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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子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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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特务实录试读：

第一章 内忧外患催生军统

第一节 军阀割据有鬼犯边

军阀割据

任何一个跟政治有关的组织，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军统是这样，军统的前身——复兴社也是这样，复兴社的母体——力行社更是这样。说军统，就不能不说复兴社；说复兴社，就不能不说力行社。当然，无论是军统还是复兴社、力行社，都是特务组织。复兴社是由力行社的“精华”特务组成的，而军统又是由复兴社的“专业”特务组成的。从这个角度说，没有力行社，也就没有军统。

20世纪初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清政府的八旗、绿营等军队严重腐化，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各地的农民起义。再加上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还处在区域性农业经济的形态，只要有了地盘有了人马，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军阀们争相夺取地盘，招揽人马。在这种“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乱世，各地起义队伍和地主武装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成长起来，一些力量比较大的，就逐渐发展成湘军、淮军这样的大军阀。这些大军阀们，在清朝皇帝还没有下台时，就凭借武力抢地盘、抢财宝，一直抢到了民国。

如果没有外人的掺和，一家人争得再厉害，情况也不会太严重——都是自家兄弟，打累了、闹烦了，自然就消停了，也自然不会有力行社以及后来的复兴社，乃至后来军统的诞生。

可惜，历史不让军阀们消停，当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纷纷扶植各地军阀作为自己的利益代理人。于是，即使军阀们不想打仗，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会鼓动军阀们不停地开战。

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大家庭，在外人的挑唆之下，兄弟成恨，妯娌成仇，一天到晚为了点芝麻绿豆大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正是这种情形，才决定了后来的军统的性质和主要工作：促进中央集权！

烧香引来鬼“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中国这个大家庭已经打得很热闹了，偏偏还有个不怀好意的邻居时刻觊觎中国的财产，还时不时欺负中国人。也正是这个邻居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力行社，也就是后来的复兴社的成立。

这邻居不是别人，就是日本。

不少人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从1929年日本遭受金融风暴开始的。其实不然，日本和中国的积怨已久。就是这种长久的积怨，才使得后来的军统可以以“抗日”的名义招募来大量的人才。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从明朝开始的。1559年，倭寇侵华，后来被名将戚继光狠狠揍了一顿，侵略者才灰溜溜地回了日本。但从那以后，日本就时不时地骚扰我国的沿海地区。直到现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妇女，发髻上仍然插着三支短剑一样的簪子，那就是明朝时，妇女们抵挡星夜来袭的倭寇的武器——用它们杀死倭寇，或者结束自己的生命。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这场海战一直持续了一年之久，邓世昌就是在这场海战中牺牲的。当时，我国翻译界的泰斗——冰心先生的父亲浴血海疆，从不抽烟的冰心的母亲，则一直在身边暗藏大块鸦片，准备一旦听到冰心父亲阵亡的消息就吞烟自杀。

1900年，日本和其他几个国家组成了八国联军，一路杀气腾腾地冲进北京烧杀淫掠，抢走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最后还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著名作家老舍的父亲就是在抵抗八国联军的巷战中牺牲的。日本人抢够了，折腾完了之后，又逼着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还勒索了大量的白银。就这样，日本掘出了自己在中国的“第一桶金”。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的土地，在中国的地盘上开了战，还杀了无数的中国百姓。这场战争的唯一好处，就是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医生，多了一个作家、一个斗士。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消停了几年，但是对中国的贼心却一直都在。

此时的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领导的起义成功了、中华民国成立了、黄埔军校建立了……

这一系列的变化，给无数的革命青年带来了希望，这些希望为力行社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黄埔军校的建立，给力行社以及后来的复兴社、军统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人力基础和思想基础。

此时的日本，依然在认真盘算，怎样才能从中国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1918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政府文件中提到：“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他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无独有偶，1921年5月3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对满蒙的政策》（当时满、蒙均为中国领土），在此政策中明确规定：“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的即得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我国之国防与国民经济生存上所必需的地位和权利。”

1923年9月1日的上午，日本关东爆发了一场7.9级大地震。大地震带来的不仅仅是房倒屋塌，还有海啸和泥石流。

比地震、海啸和泥石流更可怕的是地震引起的火灾，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很多人家正在做饭，倾倒的炉火瞬间就引起了一百多处小型火灾。当时日本的房屋以木结构为主，所以火势迅速蔓延，熊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遇难者多达数万，其中包括几千名旅日华人。

关东大地震爆发后，善良的中国人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向日本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政府以及各官方和民间组织向日本捐助了价值几十万银圆的钱粮和药品。中国的各个著名寺庙以及宗教组织也为关东大地震的遇难者举行了法会。

烧香难免引来鬼，中国人的善良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和友谊，反而换来了日本对旅日华人的大屠杀。

地震过后，日本政府为了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竟然散布谣言，说中国人和朝鲜人要在地震后烧杀抢掠。于是，在东京、神奈川、横滨等多个朝鲜人和华工聚居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针对华工的屠杀事件，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天来也被日本军警秘密拘捕之后杀害。

在将屠刀伸向华工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对本国的进步人士进行了屠杀和镇压。9月19日，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领袖大杉荣夫妇和外甥在家中被宪兵大尉甘粕正彦挟持到宪兵队，然后被活活掐死。

日本屠杀中国华侨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当时的北洋政府也就此事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再加上日本方面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最终导致此事不了了之。

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到了顶点，幸好不久之后，资本主义的风潮席卷了日本，日本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衣丰食足的日本人忙于发展经济，也顾不上排斥中国留学生了。

1929年，90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分三批先后来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几个著名的文武学校学习，力行社的创始人滕杰也是其中的一员。

此时的日本，由于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些活力，从列强横行、贫穷积弱的中国到日本来的黄埔毕业生们，在当时的日本，的确也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知识。

贺衷寒与黄埔东京同学会

黄埔毕业生们到日本之后不久，就成立了黄埔东京同学会。

黄埔东京同学会，一个听上去似乎简单、纯粹联谊会式的组织，其实是在东京的黄埔毕业生们，遵照南京政府的指示，为了防止其他党派和思想的渗透而组建起来的一个组织。

黄埔东京同学会，确切地说，是黄埔同学会的东京分会。

说起黄埔同学会，还要从“黄埔三杰”之一贺衷寒说起。

贺衷寒，原名贺忠汉，字君山，1900年出生于湖南岳阳。插一句题外话，从清朝开始，就有了“无湘不成军”的说法。进入民国之后，不仅是军统，民国时期的不少情报人员和行动人员也大都来自于广东、浙江、湖南三地，而不少著名将领以及谍报机构的行动人员则大多来自湖南，所以民国时期有“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的说法。

打开中国地图，细细端详湖南，就会发现，湖南的形状像个巨人的人头，有三山（瓶山、夹山、崀山）、四水（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七泽（指湖南的众多湖泊）。湖南水土肥沃，物产丰富，太史公曾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回过头来再说贺衷寒。1919年，中学毕业的贺衷寒作为东方劳工远赴苏联参加了东方民族会议。1921年春，贺衷寒到上海学习俄文，当年秋天去苏联学习。

贺衷寒从苏联回国之后，一直在武昌一中教书，同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三民主义。

1923年，贺衷寒担任了长沙青年服务社教务主任，同时兼任上海《时报》的特约记者，继续在报上鼓吹三民主义。

1924年春，在黄埔一期的入学考试中，贺衷寒以优异的笔试成绩、滔滔不绝的辩才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顺利考入黄埔一期。

贺衷寒入学后不久，就与蒋先云（中国共产党员、北伐战争烈士）、陈赓（共产党员、军事家）并称为“黄埔三杰”。

在当时的黄埔，有这样的说法：“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意思就是蒋先云善写文章，贺衷寒口才好，陈赓多才多艺。正是因为陈赓的多才多艺，才使得他后来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跟军统特务称兄道弟，却没露出丝毫破绽。

贺衷寒这个人不但能说，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想当初，黄埔军校开学时，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路领袖用各自的南腔北调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典礼结束之后，不少学生找到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反映，说很多方言听不懂，很多领袖们的训示没听明白。于是蒋介石就找到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要他找几个字写得好的学生来抄写训话，王柏龄就根据入学考试的笔迹找来了贺衷寒、李之龙和胡宗南三个人分头抄写。其中，贺衷寒写得又快又好，蒋介石看了之后连连称赞，自然就对贺衷寒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黄埔军校开学后，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组建了研究共产主义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则组建了研究三民主义的孙文主义学会（学会建成初期，也叫“中山主义学会”），以此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会的矛盾后来越来越深，两会的成员也经常公开发生舌战甚至冲突。而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以及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排挤，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后来，两会的矛盾越来越深，冲突也越来越剧烈，以至于蒋介石都无法掌控二者了。为了将黄埔军校的学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1926年4月7日，蒋介石颁布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令解散两会。不久，蒋介石亲自下令，组织黄埔同学会，并且指定蒋先云、贺衷寒等为筹备委员，蒋介石亲任会长。在黄埔同学会成立后，贺衷寒任同学会的干部委员兼秘书长。

在1929年到达日本的90名学生当中，大部分人是黄埔同学会的成员，他们早已习惯了对贺衷寒的服从。黄埔东京同学会，就这样在南京政府的指示之下，自然而然地建立了。

就是这个同学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力行社的建立。这个同学会的骨干成员，如贺衷寒、滕杰等人，后来不少都成了力行社、复兴社乃至军统的骨干力量。

可惜的是，没过几个月，在1929年那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日本的寒冬提前来到了。这个寒冬，不是节气上的寒冬，而是经济上的寒冬。

丘吉尔说过：“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真实的情况，远远要比“不亚于”严重得多。

因为国内市场很小，自然资源匮乏，所以日本一直严重依赖进出口贸易来维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正因如此，日本在经济风暴中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

因为金融风暴，将近400万日本人失去了工作，将近500万户农民彻底破产。因为生活艰难，大批日本少女被送进妓院，无数的山村成了“没有少女的村庄”。这还不是最凄惨的，在人们刚刚接受了大批少女沦为娼妓的事实后，合家自杀甚至街坊邻居一起集体自杀又成了新的新闻题材。

这场历时三年的金融风暴，给日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直到金融风暴结束四年后，也就是1935年，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也仅有一米四多一点，男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过四十多岁。

经济的萧条，往往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更为了解决日本所面对的资源危机，日本政府再次动了侵略的心思。要侵略，先要找准对象。因为日本太穷，长途征战的成本又太高，所以日本只能就近选择自己的侵略对象。

日本附近的国家有东南亚诸国、朝鲜、俄罗斯和中国。东南亚诸国大多是英美的殖民地，与虎谋皮的事情日本人是不敢干的，而俄罗斯的亏日本早就吃过了。早在日俄战争期间，天皇就指望靠战争讹诈沙皇几百万两银子，外加几块土地。但没想到，沙皇不买天皇的账。沙皇即使败了，最终还是摆出一副“要打，随时奉陪”，外加“要钱没有，要地不给”的架势。自然，天皇也就不敢再动沙皇的心思了。

这样一来，日本能侵略的国家就只剩下朝鲜和中国了。可惜的是，朝鲜比日本还穷，资源比日本还少！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强盗抢钱的时候，都要选个殷实的——起码看上去殷实的人家去抢，没有哪个强盗会去抢贫民窟。而当时的朝鲜，跟贫民窟也没什么两样。所以，朝鲜也被排除了。于是，日本的侵略候选对象，就只剩下中国了。

当时的中国，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长期蹂躏之下，已经走向了全面的衰败。从军事上来说，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而且每一块“裂片”都不具有抵御外敌的能力。最最重要的是，虽然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却仍然是一个幅员辽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物产和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具有当时的日本最最需要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原材料资源。

前文中已经说了，从明朝开始，日本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随着对华侵略的加深，日本竟然荒唐地把中国看作了自己的“生命线”和“利益线”。所谓生命线，就是掠夺原材料、劳动力以及倾销产品的地区。至于利益线，1890年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这样解释：“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

从这些语句中不难看出，日本不但不把侵略行为作为一种耻辱，反而把侵略当成了一种正当的职业。事实上，日本正是通过对中国的频繁侵略而获得发展的。日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首先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说过：“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是推动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基础。”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就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主要方式。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勒索清政府4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日本不仅从中国夺走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讹诈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些白银，比日本1891年到1894年四年间财政支出的总和都多！

在讹诈了中国大量的战争赔款之后，日本大肆加强军事建设，扶植了不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从1894年至1903年，10年之间，日本的资本额增长了2.43倍。正如日本共产党片山潜说的那样：“日本的工业，在这时期，由于从中国所取得的战争赔款的关系，而呈现出了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

没有甲午战争，日本的工业革命不会完成，资本主义也不会在日本站稳脚跟。

日本从中国获得的不仅仅是战争赔款，还有资源。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俄国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将旅大租界及长春至旅大铁路转让给了战胜国日本。后来，日本又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事宜附约十三款》，使得整个东三省全部在“开埠通商”的名义之下成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日本，终于在中国的东北站稳了脚跟。

为了进一步侵略和扩张，日本在中国的东三省设置了以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为代表的一系列军事侵略机构和以“满铁”为代表的经济侵略机构。满铁的全称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是当时日本在中国的最大的殖民机构和经济侵略机构，也是日本间谍的主要指挥活动场所。南满在“产业开发”的幌子下，垄断交通运输、霸占矿山、掠夺资源，大批的煤炭、矿石通过南满铁路运到了日本，大批的罂粟、鸦片也通过南满铁路跟日本兵一起运进了中国。

第二节 筹备力行社

滕杰回国初碰壁

面对支离破碎的中国即将被蚕食的政治局面，以贺衷寒、滕杰为代表的黄埔军人再也坐不住了。

滕杰，字俊生，原名兰生，1905年1月5日出生，江苏滨海县人。滕杰先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到了日本之后，滕杰进入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

日本带给滕杰等诸位黄埔毕业生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提升，更有很多新奇的思想。不少在日本留学的黄埔人深切地意识到：整治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法家比儒家更有效。同时，更多的黄埔人都认识到：一个人想获得多少自由，他就要先交出多少自由。如果一个人想为更多的人谋取自由，那么他就要交出自己的所有自由，甚至还要搭上自己子子孙孙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换取更多的人的自由。正是这种认识，才导致了力行社的建立，并对力行社建立之后的纲领、宗旨的制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金融风暴的尘埃还没有落定，日本又爆发了阪神大地震。

阪神大地震的爆发，加剧了日本政府的恐慌，也加快了日本侵华的脚步。

1931年，盛夏的暑气还没有散去，滕杰、肖赞育（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复兴社元老）和陈启宇（江苏如皋人，国民党政府留日文官，滕杰的未婚妻陈启坤的胞兄）就带着黄埔东京同学会的嘱托，回到了中国。

7月底，滕杰等人在上海登陆。登陆之后，三人分作两路，肖赞育先回了老家湖南探望家人，陈启宇、滕杰则一起去如皋看望滕杰的未婚妻陈启坤。

三天之后，陈启宇和滕杰带着陈启坤去了南京。

如皋到南京，滕杰和陈启坤这一对恋人的旅行并不甜蜜，更不浪漫。1929年春夏的一场洪水，淹没了淮河、长江流域的7省205县。浮尸累累，禾苗淹没，昔日景色优美的江南水乡，变成了家家办丧、户户戴孝的人间地狱。从如皋到南京的路上，滕杰见不到昔日江南应有的优美的景色，看见的是成千上万的寡妇、老人、孤儿以及荒芜的田野，遍野的哀号。

终于，南京到了。

但是，昔日繁华的南京也早已变了模样，街上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店铺担心饥民哄抢而紧闭。街上处处充满了混乱、饥饿和不安的气息。

滕杰与陈启坤来到南京后，也很不顺利。滕杰的回国，并没有引起南京政府的重视，在这个潮湿而又炎热的盛夏，滕杰与陈启坤滞留在南京一个不为人知的旅馆里。只有陈启宇已经回到了南京政府，按部就班地做他的文官，滕杰却找不到出路，肖赞育也没有消息。滕杰和陈启坤两个人，在旅馆里四目相对，走投无路，诉说无门。

在滕杰和陈启坤寂寞蛰伏时，南京政府也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动荡。

1930年秋天，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频频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以制定约法，他打算“制定约法……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并提出“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都因为缺少一部约法”；“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痛定思痛、惩前毖后……”

虽然蒋介石语气冠冕、理由堂皇，但国民政府立法院却只用一句话“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公开制定约法”，打碎了蒋介石的约法之梦。

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软禁了反对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然而，软禁一个胡汉民岂能解决根本问题？相反，蒋介石的这一举措，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促使更多的反蒋势力浮出了水面。时任参谋部部长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院长李宗仁在广州口诛笔伐，勒令蒋介石下野，而在行政院的11位主官当中，也有4位主官极力反蒋。

从1931年9月开始，中国就再也没有平静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人进入了东三省，大好河山成了倭寇盘踞的地盘。

针对这样的时局，滕杰哀叹道：“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他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但是，他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中国的命运吗？

筹备力行社

万般无奈之下，受到冷遇的滕杰只得同南京的黄埔同学秘密联络，并在1931年8月，草拟出一份意见书，也就是成立力行社的计划书。这份计划书的大意是：“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推蒋介石为‘领袖’，‘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计划书草拟好后，滕杰找到了时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的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曾扩情。

曾扩情也是后来的复兴社的骨干之一，他于1894年出生在四川威远的一个贫农家庭，后来进入北京朝阳大学读书，1921年在曹叔宝、刘绍武、董钺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1924年，由国民党一大代表、共产党员李大钊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9月参加北伐，并担任孙中山的警卫工作，10月底返回广州，毕业后留校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校科员。1926年1月，曾扩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秘书兼总务，国民党中央军人部秘书。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从秘书兼黄埔同学会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1928年10月任军事委员会四川军事中将特派员。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扩情获得人民政府的特赦，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1931年，当曾扩情看完滕杰的意见书后，大加赞赏，并且立刻和滕杰开始了行动，四处联络同道，为筹备秘密社团做准备。

1931年的9月到10月，曾扩情、滕杰两次在南京以“聚餐”的名义，秘密联络多名黄埔毕业生，筹建了力行社的前身——“护国救党筹备处”。筹备处的办公地点设在位于南京二郎庙街的康泽医院，也是后来的复兴社的骨干——康泽的住所。这里提一句康泽这个人，他是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创始人，黄埔三期毕业生，1931年的时候，康泽就在南京，以行医的名义蛰伏着。

筹备处成立后，滕杰担任筹备处书记，主要负责联络全国各地的相关组织和相关成员，滕杰的妻子陈启坤任秘书助理，负责筹备处的日常事务。

陈启坤，一个听起来有点陌生的名字，她也是力行社的“元老”，一个被湮没在历史中的女人，一个被某些文人冠以“圣女”称号的女人。在金庸所著的《笑傲江湖》中，也有一个“圣女”，那就是被称为“圣姑”的任盈盈。从很大程度上说，陈启坤的“圣女”的“圣”不能等同于圣女贞德的“圣”，而应该等同于任盈盈的“圣”，也就是资格老、作风正派、立场坚定。

陈启坤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女”，主要原因是因为她是滕杰的妻子。滕杰在回国初期，走投无路，陈启坤不仅没有嫌弃他，还做了他唯一的支持和依靠，唯一的听众和知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启坤对滕杰的坚定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力行社的成立。陈启坤早逝，这使得她在史料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陈启坤却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不少力行社、复兴社以至后来的军统人员的政治取向。

毕业于普通职业学校的陈启坤，属于知识女性，目光要比一般人长远，在关心个人利益之余，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然而，她的学识、眼界以及判断力有限，对很多事物的认识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她不加选择地支持了丈夫滕杰的“事业”，以至于后来影响了大批复兴社乃至军统成员的思想意识。

在筹备力行社的人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就是当初命令滕杰回国的贺衷寒，黄埔东京同学会的头目。此时的贺衷寒，刚刚从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正是因为他的积极配合，才使得筹备处的日常办公不至于太过拮据和寒酸。

有意思的是，虽然在筹备力行社的建议书中，所有人都将蒋介石视为力行社的领袖，但是从1931年滕杰回国，一直到1931年年底蒋介石暂时下野，蒋介石这位力行社的领袖，对力行社的筹备工作一无所知。直到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才从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那里得知了一个以自己为领袖的社团正在组建的消息。没有人会嫌自己粉丝多，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蒋介石听闻此事大喜过望，并让邓文仪以邓本人的名义给滕杰发去一封密函，密函的主要内容就是告诉滕杰等人，蒋介石对他们筹备力行社的行为大为赞赏。

这里，还要交代一个人，那就是邓文仪。虽然他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却来历不凡。邓文仪于1905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醴陵，1925年毕业于黄埔一期，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力行社成立之后，邓文仪一直担任力行社的书记，后来成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

在蒋介石让邓文仪以邓本人的名义给滕杰发去密函后，蒋介石于1932年1月，重返南京政坛。他重返政坛后，立即召见了滕杰、康泽、贺衷寒等人，认真听取了他们进行的力行社的筹备工作，并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自己的“欣慰”。在这次召见中，滕杰、贺衷寒、康泽一直称呼蒋介石为“领袖”，这也让蒋介石十分受用。

这次召见的参与者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书中，曾对这次召见有详细的描述。据说，当时蒋介石痛心疾首地对他们说：“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来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了；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们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讲完之后，满座哗然，众人无语，随后，会议就散了。

这次召见一个月后，正当康泽等人即将绝望时，蒋介石通过邓文仪通知滕杰等人，命令他们于3月4日，召集所有筹备处人员到蒋介石的官邸谈话。

3月4日到6日，蒋介石与力行社的相关人员连续召开了三个晚上的会议，认真听取了每一个筹备处人员的发言，并在会上作了“安内攘外”的总结性发言。

3月7日上午，蒋介石再次召集筹备处的全体人员，对他们讲了“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之后，就命令所有与会者每人根据这句话写一篇文章。

3月8日，蒋介石在认真批阅了筹备处每个人交来的文章后，为大家表现出的忠诚和崇拜大为欣慰，高兴之下，就把筹备处所筹备的组织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随后亲自主持了这个组织的宣誓和成立仪式。力行社，也就是后来的军统，从此正式踏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第三节 力行社与复兴社

神化蒋介石

前面已经说了，力行社草创之时，就把蒋介石视为唯一的领袖。所以，力行社在正式建立之后，它的成员就多了一项业余生活——将蒋介石塑造成神。

把领袖塑造成神的风俗古已有之，要不然也不会有刘邦斩蛇以及大楚兴、陈胜王的说法。虽说当时已经是反封建反迷信讲科学的民国，但是中国人迷信了几千年，还是喜欢精神崇拜那一套的。于是，力行社成员不管男女，一律开始了一项无聊但又靠谱的事业——窜闲话。

在力行社的众多成员的闲话里，蒋介石就是上天赐予中国人民的领袖。力行社的成员们说，在蒋介石出生时，蒋介石家的堂屋正上方出现了五色祥云，还有九条金龙一直在屋顶的上空盘旋，还有一只大鹏鸟停在屋顶上……在蒋介石开蒙念书的时候，还有一只飞虎（也有人说是飞鼠）停在蒋介石家的房顶上。

力行社的成员们还说，蒋介石从小就不怕劳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每天帮母亲挑水浇菜。有一天，小蒋介石在挑水时，看到溪流里面有很多的小鱼逆着水流奋力向上游游去，于是感慨道：“连小鱼都知道不怕困难，力争上游，何况是人呢？”

力行社中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蒋介石在日本上军校的时候，教官拿出一块泥土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你们看，这块泥土就是中国，四万万中国人就是这泥土中的寄生虫。”蒋介石听了十分气愤，就拿起很小的一块泥土说：“这一小块泥土就是日本，五千万日本人就是这里面的寄生虫！”……

力行社的成员们就靠着这样的一系列传言，为蒋介石树立了一个非常正面、非常光辉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下，蒋介石以及力行社所奉行的“攘外安内”也就成了一种救民、救国、救世界的行为。

几十年后，台湾著名的剧作家、艺术家，国民党将军的后代冯翊纲教授模仿那个时代人们对蒋介石的崇拜的口气，写下了关于蒋介石“攘外安内”的评价：“委员长领导全国青年浴血抗战，在庐山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要把日本牵制在中华大好河山之内，千万不能把战火蔓延到中国以外，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乃至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中国人啊？这要让日本军阀杀到外国去，外国人不够死的！唯有在他老人家的领导之下，大家才这么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满打满算不过才死了一百多万中国人嘛，要是死的是越南人，那越南早就亡国了！所以，委员长是我们的领袖，他就是中国的、当代的、拔尖的委员长，他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委员长，最懂得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对全中国、全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而言都是有伟大贡献的历史巨人，只有他以世界兴亡为己任，置中国死生于不顾。”

就这样，力行社的成员在对蒋介石的神化中，催眠着民众，也催眠着自己。而那些后来成为力行社、复兴社乃至军统的元老们，也就依赖着大家对蒋介石的推崇和服从，将军统这个特务组织轰轰烈烈地演绎开来。

前面我们提到的康泽，是参与复兴社命名的元老级特务之一。他出生于四川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家境贫困。康泽中学毕业后，家里就再也没钱供他读书了。正当康泽决定在家务农时，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到了四川。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康泽决定报考黄埔军校。在老师和同学的资助下，康泽凑足了从四川到广州的路费。除了路费，他几乎身无分文，一路要着饭到了广州。在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后，康泽终于成为黄埔三期的学生，成了滕杰的同学。

说起康泽对蒋介石的忠心，要追溯到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的表现。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十分刻苦努力，即使节假日也从不外出，而是独自坐在教室里认真学习。

一个周末，康泽正独自在教室里读书，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康泽扭头一看，只见一位教官和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同走进了教室。

康泽一看蒋介石走了进来，连忙放下书，立正行礼。

蒋介石笑着问康泽：“你叫什么名字啊？怎么周末也不休息啊？”教官说：“这名学生叫康泽，学习一直很努力。”就这样，康泽在蒋介石的心中留下了刻苦努力的好印象。打那以后，蒋介石一直十分关注康泽，并且对康泽十分照顾，这让康泽受宠若惊，感激不尽。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康泽就被蒋介石派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康泽从一个贫苦人家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变成了留洋的学生，这其中除了康泽自己的努力之外，自然也少不了蒋介石对康泽的照顾，所以康泽对蒋介石忠心不二。

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国民党党员有三百多位，其中最有号召力的就是康泽、贺衷寒、郑介民和邓文仪等几位。

后来，康泽、贺衷寒、郑介民和邓文仪等人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后，就以留欧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由，要求发起以贺衷寒为首的国民党旅莫支部，但最终因为遭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校方的严厉制止，未能建立国民党旅莫支部。

1927年10月，康泽由莫斯科学成回国。回国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后升任国民党江西“剿共”宣传大队队长。康泽无论在军队中，还是在宣传大队当中，一直表现突出，忠心耿耿，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后来，蒋介石在政坛上几起几落，康泽也一直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在蒋介石暂时离开政坛的那段日子里，康泽干脆也离开南京政府，在南京街头开了一家医院，一边探听南京政府的情况，一边蛰伏着，为再次出山做准备。

终于，1932年3月，在滕杰、贺衷寒和康泽等人的努力之下，力行社成立了。后来，蒋介石也东山再起，再次回到了南京政府。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力行社迅速壮大。1932年6月，力行社就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此时的力行社，还很年轻，成员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而且大多出洋留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力行社是一个由高素质的年轻的军事人才组成的军事机构。

力行社的组织结构

力行社的首任书记为滕杰，负责力行社的一切事务和决策；滕杰之妻陈启坤任书记秘书（陈启坤死后，书记秘书一职也随之取消）；陈启坤死后，滕杰就离开了力行社，贺衷寒任第二任书记；酆悌、刘健群和康泽后来分别任力行社第三、四、五任书记，刘健群与康泽在任此职务期间改称“书记长”。

力行社的第一任常务干事有：贺衷寒、桂永清、潘佑强和康泽四人。常务干事的责任和权力是：解释力行社规则，并且监督规则的实施；制订和修改相应的力行社的奖罚措施；监督力行社各部门的工作；根据时局或者时事修改或者制定力行社的相应的规则和纪律；确定各级干部的人选以及选举规则；监督力行社书记的行为，并向力行社的领袖——蒋介石汇报书记的工作情况；决定力行社在全国的分部以及各地代表的任免；决定同其他政府机构或者组织机构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如果力行社的领导机构遭到破坏，常务干事有权履行领导权等其他职权。

在实际工作中，这四位常务干事直接参与重大事件以及重大政策的决策，而且四位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直接拍板决定某些紧急事情，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还可以越级甚至越权决定。

常务干事之下，还有胡宗南、邓文仪等12名干事，这12个人主要参与常务干事选举以及重大事件的选举和讨论；在12名干事之外，还有干国勋、戴笠等11名候补干事，候补干事的权力和职责与常务干事基本相同，设立候补干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战争状态之下，如果干事不能行使职责的话，候补干事立刻承担干事的责任，避免组织瘫痪。

革命军人同志会成立之后，就开始广泛召集国民党各部队的高级军官入会，但是，革命军人同志会号召力再大，也有不买它的账的人。不久，国民党部队中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军人就与没有参加同志会的军人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蒋介石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因为担心这种情况会损害正规部队的团结，就勒令该会停止发展会员，不久之后就撤销了这个组织。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组织跟力行社之间交集很多，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两个组织可以说是力行社的两个化身。也就是说，当力行社遇到什么灾难或者力行社的某些人员做出什么不合时宜的事情时，力行社的领袖就完全可以把罪过全部推到这两个组织的头上，从而保住力行社。最重要的是，由于力行社乃至后来的军统的领袖一直是蒋介石，所以力行社的成员绝对不能太多，以免授人以“结党营私”的话柄，而这两个组织的建立，就可以掩人耳目地大批招募人才。

力行社从建立初始一直到解散，都一直保持着很小的规模，其成员人数满打满算前后不过300人，而且成员的入会资格极其苛刻，不仅对入会者的资历以及背景要调查个天翻地覆，而且任何一个力行社成员在入社的时候都要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批准。

相比较力行社而言，力行社的两个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招纳成员的条件就宽松了许多。革命军人同志会主要招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革命青年同志会主要招收国民政府各机关中级以上的公务员和一般知识分子。但是这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包括边缘知识分子，至少要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进入这个组织，所以跟革命军人同志会相比，革命青年同志会更多了几分知识分子清谈会的味道，比革命军人同志会的攻击性自然也就少了不少，这也是在革命军人同志会被勒令解散之后，这个革命青年同志会还得以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统的前身——复兴社是力行社的第三级组织，到了这一级，复兴社的成员的成分应有尽有，鱼龙混杂，有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有边缘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帮会分子乃至社会渣滓。在复兴社的全盛时期，其成员总数一度多达50多万。除了复兴社，力行社还有“亚洲文化协会”、“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忠义救国会”等多个名目众多、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外围组织。除了这些外围组织之外，力行社还设立了“军官高等教育队”等十几个训练机构，训练各种各样的军官为力行社所用，这些训练机构训练出来的人才，后来大部分也加入了军统。

第四节 复兴社的成立

复兴社的成立

力行社在建立之后，其主要行动一直由特务处负责执行。

特务，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

特务的含义就是身负“特殊任务”或者“执行特殊任务”的人。

提起特殊任务，人们总会想起暗杀、情报传递等危险而又特别的任务。真实的“特殊任务”，固然包括那些经常在影视剧中出现的惊险镜头，但是更多的还是档案管理、情报分析、电报发送这一类“风平浪静”的工作。

提起特务，人们也总会想起那些风情万种、妖艳无比的卷发女特务。真实的特务，固然有不少的美女帅哥，但是越是参与行动的特务越要不起眼。在现实中，经常抛头露面执行任务的特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外表没有任何特征，扔进人堆里立刻会被淹没。现实中的特务，外表可以像医生、教书先生、相声演员，甚至可以像换大米的、收废品的，但是绝对不能像特务。

力行社的特务处以及后来的复兴社乃至军统大多数特务都属于后一种。

力行社，确切地说是力行社的特务处——也就是军统的前身——在建立的初期，的确做了一些整肃社会秩序的事情。力行社的特务处之所以做这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为“党国”肃清社会渣滓，实际上是为了给蒋介石的统治提供保障。遗憾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腐败到了骨子里，官官相护，很多不法分子就是在政府的掩饰之下做着非法的勾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力行社特务处开展的肃清运动越来越激烈，范围也越来越广，渐渐地，肃清运动就危害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层，甚至危害到了蒋介石的利益。当蒋介石正为肃清运动即将危及自身而坐立不安的时候，力行社却因在肃清运动中的功绩而得到了广大的民心。此时的蒋介石，第一次感到了力行社的威胁：一个原本是用来拥护自己的组织，现在却成了威胁自己的组织！

为了解除力行社的威胁，蒋介石有意地扶植力行社的三级组织——复兴社，同时自己亲自任复兴社首领，以此架空力行社。复兴社，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复兴社的内部情况

复兴社的全称是中华民族复兴社，原本是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在1932年建立的外围组织。相比较力行社而言，复兴社更加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领袖蒋介石崇拜推行得更广泛、更彻底；在思想建设方面，复兴社利用对蒋介石的崇拜，对各级军官进行狂轰滥炸的“效忠领袖”的思想控制。

跟力行社一样，复兴社的主要领导成员大多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而且绝大多数的核心成员是力行社特务处的骨干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复兴社是一个以黄埔系军官为核心的带有情报组织性质的军事团体。

上文已经说了，复兴社是力行社的三级组织。也就是说，复兴社是力行社的孙子辈的组织。但实际上，复兴社几乎与力行社平级，这也是后来人为什么一直纠结于力行社与复兴社谁先谁后、谁隶属于谁的原因之一。

相比较上文所说的力行社严格的入社规矩，复兴社的入社程序要简便得多。任何想加入复兴社的人，只要经过老会员的介绍，再填一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申请表即可，甚至填申请表的时候都不用填自己的真实姓名。入会的仪式也很简单，凑够十个人，约个时间，在蒋介石的照片面前宣一下誓就可以了。

正因为简单的入社仪式、极低的入社门槛，所以复兴社的成员迅速遍布各地，而且层次、人品良莠不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复兴社成员对于复兴社的各级领导来说只是一个数目，至于成员身份、姓名，根本没法统计。

复兴社的人数多，分部分会也多，所以除了分部和分会各自定期聚会以外，整个复兴社的大会从来没有召开过——也找不到那么大的会场。

复兴社的所有命令、条例都是自上而下地通知，而且常常是书面通知。复兴社内部经常会组织骨干成员召开会议，这些会议一般是讨论国内外政治事件、新闻宣传导向、各级分会的活动以及研究对共产党和“CC”系调查的进度和情况等。虽然这些内容对于今天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通讯和传媒事业均不发达的当时来说，这些内容是极其难得的，这种会议也是极其必要的。

复兴社的骨干每次开完会之后，都会命令参会的各个支部负责人写一个报告送给上级阅览。

因为复兴社的本质是一个谍报组织，所以其成员的主要任务和责任就是收集情报，所以各地的分部、支部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召开情报汇报会。在情报汇报会上得到的情报，一般会越级直接送到复兴社中央总部，并由中央总部统一汇总、处理。

复兴社的成员内部的称呼也不同于其他的情报组织。其他的情报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一般相互称呼“同志”，但是复兴社的成员之间只能相互称呼朋友。

为了维持复兴社办公和活动的正常运行，复兴社的成员只要每月的收入超过200元法币，就必须向组织上缴10%（不过，因为复兴社的组织规模实在庞大，所以几乎没人履行这个义务，但是也没人追究）。跟其他政治团体不同的是，复兴社规则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严酷，严重违纪的非核心、非骨干成员只会被开除，而不是传说中的被枪毙。

复兴社的领袖当然是蒋介石，在最高领袖下，有“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两个核心机构协助领袖工作，并且制定复兴社的大政方针，参与复兴社重大决策的讨论。在复兴社的核心机构之下，还设有军事处、宣传处、训练处、特务处等部门负责日常具体工作。从表面上看，复兴社类似力行社的复制品，只是蒋介石对复兴社的掌控更加严密。

跟其他政治团体不同的是，复兴社本身没有任免干部的权力，但是复兴社的核心骨干却在力行社的训练处保留委员的职位。

复兴社的内部管理也体现了其服从蒋介石独裁领导的性质。表面上，复兴社的日常工作由中央干事会控制，但复兴社的实权还是掌握在蒋介石直接指定的书记长手中。

前文中已经说了，力行社的核心机构是特务处；同样，复兴社的核心机构也是特务处。

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于1932年4月1日，由戴笠任处长，接受蒋介石的直接领导。

复兴社的特务处采取军事编制，核心人员的军衔参照陆军的标准制定，但最高的军衔不会高于少将。特务处的首任办公地点在南京市的一个叫鸡鹅巷的小胡同里，后来因为特务处的发展壮大，搬到了鼓楼四巷的洪公祠。

特务处的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基础情报工作：搜集国内外的重大军事、政治、人文、经济、自然科学等一切与军事相关的情报，并对搜集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综合处理，同时根据处理结果对核心领导层提出相应的建议和计划。

策反工作：策反敌对势力中的人物，使其为军统服务，瓦解颠覆对方的组织，或者潜入对方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

具体行动：高层次的行动包括对重要人物及其亲属的绑架、暗杀、逮捕和警卫；一般的行动包括对革命群众的侦察、监视和镇压；但是特务处的日常工作，也是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破坏各种革命组织，囚禁和屠杀共产党以及社会进步人士。

除了特务处的核心机构之外，特务处还向全国派遣驻扎在各省市的组织头目，也就是各地分社的特务干事。各地分社的干事、书记不得过问总特务处的人事和工作情况。

上文已经说了，复兴社对非核心、非骨干成员的要求十分宽松，但是对特务处的成员要求却十分严格。

特务处的所有成员，无论职位高低，对不属于自己本身范围的工作，绝对不准看、不准听、不准讲。

特务处的所有成员都要严守工作秘密，即使对自己的父母，配偶、儿女、兄弟、姐妹都不能泄露。

特务处对于违反纪律的特务的惩处也十分的严酷，特务处设有特别监狱和拘留所，这些监狱和拘留所不仅用于关押敌对人员，也用来关押违反纪律的特务。特务处的工作人员一旦违纪，最轻的结果是关禁闭，重则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且，任何人一旦成为特务处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终身为复兴社特务处服务，不准退出，更不准背叛复兴社。

除了特务处这个机构以外，特务处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如同盖世太保一般的特务警察机构，同时还将无数特务派遣到了国民党各个重要的军政机构以及外国驻华机构。同时，还将无数的大小特务安插进了国民党的各级部队，以建立军队中的谍报网，同时监视官兵的言行活动。

为了顺利、迅速地让大小特务遍布全国，蒋介石将特务处的直属情报员酆悌任命为国民政府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总管全国的警事，并协助戴笠创立中国警察学会，同时任命戴笠为该会首任会长。除了任命亲信为警察头子之外，蒋介石还命令特务处以各种警校的名义招收男女学生，并把各种警校作为特务训练班，为复兴社培养后备特务。

十三太保与蓝衣社

提起复兴社，人们总会提起复兴社的十三太保，那么，这十三太保到底是谁呢？

虽然复兴社后来的规模巨大，人数众多，但是复兴社在成立初期，核心成员不过40余人，其中，有13名是蒋介石的“铁杆儿特务”，这13名特务被人们按照《隋唐演义》的典故称为“十三太保”。

在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中，比较明确的只有十二太保。这十二太保包括9名中央干事和3名候补干事。

9名中央干事为：滕杰、周复、潘佑强、康泽、桂永清、贺衷寒、酆悌、郑介民、邱开基。3名候补干事为：戴笠、侯志明、赵范生。

至于第13名太保，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对此争论不休，但是再争论也脱不开刘健群和胡宗南这两个人。

胡宗南之所以会成为第13名太保的人选，是因为胡宗南参与了力行社的组建。

1931年12月，蒋介石像一只进了风箱之后内外受气的老鼠一样灰溜溜地下了台。

在蒋介石回到老家之后的某一天，曾扩情等力行社筹备处的一干人等在南京“浣花菜馆”聚餐，顺便讨论组建力行社的事情。但是鸡多不下蛋，人多打架乱，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死活没讨论出一个头绪来。

正在大家像没头苍蝇一样争论的时候，胡宗南闻讯而来，一看大家吵吵嚷嚷没结果，胡宗南急了，他对大家说：“同志之间要团结，现在筹备组织的问题很急切，我们总是一味地讨论，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咱们不如推举几个人，来具体负责筹备组织的工作。”

听了胡宗南的话，大家纷纷表示赞成，随后就推举了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五个人负责筹备。

可以说，胡宗南的一句话，加快了复兴社的成立步伐。

而第二个十三太保的人选——刘健群，当时正在何应钦的南昌行营里当秘书。

1932年3月，刘健群到了南京，住在洪武路。蒋介石得知这个人才在南京之后，就立刻命令康泽去考查刘健群。

康泽跟刘健群谈话之后，对蒋介石报告说：“刘健群思路清晰，仪表英俊整洁。”蒋介石听说之后，就亲自考查了刘健群，感觉刘健群的确是个人才，于是就命令康泽和桂永清介绍刘健群参加复兴社，在经过复兴社常务干事会通过，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之后，刘健群就成了复兴社的核心重要成员，后来还两次担任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职务。

刘健群在加入复兴社后，很得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曾经对贺衷寒说：“刘健群这个人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你们要进步十年。”后来，刘健群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

在很多的史料当中，人们常把复兴社称为“蓝衣社”。其实，“蓝衣社”这个名字的由来跟刘健群有很大的关系。

刘健群在进入复兴社不久，就一再向蒋介石提议成立一个蓝衣社。

但是，刘健群提议的时候，复兴社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以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成立蓝衣社的建议放在心上，但是刘健群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总是想找机会宣告自己的梦想。

不久，机会来了。

在刘健群日思夜想如何将自己的梦想向世界宣告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军委会成立了一个高级政训班，蒋介石命令刘健群负责编写政训班的部分教材。于是刘健群就为政训班写了一本名为《我对党的一点意见》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就是刘健群想挑选一群优秀的国民党员组成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中的所有成员一律身着蓝色制服，这些成员勇敢坚强、意志坚定、清正廉洁，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国民党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无比强大的政党……

后来，蒋介石成立了华北宣传总队，并任命刘健群为宣传总队的总队长。这下，刘健群的机会来了。

刘健群到了北平之后，就开始大量印制他写的《我对党的一点意见》，并且像天主教徒传福音一样逢人就发这本小册子。

蓝衣社以及刘健群就这样出了名。不久，南京复兴社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哭笑不得，于是勒令其收回散发的《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但是早已来不及了。

复兴社勒令收回小册子的事情不但没有降低刘健群以及“蓝衣社”造成的影响，反而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误导，很多人认为，复兴社就是蓝衣社。加上当时国民党的公务员制服大多是深蓝色，所以也有不少刚刚加入复兴社的成员受这本小册子的影响，认为复兴社的人一定要穿蓝色的制服，纷纷也穿上了蓝制服，两下一印证，蓝衣社也就成了复兴社的俗称。

第五节 最低调和最高调的复兴社成员

任何一个组织的成长、发展、壮大，都与其核心人物有着莫大的关系，所谓的核心人物，要么一眼就能看出，非常高调；要么就深藏不露，非常低调。在复兴社以及后来军统的发展乃至壮大的过程中，最低调的核心人物当属唐纵，最高调的核心人物当属戴笠。这两个人，前者长于制衡，在平稳中进退自如；后者长于前进，在前进中以极大的功劳得以制衡。

最低调的复兴社成员——白面书生唐纵

唐纵在复兴社乃至后来的军统当中一直不显水不露水，但其在军统中的地位却非常重要。如果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唐纵就相当于这个大家庭的一个老管家，虽然地位算不得最高，权力也算不上最大，但却须臾不可缺少。

唐纵面孔白皙，鼻梁上架着眼镜，谈吐文雅，彬彬有礼。平常人第一眼看到唐纵，肯定不会把他和大名鼎鼎的复兴社联系到一起，他看起来更像一位作家或者教师。因为唐纵外表文弱白皙，所以外号“白面书生”。

与大名鼎鼎的戴笠、郑介民等人不同，唐纵在复兴社以及军统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参与过各种重大事件，更没有参与过什么具体的特务行动。然而，唐纵在复兴社中的地位却一直很高。

唐纵在复兴社中地位颇高，这不仅因为他行事谨慎、心思缜密、资历深厚，更因为他虽然为人非常低调，所以一直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唐纵，字乃健，1905年出生，湖南酃县（酃县现已改名为炎陵县）人。唐纵从小最喜读书，非常用功，虽称不上头悬梁、锥刺股，却也的确饱读诗书。唐纵17岁就考进了湖南群治法政学校，22岁就考入了黄埔军校六期。

唐纵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任职，后来又奉上司命令在南京创办了《建业日报》。在创办《建业日报》期间，唐纵以老练的文笔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不久后，就被任命为复兴社情报处秘书。后来，随着复兴社的发展壮大，唐纵一路高升，1932年，年仅27岁的唐纵就升任复兴社南京总社副书记。

1936年，为了掌握国民政府驻外人员的情况，唐纵被派往德国工作，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同时还接受了复兴社的一项秘密任务——那就是调查研究德国警察以及情报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情况，顺便搜集欧洲各国的军事和政治动向。

在德国工作的两年中，唐纵受益匪浅，他耳濡目染了法西斯社团的工作方式，以至于在回国后工作方法独特，深得蒋介石的青睐。从德国回国后，唐纵立即向戴笠建议：如果复兴社想成为一个大型的情报机构，首先就要控制警察、交通、通信、稽查等要害部门，以方便特务们展开活动，从而迅速建立起一张强大而完善的情报网。

此时，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情报知识的戴笠正为如何建立一张强大的情报网而发愁，听到唐纵的建议，便全盘接受，并命唐纵亲自督促实施。在后来的工作中，唐纵和戴笠一文一武，搭配得十分得当，把复兴社经营得如同烈火烹油般火热。所以，戴笠后来曾这样评价唐纵：“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

而唐纵对于戴笠这个“特工王”的评价，也非常中肯，在唐纵所著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雨农兄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十四年来艰苦奋斗，不遑宁息；对领袖忠诚无间，对朋友热情可亲，处事敏疾神速，约束部下森严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故世人所最诟病；做事无计划，视其需要者而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从；其成功处在能选择重点，以集中之精力、最大之财力办理一事，无顾忌无畏葸！”

如果没有后来的工作调动，戴笠和唐纵很可能会把复兴社经营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不过，1938年唐纵就被蒋介石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这次调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蒋介石欣赏唐纵，想让唐纵离自己近一点；二是蒋介石看到唐纵和戴笠配合得实在是好，汲取力行社的教训，担心复兴社会像力行社一样功高盖主，所以把唐纵调出了复兴社。而在此时，复兴社的情报网在戴笠和唐纵的努力下，基本上已经系统地建立起来了，所以唐纵离开复兴社，对复兴社的发展影响也不算大。就这样，唐纵进入了蒋介石的侍从室，成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

侍从室的主要工作是代替蒋介石草拟、修改文告，调查各个重要部门的情况和动向以及执行蒋介石交办的其他任务。侍从室主任，是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侍从室内的所有成员均是对蒋介石忠心不二的亲信幕僚和高级智囊。唐纵任组长的侍从室第六组，则负责各个侍从室搜集的军事情报。所以，即便调到了侍从室，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唐纵和戴笠的地位，不相伯仲。

虽然唐纵年仅33岁就身居要职，但唐纵从未居高自傲，他始终为人谨慎小心，待人谦逊和蔼，从不因为自己的职位而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唐纵平时也少言寡语，很少与人深交，一般不与人攀谈，更不与人玩笑，他喜好写日记，这也算他唯一的倾诉渠道和排遣压力的方式吧。

唐纵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当初，唐纵还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每天记日记。后来唐纵的工作、职位频繁变换，但记日记的习惯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军统以及侍从室工作期间，唐纵的日记从不示人，就连唐纵的夫人也只是知道唐纵有记日记的习惯，却从来没有翻看过唐纵的日记。

唐纵经常在日记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和总结，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一书当中，有大量的记载。

比如1942年8月，不满40岁的唐纵在日记中对自己一周的工作、生活进行了反省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当今之世，欲求闻达，行不由径者滔滔皆是，兹就其所知者列单于下：一、品格高尚为人赞扬，但攫权得势者多为小有才智，恭顺权贵，为权贵所赏识提携；二、学识渊博为人称道，但居高位者，多为善权术长机智，应变有方，处事圆滑之人；三、对上要善承意旨，不可自作主张，上之所欲者集全力为之，上之所恶者竭力避免，是非曲直不必计及，信任第一，是非其次；四、对同僚，应酬可以换取同情，同情即是友谊的保障，一切过失误会，皆可消释；五、对下操纵在手牵制得法，苛刻严峻，反为当权者得意之作，宽恕仅为儒生之谈助。”

这几句话，虽然字数不多，但是真切而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情关系。

唐纵在1944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委，不久之后就升任国民政府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并兼任国防部保安局局长，挂中将军衔。

戴笠死后，唐纵曾一度成为国民党高层心中接替戴笠的最佳人选，但与郑介民比起来，唐纵在军统中的影响、威望和功绩还远远不够，所以戴笠之后，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担任，唐纵继续任警察署署长。

前面已经说了，唐纵善于制衡。也就是说，唐纵善于健全和加强某个团体的组织机构，从而将这个组织紧紧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唐纵在担任警察总署署长期间，针对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修订了大量的法令条文，有效扭转了很多省市各自为政的情况。同时，针对当时社会上“天大地大没有警察老爷大”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警察法，并针对警察的职业特殊性制定了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一系列的警察福利条例。除此之外，唐纵还亲自制定白鸽为当时的警察标志，并亲自制定了各级奖章。所以，唐纵是当时国民党警察机构的重要奠基人。

这里顺便说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唐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溃逃到台湾，唐纵也随着溃逃的国民党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后，唐纵仍旧一直从事特务工作。最初的时候，担任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主要工作是收编赴台的高级特务人员，并组织和安排特务工作。后来，唐纵又升任“总裁办公室”第七组组长，同时兼任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政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后升任国民党在台湾的内政部政务次长。1959年，唐纵升任国民党在台湾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继续从事幕僚工作，同时主持党务。

1981年，唐纵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

最高调的复兴社成员——传奇人物戴笠

提到复兴社，就不能不提到戴笠。戴笠是复兴社的前身——力行社特务处的第二任处长，在复兴社成立后，戴笠就一直负责复兴社的特务工作和情报工作，后来戴笠还担任了军统的第一任局长，从这个角度上说，戴笠是军统的缔造者。蒋介石是复兴社的社长，戴笠和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并称复兴社四大台柱。后来，戴笠做了整整八年的军统局局长。所以，戴笠是复兴社直至军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是事件的主要行动人。关于戴笠，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戴笠是中国最大的刽子手，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的鲜血，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成就了国民党的情报工作。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相对片面。

戴笠，原名戴春风，后改名戴笠。戴笠这个名字来自于一首古越歌谣：“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这首歌谣中的簦（deng，音登），指的是雨伞。戴笠、担簦都代表着失意贫寒，而跨马、乘车代表的是风光富贵。这首歌谣的意思是：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富贵乘车，但是我却困顿失意，你在路上遇到了我，请别忘记下得车来，与我拱手作揖啊；如果有一天，你贫寒失意，而我却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咱们在路上相逢，我一定会跳下马来，向你问好！

这首歌谣，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一种超越阶级的情谊，一种纯粹的、无关利益和权力的情谊，不会因为世事改变而流转或者减弱的情谊。

至于戴春风到底什么时候改名为戴笠，出于什么原因改的名，历史上众说纷纭。为了叙述方便，本书提到戴笠时，无论当时的戴笠是老是少，是贱是贵，一律称他为戴笠。

1897年，戴笠出生在浙江江山县保安乡一个大地主家，曾祖父曾经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被封为武德左射骑一职，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市长。到了戴笠这一代，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依然有良田200亩，同时还有很多房产金银，还常常放高利贷。戴笠四岁前，戴家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日子过得也还算富足。不幸的是，戴笠刚刚四岁，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古人把父亲去世叫作“失怙”，也叫“失恃”，意思就是失去了依靠和照应的人。因为戴笠是家中独子，所以戴笠的父亲死后，家中就没有了可以顶门立户的男人。戴笠和母亲孤儿寡母，在家族中备受排挤，经常受族人欺负，戴笠家的财产也被族人抢占和掠夺，以至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戴笠，常常忍饥挨饿，吃不饱饭。

就这样，相比同龄人而言，戴笠的童年波折而多磨难。因此，幼年的戴笠相比同龄人而言，少了几分活泼，多了几分沉默和主见，多了几分倔强和独立。

戴笠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堂语文课，老师为学生讲解《孟子·离娄篇》里的一段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视臣如土芥，如臣视如寇仇。”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讲君臣平等，无论在什么时候，臣子都应该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但是，讲完这段话，当时讲课的那位语文教师竟然说：“孟子其实说错了，君在上，臣在下，不管君对臣怎样，做臣子的都不应该视君如路人、视君如寇仇。”语文教师这句话，就像一瓢凉水倒进了一锅热油中，同学们立刻议论起来，都认为语文教师的说法并不正确，孟子说的才是正确的。对语文教师的说法最为反对的就是戴笠，他慷慨激昂地对同学们说：“孟子的话，从来就是对的！孟子的思想，从来都是进步的。我们这位陈腐的老夫子却提出自己落后、荒谬的论调来反驳孟子，批评孟子。这样的老师怎么有资格教我们？”戴笠的独立和主见，就这样逐渐成长，逐渐凸显出来。

戴笠18岁那年，考入了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没上几天，就因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戴笠投奔到民国将领潘国纲的麾下当兵，但没当几天，就因为部队作战失败，而被遣散回家。随后，戴笠在母亲的主持下，跟一个名叫毛秀从的女人结了婚。

结婚后，戴笠不安心在家里务农，婚礼办罢不过几个月，就背起行囊出了家门，这一走，就是多年。

戴笠离开家后，在宁波、衢县、金华、杭州、上海等地方辗转流浪。流浪的生活，不仅让戴笠接触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还大开了眼界，真正认识了整个社会。正是这段流浪的生活经历，对戴笠的性格有了极大的影响，也给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1922年，25岁的戴笠来到上海，通过老乡在证券交易所里找了一份工作。

在证券交易所的那段日子里，戴笠的命运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因为在这里，戴笠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原名杜月生，字镛，号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有名的黑帮老大，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

戴笠认识杜月笙时，还是证券交易所里一个无名小卒，而当时的杜月笙已是名满上海滩的黑帮老大了。至于两人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历史上众说纷纭，本书将在后文中再做叙述。

1924年，苏浙战争爆发，戴笠的家乡江山县也被战火波及。于是戴笠火速回家，办起了自卫团，保护家乡父老。两年后，自卫团解散，戴笠又一次“失业”。

1926年，29岁的戴笠在小学同学毛人凤的极力怂恿下，怀揣妻子毛秀从的金簪和嘱托，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南下投考黄埔军校。

戴笠投考黄埔军校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多年的流浪生涯使他早已忘记了学校里所学的知识，而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也并不容易，所以第一次考试，戴笠就因为成绩太差而被淘汰。不过他并没有气馁，又参加了第二次考试，终于被录取为黄埔六期的学员。

戴笠考入黄埔军校后，就被编入了入伍生团第17连，随后进入骑兵科，开始了在黄埔军校的学习。

刚进入黄埔军校时，戴笠并不适应军校的生活，因为对于同班同学来说，戴笠的年龄几乎可以做他们的叔叔了。将近而立之年的戴笠，自然跟这些小他十多岁的孩子们没有共同语言。所以，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戴笠，在进入黄埔军校后就更加少言寡语了。

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学习也并不顺利，经过多年的流浪之后，戴笠的学习能力一般，很难适应学校生活。

然而，正当戴笠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一样，在黄埔军校里惆怅不已的时候，北伐战争开始了。戴笠一看，冲出学校的机会来了，就迅速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组织的北伐军，顺利离开了学校，进入了部队。戴笠进入北伐军队后，主要负责情报工作，老练的戴笠，以他多年来闯荡社会的丰富经验，把情报工作做得缜密而完善，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和夸奖。

北伐战争后，戴笠因为在北伐战争中出色的表现，被蒋介石提升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蒋介石还专门拨了一笔资金给戴笠，让他用来成立密电组，专门从事间谍工作，就这样，戴笠正式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1932年，中华复兴社作为力行社的三级组织成立了。复兴社成立后，下属各处的处长以及各个办公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在短时间内确定了下来，只有特务处的处长一直没有确定。特务处是复兴社最重要的部门，最后，蒋介石拍板，由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

在戴笠上任的第一天，蒋介石就推心置腹地跟戴笠密谈了很久。戴笠自然十分感激蒋介石对自己的提拔和信任，他当即激动地对蒋介石说：“我戴某人抱定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起头颅的信念，至死为您效力！倘若我成功，不惧为敌人所杀；倘若我失败，不惧为您所杀。我决心效死，义无反顾！”

戴笠的确没有让蒋介石失望，他上任后，把原来力行社特务处的大部分骨干人员都拉进了复兴社，从而迅速解决了复兴社特务处人手稀缺的问题，迅速展开了特务工作和情报工作。

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工作，在戴笠的主持下，生龙活虎地开展了起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骨干人员，就是蒋介石的锦衣卫。他们为蒋介石提供最及时最一线的情报，所以自然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和关照。当时中国经济凋敝，国民政府所有公务员以及各级军官都要拿“国难薪”。所谓“国难薪”，就是在国难时期，低于原有薪水标准的不足额发放的薪水。当时，国民党军官中的少校月薪，标准为135元，“国难薪”则为80元；中校月薪标准175元，“国难薪”则为100元；上校月薪标准为240元，“国难薪”则为120元……然而，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骨干特务们不但工资足额发放，而且服装、伙食一律由南京政府包办，某些除了在特务处，还在政府机关或者军事机构里任职的特务，还可以拿到双份的薪水。除此之外，特务们还可以拿到活动经费、住房补助，而各个特务组的组长、复兴社驻各地分站的站长等各级大小领导，还可以拿到特别活动经费。之所以复兴社能够获得这些优待，归功于戴笠对于复兴社的管理、组织和发展的全力推动。对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特工知识，也没有系统地接受过特工训练的人来说，主管并经营、发展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是非常艰难的，其难度之高、困难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戴笠不仅把复兴社特务处组织起来了，而且连带将整个复兴社都经营得很成功。以至于戴笠死后，美国的一位东方研究者这样评价戴笠：“他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中国的海因里希·希姆莱。”

然而，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伴随着高收入、高回报而来的，就是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戴笠以及他手下的特工们虽然表面上十分风光，但工作和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般威风和惬意。很多特务在工作中受伤，甚至死亡，对于复兴社的特务们来说，生命危险是家常便饭。

中国有句老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话虽然残酷，但却形象地描述了乱世之中人的性命是多么的不值钱。普通人死了，好歹死得光明正大，死得其所，可特务们在工作中死掉了，既不能说是为国捐躯，也不能说是因公牺牲。出于保密的缘故，还得编造一些有时候听起来都匪夷所思的死亡原因。所以，为了能够让特务们安心工作，为了能够笼络特务们的家属，每当有骨干特务在工作中死去，作为特工头目的戴笠不仅会为死去的特务支付全部的丧葬费用，还会派专人照顾死去的特务的家小和父母，以安定人心。这也是为什么戴笠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起稳固的特务组织的原因之一。

当然，除了用高薪、高福利笼络人心外，戴笠还会给特工们洗脑。洗脑之术，中国古来有之，戴笠也善用此法。他成立了各种培训班，自己亲任班主任，亲自授课，用师生情谊来拉拢学员。在培训班里，戴笠时刻用中国老祖宗倡导的忠义思想来教育手下，要求他们“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不过话说回来，戴笠不仅教导手下忠义，他自己对蒋介石也是十分忠诚的。

戴笠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三教九流无一不交，然而他一生之中却始终忠于两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和蒋介石。

在戴笠给蒋介石的所有信件当中，戴笠始终以蒋介石的学生自居，信中的语气从来都十分恭敬，十分小心。

1936年，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抗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时，蒋介石被软禁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所有军政要员只求自保，没有人愿意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戴笠对于那些胆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心怀气愤，迅速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只身乘飞机去了西安。

当时，西安的形势远远比戴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戴笠刚下飞机，随身武器就被没收了，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戴笠自知凶多吉少，却还是担心着蒋介石的安全。当时，戴笠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昨日下午至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后来，“西安事变”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戴笠也同蒋介石见了面。戴笠见到蒋介石后，“扑通”一声跪倒在蒋介石面前，一再向蒋介石请罪，说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保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此情此景，震惊之余，内心生出几分感动。从此，蒋介石对戴笠恩宠有加，而戴笠也对蒋介石更加忠诚。

从各种史料来看，戴笠对国家和政府，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他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戴笠对复兴社乃至军统的忠诚，十分类似于前文中的陈启坤对力行社的忠诚。准确地说，戴笠的忠诚，很大程度上是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他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对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和提拔感激不尽。所以，他经常教育特务们要忠于蒋介石。他在给学生洗脑的过程中，一次次强化了自己的“忠君”思想，久而久之，戴笠本人自然就成了蒋介石的忠诚信徒。

这就是复兴社以及军统中最大的、最高调的、最著名的特务戴笠。

第六节 复兴社的功与过

复兴社的全称是“中华复兴社”，既然要“复兴”中华，那就必然要做点“复兴”中国的事情，所以，暗杀汉奸、行刺日伪高官，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复兴社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不过，复兴社在复兴锄奸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忠诚打手，只要是反对蒋介石的人，他们不管好人坏人，一概视为敌人，予以打击和铲除。

刺杀汉奸张敬尧

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有一个“驱张运动”的情节，这被驱的“张”姓人士，就是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1881年出生，原籍安徽霍丘。1896年加入北洋军，曾先后在北洋新军随营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部下任司令、军长等职。虽然张敬尧军校出身、资历不浅，但因为这个人“有奶便是娘”，在哪个军阀手下都干不长，所以哪个军阀也不待见他。后来，张敬尧投奔了段祺瑞。

1918年，段祺瑞针对全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决定对各地军阀实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张敬尧一看机会来了，连忙向段祺瑞请缨，要求带兵攻打各地军阀。这对段祺瑞来说，简直就是“想睡觉就来了个枕头”，他立刻就批准了张敬尧的请求。不久，张敬尧率领军队进入湖南“剿匪”，在打败了湘桂联军之后，张敬尧就地为王，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

张敬尧做了湖南省长之后，就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汤、张敬禹，在湖南地面开始了杀戮掠夺，他们无恶不作，以至于十分痛恨这四兄弟的湖南人民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920年，以毛泽东等人为首的进步学生发起了“驱张运动”。湖南本地的军阀也早就对张敬尧的行为痛恨不已——张家四兄弟把该抢的、该夺的都抢夺光了，本地的军阀还有什么可抢啊？再加上湖南本地的地主们，深受张敬尧盘剥，内心不满，所以也一起站了出来，支持学生们的“驱张运动”，反对张敬尧。

1920年6月，在学生、军阀、地主三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张敬尧灰溜溜地逃出了湖南。

离开了湖南的张敬尧，就像坏了风水的老宅子一样，越混越差，他先后在几个军阀手下充当幕僚，但每个军阀都不待见他。最后，张敬尧不得不先后暂住在大连、天津、北平等各大城市的日租界里，混沌度日。

1933年4月21日，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住进了一位名叫常石谷的天津商人。这个商人在饭店里住着，既不出门，也不逛街，只是时不时地有几个神头鬼脸的人物来拜访他。这个常石谷不是别人，就是张敬尧。

六国饭店在当时是一等一的豪华宾馆，不但房价昂贵，而且只有钱没地位也别想住进来。张敬尧这样一个失意的政客，怎么会住得起这样的豪华饭店呢？他怎么突然又有钱了呢？原来，张敬尧的钱是日本人给的。1933年年初，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坂垣征四郎为了全面进攻华北，开始招募、收买北洋政府的残余军阀和失意政客，并将这些人组建成一个傀儡组织，作为日军进攻华北时的内应，同时这些人还可以作为日军侵占华北之后建立伪政权的部分骨干力量。而张敬尧就是被日本人看中的人之一。

当日本人见到张敬尧，提出要求和报酬之后，落魄政客张敬尧竟然大喜过望，他毫不在意国家大义，一口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于是坂垣征四郎就任命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拨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将张敬尧安顿在豪华的六国饭店。张敬尧的工作，就是物色人选，联络各方，为日军建立傀儡政府做好准备。

日本人给张敬尧的大笔银子，还没被张敬尧捂热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以及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就盯上了他。

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原名王仁铿，常用化名郑士松，生于1883年，原籍不明，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后留学日本，获明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王天木学成回国后，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又成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

提到王天木，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戴笠和王天木的关系十分特殊，他们之间除了上下级关系，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那就是替身关系。因为王天木和戴笠长相十分近似，不是特别熟悉这两个人的人，根本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因此，戴笠经常让王天木代替自己出席一些场合。

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祖籍河北，生于1907年。1925年，陈恭澍在老家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嫂子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了广东。那一年，陈恭澍18岁，而那一年，广州的黄埔军校正在招生，于是陈恭澍就报考了黄埔军校。陈恭澍天生聪颖，一考即中，顺利地被黄埔四期录取，后因生病休学，延期进入黄埔五期学习。陈恭澍从黄埔五期毕业后，被选入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32年，陈恭澍加入“力行社”特务处，复兴社组建后，陈恭澍转入复兴社特务处，任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站长。

对于汉奸张敬尧，王天木和陈恭澍派人跟踪侦察很久了，在张敬尧入住六国饭店后，二人最终确定了刺杀张敬尧的杀手人选，这名杀手就是白世维。

白世维，原名白子廉，祖籍山东蓬莱，后全家迁往北京，在北京生活多年，十分熟悉平津乃至河北的情况。白世维毕业于黄埔七期，因为他成绩优异，武术高强，所以一毕业就被力行社特务处看中，几经波折，最终在1932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成为北平站的一名骨干特务，常用名“刘诗白”。

王天木和陈恭澍确定了杀手人选，制订了刺杀计划后，为了便于接近张敬尧，就在六国饭店也开了间房间。王天木、白世维每天都在饭店里转悠，想弄清张敬尧到底住在哪个房间，然而张敬尧深知自己的汉奸身份惹人关注，所以心存诡异，行动隐秘，王天木和白世维住了好久，都摸不清张敬尧到底住在哪个房间。

这一天，王天木和白世维两人转悠到了二楼，发现一间不起眼的普通客房的门正虚掩着，两人就透过门缝，随便往房里看了一眼，这一眼可不要紧，只见客房里有一个人正坐在床沿上，仰头看着窗户，吞云吐雾地抽大烟，这人长方脸、嘬腮帮、翘鼻子、翻鼻孔、鼻子下面两撇小胡子，这不是张敬尧又是谁？

事后，王天木和白世维才知道，张敬尧吸食鸦片成瘾，每天晚睡晚起，所以白天很难碰到他。再加上他作恶多端，恐怕被人所害，所以就在六国饭店的三层包了三个豪华包间接待客人，然后又在二层开了一间普通房间作为自己的藏身之所。所以，尽管他们看到张敬尧出入多个豪华包间，却始终摸不清他住在哪个房间。也算张敬尧寿数已尽，这一天，服务员打扫完张敬尧在二层的房间的卫生后，把门轻轻带上就走了，而张敬尧当时正在抽大烟，也懒得去锁门，结果穿堂风吹来，把门吹开了一道缝，被正巧经过这里的王天木和白世维看个正着。

王天木和白世维看到张敬尧之后，彼此对视了一眼，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两人不约而同地向装有手枪的裤袋摸去。

正在这时，张敬尧也通过门缝看见了王天木和白世维，他有些紧张，正要起身躲藏，白世维就抽出手枪对准张敬尧连开三枪，当场击中张敬尧的胸部和腹部。枪声响起，六国饭店一片混乱，张敬尧当场倒地，尽管后来被随从迅速送往了德国医院，可还是不治身亡。而完成任务的白世维和王天木，也在混乱中迅速安全地撤离了六国饭店。

案发之后，六国饭店在第一时间向东交民巷巡捕房报了案。东交民巷巡捕房一听六国饭店出了人命案，连忙派了巡捕赫德林，连同北平市警察局内一区警察署长祝瑞麟、侦缉队队长马玉林赶往六国饭店勘察现场。这三位都是当时刑侦界的翘楚，一看现场就知道是有预谋的暗杀，而且杀手一定训练有素。再看死者是大汉奸张敬尧，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调查，所以警察局最终也没有对外宣布此事的调查结果。

因为没有警察局的官方说辞，所以当时的报纸对六国饭店命案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报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5月8日《世界日报》刊出的一篇名为《六国饭店凶杀案情节复杂奇秘》的所谓“新闻”：

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三十号房间住客常开（石）谷，昨日正午十二时余，突被一青年人，用手枪刺杀，常某当时身中两枪。

上月21日与常先生同住的，有一位穿着时髦的三十多岁的女郎，二人自称是夫妻。还有一位三十多岁、时髦的黄秀文女士，住三十一号房，与常先生往来频繁。

前晚十二时余，北宁路第十次客车到平，有一身着西服、携一时髦少妇者，报名周作人，投寓该饭店二十六号，后迁至三十三号。昨晨十时余，突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拜访周作人，在房内密谈甚久。至十一时，周某夫妇和年轻人外出。正午十二时余，年轻人一人返回，至三十号门前徘徊。当时常某正在房间内洗面，年轻人向常某下颌、背部开枪。

适饭店门外有一九五号汽车，载年轻人逃走。年轻人到东水关下车，穿水关向南逃走。

被刺之常某，拒认被刺，竟称触电受伤。后被送德国医院十六号房。

后来，北平的各大小报纸纷纷在《世界日报》的基础上进行编造，最后，张敬尧命案竟被演绎成“二男争一女”的桃色案件。

而1933年5月8日中午，时任内一区警察署长的祝瑞麟却收到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均鉴，汉奸张敬尧出身微贱，军阀参与，竟更包藏祸心，阴谋建立华北伪国，受敌之700万元之接济，企图在平津暴动，做卖国之先驱，为虎作伥，数典忘宗，此败类不除，实国家之心腹大患，民族之玷污，故本团于本月7日首诛该贼于北平六国饭店，并马到成功，今后更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扑灭一切无耻汉奸，进而与敌人作殊死决战，还我大好河山。专除汉奸救国团敬启。5月8日

就这样，复兴社特务处摇身一变，变成了“专除汉奸救国团”，祝瑞麟对此电报颇为满意，既然有人宣告对这个案子负责，作为北平市警察局内一区署长的祝瑞麟，也就不必下力气去调查此案了。

然而，这件事却不如祝瑞麟所愿，可以不了了之。1933年5月12日，张敬尧的女儿张继侠向北平市警察局呈报了一份鸣冤状，在鸣冤状中，张继侠这样写道：

窃先父敬尧，近年来息影津门，潜心佛学，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因于上月连接恐吓信两封，先父为息事宁人起见，经家人等劝，至北平暂住。至于更易姓名，亦完全为避人耳目之故。不意于本月7日仍遭人暗杀于六国饭店内，全家老幼痛不欲生。承蒙钧座秦镜高悬，恩赐办理丧事，深仁厚德，感激不尽。钧恩饬令缉凶归案，以塞悠悠之口。是则死者感恩，生者戴德，衔环结草，永矢弗忘。谨呈北平市警察局局长鲍。孤女张继侠

看到这份鸣冤状，北平市警察局鲍局长心里打起了鼓，这个张继侠，的确是张敬尧的女儿，她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跟不少日伪高官都打得火热，所以张继侠的这份鸣冤状，明摆着是日本人在指责北平市警察局办事不力。

不过，虽然张继侠的鸣冤状掀起了一点波澜，然而北平市警察局还是不想管张敬尧的案子，既然日本人没有直接过问，鲍局长就干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白世维受到了复兴社总社的嘉奖，晋升为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行动组组长，升中校军衔，同时被保送中央陆军大学深造。

这里顺便说说白世维后来的去向。据原“军统”电台台长舒季衡在《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中记载：“1945年10月，白世维随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处长吴安之来到平津，担任该处副处长，在天津办公，与原北洋政府贿选总统曹锟的长孙女曹继英结婚。1947年9月，白世维调任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天津解放前，白世维南逃，最后去了台湾。”

复兴社刺杀吉鸿昌

复兴社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奉行蒋介石“攘外安内”的政策，那些跟蒋介石作对的人，无论好坏忠奸，一律都是复兴社行刺的对象。于是，那些不听蒋介石指挥，违背“攘外安内”政策，自主筹划抗日战略，与蒋介石对抗的抗日将领，也就成了复兴社暗杀的对象。在这些人当中，第一个被复兴社暗杀的就是抗日英雄吉鸿昌。

1934年11月，天津的英文报纸《泰晤士报》刊出一则新闻：“任抗日同盟华北路总指挥、浴血奋战收复多伦的吉鸿昌将军，于本月9日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随后，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对这篇报导做了转载，吉鸿昌遇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天津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

这里，先说说吉鸿昌其人。

吉鸿昌，1895年出生，河南省扶沟县人。1913年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因其作战勇敢机敏，屡立战功，所以一路升迁，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冯玉祥麾下的一名军长。

吉鸿昌不仅骁勇善战，而且为人正直，不徇私情。吉鸿昌有个堂侄叫吉星兰，1926年，一个姓赵的卖凉粉的人，人称“赵凉粉”，带着母亲和妻儿在吉家租房住。吉家和租户赵凉粉两家本来相安无事，都过得好好的，可没料到吉鸿昌的堂侄吉星兰好日子不得好过，居然动起了赵凉粉的老婆的心思。不久，吉星兰就和赵妻勾搭成奸，而赵凉粉却因为惧怕吉鸿昌的权势，不敢过问此事，于是奸夫淫妇就开始明铺暗盖了。后来，奸夫淫妇不满足这种半公开化的关系，竟然合谋毒死了赵凉粉和赵凉粉的母亲。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一日，吉星兰与赵妻合谋，将砒霜拌入面中，蒸成馍给赵和其母食用，二人中毒惨死。赵家两个孩子亦因中毒导致精神失常，神秘消失。四条人命成荒郊冤魂，地方当局却无人过问……”

直到1927年中秋，时任西北军19师师长的吉鸿昌回乡探望母亲，才知道了这件事情。吉鸿昌听母亲毛氏说完这件事后，勃然大怒，立刻派随从人员给时任扶沟县长的杨宗敏带去自己的亲笔信，要求从严处理此案，惩办杀人凶手。根据资料记载：“杨宗敏认为吉鸿昌此举不过掩人耳目，缓和民愤而已……便将吉星兰和赵妻‘入狱’，名为‘入狱’，不过让二人住两间房，各人自立灶台而已，实则二人照常同居。”

1928年秋，吉鸿昌再次回到家乡，听说此案的处理结果后十分气愤，第二天就乘车到了扶沟县城，亲自将奸夫淫妇提出所谓的“监狱”，然后将两人带到县城西门外，当众击毙。正因此事，吉鸿昌在民间威望大增。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吉鸿昌率领的部队被蒋介石改编，吉鸿昌任改编后的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

1930年11月，蒋介石命令吉鸿昌率兵“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吉鸿昌十分反感蒋介石国难当前却只顾内战的做法，于是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并准备组织部队起义，打算参加红军，但最终因为叛徒告密而计划失败。

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随后被蒋介石勒令出国“考察”。

吉鸿昌到了国外之后，就接二连三地受到刺激，国外略微好一点的旅馆都不接待中国人，但是对日本人却十分客气。在国外时，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包裹，邮局职员竟然对吉鸿昌说：“先生，我不知道中国在哪里，无法邮寄！”吉鸿昌听了这话之后异常愤怒，正打算训斥那个无礼的职员，却被陪同他去邮局的使馆参赞制止了，使馆参赞竟然对吉鸿昌说：“您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您说自己是日本人，那什么都好办了。”吉鸿昌听了这话，勃然大怒，大声对那个参赞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那天，回到住所，吉鸿昌就找来一块木牌，请人用中英两种文字工整清晰地在木牌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I am Chinese！”打那以后，每当吉鸿昌出席正式场合，就会把这块木牌带在身上。

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对他采访的机会，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

吉鸿昌在国外时，还曾多次提出要求，想到苏联访问考察，但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却百般刁难，不予签证，以至吉鸿昌的苏联之行未能成行，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吉鸿昌与蒋介石的芥蒂就此公开。

1932年，吉鸿昌回国，暂居天津。在天津的日子里，他一边整理自己的著作《环球考察记》，一边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抗日，吉鸿昌用变卖家产所得的6万元，购买武器支援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并且联络旧部，劝说他们联合共产党抗日。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著名抗日将领，集合国民党败退的热河军，以及蒙古族的抗日武装和一部分当地的抗日土匪，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不久，吉鸿昌又兼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兵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多座城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但是，同盟军却被蒋介石称为“土匪流寇”，同盟军的抗日行为也被蒋介石污蔑为破坏他所谓的“国策”的乱党之举。1933年10月10日，吉鸿昌的部队在北平市昌平县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部队溃败，吉鸿昌与方振武被俘，随后被国民党的军队押送北平。

然而，在吉鸿昌被押送北平的途中，押送人员出于对吉鸿昌的敬重和佩服，私自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再次回到天津，一手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盟成立后，吉鸿昌被选为同盟首领，就这样，吉鸿昌再次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在吉鸿昌的策划、组织之下，“反法西斯大同盟”出版了进步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宅也成了北平、天津两地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联络站，当时，吉鸿昌的住宅被大家称为“红楼”。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让蒋介石非常恼怒，1934年，蒋介石发出了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就在对吉鸿昌的通缉令发出的同一时间，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的特务头子戴笠制订了刺杀吉鸿昌的方案。

当时，戴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同时命令陈恭澍，一定要“干净利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陈恭澍接到命令后，就立刻物色人选，最终确定让吕一民等四人负责执行侦察和暗杀的具体行动。

吕一民等人接到命令后，立刻化装成小贩，潜伏在吉鸿昌家周围，吉鸿昌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于是接二连三地搬家，以至于特务们始终摸不清吉鸿昌的行踪。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来到天津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与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商谈革命事宜。复兴社的特务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吕一民等四名特务迅速在吉鸿昌等人所在房间的对面开了一个房间。

为了搞清吉鸿昌在屋内的位置，女特务杨华庭拿了一个小皮球在楼道里乱拍，寻找机会进入吉鸿昌等人的房间。趁着楼层服务员端着茶壶来给吉鸿昌等人斟茶的机会，在服务员开门的瞬间，杨华庭手腕一抖，就把球投进了吉鸿昌的房间，然后未经允许，杨华庭就直接闯进了吉鸿昌等人的房间。杨华庭一边嗲里嗲气地道歉“不好意思，把球打进您的房间里了”，一边借着捡球的机会观察屋内的地形以及吉鸿昌所坐的位置。查看清楚后，杨华庭就迅速离开了房间。

在杨华庭弄清了吉鸿昌等人所在的房间的情形以及吉鸿昌所坐的位置后，特务们就开始行动了。吕一民和另外一个叫吕问友的特务迅速冲进了吉鸿昌的房内，对准杨华庭所说的座位上的人连开几枪，随后冲出门外，仓皇逃走。

但是特务们没有想到，吉鸿昌并没有被打死。

在特务们冲进去的前一秒钟，吉鸿昌刚刚和另外一名同志换了位置，那位坐在吉鸿昌的位置上的同志不幸遇难，而吉鸿昌仅仅被跳弹伤到了肩膀。

然而，脱险之后的吉鸿昌并没有逃脱国民党的魔掌。复兴社的特务们刺杀失败后，何应钦便立刻命令天津当局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11月22日，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面对蒋介石给自己下的“立时枪决”的命令，披上斗篷，昂首挺胸地走向了刑场。在刑场上，吉鸿昌用树枝作笔，大地为纸，写下了一首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行刑之前，吉鸿昌正义凛然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

吉鸿昌坐下后，又对特务喝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而在就义的一瞬间，吉鸿昌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

就这样，年仅39岁的吉鸿昌英勇就义。

行刺吉鸿昌之后，刺杀吉鸿昌的复兴社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一直在北平的西单隐居，以躲避风声，而吕一民因为刺杀吉鸿昌得到了戴笠的青睐，1935年，吕一民被戴笠提升为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情报组组长。

这里顺便提一句，新中国成立后，吕一民、吕问友最终被人民群众捕获。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毒死四川军阀刘湘

说起四川军阀刘湘，也算四川军阀中的一代枭雄。刘湘为人彪悍、打仗勇敢，外号“巴壁虎”，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若即若离，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全面抗战，不久，他担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3集团军司令，正式出川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刘湘率领的川军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将领，如李家钰、饶国华、范绍增，而李家钰更是八年抗战中继张自忠后，在第一线督战、死战不退且战死的第二个集团军司令官。抗战期间，川军有七个集团军出川抗战，刘湘还动员四川百姓近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征收兵源的五分之一还多。

蒋介石下令戴笠秘密处死刘湘，是因为在1938年年初，蒋介石接到可靠消息，刘湘联合韩复榘，密谋一致对抗蒋介石。戴笠在接到蒋介石处死刘湘的命令后，立即开始秘密筹划杀死四川军阀刘湘的具体方案。

关于刘湘最终的死因，历史上有吓死、毒死、气死三种说法，但是根据再三考证，笔者确认，刘湘应当是被戴笠派复兴社的特务毒死的。

1938年1月初，刘湘因为胃出血，住进了汉口万国医院。当时，虽然刘湘身体不佳，但还不至于卧床不起。然而，1938年1月20日，刘湘就“病”死了，其中缘由，值得深究。

刘湘死后，据武汉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负责看管刘湘的军官邱甲交代，刘湘死后他去查过，医院有位姓胡的护士说，在1月14日，她看到两名外籍医生，将一种红色药水注射到为刘湘治疗胃病的药水中。

因为刘湘生前曾经资助过这位姓胡的护士，送她一万元作为继续求学的费用，所以这位护士对刘湘感激不尽。当时，这位胡护士看到此异常的场景，就迅速冲了过去，并大声呼喊，还用尽全身力气，用头撞击那两名外籍医生，试图夺走被他们注射了红色药水的药品。然而，胡护士却被其他护士抓住，动弹不得，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一名名叫杨云霞的护士拿走了已经被注射了红色药水的药品。

听完邱甲的叙述，医院的相关调查人员迅速在万国医院内搜捕胡护士所言的两名外籍医生以及杨云霞护士，然而这三个人却都不见了踪影。

事实上，当时负责为刘湘诊治胃病的，正是德国医生柯克和葡萄牙医生斯本两名外籍医生。在1938年1月13日晚，戴笠就派人秘密召见了这两名外籍医生和负责给刘湘打针的护士杨云霞。第二天，也就是胡护士看到两名外籍医生把红色药水注射到为刘湘治疗胃病的药水中的当天，杨云霞按时给刘湘打了针。

当天，刘湘吐血不止，当晚，就开始昏迷，而负责为他诊断胃病的两名外籍医生和护士杨云霞，却根本没有来病房照料刘湘。

1月16日，刘湘从昏迷中醒来，他知道自己行将死矣，便咬着牙，一面吐血一面提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夫人刘周书：“贤卿妆次：一病月余，痛苦难喻……”另一封给出川抗日的将士们，勉励大家为四川争光，以尽军人之天职。写完这两封信，刘湘便昏迷了过去，并且再也没有醒过来。

1月20日下午8时，护士杨云霞和两名外籍医生再次出现，此时，刘湘刚刚停止呼吸。

当天，国民党政府的电台和报纸同时向中外宣布刘湘病死。

尽管医院的相关人员根据胡护士的叙述，对刘湘的死因提出了质疑，并请示蒋介石，要求“尸检”，然而，蒋介石却以“这是对刘主席的不礼貌，对党国不信任”为由，拒绝进行“尸检”。

而1月24日，山东主席韩复榘就被蒋介石公开处死。

随后，连汉口办事处处长、负责看管刘湘的邱甲也神秘地失踪了。

由以上事实可见，刘湘的确是被戴笠毒死的。

刘湘死后，国民政府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追赠刘湘为陆军一级上将，并于2月14日，颁令准予国葬。

诱捕韩复榘

韩复榘其人

除掉了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又将矛头对准了山东军阀韩复榘。韩复榘生前是山东最大的军阀，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声震西北、华北、中原各地，曾叱咤风云一时，后投靠了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1937年，因在济南不战而弃，并密谋反蒋，于1938年1月24日，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虽然韩复榘生前对日寇主动避战，但是他在山东的教育事业、农业、民政等方面还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关于韩复榘的趣闻有很多，这里略举一二。

韩复榘大字不识，在盘踞山东的八年时间里，闹出了不少笑话。虽然韩主席大字不识一箩筐，却最爱充斯文，喜欢到处发表讲演。而且哪里文化人多，他就去哪里演讲。

有一次，韩复榘到当时山东的最高学府——齐鲁大学去讲演。那天，韩复榘坐着小轿车来到齐鲁大学门口，还没下车就火了，咋啦？原来韩主席派来站岗的士兵竟然没有规规矩矩地站在大门口给主席站岗，相反，窝在一个小角落里睡着了。于是韩复榘一下车，就冲士兵走了过去，抬手就给了士兵一耳光，并且呵斥道：“叫你站岗，你倒跑到这里睡觉来了，真他妈的‘玉不琢，不成器’！”

士兵很委屈，早上6点他就被派来站岗了，这都中午12点了，站得他又困又饿，刚想打个盹，没想到韩主席就到了。可看韩复榘一脸怒火，士兵害怕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磕头如啄米：“韩主席教训的是，我永远记住韩主席的这句话！”

韩复榘一听，皱起了眉头，严厉地对士兵说：“你光记住不行啊，你倒是说说，这‘玉不琢，不成器’是个什么意思？”“它，它……不就是我在这儿睡觉，您要是遇不着，就不生气了吗！”

韩复榘一听，竟然乐了起来：“好啊，你小子还有点出息。对呀！你在这儿睡觉，俺要遇不着，不就不生气了嘛。好小子，别屈了才，起来！弄个连长当当吧！”

韩主席的“ 玉不琢，不成器”，就这样变成了“遇不着，不生气”，不仅韩主席消了气，这位“有才”的士兵，也就此因祸得福，混了个排长的职位。

而韩复榘跟士兵说完，就进齐鲁大学演讲去了，这可堪称“趣味”演讲，现将全文摘录如下，诸位读者做好准备，别笑掉了大牙。

诸位、各位、在齐位：

今天是什么天气？今天就是演讲的天气。来宾十分茂盛，敝人也实在感冒。今天来的人不少咧，看样子大体有8/5啦，来的不说，没来的把手举起来！很好，都来了！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有说得不对的，大家应该相互原谅。你们是文化人，都是大学生、中学生、留洋生。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是科学科的、化学化的，都懂得七八国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连中国的英文都不懂。你们大家都是笔杆子里爬出来的，我是炮筒子里钻出来的。今天来这里讲话，真使我蓬荜生辉，感恩戴德。其实，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讲话，讲起来嘛，就像对牛弹琴，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

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

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举双手赞成。就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

还有件事，兄弟我想不通。外国人在北京东交民巷都建立了大使馆，就缺我们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个大使馆呢？说来说去，中国人真是太软弱了。

这第三件事，就是学生篮球赛的问题，肯定是总务长贪污了。不然那学校为什么那么穷酸？十来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像什么样？多不雅观。明天到我公馆领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你争我抢的。再就那个篮子，整个就是个漏的，丢一个，漏一个。再没钱，补一补篮子总会吧……

今天这里没有外人，也没有坏人，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三个机密：

第一个机密暂时不能告诉大家，第二个机密的内容跟第一个机密一个样，第三个机密前面两点已经讲了。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虽说韩复榘大字不识，然而能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统帅千军万马，管理山东重地，也总归有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比如韩主席管理严格，每当军械库发装备或军饷的时候，都必须出具韩复榘本人盖章的单据，才可以申领出库，韩复榘还会定期检查军械库的单据，以确认所有单据真实无误。虽然韩复榘不识字，可对于这些单据，却也“粗中有细”。

有一次，韩复榘的副官想借申领装备之际捞一笔，见韩主席不识字，每天军械库的出入单据又那么多，就认定自己有机可乘，于是悄悄写了张单据，伪造了一方与韩复榘的印章一模一样的大印，盖在了单据上面。副官拿着这张单据，就到军械库领了一批装备，然后偷偷卖了填饱了自己的荷包。

没多久，韩复榘到军械库例行检查，他将所有的单据都拿过来，一张一张地看。大家都以为，韩主席看单据，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他又不识字。可那一天，韩主席突然就举起一张单据吼起来：“这张不对，有问题，有人竟敢伪造我的印章！”旁边的副官走近一瞧，吓得魂飞魄散，原来韩复榘手里拿的，正是他伪造的那一张。副官强作镇定，问道：“韩主席，怎么可能呢？这明明是您盖了章的嘛，是不是时间久了，您忘了？”“不对，”韩复榘眯着眼睛，摇头说道：“这一张是假的，我知道。”“可是韩主席，你怎么能够肯定这一张是假的呢？”副官不明白，“这一张上的印章，跟其他单据上的印章没有区别啊。”“是没有区别，”韩复榘回答，“可是我的印章有记号，我认得，这张上的印章没有记号，所以肯定是假的。”

副官心想，我刻的印和你的一模一样啊，怎么就没看见过你说的记号呢？又接着问韩复榘，韩复榘把单据举起来，指着上面的印章说道：“你看清楚了，我的印章上，有一根针，所以凡是我盖的章，纸上都有一个小洞，这张纸上的印上没有小洞，所以肯定是假的！”副官听完，顿时傻眼。这就是“粗中有细”的韩复榘，一个不识字的人想出来的办法，十个读书人也猜不到哦。

诱捕韩复榘始末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诱捕韩复榘呢？

原因之一：

1937年冬，日军大举进攻山东，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战而弃济南城，并在撤离济南前还下令焚毁了省政府、进德会等重要机关，在全国引起了一片声讨之声，全国民众要求国民政府严惩韩复榘。

原因之二：

据资料记载，1937年年底，“刘湘、韩复榘、宋哲元三人曾密谋准备联合倒蒋”，蒋介石接到了关于这一消息的密报，才对刘湘、韩复榘起了杀心。而且，在1937年9月，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津浦线北段指挥抗战时，因为抗战吃紧，冯玉祥接连三次打电话给韩复榘，要求他速派兵增援前线，但韩复榘却阳奉阴违，按兵不动，使得冯玉祥非常恼火。冯玉祥后来还接到密报，说韩复榘正在与日本武官石野等密谈，冯玉祥怒火中烧，向蒋介石发密电一封，告发韩复榘“叛国降敌”。这些，最终促成了蒋介石杀掉韩复榘的决心。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开封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和第五战区团长级以上的军官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当众公开问责韩复榘，随即将韩复榘逮捕，并押解到了汉口，由何应钦、鹿钟麟、何成浚等人从速组织军法审判，判决书上韩复榘的主要罪状为：“该被告并不尽守土之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牵制敌军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节节后退，弃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致军事上重大损失。”

准确地说，诱捕韩复榘，戴笠并没有费多大力气。

2012年，有关记者采访了当年参与枪决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原军统成员郑培雄。据郑培雄回忆，早在1937年11月，戴笠就抽调军统三百多人，从南京撤出，坐火车到武昌，进入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二层小楼，并将其作为军统在武昌的大本营。

1937年11月下旬，戴笠就亲自到武昌大本营训话：“韩复榘不但不凭借黄河天险抵抗日寇，逃跑前还在济南府放一把火再逃跑。所以，蒋委员长要制裁他。”

也就是说，诱捕韩复榘的计划，从1937年11月下旬就开始筹备了。

据郑培雄回忆，当时戴笠的命令一下，军统在武昌大本营的三百多人就紧张了起来，而且戴笠一再强调，任何人走漏了风声，都格杀勿论。准确地讲，军统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所以当时的军统局还应该称为复兴社。

逮捕韩复榘的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开封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和第五战区团长级以上的军官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当众公开问责韩复榘，随即将韩复榘逮捕。

之后，从押解到处死韩复榘，都是戴笠手下的特务一手操办的，连最后处死韩复榘，都是在军统局武昌大本营进行的。所以可以说，蒋介石握着戴笠的手，枪决了韩复榘。

其实，蒋介石在逮捕韩复榘后，并未决定要杀掉韩复榘，他只打算迅速剥夺韩复榘的兵权。然而，韩复榘被捕后，李宗仁、白崇禧、沈鸿烈等人都对韩复榘的倒行逆施和不抵抗行为提出了抗议，冯玉祥则书写了“违抗命令，叛国降敌，军法从事，决不姑息”16个字，请张治中转呈蒋介石。眼看群情激愤，蒋介石最后不得不公审韩复榘，并最终下令枪决韩复榘。1938年1月24日，在“军法会审”后，韩复榘被枪决，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第一个被蒋介石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据郑培雄回忆，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从关押他的房间出来，正准备下楼梯，早已准备好了的军统特务们，在屋门外一起举枪朝韩复榘射击，韩复榘身中七弹，从楼梯上滚下来，当场毙命，时年48岁。

韩复榘被戴笠手下的特务们击毙后，《中央日报》向全国发布消息，宣布了韩复榘的十大罪状。

这十大罪状是：

1. 违抗命令，擅自撤退；

2. 按兵不动，拥兵自保；

3. 勾结日寇，阴谋独立；

4. 收缴民枪；

5. 纵兵殃民；

6. 派销鸦片；

7. 破坏司法独立；

8. 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

9. 侵吞国防经费；

10. 扰乱金融。

就这样，在四川军阀刘湘被戴笠手下的特务毒死四天后，山东军阀韩复榘也被戴笠手下的特务们枪决。

第七节 “三枪拍案惊奇”——复兴社的典范侠女施剑翘

她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有名的侠义女子，她是被戴笠视为女子典范的奇人。抗日战争期间，她为抗日战争捐赠了三架战斗机；解放战争期间，她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特科元老多次接触，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她就是施剑翘，一个众说纷纭，被称为戴笠座上宾的女人。她本不属于复兴社，却帮着复兴社做了一件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想做，却始终没有做成的事情。

在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整个过程中，复兴社的特务们谁也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只是，如果没有复兴社特务们的成全，施剑翘在成功刺杀孙传芳之后，就难免要忍受近十年的牢狱之苦。那么，复兴社到底是如何“成全”施剑翘的呢？

军统大特务沈醉，曾经在1961年写过一篇名为《我所知道的戴笠》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个名叫“施剑翘”的女子，说这位女子曾是戴笠的座上宾。无独有偶，蒋介石的一个手下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老军阀孙传芳，自从他的部队被北伐军打垮后，一直寄居天津，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一直与日本人有往来。蒋也恐他给日本人当傀儡，便由军统密派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去把他杀了。”

那么，施剑翘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呢？而她刺杀孙传芳，究竟是不是军统授命所为呢？在1963年，施剑翘本人专门写了一份《施剑翘手刃父仇经过》的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一再向组织澄清：她与戴笠从无瓜葛，刺杀孙传芳只为报杀父之仇，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值得让蒋介石的手下以及沈醉将军八卦的女子，想来也不是等闲之辈，那么这个施剑翘到底是什么来路呢？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其名取“空谷幽兰”之意。施谷兰身材匀称，端庄大方，美丽贤淑，饱读诗书，1905年生于山东，其父施从滨曾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北洋军阀孙传芳跟奉系军阀张宗昌展开了一场战斗，施从滨奉张宗昌之命抵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被孙传芳的队伍团团围住，最终，施从滨的部队，包括施从滨本人在内，大部分被俘。

俘虏施从滨之后，孙传芳曾多次劝降，因当时施从滨在军中威望颇高，加上平日里为人忠厚，宽宏大量，所以深得人心，孙传芳便假意劝降施从滨，以服人心。当时施从滨六十有余，距离七十古来稀不远矣，想想自己去日无多，再想想家中妻女尚小，无奈之下，为了保全性命，只得投降了孙传芳。

据说，施从滨在投降孙传芳之后，立刻就被孙传芳召见，孙传芳当场就任命他为安徽省督办。当时，孙传芳还满脸堆笑地握着施从滨的双手说：“施老兄，您现在就是安徽省督办了，快去上任吧！”

施从滨领命之后，欣欣然地去了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前去上任。谁料，施从滨刚到火车站，就被“笑面虎”孙传芳派出的心腹给暗杀了。

孙传芳杀了施从滨后，还觉得不过瘾，又命人将施从滨斩首示众，并将首级高悬于蚌埠车站的站牌之上，同时曝尸三天三夜，并命人日夜轮班看守，不准施从滨的手下以及施从滨的家人来收尸。

施从滨投降后仍被杀害，并被残忍地曝尸三天的残酷事件，引起了当地红十字会的不满，但是红十字会也不敢公然反抗孙传芳的暴行，只得在施从滨的尸体被曝晒了三天之后，出面将施从滨的尸体草草收殓了事。

施从滨的尸体被红十字会收殓后，孙传芳仍不罢休，他派人日夜看守施从滨的葬身之处，并命令看守不许施家人来祭奠，一旦发现施家人前来祭奠，便立刻杀掉。最后，施从滨的三弟，也就是施谷兰的三叔，冒着杀头的危险，以同乡的身份把施从滨的尸首运回了老家安徽桐城，安葬之后，施谷兰的三叔又立刻赶往天津，将施从滨的死讯告知施谷兰和她的母亲。直到此时，施谷兰才知道，父亲已被孙传芳杀害，而且惨遭割颅，曝尸三天。当时，听完三叔的叙述，年仅20岁的施谷兰如五雷轰顶，险些晕倒。

少年失怙，已是人生之大不幸，何况父亲死得如此惨烈，换做别家女儿，即使精神不崩溃，也要大哭大喊一番，但年轻的施谷兰却挺了过来，她强忍悲痛，一边安慰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一边私下里筹划复仇之事。

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孙传芳为什么那么残忍地对待施从滨呢？

孙传芳也是个苦孩子出身，但是他迷信武力，嗜血如命，在他看来，一次次的征战不是斗争，而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娱乐，正像他在一封作战电文中所写的那样：“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孙传芳历来残暴成性，他手下曾经有个警卫员因为多领了一袋子军粮，被孙传芳斩首示众。所以，他对施从滨的残忍，并不是因为施从滨如何冒犯了他，而是他的暴虐使然。

最初的时候，施谷兰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是施谷兰的堂兄，从小父母双亡，一直由施从滨抚养，后来仰仗施从滨的扶助，在部队里一路高升。施从滨被害后，施中诚在伯父施从滨的遗像前起誓，发誓即使肝脑涂地也要替伯父报仇。然而，后来，施中诚做了烟台警备司令，重权之后，忙于仕途，竟将替伯父报仇之事放在了脑后，让施谷兰失望不已，甚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堂兄施中诚。

后来，施谷兰又将为父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了施中诚的军校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谍报股股长施靖公身上，在施靖公许诺一定为施从滨报仇后，施谷兰嫁给了施靖公。然而，一直到施从滨遇害第十年，施靖公也没有将为施从滨报仇一事提上议事日程，还推说自己很多事情无法放下。最后，伤心欲绝的施谷兰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不辞而别。

后来，施谷兰正式改名为施剑翘，并把两个儿子“大利”、“二利”改名为“佥刃”和“尧羽”，合起来就是“剑翘”。施谷兰有心自己为父报仇，却苦于觅不到孙传芳的踪迹，只得回天津和母亲同住。

真是要吃奶就过来个奶娘，1935年9月，施从滨遇难十周年的时候，施剑翘到天津日租界的一座寺庙里为父祭奠，寺庙里的和尚看施剑翘哭得实在伤心，就劝她皈依佛门，和尚这样对她说：“施主啊，你看，就连孙传芳这样昔日大名鼎鼎、威风八面的军阀，如今都成了佛门弟子，你不如也出家吧。”

听到“孙传芳”这个名字，施剑翘一下子紧张起来，她怕人察觉，就边哭边问和尚：“孙传芳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出家啊？”就这样，问到了孙传芳的踪迹。

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见依附张学良不成，就从东北沈阳迁回了天津。孙传芳回天津不久，就听说蒋介石的锦衣卫——复兴社正在四处打探自己的行踪，于是他决定躲进佛门，保个平安。就这样，孙传芳成了天津“居士林”的“首席居士”。孙传芳怕自己的行踪外泄，自然少不了拜托居士林的管理人员和居士等不要透露自己的行踪，但“首席居士”这个名头，却让他名声远扬。

这里说两句闲话，孙传芳当时选择回到天津，就不算一个明智的选择。天津是相声的发源地，天津人都喜欢聊天，这就使得天津成了一个“万事不保密”的地界，这也是后来复兴社的“抗日杀奸团”在天津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很多事情，三两句话就聊出来了。而当时居士林的人因为闲极无聊，尤其喜欢聊天，只要你告诉一个居士一件事情，不用半天，差不多整个天津市就都知道了。所以，让居士林内的人保守秘密，那就等于让孙悟空看守蟠桃园一样，非坏事不可。

就这样，施剑翘没费多大力气就了解了孙传芳的行踪，顺便还摸清了居士林的内外情况。于是，施剑翘扮作虔诚的佛教徒，进居士林暂住，一边暗暗观察孙传芳的情况，一边为报仇做准备。

正好，施剑翘住进居士林没几日，她在日本读军校的弟弟施中杰就来天津探望母亲和姐姐了，他从姐姐嘴里听说了孙传芳的下落，就揣了一把日本军刀，决意手刃孙传芳。弟弟的果敢和无畏，让施剑翘感到莫大的欣喜，然而想到弟弟尚未娶妻生子，万一刺杀不成，自毁前程，不是断了施家的香火吗？恰好此时，施中杰的同学将一把手枪寄存在了施家，施剑翘就拿起了这把手枪，决定亲自去刺杀孙传芳。

在刺杀前，施剑翘请弟弟把母亲接到了南京，并提前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各留了一笔钱，还写好了遗嘱。

1935年11月13日，施剑翘穿一件蓝呢大衣，怀揣手枪，在居士林内做好了刺杀孙传芳的准备。这一天，瓢泼大雨从早晨一直下到了中午，这种天气，按说孙传芳不会到居士林来了，可谁也没想到，孙传芳居然来了。于是施剑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走到孙传芳背后，拔出枪来对孙传芳连开三枪。第一颗子弹由孙传芳后脑勺射入，由前额穿出，脑浆四溅，孙传芳立刻倒地；第二颗子弹由孙传芳的右太阳穴射入，由左额穿出；第三颗子弹由孙传芳腰部射入，由前胸穿出。三枪过后，孙传芳当场死亡。

三枪打完，施剑翘并没有逃走，她对众人说：“大家别怕！我为父报仇，血溅佛堂，实属无奈。大家放心，我虽为女子，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我随后就到衙门自首，绝对不连累诸位居士！”施剑翘一边说，还一边从大衣内袋里掏出题名为《告国人书》的传单，传单内容主要是：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施剑翘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连累家人以及诸位同胞。

每张《告国人书》下面都有工整有力的署名“报仇女施剑翘”，每个名字上面都盖有施剑翘鲜红的大拇指印。

不久，警察局的人赶到，看完《告国人书》之后，恭恭敬敬地带走了施剑翘。

施剑翘被捕后，施家人一直设法营救，施中杰聘请了著名律师余其昌、胡学骞为施剑翘出庭辩护；正在山东读大学的妹妹施纫兰专程由济南赶到天津探监并照顾孩子，施剑翘的丈夫施靖公也四处找关系营救施剑翘。此时，所有的舆论导向都一边倒地倾向施剑翘这一边，连复兴社也为营救施剑翘推波助澜。因为此时的施剑翘，已经被戴笠作为榜样来教育复兴社的特工们了。而且，关于施剑翘与戴笠的关系，传来传去不仅传成了施剑翘是戴笠的座上宾，后来还传成了戴笠一直在追求施剑翘！复兴社的各地分社当然不知事情真伪，但“戴老板”支持的人，他们就要大力支持！

尽管孙传芳的家属也在四处上告，并且一再申明，当年孙传芳对施从滨处以极刑的原因是施从滨苛待属下，但谁也不相信这套鬼话。于是，在民众的极力要求下，国民政府免去了施剑翘的死罪，判处施剑翘十年有期徒刑。

施剑翘入狱不久，包括施剑翘的丈夫施靖公在内的施家人四处活动，最终在1936年8月13日，由河北省高等法院改判施剑翘七年监禁。

施剑翘入狱后，有记者前来采访，当记者们问施剑翘狱中的生活情形时，施剑翘幽默地回答：“这里蛮安适的，近来天气渐渐炎热，不过我住在南檐下，非常凉爽，反倒觉得外面燥热难当，身在囹圄，权当是避暑消夏吧。”

施剑翘被改判之后，家人继续奔走，最后求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冯玉祥那里，冯玉祥与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有袍泽之谊，就联合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几位元老级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上书，营救施剑翘。而全国妇联以及各个社会团体、民主进步组织也纷纷致电政府，要求特赦施剑翘。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向全国发表公告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被特赦，还因为当年在平津一带为日本人做事做得最卖力的，除了张敬尧，就是孙传芳。张敬尧死后，孙传芳便进入了复兴社的暗杀名单，只因孙传芳一直躲在天津租界内，深居简出，复兴社不得下手，才把孙传芳留给了施剑翘。施剑翘帮复兴社除了一个祸患，复兴社怎能不做“外援”，促成施剑翘的赦免？

就这样，施剑翘在狱中待了不到十个月，就平安地回到了家中。

施剑翘出狱之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约她到政府工作，但施剑翘不愿附庸权贵，婉言拒绝。冯玉祥听说此事后，连连夸赞施剑翘有骨气。

这里不得不再提一句，1942年，施剑翘拿出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并动员母亲和弟妹拿出几乎全部的财产，换来三架崭新的战斗机，捐赠给了抗日部队。

1946年年初，施剑翘创办了以叔叔施从云的名字命名的“从云小学”，专门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解放战争期间，施剑翘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特科的元老多次接触，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施靖公被解放军俘虏，在改造学习期间曾写过很多信给施剑翘，希望夫妻复合，却都被施剑翘回绝了，直到去世，施剑翘一直独身。

新中国成立后，施剑翘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任职期间，她多次对儿女们说：“娘老了，但还有一个心愿，如果健康许可，愿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量，宋美龄我见过，蒋经国我也见过，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1979年8月27日，施剑翘猝然去世。她去世之后，骨灰被安放在苏州城西天灵公墓。

20世纪80年代，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事情，被改编成了电影《女刺客》。

第八节 防民之口——复兴社插手文化界

看过电视剧《潜伏》的读者大概还记得军统特务扮成记者采访国共和谈代表的镜头。其实，当时的复兴社特务们，不仅在重要场合假扮新闻记者，而且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还渗透到了文化界和舆论界内部。不仅如此，复兴社的特务们还千方百计地恐吓、收买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文化界人士，一旦收买不成，就实施暗杀。不过，大多数的中国人脊梁骨还是硬的，而且，硬骨头的中国人永远杀不完。

民主斗士杨杏佛被刺案

自从力行社建立后，其针对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屠杀和围剿就拉开了序幕。后来，为了“攘外安内”，他们的枪口不仅对准了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还对准了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一句话，谁反对蒋总裁，就杀谁。杨杏佛就是被杀的国民党党员之一。

1933年6月18日，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上海法租界的中外人士像往常一样闲适地在街上踱着步子，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血案正在酝酿。

只见一辆敞篷汽车缓缓开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车上除了司机，还坐着两个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就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骨干的国民党党员杨杏佛和他的儿子杨小佛。

杨杏佛不仅是国民政府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要员，还是有“民国诸葛”之称的进步人士赵凤昌的女婿，其夫人赵志道也是著名的进步人士。

汽车刚开出中央研究院大门不久，来到上海亚尔培路（现在的陕西北路）附近，突然从街角里蹿出了四个人，将汽车团团围住。随后，这四个人就掏出枪来，朝汽车猛烈射击，司机见此情形，打开车门仓皇逃走。

当那四个人突然出现，将汽车团团围住时，杨杏佛就意识到，这些人要杀害他。前几日，他收到过一封装有子弹头的恐吓信，同时，还有几个朋友告诉他，复兴社要对他下手。只是大家都不知道，杨杏佛的照片已经被复印了很多份，上海市内的复兴社特务人手一份，戴笠放话说：谁要是杀死了杨杏佛，谁就可以得到重赏。

面对密集的枪弹，杨杏佛连忙用身体护住儿子。密集的子弹打在杨杏佛身上，杨杏佛倒在了汽车座位上。法租界内警笛大作，巡捕们纷纷赶来，几名特务四散逃窜。

此时，附近利汉汽车公司的俄国职员贝柯克闻声赶来，奋不顾身地赶到杨杏佛所乘坐的汽车旁，见杨杏佛虽身中数弹，伤势严重，但尚有一丝气息，于是贝柯克跳上汽车，一路风驰电掣将杨杏佛父子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遗憾的是，杨杏佛因为伤势过重，于当日上午9点20分死亡，杨小佛因为有父亲庇护，只是腿部中了一弹，经及时救治，已无生命危险。

刺杀杨杏佛的不是别人，正是复兴社的特务。那么，杨杏佛为何会招致复兴社特务们的毒手呢？

杨杏佛，原名杨铨，字宏甫，1893年5月出生于江西省玉山县。杨杏佛从少年时期就向往革命，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武昌发起了武昌起义，他便千里迢迢前去参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杨杏佛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后来，袁世凯窃国复辟，杨杏佛不愿为袁世凯所用，就于1912年远渡重洋，赴美学习，后在美国获得商学硕士学位。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杨杏佛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杨杏佛担任了大学院的副院长和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他倡导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并竭尽全力保护进步学者和民主人士。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的反革命事件，大批共产党人遭到了疯狂的屠杀。杨杏佛不顾笼罩在头顶的白色恐怖，协助宋庆龄、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一起营救了牛兰夫妇、陈赓、潘梓年、陈独秀等大批的中共党员。

1932年年底，杨杏佛协助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负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日常工作。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工作期间，杨杏佛、宋庆龄等人一直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右派的独裁统治以及复兴社的特务罪行，大力呼吁民主和自由。

1933年3月，杨杏佛、宋庆龄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发动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发起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

1933年4月，杨杏佛等人护送宋庆龄到南京，探望被国民党右派关押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同时和宋庆龄等进步人士一起呼吁国民党废止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杨杏佛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威望，使得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恐惧。复兴社数次恐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相关人士，未见成效。最终，蒋介石决定派复兴社特务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人士进行暗杀。因为宋庆龄在海内外声望显赫，加上宋家在国民党政府内权势极大，所以复兴社不敢对宋庆龄下手，于是决定杀害杨杏佛，以起到恐吓宋庆龄、瓦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作用。

1933年4月，戴笠把暗杀杨杏佛的任务交给了上海的复兴社特务头目赵理君，赵理君命令特务过得诚等四人具体执行这次暗杀任务。

1933年6月初，戴笠亲自赶到上海指挥行动，赵理君、过得诚等人组成了特别行动组，他们在戴笠面前拍着胸脯保证“不成功即成仁”。

1933年6月18日，实施暗杀完毕后，过得诚等四名特务迅速离开现场，奔向隐蔽在附近的赵理君所驾驶的汽车，过得诚在慌乱中竟然跑错了方向，其他的特务见过得诚没有跟上来，怕他被租界内的巡捕捕获，立刻拔枪对过得诚连开几枪，随后仓皇逃窜。

特务们刚走，过得诚就被随即赶来的法租界巡捕捕获，随后被送入医院抢救。经过抢救，当天下午过得诚就可以说话了，然而他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是刺杀杨杏佛的凶手，坚持说自己是偶然路过此地，然后被特务们的流弹所伤。

虽然过得诚铁嘴钢牙，但也没能善终。当晚，过得诚就被潜伏在法租界巡捕房内的复兴社特务范广珍毒死，杨杏佛遇刺案就此失去线索，成为悬案。另外一个刺杀杨杏佛的主要特务——赵理君也没得到善终，至于他的下场，本书后面也有交代。

杨杏佛遇难后，宋庆龄向国内外发表声明，严正谴责反动派的卑鄙行为。鲁迅、沈钧儒、洪深以及外国友人史沫特莱、伊罗生等文化界进步人士，不顾自己正在被复兴社特务监视，亲自前往殡仪馆为杨杏佛送行。鲁迅还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遇难之后，其子杨小佛和妻子赵志道清点他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除了一张3000元的欠条之外，杨杏佛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杨杏佛虽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但是他却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投入到了创办进步刊物、设法营救进步同志等革命工作当中，为革命活动倾尽了所有。

这里再多说几句，杨杏佛遇难后，他的遗孀赵志道以及两个幼子一直靠抚恤金艰难度日。1943年，杨小佛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因为战乱，杨小佛一度失业，在1945年12月，进入国民党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工作。上海解放后，杨小佛被原职留用。1950年7月，杨小佛参加了解放嵊泗列岛战役的随军支前运动，因为表现突出，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的纪念证和上海市海员工会颁发的铜质渡海解放嵊泗纪念章。1979年，杨小佛参与了《英汉大辞典》第一版的编写工作，后来杨小佛一直任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复兴社暗杀史量才案

史量才，是民国时期的报界巨子，也是中国报业的先驱者之一。因为史量才主办的《申报》敢于报导真相，从而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杭州到上海的途中被复兴社的特务谋杀。

史量才是前清秀才，后来深受革命思想影响，毅然抛弃科举，研究新学。22岁时，史量才即到上海南洋中学任教，后又与人合创女子学校，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栋梁人才。因为史量才喜欢踮起脚尖走路，如同麻雀蹦跳，因此被时人称为“麻雀先生”。如果史量才生在现在，想来就会有“芭蕾先生”的外号了。

1907年，史量才参加江浙的收回路权运动，为将中国的交通权力从帝国主义国家手中收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08年，史量才任《时报》的首席作者，在《时报》上抨击时弊，倡导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为了响应武昌起义，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参加了江苏独立运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议和，史量才为了千万黎民免受战乱涂炭，不辞劳苦，南北奔走，为议和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史量才涉足报界实属偶然。《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清朝同治年间开办，是中国第一份大量印刷发行的报纸（中国第一份报纸是唐朝的《开元杂报》，可惜并没有大量印刷发行）。1909年美查返回英国，就将该报转让于席福裕。但由于席福裕不善经营，《申报》的最高日发行量仅有七千多份，于是不得不再次转让。

1912年，史量才和有“民国诸葛”之称的赵凤昌（就是本书前文被复兴社暗杀的杨杏佛的岳父）等人合资购下《申报》，史量才出任总经理。1916年，史量才收购了《申报》的所有股权，独家经营《申报》。在经营《申报》的过程中，史量才一改当时其他报业同行不重视广告的作风，大力开拓广告业务，大大增加了《申报》的收入和其社会影响。同时，史量才还抓住时机，适时囤积廉价纸张，有力地降低了报纸的成本。最重要的是，史量才摒弃了当时不少报纸只关注花边新闻、明星逸事和鸳鸯蝴蝶的故事的恶习，以社会热点、时事政治为主要内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办报宗旨，从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大大提高了《申报》的发行量。史量才还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不要怕特别势力的压迫，我们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在史量才的努力下，《申报》声名鹊起，发行量大增，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报。1922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总裁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亲自参观《申报》报馆，真诚地赞叹《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1931年，《申报》的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纯利润达几十万元。就在这一年，力行社建立了。

力行社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控制舆论，《申报》这样的大报自然是“力行社”的首个“公关”对象。但是，史量才十分反感蒋介石连挑内战，不御外敌的做法，因此不但没有向力行社屈服，反而成了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因此，史量才一度成为力行社的暗杀对象，但是由于当时力行社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上，因此就把对史量才的暗杀放在了一边。

1932年1月，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史量才联合多位民族资本家和进步分子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成立了“壬申俱乐部”。后来，史量才又在该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成立仪式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同时疾声呼吁“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从此，《申报》就以批驳、嘲弄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救国必先救党”等反动政策为主要内容，对蒋介石置大片国土沦丧于不顾，却调动几十万大军围剿各革命根据地以及抗日力量的反动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种旗帜鲜明的正义态度在获得千万人民佩服和赞赏的同时，也引起了复兴社特务的注意。

1932年年底，宋庆龄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公正、全面的报道，极大地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社会上的影响。与此同时，史量才也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进行公正报导的同时，史量才还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中共地下党免费印刷传单，传递消息，同时还常常接济中共地下组织，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为营救入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四处奔走。

1932年到1933年期间，史量才还创办了进步刊物《申报月刊》，创办了由李公朴为馆长、针对大众的免费的“申报流动图书馆”，以及由李公朴任校长、针对贫苦人家的子女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这些公益事业在为社会培养大批人才、为抗日救亡运动培养大批后备力量的同时，也使得史量才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被复兴社的特务们写在了暗杀名单上。

1934年夏末秋初，蒋介石向戴笠下达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

接到命令后，戴笠立刻将暗杀任务布置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并要求该行动组“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不成功便成仁”。

1934年10月，史量才因长期劳累导致胃病复发，回到了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史量才偕夫人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外甥女沈丽娟、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乘车从杭州返回上海。

就在史量才乘坐的汽车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突然被一辆车牌为“京字72号”的别克敞篷轿车拦住去路。邓祖询和司机黄锦才以为别克车出了故障，于是下车询问，谁料刚打开车门，就从别克车中蹿出几条身手敏捷的彪形大汉。这几条彪形大汉二话不说，朝邓祖询和黄锦才连开几枪，邓、黄二人随即倒在血泊之中。史量才见状，连忙让沈秋水带着儿子、外甥女先走，自己留下吸引杀手们的注意力。最后，沈秋水和儿子及外甥女躲过了此劫，而史量才却殒命荒野。

因为史量才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都较高，所以此案一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慨，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亲自为史量才撰写墓志铭：“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第二章 国难当前?复兴锄奸

第一节复兴社与搞笑的“新生活运动”

其实，复兴社的年轻成员们，在最初成立复兴社的时候，还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对新生活的期盼的。他们兴起了“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最初来源于复兴社矫正当时不良的社会道德和颓废的国民精神的构想。这个构想刚刚由复兴社提出，就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肯定和支持。

什么是“新生活运动”

在当时国民政府下发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对新生活运动是这样定义的：“新生活运动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如何能使国民之生活合理？曰必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

在新生活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复兴社乃至后来的军统成员，一直充当着这个活动最活跃、最忠实的传播者和响应者。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复兴社成员大都属于所谓的边缘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但是没有高深的学问，可是又自恃清高，同时又不愿意深入社会底层去吃苦，总是把自己摆在高于人民的位置上。这种有点“懵懂”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在社会动荡时期盲从于某种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义”，并且被这种主义所洗脑，最终成为这种主义的忠实执行者。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民生凋敝，分崩离析，处处呈现出一片衰败、没落的景象，而此时，蒋介石却在与各路军阀的斗争之中登上了委员长的宝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麻痹人民，蒋介石和宋美龄带头发起了以“改造社会道德和振奋国民精神”为目的一场所谓的全国性的“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

1934年2月29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了孙中山总理纪念周，在纪念周的启动仪式上，蒋介石宣读了《新生活运动纲要》。他在纲要中说：“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蒋介石还说：“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街上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的，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很多年轻人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讲信义，这种年轻人，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炼勇气和增强敏捷性，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耐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都能为民族而牺牲。”

1934年2月29日当日，南昌即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同时成立了以宋美龄为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

为了全面展开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宋美龄给复兴社的骨干们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最后确定，整个运动分“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阶段进行，其中的调查工作，主要由各地的复兴社推进。

为了广泛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内的骨干分子和高级军官首先要做到“规矩”和“清洁”，其次由领导人推及到整个机关团体，最后推及到整个社会。

当然，新生活运动不仅仅是礼义和清洁方面的改良，蒋介石以及复兴社的根本目的，其实是利用“新生活运动”实现自己理想的军事化独裁社会，以麻痹群众思想，让劳苦大众对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因此，刚刚在辛亥革命中被打倒的封建忠君思想和腐朽道德观念，纷纷借新生活运动还了魂。为了宣传孔孟之道，国民政府还设立了无数的孔庙，定期组织官员和中小学生参拜孔庙，还搜罗了一批前清的遗老遗少，组建了“道德会”、“文化协会”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专门宣传忠君、顺民的思想。

为了让新生活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蒋介石命令在各地复兴社分会的基础上，迅速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分会，并任命各省主席担任分会会长，由各地的复兴社分会督促运动的执行，于是一时之间，全国上下热闹非凡。“热闹非凡”的“新生活运动”

中国有句古话：“话不传六耳。”意思是如果多个人传话，传来传去，话就会变了味，“新生活”运动也是如此。虽然蒋介石设立在各地的复兴社的分社有力地推进了新生活运动，遗憾的是，新生活运动经复兴社内部一层一层传达下来，传到基层人员的耳朵里，就只剩下“清洁”和“规矩”了，于是，也就笑话百出了。

为了“清洁”，国民党的各地警察局派人在闹市区严密巡查，一旦发现随地吐痰、随处抹鼻涕、随地小便的人立刻就抓进牢房，于是一时之间牢房竟然爆满。

除了不准随地便溺之外，新生活运动还禁止赤膊，就因为这禁止赤膊，各地闹出了很多笑话。有的地方的巡警，拿着麻袋和面口袋改造成的“大背心”在街上巡查，看到赤膊的人就往身上套，而且套了还不白套，一个“大背心”卖一块大洋！那些打赤膊的人，大多是做苦力的或者拉车的穷人，哪有钱给巡警啊，于是轻则遭到巡警们一顿训斥，重则挨一顿鞭子，一时之间民怨载道。

就这样，从3月份开始折腾，折腾了几个月后，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妇女们穿上了露胳膊露腿的旗袍。这露胳膊露腿的旗袍，在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看来太“有伤风化”！于是他们就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为由，向政府提议取消旗袍。于是，在这些遗老遗少的鼓动下，很多巡警又夹着肥肥大大的黑袍子满街巡查，看到穿旗袍的女人就把大黑袍子往人家身上套，当然，套完黑袍子也是要收钱的。

这里提一句，在第一章里，被施剑翘杀死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就曾经有类似的举措。当时，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男女同校的美术学校，并采用人体模特写生，这件事情本来和扛枪打仗的孙传芳没有半点关系，但让孙传芳知道了，他就不乐意了，他虽然不懂什么叫艺术，什么是“妈的”（模特的英文model的中文谐音，孙传芳不懂英文，将模特称为“妈的”），但他见不得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出现“有伤风化”的事件——虽然他自己吃喝嫖赌样样都好。

于是，为了惩罚刘海粟，孙传芳派兵把刘海粟抓到自己的驻地，还要砍刘海粟的头。最后，孙传芳身边的明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孙传芳说：“您要真把刘海粟砍了，估计就有人骂你没文化、见识短了！”孙传芳最怕人骂他“没文化”、“见识短”，最后罚了刘海粟50块大洋，就把刘海粟给放了。

关于这件事，鲁迅先生曾这样讽喻：“同学同泳，皮肉偶尔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本段摘自唐弢的《琐忆》）

后来，孙传芳连妇女着装也予以干涉，极力反对妇女穿旗袍，认为那种曲线毕露的衣服太勾男人的魂魄，露胳膊露腿也有伤风化。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一步步推进，人们在街上不仅不能露胳膊露腿，甚至连大褂的领扣扣不好，都会受到巡警的训斥。

当时，有这么一件事，让外国人对“新生活运动”都倍加关注。这一天，一位叫高福绥的美国传教士穿着一身西服在街上散步，巡警过来请他扣好领扣。高福绥惊讶地说：“我穿的是西装，没有领扣啊！”巡警还是不依不饶，非要他掩好领口才放他继续向前走。“新生活运动”终于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闹剧

更有趣的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各地的军阀也都掺和了进来。

奉系军阀张宗昌，也就是前文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生前的上司，严格遵从女人穿旗袍露胳膊露腿有伤风化，男人不许当街赤膊的号召，命令自己的巡警们提着黑油漆在街上转悠，看到穿旗袍的女人就往胳膊大腿上刷黑油漆，看到打赤膊的男人也往前胸后背上刷黑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中的《炭画黑衣》就取材于此。

而山东王韩复榘更是奉令行事，不仅迅速成立了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还想把山东变成新生活运动的模范省。

韩复榘说：“既然是新生活，公务人员的服装与发型都要一致。”于是，他规定，公务员都要穿制服，夏天穿白衣、白帽、白袜，戴白手套。春天、秋天和冬天穿黑衣、黑帽和黑袜。结果弄得山东的公务员们，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韩复榘还要求公务员一律剃光头。有一次，韩复榘看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留着头发的年轻公务员，上去就一把打掉了那名公务员的帽子，抓着他的头发叫嚷：“叫你特别，叫你漂亮，叫你留洋头，你留个狗头。”

韩复榘还规定，男人夏天不许穿短裤，女人夏天不许穿短袖。有一次，他看到三名穿短褂和短裙的女学生，举手就打了一个女生两记耳光。后来还下令，凡在街上露胳膊的穿短袖的妇女，一律抓起来。于是警察奉令行事，抓了一批批穿短袖上衣的妇女，最后看守所屋里都站不下了，几百人就在院子里站着听训。

韩复榘在齐鲁大学的演讲中还这样说：“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十来个大小伙子穿着短裤抢一个球，这样寒酸，算什么事儿！肯定是总务长贪污了。这样，改天到我的公馆里面去领一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自个儿玩去，省得再你争我抢的……”新生活运动被演绎成如此，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后来，宋美龄和蒋介石前往山东视察，韩复榘在省政府以“新生活午餐”招待蒋介石夫妇。这“新生活午餐”到底是什么呢？素炒白菜叶、小米饭、素炒粉条和素豆腐汤。韩复榘虽是一方军阀，但毕竟是行伍出身，什么粗劣的吃食没有吃过？自然大口大口将饭菜一扫而光，而倡导“食素”、“节俭”的宋美龄和蒋介石却食不下咽。

别看这些地方官拼了命地抨击旗袍、凉鞋、西装败坏社会风气，可他们从未放弃嫖娼与娶妾，只不过把明娼改成了暗娼，娶妾的时候也多了不少复古的规矩，例如不许三媒六娉，不许由正门进门，小妾不许穿正室才能穿的红裙等。

最后，为了更大规模地开展新生活运动，在复兴社和各地政府的号令之下，很多中小学生在暑假时被老师们带到了田间地头，向正在大汗淋漓地锄地的农民们讲解“新生活运动”，要求这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一定要扣好风纪扣再下地，遵守在田间走路一定要靠右走，在田间干活决不可以随地吐痰，每天干活回家都要刷牙等等“新生活须知”。开始，这些连“风纪扣”和“牙刷”都不知为何物的农民们还觉得这些“新生活”很新鲜，围着听学生们絮叨，后来越听越糊涂，越听越觉得这新生活运动跟自己没啥关系，就各自抡起锄头继续锄地，谁也不理会那些学生。最后，学生们和老师们只得失望而归。

除了让学生们下到田间地头演说之外，新生活运动还将学生们平时在音乐课上演唱的中外民歌，改成了跟新生活运动息息相关的歌曲，于是学校里开始传唱《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等歌曲。因为各地复兴社成员肚子里的墨水有限，艺术细胞更有限，所以这些歌曲不过是复兴社的成员们把大白话谱了曲的“怪曲”，音调古怪不说，歌词还很拗口，但老师们又不敢不教，学生们也不敢不学。于是校园里到处“鬼哭狼嚎”。

冯玉祥将军曾这样评价新生活运动：“其实，新生活运动是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很多人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现出一副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推牌九、押宝的，全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元钱，蒋介石身边的大官吃一桌饭约要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事情，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很可能不知道，可这些事都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他还能不知道吗？……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军事无能到极点的表现，是经济贪污到极点的表现，是文化摧毁到极点的表现。实行新生活，难道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1936年年底，新生活运动因为越来越脱离社会实际而遭到了各方的批评，眼看没有预想的成功，复兴社大肆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声势才逐渐减弱。街上该脏照样脏，该乱还是乱，女人们的旗袍还是照样穿。

最终，新生活运动还是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在国外的形象，很多善良的西方人士，以为蒋介石正在推行社会福利，并对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因此开始呼吁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可以说是复兴社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最终成绩。

第二节 刺杀汉奸偶有未成

复兴社刺杀汉奸王克敏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国难当头，无数的仁人志士奔赴沙场，抗击日寇，但也有个别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出任日伪官员，帮助日寇残害同胞，王克敏就是其中的“翘楚”。“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王克敏就公开投敌，出任日寇扶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 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王克敏的恶劣行径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愤慨。

1938年2月，蒋介石下令对王克敏展开刺杀。

戴笠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迅速给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了一封绝密电报，电报内容是：“速赴北平，即刻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克敏。”

接到戴笠的电报后，陈恭澍迅速展开行动，他连夜带了天津站的几个得力干将来到北平，准备暗杀王克敏。

为了探听到王克敏的行踪，陈恭澍扮成一个生意人，在北京城内以洽谈生意为名，四处探听消息。遗憾的是，几天下来，陈恭澍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后来，经过陈恭澍四方联络，终于通过朋友结识了一位姓武的先生，这位姓武的先生在了解了陈恭澍的身份和目的后，出于民族大义，将王克敏的警卫队队长介绍给了陈恭澍。

陈恭澍原本想动员王克敏的警卫队队长刺杀王克敏，但没想到，虽然那位警卫队队长对王克敏恨得咬牙切齿，但真让他动手刺杀王克敏，他却死活不敢下手。不过，警卫队队长却提供给陈恭澍一条重要情报，那就是王克敏每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他的日本主子会面。

这一情报让陈恭澍心花怒放。他迅速派人对煤渣胡同一带进行了侦察，不但摸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还掌握了王克敏每次前往煤渣胡同时的大致警卫安排。为了保证万无一失，陈恭澍还从复兴社天津站调来了王文、王子春等几名得力的杀手。

1938年3月27日，陈恭澍召集刺杀王克敏行动的所有参与人员开会，对这次行动进行了周密的布置：“明天的这次行动，我们共出动八人，七支短枪，两部脚踏车。王克敏每次到煤渣胡同，都会同时开来两辆汽车，车上分别有六名持有武器的随车警卫以及数名日本武装宪兵。此外，煤渣胡同一带还有伪便衣巡逻队。我们八人中，六人担任警戒，两人行刺。王克敏的车队到来时，听我的指令再动手。王克敏坐在第二辆车后排的右座，车的前排有一名司机和一名警卫……整个行动分两个小组展开，第一小组组长王文。王文带两个人先进入胡同，隐蔽起来，等王克敏的车进入胡同后，放过第一辆车，然后从正面迎上第二辆车，朝王克敏乘坐的第二辆车射击，一定要将王克敏杀死在车里，随后骑脚踏车迅速撤离胡同。其余人员为第二小组，组长王文璧，埋伏在胡同外，等枪响后，马上用火力压制住王克敏的警卫人员，掩护第一小组撤退。”（参见杨飞著《钟山风雨》）

解放前的北平，和现在的北京气候相差不大，春季的风沙总是非常大。1938年3月28日，也就是陈恭澍部署完暗杀行动的第二天，暗杀王克敏的行动悄悄地展开了，仿佛老天爷也来配合复兴社的刺杀行动，北平的天阴沉沉的，狂风卷起沙尘暴，极好地掩护了隐藏在煤渣胡同附近和煤渣胡同内的复兴社特务们的身影。

下午1点45分，两辆汽车如期驶进了煤渣胡同，前面一辆是王克敏的警备车，后面一辆是王克敏和日本顾问乘坐的汽车。

陈恭澍一看王克敏的汽车出现了，就向特务们下达了“开枪”的信号。随后，两名特务飞快地骑着脚踏车冲向了王克敏乘坐的汽车，在接近汽车的一瞬间，两名特务同时拔出枪来向王克敏的汽车射击。两名特务一枪击毙了司机，另外两枪击中了坐在汽车后排的人。

陈恭澍一看特务们得手，立刻下达了撤退命令，除王文、王子春未能及时撤离，其余特务迅速按照原定计划撤离现场。刺杀任务就这样貌似很顺利地“完成”了。

正当陈恭澍为营救被捕的特务王文和王子春而努力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王克敏仅仅是腿部受了轻伤，被击毙的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原来，当天，王克敏为了讨好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将后排的位置让给了山本，自己坐在了前排的副驾驶上，就这样，山本成了王克敏的替死鬼。

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次行动过程中，王文、王子春两名特务被捕。尽管戴笠和陈恭澍等人多方营救，这两名特务，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杀害。

虽然这次刺杀王克敏的行动失败了，但此次行动却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王克敏的气焰。

当然王克敏最终还是死在了军统的手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坐立不安的王克敏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寻找活路。然而，他已经无路可走了。1945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命令军统局局长戴笠立即逮捕华北的所有高级汉奸。

接到李宗仁的命令之后，军统局局长戴笠立刻带军统骨干来到北平，与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商定了逮捕汉奸的行动计划。

1945 年10月5日，戴笠周密安排后，在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设宴，“招待”北平华北伪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其中当然包括王克敏。

虽然这些高级汉奸知道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但戴笠宴请谁敢不去？日本已经战败，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除了企盼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宽恕，还能逃往哪里？于是这些高级汉奸都如约来到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

这些高级汉奸到齐后，戴笠宣告宴会开始，虽然宴会中，戴笠一直劝这些汉奸多吃多喝，但又有哪个没心没肺的汉奸吃得下戴笠的菜，喝得下戴笠的酒？

好不容易，宴会结束了，汉奸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赶紧走掉，才发现外面已被国民党的将士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戴笠冷笑着对这些汉奸说：“根据国民政府惩治汉奸的有关条例，你们被捕了。”

戴笠说完，特意对王克敏说：“你身体不好，今天暂时不用押送监狱，在家老实等候政府传讯就好。”

王克敏一听戴笠不让自己跟大家一起走，更害怕了，他下意识地说：“我还是跟大家一起去吧！”

戴笠冷笑一声，说：“好啊，你主动愿意去，很好！”

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病死在国民党设在北京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里，不过，也有人说，王克敏不是病死的，而是自杀的。无论王克敏是怎样死的，他都死在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手里，他不可能逃脱历史的惩罚。

复兴社暗杀汉奸石友三未遂案

在复兴社刺杀汉奸的行动中，还有一起有名的刺杀未遂案，那就是暗杀汉奸石友三事件。

石友三，字汉章，原籍吉林长春。纵观石友三一生，几乎在民国时期的所有军阀手下都立过足，然后又无一例外地背叛了他们，所以在当时，石友三被称为“变色龙”。

石友三出身贫苦，父亲是赶大车的，母亲是种田的。因为生活困难，所以石友三从很小就开始在一家粮店做学徒。因为石友三善于察言观色，深得粮店的少东家喜欢，后来，少东家还出资供他上了学。

17岁时，石友三投奔驻河北廊坊的清朝新军，在第三镇吴佩孚的麾下当差，后来离开部队，一直在北京流浪。

1912年，北洋政府建立，21岁的石友三又加入了北洋军，在冯玉祥部任马夫。因为善于察言观色，受到了冯玉祥的器重，一路高升，从马夫一直升任军长。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进攻冯玉祥。时任第6军军长兼第6师师长的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率部阻挡晋军，然而却遇到了他曾经的老师——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善变的石友三见冯玉祥四面受敌，形势不妙，就私下与商震商量，意欲背叛冯玉祥。

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冯玉祥几乎全军覆没，但石友三的部队却几乎毫发无损。军阀混战结束后，石友三在商震的劝说下率部投降了阎锡山。

1926年9月，冯玉祥召集旧部再组部队。此时的石友三，在阎锡山手下处处碰壁，屡不得志，就又一次回到了冯玉祥的麾下。石友三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最终得到了冯玉祥的原谅。不久，冯玉祥任命石友三为第五路军司令。1928年，石友三率部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8年，石友三率部攻进河南，占领了开封。3月15日，石友三率部路过少林寺，就派部下抱来柴草，堆在少林寺前后的几间大殿里，随后命令部下在柴草上浇上汽油，放起熊熊大火。就这样，少林寺这座占地将近两千亩的千年古刹，在石友三的命令中烧成了灰烬。

1929年上半年，蒋桂战争爆发，石友三奉部向襄樊推进。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任命石友三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统率第24师、第26和第29师联合反蒋，总兵力5万余人。然而，当石友三得知韩复榘在武汉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重金赏赐之后，又一次起了反叛之心。石友三十分羡慕韩复榘受到的重金赏赐，暗中筹划叛冯投蒋。1929年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进许昌后，派亲信前往武汉，面见蒋介石，联络投降事宜。不久，蒋介石就派私人代表钱大钧到许昌与石友三面谈。当钱大钧拿出500万支票的犒赏费递给石友三，并当场宣布了蒋介石对石友三的任命之后，石友三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当场宣布了冯玉祥的“十大罪状”。

然而，石友三对蒋介石的叛变却比对冯玉祥的叛变来得更快更猛烈。1929年秋，石友三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就公开宣布，将率部讨伐蒋介石。1929年12月2日，石友三率部炮轰南京，彻底与蒋介石决裂。

此后，石友三一直在各个军阀的麾下游走，但由于他常常叛变，所以各个军阀都不信任他。最后，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叛变之后，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

后来，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建汪伪政府，四处搜罗各路反蒋人士，于是石友三又投奔了汪精卫。但是这一次，石友三打错了算盘，他刚刚投奔汪精卫，汪精卫就被蒋介石与张学良合力夹击，这一次，石友三部全军覆没。丢兵弃甲、万般无奈的石友三，逃到了山东，在韩复榘的庇护下生活。

为了摆脱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尽快壮大自己的力量，石友三竟然勾搭上了日本人，打算当汉奸。石友三的这一苗头被韩复榘察觉后，韩复榘二话没说，直接将石友三赶出了山东。从此，如丧家之犬的石友三，彻底踏上了汉奸之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四处搜罗汉奸、失意政客以及下野军阀，为自己全面侵华做内应。石友三在日本侵略者的资助下，在冀东一带纠结了一批流氓、土匪和逃兵，组建了自己所谓的“队伍”，为日本侵略者刺探情报，并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1933年，日本人在天津策划成立伪政权，石友三鞍前马后筹备协助，好不殷勤。后来，日本最大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成立了“新华北政权”，石友三积极参与，并在“新华北政权”中任要职。

石友三的这一系列行径，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强烈不满，也让曾经被他背叛过的蒋介石惦记上了他。在蒋介石的心头，对石友三的新仇旧恨终于一起涌了上来，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务必除掉石友三。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迅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

复兴社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任务后，立即布置人马展开行动。经过跟踪和侦察，陈恭澍得知，石友三住在天津日租界内的秋田街上，居住的位置很隐蔽，人流量很少，非常不便于特务们动手。再加上石家门口有日本守卫，一有情况，日本军队会迅速赶来，所以特务处的刺杀行动一旦暴露，很有可能因为寡不敌众而失败。

正当陈恭澍愁眉不展之际，手下的特务联络上了石友三的一名副官，这名副官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根据这名副官提供的情报，陈恭澍得知，石友三家一共有五个侍卫和一个侍卫长，在石友三家门口站岗的日本士兵是日本宪兵队派来的，为了避免他们被人收买，日本宪兵队会不定期地更换这批站岗的日本士兵。石友三喜欢抽鸦片，每天晚睡晚起，行踪诡秘。石友三出门前，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出门的时间和去向，司机随时待命，直到出了大门坐上汽车，确认没有危险后，石友三才会告诉司机此行的目的地。而且石友三自知树敌众多，所以几乎从来不主动走出日租界。

这些情报让陈恭澍感到非常泄气，不知如何对如此谨慎小心的石友三下手。然而，就在陈恭澍抓耳挠腮不知所措之际，石友三的副官又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用的新线索。原来，石友三家有一位厨师，平时就看不惯石友三的汉奸行径，而石友三脾气又非常暴躁，饭菜稍不合口味就会训斥甚至打骂厨师，因此这位厨师对石友三怀恨已久，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陈恭澍亲自约见石友三的副官，和那位副官一起制订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那就是让那位副官做石友三家的厨师的思想工作，鼓动他毒死石友三，副官一口应允。

正当复兴社的特务们兴冲冲地等待那名副官和厨师“胜利归来”的消息时，却传来了副官和厨师二人一起被捕的消息。原来，这两人在给石友三下毒的时候露了马脚，被石友三家的其他下人发现并报告了石友三，石友三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当作抗日分子交给了日本人。就这样，陈恭澍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暗杀计划失败了。此后，石友三继续游走于各个势力以及日本人之间，而复兴社特务处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对他下手。虽然石友三有幸逃脱了复兴社特务的暗杀，但最终还是恶贯满盈不得善终。1940年，石友三被部下活埋在黄河边，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专业叛徒”的可耻一生。

第三节 刺杀“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军统刺杀汉奸，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可刺杀王亚樵，做的就是残害英雄的坏事。

说到王亚樵，咱要先说说斧头帮，说说王亚樵其人。

斧头帮？没错，就是周星驰主演的《功夫》中那个诡秘而又恐怖的“斧头帮”。但是，“斧头帮”可不是编剧凭空编造的，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暗杀集团。而本文的主人公王亚樵就是现实中的“斧头帮”帮主。

王亚樵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一个最富有争议的人，你可以说他是杀手，也可以说他是义士，还可以说他是黑社会头目。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王亚樵的评价是：“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能被毛主席如此评价的，自然不是一般人，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博得了毛主席如此高的评价呢？

王亚樵一生做过的事情很多，先说几件大事：20世纪30年代，王亚樵派人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的底部安装炸弹，给“出云”号造成了巨大的损伤；王亚樵还派人在日本人举办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上，炸死了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此外，炸伤日本驻华使节重光葵，杀死汪伪政府签订卖国协定的外交次长唐有壬，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会场上刺杀汪精卫，用炸弹警告“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总之，说起王亚樵，当时的人们想起的就是一幅血肉横飞的暗杀场景，也正因此，王亚樵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暗杀大王”、“远东第一杀手”。

原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曾经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就连戴笠也怕王亚樵，一听说王亚樵要行动，第一个动作就和《功夫》中的警察一样：关紧门窗。连复兴社的后台老板蒋介石，一听到王亚樵这三个字也会腮帮子发酸。有“上海大鳄”之称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在上海横行霸道惯了，但是一听“斧头帮”来了，也恨不得立刻绕道儿走……因为杀人无数，王亚樵以及他的“斧头帮”在上海名噪一时。但是，那些被王亚樵刺杀的人，或者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或者是出卖国土的汉奸国贼，或者是犯我华夏的强盗贼子，所以王亚樵，称得上是当时的一位正义英雄。可是，这样一个勇猛的王亚樵，竟然不属于任何组织，也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权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一个勇猛的不怕死的黑帮“斧头帮”的帮主。与《功夫》中那个“苍蝇蚊子都是肉”，连贫民窟都要抢劫的“斧头帮”截然不同的是，真实的“斧头帮”，在王亚樵遭到暗杀之前，一直是一个奉行“拥孙、反蒋、抗日”和“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的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帮会。

电影《功夫》中的“斧头帮”帮主高大瘦削，走路说话流里流气，霸气蛮横，真实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身材矮小瘦削，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就连着装也是中规中矩的。不熟悉的人，第一眼看到王亚樵，往往会以为他是个记者或者教书先生，万万想不到他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江淮大侠”。

那么王亚樵到底是何等出身？有什么样的来历呢？

王亚樵，1887年9月2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徽，他自幼聪明过人，而且喜欢读书。王家祖辈以种田为生，王亚樵的父亲忠厚善良，颇通医道，经常在农闲时节为乡亲们免费看病。王亚樵十几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名列前十，遗憾的是，当时政治腐败，官场舞弊严重，故而王亚樵虽然成绩优异但是依然没有入仕的机会。后来，王家因为不堪地主盘剥而离开老家，在附近的镇上开了一家染坊。谁想到，染坊开了没多久，就因为当地地头蛇敲诈和豪夺而破产。

经历过这些苦难，王亚樵对那些拼命压榨百姓，却无力抗击入侵列强的豪强和清廷官吏恨之入骨，于是就与几个友人组成了一个“正气学社”。这个学社的成员们经常聚在一起读书，他们都有一腔正气，还经常见义勇为，深得乡亲们的称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25岁的王亚樵与“正气学社”的几个骨干一起策划起义，响应孙中山，但起义最终失败，王亚樵只得逃亡到南京。

王亚樵到南京后不久，就结识了中国社会党的负责人江亢虎。王亚樵在了解了中国社会党之后，深为中国社会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就加入了中国社会党，不久就被任命为该党安徽支部负责人。王亚樵成为社会党安徽支部负责人后，天天身穿破西装，手持木棍，卧稻草，吃残饭，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四处奔走。由于王亚樵善于演讲，而且待人接物极其诚恳，很多有志青年在王亚樵的感召下加入了社会党。1913年，安徽社会党遭到北洋军阀的通缉和屠杀，王亚樵只得和一群同志流亡到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王亚樵白天去码头扛大包、做苦力，夜晚就在大街上盖着捡来的报纸睡觉。然而艰难的生活始终没有消磨他的意志。

不久，王亚樵就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著名学者景梅九，并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后来，王亚樵将在上海打工的安徽劳工组织起来，加以训练规整，成立了一支怀揣利斧、能打能杀，专门杀富济贫、见义勇为的队伍，被时人称为“斧头党”。

建立“斧头党”后，王亚樵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还加入了国民党，一度在国民政府任职。但是无论王亚樵的身份如何变化，这个文弱书生以暴制暴、以暴惩恶的宗旨和做法都没有改变过。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蒋介石就背叛了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党纲，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不久又在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奠都典礼”。王亚樵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眼含热泪对众多国民党要员说：“广州出师，直系吴佩孚主力虽被摧垮，盘踞东南的孙传芳虽被赶走，但大小军阀尤其北方军阀并未扫平。北伐乃总理遗愿，总理呕心沥血，实现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团结所有国人共赴北伐，兴师北上，军阀闻之而遁，望风披靡，北伐军所向无敌。一旦疑窦丛生，清共而容军阀，数以万计无辜革命志士、工人、学生惨遭杀害，戈矛所向非敌而我，亲者痛，仇者快，以胜始而以败终。亚樵乃一平凡党人，奔走北伐历有年数，借奠都典礼机会，披肝沥胆，冒言直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随后，王亚樵带头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会场所有的爱国人士无不深受感动。

这次演说，让蒋介石意识到王亚樵是自己实现独裁统治的一块绊脚石，于是蒋介石就密令南京警察厅抓捕王亚樵。没想到，抓捕王亚樵的警察们刚刚闯入王亚樵的寓所，就被王亚樵的兄弟们缴械，抓捕行动彻底失败。随后，王亚樵把斧头党的兄弟们从上海带到了南京。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被分成多个派系。王亚樵哪个派系也不跟从，哪个权贵也不依靠，谁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谁忠诚追随孙中山先生，他就与谁合作。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19路军拼死反抗。为了支持抗战，王亚樵号召自己的斧头党“全力以赴抗日”，因为王亚樵平时就深得民心，所以他一声号令，不但兄弟们都来了，很多爱国工人、爱国学生和年轻市民也都赶来了。王亚樵清点了人数，将手下兄弟和爱国百姓组建成20个大队，成立了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亲自任司令，立即开赴战场，配合国民党第19路军共同战斗。

虽然王亚樵手头有一些枪支弹药，但远远不够武装义勇军的。恰好这时，蒋介石命令上海市内的兵工厂把所有库存的枪支一律运往南京，王亚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在昆山附近劫了蒋介石运载枪支弹药的车辆，装备了抗日民军。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十分恼怒，立刻命蔡廷锴、蒋光鼐解散义勇军。蔡、蒋二人皆为爱国将军，深知蒋介石解散义勇军的命令不妥，何况战事艰难，19路军也少不了义勇军的支持，于是就与王亚樵商量，将义勇军改名为救国决死军，王亚樵负责幕后指挥，以麻痹蒋介石。于是，王亚樵的淞沪抗日救国军，就改名为救国决死军。

后来，王亚樵又从决死军中挑选了一些骨干力量，组成了敢死队，协助19路军侦察、爆破。再后来，王亚樵还从敢死队中挑选了熟识水性的士兵，把水雷送到了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出云号”的底部，虽然没有炸毁“出云号”，但却严重震伤了“出云号”，大大挫败了日军的士气。

在王亚樵的帮助下，在19路军的顽强抗击下，在广大军民的配合下，日军“24小时占领京沪”的狂妄计划成了泡影。于是日军增兵6万，加强了在京沪战场的兵力，加紧了对京沪的进攻。但是，第19路军以及救国决死军拼死抵抗。最终，日本人见上海久攻不破，就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会战虽然没能以胜利告终，但它却展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勇气和信心，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更重要的是，淞沪会战为大批囤积在上海市内的战略物资、国家财产以及国家命脉产业的转移争取了时间，为中国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淞沪停战之后不久，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来到上海，宣称要在“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办“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王亚樵闻听此事，十分气愤，于是决定破坏所谓的“庆祝大会”，以雪国耻。但是，这个所谓的“庆祝大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因此破坏行动障碍重重。

为了破坏这个所谓的“庆祝大会”，王亚樵找来一直与自己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和他商议，最后决定用定时炸弹炸毁会场。“庆祝大会”当天，三名朝鲜革命党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中带进了会场。随后，他们装作帮忙整理会场，将暖水瓶放在了主席台的桌肚里，等到白川、重光葵和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在主席台上坐稳后，就引爆了定时炸弹。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白川被炸死，重光葵重伤，岗村洋勇被爆炸产生的强大气浪炸飞摔死。“庆祝大会”被彻底捣毁，上海爱国军民人心大震，纷纷奔走相告。

不久，这件事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此时的蒋介石，对于王亚樵策划炸死日本人，还是非常支持的。蒋介石通过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转交给王亚樵4万元，并希望王亚樵书面予以答谢，以公显蒋介石对王亚樵此次行动的支持和鼓励。然而王亚樵却对复兴社特务处的人说：“他（指蒋介石）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他。”后来，王亚樵见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上海度日艰难，于是就将蒋介石给自己的奖金悉数给了安昌浩。

为了宣传自己抗日救亡的主张，王亚樵在上海办了《上海闷葫芦报》，这份报纸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抗战到底，同时据实报道抗日的战绩和动态，大大鼓舞了上海爱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这就是王亚樵，在当时，他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了无数的普通市民。有一位叫王阿毛的上海卡车司机，跟随王亚樵多年，深为王亚樵的抗日精神所感动。有一天，王阿毛驾车外出，在北四川路附近被日军截住，日军强迫王阿毛为他们运送士兵和炸药，王阿毛假装服从，在取得日寇信任后，故意绕道到黄浦江边，然后加足马力，飞车跃入江心，与日寇同归于尽。那一年，王阿毛不到30岁。

蒋介石之所以要派戴笠暗杀王亚樵，是因为王亚樵曾多次暗杀他。王亚樵愤恨蒋介石不思抗日，多次密谋暗杀蒋介石。因此，蒋介石悬赏百万缉拿王亚樵。王亚樵精明机警，多次逃脱了军统等特务组织的跟踪和暗杀。

有一次，由于叛徒出卖，王亚樵的住宅被国民党警察和租界巡捕团团围住，但是等到警察们冲进王亚樵的卧室时，王亚樵的被窝还是热的，人却早已不在。后来此事见诸报端，时人皆认为王亚樵轻功了得，可以飞檐走壁。其实，王亚樵刚刚听到警察和巡捕的响动，就奔向顶楼，然后箭步蹿到隔壁楼房的顶上，方得脱险。

还有一次，王亚樵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妻子王亚瑛出门买菜时，发现弄堂口已被特务封锁，于是快步回家对王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佬围住了。”王亚樵眼珠一转，穿上王亚瑛的衣服，又扎上头巾，围上围脖，拎起篮子，扮作太太模样款款下楼，出门买菜，于是顺利脱险。

1933年5月12日，戴笠命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务们逮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以逼迫王亚樵就范。王述樵被捕后，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以全国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不仅如此，沈钧儒还亲自为王述樵出庭辩护，并常去看守所看望王述樵，还送了自己的一张照片给王述樵，沈钧儒在照片背后亲笔题词：“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读《论语》为之感动，今述弟羁押，自问无他，天必佑之。”

最后，迫于各界压力，戴笠只得释放了王述樵，同时提出要与王亚樵和解。

王亚樵听说戴笠要求和解后，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条件：第一，王亚樵兄弟众多，要和解就要给他100万元解散费，以安顿兄弟；第二，全国各地被捕的王亚樵的兄弟，一律释放。

戴笠听了这两个条件后，立刻同意，但要求王亚樵先随便刺杀一个反蒋人物，以表示诚意。王亚樵听说后，立刻放弃和解，他说：“戴笠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的小人之事！”

1933年秋，蒋介石高额悬赏王亚樵的人头。迫于严峻的形势，王亚樵决定前往香港暂避。最初，王亚樵决定乘坐日本商船去香港，但被日本人察觉，行动失败。后来，王亚樵化装成脚夫，扛着一包货物混入一艘前往香港的轮船。轮船开动之前，特务们上船检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检查了一遍，唯独没有检查货物舱。

临行前，王亚樵还留了一封信给戴笠，信中写道：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19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宿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亚樵书

王亚樵到达香港后，立刻联系了很多居住在香港的反蒋爱国人士，不久，就在福州参与筹建了福建人民政府，组织福建起义。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先生被复兴社特务杀害。王亚樵悲痛万分，亲自写下挽词，隔海悼念杨杏佛先生：滚滚洪涛，何处埋君骨！茫茫寰宇，哪里是吾家！

福建起义失败后，王亚樵一直在香港活动。1935年，李济深、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派人在1935年11月1日举办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但最终，刺杀蒋介石未能成功，只有汪精卫挨了三枪。

事后，蒋介石得知此次刺杀行动的筹划者又是王亚樵，大为光火，他下令复兴社特务限期捉拿王亚樵：“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

后来，经过复兴社特务们的侦察和渗透，戴笠终于得知，王亚樵隐藏在广西梧州。此时的王亚樵，正派人与延安方面接洽，准备前往延安。

一听王亚樵要前往延安，戴笠急了，他派遣复兴社的特务伪装成商人，在梧州一带寻找王亚樵的踪影。最终，在1936年10月20日晚上，王亚樵被特务盯梢，最后被特务开枪射中。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毙命，终年49岁。后来，王亚樵的老友和兄弟们将他葬在了广西梧州。

王亚樵被复兴社特务处刺杀后，各界人士愤慨不已。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亚樵的重要助手之一华克之这样评价王亚樵的一生∶“……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第四节 复兴社特务处升级为军统局

1938年8月，蒋介石在复兴社特务处的基础上建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英文缩写为BIS），本书正式的主角——军统，从此出炉。

军统，虽然名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看似清水衙门，实质上却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情报机关，其特工人数最多时将近5万名。这些特工分布在国民党军队、警察局、行政机关、交通机构乃至国外的重要使领馆中。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大半就有军统特务。

军统成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军统在各地设立的各种名目的警察培训班、电讯训练班等等，军统以培训班招收、选拔学员的形式，招募特工；二是各重要机关、部队，军统在这些单位里物色适合的人选，一旦看中了谁，就策动谁加入军统，因为军统是蒋介石的锦衣卫，所以也很少有人敢拒绝军统的吸纳。

军统，自1938年建立伊始到1950年解散，一直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

军统局不但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处，而且还在很多地方设立了集中营、特别监狱和看守所，用来关押和屠杀共产党人以及进步人士。

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及其外围组织也从事过一些抗日活动，不少军统人员喋血抗日沙场。抗战胜利后，军统就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将屠刀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军统前期的负责人一直是有着“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戴笠。戴笠死后不久，军统改组为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任局长。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军统随国民党撤至台湾，还将一部分军统特务留在大陆从事破坏工作，这些特务所制造的罪恶，本书在后文自有交代。

虽然军统特务个个身手不凡，但是国民党认为凭借几个特工就可以阻拦历史的前进，那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在政府和人民的镇压下，潜伏在大陆的军统特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基本肃清。

军统出炉后，它的前身——复兴社依然存在。但是，这个时候的力行社、复兴社，虽然名号都还存在，但因其骨干力量已被军统调走，所以力行社、复兴社便都成了徒有虚名的空架子。

本书前面说过复兴社有“十三太保”，当复兴社乃至力行社已经成为空架子时，除了戴笠之外的十三太保在哪里？力行社创始人滕杰又在哪里呢？

滕杰

先说滕杰。1934年，复兴社建立两年之后，滕杰由于过于理想化，行动力不够强，也不够果断而被蒋介石彻底架空了，成了一个令蒋介石看着别扭、扔了可惜的“鸡肋”。

此时，事业的不顺，加上妻子陈启坤的早逝，使得滕杰陷入了人生最低落的阶段。恰好此时，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要派人到欧洲学习、考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统治方法，就把他视作“鸡肋”的滕杰也写进了到欧洲学习的人员名单。就这样，滕杰和郑介民等人到欧洲学习去了。

1935年，滕杰回国后，就跟郑介民、杜心如合作出版了《德意考察记》一书。后来，滕杰一直在国民党政府内部担任这委员那委员等一系列名头响亮但却都没有实权的职务，好在滕杰还算识时务，一直回避政治斗争，专心写作，著有《我国宪法与政党政治》、《总裁建党思想之体认》、《组织战》等书。大陆解放之后，滕杰去了台湾，2004年7月病逝于台湾，终年100岁。

贺衷寒

相比滕杰而言，力行社乃至复兴社的骨干贺衷寒就幸运多了。1932年到1936年间，贺衷寒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以及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务。总之，贺衷寒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一直从事国民党军队乃至所有公务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且控制了全国的传媒和新闻工作。虽然贺衷寒很少直接参与军统的重大行动，但他却一直很卖力地为军统乃至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做着基础的思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新中国建立后，贺衷寒去了台湾，任台湾地区政府交通部部长，1972年去世。

郑介民

郑介民1933年被任命为复兴社华北区区长，同年秋天，戴笠召郑介民回南京，由王天木接替他华北区区长的职位。郑介民回到南京不久，就被蒋介石派往欧洲考察，同时承担了在欧洲大力发展复兴社成员的任务。

1935年郑介民回国后，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大力推介法西斯主义，努力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一时成为蒋介石眼中的红人。

1936年8月，郑介民被任命为复兴社书记长，彻底架空了滕杰，复兴社也彻底成为蒋介石的“锦衣卫”。“卢沟桥事变”之后，郑介民一直主持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后任军统局主任秘书，但是郑介民一直没有到任，所有事务均由副主任毛人凤代理。后郑介民先后担任军统局局长、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等要职。

新中国建立前，郑介民曾多次阻挠傅作义和平起义，但是最终失败。1949年10月，郑介民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了台湾。1959年年底，郑介民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周复

周复后来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虽然一直从事政工工作，但是与军统的联络并不紧密。1943年2月，周复率领部队在安丘一带与日军激战，以身殉国。

潘佑强

潘佑强后来在蒋介石侍从室、蒋介石嫡系部队军官训练处等处任职。抗战胜利后，潘佑强大部分时间在阎锡山身边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潘佑强去了台湾，1977年在台湾病逝。

桂永清

桂永清1938年5月在兰封会战中因为作战不力而被撤职，之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德大使馆武官、驻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盟军攻克柏林后，桂永清一直任中华民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二战结束后桂永清回国，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桂永清任国民党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一职，1947年3月升为海军总司令。新中国建立后，桂永清去了台湾，继续任海军总司令。1951年春授二级上将衔。1952年4月任“总统府”参军长，兼任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1954年6月授一级上将衔，任台湾参谋本部总参谋长。1954年，桂永清病逝于台北。

酆悌

酆悌，可以说是十三太保当中最短命也最让人唏嘘的一个了。1936年3月，年仅33岁的酆悌即被授予陆军少将衔。1937年6月，酆悌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组长。抗战爆发后，酆悌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厅厅长。1938年1月，酆悌担任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同年9月升任长沙警备司令。

酆悌虽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是却不赞成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对复兴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行为也深感厌恶。酆悌虽然效忠蒋介石，但是良心未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时任中共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曾经被酆悌捕获，后被他暗中放走。酆悌的这些行为，自然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这也为他的早逝埋下了伏笔。

1938年年底，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在长沙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以至于无数市民遇难。惨剧发生后，蒋介石为平民愤，下令枪毙他早就看着不顺眼的时任长沙警备司令的酆悌。就这样，年仅35岁的酆悌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邱开基“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邱开基就被任命为第60军128师师长。抗战期间一直在川滇一带领兵抗战。抗战胜利后，邱开基一直在昆明主持内战。1949年秋，邱开基离开昆明经香港到台湾，后来定居香港。1993年1月，91岁的邱开基病故于香港，享年91岁。

侯志明

抗战期间，侯志明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军政工作。抗战胜利后，侯志明任国防部新闻训练班中将副主任、东北“剿总”政工督导组中将组长。建国后，侯志明去了台湾，任台湾国防部中将部员。1976年，侯志明移居美国。1980年12月27日，在波士顿西蒙医院病逝。

胡宗南

虽然胡宗南是“十三太保”之一，而且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但是他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战场上。抗战期间，胡宗南避居西北，拥兵自重，被人称为“西北王”。内战期间，胡宗南成了蒋介石的急先锋。遗憾的是，胡宗南志大才疏，且对蒋介石盲目服从，不辨好恶，最后部队被逐个歼灭。新中国建立后，胡宗南到了台湾，曾被数次弹劾，1962年在台湾病逝。

关于刘健群、赵范生等的生平资料较少；至于十三太保当中后来回到人民队伍当中的康泽，本书在后文有详细交代。

本书前面还提到了一个人，此人并非“十三太保”，但他却是力行社重要人物——邓文仪。邓文仪1935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1936年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1938年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1941年调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此后邓文仪一直在国民党内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始终跟军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是“十三太保”，还是力行社的诸位创始人，大多结局不佳，或被授予闲职，或被数次弹劾，更有甚者，惨遭杀害。

第五节军统的组织结构

以上表格当中的机构仅仅是军统的常设机构，在所有机构之外，还有一个负责督察考核特务工作的督察室。督察室对特务的考核和审查极其严格，除了公开的考核监督之外，还设有秘密督察，并且骨干特务还轮流担任“周督察”（即负责一周的督察工作），一旦哪个特务的言行稍有不妥，就会被督察查处，轻则打骂，重则关禁闭。

督察室下面还设立了一个防奸股，专门负责监视军统内的可疑人员以及从其他组织叛变过来的叛徒，同时防范其他组织的间谍打入军统。一旦发现行为异常的军统特务，就会先关押，再严密审讯和调查。军统的训练班中曾有一个女生，仅仅因为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说了几句同情共产党的话，就被关了一年多的禁闭。

因为军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所以很多非常设机构都是随时设立、随时取消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连军统的人事处处长都说不清军统到底有多少个部门。

1938年4月，叛徒张国焘加入军统后，组建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等机构，专门研究如何渗透、分裂、拉拢共产党和进步组织。为了配合这一系列机构，戴笠还下令建立了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研究毒镖、毒匕首、毒弹、定时炸弹、特种地雷等暗杀用具。

除了常设和非常设机构外，军统局内还有特务总队、集中营、特别侦察组、外事侦察组等机构，这些机构只听从戴笠个人指挥。

除了上述在军统总部之内的单位，军统还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分站与办事处，还在一些地区设置了特区，例如渝特区、川康区、沿海区等。

除了国内的分站，军统还在海外设置了多个分站，向各国的使领馆派遣特工。例如：军统在印度设置了德里站和孟买站；在缅甸设置了仰光站、腊戍站；在泰国设置了曼谷站；在越南设置了海防站和西贡站；在英国设置了伦敦站；在法国设置了巴黎站，此外还设置了新加坡站、菲律宾站、美国站等等众多的海外机构。

就这样，军统特工遍布了整个中国以及有大量中国人的海外地区。

第六节 军统特务多次刺杀汪精卫

军统作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与卖国傀儡政权汪伪政府的较量从未间断过，戴笠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多次派人刺杀汪精卫，从派特务赴越刺杀到在国内屡次刺杀，军统始终不肯放过大汉奸汪精卫。

军统特务赴越刺杀汪精卫

1939年元旦，新年的气氛刚刚开始笼罩重庆，戴笠就被蒋介石叫进了办公室。蒋介石冷若冰霜地指着茶几上的香港《南华日报》，示意戴笠仔细看看。

戴笠拿起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汪精卫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的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题的叛国电报。这则电报，不仅表明汪精卫赞同应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对华政策声明，还明确表明汪精卫投日卖国。

戴笠看完报纸后，深感事态严重。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市。曾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赴日留学。留学期间，参与创建同盟会，25岁开始追随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后任历届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务。在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叛国电报之前，他还任职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

蒋介石对于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极端愤怒，随后，他吩咐召开临时中常会。在临时中常会上，蒋介石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和党内一切职务，并吩咐戴笠，动员全国报纸揭露汪精卫的汉奸行为，并勒令戴笠严厉调查汪精卫叛国的全过程。

随后，戴笠动员所有的军统特务，对汪精卫的叛国过程展开了严密的调查。

没多久，根据特务们反馈的情报，戴笠向蒋介石汇报了汪精卫叛国的始终。

原来，早在1938年10月，汪精卫就在家中设宴宴请汉奸梅思平，酒足饭饱后，梅思平走出客厅，告辞之时，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就这样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引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随后，也就是1938年11月，梅思平就与汉奸高宗武一道来到上海，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是：汪精卫一伙表示同意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1938年12月，梅思平回到重庆，在汪精卫的公馆里住了多日，与汪精卫“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引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最终，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逃出重庆去了越南河内。

戴笠的汇报，让蒋介石后背发冷，原来汪精卫叛变投敌已早有预谋，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察觉，而现在，汪精卫都已经逃到河内，自己才从汪精卫公开发表的叛国电报中知晓了他的投敌。蒋介石咬牙切齿，恼怒不已，他命令戴笠一定要组织得力人马，迅速奔赴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

戴笠领命后，迅速回到军统局，展开了刺杀汪精卫的筹备工作。

为了确保刺杀成功，戴笠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军统在河内的确派有特务，但仅仅是少量的情报人员，并无太多的武装力量，更无可担负此重任的经验丰富、枪法精准的精干特务。而且河内远在越南，去一两个人，万一刺杀不成功反被发现，甚至被击毙，既无人接应，也无人报信。所以，此次行动，绝不是一个特务可以独立完成的任务，需要抽调军统的骨干，组建特别行动组，严密筹备，谨慎行动。

最后，戴笠选定了曾经参与刺杀大汉奸张敬尧的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为主要负责人，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该行动组，除了组长陈恭澍，还有组员王鲁翘、余乐醒、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共18人。该行动组的18人，在军统内部被称为“十八罗汉”，其中王鲁翘不仅枪法好，还是戴笠的贴身护卫，余乐醒会法语，还精通爆炸、投毒、电讯等技术，其他人也各有所长，都堪称军统精英。可见戴笠为此次赴越刺杀汪精卫，真下了血本。

而且，在特别行动组建成后，戴笠还亲自乘机去了香港，在香港建立了此次行动的临时指挥中心，命令国民党西南运输处配合此次行动，迅速运送武器到河内的军统站。人员和武器都就位后，此次行动就在陈恭澍的领导下开始了。

经过特别行动组的侦察，陈恭澍等人得知汪精卫一行，住在河内南朗街27号。经过再三勘察，特别行动组发现，南朗街27号院内只有汪精卫全家住的那栋小楼。出了27号院的后门，道路复杂、巷道众多，不仅便于隐蔽，而且便于逃脱，所以特别行动组决定埋伏在27号院附近，伺机行动。

在正式入户刺杀汪精卫之前，陈恭澍组织了好几次暗杀行动，都未成功。

第一次，陈恭澍根据情报得知，汪精卫每天早餐都吃面包，根据军统特务的调查，陈恭澍又找到了河内那家每天早上都按时给汪精卫家送面包的面包店。于是这天，陈恭澍就拦截了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都换成了事先制作好的有毒的面包，由特务化装成面包店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送进了27号院。然而没想到，汪精卫极度警惕，他见送面包的人换了，就生了疑心，结果那天汪精卫不但没有吃面包，而且把这天面包店送来的面包，全部悉数退回了。

第二次，陈恭澍又得到情报，说27号院浴室的水龙头坏了，汪精卫派人找水电修理工去修。陈恭澍便指派行动组的一个特务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走进了27号院。修理工在修好水龙头后，顺利地把打开了盖的毒气罐放在了汪精卫的浴室的浴缸下，还把浴室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以为，毒气弥漫全室后，汪精卫一进浴室，就会中毒丧命。可没想到，汪精卫整整三天没进浴室，第四天，汪精卫再走进浴室时，毒气已经消散殆尽，陈恭澍的暗杀行动又一次失败了。

第三次，是在1939年3月，陈恭澍接到情报，说汪精卫要举家出动，全家乘坐两辆轿车，经红河大桥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陈恭澍认为这是刺杀汪精卫的绝好机会，就迅速报告了戴笠。戴笠得知后，又迅速呈报了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后，戴笠命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组，分乘两辆汽车，在汪精卫到三岛山麓的必经之路上伏击汪精卫一家人。然而没想到，3月20日当天，戴笠一家人出行，防备森严，汪精卫乘坐第一辆车，随后是一辆满载越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还装有机枪，行动组的特务们难以下手。

而汪精卫的这两辆车，并未开到目的地，中途便返回了，而且警备车紧紧跟随，陈恭澍的两辆追击车根本无法插到汪精卫的座驾与警备车之间。尽管军统特务们想尽办法，紧紧尾随，但在河内商业区的十字路口处，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还是趁机摆脱了跟踪，然后绕道返回了南朗街27号。

几次刺杀汪精卫未果，陈恭澍十分担心已经打草惊蛇，最后，行动组经过再三协商，决定发起突击性强攻，闯入27号院，武力刺杀汪精卫。

1939年3月20日夜，军统刺杀汪精卫的武力行动正式开始。由此次行动的行动组组长陈恭澍开车，一行七人，行至南朗街27号附近，随后，陈恭澍在车里坐镇指挥，安排余鉴声、郑邦国、张逢义和陈布云负责外围策应，安排王鲁翘和唐英杰负责入户行刺。

随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翻墙入院，直奔楼上。在暗杀行动前，行动组的成员认定汪精卫住在楼上北屋，冲到北屋门前，却发现北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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