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卡特琳·希姆莱,吴林昊,裴婷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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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兄弟试读：
中文版序
朱维毅了解世界历史，离不开“二战”史；了解“二战”史，离不开纳粹德国史；而要了解纳粹德国史，希姆莱这个名字是很难避开的。
在讲述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的众多书籍中，重点或专门介绍希姆莱的书有很多，其中因中文版的存在而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有《海因里希·希姆莱》（1988）、《黑色军团——希姆莱和党卫队》（1995）、《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2010）等。
我在写《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的过程中曾查阅过大量关于纳粹党卫队历史的资料，其中也经常涉及有关帝国党卫队长官希姆莱的信息，因此，对希姆莱的大致经历及其在纳粹史中的地位不算陌生。但我仍然对了解希姆莱抱有兴趣。为什么？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书籍对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观察角度都太过一致，大多数作家都以远距离考察者的身份，依托并无实质性差异的资料来讲述希姆莱的人生履历和历史作用，区别无非在于写作的侧重点不同，或者深入资料和细节的程度不同。
我比较喜欢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对写史的意义和路数自然要琢磨得多一些，在这里说一下自己对作家研史路数的归纳。
我认为写史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三种：
第一，查阅历史档案和大事件记载资料，确保不失真和无断裂地展现历史的延展脉络。
第二，收集日记、笔记、信件、回忆录等个体信息，为历史的主干赋予枝叶性细节，让历史这棵大树变得更为完整和多层次。
第三，寻访大历史的亲历者，在交流中获得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在取得史证的同时，完成一种现实和历史的对话，让历史活起来。
在这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被单独用来完成一部历史书作，而更容易打动读者的研史著书途径，则是尽可能实现这三种方法的有机结合。这样写出的历史，就会立体、鲜活和可信，这也是我的追求目标，尽管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超常的作家投入。
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会发现已有的关于纳粹领导人传记的中文版书籍的形成，主要依托的都是第一种写史方法，第二或第三种方法即使被采用，也大多处于辅助地位，起到烘托主题和丰富细节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合理并可行的写史路数，但如果对同一段历史或同一个人物都采用同一种书写模式来展现，视角是不是不够全面？历史是不是不够立体？人物是不是不够丰满？
当然，同一模式的写作也会因作家占有资料的翔实度或权威性的差异而导致阅读价值的不同，但人们读史的需求毕竟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希姆莱兄弟》中文版的出现是件好事。
这本书的写作路数基本上属于上述第二类方法，即依托私人档案等个体资料来展现特定历史人物。这些材料包括希姆莱的家信、他弟弟和弟妹的私人文件、证书等特殊家族史料，使得写作素材具有独特性，也使读者和写作对象有了近距离感。同时，作者又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第一种写史方法，在书中对历史大背景总能做出适时而精要的交待，因此此书在写史方式的选择上先胜一筹。
我们如果把这本书和写作视角相近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妻书信集》（中文，2015年出版）相对照，就会知道《希姆莱兄弟》虽然同样是从描写家庭成员关系与互动的角度来展现人物，但后者所涉及的家庭成员范畴更为宽泛。书中的人物不仅包括希姆莱三兄弟，还纳入了希姆莱的父母、妻子、亲戚、老师、同学、同事……作者在对各种关系的发展情况的交待中，为作品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好的可读性。
再者，作者的身份、写作动机和历史态度，也给此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卡特琳·希姆莱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或历史学家，她祖父家的兄弟三人都是纳粹分子，而她祖父的二哥，就是那个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的、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有史以来最大刽子手”的纳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她为什么要写这些给自己带来一生耻辱的祖父辈前人？她如何评价由这些前人参与促成的那段罪恶历史？她会以何种立场和心态来解读自己的这些特殊亲人？她作为母亲又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做这件事的原因？
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素材和独特的作者，构成了《希姆莱兄弟》的三大看点，也促使我翻看了这本书。
希姆莱的个人经历、政治生涯和历史作用虽然是我在阅读此书时不可忽略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其他相关书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待，这里不必再做介绍。我只想谈谈此书中带给我的印象较深的几点观感。
1942年1月20日，纳粹政府在柏林万湖会议上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参与制定这项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国家罪行计划的，有希姆莱麾下的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官员6人，政府相关部门官员9人，而在这15位与会者中竟然共有9位博士！
这种接受优质教育者选择极度野蛮行为的情况，也出现在希姆莱家族中。家中三兄弟出身于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其父约瑟夫·希姆莱教授曾是巴伐利亚王室的家庭教师，其后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后来还担任了校长。他们的母亲安娜出身于富裕人家，嫁入希姆莱家族时还带来了30万金马克的嫁妆。
希姆莱三兄弟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严格的学校教育和课外训练。在学校里他们必须首先在父亲任教的几门课程中做到成绩出色，在学校外他们又被鼓励参与多种兴趣学习，去阿尔卑斯山远足，还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希姆莱9岁时的第一篇日记就是父亲写的范本。而他接受的高等教育也并非可能导致他在价值观上异想天开的哲学或社会学，而是农业学。但希姆莱家族如此精心的教育最终造就出来的，是三个追随黑暗政治的儿子，其中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成了在世界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杀人恶魔。他主导了纳粹党卫队的大屠杀行为，要对数以百万计的平民丧生负责。
精致和严格的教育为什么最终导致了受教育者人性的扭曲和泯灭？对此我想引用一位德国中学教师的话予以回答：“文明程度并不一定总是和知识水平相对应，高知识在犯罪组织中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所以，民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由高知识者主导的国家犯罪。”
希姆莱兄弟选择效忠于纳粹主义并不是知识的过错，而是因为德国社会在生存观的导向上出现了大问题。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因素，我认为是欧洲人文发展的局限性，简单说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局限性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倾轧日益尖锐，直至使德国到了危机重重、出路不明的困难程度。德国在“一战”中的损失以及战败赔偿带来的严重民生困境，引发了各派社会力量在探索国家出路过程中的分歧和对立。博弈的结果，是民众选择了宣称要洗雪战败耻辱、废除《凡尔赛条约》和重振德国经济的纳粹党。在这个过程中，海因里希和他的哥哥格布哈特的立场和行动是明确的，那就是以认同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来表达对国家出路和自身价值的认识。由书中展现的希姆莱家族状态的演变，可以看出国家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中产阶层带来的冲击，在此阶层中的两代人所具有的右翼的国家意识特征，以及他们在相互影响中不断被强化的行动力。
阅读此书后，读者眼中的希姆莱就不再是一个天生恶魔，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就包含了家庭、阶层、社会，甚至欧洲列强争夺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这对我们分析总结人类历史重大错误和教训，解析纳粹领导者们从普通人步步成为战争罪犯的内因，都是有利的。
书中没有过多描绘希姆莱以及他的人生道路，但从他和家人的相处状况以及他的日记内容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个比较立体的希姆莱。
说到希姆莱成为纳粹高层重要成员的条件，其实并不耀眼，甚至还可以说非常不足。他自幼体质孱弱，易感多疑，绝非果敢坚毅之人。他从军的经历也非常干瘪，只是在“一战”期间在民兵性质的“青年防卫军”里参加过一段军事训练，又在战后接受过一段以做底层军官为目标的培训而已，真正的战场他连一天也没有上过。他的农业学大学文凭对他后来从政和领军的角色更提供不了什么知识底气。就是他的婚姻也质量极差。妻子长他七岁，因长期感情不合，他和自己的女秘书结成稳定的性爱关系并让她为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如此泛泛之辈何以成为震惊世界的纳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最高领导者？我看过此书后的结论是：因为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执着不懈的努力。
希姆莱和大多数纳粹领导人一样，属于为自己国家寻求“光明”出路而努力探索奋斗的德意志人，至于他们为什么走上与人类良知相悖的犯罪道路，这正是人们在了解这些人之后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一直在寻求答案，这个过程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反思”。要反思就要洞察历史，而这本书恰恰是洞察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
最后我想谈谈血亲跨代反思的问题。
血亲跨代反思，就是反思者跨越时空之隔去追索自己前辈的错误以及生成错误的原因。这种反思对中国人具很重要的启发和示范价值，因为中国人不善于反思自身而只善于反思对手的历史过失。让一个中国人去探究自家恶贯满盈的已故前辈的历史并将其公之于众，那几乎是彻底的不可能！这就涉及《希姆莱兄弟》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一个特殊价值——如何对待前人的罪恶人生。
作者卡特琳·希姆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侄孙女。她对家族纳粹前辈的背叛，在情感上体现在以自己的姓氏为耻，在行动上则体现在自己的婚姻选择——她的丈夫是犹太人，丈夫的前辈曾经历过她的前辈领导的党卫队的追杀。在战后德国人对纳粹德国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卡特琳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另类代表。
她属于纳粹分子的后代，这批人在战后德国反思纳粹罪恶的过程中都承受过沉重的血统耻辱感。她又属于在这批人中间站起来的人：支持民主体制，厌恶纳粹前辈。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她还决定深入研究相关前辈的经历并把他们的事情写出来，这不仅需要正确的立场，还需要特殊的勇气，因为她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昭告了她与家族中右翼分子的公开对立，同时也难免面对社会的可能质疑，比如书中为希姆莱更多赋予了作为一个普通德国家庭成员的人性特征。
而我恰恰认为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所在。任何一个人都具有多面性，天生恶、一贯恶、绝对恶的人只存在于漫画或童话中。作者依据家庭史料从家庭成员的视角写出的希姆莱，是对后人观察和认识此人的一个重要补充。具有明显的填补空白意义。
促使卡特琳写这本书的最重要原因，是她要给儿子一个说法的意愿。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在考虑如何向懂事后的儿子解释父母两个家族的故事——母亲的前辈曾经试图杀死父亲的前辈！她在全书结尾处说：“我一直都害怕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他的家族一方面赫赫有名，另一方面死无葬身之地时，我该如何面对。唯独能让我在这一刻好受点的，是我能有问必答，对先辈们的罪过和责任程度给出明确的说明。”
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这位母亲为她的儿子完成了这本书。但这本书一旦问世，受到启发的就不再仅仅是她的儿子。作品出版后在德国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读者都认为：这个通过家人讲述的故事，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新的、重要的角度审视第三帝国历史。
而这本书在我眼中还另有一层价值：它告诉我们，写什么、怎么写才能不负一个民族的历史付出。
朱维毅，德国工学博士，专业作家。曾出版《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生命中的兵团》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前言 以前的故事
就在我15岁的时候，有次历史课上一个同学突然问我，你跟“那个希姆莱”究竟是不是亲戚。当我说“是”的时候，简直如鲠在喉。班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好奇起来。但老师显然很紧张，只管继续讲课，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就这样她错过了一个让我们这些后代人明白和“上一代人”之间到底还有什么牵连的机会。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人，他就是我的伯祖父。我也知道他是那个“世纪杀人狂魔”，就是他主导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行动和对上百万人的杀戮。我的父母很早就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纳粹时期的书。怀着震惊的心情我在泪水中读了有关华沙犹太区起义失败、流亡者命运以及躲避杀害的儿童的求生故事。我设身处地体会到了这些被追杀者的命运，并为自己的姓氏感到羞愧不已。此外，我还经常有着无法言表却极度压抑的负罪感。后来我上了大学，主修政治学专业，有一个核心研究题目就是德国历史。
但对于我自己家的历史，我一直都在回避。直到多年以后，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才促使我去深入地了解它。当时父亲想要我到柏林联邦档案馆去查一下祖父的档案资料。那时，这位我平生素未谋面的祖父在我心中也就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弟弟、一名技术员、一位工程师以及柏林帝国电台的台长这几种身份的组合，他就是一个跟政治毫无瓜葛的人。至此，他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能唤起我的兴趣的事情。
然而第一眼看到档案，我就感到迷惑不已，家人的叙述和这些薄薄档案里所透露的内容显然并不一致。恩斯特早就追随纳粹党，由于海因里希作为党卫队领导人对他事业上的帮助，他也完成了很多任务来作为回报。我也逐渐发现身为长兄的格布哈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头衔越来越大，很早就加入了纳粹组织，在1923年就和弟弟海因里希一起参与了啤酒馆暴动并在后来的国家教育部里担任处长。我不得不肯定，海因里希的哥哥和弟弟两人是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专业能力投入到他们与海因里希、亲戚、同事以及邻居所共享的信仰中去的。
老希姆莱夫妇也是一样。这位中学校长和他的妻子安娜在1933年以前还不太看好这个貌似没什么追求的二儿子，但后来却像他们在写给海因里希的信里表现的那样，两人也成了热烈的纳粹主义者。海因里希凭借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权力为他们也谋取了不少好处和特权。
后来几年，我一开始还没有顾上研究家族历史。其间我常常要去波兰和以色列。我发现那里的历史和德国历史以及我们家的历史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而又不幸的联系。不仅是海因里希在波兰实施了无情屠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纳粹种族灭绝行动，他的哥哥格布哈特在1939年作为连长也参与了攻击波兰的战斗，这一切甚至在战后多年还被海因里希形容为一场“飞速冒险”。格布哈特的妻兄里夏德·文德勒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被遣送到集中营时，正担任克拉科夫区区长。在当年的瓦尔特高地区，我的祖母曾带着孩子在战争中从柏林逃亡到这里生活，他们所居住的农庄，其波兰主人早就遭到了驱逐。就这样我总是遇到自家人在这里留下的痕迹。但海因里希的滔天大罪似乎让另外两兄弟的孩子们觉得自己父亲的罪过并不很重，虽然他们也常常恐惧，担心父亲的罪行也许远比他们认为的要更大。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这一点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在查看祖父档案后过了五年，我才鼓起勇气在父母家翻看一些文件、证书、信件以及地址簿。我知道家族里有保存书面资料的传统，从电费单到书信草稿再到证书和照片，凡是能保存的资料，家里人都一应俱全地保管起来。但直到那时，我都没有刻意地去过问、寻找过它们。我所认识并敬重的祖母在某一个文件夹中保存了很多内容。当我后来得知，1945年后，在一个成员之间相互提供扶持的老纳粹网络中，她也是一分子时，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研究自家历史，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苦。这是一个时时会担心遗漏掉什么内容的痛苦历程。
在初次接触祖父档案的三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段家族历史根本无法让我释怀。在此期间，我已有了自己的儿子，而他所要承受的还不仅仅是来自我这个家族的沉重负担。他的爸爸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当初就遭受了我伯祖父海因里希所领导的党卫队的追杀，很多亲人的被害让家人们至今仍悲痛不已。我很清楚，我要向孩子传授的家族历史，将不再像家里流传的那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能让我的这种想法最终以书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很多人的功劳。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初促使我决定做这项研究的人是我的父亲。而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研究项目的人则是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沃尔夫·迪特·纳尔和他“纳粹凶手的孙辈们”这门研讨课的学生们。
我要感谢所有的家人，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资料，而且还一次又一次耐心地与我交谈。
在搜索大量资料的时候，很多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巨大的支持，我特别想感谢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的皮克鲁先生，他非常乐于助人而且对我总是有求必应。而在我研究过程中，柏林里特希菲尔德联邦档案馆、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州档案馆以及交流协会的许许多多员工也同样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汉堡社会研究所的米歇尔·威尔特。他是第一个阅读了我的初稿的历史学者。他的鼓励、建议和帮助对我后来能够继续写下去具有重大意义。
海因兹·霍纳为我提供了他的私人存档资料，安娜·普赖尔友好地帮我弄到了我家在丁斯拉肯时的相关信息。恐怖地形图基金会的安德烈亚斯·桑德给了我重要的提示，让我受益良多。同样，我还要感谢彼得·维特。
我要特别感谢英格·柏德森，她不仅为这部手稿找到了出版社，而且还进行了编审和跟进。不管我什么时候遇到问题她都会提供帮助，与她之间的合作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件很幸运的事。
我的丈夫在无数次的谈话中进一步帮助了我，他和公公婆婆从一开始就给了我写这本书的勇气。我的朋友们耐心地听我倾诉，和我探讨这个写作项目，替我阅读部分章节，还为我在研究的旅途中提供栖身之所。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在这些年一直支持我，并为我宽心。没有他们，我是断然无法完成这本书的。2005年6月于柏林第一章 我从未叫过他一声“祖父”一个电话
我的祖父恩斯特·希姆莱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很久了。这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并不稀奇，有很多人的丈夫、父亲和爷爷在战争中一去不复返。但我这个祖父的特别之处不在于他的离世，而在于他的身份——他是纳粹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弟弟，前者在“第三帝国”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地夺取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对此我早在年少时便有所耳闻，但我从未想过，这个我并不熟悉的祖父与他的哥哥在个人和政治方面会有怎样的牵连。直到1997年的一个早上，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它是我父亲打来的。父亲问我可不可以替他去国家档案馆查查，看那里是否保存有与祖父相关的档案。他说这些档案自美国转交给德国之后，就已解禁。而且他觉得我比他更方便去查阅。
没错，要查档案，我自然比父母方便，他们住得离柏林那么远。东德、西德统一后，前柏林文献中心的档案由国家档案馆接管，且大部分记录纳粹党魁、党卫队首领以及纳粹凶手的个人档案也都已解禁。但为什么父亲会认为在这些档案里能找到祖父的资料呢？
随后我申请了查阅档案。因为申请的人数众多，我的预约被安排在了一个月以后。但这段时间的等待对我来说并非是一件坏事，至少它留给我充分的时间去思考那个迄今为止在我生命中都不曾留下什么痕迹的人。恩斯特·希姆莱的妻子——我的祖母保拉，那时也已经去世很久了。记得小时候，我曾有一次向她询问客厅墙上相框里那个身穿笔挺的黑色西装的男人是谁，她顿时热泪盈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于祖母最终对我讲了哪些关于他的事情，我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她从不主动提起祖父，而我也再没问起过。
从父亲那里能了解到的信息也总是极其有限。“他是一个工程师，在柏林电台工作，好像还是纳粹的人。”——这就是我所能听到的很模糊的描述，而且他总是补充道：“当时都这样。”据父亲说，祖父之所以加入纳粹党，肯定是被他的哥哥海因里希“劝导”的——因为“恩斯特当时对政治并不感冒”，或许他是不想“自毁前途”。据父亲讲，祖父在电台的职位也是得到了哥哥海因里希的关照，“海因里希始终对弟弟抱有很强的责任感，但两人见面的机会却不是很多”。
至此，所有这些关于祖父的评论对我来说都十分可信，我也从未质疑过。他身上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唤起过我的好奇心，没有一点能让我为之触动。直到受父亲所托，在档案中查询有关祖父的档案时，这一切才开始发生变化。我开始自问：“对于祖父到底了解些什么？”我对他的了解真的是少之又少，讲不出什么来。大众对他的了解也就像是一份标准简历：1905年生于慕尼黑，成长于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身份是电子技术工程师，自1933年起任职于柏林帝国广播电台，并在这一时期与保拉成婚，随后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即我的父亲）。当时一家人生活在柏林乌勒本的一栋带花园的半独立联体别墅里。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恩斯特·希姆莱当选为帝国电台的工程师总指挥以及技术副台长，战争结束前期加入人民冲锋队；1945年5月初在柏林去世，死因不详。
对于祖父本人——他如何长大，如何娶妻生子并与他们相处，除了工作外还有哪些爱好，以及如何成为纳粹的一员——我一无所知，包括他与兄长海因里希之间的事情。直到此刻，恩斯特·希姆莱对我来说都仍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毫无新奇之处的人。我一再听到的所谓两兄弟间“没什么交集”的说法，更强化了他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对政治不感冒的技术员形象。他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应该有所分歧，同样，据推断，恩斯特应是在他哥哥的说服下才不情愿地“一起干”的。难道是弟弟屈从于在政治上颇有影响的兄长的权威，而同时又与其保持距离？但为了支持恩斯特的事业，海因里希又进行了哪些活动？他们真的像想象中那样不常见面吗？原因又何在？因为恩斯特不愿了解哥哥的勾当，还是说海因里希作为党卫队全国领袖乃至后来的内政部长，实在是被他那骇人的公务缠身，忙于在德国及占领国清除“德意志民族的敌人”？祖父恩斯特和祖母保拉对海因里希所做的一切知道多少？父亲说祖父可能知道一些，但祖母一定一无所知，因为“她就是个政治文盲”。
我开始惊讶于父亲这么确定这件事，也对自己多年来竟毫无一点怀疑而感到吃惊。一个像祖母一样如此接近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人，要做到对逮捕不同政见者、剥夺德国犹太人的权利并致使他们在集中营里“失踪”这样的事情保持不闻不问，也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吧。
我无法对祖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突然间，我对自己的这种无知——无知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感到无比羞愧。虽然我知道祖父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之间的关系，但在我的意识中，总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将一个“可怕的海因里希”和一个“不问政事的恩斯特”划分开来。而且，我奇怪地发现，纵使我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纳粹，尤其是对那些战争罪犯、同谋、受益者和追随者之间“流畅的衔接”特别感兴趣，却从未关注过自己的家庭。
1997年6月的某天，我和联邦档案馆约定的日子到了。我开车到了利希特尔费尔德，当我伸脚踏入宏伟的前兵营大楼时，就立刻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耀眼的红色威廉式建筑。它修建于19世纪末，作为“普鲁士军官学校”一直沿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大门后我看到另外几栋建筑，从外观上判断应该是建造于纳粹时期：灰色、庞大的建筑丑陋不堪，还带有柱式连廊和北欧人雕塑。当时这里是“亲卫队第1师”的驻扎地，这支队伍肩负着护卫元首的任务，在他们的指挥官塞普·迪特里希的领导下被视为“精英中的精英”。1945年后美军进驻这一地区，将大部分已遭毁坏的建筑改建为居住楼和办公室，并改名为安德鲁斯兵营。其中一座现在由联邦档案馆使用。
在阅览室里，我带着复杂的心情接过有关恩斯特·希姆莱的几沓薄薄的档案，其中有一个用于深入研究的长长的列表说明。我首先感到了震惊，原来祖父果然是留有一些记录的，但这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值得庆幸的是，档案很薄，但我对里面可能包含的内容还是感到一丝不安。
在档案袋里有几张复印材料：一个带照片的党证，一份简历和几页公文。我盯着那个党证仔细端详，看到“入党时间”一项里填着“1931年11月1日”。奇怪，怎么会是1931年就入党了呢？这可比纳粹上台还早了一年多的时间。是不是恩斯特在海因里希的劝说之下才不得不入党的呢？我继续往下看，发现文件中一则信息显示，1933年6月1日起他成为党卫队的一员。这可是他在帝国电台入职的日子。党卫队？对此可从没人提起过！党卫队是海因里希领导的组织，恩斯特加入党卫队的日期与他入职帝国电台的时间上的巧合正好符合父亲的猜测，也就是说海因里希在事业上拉了弟弟一把。我坐在这些文件前，感到过去的东西突然变得清晰了许多，也让我几周以来的所有猜测和胡思乱想的心情得以平复。我一次又一次地端详那张照片——一张英俊的证件照，上面的恩斯特看起来年轻而又具体。这一刻他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这个在我出生时就已经去世22年的人，跟我究竟还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些资料中我发现，1937年秋恩斯特从帝国元首党卫队参谋部得到一笔贷款，这笔贷款被用来和贝伦茨博士一起购置一栋位于柏林乌勒本地区的住宅。其中还有一封1944年5月恩斯特用机器打出来的给他哥哥海因里希的信，从信里可知，他偶尔也会为手握重权的哥哥做事。这里他按照海因里希的要求，为柏林洛伦兹股份有限公司的副主管出具了一份专业鉴定信。
这封信的意义和写作缘由当时我还并不清楚，但它让我感到不安。也许是它的语言所致——作为鉴定信，它虽然恪守了客观的文体要求，但还是包含了很多不必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词汇，如“世界观的牺牲”和“雅利安化”。这封信明显地透露出他对完成海因里希所交代的任务的极度热心，却也表明其中有不明不白的自我利益。恩斯特还在其中报告了与国外谍报局局长瓦尔特·舍伦贝格的一次长谈。我无法想象，一个本应只关注技术、不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怎么会与国外谍报局的局长谈话？另外，舍伦贝格能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恩斯特就是为了出风头，利用这次机会与一个纳粹的大人物搭讪两句。不管怎样，这段历史对我来说是个谜。我继续认真翻阅这些档案，随后发现了各种奖章——有“冲锋队体育章”“奥林匹克荣誉章”，竟还有二级和一级战功十字勋章。作为党卫队领袖，恩斯特起初被安排在党卫队人事部办公室，而后被安排在通信部门部长指挥部。这看起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安排，我找不到任何情况说明他在这个身份下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他最后晋升为党卫队少校是在1939年，突袭波兰10天之后。但为什么授予他战功十字勋章呢？他可从没上过前线。
从1939年夏天的一项党内统计中我发现，恩斯特虽然已是党员，但除了那个从工人、职员到老板几乎所有“劳动者”都加入了的德国劳工阵线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外，基本没再加入任何一个纳粹党组织。
似乎这一切都在表明恩斯特并不是什么狂热的纳粹分子，确定了这一点后我松了一口气。在党内和组织内不从事领导工作，党卫队档案卡上也没什么特别表彰的记录，而党卫队“二级冲锋队大队长”（少校）这个军衔也不是在一个可怕的组织中野心勃勃的表现。显然他真正感兴趣的首先是无线电技术，其次在个人前途上也许有一些想法，但在政治方面则不太在乎。然而，是否绝对如此我并不确定。他很早就加入纳粹党这一点让我感到迷惑，此外，他与舍伦贝格的谈话，还有他在战争期间“免服兵役”，即免除国防军兵役这一事实都让我感到疑惑。1942年12月，他被征召进希特勒“亲卫队第1师”预备役。根据估计，他根本就没去位于利希特尔费尔德的营地，因为他“作为帝国电台技术中央领导代表以及高级工程师的角色，是不可或缺也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在战争结束前夕他有理由可以不服兵役。但至于他要完成什么“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任务以及为什么几近战争尾声他还享有此等优待，我并不清楚。
对于他早年就加入纳粹党一事，父亲以及他唯一还在世的妹妹都感到很惊讶。当我向父亲问起，祖母对此都讲了些什么的时候，他告诉我祖母面对这个问题时只是沉默，或者哭泣。之后的一天她都不再跟他讲话。
为何祖母会对过去的事感到如此沉重？父亲年轻时曾猜测，可能有些话是不好讲的。但这种沉默也可能是面对后人的不解时所表现出的倔强。1945年后的她，失去了丈夫，却要独自抚养4个孩子，与这种艰苦生活相比，纳粹时期对于她无疑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父亲和姑妈对我所做的查询表示了感谢。但就在我第二次把档案材料寄出时，姑妈讲道，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明明白白了”，现在是时候让历史“平静一下”了。我很困惑，他们两人对于文件中所有让人猜不透的地方都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他们从祖母保拉那里费劲得来的信息既匮乏又相互矛盾，因此这些信息并不能为他们勾勒出一个完整清晰的祖父形象。况且这个形象也是通过一再重复的叙述而得到强化的。或者是他们知道更多的故事？
起初我只是在父亲的请求和姑妈的许可下才去钻研这些档案。但如今，是我的基金会在鼓励着我。而在家人那里，我由于缺少共鸣而感到沮丧。我希望和他们一起讨论那些不清楚的地方，研究那些猜想。我自己也并不清楚，到底是那未知大于已知的、干瘪的事实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还是自己突然间对这个男人——我的亲生祖父，产生了兴趣。
就在我第一次从档案中有所发现之后，我感到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我在幻想中编写脚本，想象祖父在1933年到1945年的时间里都会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为多年来自己的漠不关心感到自责、懊恼。而且我对父亲很生气，他避免直接面对这些文献，而是将它们交给我处理。但他跟我一样没有预料到，这些研究将会带给我多大的震撼。很显然，我对自己和祖父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自身抵抗力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我要不断地与来自身体方面的痛苦做斗争，对未来的恐惧也折磨着我。一切都让我感到步履维艰。
1997年秋，我有机会就档案中的发现和父亲促膝长谈。虽然他再次暗示我“早已尘封了过去”，但他愿意跟我谈一谈并耐心地回答我所有关于家庭的问题。整整一天我们都一起漫步，穿过到处是木桁架建筑的小城一路而上，迎着十月的阳光爬上了种满葡萄的山坡。当我们越过葡萄地望向平原的时候，我第一次问他，对祖父还有哪些回忆。他激动的反应让我非常吃惊——“对一个只会惩罚打骂自己的父亲，我能有什么好的记忆呢？！”
按照父亲所述，祖母保拉更主张“自由教育”，而且一直在孩子面前为他们死去的父亲树立一个光辉的形象，尤其是在他这个儿子面前。直到他“有一天再也听不下去了”，并越来越质疑这个光辉、完美的父亲形象。他从两个姐姐那里听说自己的父亲恩斯特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稀少的个人记忆如此令人失望，这对他来说无疑更加痛苦。我的提问似乎再次唤起了一切，而这也完全违背了他的一再努力——确保“那一切”对他来说都“不再重要了”。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总会突然碰触到一些界限，它们对我来说经常是无法辨识或无法领会的。
几乎是无意中，父亲提到了一个装有家族照片的盒子，而我也得以观看了一番。还有一个装有祖母的文档的文件夹，至于其内容是不是有意思，他也不清楚。带着好奇我打开了那个绿色的文件夹，随后我便确认，里面的内容完全是对档案文献中简短记述的丰富补充。在祖母过去的家庭记录资料中我发现了一份祖父写于1931年的简历，它首次提供了他在开始无线电工作之前那些年的信息。我看到了他的个人信件以及各类有关其无线电工作的誓言、声明，这些都是20世纪70年代祖母从丈夫当年的同事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出于申请养老金的需要吧。一位高级工程师于1948年9月“应保拉·希姆莱女士的要求”证明，恩斯特是在1945年4月份加入人民冲锋队的，并“和其他几名电台成员一起被安排在夏洛滕堡，保卫电台大楼”。“在4月30日或5月1日晚，我在电台大楼的院内最后一次见到希姆莱。由于我不久后便进了俄国战俘营，他后来的命运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努力去想象，技术员、新闻播报员、行政人员必须保卫电台，抵御逼近的红军，毫无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的平民——正如祖父——在德国败局已定的最后关头去“冲锋队”白白送死，意味着什么。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在失去他线索的那段时间，恩斯特都遭遇了什么？
差不多一年之后，即1949年8月，恩斯特·希姆莱被夏洛滕堡地方法庭宣告死亡，相关资料也在这个文件夹里。很多年之后，在70年代的什么时候，保拉再一次向德国红十字会的慕尼黑寻人服务办提交了寻人申请。直到她去世前两年，即1983年10月，她才得到答复：“恩斯特·希姆莱极有可能是在1945年4月柏林地区的战斗中倒下的。”
祖父之死依然是个谜。父亲讲，战争结束几年后有位男士来找祖母，说他“直到最后”都与恩斯特在一起，并且在恩斯特吃下有毒胶囊时，他就在其身边。这个结局让我不解。我想知道，祖父疑似自杀、留下她和4个孩子而去的消息会对祖母造成多大的刺激。
祖母的照片盒里一片狼藉。对于其中的大多数照片我是熟悉的，尤其是曾祖父母和他们的三个儿子格布哈特、海因里希以及恩斯特的早期家庭合照。我的曾祖母年轻时是一位貌美的慕尼黑妇女，之后又成为和蔼慈祥的老妇人——就像照片里那样，一头银色的头发经常有些凌乱，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曾祖父既是一所高等中学的校长，又是枢密大臣，从各方面看都显得有纪律、有威严。两人都讲过，他们不支持纳粹。从照片中也能看出，他们对孩子既严厉又充满关爱。作为兄长，格布哈特7岁时就显得自觉而充满自信。恩斯特最小，显然最受宠爱。只有海因里希的童年照每次都会让我讨厌，不仅是因为我知道这位外表和善、出身优越的少年日后的所作所为，而且还因为他就和其他家人葬在一起，那里也都是我的家人，而他又注定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在一番研究之后，我对这些照片的眼光开始变得不一样起来。以前让我赞赏不已的、祖父母那浪漫的结婚照已经失去了它的单纯。现在我才看到恩斯特西装上的那个纳粹标志。作为伴郎，海因里希在民政局前与这对新人站在一起，身着党卫队制服，胳膊上戴着纳粹袖章，笑着将手掐在腰的一侧，挺着胸。
此外我还发现一些照片，它们显然是从相册中剪下来或是抽出来的。从其中一张照片上我能看到祖父，旁边被剪掉了某人，想必是祖母。
在家里的这些发现着实让父亲吃了一惊。据祖母自己所说，她从未看过这些照片。自祖母去世后，父亲保管着这些东西。好几次我的问题都到了嘴边，想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派我去档案馆。他让我去做调查，到底对此期望些什么呢？我无法说出这样的问题。也许因为此刻我已然感觉到，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既想查清楚事实，却又害怕看到真相。第二章 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老希姆莱、安娜和他们的儿子们
多年以前，父亲曾推荐一本书给我，当时我只是草草看过——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的自传小说《杀人凶手的父亲》。安德施曾在慕尼黑维特尔斯巴赫古文完全中学就读，三兄弟的父亲老希姆莱是时任校长。小说的内容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5月，即“第三帝国”成立前的几年。安德施在里面化名为弗兰茨·肯恩。有一天希姆莱校长“突袭”他们班的课堂，检查学生的希腊语语法知识，特别是班级的纪律情况。“但愿，”他对着班级里的12个人训斥道，“你们所有人都得去服役，但愿帝国日益强大。”他对着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说：“因为在军队你就该学会什么叫纪律了。”
在这堂课上，弗兰茨想起父亲曾让他小心这个男人——毕竟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如其白衬衫一样光鲜亮丽、虚情假意而又如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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