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短篇小说(英文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振武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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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短篇小说(英文版)试读：

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

海明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郊外的橡树园。他以外祖父的名字命名，从祖父姓。海明威一家同鳏居的外祖父一起住在他那位于橡树园的带有维多利亚风格的住宅里。海明威的父亲是位酷爱野外运动的医生，母亲是个虔诚的新教徒。他与当医生的父亲一起行医、狩猎及捕鱼的经历，构成他以后的尼克·亚当斯故事系列的重要素材。海明威的童年生活丰富多彩，富足安康，但是父母感情时有不和，也在幼小的海明威心里投下了阴影，这也许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海明威后来在他的多次婚姻中总是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从1913年到1917年，海明威就读于当地的中学。在学校期间，他不仅体育天赋非常突出，热衷于拳击和橄榄球运动，而且文学天赋初显，是其所在中学的校报编辑。海明威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进大学深造，而是通过一位亲戚的介绍来到了堪萨斯州，成为《堪萨斯明星报》的一名记者。“这家报馆要求记者写文章使用短句和短小的段落，在这种严格的技术训练中，形成了他独特的文体风格和艺术上的自觉”，并被他发展成为体现他小说创作风格的冰山原理。这期间记者身份的社会见闻也为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海明威中学尚未毕业的时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5月，海明威和几个朋友在纽约乘船奔赴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参战，作为红十字会的司机，开赴意大利前线。不久他即于7月在前线身负重伤，当时他先后被奥地利部队的迫击炮弹片以及机关枪所击中。据海明威后来的家信记载，他此次受伤227处。海明威作为在意大利受伤的第一个美国人，得到了意大利政府所授予的十字军功勋章和银质勇敢勋章。海明威受伤后住在意大利米兰的一所医院里。在疗伤恢复期间，海明威爱上了医院里的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年长他七岁的护士库洛斯基（Agnes Von Kurowsky）。这段浪漫史以库洛斯基钟情于一位意大利军官而告幻灭。但是海明威对意大利无疑是情有独钟的。在他以后的记者生涯和游历经历中，他曾多次故地重游。他是在那里追寻着当初那一段纯真恋情的魅影，还是在试图消除战争创伤在他身体上和心灵上所撒下的阴影呢？

一战结束后，海明威回到美国的消息受到报纸隆重地报道，他也成了他家乡橡树园的战斗英雄。当英雄的光环如烟花般很快散尽之后，海明威发现自己无所事事，荒废时日，与母亲的观念冲突也日益凸显。海明威离家前往芝加哥，想通过写作来谋生以证明给家人和自己看。在芝加哥期间，海明威遇到了他的婚姻生涯以及文学生涯中的两个重要人物。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大他八岁的“高个子红色短发女孩”哈德莱·理查逊（Hadley Richardson，1891—1979），他们于1921年秋结为伉俪。哈德莱倾心于海明威光芒四射的青春活力，她所继承的一小笔遗产也暂时缓解了海明威拮据的生活困境。另一位是海明威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位贵人：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安德森在扶持文学新人方面几乎是不遗余力，海明威、福克纳等都受到过他慷慨的扶持。他见到海明威时，觉得海明威不仅有着强烈的人格魅力，而且才华横溢，因此他热心地推荐海明威到巴黎去游历。

当时的巴黎是世界艺术的大都会、各种先锋艺术及新潮思想流派的试验所。一战后美元坚挺的走势也使得美国人在巴黎的生活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1921年底，海明威携新婚妻子前往巴黎。这时他已谋得《多伦多星报》驻欧记者的职位，定期为这家报纸报道欧洲的政治形势和生活状况，这样他就开始了一边当记者一边学习文学创作的海外生活。在这期间，海明威曾报道过当时欧洲的热点政治话题，如希土战争以及日内瓦会议。当这对新婚夫妻到达巴黎时，正值既寒冷又阴郁的冬季。夫妇俩住在巴黎贫困地区的一幢简陋的公寓里。这一时期的巴黎生活虽然贫苦，却是海明威创作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巴黎，海明威成为侨居在巴黎的众多美国文学艺术家中的一员。通过安德森的书信引荐，海明威走进了位于巴黎花园街27号的斯坦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的文学艺术沙龙，并在那里以其专注的眼睛、四射的青春活力以及文学青年对文学事业的热望而受到热忱的接待和衷心的欢迎，继而成为那里的常客。当时的海明威还只是一头外貌英俊、性情温顺的尚未醒来的狮子，而斯坦因则是侨民集居地的女王，巴黎先锋派的领头人，也是现代艺术的领袖。安德森在其信中也将海明威引荐给了斯坦因沙龙里的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nd,1885—1972）。庞德是一位远游异乡的自我流放诗人，他“不仅是一个极具号召能力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培育文学新人、和蔼可亲的慈善家和辛勤的园丁”。庞德曾慷慨地帮助和资助过艾略特与乔伊斯，他对海明威的实验性创作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耐心的帮助。1923年，在巴黎朋友圈的帮助下，海明威的第一部作品《三个故事与十首诗歌》（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发表，但出版后反响平平。海明威参加一战时充满热情，他也曾为自己在意大利前线受伤而骄傲，但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对战争的意义及神圣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在《俘虏》（Captives）中这样描写战争的幸存者：“一些人带着镣铐走来 不觉悔悟 只感疲劳”。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巴黎生活是海明威文学创作生涯中极其重要的时期。那时的海明威虽然是无名小辈，但他的勤奋、好学、活力以及传奇的战争经历使得他从他所交往的侨民圈里得到了肯定、鼓励、帮助和友谊。1924年初为人父时，海明威不仅生活拮据，而且面临着《多伦多星报》工作的压力，这一切使他雄图难展，抱负难施。斯坦因睿智的双眼洞察了海明威的窘困，因此告诫海明威放弃报社的工作，专心从事写作。海明威听从了斯坦因的劝告，向《多伦多星报》辞职，但他在星报的工作直到1924年底才得以结束。海明威为星报写的大多数报道在1985年被集结成册——《日界线：多伦多》（Dateline:Toronto）。1924年间，海明威陆续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

1925年4月底，海明威在法国遇到了与自己年纪相仿但却已是美国畅销书作家的F. S.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并与他一见如故。菲茨杰拉德给予了当时的海明威不少帮助。据传，两人的关系是如此之好，以至于菲茨杰拉德的妻子赛尔妲都开始吃醋了。海明威认为菲茨杰拉德的才能“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自然”，但在其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里，他把菲茨杰拉德称作是被对富人的莫名的敬畏给毁了的年轻人。

在巴黎游历四年之后，1925年海明威迎来了他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也成为他第一段贫困而艰涩的婚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1925年春，海明威在巴黎遇见了与他同属巨蟹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富家女子保琳·帕发弗（Pauline Pfeiffer,1895—1951）。同年10月，海明威在美国纽约首次发行的处女作《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海明威于1924年在巴黎集结成小册出版的《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的拓展本。《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洗练、简约而又清新的风格受到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ond Wilson,1895—1972）的高度赏识。威尔逊是其所处的时代里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他的评论帮助推出了诸多美国文坛大师，如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和纳博科夫等。他称赞海明威的作品就像是用针刻在钢板上一样。《在我们的时代里》的题名源自于英国《祷告书》里的一句祷告词：“主啊，在我们的时代给予我们和平。”《在我们的时代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故事，一方面是追捕、斗牛、亡命天涯、战争、穷困等主题，一方面是来自于密执安的美国男孩尼克·亚当斯在一战前后的成长见闻。由于故事大多充斥着暴力、血腥和贫困，因此书名暗讽这是个没有和平的年代。这些故事标志着海明威独特的叙事风格的形成，这主要是指“用非常简约的语言暗示小说的主题，包括淡化背景，用对话和细节揭示故事的发展……再加上‘零度结尾’，留下不少空白由读者去填补”。

1926年海明威的文学生涯开始走向辉煌。同年10月，《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发表。这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带有半自传性质，初稿完成于1925年9月。《太阳照常升起》被认为是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有两个题词，其中一个题词是斯坦因转述的一位车行老板的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另一个题词是《传道书》（Ecclesiastes）的第一节《人生的虚空》中的一段话：“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太阳照常升起》描述了一群战后客居法国的英美年轻人，在表面的喧嚣与浮躁下，他们生活的实质却是空虚与迷惘。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Jake Barnes）因在战争中负伤而成为性无能者，无法同心爱的女主人公勃莱特·阿施利（Brett Ashley）成婚。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整日酗酒、钓鱼、看斗牛等。“迷惘的一代”这一题词道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的心态：战争使传统的精神信仰之柱坍塌，现下纸醉金迷的生活所掩盖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以及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凉。这部小说发表后，受到批评界和读者的一致欢迎，小说中主人公的生活方式被现实中的年轻人竞相效仿，“迷惘的一代”成为当时一种时髦的个性标签。

1926年海明威告别了无名和贫困，他同他早期巴黎的朋友圈以及第一任妻子的关系也开始发生质变。威尔逊在对《在我们的时代里》的评论中，曾提及海明威的作品有受到舍伍德·安德森影响的痕迹。舍伍德可以说是海明威早期文学创作道路中重要的伯乐，但此时的海明威事业正蒸蒸日上，其好强、好斗的性格也渐趋显现出来。海明威在他于1926年所创作的《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中，把安德森作为了嘲讽的对象，着意夸大并戏仿安德森《黑色的笑声》（Dark Laughter, 1925）的主题及文风，“公开表示他摆脱了安德森的某种刺目的弱点”。《春潮》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冷酷的毁灭。斯坦因在《春潮》里也成为一个被嘲讽的对象：“啊，这个女人真了不起！她那些文字实验把她引导到了什么地步啊？”

同年8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海明威于1927年初与哈德莱离异，之后不久便在巴黎与保琳结婚。哈德莱一生都与海明威保持着朋友关系。保琳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海明威与保琳结婚初期，皈依了天主教。同年，《没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发表。在这些小说中，少年尼克的形象渐趋清晰和完整。尼克的形象无疑有着海明威少年生活、记者生涯和战争生活中的痕迹。1927年，有关尼克的短篇小说被收录成《尼克·亚当斯故事集》（The Nick Adams Stories）。1928年，海明威和保琳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基伟斯特（Key West）。同年年末，海明威的父亲在橡树园饮弹自尽。次年，海明威巴黎时期的好友美国诗人哈里·克洛斯比（Harry Crosby）与情人双双殉情身亡。这些事件都在海明威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1929年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的发表使得海明威名利双收。小说以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 Henry）与凯瑟琳·巴克利（Katherine Barkley）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揭示了战争对于个人幸福的摧残以及对普通人的理想和激情的愚弄，带有明显的反战情绪。小说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质。主人公亨利的战争经历和住院经历与作者一战期间在意大利前线和米兰医院的经历相似，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是以海明威在米兰医院时的恋人为原型，而海明威现任妻子保琳生儿子时的难产则又为凯瑟琳的结局提供了素材。主人公亨利在大战期间为救护队工作，在意大利前线负伤，在米兰医院时与凯瑟琳相爱。凯瑟琳怀孕三个月时，亨利伤愈返回前线，看到士兵中大多有厌战情绪。此时正值意军撤退，撤退途中亨利因有外国口音而被意大利保安部队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被判处死刑。亨利伺机逃脱，与凯瑟琳一起逃往瑞士，寻求个人与战争的单边媾和。但这单边媾和的理想因为凯瑟琳难产时母子双亡而告罄，唯剩亨利独自一人在雨中返回异乡旅店。这部小说揭示了掩盖在美国对战争的神圣宣传下的利益本质。战场上毫无意义的互相残杀使得人就像着了火的木柴上爬满了的“蚂蚁”。在国家机器所发动的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个人的命运无法自主，主人公亨利最后放弃了他曾试图为之献身的“四种理想”——宗教、爱国、爱情、博爱等精神支柱——而踏上迷惘之路。《永别了，武器》出版时正值美国的经济危机时期，但小说却久居畅销书榜首。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将海明威推向了文学大师的宝座，而此时的海明威刚至而立之年。

20世纪30年代初期，保琳富有的叔叔格斯·帕发弗给海明威夫妇在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基伟斯特买了一幢房子。此时的海明威事业有成，妻儿称心，生活无忧，经常和格斯一起至深海钓鱼、观看斗牛，并在格斯的资助下至非洲打猎。这期间，他发表的作品比较少，除了通讯报道外，主要有《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 1932）和《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非洲的青山》是描写狩猎的纪实性作品。《死在午后》是部关于斗牛的专著，反映了海明威丰富的斗牛知识。他的小说《打不败的人》和《太阳照常升起》中斗牛士（matador）所展现的在压力下的优雅，体现了海明威式的硬汉形象。在《死在午后》中，海明威阐述了自己的创作体会，他把创作原理比喻成冰山：“一座冰山的仪态之所以庄严，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从非洲狩猎回来，海明威于1936年发表了两篇较长的以狩猎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这两部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主题仍旧是死亡与救赎。

同年年底，海明威在基伟斯特遇见了后来成为他的第三位妻子的玛莎·盖尔荷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玛莎是小说家、新闻记者，她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战地记者之一。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1937年2月，海明威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战地记者与玛莎在欧洲会合，共赴西班牙报道西班牙内战，并于同年在巴塞罗那共度圣诞。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发表了《有钱人和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 1937），剧本《第五纵队》以及《首辑四十九篇》合集（The Fifth Column and the First Forty-Nine Stories, 1938）。《首辑四十九篇》包括了海明威在其他小说集里所发表的很多著名的短篇小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1940年10月，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出版。这是一部反法西斯小说。主人公罗伯特·乔丹（Robert Jordan）是美国一位在大学教西班牙语的教师，他自愿来到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这部作品的叙事以同心圆方式展开，同心圆的中心人物是乔丹，中心事件是炸桥。圆圈依次荡开，反映了内战中各种势力的纷繁纠纷。主人公乔丹最后身负重伤，生死未卜。这部小说是欧美现代文学中反映西班牙内战的优秀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明威的左派思想和理想主义色彩。

1940年11月，海明威与保琳离婚，并于同月与同居了四年的玛莎结婚。值得一提的是，玛莎与海明威的前两任妻子有诸多不同。哈德莱曾与海明威度过了巴黎岁月最艰苦的一段时光，可以说是海明威的糟糠之妻。海明威与保琳结婚后，功成名就，妻家富有，衣食无忧，享尽奢侈。但好动的海明威是只系不住的风筝，婚后他的足迹仍然踏遍美洲、欧洲和非洲。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保琳，如果要陪在基伟斯特的孩子们就无法陪四处游历的海明威，要陪伴丈夫却又得离开幼小的孩子们。玛莎在海明威和保琳婚姻生活中的出现并不是一个三角恋爱故事的惊人重演。海明威与保琳同为视角敏锐的战地记者，婚前婚后曾一起报道西班牙内战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和英国等地。但这段看似志趣相投的婚姻却只持续了四年。如果说保琳的困境是当贤妻还是当良母的选择，玛莎却拒斥“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这一标签。她声称根本无意成为别人生活的注脚，并将不提及海明威作为接受别人采访的条件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玛莎更像是一个与他在事业上竞争的对手。在二战的硝烟中，他俩充满着火药味的短暂的婚姻生活也以海明威在伦敦遇见了新闻记者玛丽·威尔士（Mary Welsh，1908—1986）后所上演的激情戏而告终结。1945年，玛丽成为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而海明威则成为玛丽的第三任丈夫。纵观海明威的小说创作和人生历程，可以看到一道截然不同的分水岭。海明威小说中有着鲜明特色的女主人公形象不多，且大多为扁平人物，这被认为是海明威小说创作中的不足之处；但海明威的婚姻生活及各种艳遇中的女人则是多姿多彩的，在一定程度上她们也是海明威所处时代的各式女性形象的缩影。

1950年海明威发表了《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评论界对之反应冷淡。但两年后出版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却被认为是海明威创作中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篇幅较短，故事情节简单。故事写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Sandiago）已经有84天没打到鱼了，第85天出海时有一条1500磅左右的马林鱼上钩。这条鱼将圣地亚哥的船拖到深海，经过艰苦的搏斗，圣地亚哥终于制服了马林鱼，但在返航途中却遭到鲨鱼群的袭击，靠岸时，这条马林鱼只剩下一根长长的白骨。圣地亚哥被认为是海明威式的英雄硬汉形象的提炼和升华。小说通过圣地亚哥所驾驶的挂着破帆的孤舟在沧海深处的历险，展现了垂暮之年的老人圣地亚哥在必败的命运前所显示的非凡的勇气和优雅的风范。“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圣地亚哥在战胜第一条鲨鱼后所说的这句话成为用来概括海明威式英雄的经典名言。《老人与海》发表后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高度认可，1953年这部小说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老人与海》在颁奖词中被认为是海明威“叙事技巧的典范”。《老人与海》的发表为海明威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此时他的身体却是每况愈下。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就开始被各种疾病所困扰。1954年在非洲狩猎时飞机失事，更加严重地摧毁了他的身体。一个月后他所遭遇的一场林区大火更使他的身体雪上加霜，以至于使他无法亲赴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

年近花甲的海明威不仅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1960年由于古巴革命，海明威及家人不得不离开他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东部郊外居住了多年的观景庄（Finca Vigia）。作为左翼作家的海明威，早在二战期间就曾受到过FBI的监视。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驻古巴大使告诉海明威，美国决定对古巴实行封锁，美国政府希望海明威离开这个他所热爱的热带家园，以表示他的爱国之心。海明威当时立马回绝。但是，夹在古巴征用外国资产的运动以及美国政府的压力的夹缝中，他个人的坚持犹如螳臂当车。1960年7月，海明威61岁生日过后，他携妻儿离开了古巴。早期海明威的“迷惘的一代”式的挥霍生命的生活方式并未因他后来创作的硬汉形象有所改变。至1961年，注重感官享受的海明威已是多种疾病缠身，酗酒、糖尿病以及身体内脏的损伤也使得曾对男欢女爱有着极度热情的海明威的性无能状况愈加明显。早在1961年春，海明威就曾“两次试图自杀”。这期间，他还患上了狂躁抑郁症，不得不在美国的梅奥诊疗中心（Mayo Clinic）接受电休克疗法。电休克疗法又部分导致了他的记忆力减退及写作天赋的颓化。海明威再也没能回到他所挚爱的古巴。1961年7月2日，在离开古巴一年后，在距离海明威的62岁生日不到三个星期的清晨，海明威在爱达荷州（Idaho）的凯特丘姆（Kethum）用一把双管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明威的自尽，到底是“迷惘的一代”情结的延续，还是“海明威式英雄”的不愿意屈从于既定命运的写照，这个疑问一直伴随着所有喜爱海明威的读者。如海明威自己所说：“如果钱来得太早，而你爱创作又爱享受生活，那么，要抵制这种诱惑，可是需要很强的个性。创作一旦成了你的大毛病，给了你最大的愉快，只有死了才能了结。”当他的艺术创造力随着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几近枯竭，此时肉体的苟活对他来说变得毫无意义。在海明威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与他的作品同时引人注目的，还有海明威的个人形象和生活方式。他的照片曾刊登在《生活》及《时代》杂志的封面，他的生活方式曾被无数人效仿追捧。因此，可以说海明威是一不小心就被艺术之神所格外眷顾了的一位尽情享受生活的作家。

弗罗斯特于海明威离世的次日在《纽约时报》上对海明威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他意外地饮弹身亡一如他的豪放不羁、无所畏惧的生活方式。如果可以说庆幸二字，那么我们庆幸他给了自己时间使自己伟大。他的叙述风格对我们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覆盖了他所处时代的很多重大政治事件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他的作品大多带有自传的性质。具有海明威创作特色的冰山原理体现在他所娴熟运用的各种叙事艺术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海明威作为一代文体大师的影响超出了他作为一个故事家的影响，他的作品消弭了“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之间的鸿沟”。关于海明威的叙事主题和叙事艺术，张薇先生在《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一书中，认为海明威的小说有两种叙事模式，即硬汉小说及非硬汉小说；在体现这两个模式时，海明威运用不同的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声音以及叙事情境等叙事艺术，展现了他的冰山创作原理的艺术实践。关于海明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林疑今先生在《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有着很精辟的阐释。“海明威不仅反映当代事物的现象，而且力图反映当代的现实，特别是时代精神。”最能体现出时代精神的是海明威式的英雄硬汉形象。“即便是在海明威表现极度悲痛的小说中，他仍然作出正面的肯定：人生虽然无意义，无目的，无方向，但行为还得遵循一定的准则……一个人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敌我悬殊的压力下保持风度，败要败得漂亮，虽然败于邪恶黑暗的势力，精神上还是胜利的——这胜利既表现于《丧钟为谁而鸣》中西班牙普通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中，也表现于《老人与海》中古巴渔民与大鱼的斗争中。”

海明威是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美国现代主义作家。关于海明威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邱平壤先生编著的《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里有十分详尽的叙述。杨金才先生在《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里，指出我国对海明威的翻译和评论呈现马鞍形的态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介绍海明威的第一个高潮，解放之后至文革时期出现低谷，改革开放之后又迎来第二个高潮。自此海明威热在中国读者及评论界中一直是高温不降。他的作品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是《杀手》，1929年由黄嘉谟先生翻译，译名为《两个杀人者》。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董衡巽、刁邵华、杨仁敬等先生研究海明威的论文及专著为80年代开始的海明威研究热起到了极大的引导和推进作用，如董衡巽先生的《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刁绍华先生的《海明威：1899—1961》（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吴然先生的《海明威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邱平壤先生等编著的《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杨仁敬先生编著的《海明威在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这期间，国外海明威研究专家有关海明威的传记和评论集也相继被翻译出版，如周国珍先生所译的《海明威传》（库尔特·辛格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安全先生所译的《海明威传》（卡洛斯·贝克著，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年），萧耀先先生所译的《海明威传》（杰弗里·迈耶斯著，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等。直至2009年6月，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文史哲一栏里检索到从1980年起以海明威为主题的论文共有三千多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见证了海明威的著作在中国翻译的春天。他的四大长篇小说以及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的翻译都相继问世。199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16卷的《海明威文集》，覆盖了海明威所有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创作，使得读者可以欣赏到海明威创作的概貌。

本书16篇短篇小说都选自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所出版的《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观景庄版》（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The Finca Vigia Edition）。本书所选小说大多是在海明威各时期的短篇小说集中反复被选录的名篇。在所选的篇目中，有海明威的被拍成电影了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印第安人营地》、《三天大风》、《士兵之家》、《越野滑雪》、《在异乡》、《杀手》、《你们绝不会这样》等短篇从特定的侧面反映了少年尼克到青年尼克的成长足迹。《打不败的人》中的斗牛士曼纽尔是体现出重压下的优雅的海明威式英雄，《雨中的猫》、《白象似的群山》以及《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展现出海明威独特的性别关注视角。《世上的光》是海明威在《首辑四十九篇》序里提到的一篇“没有别人喜欢的”、但他自己非常喜欢的小说。《一天的等待》曾被收录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精读）课本。而《杀手》则是海明威的写作风格最初在美国得到认可、欣赏并持续热爱的短篇，也是他的最早被译为中文的作品。

在这部海明威短篇小说评注中，《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及《雨中的猫》等篇由杨鸿雁完成导读、注释和翻译；《杀手》、《三天大风》、《打不败的人》、《在异乡》、《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世上的光》及《一天的等待》等篇由耿心完成导读、注释和翻译，《印第安人营地》、《士兵之家》、《越野滑雪》、《白象似的群山》、《你们绝不会这样》、《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等篇由曹小庆完成导读、注释和翻译。朱振武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杀青之际，恰逢笔者负责主持的《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叙事策略》获批湖北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的重点项目，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巧事。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一直受到朱振武先生悉心的关怀和指导。朱振武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睿智豁达的人格魅力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撰写过程中，我们也从国内的海明威研究专家和译者的思想智慧里获得了很大的启迪。由于水平有限，我们的工作中肯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诚望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和各位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和帮助。杨鸿雁2010年仲夏于三峡大学The Killers杀手《杀手》（The Killers, 1927）曾被誉为美国短篇小说之经典，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篇小说主要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暗杀未遂的故事：两名杀手挟持了一家快餐厅的工作人员，并布置好杀人现场，准备枪杀一名拳击手；然而，这名拳击手始终未曾出现；杀手离开之后，服务员尼克向被杀目标人通风报信，却得知早已知晓此事的他并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尼克对此颇为震惊，决定离开小镇。初读这篇小说，很多读者都会被其题目所吸引，对小说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很是期待。然而阅读完毕，读者的心中便不免会增添几分失落感，因为这篇描写暗杀事件的小说不仅情节简单，而且没有过多用于营造恐怖与紧张气氛的文字，除了作者寥寥数笔的描述外，小说的多半篇幅都被人物对话所占据，换句话说，这篇小说是在人物对话中完成的。众所周知，小说是一门以叙事见长的艺术，而人物对话便是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精彩的人物对话不仅能够呈现故事情节并推动其发展，而且可以刻画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篇小说起笔突兀，非但没有介绍人物，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做只言片语的交代。读者了解小说内容的唯一途径便是人物对话，而这贯穿全篇的人物对话看似简单无奇，实则蕴意丰富。伴随着人物对话的展开，小说情节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无论是两名杀手在点菜时的故意刁难以及布置暗杀现场的举动，还是最后尼克同被杀目标人安德森的见面，都通过人物对话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作者还巧妙地运用了符合说话人身份的个性化语言，使读者能够从中窥视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两名杀手在等待安德森到来期间同乔治等人的嬉笑言谈，将他们二人的冷酷狡猾暴露无遗；目睹了整件事情经过的乔治在同两名杀手周旋时所表现出的从容镇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沉稳老练；答应去通知安德森时，尼克一句简单利索的“好”便折射出了他乐于助人的品质；厨师萨姆在规劝大家不要招惹麻烦时的言语，将他的胆小怕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之后，在赫希公寓里，知情的安德森所表现出的无动于衷以及他对于尼克伸出的援助之手的拒绝，则反映了他在死亡面前镇定自若和坚韧刚毅的气概。上述这些人物形象均被小说中的对话表现得栩栩如生，甚至会在读者心中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这篇小说成功地见证了对话艺术的魅力，不愧为一篇难得的佳作。

The door of Henry's lunch-room opened and two men came in. They sat down at the counter. “What's yours?” George asked them.

“I don't know,” one of the men said.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Al?”

“I don't know,” said Al. “I don't know what I want to eat.”

Outside it was getting dark. The street-light came on outside the window. The two men at the counter read the menu. From the other end of the counter Nick Adams watched them. He had been talking to George when they came in.

“I'll have a roast pork tenderloin with apple sauce and mashed potatoes,” the first man said.

“It isn't ready yet.”

“What the hell do you put it on the card for?”

“That's the dinner,” George explained. “You can get that at six o'clock.”

George looked at the clock on the wall behind the counter.

“It's five o'clock.”

“The clock says twenty minutes past five,” the second man said.

“It's twenty minutes fast.”

“Oh, to hell with the clock,” the first man said. “What have you got to eat?”

“I can give you any kind of sandwiches,” George said. “You can have ham and eggs, bacon and eggs, liver and bacon, or a steak.”

“Give me chicken croquettes with green peas and cream sauce and mashed potatoes.”

“That's the dinner.”

“Everything we want's the dinner, eh? That's the way you work it.”

“I can give you ham and eggs, bacon and eggs, liver—”

“I'll take ham and eggs,” the man called Al said. He wore a derby hat and a black overcoat buttoned across the chest. His face was small and white and he had tight lips. He wore a silk muffler and gloves.

“Give me bacon and eggs,” said the other man. He was about the same size as Al. Their faces were different, but they were dressed like twins. Both wore overcoats too tight for them. They sat leaning forward, their elbows on the counter.

“Got anything to drink?” Al asked.

“Silver beer, bevo, ginger-ale,” George said.

“I mean you got anything to drink?”

“Just those I said.”

“This is a hot town,” said the other. “What do they call it?”

“Summit.”

“Ever hear of it?” Al asked his friend.

“No,” said the friend.

“What do you do here nights?” Al asked.

“They eat the dinner,” his friend said. “They all come here and eat the big dinner.”

“That's right,” George said.

“So you think that's right?” Al asked George.

“Sure.”

“You're a pretty bright boy, aren't you?”

“Sure,” said George.

“Well, you're not,” said the other little man. “Is he, Al?”

“He's dumb,” said Al. He turned to Nick. “What's your name?”

“Adams.”

“Another bright boy,” Al said. “Ain't he a bright boy, Max?”

“The town's full of bright boys,” Max said.

George put the two platters, one of ham and eggs, the other of bacon and eggs, on the counter. He set down two side-dishes of fried potatoes and closed the wicket into the kitchen.

“Which is yours?” he asked Al.

“Don't you remember?”

“Ham and eggs.”

“Just a bright boy,” Max said. He leaned forward and took the ham and eggs. Both men ate with their gloves on. George watched them eat.

“What are you looking it?” Max looked at George.

“Nothing.”

“The hell you were. You were looking at me.”

“Maybe the boy meant it for a joke, Max,” Al said.

George laughed.

“You don't have to laugh,” Max said to him. “You don't have to laugh at all, see?”

“All right,” said George.

“So he thinks it's all right.” Max turned to Al. “He thinks it's all right. That's a good one.”

“Oh, he's a thinker,” Al said. They went on eating.

“What's the bright boy's name down the counter?” Al asked Max.

“Hey, bright boy,” Max said to Nick. “You go arou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unter with your boy friend.”

“What's the idea?” Nick asked.

“There isn't any idea.”

“You better go around, bright boy,” Al said. Nick went around behind the counter.

“What's the idea?” George asked.

“None of your damned business,” Al said. “Who's out in the kitchen?”

“The nigger.”

“What do you mean the nigger?”

“The nigger that cooks.”

“Tell him to come in.”

“What's the idea?”

“Tell him to come in.”

“Where do you think you are?”

“We know damn well where we are,” the man called Max said. “Do we look silly?”

“You talk silly,” A1 said to him. “What the hell do you argue with this kid for? Listen,” he said to George, “tell the nigger to come out her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 him?”

“Nothing. Use your head, bright boy. What would we do to a nigger?”

George opened the slit that opened back into the kitchen. “Sam,” he called. “Come in here a minute.”

The door to the kitchen opened and the nigger came in. “What was it?” he asked. The two men at the counter took a look at him.

“All right, nigger. You stand right there,” Al said.

Sam, the nigger, standing in his apron, looked at the two men sitting at the counter. “Yes, sir,” he said. Al got down from his stool.

“I'm going back to the kitchen with the nigger and bright boy,” he said. “Go on back to the kitchen, nigger. You go with him, bright boy.” The little man walked after Nick and Sam, the cook, back into the kitchen. The door shut after them. The man called Max sat at the counter opposite George. He didn't look at George but looked in the mirror that ran along back of the counter. Henry's had been made over from a saloon into a lunch-counter.

“Well, bright boy,” Max said, looking into the mirror, “why don't you say something?”

“What's it all about?”

“Hey, Al,” Max called, “bright boy wants to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Why don't you tell him?” Al's voice came from the kitchen.

“What do you think it's all about?”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think?”

Max looked into the mirror all the time he was talking.

“I wouldn't say.”

“Hey, Al, bright boy says he wouldn't say what he thinks it's all about.”

“I can hear you, all right,” Al said from the kitchen. He had propped open the slit that dishes passed through into the kitchen with a catsup bottle. “Listen, bright boy,” he said from the kitchen to George. “Stand a little further along the bar. You move a little to the left, Max.” He was like a photographer arranging for a group picture.

“Talk to me, bright boy,” Max said. “What do you think's going to happen?”

George did not say anything.

“I'll tell you,” Max said. “We're going to kill a Swede. Do you know a big Swede named Ole Andreson?”

“Yes.”

“He comes here to eat every night, don't he?”

“Sometimes he comes here.”

“He comes here at six o'clock, don't he?”

“If he comes.”

“We know all that, bright boy,” Max said.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Ever go to the movies?”

“Once in a while.”

“You ought to go to the movies more. The movies are fine for a bright boy like you.”

“What are you going to kill Ole Andreson for? What did he ever do to you?”

“He never had a chance to do anything to us. He never even seen us.”

“And he's only going to see us once,” Al said from the kitch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kill him for, then?” George asked.

“We're killing him for a friend. Just to oblige a friend, bright boy.”

“Shut up,” said Al from the kitchen. “You talk too goddamn much.”

“Well, I got to keep bright boy amused. Don't I, bright boy?”

“You talk too damn much,” Al said. “The nigger and my bright boy are amused by themselves. I got them tied up like a couple of girl friends in the convent.”

“I suppose you were in a convent?”

“You never know.”

“You were in a kosher convent. That's where you were.”

George looked up at the clock.

“If anybody comes in you tell them the cook is off, and if they keep after it, you tell them you'll go back and cook yourself. Do you get that, bright boy?”

“All right,” George said. “What you going to do with us afterward?”

“That'll depend,” Max said. “That's one of those things you never know at the time.”

George looked up at the clock. It was a quarter past six. The door from the street opened. A street-car motorman came in.

“Hello, George,” he said. “Can I get supper?”

“Sam's gone out,” George said. “He'll be back in about half an hour.”

“I'd better go up the street,” the motorman said. George looked at the clock. It was twenty minutes past six.

“That was nice, bright boy,” Max said. “You're a regular little gentleman.”

“He knew I'd blow his head off,” Al said from the kitchen.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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