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寻思录(第三辑)：触摸中国商业文明的时代脉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秦朔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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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寻思录(第三辑)：触摸中国商业文明的时代脉搏试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AI（人工智能）与新零售，蓝筹归来与泡沫消散，鄙视链与保温杯，“怼”与“虐”，“剁手党”与商品房限购，《战狼》与《芳华》，寒风中回乡的民工与佛系的吃鸡玩家，当这一切随着流逝的时间而去，或者在未来延续，你是否会伤怀，又是否会祝愿？

2017年12月26日上午，深圳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开馆。下午，庆祝招商局集团创立145周年大会举行。我在蛇口一整天，想到的是中国从贫穷到富强之路。

145年前的12月23日，李鸿章写了《试办招商轮船折》，上奏清廷。三天后，同治皇帝准奏，标志着中国近代公司制企业的诞生。

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看来，“中国积弱由于患贫”，“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商务”。而要兴办商务，就要“言利求富”，“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鸿章特别指出：“若既以言利斥为不可行，将百事皆废矣。”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很荒唐的现象，就是皇上享尽四海，大臣多有贪污，可一旦要兴商，要言利，要富民，就会被看成不伦不类。即使李鸿章意识到“富在民生”的重要性，也还是采取“官督商办”，把官利看得远高于民利。他曾说：“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他担心民营资本做大后，自求利益，官法不知如何应付。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前，凡是民间商人申请买轮船、办航运，他都坚决不准。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美国。在李鸿章兴办洋务近百年前发表的《独立宣言》（1776年），把“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视为造物主赋予的“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1787年的《美国宪法》，用政治学家比尔德的评价来说，实质是一份经济文件，“它以如下概念为基础：财产的基本权利置于政府利益以及普罗大众的流行道德之前”。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新大陆因何繁荣，旧帝国因何衰败？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财产权能不能不被政府利益和流行观念随便侵犯。历史上的对照令人深思。

百年沧桑，斗转星移，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又到了“非改革不能图存”的时刻。这一次，改革开放，让“言利求富”变成中国主旋律。袁庚在中央支持下，在蛇口建立了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他说：“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实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们不再耻于言利，甚至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40年过去。新时代新起点，我们将向何处去？

毫无疑问，从贫穷到富强还是主旋律。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发展还不充分，也不平衡。但显然，新时代不是过去的简单延伸，而意味着新的超越。

第一个超越，是从增长到发展。从不计成本、不顾代价的增长，转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个超越，是从他我到自我，建立更加成熟、更加独立、更加清晰、更加理智的自我意识。

关于第一个超越，我在《失去初心，我们可能什么都不是》一文中，简述了美国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历史。关于第二个超越，也先看看美国的情况。19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在加速工业化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进程中，也出现了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重新看待自己和世界关系的新思潮。

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当过海军学院院长的马汉，在1890年出版了《海权论》。他认为，海上商业对国家财富及实力影响深远，海权不仅包括强大的海军，还包括商船队、海外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等。“海权论”反映了美国准备从内陆扩张转向海洋扩张的雄心。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逐步建起海外殖民体系，集陆上帝国与海上帝国于一身。到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卸任时，美国的海军实力已仅次于英国。

人类学家摩尔根，在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会》。他将人类文化的进化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区分的标志则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发明。人类社会进步与生产技术发展相联系，摩尔根的这一观点显然呼应了美国源源不断的发明与创新。

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在1907年出版了《实用主义》。他主张真理要通过结果来检验，“思想的真”不是一种静止的特性，而是“通过种种事件而被造成为真”。

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把草叶这种最普遍、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看作美国的象征，并用自由诗的体例讴歌“民主的大地”——

那里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的主人……

那里总统、市长、州长只是有报酬的受雇用人……

那里孩子们被教育着自己管理自己，并自己依靠自己……

那里事件总是平静地解决……

那里对心灵的探索受到鼓励

……

文学语言学家门肯，1919年主编出版了《美国语言》，宣布“英国本土的英语与美国人讲的英语，无论在遣词造句上、成语的含意与使用习惯上，乃至在通常谈话的语法结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别”，有人称之为美国语言的“独立宣言”。

历史学家特纳，1893年提出了“边疆假说”，认为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他写道：“起初边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说起来，它是欧洲的边疆。向西移动这个边疆才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边疆……边疆不断地向西部推进就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逐渐增加美国独有的特点。”他说：“在美国的开拓中，我们看到欧洲生活方式如何打进这个大陆，也看到美国如何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了欧洲。”

……

美国1776年独立，1787年通过宪法，1789年华盛顿成为其首任总统，但大半个世纪后，基于实力的壮大和在世界的崛起，美国才在精神上真正“脱英”“脱欧”，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比较完整的美国意识，从此开始以扩张性的姿态走向世界。浪漫主义散文家爱默生说：“这里有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我们要求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法条和自己的宗教。”他断言，美国“对外国学识的漫长的学徒时期”即将告终，“千万民众绝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剩菜来喂养”。

回顾这段美国历史，不难看出，一个大国在经济崛起之后，必定“为自己立法”，从使用他人的角度和语言来刻画自己，到用自己的体验和语言刻画自己。到这个时候，国家的头脑、灵魂才和已经强大起来的躯体真正对应。

中国正处在一个半世纪现代化的最壮丽的进程中，正走在新发展理念和新自我意识的道路上。

2013年，我写过《重新想象中国：现代性与主体性的交融》，提出中国既需要坚持“现代性”，也就是支撑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价值理念，也需要保持“主体性”，也就是强调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理智，展开能动性实践，构建自身和世界的关系。

与现代性相对立、相排斥的主体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独尊的传统里，而不能体现出主体意识、不经自己消化咀嚼的现代性，很容易走到鹦鹉学舌、机械照搬的路径上。而无论现代性还是主体性的探索，都要以人的解放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为依归，都要依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勇敢实践来真实呈现。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仁者爱人、道不远人的价值观也是高度吻合的。

当我站在招商蛇口的邮轮码头远眺大海，我突然意识到，天佑华夏，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这个现代海洋文明与坚韧的大陆胸襟相汇合的地方，这是怎样一种神秘的启示啊！

中国理应有更为远大的前程，虽然她面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无论实现哪一种超越，都来不得半点懈怠和满足。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让我们听一下美国进步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任纽约州州长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899年一次演讲中，对中国的评价：

我们这一代人不必完成先辈所面临的那种任务，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任务，要是我们没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就要遭到不幸。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我想告诉诸位，我的同胞，我们国家呼唤的不是苟且偷安，而是艰苦奋斗。20世纪即将来临，列强命运风雨飘摇。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好吃懒做、苟且偷安，如果在命运的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放弃自己所珍视的事物，那么，其他更勇猛、更强大的民族就会超越我们，赢得世界的统治权。因此，让我们直面人生苦难，坚定而有尊严地履行职责；言行举止不偏不倚；诚恳而勇敢，为了实现更高理想而埋头苦干。最重要的一点，不论精神上或肉体上的挫折，让我们不畏艰辛，纵横四海，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真正实现民族伟业。

20世纪引领全球的美国梦，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号召和奋斗中实现的。曾几何时，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警示性的负面样本。

历经几代人的浴血奋斗和自强不息，21世纪的中国梦，一个值得用灵魂拥抱的新时代，正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她也在发出叩问：希望和梦想在你们肩上，你们究竟准备好了吗？

这时候开始我要命令自己摆脱羁绊和想象中的界线/去我愿意去的地方，完全而绝对地成为我自己的主人/倾听他人，慎重地考虑他们说的话/逗留下来，搜索，接受，思考/温和地，但怀着不可否认的意志，自己解开束缚我的拘束。——惠特曼40年最重要的四个字：顺天应人

1978年，我10岁，2018年，我50岁。2018年这一年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向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致敬。我访问了很多时代的见证者，也书写了中国企业家精神40年。

每个人都有对历史的评价权，无数人的感受就像无数斑斓的颜色，一点一滴，汇聚成大时代的图景。它和天空一样辽阔，和海洋一样幽深，和原野上燃烧的火焰一样热烈，和连绵不断的山脉一样凝重。它不是一种滋味，而是万千种滋味，让我们百感交集。

从哪里写起呢？就从几个小故事开始吧。

第一个故事：裁员与工资清算

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总部在深圳蛇口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总裁麦伯良告诉我的。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华南工学院（今天的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分到蛇口工业区，再下分到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中集担任技术员。

麦伯良很有能力，性格豪爽，没两年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特别能和普通工人打成一片，工人们常帮他维修来自德国的二手机器。工人和资方关系紧张时，资方就让他出面，几瓶啤酒下肚，原来解决不了的摩擦就会消停下来。

1986年春天，因为外方的经营管理模式不适应市场要求，亏损严重。中集决定停产，并将员工从330人裁员到59人。这大概是特区首例大裁员。中集是中外合资企业试点，员工都是从各地的国有企业调过来的，是正式的产业工人，不像有土地的农民工，万一企业不行了还可以回到土地上。当时26岁的麦伯良是生产技术部经理。也许是因为他和工人关系好，公司让他作为清算代表处理裁员事务。那是他永远难忘的一天，小小的办公室内外，前前后后挤了100多号工人，再不是修设备、喝啤酒了，而是清算工资。“平时称兄道弟，从来没翻过脸、吵过架，那天突然成了对立面，为清算的金额讨价还价。他们觉得不公平，吵得一塌糊涂，过去最帮我的几个好弟兄也不帮我了。”

麦伯良忙了一天，把每个人该分的钱分到位，再安抚一番，总算处理完毕。他回忆说：“那时我并不懂企业管理，也不懂经济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了最普遍的人性。大家为分配争吵，不是人不好，觉悟不高，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的，谁都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不是书上能教你的，不亲自经历也很难体会到，但那一天，我真的明白了，你无法让大多数人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就企业的、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相反，满足个人的‘利己’需求，设计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机制，大家才能抱团打天下，‘革命加拼命’，共同奔事业。”

在中集后来一步步成为多个细分领域的世界冠军的道路上，共同事业、利益贴身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集的董事会给管理层下达经营指标，在超过目标的利润中有一定比例的分享权，完不成任务则处罚。管理层再向下分解，只要绩效优于预定目标——无论是增收、增利还是节约成本——都可以获得利益的分享。

第二个故事：4分钱的风波

在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我看到一张“蛇口创举”图，上面列着蛇口创造的“11个第一”，其中有“第一次推行定额超产奖”。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故事。

1979年夏天，一声炮响，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动工建设了。第一批基础设施中有个顺岸码头工程，由于沿用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原则，工人缺乏积极性，进度不理想。每天8小时工作，每人只能运二三十车泥土。作为施工方的交通部四航局想了个办法，规定每人每天的定额为54车泥，在定额之内，每车泥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泥奖励4分钱。工人的劳动热情迅速被激发出来，一般人每天能运八九十车泥，最多的一天运了131车泥。

同样的人，制度变了，精神面貌就变了。工人们提前来上班，下班还要干，车队长要催促他们下班。下班后，他们又主动检查车辆，怕出什么问题影响第二天的运输。有的司机为了多拉车，甚至少喝水，这样可以少上厕所。机械队把工人的工作量贴在墙上，更引发了大家的比赛。那个一天拉了131车泥的司机，单日奖金就有4.16元，一个月下来，奖金有100多元，远超工业区的中层干部。工人收入提高了很多，但全部奖金加在一起，其实还不到施工承包方多创造出来的产值的百分之十。四航局局志记载：“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进场，于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创造了特区港口建设的奇迹。”

然而，这样的奖励制度和当时的有关规定——职工每人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是冲突的。1980年4月，工地接到上级指示：立即停止奖励制度。工业区负责人袁庚急了，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向上反映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工期延误。一天后，胡耀邦和谷牧就做了批示。

我在博物馆看到了批示的内容。胡耀邦于7月30日批示：“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那位（注：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谷牧同日批示：“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就完全可以不实行。”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当即把批示精神用电话通知了广东，8月1日，工业区恢复超产奖励。8月8日，时任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率工作组到蛇口工业区检查工作，说工业区的工资福利问题可以和内地不一样，可以冲破内地的框框。

沿用了几十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体制，就是这样被打破的。当时有人指责蛇口“搞物质刺激”，但没几年，各地都被“刺激”起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最早在蛇口引入的上班打卡制度——中集是迟到一分钟扣五毛钱工资——也慢慢推广到各地。认真劳动的热潮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人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好逸恶劳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好的机制就是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减少人的慵懒性的制度。

第三个故事：“砍头生意有人做”

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是“爱拼才会赢”的福建侨乡——晋江石狮在改革开放前的故事。

石狮人向来有经商做买卖的传统，任何时候也改不了。1974年，陈永贵到晋江视察。他乘坐的车子经过石狮时，看到一团团小商小贩挤在农贸市场上交易，交通也受到影响。陈永贵很不高兴：“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

后来，在一部内部放映的专题片《铁证如山》里，石狮被这样声讨：“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

帽子很大，罪名很大，但石狮人因此放弃了自由买卖吗？在《中国狮：一座城市崛起的30年记忆》一书中，我看到了两个石狮人的例子：

20世纪70年代，石狮一个生产大队的女支部委员利用收完早稻后的一小块秋闲田，种了几百株荸荠，但支部领导认为她的荸荠属于“小自由”性质，责令她带头下田，当着“割资本主义专业队”的面将荸荠踩死。她含泪一边踩一边反复说：“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但荸荠是依靠根部的球茎生长的，“踩死”不几天叶子又重新长出来，她破涕为笑：“我的资本主义荸荠还真踩不死啊！”

还有一个更“惊心动魄”的例子。“文革”期间，石狮人看到国营工厂加班也来不及供应领袖像章，就自己画纪念章图案，印出模子，砸烂家里的铝锅弄成原始的模具，用废弃的针筒吸上颜料再喷上去。看到像章能挣钱，石狮竟然冒出30多家小工厂，四处收集废铜烂铁，铝片成了最紧俏的物资，围绕像章形成了产业链。像章生产出来，怎么对外销售呢？一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是这样做的——他大量搜集像章，装了十几个木头箱子，钉得死死的，运上火车。车一开，他就把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别了一溜做工精美的像章。他在车厢里来回走，一看到解放军战士就跟他们唠嗑，看到战士被像章吸引就主动送一个，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等下车时，战士们看到他吃力地搬箱子，纷纷过来帮忙，一人帮着扛一箱子就出去了，车站管理员以为是军用物资，统统放行。“亏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这是晋江人说的一句话。为了过上好生活，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也无法真正瓦解他们对挣钱的渴望。1977年，石狮镇4000户人家，就有上千家小摊贩。改革开放后，在石狮那潮湿的石板一条街和乌压压的大棚里，从丝袜、旧衣服、风油精到邓丽君录音磁带等各种香港货，应有尽有。石狮一度有“小香港”之称，“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作家蒋子龙曾这样描写20世纪80年代的石狮：“一个陌生人陷入其中，便很难再钻得出这由色彩和布匹构成的迷魂阵了，满眼都是衣服，从地面直挂到屋顶，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服装贩子，肩上背着硕大的口袋，如鱼得水般地在衣服堆里往来穿梭，寻寻觅觅。”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讲完这三个让我深受触动的故事，我想表达什么道理，应该很清楚了。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东、福建，也发生在中国其他的城市和乡村，只是时间有先有后，力度有深有浅。

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们，越年轻的，对以前的历史越缺乏记忆。虽然这不过是40多年前的事，但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似乎今天的生活，原本就是如此。

在蛇口的博物馆里，我看到原广州军区守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卓基旭用这样一段民谣描述改革开放前宝安、蛇口一带的情况：“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60年代，有关部门发过一个材料，叫《人间地狱——香港》。《人民日报》的记者奉命到宝安了解群众逃港问题，办了一张过境工作证，随逃港群众到了九龙，才发现这里并非“地狱”。有逃港者哭着对他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1978年习仲勋同志担任广东省主要领导人后，亲身感受到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在广东负责筹办特区、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许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来了。

我在博物馆里，也看到习仲勋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接受访谈时说的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他还说过：“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很多人往往把“革命”和一个阶级用暴力推翻另一个阶级联系起来，但对革命的真义，我们也许可以从最早的《周易·革卦·彖传》中得到启发，就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什么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呢？《尚书》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上天所闻来自百姓所闻，民意即天意。

改革开放是从正视人性、顺从民意开始的，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进步，规范，超越。与其说是观念改变世界，不如说是人性驱动世界，合乎人性的观念、理论、主义，才是促进中国富强繁荣的真正的力量。

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我想到的答案是：顺天应人。2018：中国的营商环境升级年

2018年中国企业家的第一声呼吁——毛振华就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所受不公平待遇对亚布力管委会的视频投诉，在48小时内得到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回应。省委省政府的联合调查组批评管委会负责人缺乏法律法规意识，批评管委会下属机构、有关人员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不正当干预，决定对管委会负责人给予处分，由管委会向滑雪旅游度假区道歉。

毛振华是“92派”企业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的“中诚信”是中国债信市场的权威评价机构。2012年中诚信创立20年，他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了5000万元。

因为一直走正道，声誉好，所以毛振华的“雪地陈情”得到企业家群体的一致支持。其实，2017年2月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七届年会”上，毛振华就呼吁说，民营企业选择走出去，一个很大因素是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遇到了挑战，“很多地方理直气壮地剥夺民营企业”。当时他可能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也被政企不分的管委会缠上了。

毛振华在亚布力的三分多钟视频呼吁，已成为中国进一步改进营商环境的镜鉴与鞭策。

国家层面：激发活力越来越依赖制度竞争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从2014年至今，几乎每年的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都在部署改善营商环境，将制度环境的优化作为释放企业活力的基础。

2014年提出，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逐步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市场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2015年提出，要促进行政权力法治化，防止权力寻租，营造便利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

2016年提出，要进一步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办事创业环境，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2018年1月3日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具体来说，一要简政减税减费，二要严格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三要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

毛振华的呼吁说明了什么？

毛振华的呼吁说明，尽管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但现实中还有不少地方不是“放管服”，而是“管卡压”；不是当好“店小二”，而是频频“踩住市场的手”；不是按合同办事，而是按长官意志办事。

客观地说，中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在不断改善。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得分为65.29，排名78位，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分（60.76），高于印度（62.70），但与排名前列的国家，如新西兰（86.55）、新加坡（85.57）、丹麦（84.06）、韩国（83.92）、美国（82.54）、英国（82.16）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营商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个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中国发达地区的营商环境正在靠近世界水平。以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的2017年全球城市指数排行为例，前20名入围城市中，香港、北京和上海分别位列第5、第9和19位。成都从前一年的96位上升到87位，武汉从107位上升到100位。在全球潜力城市指数排行中，广州从78位上升到56位，杭州从69位上升到60位。

科尔尼的全球城市和全球潜力城市排行，涵盖了全球128个领先城市和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全球城市指数分五大维度27个衡量标准，五大维度是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潜力城市排行基于四个维度13个标准，四个维度是：居民幸福感、经济发展、创新与治理。2017年，两个排行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指标，就是“创业生态投资环境”，而且这一标准将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城市未来有没有活力和竞争力。

领先的创业生态环境主要由什么因素构成呢？研究指出，有四个关键因素，即创新合作伙伴、人才资源、当地扶持政策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

中国正在从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向全球领先的经济体转型升级。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成本优势、人口红利、高储蓄和高投资，领先经济体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效率优势、创新红利和长期内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中国要实现2020、2035、2050年的三个奋斗目标，必须通过全面提升制度竞争力，才能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区域层面：制度竞争力水平已经出现“二元结构”

在发达地区营商环境不断追赶世界水平的时候，中国还有不少地方的营商环境长期没有根本改善，甚至被锁定在一种“前现代”的状态。当发达地区努力做到对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时候，在不少地方，对企业烦苛无度、随意干预还时常发生。由于“制度税”的高企，这些地方被企业家视为畏途，被投资者视为禁区，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中国越发达的地区，越觉得自己的营商环境还不够好，还要大力改善。而一些不发达的地方，虽然口头上也“亲商”“护商”，但实际中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给企业带来不便的现象时有发生。

我们来看看浙江和上海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动作。

浙江2018年第一个大会是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省委书记车俊强调大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快建设“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

浙江的环境一直不错，“四张清单一张网”（行政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政务服务网）闻名全国，其实质是使行政权力去模糊化，去随意性，让政府规规矩矩用权，明明白白花钱，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与民间活力的“加法”。但群众和企业还有不少不满意和痛点，因此近两年政府开始“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群众办什么事烦、办什么事难，就把什么列入改革范围，群众和企业办事涉及哪里，改革就延伸覆盖到哪里。“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要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还要从政府机关向涉政中介机构、各类公共服务机构延伸，提高全社会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浙江营商环境很方便，但省委省政府说要“打造移动办事最方便省份”。浙江创业门槛已经很低，但省委省政府要求加快推进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要减事项，让不需要跑腿的事项全部不用跑；要减次数，能少则少；要减材料，能简则简，只要是企业和群众已经提供过的材料，原则上都通过政府内部数据共享获取，不再另行提供；要减时间，能快则快，让企业和群众用最短时间办成事。

上海的营商环境在中国名列前茅。上海市财政局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1.5%，远低于全国各省市的平均水平（24.1%），自2015年以来连续3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所谓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具体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等。发达国家税费结构中，费的比重一般比较少，上海的目标是成为“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之一”。

像上海、浙江、广东、江苏这样的地方，政府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营造好的环境，让万木葱茏，一片生机。而在有些地方，基层政府还是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哪里会有经济的繁荣呢。

制度的背后是产权

站在2018年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包括毛振华矛头所向的黑龙江，在改善营商环境的大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对未来，我们当有更多信心。

201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答记者问，指出《通知》的出台将进一步提高全国各级法院依法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水平，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财富安全感，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通知》要求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权利。对企业家反映突出的三大问题——某些地方政府违约，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企业家维权成本高，《通知》都做了明确要求。

纠正一起错案胜过制定一打文件，因为人们更相信真实的体验而非书面的诺言。2017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甄别纠正工作小组，决定对原审被告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案，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纠纷案等重大涉产权案件启动再审。

相比黑龙江政府对于毛振华个案的积极回应，我觉得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些举措更能让企业家释怀。因为它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和中央关于产权保护的意见，正在得到切实的落实。

10年前，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曾流行一时，他的研究出发点是：历史上的所谓资本主义，为什么仿佛活在封闭的“钟罩”里，主要在欧美国家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却停滞不前？

他的答案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的结合，而且是因为资本与土地的产权都是清晰的，人们掌握了这种权利后，就可以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做出选择。资本的秘密就是一整套产权制度，“资产+所有权描述=资本”，让资产这个“实物”活动起来的起跑线是——法律表述、证书、契约等。

索托认为，如果不具有完备的财产法律制度，第一，无法保护私有资产；第二，资产无法转化成资本。而确定的产权体系，对经济能带来六个方面的正面效应：

1.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将僵化的资产通过有效的契约转变为活跃的资本。

2.将分散的信息纳入同一种制度。将分散、孤立的产权数据融入系统性、综合性的制度之中，使得资产潜力更易评估与交流，从而大大促进资本的产出。

3.责任和信用体系的建立。将产权信息融入系统而完备的法律体系之中，使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从而有助于建立明确的责任和信用体系。

4.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明确的财产权体系和具有法律效应的产权表述能够避免在产权交接时对资产进行不必要的物理分割从而造成巨大损失，使资产能够产生较高的价值组合。

5.建立完备的、以个人信用体系为基础的人际网络。明确的产权体系之上是完备而明确的个人信息网络，资产与信用清清楚楚，因此资产的有效整合成为可能。欧美国家庞大的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仰仗于此。

6.保护交易。以信用为基础的人际网络使得基于所有权体系的交易得到实时追踪和保护，并且诞生了一大批与此相关的行业，诸如资产评估、保险、抵押经济、信托服务等，在保证交易安全性的基础上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显然，有竞争力的制度，就是能够更清晰地界定产权和更好地保护产权的制度。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尊重和保护产权、让每个人有机会通过努力过上美好生活，这已成为我们不可动摇的基本共识。开放的市场经济就是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土壤。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像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所说的：“现有的政治利益集团不愿意打破钟罩，引入竞争，因为这样他们的垄断收益将会减少甚至受损。”中国不会走上这样的歧途。通过反腐败、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之路、追求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人民和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将更明确。

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法治的细胞，就是法治的缩影。相信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制度现代化建设的春风，不仅能吹绿江南岸，也一定会吹过山海关，吹旺黑土地。外资40年：接轨世界的中国步伐

1978年10月28日，细雨纷飞，83岁的松下幸之助在松下电器大阪茨木电视机厂大门外迎接邓小平。

邓小平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生产线，并特别注意到了自动插件机。当时中国的家电产品生产，很多企业还靠工人手工操作，把一个个电子元件逐一焊接在集成电路板上。而松下是通过流水线上的精密器械，自动将元件插到电路板上，邓小平觉得这样的生产方式很进步。

松下服务员展示了一种新产品，微波炉。只需要几秒钟，一块烧卖就冒着热气出来了。邓小平拿起放到嘴里，松下的人很紧张，邓小平说了一句：“味道不错。”

座谈时，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我们确实是抱着一种请教的态度同你们见面的，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没有电子工业，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那儿去。

邓小平问：“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松下幸之助答：“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

第二年，松下幸之助访华，与中国政府签订《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上海灯泡厂派人分批到日本学习考察。

正视外资与外企

今天回顾40年前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主动向外、求贤思进的诚恳态度。那个年代，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管理、人才，中国都很缺乏，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帮助我们提高，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

40年后，中国已经从以开放为动力，倒逼改革、融入世界，发展成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动力。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几乎没有不在中国投资的。在中国市场上，当年的“外企神话”似乎也被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和华为等企业的励志篇章所代替。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量和增长速度也已超过了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在中国强大和自信的背景下，外资对中国的贡献，被很多人淡忘了。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对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中国营商环境的便利化、国际化，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标准化，作用是很大的；外资对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人才素质、制造能力、服务水准，促进政府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改善广大消费者福祉、创造美好生活，助力环保、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人的现代化和商业文明程度的提高，外资更是影响深远。

尽管外企不再是“神话”，有的外企在撤资、关厂、转移，一些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在本土企业的竞争下也日渐式微，很难盈利。但总体上来说，在中国三大经济成分“国资、民资、外资”中，跨国公司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最为接近。如果你参观过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和生产线，就会感到他们对本土企业仍有很大的示范性。努力发挥外企作用，应是新时代之需。2017年11月上海制造业外商投资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海运营中的外资企业，“以约占全市2%的企业数量，贡献了全市27%的GDP、规模以上企业60%的工业总产值、65%的进出口额和33%的税收总额，吸纳了超过20%的就业人数”。什么是高质量？从数据中可见一斑。

如何看待外企的贡献，未来外企该怎么办，中国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并通过小型研讨会方式，和十多位外企高管进行了交流。

我们的研讨发现，外企的类型并不一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跨国公司，一类是华商公司，比如郭台铭的富士康（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位列2017年世界500强第27位）、郭氏家族的益海嘉里（世界500强第239位）、张忠谋领导的台积电（世界500强第369位）、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魏氏兄弟的康师傅集团、李嘉诚的长和集团，还有新鸿基集团、恒隆集团，等等。

华商公司的成功，有西方职业管理的作用，但和华商的文化特质更息息相关。例如创始人有超常魅力和敬业精神，创始人在团队管理中讲求人情文化和大家庭文化，善处政商关系，等等。总之，创始人的魅力很重要，这让他能找到对的人并且管好他们。西方跨国公司喜欢通过猎头公司找高管，有一套体系化的标准。华商公司往往是老板从自己周围有来往的人里找高管，他们有的可能是长期打交道、清廉能干的政府官员，有的可能是做过生意、特别诚实可靠的合作伙伴。老板“相人”的功夫很深。

而总结那些在中国长治久安、保持生机的西方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关键是“本土化”——相信中国，长期经营，依靠本地人才。

从格林伯格的启示说起

我在采访和研讨中听不止一个人谈到格林伯格。

格林伯格是美国国际集团（AIG）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975年年初，他在地图上看到集团业务覆盖了全球很多地方，但在拥有大片国土的中国还是空白，于是他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写了一封信以寻求合作，很快就得到了积极的答复。AIG也成为首家与中国合作的美国保险机构，在中国开展再保险业务。

格林伯格很少喝酒，但在中国，他多次被“闻起来像空军一号的航空燃油、尝起来略好一点”的茅台灌醉。1989年，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创立，当时朱镕基是上海市市长，格林伯格则是会议首任主席，他到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多，对相关的事务总是亲力亲为。他觉得“中国政府喜欢直接跟外企的头头打交道，派别人是不够格的”。

1992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纽约，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为格林伯格争取到5分钟会面机会。他从瑞士飞回纽约，向李鹏保证说，人寿保险是一个长期业务，AIG至少10年内不会从中国拿走分红。“着眼长远”这句话打动了李鹏总理。1992年，AIG旗下的友邦保险和美亚产险在上海获得了营业执照。1993年，格林伯格捐款51.5万美元，从法国私人收藏家手中购得颐和园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10扇铜窗，无偿送还中国。中国加入WTO面临挫折时，他奔走于国会山，敦促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尽快完成与中国的入世谈判。

格林伯格的经历的启示是，外资要想在中国做长久的生意，就要相信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并且和他们成为朋友。

百胜中国、欧莱雅、通用磨坊都是市场上的领导者。它们在中国是如此成功，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中国的“一把手”在这个岗位上都干了十几二十年，建立了本地员工主导的团队，从研发到供应链、营销、政府沟通等方面都能充分响应中国需求。

百胜中国在1500个城市开设了八九千家餐厅，拥有中国市场上肯德基、必胜客和塔可贝尔三个品牌的独家运营和授权经营权，并完全拥有东方既白和小肥羊连锁餐厅。百胜中国从百胜全球分拆时，春华资本和蚂蚁金服出资4.6亿美元入股，百胜中国2016年11月1日在纽交所独立上市。

在百胜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一个叫苏敬轼的CEO。他1989年进入百胜中国，当时肯德基在大陆只有4家店，而当他2015年宣布退休时，单是肯德基就已经扩张到4000多家店，成为中国第一大餐饮连锁品牌。这个身高一米九的台湾人很了不起的一点是，在肯德基只有4家店时就说要把它做成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连锁餐厅。当其他外来品牌只在一二线城市开店时，他已经提出“下乡”战略，从而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百胜中国的餐单上的品种，只有5%和国际市场一致，其余全部是根据中国消费者偏好确定的，包括油条和粥。百胜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和外卖体系，更远远领先于百胜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百胜中国有9000名左右的餐厅经理，他们都持有限制性股票。2018年推出的“餐厅经理全家福健康关怀计划”，在已有的家人商业综合保险基础上，提供进一步的补充家庭保险，惠及数千名餐厅经理的子女、配偶与父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餐厅经理拥有主人翁的感觉。百胜中国企业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餐厅经理第一”。

欧莱雅1997年来到中国，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化妆品集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意大利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叫盖保罗（Paolo Gasparrini）。

1996年底，46岁的盖保罗到广州担任欧莱雅中国区总裁，当时欧莱雅只在香港有分公司，内地只在北京有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兰蔻柜台。他和同伴在白天鹅酒店苦思冥想，把公司的法文名称翻译成欧莱雅，意思是“来自欧洲的优雅”。那时他就对员工说，要让中国成为欧莱雅最大的市场。

盖保罗从市场调研、建立供应链、政府沟通等方面的点点滴滴去熟悉中国。他善待中国员工，每年都会有好几次在家里做意大利面，带到公司和同事分享。他到管理人员家里看望他们的父母。圣诞节他会从意大利订购蛋糕和红酒，为员工送上祝福。2013年盖保罗不幸去世，在上海举行的追思会，原计划有500人到场，结果来了2000多人，从员工到供应商、经销商、形象代言人，都在缅怀这个“欧莱雅中国背后的男人”。

今天欧莱雅在中国针对本土市场研发的产品，有的已经热销到全球。而在新零售方面，欧莱雅将线上零售与线下零售无缝融合（Online+Offline），也创造了全球领先的零售体验。

跨国企业的未来

跨国公司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美好生活，做出了贡献。但今天他们面对的挑战同样是巨大的。

首先是本土企业的挑战。他们通过快速学习、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更灵活地响应市场以及强大的金融支持，在市场上越战越勇。

其次是人才本土化的挑战。在中国的外企员工完全清楚中国市场和竞争情况，但最终在外企总部做出决策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和他们并不完全一致。这导致外企在中国的决策不够灵活和切实，也导致外企中国高管得到的激励开始明显落后于本土企业，尤其是新经济形势下的“独角兽”们。

最后是外交关系的挑战。无论是2005年SK-Ⅱ涉嫌含有腐蚀成分的危机，还是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被破坏分子干扰导致家乐福在中国市场被抵制，以及日本汽车受到的中日关系波动的影响等，背后都是企业无法完全掌控的因素。一旦危机爆发，对外企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团队怎么努力也是弥补不了的。

对跨国公司在华业务来说，一个可行的战略性选择，就是让更加本土化的中国管理团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决定权和分享权，比如将中国业务单独剥离，进行资本化改造，让职业经理人真正成为企业家。这将提振中国业务的价值，也能和政府与社会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信任。

同时，还有另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全球别的市场的压力远远没有中国这么大？

麦肯锡全球董事陈有钢对此的看法是，因为中国处在创业代企业家精神最旺盛的时期；中国商业文化中，对于财富积累有强烈的冲动，特别拼命；互联网刚好来到中国，形成了世界别的地方无法匹敌的“互联网红利”，大大加快了知识的普及，创造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所以跨国公司在中国备感本土企业的竞争压力。

中国市场太大，差异也大，转型、转轨、转变太复杂。它不仅“高增长”，而且“高变化”。而跨国公司更为习惯在一个预期稳定、竞争理性的环境里发展。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大，好像是很多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聚合体；中国人口多，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口基数非常大；再加上强烈的危机意识，追赶超越的意识，使得中国能够同时创造出多个“分工体系”，制造业可以做好，服务业可以做大，互联网应用可以做强。一个小国家，因为范围和人口的因素，无法同时在多个产业领域实现发展，因为没有那么多资源用于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但是中国可以，中国可以在家电领域和日韩竞争，在机械制造领域和德国竞争，在互联网领域和美国竞争。即使同一个行业，比如家电，广东、山东、浙江都能发育起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支持多个品牌同时存在，竞争发展。

有想致富的愿望，有巨大的人口规模，有高储蓄高投资，社会稳定，还能对接全球最新的知识，再加上超级勤奋，这造就了中国奇迹——在多个领域同时发展，在不同行业同步发展，同时拥有多种比较优势，什么方面都“Can do！”这是经济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

如果上述看法成立的话，那么在中国成功的关键就是大胆布局，快速推进，不断尝试，灵活响应，敢于变革，修正迭代。

未来还长，世界很大，如果外资、外企应新时代新时势变革创新，它们的明天将会有新的灿烂阳光。中兴风波：创新中国的一场冷水浴

一个被赋予更多意义的事件

如同钢铁石油是工业时代的粮食，芯片是信息产业的粮食。没有它，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数码消费产品到功能强大的服务器以及所有包含复杂计算的技术设备，都难以运转。

2017年全球芯片销售突破4000亿美元，中国芯片进口超过2600亿美元，需求量极大。但在供给侧，中国芯片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离“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40%自给率、到2025年实现70%自给率目标尚远。同样是2017年，中国的4K电视机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在智能手机方面这一数字达到了75%以上，而在电脑产业更是高达80%以上，但其中的芯片主要靠进口。在大部分高端芯片领域，中国基本还是空白。

2014年中国出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关键装备和材料四个方面做了具体规划。2015年成立了千亿人民币规模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芯片产业被放到了中国经济“智慧转型”、支撑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和保障信息安全的战略高度。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下称“中兴”）直接或间接供应商品、软件或技术的封杀事件，显然会令中国举国关注。中兴事件是芯片产业问题面向大众的一次空前科普，而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又必然会被赋予更多意义，引起更多争论。

在批评中兴的方向上，有人说中兴犯了低级错误，活该；有人说中兴就是不合规，而合规是任何公司参与全球竞争的本分；有人说中兴历年主要利润都靠政府补贴，没有核心技术能力；有人说中兴连这么重要的信息在财报中都不披露，所谓“重视投资者利益”形同虚设等等。

在另一方向上，有人说美国故意找茬，无视中兴的努力，有人说这是促进中国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自力更生的重大机遇，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成人礼。

中兴理当深刻反思。设想一家在中国的外企违反法令和与政府达成的协议而被处罚，估计没有谁会为其辩护。中兴的问题也带有类似的性质，其教训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应吸取，尤其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成就世界品牌，前提就是在世界各地要做守法合规的表率。

一次代价巨大的教训

美国对中兴的处罚，不是没有依据。纵观事件全过程，中兴所犯错误，早在2017年3月已经被罚。当时中兴在得克萨斯州北区美国地方法院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缴纳了8.9亿美元罚金，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此外还有3亿美元罚金被暂缓，是否支付视乎未来7年中兴对协议的遵守情况。

2018年2月底，中兴发现了新问题。事情源于中兴首席出口管制合规官和外聘的律师事务所陆续收集到信息，显示中兴原定对某些员工的奖金扣减计划未及时执行。中兴高层得知情况后，一面让律师事务所开展调查，一面进行内部核实，并主动向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和监察官报告，还对相关的在职和离职员工发出惩戒信，对扣减或追索2016年的奖金做了安排。

此后，中兴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进行了详细陈述，并附呈已采取措施的证明文件，请求给予外部律师事务所45天时间以完成相关调查。但4月15日，BIS就激活了拒绝令，以中兴在2016、2017年两封函件中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彻底封杀，为期7年，另加3亿美元罚款。

而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沟通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2018年6月7日宣布，与中国中兴通讯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中兴公司支付10亿美元罚款，另外准备4亿美元交由第三方保管，用以防范任何未来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此外，在7月8日前撤换所有中兴和中兴康讯（中兴集团旗下子公司）董事会成员，并在8月7日前组建特别合规委员会；在7月8日前解雇任何牵涉到违规出口事件中的管理层和高级职员，且不得续聘；在7月8日前自费聘任合规协调员，监督对出口条例的遵守情况，并平等向中兴公司总裁、董事会和BIS汇报。

硅谷芯片产业有半个多世纪历史，集纳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才。我们现在的人才结构，远远做不到集聚全球人才。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主要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的工业革命，这是一种“宏观加工”，而最发达经济体实现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新工业革命，这是一种“微观加工”，他们在像芯片这样的看不见的地方投注的资本和人力是巨大的、持续的。过去我们没有重资本投入能力，也没有成群结队的人才梯队。在这样的基础上，就算奋起直追，怎么能一蹴而就呢？

中国在应用型商业模式方面创新很多，阿里和腾讯已经可以对标亚马逊和脸书，最优秀人才都涌到了BAT这样的公司，但在原始技术创新方面，我们起步还不久，芯片领域远没有到出现巨人的时候。互联网不用谷歌、脸书可以，但芯片不用高通、英特尔、ARM、三星行吗？明明不行，还要渲染中国芯片产业的强大，这一切自然会加剧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焦虑。

这种焦虑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在特朗普时代更甚。美国对中国不仅焦虑，还有失望和不满，比如政府对国企的补贴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合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搅在一起，成为在处理中美商业问题时的决策与情绪的背景。

如西门子和宝武集团共同开发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解决方案，共享专利这样的做法，企业明智的策略是承认差距，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共享市场。

挡住未来的只有自己

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可能要经历一段持久战，但注定会有光明未来。

中国是世界芯片第一消费大国，这种消费过去支撑了发达国家芯片产业的发展，如高通2017财年223亿美元收入的65%来自中国，博通2017年收入的54%来自中国。未来，庞大的市场也将支撑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

目前在设计领域，华为海思和紫光展锐都是排名世界前十的公司，且增速最快。面板领域的京东方，存储领域的长江存储，相变存储器领域的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AI领域的寒武纪，超级计算机领域的申威26010，都生气勃勃。

在封测领域，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进步飞快。

在设备领域，长春光机所基于“极紫外光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的光刻机有望圆中国芯片之梦，中微和中晟在MOCVD（有机金属化学气相沉积）方面不断削弱国外产品的份额。

在材料领域，江丰科技生产出高纯度溅射金属靶材，安集微电子研发出自主产权的研磨液，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突破了高导热聚合物基和超高导热碳基界面材料制备的关键技术，黄河水电新能源分公司推出了国产高纯电子级多晶硅。

在制造领域，中芯国际和上海华虹也在努力向前迈进。

无论是设计、制造、封测、关键装备和材料，中国都在崛起。这是系统性的。尽管在很多原材料和高端设备（如高端光刻机、离子注入机、涂胶显影机）领域中国还没有占据优势，但相信时间会是中国的朋友。

三星在存储领域占绝对优势。我问长江存储的一位管理者：“赶上去要不要20年？”他说：“10年应该就差不多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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