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舜臣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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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旅试读：
卷首歌
再游敦煌沙山抱拥月牙泉，戈壁障围疏勒川。相问九年千佛路，莫高还遇旧飞天。乙卯八月，余曾游敦煌，参观莫高窟。隔九年甲子八月再访同地。外观变化惊人，但石室壁画菩萨飞天依然不渝。
鸣沙山抱拥着月牙泉，戈壁围拦着疏勒川，这些景象跟上次我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相隔九年，千佛洞的所在地敦煌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路走来，我再次见到了令人怀念的莫高窟飞天。
鸣沙山下有一湾清泉形如新月，叫月牙泉。虽然四面都是黄沙，但据说月牙泉却从未被流沙所掩盖。《史记》中记载尝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一般认为渥洼水便是月牙泉。戈壁并非某一处的固定地名，而是指砾石状的地貌，与沙漠相区别，后者是由细沙所形成的沙丘状荒漠。
——节选自《澄怀集》
卷首语 敦煌前史
众所周知，东汉时期曾将二十八位功臣的肖像悬挂在云台（又称阁台）上以作纪念。
当时人们希望能够把功臣的形象传继到以后的千秋万代。宫里所用的材料大概是最高级的，本当可望永久保存。然而云台功臣的肖像画，却一张都没能留存下来。三国魏文帝所言“文章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许是意识到绘画尚有被焚毁之时，而文章则能经人代代相诵，永远流传下去。
据载，西汉时期已有宫廷画师，但由于当时距离此后蔡伦改良造纸术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们一定仍是在建筑物的墙壁上或空间里作画。
据说有一位给宫女画像的毛姓画师，因嫌获得的贿赂少，故意将王昭君画丑一些。这位画师想必是在绢上作的画。不过由于要画的画像很多，也有可能不是在绢上而是在板上画的。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现存的早期作品之一。
墓中陪葬物品的清单记载在竹简上，帛画即对应于“非衣一，长丈二尺”的记述。长一丈二尺，按汉代尺的标准换算，为二八二厘米，而这幅帛画仅有二○五厘米。不过如果加上悬饰等的装饰以及下部的流苏，长度达到二八五厘米。
据说墓中所葬女子的丈夫利苍于公元前186年去世，利苍夫人则比他晚几年。她的墓室在建造时打破了其丈夫墓道的封土，这证明她确实比利苍活得更久。“非衣”这个词语是个特殊用法，“非”大概通“飞”。据说人死了以后，给她穿上“非衣”，死者就能翩翩地飞往某个地方。
华盖之上的凤凰正准备引导死者升上天界，而华盖之下的怪物则不甚明了，也许是风神“飞廉”，其外形是长有翅膀的长毛怪物。这是在人升天时便会出现的神兽。
一般认为，敦煌第285窟的《山林仙人图》、第249窟的藻井壁画与马王堆帛画有着非常相似的气氛。《山林仙人图》和第249窟分别是西魏和北魏的作品。5至6世纪的佛教壁画竟然与公元前2世纪的非佛教的神仙画如此之相似，让人不由得惊叹不已。
我想起这幅帛画出土时，我在接受报社的采访中评论说，这可是个好机会，让想象力恢复到受儒教约束以前的那种自由奔放的状态。
中国有“诗经”式的世界和“离骚”式的世界。看到马王堆帛画，就会联想起对回归到“离骚”式世界的内心召唤。现在的中国，正是应当大谈特谈“怪力乱神”的时代。重视现实的精神与憧憬非现实世界的心情交杂在一起，大概就是中国的特质吧。
虽说从地域上看北方更为现实，南方更为虚幻，然而在长期的历史中两者已逐渐融汇交错。这种文化的二重结构，不仅体现在绘画中，而且似乎也成为文学等艺术门类丰富多彩的内涵之源泉。
说到文化的二重结构，我想起人们常常谈论的玉文化。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中有很多方面以玉为主题，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人可能由于洪水等而迁往北方。
而说到玉，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金缕玉衣”。“含蝉”是一种含在死者口中、外形像蝉的玉石，也叫“饭含”。古代的人们相信，玉具有神奇的力量，死者身上带有玉石，就能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当时的人们大概是这么想的：既然让死者口含玉石，尸体就不会腐烂，那么给死者穿上用玉做成的衣服，就能更好地保护肉身。于是便出现了“玉衣”。
在与秦始皇关系非同寻常的吕不韦所主编的《吕氏春秋》中，有“含珠鳞施”的说法。
这个词语指的是，让死者口含珠玉，身披像鱼鳞一样紧密排列的玉片，形容富贵人家的厚葬。
自汉代以后，人们将玉片用金属丝编缀而成玉衣，穿在死者身上。
解放后已有十件以上的玉衣出土，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山王刘胜所穿的玉衣。据文献记载，皇帝穿金缕玉衣，诸侯王穿银缕玉衣。
编缀玉片时，只有皇帝才能用金丝，而其他人只能用银丝。因此中山王的玉衣本应使用银缕，而出土之物却是与皇帝同等规格的金缕玉衣。中山王卒于公元前113年，当时的皇帝是其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武帝。中山王夫妇同葬一墓，两人穿的都是金缕玉衣。
皇帝的兄弟看来享受了与皇帝同等的待遇。这位中山王热衷于生儿育女，据说他的儿子多达一百二十人。《三国志》里的刘备自称是中山王之后，而他出生于中山王死后的二百七十多年之后，不管他属于中山王一百二十个儿子中的哪一支，似乎都说不上有多么稀奇。
宠臣死后也会获赐玉衣，例如霍光。虽然不可能是金缕玉衣，但却有可能是东园的专供品。东园是汉代专为宫廷制造丧葬器物的机构。
西汉第十三代皇帝汉哀帝于公元前6年即位，公元前1年卒，年仅二十六岁。他因同性恋而出名，喜爱美少年董贤。相传有一天两人午睡，哀帝先醒来，正要起身，却发现董贤枕着自己的衣袖，睡得正酣。哀帝不忍惊扰，割断了袖子方才起床。从此，后人就将同性恋称为“断袖”。
哀帝生前就在自己的陵墓旁为董贤建造了墓地，并赐予“东园秘器，珠襦玉柙”。玉衣分成上下两部分，上衣为襦，下部为柙。
哀帝先去世，太后（哀帝之妻）以“侍奉不恭”为由弹劾董贤，让董贤与其妻（董贤已婚）一同自尽。
因丧葬用品原已备好，董贤的父亲急忙埋葬了董贤，却因坟墓僭上再遭弹劾，同时由于下葬太快引人生疑，有人指称董贤其实还活着。后来他的坟墓被人掘开，身上穿的皇帝生前所赐的玉衣也被剥下，一世美少年最终衣不遮体地被草草埋葬。
由于哀帝把所有一切都奉献给了“爱人同志”，被人批为“国家为空虚”。
董家的全部财产被变卖，共计得钱四十三亿。至于曾一度陪葬的玉衣是否一并卖掉，并没有留下记录。玉衣是专门根据各人的体型度身定做的，换了人就不能穿了。恐怕只能将玉衣拆成玉片出卖。据载，中山王的玉衣共有玉片两千四百九十八片。
玉衣也会赐赠给外夷的王室。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
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
夫余国在今天长春、哈尔滨一带（不同于百济的扶余）。玉衣无法马上就做好，因此要提前制作，并存放在临近夫余国的玄菟郡。一旦夫余国的国王去世，就可告知他们玉衣已备好，可以来取走。
这种玉衣制度只延续到东汉。除了玉衣制度以外，厚葬之风在东汉也基本上结束了。
厚葬制度在三国时代告终，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曹操等一批现实主义者。在曹操的军队中，设置有发丘中郎将（掘墓将军）、摸金校尉（探找黄金的军官）等职衔。
一旦军费紧缺，这些人就公然盗掘陵墓，毫不客气地以皇陵、富豪之墓为目标。陪葬有许多值钱东西的棺材被撬开，遗骸被拖出抛弃在外。看多了这些情形，他们就会觉得厚葬实在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用金银财宝陪葬，就免不了被人盗墓，落得尸骨抛野的凄惨下场。既然这样，就应当改用瓦器陪葬。魏文帝曹丕（曹操之子）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
除此之外，曹丕还将玉衣制度斥为愚俗而严令禁止。此言不假，穿玉衣下葬倒真是一种愚蠢的习俗。自此以后，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再也没有出现过。
从这个时代起，很多墓室便采用壁画作为装饰。题材多为墓主人携部下一同出游的情景。敦煌的有些壁画也继承了这种传统。敦煌壁画第156窟中的《张议潮出行图》是9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它并不是佛教壁画，而可以说是与上述传统一脉相传的画作。
敦煌建造石窟寺的时间是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即366年。但是初期的作品并没有保存下来。
敦煌壁画应该与敦煌以前魏晋时代的壁画有所联系。我们通过鉴赏魏晋壁画，也许可以追寻到人们内心中对美的憧憬和追求所形成的一条精妙完整的演变轨迹。
魏晋墓的壁画、画像石和彩画砖大多以被葬者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大概是希冀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后，也能过上同样的生活吧。
从敦煌回来的路上，我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看到了迁移到博物馆内的魏晋墓。对此我在别的文章中另有介绍。1985年再去参观的时候，发现增加了五胡十六国墓的模型。“胡”字被认为带有歧视的意思，近年来人们似乎去掉了“五胡”，只说“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的酒泉丁家闸的壁画墓，内容丰富多彩，其复制品在博物馆展示。
这是一段非常微妙的时期，适逢佛、道两教大行其道。不过这幅壁画却丝毫没有佛教的色彩。
图中画有并排拉犁的两头牛，由后面的一个男子拿鞭驱赶着。其复制品也曾在日本展出过。画工粗糙，虽然手法远不及敦煌壁画，却倒也显得自由奔放。
敦煌原本有寺庙，敦煌壁画是画给很多人看的，因此画得精致仔细。而墓室中的壁画一旦封土后，便不再示人。皇族的墓另当别论。地方豪族墓中的壁画笔法粗糙，不过却都是信笔画来，有趣的地方处处可见。
在十六国时期的画中，可看到三足乌和九尾狐等侍奉在西王母旁边的图样。九尾狐并没有九条尾巴，而是长着一条长长的呈锯齿状的尾巴，数数正好有九个锯齿。
另外还有裸身耕地的人，此人为黄帝之女，名叫“魃”，相传是引起旱灾的鬼怪。有一棵大树，树上停着像猫一样的动物和像鸽子一样的鸟。据说这是专门捕杀凶兆的十二神之一。除此以外，还画有一个正一边观看杂耍，一边喝着酒的人。这个人想必就是墓主人吧。
从神话到现实生活，十六国时期的壁画主题内涵丰富。虽然画在陵墓中，却感觉不到幽暗与沉重。现实生活多半画的都是汉族的场景，神话题材亦然，描画的是《山海经》的世界。
十六国时期是指从前赵（304）起到北凉灭亡（439）为止的135年的时间。敦煌发祥于366年，正好处于十六国时期的中期。
尽管这段期间涌现了如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等一批高僧，但在敦煌的壁画中，却浓墨重彩地留下了西王母等《山海经》的世界。不过，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这两种主题之间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我想，当时的善男善女们恐怕也有同感吧。
提起敦煌，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是第17窟，即藏经洞。而用墙壁将洞窟封起来并饰以壁画的原因，我原来指出其中之一是为了防备西夏的入侵。不过，后来学界中另一种观点渐占上风，即认为西夏（该政权也笃信佛教）以西的黑汗王朝对敦煌的威胁更大。因此，在这里我也加以补充说明。
黑汗王朝属于中亚地区操突厥语的政权。这个政权并不热衷于文字记录，因此现在人们对其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999年黑汗灭了萨曼王朝，此后向东扩张，将于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黑汗的东扩与藏经洞的封闭从年代上来看是相符的。而且黑汗王朝（又称伊利汗朝）笃信伊斯兰教，对其控制下的地盘实施了强制的改宗政策。因此，毁坏佛寺和佛像之事屡有发生。原属佛教国的于阗突然改为皈依伊斯兰世界，正是发生在黑汗王朝占领之后。不过，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指出，于阗与敦煌之间相距甚远，黑汗不可能对敦煌构成威胁。但鉴于黑汗王朝属于马背上的民族，这样的距离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算远。毁寺灭宗的传言，一定让敦煌倍感震慑。由于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塞，黑汗东侵的消息并不需要多长时间便能通过商队传到敦煌。不过这也只是很有说服力的推理而已，并没有文献记录作为佐证。
对于敦煌人而言，信仰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确实比信奉佛教的西夏政权更具有威胁。
不过黑汗在竭尽全力侵入于阗之后，便再无东扩的举动。由于记录太少，确切的情况我们不甚清楚，只知道他们在11世纪初占领了于阗之后，内部矛盾爆发，继而造成分裂。
据记载，1041年黑汗王朝以锡尔河为界，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而敦煌被西夏所占领，则是1036年的事。由于自身内部的分裂，黑汗王朝丧失了从于阗东进的力量，于是敦煌得以保全在佛教圈的势力范围内。
黑汗王朝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之后，西黑汗定都于八剌沙衮，东黑汗则以喀什为首都。距离现在的喀什十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还残存有一点遗迹。1069年，在喀什皈依穆斯林世界之后用回鹘文写成的首部大型文学作品《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便是在这里成书的。作者乃是御前侍优素甫（Yusuf），该书名可直译为“带来幸福的知识”。
第17窟画着两个供养人，或是两个看上去像是随从的人物，中间则是空白。我在原书稿中猜得没错：“两棵树中间的空白，大概原本是为了在前面摆放塑像而留的。”
敦煌的石窟中，常常摆放着菩萨像和供养人像。其中当地僧人洪辩的塑像，无论从形制大小还是年代来看，都与第17窟所留的空白非常吻合。第16窟空间相当大，而第17窟则像是其耳房（即如同耳朵一样挂在正房侧面的房间）。第17窟正是第16窟的开山堂，是为了纪念建立第16窟的人而开凿的洞窟。
851年，归义军通过武力从吐蕃手中夺回被占领的敦煌。洪辩令其弟子到长安向朝廷报告这一消息。唐王朝授予洪辩“河西都僧统摄沙州政法律三学教主”这一名称长长的官职。
为防西夏和黑汗王朝的侵扰，洪辩的塑像被转移到其他的洞窟中，历经将近千年的时间，从未被弃诸窟外。我在写《敦煌之旅》时，对洪辩的事迹并不了解，后来即使听说了，也并未对之进行考证。因此，像我这样的一介游人，当时不能妄下评论。
在《敦煌之旅》发表之后我所获得的新发现，或所得出的有说服力的推理，在此一并补记。以后或许还会有新的追补。
一九九五年八月[1]
在酒泉
1去往敦煌的旅途，始于酒泉。
虽然敦煌仍在路的前方，然而人一到酒泉，却分明有一种终于抵达的感觉。
此前，我曾多次梦见酒泉，每一次都让我的心湖泛起微澜。我仿佛望见，在灰蒙蒙的沙漠中，不知从哪里飘来的一片鲜艳的桃花瓣，缓缓地、柔柔地落在酒泉的土地上。对这片从未踏足的土地，为何产生如此想象？只能说确实有些神奇了。
也许是因为，酒泉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镇，不免带有一种浪漫的色彩。无论如何，酒泉这个地名本身实在是妙极了！
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汉武帝将现甘肃省西部的四个主要绿洲城市设为直辖郡，作为经略西域的根据地。这条由汉朝的腹地通往西域的路线，被比作连通两地的一条长长的走廊，因此也称为“河西走廊”。按从东向西的顺序，河西四郡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威”这个名字，完完全全是一种直白的军事基地的命名。那么“张掖”是什么意思呢？据说是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之意，看来也并非什么温和敦厚的称谓。
关于敦煌地名的由来，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都不外乎“大、盛”之意，总之带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感觉。
河西四郡中，唯有酒泉一郡的名字，既无征战之喧嚣，也无示威之傲慢，而展现出一种极为优雅的姿态。若叫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人从河西四郡中选出一个梦幻城市来，他一定会心仪酒泉的。
其实两年以前，在我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搭乘飞机前往兰州时，曾途中经停酒泉大约半个小时。那时我还想，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到酒泉市区看一看，不过听说从机场到酒泉市区单程就要半个多小时，只好作罢。
我内心自我安慰道：“心中憧憬的如梦幻般的这片土地，还是不要见的好……”
两年过后，我踏上了酒泉的土地。终于还是来了——这样的感慨顿时涌上心头。
前一天的下午，我和夫人、儿子、女儿一家四口人从北京机场出发，坐上了经停西安、飞往兰州的民航客机。加上旅行社的一位女导游从北京一路陪同，我们一行共有五个人。虽然从北京也可以搭乘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经停酒泉），不过我们决定先到兰州。
像调查户口一样查查敦煌的“身份”，其全称是：甘肃省酒泉地区敦煌县。
中国的县是比较基层的单位，这跟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是县下面设市，而中国则是市下辖县，日本人经常容易搞混。
翻开在北京购买的地图，我看到概况下面的记述：甘肃省下辖二自治州、八地区、四市、六十六县、六自治县及二旗。行政单位前加“自治”的，表明那里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甘肃省的两个大自治州分别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除此以外，与“市”同一级别的是“地区”，六十六个县都归属于“地区”管辖。“旗”则是蒙古族的特别行政区划，大体与“县”相当。
酒泉地区下辖包括酒泉县、敦煌县在内的八个县。
甘肃省的省会设在兰州，因此从顺序上说，先到兰州也是当然的。省委方面特地为我们派了两个向导，即外事办的刘吉顺先生和文化局的女干部刘静修。由于两人都姓刘，我们就把个头高大、三十多岁的刘先生称作“老刘”，把身材娇小、看上去很年轻的刘女士称作“小刘”。对于这样的叫法是否准确，我心存疑问。之后我们逐渐熟悉，聊了各种话题。我了解到她年纪三十出头，有一个孩子。中国的女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而如果说不化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实在是太有讽刺意味了。
虽然觉得“老刘”、“小刘”地这么叫并不很恰当，但要改口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中国人说的“老”，并不一定是上了年纪的意思，它可以用来表示关系亲近。例如，“老朋友”并不是高龄的朋友，而是指以前的朋友，即使是指年轻人，也没有问题。
加上兰州的两位刘姓朋友，我们就变成了七人行。
我们在回程中安排好在兰州住三晚，于是当天只是吃吃饭，看看电影，等到晚上乘坐夜行火车前往酒泉。我们所搭乘的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夜行列车，于凌晨1点19分准点发车，驶离兰州站。
从兰州到酒泉，路上需要18个小时。
我们一家四口人独占一个包厢。中国铁路是宽轨，车内空间比日本的卧铺车感觉更宽敞一些。列车经过武威时，我正酣睡梦中。在张掖站停车时，由于时间较长，我便下车到站台上溜达溜达。两年前我去乌鲁木齐时，也曾在张掖站的站台上散过步。
就这样，火车便载着我们沿着河西走廊奔向酒泉。
1975年8月30日下午六时，列车驶进酒泉站，同样准点到达。我们坐上接我们的吉普车，前往酒泉地区的招待所。
坐在吉普车里，我的内心在不断地重复默念着：
终于抵达了。2
据说汉代郭弘嗜酒如命，有一次皇帝问其志愿，他回答说：“得封酒泉，实出望外。”因为如果当上了酒泉的大老爷，就能尽情地把酒喝个痛快。这个回答真够潇洒的。
无独有偶，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在《饮中八仙歌》这首诗中如此形容当时因饮酒海量而名满天下的汝阳王（唐玄宗之侄）——恨不移封向酒泉。
一提到酒泉，人们大概都会想起这些逸闻趣事吧。
只要听到这个地名，就会心口发热，想要饮酒。拥有这样一个地名，实在是酒泉这片土地的福禄。说起来，酒泉郡的中心区域从汉代到三国时期，曾被称作“禄福县”，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将两字顺序颠倒，改称“福禄县”。
酒泉这个地名的由来，据《甘肃通志》的记载：
福禄城谢艾筑新城，下有金泉，其味如酒，故名酒泉。
直到现在，酒泉郊外仍有一眼用石块围起的方形泉水，相传这就是古时酒泉的遗迹。
当地人笑嘻嘻地告诉我说：“不过，现在泉水已经完全没有酒的[2]味道了，都过去两千多年了。”日本有一挂名为养老的瀑布，现在也是酒味全无。原来中国的酒泉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两年前我曾在酒泉机场休息了半个小时。当时机场的女服务员向旅客介绍酒泉的概况，不过她所说的地名来历，跟上面《甘肃通志》的记载有很大的区别：
相传汉代大将军李广征战至此，当地的父老乡亲献上美酒。将军说，既无一人独饮之理，但分给数千个部下共饮，数量又不够。于是下令将酒倒入城下的泉水中，酒经过水稀释之后，就够全军将士一起分享了……为了纪念将军这种以酒入泉、对部下的体恤之情，人们便将这个地方的名字改为“酒泉”。
李广将军乃是著名的悲剧将军李陵的祖父，在其六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与匈奴作战达七十多次。李广所处的年代是在河西四郡设立以前，从时间上看，他出现在酒泉得名的传说中，也并不奇怪。
回到现实。到酒泉站来迎接我们的，是酒泉地区办公室的周主任，并有三辆吉普车同行。在我们的敦煌之旅中，这三辆吉普车全程陪伴，三位司机付喜德、李德福和吴仁卿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现在写下他们的名字时，三人的音容笑貌便逐一浮现在眼前。
三人当中，付喜德看上去年纪最长。我在此后的旅途中，都是乘坐他所驾驶的吉普车。他年龄约莫五十岁，个子很高，驾车时长长的双腿弯曲着，座位空间稍显局促。“付师傅是酒泉人吗？”“是的，土生土长的酒泉人。”“那你知道马仲英吧？”“怎么不知道！当时我还小呢。”
1933年，回教徒青年将军马仲英在酒泉起兵，率军攻打新疆。马仲英似乎有点妄自尊大，自称为拿破仑再世，据说他的梦想是在中亚建立一个大帝国。仓促草率之下，与当时新疆当局对战，一败涂地，从南疆逃到苏联境内，消失了踪影。在逃走的途中，他征用了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汽车。赫定在其著作《马仲英逃亡记》（Big Horse’s Flight）中对此事有详细的描写。
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曾反复翻看小野忍氏的译本，对马仲英战争之事留有很深刻的印象，因此才会向付师傅打听这件事情。
付师傅身材魁梧，要不是当时他还是小孩子，恐怕会被马仲英抓去当兵。从体格上来看，兰州那边的人并没有那么显眼，而到了酒泉，却发现这里的人体格显然都很好。许多人长得都比较魁梧，大骨架且肌肉结实，毫不臃肿肥胖。
鸦片战争（1840—1842）中清朝战败，在最后的阶段曾经从甘肃征调军队。不过，还没等到甘肃兵赶到战场，清朝便举手投降，签订了《南京条约》。总之，甘肃兵在清朝时期被誉为最强的军队，几乎被视作最后的军事防线。我一看到付师傅的身材，立刻就明白了，传闻确实不假。
酒泉人虽然身体强健，却绝不粗野。《甘肃通志》如此描述酒泉的风俗：
风土淳厚。气习刚勇。好骑射，循礼让。
也就是说，酒泉人属于性情温和、身强力壮的类型。我从司机付师傅身上，依稀看到了这种典型。3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很喜欢阅读游记，特别是关于西域地区的游记。为了准备这次旅行，我在出发前就读了好几本。其中有的是第一次看的，而更多的则是看过重看的，既有出自外国探险家之手的，也有中国人写的。
古往今来，有各种各样的人到过此地。汉代的时候，将士们被迫与自己的爱人离别，身披威风凛凛的铠甲，在这条路上来来复往往。三国之后，求法僧沿着河西走廊，急急地赶路前往天竺（印度）。4世纪末，为到印度求取戒律，东晋高僧法显途经这里。众多高僧当中，最有名的当数三藏法师玄奘。据记载，玄奘于贞观元年（627）从长安出发，顺着河西走廊，“昼伏夜行”。
唐太宗时期，禁止人民私越国境。玄奘知道自己违反国家禁令，于是不敢在白天行动，只好在夜晚加快赶路步伐。亦或许他想避开酷热，在白天休息而在凉爽的夜晚前行。
失意的人也从这里经过。鸦片战争的中方主帅林则徐被反复无常的道光帝贬职流放到新疆，途中必定经过河西走廊。
清代和唐代一样，更习惯于使用州名而非郡名。武威即凉州，张掖为甘州，酒泉是肃州，敦煌乃沙州。顺便说一下，甘肃省这一行政区划以甘州和肃州各取一字而得名。
据林则徐日记的记载，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在肃州即酒泉住了两个晚上。九月五日那天，他探访了该处“酒泉”的遗迹。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泉不甚甘。则所传者未必足信也。
当天相当于阳历的十月八日，正好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第四十天。考虑到当时的通信条件，林则徐大概尚未详细知悉自己曾作为主角的鸦片战争的结果。
进入20世纪，1907年（明治四十年）1月，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接到有关方面发出的前往新疆考察的密令，西行途中经过河西走廊。他看到拥有五千户人口的酒泉竟然连一间学校都没有，不由得感慨道：
犹觉文教之不振。
自此十二年以后，1919年中国政府交通部的测量队员林竞，将他考察西北地区时所记下的日记，整理成《西北丛编》一书。1919年是重要的年份，此时距清王朝灭亡已有八年，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林竞在《西北丛编》“三月十六日”项下，作了如下的记录：
肃州人口全县计九万余。十人之中，足有七人吸鸦片……大约七人之中，妇女居其三，男子居四……
全部人口中吸食鸦片的竟然占了七成！
十五年后的1934年，上海滩大报《申报》记者陈赓雅到西北采访，并在报纸上进行连载（《西北边疆视察记》）。这些系列文章也被译成日语，武田泰淳是译者之一。在文中的酒泉项下，作者记述了如下情况：
……女尽缠足（缠足之风，至少尚达百分之八十），犹可痛恨。
从酒泉火车站到地区招待所，吉普车大约走了二十分钟。一路上，我一直向窗外张望，并没有看到有哪个女子是缠足的。
现在距离《申报》的报道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二十六年。
老妇人中也许还有人缠足，不过至少走在街上的那些更年轻的女性身上，已不见缠足的陋习。吸食鸦片的恶癖，也早已不复存在。
不用多说，中国已完全解决了缠足和鸦片的问题。
在中国，稍具规模的城市以前都建有高高的外城墙。酒泉城的外围原来也有长4.5公里、高11米的城墙。据记载，城墙外面还围着壕沟，宽25米，深6米。
城墙自然原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而建造的，而到了现在则变成了无用之物。战争的方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既是无用之物，本可弃之不管，但城墙却成了城市现代化的障碍。从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方面来看，不得不说城墙确实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建筑物。
中国解放后，许多城市积极拆除城墙。首都北京也不例外，正阳门（前门）的城墙拆除之后，只留下楼门作为纪念。
现在的酒泉也已经看不到城墙了，就像人一样，束缚在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手脚便得以自由伸展。透过吉普车的车窗，我看到了留作纪念的、类似楼门一样的建筑。
这座建筑物显得端庄优雅。按说城门大概都兼有威吓的效果，会建得格外威严肃穆。而我眼前所见的这座建筑，却没有丝毫的虚张声势，反倒让人感到有种母亲般的慈祥。也许我这么说是对酒泉失敬了。
我们正经过城门进入城里……
招待所就在附近。对于招待所的位置，我作出如此推测：如果在古代，一进入城门，很快就能来到这里。
在此次旅途中，我一直以为看到的是酒泉的城门。然而，在我回到日本之后，再次翻阅《甘肃通志》时，忽然看到书里有一页《肃州城图》，那是一张清代酒泉城的简略平面图。
我发现，原来鼓楼就在城中央！我当时看到的并不是城门，而是用于击鼓报时的鼓楼。
原来我的判断有误。四十年前陈赓雅在其报道中如此描述鼓楼：
城之中央，建四层高楼，垣梯腐朽，勉可登游……
鼓楼的四面应挂有四块匾额，分别写着：
东迎华岳
南望祁连
西达伊吾
北通朔漠
时近傍晚，我想着光线不足，便没有拍照，实在遗憾。4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是一首收录在《唐诗选》中极为有名的七言绝句，题为《凉州词》。凉州广义上指的是河西四郡，凉州词则是为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民歌曲子所配的唱词。
关于“夜光杯”，一说是指玉杯，也有认为是指当时非常珍稀的玻璃杯。我记得以前曾看过日文的资料，把“夜光杯”翻译成“材质像金刚石一样的玻璃杯”。“去夜光杯工厂看看吧。工厂很小，不用半个小时就能参观完。”当老刘提出这个建议时，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反问道：“什么？夜光杯？就是唐诗里的夜光杯吗？”
我当时只记得诗句，却想不起诗名及其作者王翰。诗人王翰（约687—约726）只有这首《凉州词》收录到《唐诗选》中。仿佛他就是为了留下这首佳作而生的。“对！王翰的《凉州词》。”老刘回答道，并吟出结尾的一句，“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本人并不太有名，而《凉州词》却几乎妇孺皆知。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尾句打动人心吧。唐代以来发生了不知多少场战争，而军人想必都会在出征前喝酒壮行，不知不觉吟道：“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的起句也令人难忘。葡萄酿造的美酒，在当时是极具异国情调的。把葡萄美酒斟入夜光杯中——酒杯发出的光该是多么迷人啊！在我的脑海里，实在很难将诗中的“夜光杯”和工厂联系在一起。
我不由得提了一个傻问题：“夜光杯是在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吗？”“是的。夜光杯是在酒泉生产的。”
老刘肯定而又骄傲地回答道。
小刘是陕西人，而老刘则是地道的甘肃人。他说话时流露出对自己家乡物产的热爱和自豪之情。
据老刘介绍，夜光杯用的原料是当地南山所产的夜光玉。当地人有时候也把夜光玉简称为“玉”或“玉石”。无论如何，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我回答说：“那一定得去看看。”
到了招待所，稍作休整，吃完晚饭后，天就已经全黑了，哪儿都去不了。中国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这也是过去传统的沿袭。在政治领域自古便采用早朝的制度，于是议政的地方称为“朝廷”，而施政议政则称为“朝政”。
酒泉并没有可供人消遣至深夜的热闹场所。因此要逛酒泉的话，只好等到白天了。不过，第二天我们就要动身前往敦煌，必须九点左右从酒泉出发，才能在傍晚的时候到达敦煌。
既然人都来到酒泉了，如果只能坐在吉普车内望望窗外，说声“也罢，再会了”，那岂不是太没劲了。倒不如早点起床，赶在九点以前，争取到某个地方走走，实际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希望。
于是，大家决定前去参观夜光杯的工厂。
第二天一早，大家六点半起床，七点到食堂吃早饭，赶在七点半出发。
外面正下着小雨。据介绍，酒泉地区每年七八月的降水量占了全年的一半以上。
酒泉夜光杯厂与招待所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地方上派了干部李玉辉和刘延旭做我们参观工厂的向导。他们介绍说：“酒泉还有更大的工厂。因为各位到时会去兰州参观大工厂，今天就安排大家参观小规模的传统工艺作坊。”
那是一幢普通的二层楼民宅，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作坊。楼上楼下加在一起，工人似乎连五十人都不到。
据夜光杯厂的主任石生珍、副主任于加辉的穿插介绍，夜光杯厂的制造技术，新中国成立前夕几乎濒临失传。
从南山开采玉石的技术原本就很难掌握，接下来的运输环节也并不简单。用南山采得的玉石做成杯、碗或雕刻成装饰工艺品，并不能进行大批量生产。因此，单靠这项手艺很难养家糊口。原本专门研习这项工艺的匠人，有的中途改行，有的做不下去。当时他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尽管有人大声疾呼要延续传统工艺，然而手工艺者如果无法以此过活，这样的呼声确实是软弱无力的。
石主任摇着头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能做夜光杯的人只有三个。”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工艺因受国家的重视而得到保护和发展。从那以后，手工艺人的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有意思的是，经过这么一番改变，这个行业也扭亏为盈了。
夜光杯的原料玉石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从浅到深，种类繁多。共通之处在于，每种玉石都有透明之处，就像瓷器的窑变那样。在黑暗的地方，其透明的部分在灯光或月光的照射下，会反射出绚丽的光芒。
石主任拿起一个做成葡萄酒杯形状的墨绿色的夜光杯，把它对着窗外举起来，说道：“唐代的人可是用这样的酒杯喝葡萄酒的！”
不管《凉州词》的注释家多么极力主张夜光杯是玻璃做成的，但，酒泉人，不，甘肃人大概都会认为夜光杯就是南山的玉石做成的，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南山”这个简单的叫法到底是笼统地指河西走廊南面的山峦，还是指某一座特定的山？我们不得而知。“南山”也出现在《史记》中：
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南山大概是在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脉中的一座山吧。祁连山脉的主峰祁连山位于酒泉以南，高5564米。
跟石主任说的玉石产自南山不同，于副主任则说玉石产地在祁连山。白玉和带有白纹的碧玉采自红水坝，黑玉则采自马蹄河。虽然完全搞不清楚这些详细的地名具体在哪里，但从酒泉城里往远处看，南面的山峦相当遥远，可以想见，单是玉石的采挖和运输也够辛苦的。“酒泉用上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石主任的一句说明，就让人明白了为什么会做夜光杯的匠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三个。过去连原石的研磨也都需要手工进行。坚守孤垒的三位手工艺人，手把手地将原石的切割法、研磨法、塑形法和雕刻的手法逐一传授给年轻的一代。于是这种传统工艺才得以流传下来。
我们一边观摩工坊师傅的操作，一边观看夜光杯成品，不知不觉中九点快到了。
好了，该出发返程了。
闻名遐迩的玉门关如今落寞地耸立于戈壁滩
巍巍嘉峪关屹立于河西走廊
[1] 原书写于1976年，为保持相应年代感，此次出版保留了当时的大部分叙述口吻和说法。——编者注
[2] 关于养老瀑布（養老の滝）和酒，还有一段孝子的传说。相传古代有个名叫源丞内的孝子每天上山打柴，用卖柴所得买米和酒，赡养有眼疾的老父亲。有一天，源丞内在山上摔倒，昏睡了过去，梦中闻到酒的香味。孝子醒过来后，发现一旁的泉水涌出飘香的美酒来。他高兴地把酒带回家给父亲。老父喝了酒之后，眼睛竟然能看清楚东西了。于是，酒泉水能医治疾病的奇效以及源丞内的孝行很快传开了。皇帝感念于此，将源丞内封为当地的地方官，并改年号为“养老”。后人就把这眼泉水下面的瀑布，叫做“養老の滝”，“滝”是瀑布的意思。——译者注
穿越嘉峪关
1在夜光杯工厂参观的时候，外面的雨敲打在窗上，噼啪作响。等上午九点我们准备出发时，很幸运，雨势已经渐小了。
正在学习初级日语的旅行社的女导游结结巴巴地用日语开了句玩笑。家住北京的她，想说的是“雨下小了真好”。而当地的老刘和各位司机师傅，也用一口甘肃口音说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想了一下，才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指的是，雨下了又停，太好了。下雨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儿。
我们乘坐吉普车，从酒泉城北出发，一路向西开去。出城之后，只见一片漫无边际的戈壁。我们沿着甘新公路向前开。虽然沥青路面平坦，但由于四周都是沙漠，路面也不免蒙上了一层沙土。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说下雨好了吧。公路被雨打湿了，汽车行驶时就不会扬起尘土。
不久，嘉峪关城便映入眼帘。
嘉峪关城位于万里长城的最西端，距离酒泉有30多公里，这么快就能看到，颇感意外。不过，这座城楼从全无遮挡物的沙漠平地上拔地而起，高高耸立，自然从很远的地方就能望见。
两年前我在乘坐火车前往乌鲁木齐途中，也见到过嘉峪关城，这次我们是再度相逢。
秦始皇建造的长城，其最西端位于兰州南面的临洮，此后历代逐渐向西延长。现在的嘉峪关城，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
到北京旅游的人几乎都要去看的八达岭长城是用青砖砌成的，非常坚固。然而，到了长城的西端，则是土墙相连。土墙，即先将泥打成土砖风干之后，再用土砖垒成的城墙。采用这种材料跟当地干旱少雨不无关系，不过与烧制过的青砖相比，土砖更易损毁，崩塌的残垣断壁随处可见。用烧制过的青砖建成的雄伟的嘉峪关城楼，仿佛率领着破败的土墙，巍然耸立在荒凉的沙漠上。
司机付师傅从早先时候起，就不断自言自语地说着“mosaren， mosaren”，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听到我询问，他还是回答“mosaren”。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来，他对自己的判断颇为得意。老刘在一旁笑着解释道，这是酒泉地区的方言，意思是“没人”。“用文字怎么写？”我打开记事本，把圆珠笔递给老刘。老刘略微想了一下，在本子上写下“没啥人”三个字。
确实，这附近除了我们之外，不见有别的人影。
即使对于中国这个人们习惯早睡早起的国度而言，西北地区的九点多却仍是大清早。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中国全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由于国土广阔，有些地方难免存在较大的时差。酒泉地区的时间比北京时间要早一个半小时，北京时间九点，实际上感觉只有七点半的样子。
由于要急着赶路，我们决定只在路上远远眺望嘉峪关城楼。
据介绍，嘉峪关城墙是双层构造，外城用青砖砌成，内城则是厚厚的土墙。城楼结构非常复杂，共有三座，每座都是三层。
我们停下吉普车，走到沙漠上，用照相机对着嘉峪关拍照。城楼耸立在空旷无人的荒野中。望着城楼，我们却丝毫没有“无人”之感。风景中，隐隐地显露出人类活动的气息。
原来是电线杆的缘故。电线杆成排竖立在沙漠之中，上有电线相连。电线杆、电线都是跟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之物，因此不免透露出人类活动的迹象。
在沙漠中延伸的柏油公路，也沾染着人类活动的气息。虽然看不清人影，但甘新公路上却不时有“车影”掠过。于是虽然沙漠显得荒凉，却不至于没有人迹。听到我们不经意地使用着“沙漠”这个词，老刘纠正说：“这里不是沙漠，是戈壁。”
沙漠是指沙粒很小的沙丘状地表。而像这里附近多含小石子的沙砾荒原，则称为“戈壁”。由于有“戈壁沙漠”这样的名称，我们还误以为“戈壁”是个专有名词，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戈壁只是一种泛指。
当地人把这种地貌称为“戈壁滩”。没有海却有滩，说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想想在此赶路的人们那种孤寂而不安的心理，便会恍然大悟，戈壁跟海不也有相似之处吗？2
沿途并非尽是沙砾，也有少量的草丛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戈壁滩上。距离绿洲越近，草丛就越多，反之则越稀疏。
嘉峪关附近，草丛似乎相对较多。“这里可不是不毛之地，也长有能吃的东西……你看，那儿就有，这儿也有……”
司机李德福手指戈壁远方，跑了过去。他在草丛前弯腰采摘些什么。“嗬，你在摘什么？”
我说着，朝他走去。“沙葱。”
李师傅的手掌托着几片小百花瓣。“沙葱是什么味道？”
对于我这个问题，李师傅用一个字回答：“鲜！”
也就是味道鲜美，不过李师傅说沙葱不能生吃，必须煮过才能食用。既可以包在饺子馅里，也可以腌泡。“能腌制成很好吃的泡菜呢！”
老刘在一旁作证。
被比作海的戈壁，却长有可供人类食用的草。这可是了不得的野草呀！沙葱植株不高，开白色小花，散布生长在戈壁的草丛中。对于饥渴交迫的过路客来说，这些小小的沙葱可谓救命之草。
白草，生命之草——我这么想着，忽然忆起在以西域为题材的古诗中，常常可见到“白草”这个词。甚至可以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之高，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在我想到的诗作中，列举一些与大家一起鉴赏。首先是唐代诗人岑参（约715—770）的诗。岑参曾任北庭都护府和安西节度判官，有丰富的西域生活经验。在他的诗中，“白草”多次出现。
例如，在《白雪歌》中，有：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在《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中，有：
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
在《玉门关与盖将军歌》中，有：
黄沙万里白草枯。
在《过燕支寄杜位》诗中，有：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
此外，还有王昌龄（？—约756）的《出塞行》：
白草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
刘长卿（？—约789）的《送南特进赴归行营》：
虏云连白草，汉月到黄沙。
王维（701？—761）的《出塞作》：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张籍（约767—约830）的《凉州词》：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
在吟咏河西或西域的诗歌中，出现有“白草”一词的可谓不胜枚举。
读着这样的诗句，我的脑海中涌现出荒凉的风景。即使长草，也不可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些诗歌的作者，一定是以这种景象为背景，将“白草”咏进了诗句之中。然而，当我看到这些开着小白花的沙葱时，却觉得也许情况并非如此。沙葱的小白花点缀着砂砾地表——更何况，沙葱含有水分，它还能食用！在戈壁上跋涉的旅人，该从这些白白沙葱身上得到多少慰藉呀！忽然，我的心头掠过一个想法：白草是否有可能就是沙葱。《汉书·西域传》的“鄯善”（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项下，有“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的记载。唐人颜师古（581—645）注曰：“白草似莠而细，无芒。其干熟时正白色，牛马所嗜也。”
补注中还介绍说，白草高三四尺（约一米），质地坚硬，由此可见，白草显然不是沙葱。沙葱高不足二十厘米，长在草丛中。
我对白草似乎过分执著了。回到日本之后，我还翻阅了《本草纲目》，得知俗称“白草”的植物有“白英”和“白蔹”。不过就其插图所示，两者都不是沙葱。不免感到有些沮丧。3
采摘完沙葱，我们回到各自的吉普车上，继续向西进发。
战后，有数位日本人曾经走过这条路。最后经过这里的，是1957年的考古学访中考察团，其成员包括驹井和爱、樋口隆康、冈崎敬等。距今已有十八年了。我从日本出发前，读了他们十八年前所写的游记，还跟樋口先生直接交谈过。我想看看这十八年间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也是我此次来访的目的之一。
据樋口先生的讲述，当时这条公路宽十米，路面铺的是碎石，用压路机压平。不过，现在这条公路已经铺上沥青了。另外，樋口一行当年乘坐的是英国制造的路虎越野车，而我们乘坐的则是中国国产的“北京”牌吉普车。
嘉峪关城在吉普车的右边，我们正沿着丝绸之路向前行。
我知道，如今世界上有许多丝绸之路的发烧友，其狂热之情近乎中毒。我也是被丝绸之路所吸引而到此一游的其中一人。不过，我觉得自己与普通的丝绸之路发烧友相比，症状有些不同。
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从唐都长安到罗马之间的带有历史浪漫色彩的陆上通道。在以此为对象的世界里，人的思绪被带回遥远的过去。由于过于久远，人的气息早已消失，只剩下单纯的浪漫。往好的方面说，这是纯粹的境界，而说得不好听的话，这条丝绸之路是后人臆造的，宛如盆景一般，漂亮却做作。浪漫主义必然造就了这样一条丝绸之路，因为其本质即在于超越现实。
我也对唐代进行了一番想象。不，我的脑海里浮现的还包括更早的汉代，卫青、霍去病、李陵等名将的故事。然而，由于更晚近的时代在我们想象中留下了更生动的场景和时代风貌，我们就更不容易感受到更久远时代的气息了。
嘉峪关城在我们身后渐渐变小。这座嘉峪关城除了引发我关于唐诗中“白草”的联想之外，继而被贬的林则徐路经此地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距离唐代也过去了一千多年，而距今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百三十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七日，林则徐在嘉峪关城外的驿站住宿，次日经过关口向西而去。他将灵魂深处所迸发而出的情感，表现在诗作之中。其著作《云左山房诗钞》中，收录了他此时所作的四首七言律诗，题为《出嘉峪关感赋》，其中有两句：
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
当年我读到这两句诗时，曾感动得几欲落泪。
为了除去鸦片对中国的毒害，林则徐果断采取了措施。然而却被摇摆不定的皇帝及其内阁呵责，随后被流放新疆。
林则徐在经过嘉峪关时，也许已经听闻了《南京条约》的大概。他出于自身的信念，发动了一场正义之战，不料最终却是如此惨痛的结果，心中必定悲愤难平。
这首律诗的最后两句为：
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环。“赐环”是指赦免罪罚。古时候，皇帝要赦免流放重臣时，会赐给该重臣一个玉环以作象征。“环”与“还”同音，“赐环”就相当于发出了“准许归还”的信号。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林则徐正在赶往流放地的途中。他气概凛然，悲壮地认为自己此行并非凄惨的流放之旅，而是“征途”——正在奔赴新的战场。为此，绝不以年老体衰为由，祈求赦免。此时，林则徐五十八岁，而且在出发前往新疆以前，还在西安卧病一月有余。
我在写作小说《鸦片战争》时，多次反复翻阅林则徐的日记和诗集。每每读到此处，总是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钢笔，强抑住眼中泪水。
啊，想当年林则徐满腔悲壮之情，向上仰望的正是这座城楼！——这样的感慨，想必是普通的丝路发烧友所很难有的。
我恋恋不舍，从吉普车车窗中探出头来，回首遥望，直到嘉峪关城消失在视野中。
此时，雨已经完全停了，戈壁的上方露出一片朗朗晴空。“那边是清泉乡。”
老刘手指着远处，告诉我说。“清泉……很美的一个名字！”“这是新改的。以前叫火烧沟，名字让人热得慌。”“啊，火烧沟呀……”
林则徐在出嘉峪关城的次日，换马的地方正是火烧沟。这一地名记载在他的日记中。单是听到“火烧沟”这三个字，你是否就会莫名地感到一阵燥热？
据老刘的介绍，以前火烧沟这个地方的确名副其实，夏天奇热无比，就像底下生火的锅一样，农作物自然很难生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引来了地下水，成功地将如地狱般炎热的这片土地变成了丰饶的粮仓。当地人歌颂道：“昔日火烧沟，今日清泉流。”
于是有人建议说，“火烧”已经是过去时，应该改用新的名字，就叫“清泉”吧！于是便有了现在的“清泉乡”。“前面白山的附近，是赤金乡。”
老刘介绍说，赤金乡也从较远的昌马河引水，从而旧貌换新颜。昌马河即疏勒河。由于流经昌马镇，附近的人就把疏勒河叫做昌马河。
火烧沟改名了，不过赤金则保留原名。在林则徐的日记中，也出现有“赤金湖”的地名。
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并没有湖，地名中却带“湖”，或许是过去曾经有湖吧。不是湖却用“湖”作地名的，并不仅限于此。甘肃河西地区，也有西湖、东湖等，而实际上并没有湖。
以前我曾经读过这样一种解释：但凡稍有绿洲模样的、潮湿的地方，地名一概毫不客气地冠以“湖”字。
说说我个人的一种推理。当地海市蜃楼的现象频出不穷，这大概就是地名中大多带有“湖”、“沟”等字眼的原因吧。海市蜃楼是一种幻景。在沙漠地区，炙热的地面使得空气密度产生极端的变化，引起光线的折射现象，远方便出现有水面的幻影。
在当地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备受干渴折磨的旅人，忽然发现前方有湖面，不禁欢欣鼓舞，于是向前狂奔，然而走近之后，湖面却顿时消失，人们实在不堪承受疲惫和绝望的双重打击。
一百三十年前，林则徐在没有湖的赤金湖用过餐，在日记中写下对其休息场所的称赞：“小而清洁。”
这顿菜肴是玉门县知事特意吩咐年轻伙计敬送给林则徐的。虽然获罪徙边，但林则徐却受到了沿途官民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他在鸦片战争中所展现出的勇气和行为，一定深深地打动了全国各地的人民。据林则徐日记的记载，在他抵达酒泉时，镇（驻屯部队的统领）、道（地方长官）以下，众人皆到城外关帝庙列队，送别这位民族英雄。4
上午十一点，我们一行来到了玉门镇。
河西一带，有多处冠以“玉门”的地名，如玉门市、玉门镇、玉门关。单就玉门关遗址而言，便有相距甚远的汉代玉门关与唐代玉门关。玉门市是一座因石油开采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包括近郊居民在内，人口达二十多万。而我们稍作休息之处——玉门镇，是一个乡村小镇，人口只有六千。
玉门市与玉门镇相距七十公里，这两处地方均在过去的玉门县境内，而知事所派驻的玉门县城，就是现在的玉门镇。现在的玉门市以前称作老君庙，原是一片穷山恶水，自从发现了油田，这里便繁荣起来。现在如果只说玉门，指的就是玉门市这座石油城。
离开酒泉之后，我们在吉普车上坐了有两个小时了，于是大家决定在玉门镇稍作休息。“来，下车活动活动，好好歇一歇。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司机师傅对我说道。玉门镇是一座宁静的小城，确实适合途中小憩。据了解，19世纪60、70年代，周边地区一片兵荒马乱，稍具规模的城镇大都毁于战火，唯独这座玉门县城逃过一劫。前面引用过的在《申报》上连载的《西北边疆视察记》中，也有关于这座小城的记载，说这里物产丰富，居民穿着入时，女子体格秀美。
我们在玉门镇大约休息了二十分钟。一边吃着镇里的茶点招待，一边在附近随处走走看看。几只大肥猪慵懒地躺在路旁，悠闲自在地过活着，好一派令人忍俊不禁的田园风光！
林则徐出嘉峪关两天之后，进入玉门县城。而我们只花了两个小时。两年前我去新疆旅行时也有同感：在这种地方赶路，如今一个小时的车程，竟抵得上过去一日的行程。这种判断大致是准确的。
小憩之后，我们回到吉普车上，继续前行。玉门镇附近树木繁茂，绿意盎然，然而吉普车开出仅十来分钟，周遭又变成了戈壁滩的世界。
忽然，我看到前方的山麓下，闪着白色的光。无论怎么调整观看角度，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片水面。
我问老刘：“那该不会就是旱海吧？”
当地人把海市蜃楼中所看到的水面称为“旱海”或“旱湖”。
老刘开心地笑着回答道：“哈哈，那正是旱海，戈壁的旱海。”
我揉了揉眼睛，问道：“那又是什么？”
司机付师傅也抿嘴笑起来。
不一会儿，付师傅一边将车速减慢，一边说：“旱海每天都有，不过今天我们看到了比较稀奇的东西。”
我朝着付师傅所指的方向望去，在远远的那一头，升起了一道白烟状的物体。
旱海是横向的线，而现在我看到的是纵向的线。“你是说那条像烟一样的东西吗？”“那不是烟，那是龙卷风。明白吗？龙卷风……龙柱。”“哦……”
我点点头。
戈壁的龙卷风，卷挟着沙子在空中飞行。
我的妻子惴惴不安地问道：“如果龙卷风从你身边经过，会怎么样？”“那会被卷到半空中。”“呀！半空中？……那，可就没命了。”“那是肯定的。”“那，如果不小心从靠近了龙卷风……”“龙卷风还没起来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了。当地人知道什么地方会刮龙卷风，就不会跑到那里去。”“原来这样……今天我们走的这条路上，不会有龙卷风吧？”
我的这句问话，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安。“没事没事，请放心吧。”
付师傅说着，重新把车速提上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细长的白色纵线，看了半晌。
龙卷风逐渐消失在视野之中，四周又是单调的戈壁在延绵。
林则徐在出嘉峪关时曾作诗言志，而当他来到这里时，应该也会留下诗作的。《云左山房诗钞》中收录了数首题为《塞外杂咏》的七言绝句，大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成的吧。我把这几首诗都抄录在手边的记事本中。
我打开记事本，找到林则徐的《塞外杂咏》。已经有些老花眼了，在车上看不清字。不过，只要打开记事本就可以了。这几首诗都记在我的心里。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是：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
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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