉曼多联合报》（Sacramento Union）派遣，乘船前往桑威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即夏威夷进行系列旅行采访报道。10月份，他回到旧金山，首次公开演讲其旅行见闻，从此开始了他写稿之余的演讲生涯。
1867年6月8日，由《阿尔塔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报社出资，马克·吐温搭乘“贵格会城”号（Quaker City）轮船前往欧洲和巴勒斯坦观光，并为报纸发回了五十多篇通讯报道来抵消旅费。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旅行，在个人和事业上都决定了马克·吐温的前途和命运。在船上，马克·吐温与一位18岁的俊朗少年查尔斯·兰登（Charles Langdon，1849—1916）相谈甚欢，结成了亲密友伴。查尔斯给马克·吐温看了一幅他姐姐奥利维亚·兰登（Olivia Langdon，1845—1904）的微型画像。马克·吐温一见倾心，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位纽约矿业富商杰维斯·兰登（Jervis Langdon，1809—1870）的女儿。11月回国后，马克·吐温见到了他的心上人，并随其家人一同参加了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在纽约举办的朗诵会。之后他又于次年8月拜访兰登家，对奥利维亚展开了热烈的追求。1869年2月4日，马克·吐温与奥利维亚订婚，同年7月，他在欧洲旅行发回的系列报道经重新整理结集出版，即后来轰动一时的《傻子国外旅行记》（The Innocents Abroad，1869），并由此结识了他的终生挚友威廉·迪安·豪威尔斯 （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
1870年2月2日，马克·吐温与奥利维亚在纽约的埃尔米拉城（Elmira，New York）结婚，开始了他们34年情深意笃的婚姻生活。这对新婚夫妇按计划来到离埃尔米拉城一百多英里的布法罗城，住在了杰维斯·兰登所赠送的一幢豪宅里。婚后头几个月，家里生老病死不断。8月6日，奥利维亚的父亲因癌症去世；11月，奥利维亚由于马车颠簸厉害，早产生下长子兰登·克莱门斯（Langdon Clemens, 1870 — 1872）。这时，马克·吐温也发现自己不是经营新闻企业的材料，于是清算房产和股份，于1871年底举家迁往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Hartford, Connecticut）的诺克农庄（Nook Farm）。马克·吐温在哈特福德精心建造了一座漂亮的豪华宅邸，开始了他人生中的黄金时代。哈特福德景色迷人，文人墨客多居于此，其中有《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的作者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以及后来与马克·吐温合写《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 1873）的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 1829—1900）。马克·吐温在那里住了近20年，不仅创作出了他大部分重要的文学作品，还养育了三个宝贝女儿：苏茜（Susy, 1872—1896）、克拉拉（Clara, 1874—1962）和琼（Jean, 1880 — 1909）。
1872年，马克·吐温写出了第二部游记《艰苦岁月》（Roughing It, 1872），描述的是克莱门斯兄弟乘马车自东向西到内华达州淘金的经历。1873年马克·吐温和沃纳合作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获得了极大反响。到现在人们仍在使用“镀金时代”这个词来指美国内战结束后那段外表繁荣、内部虚空、道德沦丧的腐败时期。这部小说虽然结构松散，情节繁杂拖沓，却为马克·吐温磨练了技艺，打开了他长篇小说创作的大门。此后，马克·吐温撷取了他少年时期的美好记忆，陆续写出了《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1876）、《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 1883）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这三部书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的三个部分，“从第三部小说的角度来看，这三部书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深度和深层的意义。” 在此期间，马克·吐温还同家人去欧洲旅行了一次，写出了游记《海外旅者》（A Tramp Abroad, 1880）。随后，小说《王子与贫儿》（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1881）出版，受到了中产阶层读者的欢迎。
这一时期，马克·吐温并未停止他一直以来都热心的商业投资和科技发明，但大部分都不成功。1881年，他投资佩奇排字机（Paige typesetting machine），十几年先后投入了20万美元，最后却以失败告终。1884年，他还出资开办了查尔斯·L.韦伯斯特出版公司（Charles L. Webster and Company），起初因出版《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 的回忆录获得了不少收入，后因经营不善而严重亏损。1893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次年，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倒闭，马克·吐温也因此负债累累。为了偿还债务，1895年7月，在好友罗杰斯 的支持和帮助下，他携妻子及次女克拉拉，开始了全球巡回演讲之旅。他先是在国内连续进行了二十多场讲演，然后从英属加拿大的温哥华（Vancouver）出发横渡太平洋，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这些当时的英属殖民地举办演讲会，听众场场爆满，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年后，演讲旅行结束，一家三口来到伦敦，等着大女儿苏茜和小女儿琼一起过来全家团聚，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苏茜病死的消息。苏茜是马克·吐温最为疼爱的女儿，也是姐妹中最有才华的一位。她的离去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这个曾经制造各种理由来举办欢宴的家庭如今什么都不庆祝了，甚至后来连琼和克拉拉的生日都不庆祝。” 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冲击着这个日渐衰微的家庭。苏茜的葬礼刚结束，琼就被诊断出患有癫痫病。一年半后，马克·吐温的哥哥奥里昂去世。马克·吐温仍在不停地写作，既为了还清债务，也是为了逃避家庭不幸所带来的忧伤。1898年冬，马克·吐温终于还清了所有欠款。他去欧洲又待了两年，出版了《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及其他故事短文》（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and Other Stories and Essays, 1900）。1900年秋天，马克·吐温回到祖国，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盛大欢迎，而他却趁此谴责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公开宣布他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
此时的马克·吐温已是誉满全球，各种学术荣誉也纷至沓来。1901年，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1902年，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1907年，他又远赴英国，接受了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授予的文学荣誉博士学位。然而，在这万众瞩目、荣耀万分的浮华背后，隐藏的却是暮年马克·吐温无尽的孤独。1904年6月5日，马克·吐温一生的挚爱奥利维亚因心力衰竭病死于意大利；1909年5月20日，晚年与他情谊深厚的好友罗杰斯去世；1909年圣诞前夕，生活给了他最后一次打击，小女儿琼洗澡时因癫痫发作而淹死在浴缸里。一桩桩生活的苦难使马克·吐温在文学创作上有了极大转变。他从以前对社会丑恶与不公的抨击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本质的思索，其后期作品总是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色彩，如《人是什么》（What Is Man?, 1906）和《神秘的陌生人》（The Mysterious Stranger, 1916）。1904年马克·吐温开始口述自传，但他却不愿在生前发表全文，说是不到2406年不得发表。虽然从1906年到1907年已有部分自传章节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陆续发表，但那些未曾发表的部分究竟藏有何种惊天动地的言语就不得而知了。
1909年，历经沧桑的马克·吐温在感叹无尽神秘的浩渺宇宙时说出了这样一段话：“1835年，我与哈雷彗星一同来。明年，它又将出现，我希望能随它离去。若是我不能与哈雷彗星一同离去，这必将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憾事。毫无疑问，上帝已经发话了：‘这两个莫名其妙的怪物，既然他们一起来，那他们就得一起离去。’”
1910年4月19日，哈雷彗星闪耀苍穹。1910年4月21日，马克·吐温因心脏病溘然辞世。二
马克·吐温开始创作的年代正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兴起的时期，乡土文学的繁盛和西部幽默的传承滋润了美国文学贫瘠的土地，也促成了这位伟大文豪的诞生。马克·吐温中年起便已享誉全国，但这种声誉在当时的文人和批评家看来不过是“幽默家”，“而在当时的文化体制下，幽默家就是滑稽讽刺家，类似于马戏团的小丑，其职能就是取笑逗乐，文化地位远不如‘严肃作家’高。” 19世纪80年代起，随着马克·吐温一部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和诸多优秀短篇小说的问世，评论界开始从这些插科打诨的嬉笑之中嗅出了讽刺讥诮的严肃主题，态度逐渐转变，基本对他持肯定的评价。马克·吐温死后十年，他在评论界的地位逐渐上升，其后虽曾有所回落，但到了马克·吐温诞辰100周年之时，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是日趋稳定，后世的文学家也都纷纷给予他最高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就曾说过马克·吐温是“我们所有人的祖父”。他独具艺术魅力的语言风格、亦庄亦谐的幽默文风以及深厚广博的人文关怀对美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在马克·吐温留给世人的诸多文学宝藏中，最为耀眼的当属他的小说，而其中最为夺目的那颗明珠便是家喻户晓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在《非洲的青山》（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的序中就曾说过：“这是我们创作的最好的一本书，所有的美国作品发源于此；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部小说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主题意义，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更是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在他之前，美国的著名作家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以及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 1819—1891）都是用传统规范的书面语进行写作，而马克·吐温却大胆采用口语和方言进行创作，“在《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可以辨认出三种方言，其中密苏里州派克县的方言又根据受教育程度、地理条件、社会阶层等，再分为四种口音。”马克·吐温不是单纯地模仿日常生活用语，也不是机械地记录各地方言，而是通过加工改造，凝练出一种更适用于文学表达的独特用语。艾略特曾说过，马克·吐温在这部小说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写作方法，不仅适合他本人，而且适合其他人，是一切文学里少见的作家之一。因此，我甚至要把他和德莱顿和斯威夫特相提并论，这些少见的作家更新了自己的语言，‘纯洁了本民族的方言。’”马克·吐温将美国文学从其一直依附的英国文学传统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为后来的美国文学家们提供了更加鲜活、更具本土特色和更富表达力的文学用语，为这个独立的美利坚民族提供了属于自己的思想载体。这之后，我们发现不论是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 1871—1900）、舍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抑或是福克纳和海明威，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那样一种口语运用自如和省去下义词及从句以求简洁明了的风格，我们可以确信这就是马克·吐温的语言。”
马克·吐温的另一大艺术特色便是其复杂多变的幽默文风。幽默是他文学作品中最为隽永回味的地方，并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又呈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早期的轻松活泼，中期的辛辣嘲讽以及晚期的悲凉荒诞，都融合在了日常生活里种种复杂的欢笑和喜乐之中。幽默是美国文学的一大传统，“美国早期的移民拓荒者到来时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创作了大量的荒诞故事，成为美国民间幽默的一个重要源头。爱默生、欧文、惠特曼、霍桑和麦尔维尔皆深受民间幽默故事、传说和神话的熏陶，爱伦·坡也不例外。”马克·吐温成长于西部边疆地区，深受西南幽默家以及新英格兰幽默传统的影响。他汲取了西部口头传说和黑人民间故事的叙述技巧，又将当时社会发展中诸多不和谐的因素相互糅杂，形成了其独具艺术魅力的幽默风格。幽默故事在马克·吐温的眼中看来就是美国艺术的基础，是与欧洲各国文学艺术相区别的标志。在《如何讲故事》这篇文论中，他就曾说过“幽默故事是美国式的，滑稽故事是英国式的，风趣故事是法国式的。”马克·吐温的幽默叙事风格为他的文学创作和演讲都带来了极大成功，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他的创作初期，又很容易造成人们对其作品严肃性的忽视。人们往往“在幽默家上只看到幽默笑料，而不管他的用意多么严肃。”他注重故事叙述技巧中所带来的幽默效果，却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逗笑。鲁迅先生曾说过，这位讲笑话的好手是“含着哀怨而在嬉笑”。可见这位外表风趣幽默的文学家心中实则隐藏着极为深刻严肃的情感思想。尤其是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如《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1899）和《狗的自述》（A Dog's Tale, 1903），悲凉凝重的幽默之下暗藏着对人性的思考，荒诞不经之间更是闪现出黑色幽默的元素，预示了人性异化以及社会异化这一当今文学思潮的到来。
马克·吐温的伟大之处不只是在于语言方面的革新，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切关怀。在《保罗·布尔热关心我们什么？》（1895）这篇论文中，他早已表明了自己的美学原则和写作意图，即成为“民族小说家”，“理解人民的灵魂和生活，并把它原原本本描述出来”，“写出这个‘美国的灵魂’”。他的作品题材范围涉及面极广，宗教、种族、战争、政治、艺术、科学、哲学、伦理等社会各个领域都留有他深厚博大的人文主义关怀。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曾说，“他认为爱伦·坡和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事业上最伟大的成就，并说他不把马克·吐温看成是一位幽默家，而主要把他视为一位社会学家”。马克·吐温是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有着深刻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他对社会各方面的关怀不仅在他那史诗般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体现，还更多地散落在了其笔触犀利和主题丰富的诸多短篇小说之中。
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数量极难统计，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文章体裁“常常不易严格区分，有时甚至无法判别马克·吐温所写的某一篇作品究竟是短篇小说，抑或是见闻杂记。”一般说来，国外出版的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全集中收录的小说一共有60篇。这些短篇小说都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现出了不同的主题意义。马克·吐温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多年，对报社的诸多怪异现象自是熟稔。《田纳西的新闻界》（Journalism in Tennessee, 1869）和《我怎样编辑农业报》（How I Edited an Agricultural Paper, 1870）便是此类揭露新闻界尔虞我诈、虚假荒诞的佳作。此外，对于国家政府机构的腐败无能和政治生活的黑暗荒谬，马克·吐温的讽刺更是尖锐深刻。《大宗牛肉事件合同的始末》（The Facts in the Great Beef Contract, 1870）揭露了政府机构工作的官僚作风，《被偷的白象》（The Stolen White Elephant, 1882）则嘲笑了警察部门的愚蠢无能，《竞选州长》（Running for Governor, 1870）更是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竞选党派间丑恶卑鄙的行径。此外，马克·吐温对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有着深邃的思考。《一张百万英镑的钞票》（The ￡1,000,000 Bank-Note, 1893）、《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1899）和《三万美元遗产》（The $30,000 Bequest, 1904）都间接或直接描述了人们在“金钱至上”的社会中表露出的贪婪丑恶的本性；《一个真实的故事》（A True Story, 1874）通过一位黑人女仆凄婉的自述，鞭挞了当时蓄奴制的惨无人道；《爱德华·米尔斯与乔治·本顿的故事》（Edward Mills and George Benton: A Tale, 1880）在两个孩子成长故事的鲜明对比中辛辣地讽刺宗教和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虚伪；《上天堂？还是下地狱？》（Was It Heaven? Or Hell?，1902）则从一个温馨而又悲伤的故事中唤醒了人们对道德标准的重新认识；《一个鬼故事》（A Ghost Story, 1888）在戏谑当时哥特小说流行的同时，又暴露了社会竞争下赝品和欺诈的盛行。
自马克·吐温生前成名以来，西方学者对他的研究就一直未曾停止过，但因当时的批评家和作家身处同一年代，即使是意识到了他诸多作品中的不凡之处，却也未能跳出社会历史和自身思想的局限，对这一伟大作家的重要地位和贡献做出明确的评价和解释。马克·吐温死后十年，评论界对他的评价是日趋一致的普遍性赞扬，直至1920年《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这一论著的发表。布鲁克斯在他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里运用了精神分析法来剖析证明马克·吐温的双重性格及其文学生涯的失败。虽然现在看来明显存在着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但在当时却引起巨大轰动，不少评论家也纷纷效仿，发表各种论文列数马克·吐温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其中的代表便是著名学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 1897—1955）。他于1932年发表了《马克·吐温的美国》（Mark Twain's America），重新树立了马克·吐温的正面形象。经过这两方的一番论战，到了1935年，学术界尽管仍有分歧，但在三个层面却达成了一致看法：其一，马克·吐温是富于美国民族特色的作家，他代表西部民间特色；其二，马克·吐温是雅俗共赏的典范；其三，马克·吐温的语言艺术是卓越的。这两派的争论高潮虽已过去，但余波却一直未曾停息，只是换了不同的提法，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吐温是马克·吐温，克莱门斯是克莱门斯，两者不可混淆，马克·吐温是克莱门斯精心构造出来的。这之后，随着20世纪各种学术流派和学术理论的兴起，对马克·吐温的研究也日益专业化、多元化，涌现出了大批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文既有对马克·吐温个人生平及晚年问题的研究，也有对其文学作品艺术手法和主题思想各个方面的探讨，如马克·吐温的语言艺术特色、马克·吐温的幽默以及与当代黑色幽默的关系、马克·吐温的政治观及金钱观、马克·吐温与种族问题、马克·吐温与性等等。
我国对马克·吐温的关注很早便已开始，在译介出版、文学史及相关著作、评论文章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1906年，马克·吐温还在世时，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第70期）上便刊载了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一篇小说，当时题为《山家奇遇》，即马克·吐温的《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The California's Tale, 1893）。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中译本则是1931年10月鲁迅先生托付李兰译出，并亲自作序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的《夏娃日记》。这之后，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马克·吐温的主要作品。2002年《马克·吐温十九卷集》出版，马克·吐温的作品至此也已基本上全都翻译过来。在文学史及相关著作方面，国内学者对马克·吐温的生平、作品和历史地位都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客观公允的评价，为日后广大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在评论文章方面，国内学者和专家运用各种理论和观察角度，从总论、语言艺术、作品分析、主题思想、比较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和剖析。近几年，国内学者开始运用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及语言学等独特新颖的视角对马克·吐温的种族观念、作品主题和作品翻译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马克·吐温研究的局限性和相对滞后性。我国虽已将马克·吐温的作品悉数翻译过来，甚至根据作品体裁多次重新选译、编译了不少马克·吐温的传记、长篇和著名的短篇小说，但他的游记、随笔、文论、演讲和戏剧的译本却不多。虽然引进、翻译、编译、自著了许多文学史及相关著作，但国内马克·吐温研究的学术专著却数量有限，而国外此类作品的数量却是极为可观。在引进国外马克·吐温研究成果方面也显得极为不足，建国以来所翻译和编译的专著和论文集总共不超过十种，而近五年来甚至一部国外的研究成果都没有引进。这十年来，各大报纸杂志对马克·吐温的关注也不是很多，《文艺报》、《文汇读书周报》这两大报纸直接写马克·吐温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而《文学报》和《中华读书报》上总共也只有四篇文章。杂志方面，像《读书》、《世界文学》、《外国文艺》、《书城》等重要刊物对马克·吐温的评介屈指可数，且年代较为久远。近十年来，国内研究马克·吐温的文章数量也不是很多，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文史哲一栏里检索到的论文仅有100多篇，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近20篇，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80多篇。与海明威、福克纳等美国20世纪现当代文学的作家相比，对马克·吐温这类“20世纪以前的美国传统文学研究则有‘门前冷落鞍马稀’之势。”而且，学者们多偏重于传统批评模式，分析作品的语言、主题、人物和艺术特色等方面，研究视野过窄，研究方法过于传统。另外，马克·吐温的研究多集中在几部长篇小说和较为有名的短篇小说上，对他其他体裁的作品则关注甚少，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既要多引进国外马克·吐温的研究成果，也要拓展自身研究的视野和范围，用新方法、新角度对马克·吐温其人其作多做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不仅要关注他小说方面的成就，更要全面理解和分析其他类型的作品。我们希望，2010年马克·吐温逝世100周年之际，国内的马克·吐温研究能推陈出新、百花齐放，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三
马克·吐温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对他同样优秀的短篇小说却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精心挑选了16篇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力图从语言特色、叙述技巧和主题思想等各个方面来向读者展示这位伟大作家的艺术风貌。本书所选小说按发表的时间排列，分属马克·吐温创作生涯的各个时期，对政治、宗教、种族、艺术、伦理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涉及。除了《竞选州长》和《寓言一则》，本书小说的原文全部选自美国纽约爱尔蒙出版公司（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1968年出版的《马克·吐温短篇小说》（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关于马克·吐温作品的译名问题，张友松先生、董衡巽先生和叶冬心先生等许多学者都翻译了马克·吐温的小说，本书中的译名在注重原文的基础上吸取了各位名家译名的优点，有的则是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火车上的食人族》，张友松译为《火车上的嗜人事件》、叶冬心译为《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因小说主要刻画的是一群冷血的政客形象，故将其突出体现在题目当中。《一张百万英镑的钞票》（The￡1,000,000Bank-Note），有人译为《百万英镑的钞票》或《百万钞票》，因文中的钞票是仅有的一张巨钞，因此译为《一张百万英镑的钞票》。《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有人译为《天堂欤？地狱欤？》，因文中主要体现了主人公对上天堂和下地狱之间选择的矛盾，为更符合小说的情节和主题所以译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是生是死？》，张友松译为《他是否还在人间？》，虽然寓意甚佳，但与英文相去甚远，所以没有采用。
本书具体分工如下：《卡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一个鬼故事》、《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亚当夏娃日记》、《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和《寓言一则》由李丹导读、注释和翻译；《火车上的食人族》、《竞选州长》、《一个真实的故事》、《被偷的白象》和《他是生是死？》由孙继涛导读、注释和翻译；《我怎样编辑农业报》、《爱德华·米尔斯与乔治·本顿的故事》、《一张百万英镑的钞票》和《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由董红英导读、注释和翻译。全书体例结构由朱振武教授精心设计安排。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朱教授给予了三位撰者悉心的指导和极大的帮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在此谨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马克·吐温的文学用语极富地方特色，口语和方言使用极多，因此，导读、注释和翻译过程中，难点重重，疏漏纰缪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李丹2010年仲夏The Notorious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卡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卡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The Notorious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1865，以下简称《跳蛙》）讲述的是美国西部矿区里一个嗜赌成性的矿工吉姆·斯迈利的故事。作为马克·吐温成名之作的《跳蛙》是直接根据美国西部流传的民间故事写成的，故事本身并无多少可笑之处，但小说在结构方面的精巧构思和语言方面的独特创新却为其强化了幽默效果。
故事开始写的是“我”受好友之托，要向西蒙·惠勒老人打听一个名叫利奥尼达斯·W.斯迈利的消息。可西蒙·惠勒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吉姆·斯迈利的赌博史来。小说以“我”的叙述作为开场白和结束语，中间则全是西蒙·惠勒在讲故事。这样一来，这篇作品就出现了两个叙述者，形成了一种“故事中有故事”的叙事结构。这两位叙述者犹如对口相声中的捧哏与逗哏，一唱一和，把一件本不搞笑的事说得极为活泼有趣。作为“逗哏”的西蒙·惠勒是一个有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和善老头，他在讲述吉姆·斯迈利那荒诞无稽的赌博趣闻时总是“不露笑脸，不皱眉头”，表情严肃得似乎都不知道他所讲故事中的可笑之处，他那冷淡的叙事口吻与滑稽的故事内容形成鲜明对比，产生了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效果。而作为“捧哏”的“我”一开始就像被逮住的猎物般让西蒙·惠勒用椅子给堵在了角落里，被迫听他那“令人恼火”和“乏味冗长”的往事；“我”被这些没完没了、一连串的赌博故事烦得要死，而西蒙讲述时却始终怀着“一股感人至深的热诚和真挚”；最后“我”找了个机会溜走了，而西蒙讲的故事似乎才刚开头。小说就在这两人一冷一热的鲜明对比中铺展出了层层幽默的场景。
此外，这两位极具地方特色的叙述者还被赋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故事中的“我”是受东部的朋友所托来到西部打听朋友儿时友伴的消息。“我”正如东部新英格兰地区那些秉承英国传统斯文文风的绅士，所用的是极为规范的书面语；而西蒙·惠勒则代表着粗犷豪迈的西部拓荒者，用的是方言口语。整个故事也正是因为了有西蒙·惠勒这个西部矿区老头的角色才带有了西部民间口头文学的浓厚色彩，从而呈现出了一种轻松诙谐的幽默语境。而这样一种大范围地运用方言口语来进行文学创作在当时的美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美国文学仍旧依附着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传统，崇尚的是得体规范的语言和高雅的文学趣味。马克·吐温的《跳蛙》正如一场清新的春雨，不仅扫去了旧日的陈腐文风，还为美国文学的茁壮成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后，马克·吐温也一直不忘提炼加工美国的民间口语，使自己的语言始终保持简洁朴实、生动幽默的特色。美国著名文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海明威说“所有的美国作品都发源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指的也正是马克·吐温自创作《跳蛙》以后所凝练而成的独具一格的语言特色。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est of a friend of mine, who wrote me from the East, I called on good-natured, garrulous old Simon Wheeler, and inquired after my friend's friend, Leonidas W. Smiley, as requested to do, and I hereunto append the result. I have a lurking suspicion that LeonidasW. Smiley is a myth; that my friend never knew such a personage; and that he only conjectured that if I asked old Wheeler about him, it would remind him of his infamous Jim Smiley, and he would go to work and bore me to death with some exasperating reminiscence of him as long and as tedious as it should be useless to me. If that was the design, it succeeded.
I found Simon Wheeler dozing comfortably by the bar-room stove of the dilapidated tavern in the decayed mining camp of Angel's, and I noticed that he was fat and bald-headed, and had an expression of winning gentleness and simplicity upon his tranquil countenance. He roused up, and gave me good day. I told him that a friend of mine had commissioned me to make some inquiries about a cherished companion of his boyhood named LeonidasW. Smiley — Rev. LeonidasW. Smiley, a young minister of the Gospel, who he had heard was at one time a resident of Angel's Camp. I added that if Mr. Wheeler could tell me anything about this Rev. Leonidas W. Smiley, I would feel under many obligations to him.
Simon Wheeler backed me into a corner and blockaded me there with his chair, and then sat down and reeled off the monotonous narrative which follows this paragraph. He never smiled, he never frowned, he never changed his voice from the gentle-flowing key to which he tuned his initial sentence, he never betrayed the slightest suspicion of enthusiasm; but all through the interminable narrative there ran a vein of impressive earnestness and sincerity, which showed me plainly that, so far from his imagining that there was anything ridiculous or funny about his story, he regarded it as a really important matter, and admired its two heroes as men of transcendent genius in finesse. I let him go on in his own way, and never interrupted him once.
“Rev. Leonidas W. H'm, Reverend Le — well, there was a feller here once by the name of Jim Smiley, in the winter of '49 — or maybe it was the spring of '50 — I don't recollect exactly, somehow, though what makes me think it was one or the other is because I remember the big flume warn't finished when he first come to the camp; but any way, he was the curiousest man about always betting on anything that turned up you ever see, if he could get anybody to bet on the other side; and if he couldn't he'd change sides. Any way that suited the other man would suit him — any way just so's he got a bet, he was satisfied. But still he was lucky, uncommon lucky; he most always come out winner. He was always ready and laying for a chance; there couldn't be no solit'ry thing mentioned but that feller'd offer to bet on it, and take ary side you please, as I was just telling you. If there was a horse-race, you'd find him flush or you'd find him busted at the end of it; if there was a dog-fight, he'd bet on it; if there was a cat-fight, he'd bet on it; if there was a chicken-fight, he'd bet on it; why, if there was two birds setting on a fence, he would bet you which one would fly first; or if there was a camp-meeting, he would be there reg'lar to bet on Parson Walker, which he judged to be the best exhorter about here, and so he was too, and a good man. If he even see a straddle-bug start to go anywheres, he would bet you how long it would take him to get to — to wherever he was going to, and if you took him up, he would foller that straddle-bug to Mexico but what he would find out where he was bound for and how long he was on the road. Lots of the boys here has seen that Smiley; and can tell you about him. Why, it never made no difference to him — he'd bet on any thing — the dangdest feller. Parson Walker's wife laid very sick once, for a good while, and it seemed as if they warn't going to save her; but one morning he come in, and Smiley up and asked him how she was, and he said she was considerable better — thank the Lord for his inf'nit mercy — and coming on so smart that with the blessing of Prov'dence she'd get well yet; and Smiley, before he thought, says, ‘Well, I'll resk two-and-a-half she don't anyway.’
“Thish-yer Smiley had a mare — the boys called her the fifteen-minute nag, but that was only in fun, you know, because of course she was faster than that — and he used to win money on that horse, for all she was so slow and always had the asthma, or the distemper, or the consumption, or something of that kind. They used to give her two or three hundred yards' start, and then pass her under way; but always at the fag end of the race she'd get excited and desperate like, and come cavorting and straddling up, and scattering her legs around limber, sometimes in the air, and sometimes out to one side among the fences, and kicking up m-o-r-e dust and raising m-o-r-e racket with her coughing and sneezing and blowing her nose — and always fetch up at the stand just about a neck ahead, as near as you could cipher it down.
“And he had a little small bull-pup, that to look at him you'd think he warn't worth a cent but to set around and look ornery and lay for a chance to steal something. But as soon as money was up on him he was a different dog; his under-jaw'd begin to stick out like the fo'castle of a steamboat, and his teeth would uncover and shine like the furnaces. And a dog might tackle him and bully-rag him, and bite him, and throw him over his shoulder two or three times, and Andrew Jackson — which was the name of the pup — Andrew Jackson would never let on but what he was satisfied, and hadn't expected nothing else — and the bets being doubled and doubled on the other side all the time, till the money was all up;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would grab that other dog jest by the j'int of his hind leg and freeze to it — not chaw, you understand, but only just grip and hang on till they throwed up the sponge, if it was a year. Smiley always come out winner on that pup, till he harnessed a dog once that didn't have no hind legs, because they'd been sawed off in a circular saw, and when the thing had gone along far enough, and the money was all up, and he come to make a snatch for his pet holt, he see in a minute how he'd been imposed on, and how the other dog had him in the door, so to speak, and he 'peared surprised, and then he looked sorter discouraged-like, and didn't try no more to win the fight, and so he got shucked out bad. He give Smiley a look, as much as to say his heart was broke, and it was his fault, for putting up a dog that hadn't no hind legs for him to take holt of, which was his main dependence in a fight, and then he limped off a piece and laid down and died. It was a good pup, was that Andrew Jackson, and would have made a name for hisself if he'd lived, for the stuff was in him and he had genius — I know it, because he hadn't no opportunities to speak of, and it don't stand to reason that a dog could make such a fight as he could under them circumstances if he hadn't no talent. It always makes me feel sorry when I think of that last fight of his'n, and the way it turned out.
“Well, thish-yer Smiley had rat-tarriers, and chicken cocks, and tomcats and all them kind of things, till you couldn't rest, and you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