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明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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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风物志试读：
前言
在科技化持续加速、全球化不断升温的今天，有一种心声在对中国梦的追寻中渐渐清晰：让技术善待人文；让精神跟上物质。这种心声带动了两大文化现象：一是西学热的持续，所谓借鉴西方，完善华夏文化；二是国学热的升温，所谓回归传统，弘扬中华文化。这些文化现象催生了教育界对中西文化的新一轮探究。或回顾中西文明的历史脉络来比况现实，或对比文化领域的中西异同来寻找互通，或专注中西文化的精粹遗产来取精用宏。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学术争鸣的精深与单向文化的钻研无法让人快速感知中西文化泾渭分明的典型特征与简洁图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声中，如何融合中西优势，突破文化瓶颈，再创民族辉煌的话题方兴未艾，而且早已超越了学术命题的专利，成为学府内外各行各业广大读者追求国际视野，提升文化意识的人文主旋律。
本书的编著旨在顺应“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文化汇通时代之趋势与通识人文习得之需求，着眼于中西文化认知的通识性、高效性与启发性，潜心于文化对比层面的创新性、系统性与典型性。千年沉淀、万里风物，文化纷呈、无穷无尽。本书的模块设计是根据文化生活的高频率话题与文化分析层面的典型性提炼，不奢望涵盖文化领域的所有话题，也无意将中西对比呈现为对立，更无法避免不同视角下文化理念的重叠，但力图凝炼精华，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立足于融合学术与通识的文化对比视阈。本书以天时地利篇、历史名人篇、民俗生活篇、哲学价值篇及文学艺术篇共五大模块，引领读者轻松博览中西文化众象，品味历史风物精髓。本书编著原则是：（1）实用有趣、深入浅出：打造雅俗共赏的可读性特征，深化普及性认知。（2）精炼系统、直击核心：有序阐述文化的核心模块内容，浓缩文化对比精髓。（3）执一统众、以点见面：呈现典型文化对比元素，启发文化知识的触类旁通。
期待本书能带给读者瞬间闪烁的灵感视野和恒久不变的心灵启示。天地浩渺，物类万千，游历在古今长廊和中西之桥上的现代人是幸运的，虽不能人人文史哲贯通，中西学兼收，但“汇中西为博雅，聚文化成灵性”可以是现代读者适切的梦想，也是本书锐意创新悉心编著的初衷。
由于编著者水平所限，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严明谨识于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西文化風物志天时地利篇大河的孕育（Breed of river）&大海的造就（Born from sea）农耕的家园（Land of farming）&商业的天地（World of commerce）血缘的社会（Society of consanguinity）&地缘的邦国（State of geography）东方的山水（Eastern landscape）&西方的仙境（Western wonderland）魔都的节奏（Pace of metropolis）&神府的韵律（Rhyme in cities）木构的传统（Tradition of wood）&砖石的变革（Innovation of stone）大河的孕育&大海的造就别样天地华夏环境
华夏与西欧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极其不同的，二者差异甚大。古代的关中是华夏民族发源的主要地区，生态环境十分优美，是早期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选择区域之一。由于第四纪冰川作用对这里的影响远没有对欧洲、北美同纬度地区那样广泛和强烈，生物演化受到的影响较少，所以生物种类（包括特有种属）特别繁多，地理成分丰富，地质分布也比较混杂。华夏自然环境最突出的特点是季风影响显著，亚热带面积广阔，从南到北跨纬度12°之多，中国的亚热带植物在世界同类植物中所占面积也最大。同时，高原丘陵和山地占有很大比重，土壤和生物资源丰富。由于降水充沛，许多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在高原和平原地区形成了诸多水系，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对古代关中曾有赞美曰：“荡荡兮八川分流”，这就是后世津津乐道的“八水绕长安”之说的来源。中国的西安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十三朝古都，除了位于关中平原，气候宜人，军事战略位置优越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水源丰富。“长安八水”全长530公里，指的是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条河流，它们在西安城四周穿流，均属黄河水系。古都与长安八水是华夏民族生长之地的自然环境的缩影。华夏民族的最主要发源地是黄河流域，自古以来林茂草肥，属于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所以黄河也被称作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国人称其为“母亲河”。黄河流域每年都会产生16亿吨泥沙，其中有12亿吨流入大海，剩下4亿吨长年留在黄河下游，形成了冲积平原，十分有利于种植。西欧环境
如果说华夏的自然环境是一片为江河所滋润的大陆，那么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欧洲则处于一片蓝色波涛之中。亚洲大陆西侧的欧洲三面环海，在这片与中国面积相仿的土地上，海岸线长达3.8万公里，每260平方公里就有一公里长的海岸，海岸线比例高居各洲之首。欧洲延伸至海中的岛屿面积占到34%，陆海交错，港湾林立，由于大陆轮廓破碎，多在北纬36°～70°之间，海洋影响深入内陆，温带海洋性气候特征十分显著，地中海气候普遍分布。这里的典型植被为硬叶常绿旱生林和灌木丛。狭窄的陆地和多山地带及大面积的石灰岩和贫瘠土壤构成了这里的地貌环境。总体气候特征是冬季湿润，夏季炎热。地中海是一片大陆环绕的海域，水文特质独具一格，潮汐较小，海水很深，含盐量较高，在水域表面形成了沿岸海流，海域呈狭长形，分布着众多岛屿和小区域，不仅包括爱琴海诸岛，还有纵贯希腊半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脉丘陵和盆地，这些平原和谷地被一道道崎岖山岭割裂成狭小的地块，诸如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伯罗奔尼撒北部的迈锡尼，还有小亚细亚西部海岸的特洛伊、米利都、罗德岛以及后来建立的希腊人城邦。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只要有勇气应对大海的挑战，这里的海洋便构不成隔离的因素，反而成了地球上连接的因素。在这样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小块陆地群中，整个陆地距海都比较近，最远的不过500公里。以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为例，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它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等。它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多山环海，地势崎岖不平，仅有若干个小块平原，但又多为关隘和山川所阻隔。这里的土地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而适合种植葡萄和橄榄。这里海岸曲折，岛屿密布，海产资源比较丰富。对于在这块陆地繁衍的人群来说，海洋已经成为他们生活至关重要的资源，几千年来赋予了他们蓝色波涛的馈赠和挑战。一方水土大河文明
大河文明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故这种区域农业往往很发达。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所以大河文明也叫农耕文明。它的根基是大河流域，那里沃野千里，灌溉便利，有独特的农耕条件，农业是这些地区的人们生活发展的基本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在这种环境基础上发展的。汉族是东亚大河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它的起点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5 000年的连续性和成熟度在世界上无可比拟，中华炉火纯青的农耕技术和农业文明的绵延发展将华夏各民族串联起来，形成了以黄河、长江为主的大河文明，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文明。
大河农耕文明的一个科学指标就是多于400毫米的降雨量，科学家在画这条400毫米降雨量线时惊讶地发现，这条线和中国的第一标志万里长城几乎是完全吻合的。长城以南水量丰富，可以种稻谷、小麦，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这种文明的特点是早熟性、持续性和多样性。各类蔬菜谷物的生产也促使了各类农具的制作发展。中国是一个水量最丰沛、灌溉地域最大的淡水文明古国，华夏民族是一个依河而生、治水灌溉的民族。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首先要治水，大禹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中的英雄。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生活习俗，都蕴含着丰富的水文化元素，形成了以“水有灵异”为基本认识的敬水治水文化，始终追求人水的和谐关系。农耕文明和水文化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农耕文明没有侵略性，它从不远征，农耕文明下的人民，在自己的水域所灌溉的土地上聚族而居，世世代代守着自己的土地春耕秋收，四时交替，是水让他们拥有了这样一种生存方法。在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大河当中，依然在为一个伟大民族输送水量、灌溉、发展经济的，只剩下中国的大河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衰微的大河文明，而作为典型的大河文明，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扩张的行径，因为亚洲的大河流域水系，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我们祖先的稳定生存和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海洋文明
一种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因此说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引领人类的社会文化。海洋文明有其开放性，而大河文明则是封闭的。历史上海洋文明国家的主要代表是古希腊，而大河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古代中国，她们都是文明古国。在华夏早期文明封闭式发展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形成了海洋文明最早开发的舞台。海洋文明的故乡爱琴海区域没有繁茂的草原和大河流域，只有小块的岛屿和沿海平原，开放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海洋势能铸就了希腊人勇于开拓进取，兼收并蓄，向往征服的文化性格。
海洋文明也被称为次生的海上骑马民族的文明。由于陆地生存条件有限，四千多年前，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把西亚的商品经济文化传统发展到了海上，成为集海上商道为一体的典型的海上骑马民族。这些爱琴海的子孙不像江河流域的居民一样安土重农，更多的是在大海上凌波往来，用从海上劫掠到的资源，加上利用当地植物和矿产资源的制品换取生活资料，这使得海洋文明走向繁荣的起点。海洋文明依赖于另外一种水。这种水第一用来航行，第二用来晒盐，第三是近海的渔业捕捞。海洋文明所依籁的海水的三个作用，与大河文明相去较远。由于海蚀地貌不能种稻米作物，农业文明就不能发展，人们只好远航去找自己的活路。海水除了和淡水一样能作为循环整体来调节全球气候外，其主要功用是远航和运输。因此，这造成了海洋文明外向的结构特点。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贸易条件，沿海多良港，岛内森林茂密，可为建造航海船只提供原材，海洋民族海上贸易顺利时是商人，穷途末路时则是海盗。海洋文明的结构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带有很大的侵略性，因为它呈现的是此岸和彼岸的关系。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因素之后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海洋文明，它对以后地中海地区及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神话传说及航海技术和手段等方面。时空遥望治水史话
回顾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华夏大河文明，治水的历史深邃而悠长。“治国先治水，有土才有邦”是华夏祖先的传统思想。黄河、长江滋生了令世界敬仰的中华文化，而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堪称世界经典的水利工程，可谓造福一方的治水文化的典范。大禹、李冰、王景等古代治水英雄的背后，闪烁的是中国人治水理念的光辉。
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面对岷江的连年水患，企图将蜀地建成重要农业生产基地的秦惠文王，决定彻底治理这股水患，以充实国家实力，图谋更大的霸业，而他相中的这个治水人选便是李冰。李冰生于公元前302年，卒于公元前235年，战国时期秦国人。战国时期的岷江，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到灌县附近，进入一马平川的平原，水势浩大，往往冲决堤岸，泛滥成灾。李冰带着儿子二郎对岷江进行周密考察后，决定在今天都江堰的位置修建堤坝。李冰为治水修的这个堤坝有三大创举：一是治水化大为小，先疏后堵，分而治之。他率领百姓把玉垒山凿开了一个二十米宽的口子，叫它“宝瓶口”；二是筑坝聚小为大，即制作大批竹笼，装载更多石料，从而便于稳定激流之中修筑的围堰；三是用石头人淹入水中建立了先进的水文观测站，用以观测岷江水位高低，逐渐摸清了水位涨落的幅度。都江堰的成功建成解决了千百年危害老百姓的岷江水患，还充分发挥了江水的灌溉功能，将蜀地开发成肥沃富庶之乡，四川盆地“天府之国”的美名由此而来，岷江流域的治水成功也使得李冰声名远扬。1974年，在都江堰枢纽工程中，人们发现了李冰的石像，其上题记：“故蜀郡李府君讳冰”。石像制作于东汉建宁元年，这说明早在1 800年前，李冰的治水业绩已为人民所传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贯穿于中国漫长历史的治水文化在华夏民族中的核心地位。
现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的都江堰由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及世界自然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它不仅凝聚着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也是华夏民族治水史话的当代见证。海盗传说
西方粗犷的海洋环境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海盗历史。从希腊时期到罗马帝国直至中世纪，从地中海至英吉利海峡到大西洋千百年来都有着欧洲海盗令人望而生畏的影子。
最早的海盗记录出现在公元前1350年，这被记载在一块黏土碑文上。希腊的商人在腓尼基和安纳托利亚这样的地中海港口进行贸易时，偶尔会被海盗袭击。在古罗马时期，东地中海的海盗活动比较猖獗。罗马军事统帅庞贝曾建立过专门对抗海盗的舰队。一度失势的尤里·凯撒甚至被海盗俘虏过，之后他进行了残酷报复，调动舰队把海盗在法尔玛库兹的巢穴彻底摧毁。比较有名的西方海盗是穷凶极恶的维京人，他们曾让整个欧洲不得安生，如今文明和善的丹麦人正是这些北欧海盗的后代。公元793年的一天清晨，做毕晨祷的修道士们从石头墙上窄窄的窗缝向外望去，晨雾迷茫的大海上似乎几艘大帆船正在向小岛驶来，不多久，魔鬼随着从船上涌出的海盗们一起降临到林迪斯发那岛上，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和盾牌，直奔修道院的藏宝库呼啸而来。经书文件被粗暴地焚烧，几百年的珍宝被一抢而光。在人们绝望的注视下，这些似乎从天而降的魔鬼带着掠夺到的财宝扬长而去，转眼之间那几艘大船又消失在茫茫大海上。这些从此令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不得安宁的“北方海盗”就是被称为海盗祖先的维京人。维京人叱咤风云的时代大约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在欧洲历史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页。关于维京人的记忆多来自民间的传说，他们被描写为无法无天、乘战船出没于海上，专门袭击欧洲富裕的城池和宗教圣地，掠夺金银财宝的海上魔鬼。他们的足迹遍布整个欧洲：英伦三岛、德国、荷兰、法国，以至地中海国家，直到俄国，甚至北美大陆也有维京人的足迹。直到13和14世纪，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仍是海盗的出没地，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海上暴力像流行病一样肆虐蔓延，成为制约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
千百年过去了，虽然海盗文化并未绝迹，但当年那些既勇猛又凶残、驰骋大海叱咤风云的海盗已经成了传奇，而他们的后代却成了现代世界文明和富裕的丹麦人。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欧洲，他们的海洋文明史中总也抹不去这种强悍、掠夺和冒险的一面。农耕的家园&商业的天地别样天地农耕经济
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农耕经济提供了天然的平台。这里的生物和土壤不仅类型多而且源起古老的地貌类型，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多种可能，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原因所在。中国大致有着四大农耕文化区，一是北方旱地农耕文化区：是中国最大的小麦、棉花和杂粮等生产区，也是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的主要生产区，使用牛马等畜力精耕细作；二是南方水田农耕文化区：是中国粮、棉、烟、油、茶叶、蚕桑等亚热带和热带经济作物及畜牧、水产等多种农产品的生产基地。水牛与水利是这种农耕文化的重要部分；三是西北灌溉农耕文化区：依赖高山雪水灌溉，以小麦、杂粮等粮食作物为主，盛产葡萄、甜菜等经济作物，农作物品种单一；四是青藏高寒农耕文化区：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耕地面积少，以种植特有的粮食作物青稞而闻名，并有马铃薯、玉米、豌豆等作物。
由于华夏民族的生存对农业的依赖，因此农业长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华夏社会中最早出现的产业。中国农耕经济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的，农耕生产工具的进步是自古华夏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社会大分工进一步深化，将农业进一步细分为种植业、畜牧业，使农业进一步分化为多层次、多系统的产业结构，成为我国传统产业的主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大致从战国到两汉，北方一直比南方发达。秦王朝建立后，曾推行过奖励农垦的政策，用免除徭役等办法，先后把几十万人迁到边疆和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去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自魏晋始，北方战争频繁，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民不断南迁。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的农业逐渐赶上北方。唐宋以后，南方的农业生产已明显超过北方。不过北方的生产并未停滞，也仍在不断地发展。
总而言之，我国农业生产源远流长，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等农耕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内涵也在不断充实和丰富。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商业贸易
西方文明发展的代表地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多山环海，岛屿密布，港口优良，很早就有海上贸易的传统，早期的西欧民族凭借娴熟的航海技能和无畏的冒险精神，穿梭于希腊各岛屿之间从事商贸活动。长期的海上贸易使希腊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发展了富有开拓性的商业贸易。
自从公元前两千年，希腊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开始海上贸易，把埃及的小麦、金银、象牙和莎草纸运来，再将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和大不列颠的锡制成合金转口到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频繁的贸易使克里特岛成为各地商路的汇合点。当希腊的雅典进入鼎盛时期时，工商业贸易空前兴盛，形成了行业增多、分工精细、走向市场化的特点。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后，将掠夺的财富运回国内，投入流通，刺激了商业贸易。中世纪后期以来，商业贸易活动日益增多，带动了西方沉寂多年的商业复苏。这时期的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两类城市中：一类是意大利各城市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另一类是与欧洲市场相联系的工业中心，以生产手工制品为主。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西方商业贸易的推进营造了适宜的环境。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2%的从价税。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城市工商业和航海贸易成了西欧国家的经济支柱。古代西方在重商措施上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以外，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他经济性措施。
毋庸置疑，经济的外向开拓和商贸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欧洲工商业和航海的复兴。长久以来，从意大利商业革命到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探险，西方人已经把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扩展为世界性的产业。一方水土农业传统
中国农业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以来，农业文明的曙光便出现在神州大地上，在经历了采集农业、耒耜农业和锄农业三个阶段之后便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以天、地、人“三才说”为理论依据，以土地整治、田间管理、集约经营和农牧结合为核心的技术经验和知识体系，成为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动指南，也构成了中国农业文化的悠久传统。
中国农业传统最为突出的就是“农为邦本”，表现在重农思想和利农政策相结合。农业传统能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占主导地位，除了自然环境外，更是传统统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自战国商鞅变法之后，统治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在周朝已有统治者劝农的记载：“劝率天下，使务农也。”《史记》记载：“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管子·治国篇》中明确论述：“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吕氏春秋·上农》认为：“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韩非子曾指出“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或“耕织”定为“本业”，行“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重农政策。生活在农耕文明中的中原人一直视农耕为财富的最可靠来源。时至今日，中国北方常有“人不亏地，地不亏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说法，江南民间有“护谷神”的农业习俗。西北灌溉农耕文化区有对日月星辰的崇拜传统。青藏高寒农耕文化区有重视内省，政教合一的特色。从两汉的“文景之治”到东汉的“光武中兴”，从唐代的“开元盛世”到清代的“康乾盛世”，无不是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结出的硕果。
当然，也正是由于这样根深蒂固的农业传统，使中国古代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一直为土地所羁绊，而未能迈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商业精神
西欧商业精神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西欧商业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形成。西方海洋文明自孕育发展带来的工商业文明就伴随着一种特别的扩张能力，不断挑战着它的竞争对手，冲击着其他文明体系，成为一种典范。从希腊的海洋贸易到罗马的工商业时代，再到中世纪的商业复兴直至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西方对贸易的需求和对金银的渴望就从未停止过。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只有能真正实现为有货币价值的东西，才可以算为财富。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货币与财富相等同，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在这种社会财富观的支配下，他们把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看作是为了获取金银货币，并把货币的多少视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而商业就成了追求财富、增加财富的唯一途径。犹太人的经典名言说： “生而贫穷并无过错，死而贫穷才是遗憾。尤其是终其一生，无力消除贫穷创造财富，更是无可宽恕的。”“财富就在一码之内。”
从11世纪起，西方世俗化的教育为商业精神的传播提供了正常的渠道，世俗大学分别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建立。到了12世纪，城市工商业精神已经确立了两种正当的理由：公共利益与劳动致富。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是依赖于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由于商业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因而商人的存在是合法而有意义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欧把世俗的人摆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使人们渴望更好的现世享受。继之而来的宗教改革加强了个人在拯救中的作用，对劳动和财富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正是商人的商业经营活动为新时代提供了物质基础，新时代的精神正是商人哲学的具体体现。新教与商人的结合是新教内核与商人内在品质契合的结果。长久以来，西方贸易的继续、商人阶层的实践和拥有的经济力量促成了世俗文化和宗教理念的发展，从而使西欧社会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更加鼓励冒险，勇于开拓使全社会崇尚财富，追求昌盛，这种商业精神为贸易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自由。时空遥望名人思想
作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进程的重要人物，曾国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历来受到重视，传统农耕文化理念对曾国藩农耕经济思想产生着深刻影响，使曾国藩的思想具有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是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受这种农耕理念影响，曾国藩给后辈的家书中说：“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在《曾国藩家书》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教导弟妹子侄要谨守家传耕读文化传统的。咸丰十年三月初四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曾国藩祖父）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曾国藩农耕经济思想主要分四个方面：一是以农为本，富家兴族。出身农家的他在给四弟的家书中总结道：“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二是勤俭持家，去惰戒奢。他在致诸弟的信中提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三是重视技术，开放引进。他不仅主张从外地雇人种菜，引进技术，而且结合自己的体验，亲自研究有关农业技术。四是礼尚往来，重义轻财。对待人情往来，曾国藩的处事原则是不轻易受人惠、取人财，不占别人便宜。
曾国藩耕读文化和家教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以农为本”的思想，也结合了自己人生阅历与处事经验，将农耕视为持家兴族之道，反映了一个名人所处一个时代和一方水土的文化特征。他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家族耕读文化传统有效地运用于治家，其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总结，对当今社会的治家理财和家庭文化建设仍然不无借鉴意义。名著视野
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威尼斯商人》生动展示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商业图景，在海上贸易迅速扩展、资本与高利贷并行的背景下，塑造了人文主义理想化的商人形象。这部名著的商业视野核心是重视商贸，追求利润与信用，坚持契约和兑现，闪烁着追求慈悲与公道的西方理想化商业精神。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黎明”。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赢得“海上霸主”的地位，更加激发英国资产阶级向外扩展的雄心和冒险精神。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变动中，商业和商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分析“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代表商业资本，夏洛克代表高利贷资本。莎士比亚还特别指出：“威尼斯的繁荣，全依赖着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同他披露野蛮残酷的奴隶贸易：“奴隶被当作驴狗骡马一样看待，做种种卑贱的工作。”作品也反映出当时海上贸易的风险：“从特里波利斯，墨西哥，英国，里斯本，巴巴里和印度来的船只，没有一艘能逃过那些毁害商船的礁石的可怕撞击。”《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也因为包括商业竞争、宗教矛盾和信念对抗在内的天灾人祸而不得不面临“一磅肉”的起诉。莎士比亚在剧本中不仅同样写出了“交易所”“借贷” “信用” “利息” “税利” “暴利”等有关商业的词汇，描写准司法性质的法庭判决，而且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展示了那些调节和规范商业活动的规则理念。这主要表现在以财产为基础，靠信用来签订，以法律来维护的借贷“契约”。
莎士比亚的这部名著反映了剧作家受到那个时代与地区文化影响的商业视野，他告诉我们：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商业相关的法律也逐渐完善，成为商人们的“游戏规则”，受到普遍的认可和尊重。人们从这部名著中看到了一个从封建制度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商业世界的艰难转型与蓬勃发展的过程。血缘的社会&地缘的邦国别样天地家国社会
传统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社会，几千年来虽历经各类民族征战、新旧王朝的更替，但都不曾改变传统中国家国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其根源在于，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国度，它是以家国同构、血缘政治合一为特点的“文明体国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家族血缘关系，这是华夏古代氏族社会的遗产，也是中国家国社会结构的本质。中国传统五经当中，“家、国”并提的语句十分常见，《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称赞大禹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家、国之上是天下，之下则是百姓和庶民。从表面看，“国”只是放大了的“家”，“君君臣臣”只是放大了的“父父子子”，但其实，亲疏的血缘关系已悄然过渡到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阶级关系。如果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华夏的文明进程中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作“社稷”。
古老的中国有独特的文明秩序，即以阳儒阴法为基本意识形态、制度前提和政治秩序依据，将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培育成人和宇宙和谐的共同体，在自然界、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建立亲和关系，形成独特的伦理社会与臣民意识和君王意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对“家国一体社会”的秩序是自觉认可和主动维护的。就孔子以来的先秦儒家而言，他们游走于邦国和家室之间，对于身、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不遗余力地给予肯定，并论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夏朝“家天下”概念产生以来，中国社会一个成功的家族必定会把权力、信仰、知识、金钱、土地等资源集于一体，同时也会把家族的利益和邦国的利益处理得恰当。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秩序规范和国家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历朝历代“天下为家”的王位继承制使得以“天子”自称的统治者皆自命为“奉天承运”的民之君父，以中华大家族家长自居，视天下为一己之家、百姓为子民。同时，各地为官者“乃民之父母”也是被各个社会阶层普遍接受的观念。这种家天下的社会结构是在农耕经济模式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观念和秩序的具体体现。地缘城邦
最初的城邦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国家，它源于古希腊地缘的因素，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摇篮。现实的威胁、宗教的需要等因素促使西欧形成了初期城邦，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主义的迅猛发展，城邦制度成为西方文明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12世纪开始，铁器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更是繁荣，希腊人的社会政治组织实现了从部落向城市的过渡，最终形成了城邦林立的格局。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国家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城邦。西欧海洋文明的发展使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意识认为，城邦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因此，在古希腊的普遍意识是“保护城邦，人人有责”。因为“国家”离每个人太远，而“城邦”离每个人很近，城邦就是每个人的公共生活。自然产生的城邦如柏拉图所言，是为抵御野兽和恶劣环境而产生的，希腊城邦的规模都不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理想城邦应该拥有五千公民；亚里士多德说，每个公民力所能及就能看见所有其他人是最理想的。受到海洋文明磨砺的西方人为了适应特殊的地缘环境，团结一致、分工合作，形成了因地制宜的生存发展城邦体制。城邦的本质在于“公民”，因为城邦正是许多公民的结合。在古代西欧被山川和海洋阻隔的天地里，人们在逐渐形成的居留区域中过着独立的生活。因此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城邦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城邦的内部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西欧氏族公社逐渐解体，从原始公社转化为城邦时，权力集中在由部落首领转化的贵族手里，同时又保留了部落全体成员组成的民众大会。如果贵族的力量大于民众大会的作用，便成为贵族体制；如果民众大会的力量超过了贵族的势力，便能发展为民主体制。古希腊城邦流行这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凡是地处海滨，交通方便，发展商品经济的开放城邦大多发展并采取了民主制。
以海洋文明为基础的民族，背靠浩瀚大海建立起来的要塞是城邦的雏形，城邦伴随着西欧的社会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意识。城邦至上的观念、城邦政制的多样性以及城邦公民政治生活的相对发达等特征，始终对生活于城邦之中的西方人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产生着影响。一方水土宗族规制
华夏祖先的所谓“宗族社会”就是建立在一种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在长期的农耕经济状态下，这种原始的宗族血缘统治纽带始终没有被私有制发展的利刃所彻底斩断，始终在整个家国一体的社会统治和历史传统中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帝王统治中，皇权专制就是以家族父权制和世袭制为核心而开启的。家庭是社会统治的基本单位，家长是财产生产和分配的绝对管理者，家庭成员必须服从。家族成员按血缘的辈分、年龄规定尊卑长幼秩序，在农耕经济和家族本位的宗法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宗法等级关系的社会制度。它的主要规则是：天子世世相传，每世天子以嫡长的资格继承父位，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世诸侯也以嫡长子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各有食地为小宗。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本族则为大宗。在宗法制度之下，从天子起到士为止可合成一大家族。其中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这样，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该塔的每个局部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家族，而家族之间又有着远近分明的血缘关系。这种“宗法”关系并不局限于贵族层，其基本精神已渗透至整个中国社会。在家国一体的背景下，家族和乡党集结在一起，具有多方职能，这些职能主要通过族人的自治规范表现出来。家族法既有礼制的支持，又有族内制裁做后盾，对族人来说，家族法为国家法律确认，有时比国家律法更具约束力。特别是涉及立嗣继嗣问题，律法规定由家族团体决议。族内纠纷由族长召集房长开会共同协商解决。遇有重大问题，则由族长召集族人大会公议解决。国家把家族视为统治基础和有力帮手，将家族内的纠纷留给家族自行解决，以达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血缘关系和宗族统治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被确立下来。
这种错综复杂的宗族血缘关系和统治制造了千丝万缕的人际纠葛，体现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它既催生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固步自封的裙带文化，使许多人疲于遵从人脉，缺乏开拓个性。但同时它又使中国人在世俗生活中有着更多的情感联系和精神寄托，让这个多元的血缘共同体民族的繁衍生存得到保障。民主体制
古希腊城邦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也是当时地缘城邦的历史结晶，这种制度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始终是最古老而又最新颖的话题。经典著作《历史》《理想国》及《政治学》等都对此进行了论述，在后世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雅典为典型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到近代民主再到当代民主的进程，反映了西方民主体制的逻辑发展和政治生活特征。西欧最初的民主体制的核心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并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城邦的存在又促进了公民的幸福，两者互为条件。每一个公民都是密切相关的，而在这基础上，城邦的事务就是公民的事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在暗地里进行，一切都以大家的决断为依据。以雅典为典范的西方民主体制的基本统治方式一是公民大会：这是全体公民集体讨论城邦事务和进行最终决议的政治机构，一切成年公民无论贫富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二是议事会：作为政府的常设机构，除节日和凶日外，每天都要开会，其主要工作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并且监督城邦各项政策的实施；三是司法体制：陪审法庭是最负盛名和典型的司法机构，陪审员在不同地区部落的成年公民中选出，按照一定顺序轮流参加案件的审判；四是公职制度：公民通过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的选举而担任公职，所有的公职人员在任职前都要接受资格审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城邦实行的是以部落为基础的军事民主制，每个阶级可在公民大会中获得与财产相应的表决权。尽管西方民主体制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和衍生，但是其基本理念不外乎直接民主与轮番为治；公民权利与法治分权；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人不要滥用自由来选择生活的自由，要坚持正义，使国家成为一个民主有序的城邦。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西方民主体制的实施还不是完全意义的民主制，对奴隶和底层公民的压迫仍广泛存在着，但西方民主体制的确立向世人显示了商业精神和契约原则在西方社会建构中的最早应用。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的起源和发展与它的地缘环境、经济基础和曲折斗争紧密相关。西方民主体制和传统不可避免地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反复性和时代局限性，但也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最早的基础，反映了城邦公民追求平等、追求自由的一种心声和探索。时空遥望武帝治国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刘彻和他的时代是极具典型意义的。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进入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评说一直是历史界的重要话题，但他作为帝王的一生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家国时代帝王治国权谋的主要特征。中国传统的帝王宗族统治专注于“皇权”，执经达权是历代君王最理想的境界。汉武帝在治国过程中，革新种种，举措多元，褒贬不一，但终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确立一体化专制的模式。
汉武帝首先做到的是寻求变革，以儒治国。鉴于秦的法家思想推行严刑峻法导致二世而亡，汉初以黄老为宗，清静无为，但导致诸侯坐大、豪强不法。他采纳儒学大师董仲舒的主张，革新图强，广纳人才，提倡儒学。其次，他审时度势，创新制度。创立了五经博士制度、建立博士弟子制度、确立儒术取士制度。汉武帝还创立了中外朝制度和监察制度，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察举最盛的孝廉科，即是选取具备儒家“孝廉”美德的人士。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颇有破格用人的雅量，对士子进德修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至此，学习儒经者增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第三，他适应形势，扭转国策。汉武帝继位时，汉经过七十多年休养生息，对匈奴由和亲政策变为反击政策的条件已成熟。武帝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实行“马邑之谋”揭开了对匈奴大规模反击作战的序幕。第四，他强化皇权，削弱相权。汉武帝即位不久就开始抑制丞相的威权。他改变了汉初丞相久任的常规，在六年之内，相继罢撤了三位丞相。后来，又破格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从而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减小了相权与皇权抗衡的可能。第五，他大权在握，酷吏执法。汉武帝时代，酷吏们无论参与立法或为官执法，都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在治理宗室贵族案上循吏与酷吏也没有根本区别，酷吏们执法时，往往先向皇帝请示，酷吏的官职升降与命运兴衰掌握在皇帝手中。
汉武帝时代的皇权统治历史是中国君王家族的一个缩影：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帝王，他是否能够以积极进取的状态开创出蓬勃发展的时代环境，取决于他的个人追求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然而他的个人思维却始终走不出当时的一方水土和社会结构，他的终极追求终究离不开加强皇权与血缘宗族的专制统治。梭伦改革
被恩格斯高度评价为“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的梭伦改革，在雅典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一件大事。作为古希腊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古希腊七贤之一，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梭伦追求的是“不偏不倚”的政治原则，他采取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改革措施使城邦体制更加稳固，奠定了此后雅典近两百年繁荣兴盛的根基，反映了西欧早期的理想民主理念。
公元前7世纪末，当雅典城邦富人和穷人的矛盾到达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梭伦改革的初衷是为“调整公理和强权”，使各政治势力在国家政权中“协和共处”。正如他诗中所言“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着优势”。这次改革无论在社会基础、经济基础还是阶级基础等方面都为雅典民主政治安放了厚重的基石，首开雅典“平民政体”之先河。他在经济上的措施包括：颁布“解负令”，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恢复了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有效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为主奴两个阶级；扶持手工业和商业，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制定并颁布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家属等法令。他在政治上的措施包括：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以财产的多寡为标准划分公民等级，梭伦把雅典城邦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成立了四百人议事会，四百人议事会由四个部落各选100名代表组成，有相当大的权力；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创立了陪审法庭制度，改革了严酷的刑法。这一系列改革打破了贵族对司法的长期垄断，下层平民也因为获得了选官权，政治境遇大为改善，这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古希腊最渊博的学者、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赞道：“在梭伦所创立的政体中，各个因素都被融合起来而各得其所。”梭伦因其出色的改革成效而被西方历史界奉为一位出色的立法家，梭伦制定的法律无疑是合理的和深刻的，他信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理念阻止了任何阶层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特权，并将民主法律意识深入到每一个公民的心里，为人治社会到法制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模式与启示。东方的山水&西方的仙境别样天地神州山河
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古文明国家，在地理上也有着一定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中国境内不仅有常见的构造地貌、河流地貌、海岸地貌，而且有现代冰川和古代冰川的作用遗迹、冻土和冰缘的作用现象、沙漠和戈壁等，还有在一定气候条件下，反映特殊岩性的石灰岩地貌和黄土地貌。
中国大陆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形成三大阶梯。第一级阶梯是青藏高原，高原面海拔多在4 000～5 000米，享有“世界屋脊”之称。第二阶梯是青藏高原的北缘与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间，包括了若干高原和盆地。第三级阶梯是更东的低山丘陵和大平原，山丘海拔多在千米以下，平原一般不超过200米，这一级阶梯也包括沿海大陆架。垂直分布特点以贺兰山、六盘山、龙门山、哀牢山为界，可将中国分为东西两部，中国西部，从新疆吐鲁番盆地底部的艾丁湖湖面到中尼边界的珠穆朗玛峰；东部从海滨平原到秦岭的太白山或台湾省的雪山。两者地势高差和倾斜方向均不相同，特点各异。平面分布特点以山地的脉络作为框架的中国高原、盆地、山地、丘陵、平原等大的地貌单元在平面上的排列组合，亦构成一定格局。营造中国地貌的外动力主要有流水、冰川、冻融、风、海水等，它们直接或间接深受气候的支配。在中国，平均海拔6 000米以上的山脉有9座，平均海拔4 000米以上的有20多座；中国有青藏、内蒙古、黄土、云贵四大高原；有着东北、华北、江南三大平原，面积85万多平方公里；有着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和四川四大盆地。
中国河流湖泊众多，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长江、黄河、珠江和京杭运河等构成了主要水系，其中流域面积超过1 000平方千米的河流就有1 500多条，是名副其实的大河民族。在这片古老而又美丽的土地上，不但保留了多姿多彩的名胜景观，还孕育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人说到的神州山河，一般都概括为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四大佛教和四大道教名山。此外，长江三峡、桂林山水、杭州西湖、台湾日月潭等数不胜数的景观历来是文人雅客与中外游者的钟情之地。欧美地貌
作为西方文化发源地和西方发达地区的欧洲和北美，其地貌有着各自的特征。欧洲的地形样貌颇为丰富，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低的大洲，以平原山地为主，平原分布于中东部，山地多位于南北两侧，此外冰川地貌广布。而北美洲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是平原，发源于两侧山地、直接流向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河流较短，大部分河流流向中间的平原，汇聚在一起，形成较大的河流。在欧洲，不列颠群岛及爱尔兰岛是平原、丘陵与高地混杂的地形，西欧的法国、荷兰、比利时部分以平原为主，其中荷兰有许多低洼地区是通过填海造陆而成。法国与西班牙、安道尔以比里牛斯山山脉为界，南欧的伊比利半岛为多丘陵地形，各丘陵间则有平原，意大利半岛亦以丘陵地为主，穿插许多小面积平原，巴尔干半岛则较多山地。阿尔卑斯山山脉横亘欧洲中部，也就是德国南部、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及意大利北部；德国北部则为平原地型。东欧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地形，欧洲的东南界为高加索山脉，主峰厄尔布鲁士山海拔5 642米，是欧洲最高峰。北欧则为多冰河地形，斯堪地纳维亚半岛及丹麦的沿海有许多冰河切割消融入海后所造成的峡湾地形，冰岛则除了冰河地形以外有很多为火山地形。
而在北美，地形明显地分为三个南北纵列带，即西部是高大的山系，中部为广阔的平原，东部是低缓的高地。西部高大的山系属科迪勒拉山系，由海岸山脉、内华达山脉及落基山脉等几列平行山脉组成，山间分布着高原和盆地。中部广阔的平原分布在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地之间，北起北冰洋，南抵墨西哥湾，是一片纵贯北美大陆中部的广阔平原，平原上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五大湖（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安大略湖）。东部低缓的高地由阿巴拉契亚山脉和拉布拉多高原构成，因久经侵蚀成为低缓的山地和高地。就在欧美大陆这片经过亿万年地质变迁的土地上，气候多样，包括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大陆性温带阔叶林气候、温带针叶林气候、属寒带苔原气候和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这里产生了生态多元的自然景观，也孕育了特色各异的人文景观。一方水土镜中山水
中国风光中，桂林山水尤其以中国典型的自然山水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融合而闻名于世。桂林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漓江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四绝”使得这方水土自古就拥有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赞誉，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桂林山水荣登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处广西的桂林地势北高南低，为石灰岩岩溶地区。两千多年的历史，使桂林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作为秦汉以来的南通海域、北达中原的重镇，桂林的奇山秀水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使他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石刻和壁书。桂林山水以漓江流经阳朔的那一段最为美丽，漓江的水清澈透明，沿江两岸奇峰林立，碧水萦回，百里漓江，百里画廊，一幅幅优美动人的山水画，展现在游人的眼前。当游人泛舟漓江之时，看见它犹如一道通往天际的亮丽绸带，又如山川中一面清澈的明镜，映照出这诗意景象。唐代大诗人韩愈曾经这样赞美桂林清澈如镜的山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有道是“千峰环野立，一水抱成流。”
桂林漓江最负盛名的兴坪景区水绕山环，奇峰秀丽，洲头绿竹滴翠，农家炊烟袅袅。兴坪集中地体现了漓江青巧灵变的神奇色彩和灵秀风格，山水之间动与静的强烈对照，实与虚的推移变幻，由于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和一日的早、中、晚、夜，及天气的阴、晴、雨、雾，造就了漓江兴坪多元特异的风光。宋代张孝祥诗中“一雨便清凉，风回百草香。云山米家画，水竹辋川庄。”的名句尽显雨后桂林山水的烟水迷茫，如诗如画的意境。在桂林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如镜的山水自然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桂林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深厚的文化意蕴，在历代的山水作品中得以充分的展示。桂林如镜山水的诗情画意和农耕生态的永久魅力还在延续着，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壮、瑶、苗、侗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山与水、天与地、人与物相融一体构成了桂林山水独特的生态形式，使它成为人们思慕的富有诗意的旅游胜地。峡湾冰河
在西方的北欧地区，挪威的冰河风光首屈一指。由于100多万年前冰川融蚀的作用，形成了许多绵延曲折的海湾。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海水穿透了原始的山脉，构成了挪威特有的峡湾美景。除了神奇的峡湾和秀丽的湖光山色之外，壮观唯美的冰川奇景也是挪威风光的一大特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
著名的松思峡湾是北欧最长、最深也是最典型的海湾，六月的松恩峡湾景色美丽迷人，雪山横空，绿树成荫，百花盛开，绿草滢滢，成群的海鸥在海湾里追逐游船，清晨薄雾弥漫，两岸山谷陡峭、瀑布飞挂，船行其中恍若进入仙境。岸边稍有平缓的坡地就有人家居住，那些盖着漂亮屋顶的房子组成的村落，犹如彩珠撒在峡湾里。海湾里海水平静如镜，雪山倒映在水中融为对称一体，只是游轮缓缓经过激起的波纹使得两岸的倒影微微摇曳。挪威的约斯特达尔冰河的冰川面积达到400多平方公里，是挪威及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万年不化，极度壮观。约斯特达尔冰河中一个最大的分支是尼加斯布林冰河，从这里可以看到壮观的约斯特达尔冰河。如果乘船经过尼加斯布林湖，在碧绿的湖泊后面就可以遇见这条美丽的冰河。一路延伸的冰川虽然是凝固的，但其涌动的姿态仿佛是正在流动的河流，十分生动壮观。冰河沿途是茂密的森林景色，在慢慢靠近冰川的途中，某个时刻就会有一片泛着天蓝色的冰河出现眼前。碧斯达冰川是欧洲最大冰河的源头，坐落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上，壮丽的冰川从山峡间呈八字形倾泻而下，汹涌澎湃的姿态让人深感震撼。每年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北欧冰川地区处于春夏交接时节，此时气候宜人，色彩明媚。冰河地带处处青葱翠绿，生机盎然，冰川结晶的状态和优美的线条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最值得挪威人骄傲的景色总是峡湾和冰河，人们在费杨兰还建起了冰川博物馆来收集和传播有关美丽冰河环境的知识，展览他们引以为豪的美丽自然文化主题。这些独特的景观是挪威的灵魂，神奇壮丽的峡湾风光和冰河风情更像是以大海为生的一方民族的血脉，流淌在这片肌体的每个角落，使整个地区鲜活、灵动，充满活力。时空遥望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是一本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明朝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经过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楚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后被整理成《徐霞客游记》。存世传本主要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做出了卓有价值的贡献。
万历十四年（1587年），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江阴县的书香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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