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哈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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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试读：
一个作家的力量
余华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二〇〇〇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二〇〇三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凌晨。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到冥思苦想之中。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这个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二十九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人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是用英语写作后，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的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分寸的把握。美国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语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可是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我们看到了密集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等待》之后，我又读了哈金的《疯狂》，以及零星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铁葫芦图书即将推出哈金的三部作品，这对于国内的读者认识哈金作品的全貌是件好事。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我们四个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来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序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孔林在木基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今年夏天，医院领导又给他新开了一封建议离婚的介绍信。孔林拿着这封信回乡探亲，打算再一次领妻子到法院，结束他们的婚姻。探亲前，孔林对在医院的女朋友吴曼娜保证，这次他一定要让淑玉在同意离婚后不再反悔。
孔林是干部，每年有十二天的假期。回一趟乡下要在两个镇上换火车、倒汽车，来回路上就要用去两天，他在家里只能待十天。今年休假前，他曾盘算，回了家会有足够的时间实行他的计划。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对妻子一个字也没提离婚的事。每次话到嘴边，又想咽到第二天再说。
他们家的土坯房二十年没变样，茅草屋顶，四间正房，三扇朝南的方窗，窗框漆成天蓝色。孔林站在院子里，面向南墙，翻弄着他晒在柴火垛上几本发霉的书。他想：不用说，淑玉根本不知道怎么爱惜这些书。我也用不着它们了，也许该送给侄子们。
他身旁鸡鹅成群，鸡昂头阔步地走着，鹅却摇摇摆摆。几只小鸡崽从围住小菜畦的篱笆缝里钻进钻出。菜畦的木架上爬着豆角和黄瓜，茄子弯得像牛角，壮硕的生菜盖住了垄沟。除了鸡鹅，他妻子还养了两头猪和一只奶羊。菜畦的西头是猪圈，肥猪在里面哼个不停。起出的圈肥堆在猪圈墙边，等着用车拉到自家地里。地头有个化粪池，猪圈肥要在里面高温焐上两个月，再撒到地里。空气中飘荡着猪饲料中酒糟冒出的味道。孔林别的不讨厌，就是受不了这股酸味。淑玉在做饭，灶屋传来风箱的喘息。孔林家院子南头，榆树和桦树的伞盖遮住了隔壁人家的茅草泥瓦屋顶，从那边不时传来邻家的狗吠声。
翻弄完书，孔林走出前面的院墙。院墙有一米高，墙头粘满酸枣刺的枝丫。他一只手拿着他在高中时用过的卷了边的俄语字典。他无事可干，坐在自家的磨盘上，翻着这本老旧的字典。他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想用它们造一两个短句，却想不起准确变格的语法规则。没办法，他只好任由字典待在腿上，纸页在微风中抖动。他抬眼看着远处的田间，村民们在锄土豆。地太广阔了，村民们把一杆红旗插在田地的中央，谁先到那里就可以喘口气。孔林被这景象迷住了，但是他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吴家镇上高中，不知道怎么干农活。
路上出现一辆牛车，上面高高垛着成捆的谷子秸，随着牛车左右摇晃。拉套的是头小母牛，后腿有点瘸。孔林看见女儿孔华和另外一位姑娘坐在车顶上，快被蓬松的谷秸埋起来了。两个女孩子又唱又笑。赶车的把式是个老头，头戴蓝哔叽帽子，嘴里咬着烟袋，用短鞭轻戳驾辕小公牛的屁股。牛车的两只包了铁皮的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
牛车在孔林家的门口停住，孔华扔下一只粗大的麻袋，自己也跳了下来。“杨大叔，谢谢啦。”她冲车把式说了一声，又向车顶上的胖姑娘招招手说：“晚上见。”然后她开始掸掉粘在上衣和裤子上的草刺儿。
老头和胖姑娘都看见了孔林，冲他笑笑，但没说话。孔林模糊地记得这位车把式是谁，但是不知道那闺女是谁家的。他清楚，他们同他打招呼并没有乡间的亲热劲儿。老头并没有喊：“伙计，咋样啊？”女孩子也没有说声：“大叔，好吗？”孔林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穿了军装。“麻袋里装的啥？”他从磨盘上站起来，问女儿。“桑叶。”她说。“喂蚕的？”“嗯。”孔华看起来不太情愿同父亲说话。她在屋后的三只大柳条筐里养了些蚕。“沉不？”他问。“不沉。”“要我帮一把吗？”孔林希望她在进屋前，能同他多说几句话。“不用，我自己能背。”
她用两只手把大麻袋抡到肩上，一双圆眼睛在爸爸的脸上盯了一会儿，轻快地走开了。他注意到女儿手腕晒脱了皮，露出点点嫩肉。她长得多高多壮啊，一看就是把干农活的好手。
她盯着他看的目光再一次让他不舒服。他不明白她气呼呼的是不是因为他要同她母亲离婚。他觉得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今年还没提离婚这件事。想到和自己的女儿有了隔膜，他很不痛快。小时候，她跟他那么好，每次探家，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长大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同父亲有了距离。现在她甚至多余的话一句也不同他说，最多冲他笑笑。他很困惑：她真的恨他吗？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过几年就会出嫁，不再需要自己这个老头了。
事实上，在他这个年纪，孔林看上去相当年轻。他快到五十岁了，外表并不像个中年人。虽然穿了军装，但他看起来更像个地方上的干部，不像个军官。他白白净净，细嫩英俊，笔直的鼻子上架着副黑边眼镜。相比之下，他的妻子淑玉又瘦又小，而且还十分老相，细胳膊细腿的撑不起衣服，穿在身上永远晃晃荡荡。除此之外，她裹着小脚，有时打着黑色的绑腿。她的头发挽成素髻，使脸显得更憔悴。她的嘴唇有些塌陷，但黑眼睛却轻扬灵活，并不难看。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对夫妻都不相配。“淑玉，咱们唠唠离婚的事儿好吗？”晚饭后，孔林问妻子。孔华刚走，去找朋友复习功课了。她想考哈尔滨的一所技校。“行啊。”妻子平静地说。“咱明天上县里？”“行啊。”“你总是说‘行啊’，可事后又变卦。咱这次能不变吗？”
她不吱声了。他们从不吵架，她总是听他的。“淑玉，”他继续说，“你知道，我在部队上需要有个家。我一个人日子过得很苦，我不是年轻人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你这次能跟法官说你答应离婚吗？”他问。“行啊。”
屋里又静下来。他拾起县里的报纸《乡村建设》，接着看下去，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淑玉在给女儿做衣服，用剪子和画粉在裁剪一块黑灯芯绒。从纸糊的房顶上垂下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两只黄色的蛾子在围着灯泡打转。白墙上，灯绳的影子割开了一张年画。年画上，一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穿着红色肚兜，骑在滚滚波涛中的一条大鲤鱼上。两床叠好的棉被和三个深色的枕头放在铺着席子的炕上，活像几个巨大的面包。村南头水塘里传来蛙叫，蝉鸣穿过纱窗，透进屋来。有人在生产队队部敲钟，召唤社员们去开会。
二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孔林还是沈阳军医学院的学生。那年夏天，他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母亲病重，房子失修，父亲在公社干活，没有时间照料。父亲想要孔林尽快结婚，讨个老婆好照顾母亲。孔林很孝顺，同意让父母给他找一房媳妇。
他们请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媒人，寻了一个月，相中了刘家的大闺女。刘家刚从罗沟县搬到鹅庄。因为孔林在念大学，不久就能当上医生和军官，淑玉的父母也没要彩礼，很高兴能把女儿嫁给他。孔林的父母给他寄了一张淑玉的黑白照片，他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觉得她是个模样周正的正常姑娘。她那年二十六，只比他小一岁。
但是，当他冬天回家，看到未婚妻的时候，心里凉了半截——她看上去那么老，好像已经四十多岁，脸上有皱纹，手像硬皮革那样粗糙。更有甚者，她的一双脚像只有四寸多长。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谁还会看上一个裹小脚的女人？他跟父母争辩，劝他们退掉这门亲事。但是他们死活不同意，反说他不懂事。退婚也得拿出证据，证明人家淑玉不配当媳妇呀。要是没有证据，他们这样做了，得让全村人骂死。“模样俊能喂饱肚子？”父亲耷拉着脸问。“儿啊，”母亲在病床上说，“好看的脸蛋过几年就黄了。性情好才靠得住。淑玉会是你的好帮手。”“您怎么知道？”孔林问。“娘心里有数。”
父亲说：“你上哪找心眼这么好的闺女去？”“儿啊，”母亲哀求说，“娘知道你娶了她，死也安心了。”
孔林向父母让了步。尽管他接受淑玉是他的新娘，但他认定她绝对上不得台面，带不出村去。从第二年夏天结婚之后，二十年来，他从不让她到部队医院去探亲。后来，他们唯一的女儿出生了，他开始睡在另一间屋里，他同她分房已经十七年了。每年回乡探亲，他都睡在自己的屋里。他不爱她，也不讨厌她，待她像个表亲。
如今，他父母早已故去，女儿孔华也中学毕业了。他寻思着，这个家已经不需要他来支持，他该去开始自己的生活了。无论如何他应该把自己从这没有爱情的婚姻中解放出来。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拖拉机要到吴家镇为新磨坊去拉电动马达，孔林和淑玉就搭车去县城。同车的还有淑玉的弟弟本生。本生是生产队的会计，他已经听说了他们要到法院去离婚。十多年来，每年夏天本生都要随他们一道去法院。从一开始孔林就明白，虽然本生在法院里一言不发，但就是他指使淑玉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的。两个男人坐在拖拉机拖斗里，背靠车帮，表面挺和气。两人平静地抽着孔林的“光荣”牌香烟。
吴家镇在鹅庄以西五十多里。道路两旁，许多麦田已经收割了，麦捆和谷捆堆得像望不到边的小坟头。几辆马车停在田里，社员们在装车，草叉上的尖齿在阳光下闪亮。拖拉机驶过一片草地，几头奶牛在吃草，牛犊在撒欢。北面横躺着松花江，江面宽阔如湖。一条褐色汽船拖着黑烟向东爬行。一对鹈鹕在水上翻飞，跳动在地平线上。
拖拉机在铺满车辙的路上慢慢颠簸。五十多里路走了一半，孔林感到腰疼。这在过去的年月里从没有发生过。我老了，他自语着。离婚的事不能永远拖下去。这次我一定在法官面前据理力争，了结这件事。
快到县城时，一队运砖的马车挡住了路，拖拉机跟在后面，慢得同人走路差不多。本生和外号叫大蜻蜓的司机耐不住，开始骂骂咧咧。走到县城中心足足用了半个钟头。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中街两旁的人行道上全是商贩。他们卖鸡鸭、蔬菜、水果、鸡蛋、活鱼、猪崽、衣服。到处是柳条筐、鸡笼、油罐子、鱼盆和水桶。一个卖哨子的秃顶男人在吹哨子，哨音划破空气，刺痛人们的耳膜。西瓜摊前的几个姑娘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大声吆喝着，一边用鹅毛扇轰着苍蝇。
拖拉机司机把乘客撂在黑砖墙的法院前面。法院在中街的西头，新华书店的对面。然后大蜻蜓开向修理厂去取马达。
离婚在乡下很少见。法院一年处理十多件离婚案子，只有两三对夫妻能离成婚。绝大多数案子是由法院帮助夫妻调解问题，让他们重归于好。
法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身穿警服。他一见到孔林和淑玉，就做了个鬼脸说：“又来了？”他摇摇头，向法庭后面的一个女警察招招手，让她到前面来做笔录。
等每个人都坐下之后，孔林走到法官面前，把医院的介绍信递给他。
法官根据程序让孔林向法庭陈述他的案子。孔林坐着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所以我们申请离婚。法官同志，不要认为我是个没良心的人。我妻子和我已经分居了十七年，我一直对她很好，而且……”“咱们先说清楚，”法官打断他，“你说‘我们申请离婚’，但是介绍信上只提到你的名字。你妻子也申请离婚吗？”“对不起。她没有。我自己申请离婚。”
法官清楚他们的案子，知道孔林一直和木基市的一个女人相好，所以懒得再问他什么。他转向淑玉问她丈夫的话是不是真的。
她点点头，“是”字几乎听不清。“你们俩已经十七年没在一块睡觉了？”法官问。
她摇摇头。“有还是没有？”“没有。”“你同意离婚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盯着地板上翘曲的宽大的木板。孔林盯着她，心想：快点，说是呀。
足有一分多钟，她一声不吭。法官耐心地等着，摇着一把大扇子，扇面上画着一只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引颈长啸。他对她说：“好好想想，别匆忙决定。”
她的弟弟举起手，法官让他发言。
本生站起来说：“孙法官，我姐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自己说不清楚，可我知道她的心思。”“那就跟我们说说。”“孔林这样对她太不公道。她在他们老孔家生活了二十多年，像头哑巴牲口一样伺候他们。她伺候他那个病老娘，直到老太太死。再往后，他爹也病了，她伺候老头儿三年，从没让他起过褥疮。他爹死了以后，她一个人拉扯大他们的闺女。她的男人还活着，可她像个寡妇一样忙里忙外。她过的苦日子全村人都看得见，谁不这样说？但是这么些年了，他孔林在木基市养着另一个女人，一个姘头。这太不公道。他不能把一个活人，他的老婆，当作一件衣裳，穿旧了就丢掉。”本生坐下，脸发红，直喘粗气，眼含泪光。
他的话让孔林羞愧。孔林没有争辩，看着妻子在擦眼泪。他沉默着。
法官挥手合上老虎扇子，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敲了一下。他一拳头捶在桌子上，激起尘土，缕缕黄色的烟尘在阳光中飘荡。他指着孔林的脸说：“孔林同志，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是我们老百姓的榜样。你算什么样的榜样呢？一个抛弃家庭的人，喜新厌旧，花心花肠子，一言一行都对感情不专一。你妻子像磨盘上的驴一样照管你的家，过了这么多年，你要卸磨杀驴了。这是不道德和可耻的，绝对不能容忍。你说，你还有良心吗？你配这身绿军装和军帽上的红五星吗？”“我、我一直照管我的家庭。我一个月给她四十块钱。你不能说我……”“本庭驳回你的离婚申请。结案休庭。”
没等孔林再辩解，矬子法官站起来，朝边门里的厕所走去。他扭着肥大的屁股，地板在脚下咯吱作响。他的法官帽还摆在桌子上。女警察看着他的背影，嘴上浮起淡淡的笑容。
中午了，外面的太阳火辣辣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集市，街上的人少多了。远处传来有气无力的马车铃铛声。路边有几个女孩子，唱着儿歌，在跳皮筋。石子路的街道在炎热的阳光下泛着白光，有几处坑坑洼洼的积存着雨水。孔林看到一位年轻妇女在卖头绳，停下来想给孔华买一副，但他不知道女儿喜欢什么颜色。淑玉告诉他“粉色的”，他花了五毛钱买了两条丝绸头绳。
他们一起走进街角上的“朝阳饭馆”，这是一个主要卖面食的小饭铺。他们拣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橡木的桌面看上去油乎乎的，中央还有几个灰色的圆圈印子。装筷子的玻璃罐子边沿上，一只瓢虫正在爬行，它的翅膀时而有意地相互摩擦，时而旋转起来，像一对装上小马达的刀片。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像老熟人一样亲切地打招呼：“中午吃点什么？我们有面条、牛肉馅饼、韭菜盒子、糖包和油条。”
孔林叫了一盘凉菜——茴香猪肝和猪心，还有四碗面。两碗给他的小舅子，淑玉和他一人一碗。凉菜很快上来了，然后是热腾腾的面条。面条上浇着勾芡的肉卤，里面有肉末、青豆、大葱、香菜和蛋花。淑玉用筷子调面，一滴卤溅在她的左手腕上。她抬起手腕，舔了舔。
他们安静地吃着。孔林什么也不想说，他的心麻木了。走出法院的时候，他想恨他的小舅子，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调动起强烈的感情了。
本生吃完了一碗面，打破了沉默。他对孔林说：“大哥，甭把我在法院说的话往心里去。淑玉是我姐，我得那么做啊。”他嚼着一块猪心，小眼睛闪闪发光。“我明白。”孔林说。“你不记恨？”“不。”“咱还是一家人？”“嗯。”
淑玉微笑了，开始大口吸着面条。孔林摇摇头，叹了口气。
拖拉机司机大蜻蜓原来说好在邮局附近的路口等他们，但是他们吃完饭到了那里，连拖拉机的影子也没看见。大蜻蜓肯定已经回家了。他们只得步行三里多地，到“绿园旅馆”门前搭公共汽车。本生骂了大蜻蜓一路。
吴曼娜同孔林相爱已经好多年了，她仍然等着他同妻子离婚，然后他们才能结合。一年又一年，他回家去想办法离婚，但从未成功。今年，吴曼娜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根据部队医院的王政委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制定的规定：只有分居十八年后，部队干部才可以不经妻子同意，单方面离婚。王政委在第二年的夏天就死于肝炎，但是二十五年来，这条规定得到严格的执行。
到了一九八三年，孔林和他的妻子已经分居十七年了。所以，不管淑玉是否同意，孔林明年就能离婚。这就是为什么吴曼娜确定他这次不会下多大劲儿。她了解他的思路：他永远只拣容易的道儿走。
从乡下回来的第二天，孔林来到吴曼娜的宿舍，告诉她法院的裁定。她木然地回答：“你走之前，我就知道你离不成。”
他双手圈起膝盖，对她说：“别难过。我真的尽了力。”“我没难过。”“别这样。明年我就能同她离婚，她不同意也没有用。咱们就再等一年，好吗？”“再等一年，”她抬高了嗓门，“你一辈子能有几个一年？”
他用手托着下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只剩一年了。”
她仰起脸看着他：“林，看着我。我是不是变成老太婆了？”“不，你不老。不要自寻烦恼。”
是的，她并不老，四十岁刚出头。她的脸上有了几条皱纹，眼睛虽然有点分得太开，但仍然明亮有神。她虽然有了点白头发，身材却蛮好，修长苗条。从后面看去，人们很容易以为她只有三十岁。
门开了，和吴曼娜同房间的护士小许哼着流行歌曲《太阳岛上》走了进来。小许的床对面就是吴曼娜的床。她看见孔林坐在自己的床沿上，伸伸舌头，做了个不好意思的鬼脸，说：“对不起，打扰了。”
孔林说：“占了你的地方，我该对不起你。”“没关系。”小许走到自己的床头柜前，拿出一个大番茄，匆忙走出去，又哼起了那首歌。
孔林站起来，关上门。接下来是沉默，仿佛两人谁也不愿意再说什么。
吴曼娜的黄瓷脸盆放在屋角的脸盆架上，他开始在脸盆里洗手。他把几捧水撩在脸上，对她说：“我得去上班。咱们今天晚上见，好吗？”他用她的白毛巾擦了擦脸。
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们俩都在医院的内科工作，孔林是医生，吴曼娜是护士长。虽然他们是大家公认的一对儿，但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只能在食堂的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医院的院子里一道散步。医院的规定禁止本院的一男一女在医院外面走在一起，除非是已婚或者订婚的同志。一九六四年，医院的一位护士被她的医助男友弄大了肚子，从那以后，这条规定执行了十九年。这位护士怀了孕，被人发现后，他们供认曾经在医院东面的桦树林里幽会了几次。两个人都被部队开除，男的回吉林老家的村子里当医生，女的被分配到营口市，在一个罐头食品厂包装水产品。医院党委做出了这项规定：两位异性同志，除非已婚或者订婚者，不得在医院大院的外面一起出现。
这条规定在当时对许多护士都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医院里未婚的男军官们怕被处罚，很快瞄准了城里和附近村子里的姑娘们。大多数护士都对此不满，但是这项规定严格实行了十九年。每当有人犯规，领导都要批评。因为孔林已经结婚，吴曼娜又不能成为他的未婚妻，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医院大院外面一起散步。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严格限制，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
第一部
一一九六三年底，孔林从军事医学院毕业，来到木基市的这所医院做医生。当时，部队医院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护士学校，学制为一年四个月，专门为东北和内蒙地区的部队培养护士。一九六四年秋天，吴曼娜进护校上学，孔林当时在那里教授解剖学。她是个生机勃勃的姑娘，在医院的排球队打排球。吴曼娜的同学大多数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生，只有她已经在海防部队的一个陆军师里当了三年话务员。她比她们年龄都大。因为护校里的学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女的，木基市驻军的许多年轻军官周末都爱往这里跑。
虽然这些姑娘还是士兵，不允许交男朋友，但这些军官多数都想在这些学员中找个女朋友或是未婚妻。他们对她们感兴趣是出于一个不可告人、只能藏在心里的原因：她们都是“好姑娘”。这个词的意思是她们都是处女，否则参不了军。每个应征的姑娘都要经过体检，处女膜破裂的部队不要。
一个夏天的星期天下午，吴曼娜一人在宿舍的水房洗衣服。一个身材适中匀称、脸上有几粒雀斑的中尉走了进来。他没戴军帽，风纪扣也没系，敞着衣领，露出突出的喉结。他站在她身边，抬起一只脚，放在水磨石的水槽里。自来水冲在他的黑塑料凉鞋上，溅起一片水花。他冲完了左脚，又开始冲右脚。吴曼娜看着他没完没了地洗脚，有点好笑。他的呼吸中有酒气。
他回过头来咧嘴一笑，她也报以微笑。两人慢慢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木基军分区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台长，也是护校彭教员的朋友。他一边说话，手一边比画着。他问她老家在哪儿，她说在山东。吴曼娜没有告诉他，她三岁时父母在西藏死于车祸，她其实是一个没有家乡的孤儿。“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吴曼娜。”“我叫董迈，上海来的。”
短暂的沉默。她觉得脸有点发烧，赶忙接着洗衣服。他却好像谈兴未尽。“认识你真高兴，吴曼娜同志。”他突然说，伸出一只手。
她扬扬手，让他看看手掌上的肥皂沫。“对不起。”她顽皮地一笑。“随便问问，你觉得木基怎么样？”他说着在衣襟上擦擦湿手。“还可以。”“真的？气候也还可以？”“是啊。”“冬天不太冷？”还没等她回答，他继续说，“当然，夏天还可以。那么……”“你干吗一双脚要洗八九遍？”她咯咯笑着。“哦，是吗？”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低头看看脚。“凉鞋很漂亮嘛。”她说。“我表妹从上海寄来的。哎，你多大了？”他龇牙一笑。
她没想到他会问这个，看了他一会儿，又转过头，脸红了。
他大方地微笑：“我是说，你有对象了吗？”
她又是一愣。她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一个女兵拎着桶来打水，他们的谈话只好中断。
一个星期以后，她收到了董迈寄来的一封信。他反复道歉说，那天在水房打搅了她，而且自己衣冠不整，不像个军官的样子。他问了她那么多令人难堪的问题，她一定以为他是个二百五。那天他有点反常。他请求她的原谅。她写了回信，说他并没有得罪她。相反，自己很开心。她欣赏他的坦率和自然。
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谁也没有谈过恋爱。很快他们就开始每个星期书信传情。两个月内，他们开始周末在电影院、公园和河边约会。木基有大约二十五万人口，董迈讨厌这个城市。他害怕这里严酷的冬天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裹挟着漫天雪尘的北风。天寒时节永远笼罩着天空的尘雾使他长期咽喉疼痛。他收发电报的工作毁坏了他的眼睛。他心情不快，牢骚满腹。
吴曼娜用好言好语安慰他。他的本性软弱温和。有时候她觉得他就像需要一个姐姐或母亲疼爱的小孩。
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在胜利公园见面。他们并肩坐在湖边的垂柳下，看着一群孩子在对岸放一只大风筝。这是一条纸扎的蜈蚣，在空中爬上爬下。在他们右边，三十多米开外，一头驴拴在树上，不时甩着尾巴。驴的主人躺在草地上打盹，脸上盖着一顶绿色的帽子遮挡苍蝇。枫树籽飘下来，在微风中打转。董迈偷偷地伸出手，搂住吴曼娜的肩，然后把她拉到怀里，想亲她的嘴唇。“你干什么？”她尖叫着跳起来。她猛烈的动作吓跑了水里的野鸭和鹅。她不明白他想干什么，以为他要耍流氓。她记不起来曾经被任何人亲吻过。
他慌了神，嘟囔着：“我没想到你这么生气。”“以后不准这样！”“好吧，我不这样了。”他不高兴地扭过身，往草地上吐唾沫。
从那以后，她虽然不再责骂他，但是坚决地抗拒他的进攻。她的道德和名誉感阻止她屈从于他的欲望。她的拒绝反而点燃了他的激情。他不久告诉她，他对她昼思夜想，眼前总是有她的身影出现。有时候在夜里，他会腰上别着五一式手枪在军分区司令部的大院里游荡几个小时。上天才知道他多么想念她，他夜里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就在她从护校毕业的两个月前，他出于绝望向她求婚，要她立刻嫁给他。
虽然她现在每天夜晚也在思念他，但她还是认为他简直疯了。她早晨起来头疼，学习成绩下降，常常怨恨自己。她会无故地对人发火。独自一人的时候，眼泪会充满她的眼眶。尽管他们相爱，但立即结婚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她不知道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可能是东北或内蒙地区任何一个偏远的部队单位。此外，这个时候结婚就表明她一直在谈恋爱，这将招致惩罚。部队所能给予的最轻的惩罚是把他们俩尽可能远远地分开。最近这些年里，部队领导就曾经故意把一些恋人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地方。
她把董迈求婚的事只告诉了她的教员孔林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心肠的结了婚的男同志，许多学员把他当成兄长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她需要有人给她客观的意见。孔林也认为现在结婚是不明智的，他们最好等到她毕业之后再作决定。他保证替她保守秘密，还告诉她，他如果也参与毕业分配方案的话，会尽力帮助她。
她劝董迈打消立刻结婚的念头，并让他放心，她早晚会嫁给他。毕业临近的时候，两个人都变得紧张不安，希望她能够留在木基市。他垂头丧气，而这种消沉反倒使她更爱他。
毕业分配的结果是她留在医院里，在内科做护士，属于行政级别二十四级的低级军官。这个好消息并没有使董迈和吴曼娜高兴多久，因为一个星期之后，董迈接到通知：他的无线电台要移驻到福源县一个新组建的团里去。福源县在木基市东北二百多里的地方，靠近中苏边境。“沉住气，”她对他说，“在前方好好工作和学习，我等着你。”虽然她自己也难过，但她觉得他感情太脆弱。她希望他坚强些，成为她能在困难的时候依靠的男人，因为生活中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挫折。“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快了，我保证。”
话是这么说，但她也不清楚他是否还能回到木基市。她想等一段时间再说。
随着分别之日的临近，董迈变得更加愤忿。有几次他提到宁愿转业回上海。她劝他别瞎想。从部队退役也许会把他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地方，比如油田，或者到内地修铁路的筑路工程队去。他们最好还是离得越近越好。
在军分区司令部大门口为他送别的那天，她忘了戴手套，只得不断地在手指上哈气。他脱下自己的皮手套给她，她没接过来，说他更需要。他站在电台车的后门，绿色的车身已经挂满了冰雪，变成灰色。车顶的无线电天线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发出刺耳的呼啸，但是仍然时时反弹起来，重新直立。雪下得更大了，寒风刺骨。车里的士兵挤到窗口，都想看看吴曼娜什么样。董迈向手下的士兵吆喝着命令，呼出的白气在他面前打转。车外，一个人在往车厢侧面的行李箱中装大块的木头，用来防止汽车在冰封的山路上爬坡的时候打滑。司机使劲踢着后轮胎，看看防滑链是否装牢。他的皮帽子全白了，落满了雪花。
车子开动了，董迈向吴曼娜挥手告别。他的手从后车窗伸出来，好像要拖住她一道走。他想喊：“曼娜，等着我！”但是在部下面前他不敢这样做。看着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脸，吴曼娜泪眼模糊。她咬住嘴唇才没有哭出来。
木基市的冬天好像没有尽头。雪一直到五月初才融化干净。四月中旬，松花江开江，冰封解冻。大人孩子聚集在江边，看着江里的大冰坨子嘎吧嘎吧开裂，在泛黑发绿的水里浮动。冰块撞死的鱼被春水冲起来，漂在江上。半大小子们在浮动的冰板上跳来跃去，捞起鱼扔到拎着的筐里，有狗鱼、胖头鱼、草鱼、鲟鱼苗和鲇鱼。在码头里猫了一冬的小火轮船，这时候也时不时拉响汽笛。等到整条江的冰化了之后，小火轮船悄悄开出来，在江里慢腾腾地驶来驶去。见到岸上看船的人们，就把汽笛放得又长又响，惹得孩子们又是叫又是挥手。
春天一下子就来了。柳絮漫天飞舞，行人走在街上吸得满鼻子满嘴，需要不停地把手在脸前挥来赶去。丁香花的香气刺鼻又醉人。上了年纪的人仍然用皮袍棉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上长着东一堆西一簇嫩黄的草。肥得冒油的土壤开始蒸腾起温暖的雾气，在阳光中闪烁，如同紫色的烟雾。杏树和桃树一夜之间开了花，蜜蜂把树上的花朵蜇得膨胀肿大。两个星期后，夏天就开始了。春天太短了，怪不得人们说木基只有三个季节。
吴曼娜在信里给董迈描绘了这些时令变化，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在木基待过。他的回信还是老一套，抱怨在边境上的生活。许多战士吃不到蔬菜，患了夜盲症。他们在营房里不能洗澡，内衣裤上净是虱子。整个冬天和春天他只看过两场电影。他掉了十二斤肉，瘦得跟鬼差不多。吴曼娜每个月给他寄一小包花生酥糖，让他打打牙祭，心里也好过点。
六月的一个傍晚，吴曼娜和另外两个护士正准备到医院大楼后面的排球场去打球，在收发室管邮件和报纸的士兵王奔平找到她，递过一封信。两个队友看见信是董迈写来的，跟她起哄：“哎哟，情书哇！”
她打开信封，读着那两页纸，心里像是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锤。董迈在信上说，他已经申请转业，领导也批准了。他实在受不了边境上的苦日子，一分钟也不能挨了。他想回上海，那里气候温和，饭菜也可口。更让吴曼娜心碎的是，他决定同在上海当售货员的表妹结婚。没有这张结婚证，他就拿不到上海户口；没有上海户口，他不能找工作，没有房子住，大上海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申请转业之前，已经同表妹订了婚。不这样做，部队领导也不会批准他回上海，因为他的家在上海郊区，不在市里。他在信里说：曼娜，我对不起你。你恨我吧，忘掉我吧。
她看完信，半天没缓过神。“你没事吧？”护士小沈问。
吴曼娜点点头，嘴唇紧闭。三个人向排球场走去。
吴曼娜平时在排球场上对输赢并不在乎。这天她格外卖力，扣球特别凶狠，队友们第一次冲她喊：“好球！”她的脸上满是汗水、泪水。为了救起一个球，她整个身子脸朝下重重摔在铺着石子的球场上，右胳臂肘也被划破了。场外的观众大声为她叫好，她慢慢爬起来，看到血从皮肉里渗出来。
打完了一局比赛，大家劝她到医务室上点药，包扎一下伤口。她离开球场，心里还想着要回来打第二局的比赛。走在路上，她改变了主意，径直走回宿舍。她草草地用凉水洗了洗胳臂肘，也没有找绷带裹一裹。
屋子里只有她一人。她掏出信又看了一遍，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涌出来。她把信往桌上一扔，扑到床上，扭动着身体，咬着枕头套，泣不成声。一只蚊子在她头顶上嗡嗡叫，落在她脖子上，她也一动不动。她觉得自己的心碎了。
等到九点钟，同宿舍的三个室友回来了，她还在哭。她们拾起桌子上的信看了看，一边安慰她，一边骂这个良心让狗吃了的混蛋。她们骂得越狠，她哭得越伤心，甚至颤抖起来。那天晚上，她牙没刷，脸没洗，和衣而卧。室友们早已进入梦乡，呼粗气，咂嘴唇，嘟囔着梦话。她时时惊醒，无声地流泪，眼睛像掏不干的两口水井。
她病了几个星期，感觉自己老了许多。她整天无精打采，木然绝望，后悔没有在董迈离开木基市之前嫁给他。她的四肢疲软无力，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她借口身体不好退出了医院排球队，对同志们的抗议也无动于衷。她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个中年人。她变得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穿衣服也不讲究了。
大多数人都把二十七岁当作女人的一个槛儿，过了这个岁数就变成了老姑娘。吴曼娜现在已经快二十六岁了。医院里有三个这样的老姑娘，吴曼娜看来注定要成为第四个了。
她虽然不十分漂亮，但是身材苗条修长，有种大方自然的风韵。她的嗓音也很动听。正常情况下，找个男朋友并不发愁。但是，医院里总是窝着百十来个女护士，多数刚刚二十岁出头，正是青春健康的好年纪。年轻的军官们要想在她们中找个对象，不是什么难事。这样一来，看上吴曼娜的人就少了。只有一个大头兵对她有意思。此人是个炊事员，一个又矮又胖的四川人。她每次在食堂打饭，他总是把她的饭盒装得满满的。吴曼娜可不想找个当兵的男朋友——部队里规定，只有干部才可以谈朋友找对象，她不想破坏纪律。另外，这个男的长相实在看着憋屈，脸像猫头鹰，贼眉鼠眼。只要排队买饭的时候看到是他在卖饭，她就换一个窗口。二
六十年代中期，医院里只有四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孔林是其中一个。其他的七十个医生都是部队自己培养的，主要是进短训班，再加上战场上实际救护伤员的经验，就成了给人看病的大夫。孔林不仅有大学文凭，而且肩上扛着上尉的一杠三星，每月工资九十四元。怪不得有的护士觉得他的条件很吸引人，特别是那些刚进医院工作，还不知道他在乡下有老婆的年轻护士们。等她们后来发现他已经结婚了，不免失望。医院里于是出现了许多关于孔林妻子的传言，有的说她比他大八岁，是他七岁的时候家里领来的童养媳。有的说，她在嫁给他以前给他当了好多年的保姆。尽管有这些流言蜚语，谁也说不上来他的妻子到底长什么模样。
吴曼娜在医院的护校里上学的时候，就和孔林是好朋友。他亲切随和，不像其他教员那样架子大，这使得吴曼娜更尊敬他。现在他们同在内科工作，她逐渐依恋上了这个个子高高、文文静静、待人和气的男同志。不管谁同他说话，他总是会耐心地听着，尊重说话人的意见。他只有三十岁，显得老成持重，不像其他年轻军官们那样毛愣。他鼻子上的眼镜也给他添了几分洋气和学者的派头。医院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叫他老学究，或者书呆子，每年都评选他为医院里的先进模范。
吴曼娜告诉了孔林董迈同她解除婚约的消息，他说：“忘掉他，好好生活。你会找到更好的人。”
她感激他能说这些体贴的话。她肯定，他不会像别人那样，拿她的痛苦去背后嚼舌头。
夏日里的一天，她到他宿舍去送一本《军事医学研究》杂志，还有治疗他关节炎的药。孔林的宿舍还住着另外两个医生，那天房间里只有他一人。靠墙立着的一个木头书架高过他的床头，引起了吴曼娜的注意。书架上的书有两百多本，许多书她从来没有见过，有《青春之歌》《水泥》《国际共运史》《战争与和平》《铁道游击队》《白夜》《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等等。最底层的书架上放着几本俄语医学教科书，它们最令她惊奇——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能看懂用外语写的书的人。
相比之下，孔林的两个室友什么书也没有，好像根本不识字。其中一个人的床头桌上摆着一个黄铜炮弹壳，一尺多高，直径有八九寸。炮弹旁边是一个用几只海螺粘成的台灯。两个室友的床上都铺着花被子、花枕头，而孔林的床上却是素白草绿，标准的部队铺盖。他的蚊帐已经发黄，边角已经磨得脱线。吴曼娜想起护士们中的议论：孔林花钱手很紧，在食堂里从来不买贵的饭菜。她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她注意到，孔林吃饭不像有的男同志那样几口划拉下去，而是坐在那里细嚼慢咽，像女人在做针线活儿。
出乎她的意料，孔林弯下腰，从室友陈明的床下拉出一个洗脸盆，说：“吃点水果吧。”脸盆里有二十来个棕黄的苹果梨。这是他们三个医生昨天一起买的。“怎么还把我当客呀。”她说。“不是跟你客气，是你有口福。你如果明天来，就都消灭了。”他挑了一个大个儿的梨，用脚把洗脸盆又推回床下。脸盆在洋灰地上磨出的声音好刺耳。“我马上就回来。”他说完，到外面去洗梨。
她从他的床头拿起一本书，是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扉页里侧，她发现一片木刻的书签。书签的最下边有几个外国字码：EX-LIBRIS。字的上方，镂空雕刻出一幅画面：茅屋一间，篱笆环绕。屋旁的两棵大树枝叶繁茂。远山之外，飞鸟起舞，落山的太阳洒下最后的余晖。吴曼娜看出了神，被书签上宁静淡泊的风景迷住了。
孔林进来了，她指着那几个外文字母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拉丁文，就是‘本人收藏’。”他把洗好的梨递给她。她注意到他的手骨节突出，手指灵活细长。她心里想，他应该去外科拿手术刀，当个内科大夫屈才了。“看看你的书行吗？”她问。“行，行，你随便看。”
她咬了一口梨，又甜又脆，让她想起了许多年前吃过的一个香蕉。她开始翻阅书架上的书，发现每本书的扉页都夹着同样的书签，有的大部头书的页边上还印有孔林的藏书章。他对书爱护得多仔细啊！她非常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多看看孔林的书，但她还要给另一个医生送东西，只得离去。
从那以后，她开始向孔林借书看。医院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除了政治和医学书籍之外，根本没有什么书可看。仅有的几本小说和戏剧，也都上交给了红卫兵小将。两个月前，红卫兵在市政府前面把收缴来的书一把火烧个精光。不知为什么，孔林的藏书却平安无事。好像没人告发他，医院里的造反派也没有露出要没收他的书的意思。吴曼娜很快发现，有几个医院里的干部也背着人从孔林那里借书看。有时候要借一本小说，她得等先借去的人把书还回来。
她对书的兴趣并不大，从来没有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但是她很想知道孔林和他的朋友们都在看些什么书，仿佛他们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神秘小集团。
医院里有家照相馆，只有一个跛脚老头在经营。十月一号国庆节那天，吴曼娜在照相馆前碰上了孔林。他请她帮忙，把他宿舍书架上的书都包上书皮。他解释说：“把书名露在外面会惹出事情来。谁都看得见。我已经包了一半了。”“我去帮你包。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她说。
晚上，她来到孔林的宿舍，他的两个室友陈明和田进也都在，两人趴在棋盘上下军棋。桌子上有一个装来苏水的塑料筒，里面盛着干啤酒。陈明和田进边下棋，边从筒里倒啤酒喝。陈明是针灸师，田进是外科医助。两个人都是医院培训的医生。孔林拿出一大卷牛皮纸、一把剪刀和一团胶布。他和吴曼娜开始包书皮，两个室友却在棋盘上激战，杀声阵阵。“臭棋，”陈明喊，“我的上校干掉了你的连长。”吴曼娜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他嘴里的臭气。“别介，别介，”田进求饶，“就让我悔这一步棋，成不？刚才我的地雷炸了你的元帅，不也让你悔了一步。”“给我吧！你个鸡巴豆秧子。”陈明探过身去掰他的拳头。田进手里攥着自己的连长。
瘦得像麻秆一样的田进一边躲，一边说：“你嘴放干净点！”“比你娘的腚干净。”“别不要脸，这儿有女同志。”“从现在起，不许悔棋。”“中。”
孔林和吴曼娜一声不响地干活。书架上的书都摊到床上。他们把书一本一本地放到桌子上，包上书皮，又摆回书架。有三四次，两人都去拿剪刀，她碰到了他的手。她想冲他笑笑，又感觉自己的脸红了，忙低下头。有两个大呼小叫的室友在场，她平时的大方劲儿不知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她兴许会同他谈点什么，这是她最盼望的事情。
两个小时后，所有的书都包裹在牛皮纸里。吴曼娜看到，书摆放在书架上，都是同样的面孔，分不出彼此。“好家伙，你咋能分出来哪本是哪本呢？”孔林给她打开一瓶格瓦斯汽水，她边喝边问。“没问题，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出来。”他的微笑很羞涩，脸上泛起两片红晕。她感到他在躲避她的目光。
书皮包上还不够，他又把一块白布钉在书架上，像挂起了帘子。这下，他的小图书馆算是永远封闭了。她不禁好奇他平时怎么同两位室友相处，他们俩的性格同他可是相差太远。他一定是脾气特别好。
两天以后，医院政治部命令所有医护人员上交任何包含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书，特别是那些外国作者写的书。孔林告诉吴曼娜，他找出那些有两本相同版本的书，上交了几本。她惊讶医院领导并没有让他交出所有的小说。看起来，他早就听到了风声，不然不会匆忙找她去包书皮，不会在交书的命令下达之前关闭自己的小图书馆。他干什么要冒风险藏这些书呢？单凭这一条就可以批判斗争他。谁都知道孔林有许多外国小说，为什么领导不没收呢？她不敢问孔林，也不再从他那里借书了。三
一九六六年冬天，医院开始了野营拉练。不知道什么原因，沈阳军区的一位负责首长在十月份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部队都要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能够拉出去进行作战训练。四个轮子的汽车不但在实战条件下不可靠，而且容易培养出“老爷兵”。军区的命令说：“我们要发扬长征精神，恢复骡马化的光荣传统。”
一个月了，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在乡间步行拉练，走了一千二百多里地，晚上就在村庄里和小镇上宿营。他们沿途还要进行战场救护、抢救伤病员的训练。孔林和吴曼娜都参加了拉练，孔林还被任命为一支医疗小分队的队长，指挥二十八个队员。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领导，工作起来格外认真。
开始几天，部队斗志旺盛，并不觉得累。这是因为道路平坦，大家还有几分新鲜劲儿。进入山区，大雪遮盖了道路，行军变得越来越艰难。队伍中，许多男女队员开始一瘸一拐，招来路上老百姓的目光。他们看着这支队伍，好奇中夹杂着兴奋。有时候，部队进入一个村镇，在路边看热闹的民众热情地为这些快要掉队的军人鼓掌加油。但是，那掌声听起来却比挨骂还难受。他们纷纷垂着头，丧着脸。因为男女平等，女护士要和男同志走一样的路。但她们不用扛枪，只背些不太重的装备。
有一天，没有风，拉练的队伍穿过一片森林，向北面一个村庄行进。他们已经走了一整天，只在吃午饭的时候休息了一会儿。到傍晚七点钟，已经走了将近九十里路。大家又累又饿，还要走十六里才能到达目的地。突然，上级传来了命令，要他们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进村。命令说：“要在战斗打响之前赶到。”队伍立刻开始急行军，全速前进。
吴曼娜抬着一副担架，已经走了六个小时，脚上打的泡钻心地痛。担架上的“伤员”是半扇猪肉，足足有一百多斤。现在她完全走不动了。孔林摘下她肩上的医药箱，把箱子的背带横勒在自己脖子上。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着她就走，连跑带颠地跟着队伍。
他们的大头皮鞋踢起团团雪粉，时常能听到指挥员威严的喊声：“跟上！”“不要摘帽子！”夜空中，北斗星不停地摇晃，仿佛地球翻了个儿。成群的乌鸦从树上惊起，四散飞去，撒下一串串聒噪，像饿鬼在叫。茶缸水壶掉在冰上，溅起清脆的声响。突然，一个高个战士倒下了，他身上背着的五十多斤重的报话机砸在一棵横在地上的枯树干上。负责通信联络的田进吓坏了，一边扶起倒下的战士，一边从牙缝里骂：“王八蛋，要是机器摔坏了，你他妈的回老家去啃一辈子地瓜。”
一路上，吴曼娜对架着她的战士哼哼：“放开我……哦，太累了。让我死在这儿吧，就在雪地里……”两个战士不理她，拖着她往前走。上级命令不让任何人掉队。
五十六分钟以后，部队进了村。这个村庄有八十户人家，孔林的小分队住进三户老乡家——两户大的房子住医生和战士，一户小的房子给了七名女护士。
昏黄的月色中，生产队队部的两座烟筒里蹿出炊烟和火星。炊事班在紧张地烧水做饭，灶下燃着秫秸和灌木。两个炊事员在案板上飞快地剁白菜，另外一个在熬汤、蒸馒头。他们同时在烙饼，用两块厚猪肉皮，隔一会儿就在行军锅里抹抹，直到挂上薄薄的猪油。院子里，骡马在饮温水，嚼草料，通身上下闪着一层汗珠。司务长出去寻找马厩了，还没有回来。
孔林把大家安置好后，带着一个通讯员到“伙房”打饭。他看到护士们一个也没有来吃饭，猜想她们一定是累坏了。他让长着娃娃脸的通讯员把馒头、白菜猪肉汤给男同志带回去，自己从炊事班那里借个铝盆，盛上汤，抓上一袋烧饼，向住着女兵的农舍走去。
起风了，盆里热汤的白气被吹成丝丝缕缕，在孔林的胸前缭绕。哨兵在村里巡逻，晃动着手电筒和冲锋枪。时而传来被他们激起的犬吠声。南边，松涛阵阵，此起彼伏。松树顶上，寒星有如铜纽扣闪闪耀耀。一进屋，孔林发现吴曼娜和牛海燕正把脚泡在一个大木盆里。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大娘在铁桶里给其他护士烧水。“为什么不去打饭呢？”他问大家。“我们还在汗里泡着呢。”护士小许回答。“我可累死了。”吴曼娜说。她的双脚在温水里互相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不管怎么样，你们得吃饭。”孔林说，“不然明天走得动吗？”他把汤和烧饼放在一个钉着铜片装饰的柜橱上，“好吧，吃了饭，好好睡一觉。明天要走长路。”“孔大夫，我、我实在走不了了。”吴曼娜指指自己的脚，声音带着哭腔。“我也不能走了。”大眼睛的牛海燕插进来说，“我脚上也打了泡。”“我看看。”他说。
老大娘把油灯凑得近了些。孔林蹲下去，察看搭在木盆边上的两双脚。牛海燕的脚上有三个小泡，一个在右脚大拇指上，另外两个在左脚跟。吴曼娜的两只脚掌布满了水泡，像密密麻麻的小气球，亮亮的。他用手指尖轻轻按了按最大的一个泡四边的红肉，吴曼娜疼得叫起来。“必须马上把这些泡挑了。”他对周围的护士说，“你们谁会干？”“不会。”她们一齐摇头。
孔林叹了口气。护士们惊讶地看着他卷起了袖子。他对吴曼娜说：“曼娜，拔两根头发，要长的。”“好吧。”她说。
他转向老大娘：“大娘，您有针吗？”“有，有。”她走出屋，喊在厢房里的儿媳妇，“蓉啊，捎两根针过来。”“给。”吴曼娜递给孔林几根头发，每根都有一尺长。他拣出一根，把其余的放在膝盖上。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大葫芦瓢，里面装着碎布头，白、蓝、黑线团，还有一个小小的丝绸针垫。她说：“娘，俺把针都拿来了。您要多长短的？”“短的就行。”孔林接过话茬。
他捏着一根一寸来长的针，纫上一根头发，然后对吴曼娜说：“别怕，不会太疼。”
她点点头。孔林用酒精棉球擦干净手，又擦擦针和头发，用镊子夹着另一个棉球，在吴曼娜右脚跟那个最大的水泡上抹了点酒精。他先用指尖轻轻戳了戳水泡的表皮，抚弄了几秒钟，然后用针穿过水泡。“啊！”她叫了一声，紧闭双眼。她的脚跟立刻沾满了从水泡里流出来的温热液体。
孔林剪断针上的头发，留下一段穿在水泡里。“别把头发拔出来，这样两边口是开的，水能流出来。”他对围观的护士们说。“天老爷子，啧啧，”老大娘说，“啥人能想出来这么个法儿整治个水泡？”她摇晃着满是皱纹的脸，白眉毛不住跳动。
孔林一个一个挑破了吴曼娜右脚掌上的水泡，其他护士七手八脚地侍弄好了她的左脚掌和牛海燕脚上的水泡。老大娘爬上火炕，把七顶被汗水湿透的皮帽子的里子翻出来，摆到靠近灶台的一端烤干。
孔林收拾完了吴曼娜右脚掌上最后一个水泡，在盆里洗洗手，对牛海燕说：“你没事，明天就能下地走路了。曼娜的脚我不敢说，可能得几天的工夫才能愈合。”
牛海燕听了，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其他的护士叽叽喳喳，这个说谢谢孔大夫教她们挑泡，那个感激他帮她们打来了晚饭。“好了，好了。先吃饭，好好休息。”他说，“别忘了明天一早把饭盆给炊事班送去。”“忘不了。”一个护士说。“孔大夫，你就跟我们一块吃吧。”护士小沈说。“是啊，就在这儿吃吧。”几个声音一起说。“嗯，我吃过了。”
这当然不是真的。他突然感到喉头发紧，胸口暖融融的。他没有想到她们会邀请他，担心自己真的留下来和护士们吃晚饭，会引起闲言碎语，上级领导也会批评他不注意影响。他强迫自己说：“咱们明天见。大娘，明儿见。”他掀起用黄麻袋片做的厚门帘子，走了出去。
到了屋外，他听见老大娘说：“闺女啊，你们可真有福啊。这人可有多好。大娘就是脚上没起泡。”屋里响起一阵笑声。
一个护士唱起一段歌剧：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啊……
孔林在雪地里转过身，久久凝望着那间低矮的农舍。那里的窗户透出昏黄的油灯光。他要是能和那些女护士一道吃顿饭，该有多美啊！为了这一餐，让他再走六十里路的急行军也值得。他怀疑，自己到她们那儿去，是为了送饭，还是出于其他下意识的原因。突然，他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奇怪的画面，他看见自己坐在一条长餐桌的上首吃饭，两旁坐着七个女护士和那位老大娘。不，那个老大娘变成了他的妻子淑玉，她正忙活着，给大家从一个篮子里往外拿新出笼屉的馒头。他们一起吃着饭，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谈笑着。她们都喜欢当他的老婆，住同一座房，吃同一锅饭。他记得在旧社会，有钱的男人都有三妻四妾。这些地主、资本家真有福气，能享受那么多女人！呼啸的寒风把他的思绪带回到雪地里。他摇摇头，眼前的画面消失了。“你真叫人恶心。”他自语。他有点厌恶自己，居然羡慕那些反动派的艳福。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应该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吴曼娜的脚在他手里的感觉好像已经进入肌肤，在他的手心、手指里逗留扩展。他转身向男同志的农舍走去，脚步已经没有来时那样坚实。
吴曼娜第二天还是不能走路。孔林安排她坐上一辆装炊具和粮食的马车，为部队打前站。他把牛海燕和他自己的羊皮大衣都交给她，用来裹住她的腿，这样他们也可以身上轻快些。她坐了两天马车，然后部队在一个公社乡镇上休整了一个星期。她的脚也就完全好了。
队伍重新上路以后，他仍然帮她背着医药箱，一直到拉练结束。每当她表示感谢，他总是说：“没什么，我应该做的。”四
部队回到木基市以后，吴曼娜对孔林的感激逐渐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好奇。上班的时候，她经常有事没事到他办公室去，同他说上一两句话。到了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她会睁着眼睛，琢磨这个怪人。她的脑海里浮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爱他妻子吗？她长得什么模样？她真的比他大八岁？他为什么总是那么文静，那么菩萨心肠？他跟别人红过脸吗？他好像是团棉花，没有脾气。
傻丫头，老琢磨他干什么？他人是不错，但是结过婚了。别做梦了，他才不会等着你嫁给他呢。
如果他不爱他妻子，想离开她，该怎么办？真要那样，你会跟他吗？少胡思乱想，快睡觉吧。
你会嫁给他吗？
她不知骂过自己多少遍，还是忍不住想到他。每天夜里，她都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到半夜。有时候，她感觉他的手仍然握着她的右脚，在轻轻抚摩着。他的手指多敏感，多轻柔啊！她情不自禁，双脚在被子底下摩挲开了，甚至还会按摩被孔林抚摩过的脚掌。她内心的温情快要溢出来了。
牛海燕告诉她，孔林和妻子生过一个女孩。她听了非常难过——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孔林要摆脱家庭没那么容易。她不断提醒自己：你现在明白了吧，还是离他远一点。这样下去要惹出祸来的。甭管你对他的感情会有什么结果，人家还是会骂你不要脸，破坏别人的家庭。第三者插足可是和犯罪差不多啊。
她无数次强迫自己要理智，但是只要遇到孔林，她的眼睛就会去寻找他的脸。她觉得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六月的一个傍晚，吴曼娜到医院的动物实验室去看刚产下来的一窝小豚鼠。从实验室回宿舍的路上，她看见一男一女正沿着食堂西边的白杨树林子散步。从远处看不清楚，那个男的背影有几分像是孔林。白天下了一天的小雨。暮色中，空气温和湿润，飘散着树木的清香味。一排排的白杨树像颜色深暗的篱笆墙，那两个人身上的白衬衫格外醒目。他们正向西溜达过去。
吴曼娜急切要弄清楚他们是谁。树林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从成排的小杨树中斜插过去。她没有犹豫，抄小路走进杨树林，要抢在前面看看这对男女的真实面目。她走在小路上，心口咚咚直跳。杨树叶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淋在她头上，像是下起了小雨。天空暗蓝，星斗却刺眼地明亮。
前面闪出一条黑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吴曼娜看清楚是条狗，不知道是伙房炊事员养的那条，还是外面溜进来到伙房偷东西吃的野种。这狗眼珠盯着她，放射着绿光。她打了个寒战，想起几个星期前，一个男孩就在这里让疯狗咬了。她明白，要是转身逃跑，狗就会追上来咬她。她站着不敢动，看到地上有根树棍，抄起来，对着狗乱比画一通。狗看了她一会儿，嗅着地皮，跑开了。
吴曼娜走到树林深处，听到一个女声说：“他就这么把书弄丢了？我不相信。”她听出这是马萍萍的声音，管理医院图书馆的姑娘。“下次我得收他的押金。”孔林开着玩笑说。
两人都笑起来。吴曼娜躲在几棵小杨树后面，盯着他们。孔林看上去挺开心。他们俩站在一盏路灯下，说着什么，吴曼娜听不清楚。他们前面是一个雨水积成的小池塘，在月色下粼粼闪光，传出阵阵蛙叫声。马萍萍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甩进池塘。石片打起几个水漂，荡出小小的涟漪。“我打了三个！”她笑起来像一串银铃。甩进池塘的石头压灭了蛙鸣。几秒钟后，一只青蛙试探着叫起来。“打水漂，你可赢不过我。”孔林说着，也甩了一块。“五个！”女的说。
他们转过身，满地寻找扁平的石块，可是都不满意。比赛接着开始，由于石头太厚，没人能打过三个漂。但是，两个人好像都高兴得很。
吴曼娜不敢待得太久，小路上常有人来，她怕别人撞见。那条该死的狗兴许还会出现。她扛着树棍，匆匆往回走，好像乱箭穿心。她突然嘴里焦得冒烟，干咽着唾沫。回到宿舍，她的解放胶鞋和裤脚被雨水打得精湿。
那天夜晚，她说什么也睡不着，眼前晃动的都是她在杨树林里看到的情景。孔林和马萍萍真有什么关系吗？他们是在处对象吗？很可能是，不然怎么会在一块玩打水漂，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不，不可能。马萍萍至少比孔林要小十岁。再说，她只是个战士，按规定不许谈朋友。她可不会在乎什么规定不规定的，会吗？不，她不会在乎的，要不然怎么敢去勾引有妇之夫？孔林真的会看上她？多半不会。她脸上疙疙瘩瘩，丑得像个倭瓜，牙齿撒气漏风。虽说这样，孔林好像同她很谈得来。他和别人在一起，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自然。在她的脑海里，吴曼娜又看见他站在池塘边，叉着腰，看着那个女人在打水漂。
吴曼娜越想心里就越乱。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马萍萍的父亲是驻辽宁省的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凭这样的靠山，在有的男人眼里，猪也能变成仙女。孔林是这样的人吗？
想到这里，吴曼娜悲从中来——她想起了死去的父母。他们要是活到现在，不也是高干了？姑姑告诉过她：她父亲在出车祸前，已经是一家大报社的著名记者。有几个三十一岁的年轻人会这么出息？她的母亲是学法语的大学毕业生。有这么高的学历，她在工作中一定进步很快。
令吴曼娜烦恼的还有一件事情：马萍萍文学名著读得多，又管着一个图书馆。听说，她经常在宿舍里给室友说古论今讲故事，她们还得去买山楂糕和饮料给她上供，要不她会卖关子，不往下讲。这可能就是孔林看上她的原因。在这点上，他们两人挺般配，都是书呆子。他们肯定还会在一块聊书。
吴曼娜该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这个丫头把他抢走？不，绝对不行。她要开始行动。五
孔林对吴曼娜很照顾，特别是后来知道她是在青岛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的，对她就更关心了。在医院工作头两年的时候，每年休假，她都待在宿舍里，没有地方去。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朋好友，只有一个远房姑姑，还从不来往。孔林常常劝她重新回到排球队，或者参加医院的文艺宣传队，她总是说年纪大了，不合适了。她反而会半开玩笑地说，要是知道哪儿有尼姑庵还收徒弟，就要剃头当姑子去。眼下，哪还有什么青灯古佛。红卫兵破“四旧”，在全国各地砸寺庙、封修道院，和尚尼姑都被还俗了。有的遣返回乡，有的发配到偏远地区，让他们向劳动人民学习重新做人。
这些日子，孔林一直躲闪着吴曼娜抛过来的眼风。他还没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看上她了。去年夏天董迈抛弃了吴曼娜之后，她变了许多。她容貌中的青春鲜灵消失了，笑起来眼角出现了细密的皱纹，脸上没了血色，皮肤开始松弛。他为她难过。女人的姿色消退得多快啊，经不起一点儿折腾。他愿意多关心关心她。可是，当她蕴含深意的微笑和风情流动的眼波投过来，像是要把他拽过去时，又让他浑身不自在。
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他结婚已经快四年，女儿也有十个月大了。他在街上，只要遇到手拉手的夫妻，就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心底渴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样。他结了婚，却过着鳏夫一样的日子。难道他就不能享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吗？如果当初他不同意让父母给他找媳妇，如果妻子长得漂亮，没有裹小脚，或者如果他们两人再年长十几岁，城里人就不会笑话她的小脚——他也会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并不很痛苦。虽然觉得老婆是别人的好，羡慕那些有福气的丈夫们，但这种感觉不过转瞬即逝。他挑不出淑玉什么毛病，家里老娘重病缠身，她殷勤伺候，直到婆婆去世。现在，她又伺候瘫在床上的公爹，还得照顾他们的女儿。孔林总的来说满足在医院的工作。他因为有医学院的文凭，工资挣得不少，比医院里大多数医生拿得多。他的生活简单平静，直到有一天吴曼娜改变了这一切。
她在他办公室的桌上留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京剧票和一张字条，上面有她圆圆的字体：“这是《甲午风云》的戏票，八点钟开演。我希望你能去看戏。”他过去看过同名的电影，知道故事情节，想着要不要把戏票退给她。又一想，还是决定去看戏。反正那天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又是长春市一个著名京剧团的名角演出，位子也不错，靠近舞台。
医院的剧场在大院里的东南头。孔林找到第五排，吃惊地发现吴曼娜也坐在里面，紧靠着自己的座位。他犹豫一下，向她走过去。他刚坐下，前后左右的人纷纷往这边看。观众席里，有的摇扇子，有的嗑瓜子。孩子们挥舞着弹弓、木枪、木剑，在舞台前和过道里追打着。他们清一色戴着军帽，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有几个孩子腰里扎着武装带。扩音器里，一个男人要大家掐灭烟头，说烟雾会遮住幻灯机在舞台右边墙上投射出的台词字幕。几个传染病科的护士在人群里寻找她们的病人。按规定传染病人是不能到这样的公共场所里来的。
孔林的心里七上八下，他不明白吴曼娜为什么胆子这么大。瞧她的样子，好像并不介意别人投来的目光，甚至主动向他伸出手掌，露出几颗糖果。他紧张得像做贼，但还是拿了一颗，剥开糖纸，放进嘴里。是块橘子汁糖，酸酸的。她微笑着，看上去甜蜜蜜的。他心里嘀咕：城里的姑娘，啥都不怕。
幕布后面走出一个女报幕员，用动听的嗓音介绍了几句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大幕拉开了，两个演员身穿金色的清朝官服，头戴黑边顶戴花翎官帽，脚蹬白底朝天靴，侧着身子，迈着台步登场。锣鼓敲过，台上开唱了，说的是日本人打进了高丽国。
那个小生唱道：边关飞马报军情，从海上，杀来了，五千鬼子兵。贼倭寇，踞船上，守候十天整，几天前，出急兵，杀向那平壤城。
台上另一个演员听着唱词里的战报，嘴里不住哼哼哈哈地吆喝着。
孔林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不时转过头去读墙上的字幕。很快，他就和别人一样沉浸在剧情中。舞台上，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手里挥舞着一只长长的单筒望远镜，正在视察北洋水师的舰队。阅兵之后，一群赤裸上身、盘着辫子的水师炮手，正在准备同日本海军决一死战。主炮塔周围的前甲板上摆放着高大的铜壳炮弹。舞台背景是一块豆青色的海景幕布，画着起伏的波浪。
台上的北洋水师正在黄海海面同日本军舰打得难解难分，一只手伸过来，搭在孔林的左手腕上。他扭动几下身子，并没有抽出手。他左右看看，周围的人都被舞台上悲壮的高潮吸引住了。鼓点如疾风暴雨，号角高亢嘹亮，锣钹敲得人心慌慌，噼啪的枪炮效果震得耳膜生疼。他用眼角瞟瞟吴曼娜，她斜眯着眼，正看着他。
她的指尖轻轻地挠过他的掌心，抚摩着手上的纹路，好像在读他的财线和生命线。他摸了摸她的手，温暖、光滑，没有一点老茧在上面。同淑玉的手掌多么不同啊！她掐掐他的拇指肚，他握住了她的小指头，揉搓把玩。她用指甲在他手腕上划划，痒得他反手捉住了她的手，两人的手指交织在一起。两只纠缠的手休息了一会儿，又翻上来，彼此抚弄摩挲了很长时间。孔林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他根本没心思看台上的海战，虽然整个北洋水师的舰队全军覆没，观众为中国水兵的英勇大声鼓掌叫好。整整最后一幕，孔林和吴曼娜的手都勾在一起。当幕布落下，灯光亮起来，观众仍然不断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孔林凝视着吴曼娜，她的眼睛流光溢彩，一对黑眼珠强烈得像两只鸟眼。她湿润的嘴唇翘起来，挂着如梦的微笑，好像喝醉了酒。他有些头晕，站起来匆匆离去，怕别人看见他火辣辣的脸。
夜里，他在床上的新蚊帐里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回想着吴曼娜刚才的每一个动作。他并不喜欢这种大庭广众下的传情，但他坚信她是个正派姑娘，一点也不轻浮，不像医院里有几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只要男领导许愿升级提干，或是入党，就会脱下裤子。这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婚外情吗？他问自己，可并不知道答案。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人家姑娘看上呢？她当然知道我结过婚，为啥还在剧场里整这个呢？她太不在乎了。往后她就会追我了吧？我该怎么办呢？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涌出来，他哪个也回答不了。他在床上折腾着，屋里那边躺着的陈明被惹火了：“孔林，消停点行不？你这样人家咋睡觉啊？我明天一早还要赶火车呢。”“对不起。”孔林侧过身，一动不敢动。
窗外，哨兵不知对什么人喊：“谁？口令？”“双旗。”一个男人的声音喊出回令。
屋顶上的两只蟋蟀卿卿我我、啾啾低鸣。月光斜照入室，在水泥地上画出惨白的菱形。孔林紧闭双眼，无声地数着数，想帮助入睡。
他直到半夜才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他看见自己和一位女同志在办公室里工作，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那个女人的脸看不清楚，身材很像吴曼娜。他们正在准备给一个心脏病病人开刀。过了一会儿，他又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在上边写字、写数码，向一些医生护士介绍手术方案。而后，他进入梦乡深处，看见一所宽大的房子，里面有一个书房，橡木书架上摆满了硬皮书，墙上有几幅镶在镜框里的绘画。房子后面是一处玻璃搭建的门廊，面对一块椭圆形的绿茵草地。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几个朋友同事到这里来聊京剧和电影。那个看不清脸的女人在给大家倒茶和饮料，拿出五香瓜子、虎皮豆、炒花生和香烟，招待每个客人。他仍然看不清楚她的面孔，但是很明显，他和她是这家的男女主人。有几位客人待到很晚，打起了扑克。书房里居然还出现了两个小孩，孔林正耐心地教他们认字。他看起来是要把孩子送到北京或者上海去念大学。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的头疼得像是昨晚大醉了一场，舌头牙齿干干的，像长了层毛。梦里的情景令他有点迷惑不解。他从来都对生养小孩不感兴趣，为什么会梦见又有了两个孩子，还关心他们的教育？还有，扑克牌已经被禁止，现在根本找不到扑克，他们怎么还会玩牌呢？最离奇的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当外科医生，为什么在梦里他和那个女人准备要给病人做手术？许多年前，他最隐秘的梦想是当个将军。高中毕业准备参军的时候，那位老学究模样的语文教师在他送给孔林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临别赠言——愿你他日归来，统领千军万马！他后来运气不好，进了医学院。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医生，因为医生很难升成高干。
中午他在内科碰到吴曼娜。他有点不好意思，强装出没事的样子同她打招呼。他们谈了两句那个患晚期食道癌病人的情况，好像昨天晚上他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他很得意自己能自然大方地同一个女同志谈话，丝毫没有平时的羞怯。窗外，阳光在柏树篱上闪动。四只白兔子躲在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后面吃草。一只蓝色的鲣鸟落在一只小兔子身旁。它的脑袋啄啄点点，拍打着翅膀。“星期天下午我们一块散步好吗？”她问。她把手放在窗沿上，期待地望着他，脸上又浮现出了昨晚甜蜜的微笑。“行啊，咱们在哪儿见面？”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回答。“小卖铺前边咋样？”她的眼睛放着光。“几点？”“两点？”“行，我两点准到。”“我得走了。刘大夫还等着这些化验结果呢。”她挥了挥手里的一沓纸条，“回头见。”“再见。”
他目送她远去，第一次注意到她苗条的背影和修长结实的双腿。她回过头，冲他又微笑了一下，然后加快脚步向病房走去。他自言自语：管他呢，婚外情就婚外情吧。六
星期天下午，他们在医院小卖铺前会合，然后在大院里散步。开头，孔林生怕在路上遇见什么人。当他们同医院里的熟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脑后长眼，知道人们会转过身，看着他和吴曼娜。但她的神态自若感染了他，不一会儿，他的呼吸也顺畅了些。
他们谈论着在中央里揪出来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还有其他几个在北京被红卫兵斗争的大官。谁能想到毛主席身边会埋藏这么多“定时炸弹”？他们也谈到了四处听来的大城市里武斗的消息。吴曼娜告诉他，长春市里对立的两派革命造反组织，在武斗中用上了坦克车和架在火车头上的火箭炮，她还听说四平市的火车站在武斗中被炸成了平地。
他们慢慢溜达着，沿着食堂后面萝卜和茄子地中间的小径走过去。他们开始谈到医院里最近发生的事情。自从去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就分成了两派。他们争吵辩论，都批判对方搞修正主义，篡改党中央的路线，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孔林和吴曼娜比别人都慢一拍，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参加哪一派。她倒是倾向“红医联”。“哪派也别入。”他说。
她愣住了，问：“为啥？”“他们那些人有谁懂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不都是想当个头头。咱们干啥要凑这个热闹。”“那你不想参加‘文化大革命’？”“整天跟人干仗就算革命啦？”
她被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感动了，答应不和“红医联”掺和在一起。孔林也被自己刚才说的话吓了一跳。要在别的场合，他断不敢出这样的主意，让造反派知道了还了得。面对曼娜，这些话顺口就流出来了。
回宿舍的路上，她好像有点腼腆，说：“有件事我自己整不明白，能问你吗？”“客气啥，只要我能答上来，尽管问。”“啥叫天使？”
他惊讶她会问这个：“嗯，我也不敢肯定。我寻思，天使就是上帝派的人，完成上帝的使命。这是基督教琢磨出来的，迷信骗人的玩意儿。”“你知道天使长啥模样吗？”“我看过一张画，天使像个胖小子，身上长着三对翅膀，白白壮壮的。”“噢。”“你问这干啥？”
她抬眼看了他一会儿，回答说：“从前有个老头说我长得像天使。”“真的？为什么？”“我哪知道啊。我八岁那年，学校里的几个女孩子在一个文化馆里表演舞蹈，来看的都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我们都打扮得像小鸭子，戴着白帽子，腰里扎撒着羽毛。我跳完舞，就下台去找厕所。剧场有个旁门，在过道里我差点撞上一对老夫妇。他俩老得快散架了。那个瘦小的老头在门口拦住我，在我身上画了个十字，说：‘孩子，你像个天使。’我也知道他没坏心，可不知道为啥，我这心口嗵嗵直跳。马上过来几个人，拖着老两口就走。那两个老人还在一边喊：‘要信基督，信主啊！’我怕再碰见他们，厕所也没去，跑回舞台去换衣服。打那以后，我就老想知道啥是天使。我查了些字典，都没有。我也不敢问旁人，你是头一个。现在我明白那个老头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打小就不胖啊。他为啥要这么说？”最后一句她好像在对自己说。“你当时看上去一定特别天真幸福。”“不，我小时候从来就没有幸福过。我羡慕那些有爹有妈的孩子。我还恨他们中的有些人。哎，孔林，这天使的事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行不？”“我不会。”
他仔细看看她。她目光中透出的纯真让他相信这个天使的故事是真实的。
第二个星期天，他们又见面，一道散步。接下来的星期天也是如此。一个月里，他们一周要见两三次，都是天黑以前一起散步。孔林渐渐变得离不开吴曼娜了。有一次，她陪一个病人到另外一所部队医院看病，不能按原定计划见面。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烦乱地来回踱步，足足走了两个钟头。这是他第一次害相思病。
八月过后，他和吴曼娜已经不需要刻意安排约会了。在食堂吃饭，他俩坐一张桌子；到水房打开水，他俩各提一只暖壶一起去；开会和政治学习，两人挨着坐。他们在一起打乒乓球和羽毛球，只要不刮风下雨，晚上就在院子里一道散步聊天，偶尔还有争论。孔林有时候也怀疑他们是不是太亲密了，像是要结婚的一对男女，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亲昵的举动。那天在剧场看戏后，他们连手都没有碰过。孔林时时提醒自己：你是结过婚的人。
他和吴曼娜都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但是政治活动还是要参加的。孔林甚至还在大会小会上讲用，说自己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体会。他的讲用受到热烈欢迎，还有人借他的学习笔记。孔林和吴曼娜都是党员，家庭出身清白，医院的造反派也没有批判他们动机不纯，包藏祸心。
但流言还是传开了，人们说他俩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医院领导也被惊动了，不过他们找不到孔林和吴曼娜违反任何规定的证据。他俩从不一起到医院大院外面去，也不像情人那样拉拉扯扯、眉来眼去。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同志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两个男女同志会像他俩那样总泡在一起。哪怕是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对象，也不是一天到晚都要见面。可是，孔林和吴曼娜已经是棒打不开了。
苏然是医院政治部的副主任。他也喜欢看书，经常同孔林一块聊小说，两个人交情不错。医院的张政委要苏然来处理这件事情。
一个冬天的下午，苏然把孔林召到办公室，对他说：“伙计，我知道你是包办婚姻，你也许不爱你老婆。不过，我可要事先警告你，你和吴曼娜的关系，不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对你的将来都没啥好处。你是在往浑水窝子里蹚啊，明白吗？”
孔林没吱声。他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同吴曼娜分手。她事实上是自己交的第一个女朋友啊！从来没有女人同他这么贴心过。他认为，吴曼娜和他虽然不是肉体上的情人，但已经在灵魂上融为一体了。这些天来，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总想要和她在一起。
苏然用手指梳了梳头发，望着孔林。他的三角眼下面皱出两条弯纹。他笑着说：“孔林，说话呀。我可是把你当朋友才说这些话的。谈谈你的想法。”
孔林勉强地说：“我会保持正常的同志关系。我和吴曼娜只是革命同志。”“你得保证：除非你同爱人离婚，娶了吴曼娜，否则你们俩不能有任何不正当关系。”他话里的“不正当”是指“性关系”。
孔林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喃喃地说：“我保证。”“你也知道，孔林，我这也是公事公办。你要是违反了纪律，我也救不了你。你现在也保证了，我得报告我的上级，你和吴曼娜之间没啥事儿。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要不我也得跟着栽进去了。”“我懂。”他的心都凉了，后悔三个月前不该答应吴曼娜的约会。现在越陷越深，怎么可能抽身退出来，不伤她的心？你是有家室的人，不应该同年轻的女同志纠缠不清。
苏然扔给他一支“牡丹”烟卷，说两个星期以后归还他借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这个闹闹哄哄的日子，他根本没办法静下心看完一本小说。“我整不明白，为啥这些老毛子总把小说写得这么长？”他说，“他们可能有的是时间。我老得跳着看，整这么多的描写，大段大段的，节奏太慢。”事实上，去年透风声给孔林，让他立刻藏起书，免得被红卫兵没收的人，就是眼前这个小个子男人。
第二天傍晚，孔林和吴曼娜在医院操场上散步的时候，他告诉了她同苏然的谈话。她沉着脸，垂下眼睛。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鞍马，她把胳膊肘放在上面。附近立着一对双杠、一个平衡木，还有两个跳远用的沙坑。
短暂的沉默。她抬起头，烦恼地问：“你对我到底是啥感情？”
他没听明白她的问题，说：“你是什么意思？”“我是你什么人？我们有一天会结合吗？”她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
他听了很冷静：“如果我够条件，我会要你嫁给我。我确实想过这事。”
她听了他的话，泪水哗哗地淌，哭成了泪人。她的右手叉住腰，好像胃疼得站不住。他窘得发慌，忙四下张望。暮色中，只有几个孩子在玩“捉特务”的游戏。医院的南边，有几根高大的烟囱懒洋洋地吐着烟。幸好没有熟人看见。
他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她，嘟囔着：“曼娜，别难过。我喜欢你，可咱俩没那个缘分。别恨我。”“你又没有错。噢，老天爷干吗总跟我过不去？我都二十八了。”
孔林叹了口气，没有说话，心想：我如果娶了她，是修来的福气。
几天以后，吴曼娜也被召到苏副主任的办公室，做出了同孔林一样的保证。
到了年底，孔林第一次没有评上先进模范。有些群众对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满意。据一位同事揭发，有天在澡堂子洗澡，大家都脱光了泡在水里，这时候高音喇叭里播放国歌，孔林居然没有像别人那样立正站好。一个科室领导说，孔林的头发留得太长，还从中间分开，活像电影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他就不能像普通群众那样把头发剪短？他凭什么那么特殊？就他有大学文凭？医院里的另外三个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像他那样在乎头发长短？有一个还剃了光头呢。
孔林一天也没敢耽搁，让同宿舍的陈明给他理了个平头。吴曼娜看着他的脑袋，心里堵得慌。他的脸看上去呆板平淡，用她的话讲，“不男不女的”。他反而说没关系，现在是冬天，他可以整天戴着皮帽子。
在政治学习会上，孔林感觉到大家都盼着他发言，想听听他最隐秘的活思想。好像他生来就有污点，应该时刻进行自我批评。他心里不痛快，几个月都阴沉着脸。七
一年多来，吴曼娜一门心思想知道淑玉长什么模样，孔林就是不给她这个机会。每当她缠着孔林要看他妻子的照片，他总说没有。吴曼娜知道他肯定有。有一次她在孔林和另一位医生合用的办公室里帮忙擦窗玻璃，趁没人的时候，把他的所有抽屉都翻了一遍，但是没有发现淑玉的照片。同宿舍的女护士常问起孔林的爱人是什么样，她一点都答不上来，不免尴尬。她们每次都劝她多长个心眼，小心孔林脚踩两只船。
在医院举行的一九六八年秋季运动会上，吴曼娜赢得了乒乓球比赛第三名。她拿到了一块香皂和一条白毛巾的奖品。那天下午在孔林宿舍，为了让她更高兴，他说她想要啥他都可以给她。“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看看淑玉高贵的面孔。”她说着，眼珠转着，露出兴奋的光。
屋里只有他们两人。他翻开一本《词林》字典，从仿羊皮封面的夹层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她。这是一张四寸长、三寸宽的黑白照片，看起来刚照不久。
吴曼娜看了一眼，扑哧笑了出来。淑玉和孔华都在照片上。小女孩穿着花格背带裤，在地上半蹲半站，像一条用后腿立起来的小狗。她的双手伸向母亲坐着的板凳。淑玉离照相机更近一些，看得更清楚。她显得憔悴，额头布满波浪一样的皱纹。她扁平的嘴向两边撇，好像要哭的样子。右眼半睁，眼角汇集了一簇细密的鱼尾纹。更让人吃惊的是，她穿戴得像个老太太：一件大襟褂子像黑色的铁筒包裹住她的削肩，显得上身更短。她的腿又细又瘦，小腿上裹着绑腿。一对小脚穿在黑尖鞋里，呈八字形，像两只趴在地上的小老鼠。淑玉的左边有一只凶狠狠的鹅在扇动着翅膀，背景上是几口水缸、茅草屋顶的土坯房和半棵遮住屋顶的榆树。“天哪，你看她这双小脚！”吴曼娜大声说，没有察觉孔林站了起来，“她看着倒像你妈。”她笑弯了腰。
他的目光在眼镜片后面一闪一闪的。他抓起军帽，紧闭着嘴唇，走出了房间。“嗨，孔林，回来。我也没有恶意，咋说恼就恼了。”
她追了出来，他却头也不回地向医院大院的后门走去。
院墙外面是一片人民公社的果园，刚栽了四年，现在已经果实累累。一排排的苹果梨树起伏蜿蜒，绿满了山坡。孔林跨着大步，急急出了医院大门，消失在果林深处。
这是吴曼娜第一次看到他发火的样子，隔天再见到他时，他的脸色很平静。她再一次道歉，他只说了句没关系。
看到了照片，她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她现在坚信：孔林和他老婆根本不般配，不会有真正的爱情。他早晚会甩了淑玉。她心底燃起了希望：总有一天会和孔林结婚。
宿舍里的姑娘们问个不休：还没有看见过孔林爱人的照片？吴曼娜一个字也没有露，仍然说对那个乡下女人一无所知。一个月后，她实在忍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了好朋友牛海燕照片的事情。
她们两人都上夜班，从晚间七点到凌晨三点。夜里，病房里的病人都睡了。两个护士除了给个别病人发发药、量量体温，基本上无事可做，只有聊天打发时间。牛海燕人长得漂亮，有点咋咋呼呼，说话挺冲。她脸上笑眯眯的，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总有几个小伙子围着她转。她出生在哈尔滨，在木基市长大。她爷爷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抗美援朝的时候捐献过一架米格-15飞机给志愿军，为此牛海燕并没有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什么影响。献飞机使得牛家的油坊和制革厂破了产，却挣来了一个红色资本家的名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牛家的子孙们奇迹般地没有受到冲击，牛老爷子的孙女牛海燕甚至还能参加解放军。在她身上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劲儿，令吴曼娜羡慕不已。这可能是因为她身上流着当年闯关东的先人们的血液。在吴曼娜眼里，牛海燕很像是一只油光水滑的山豹子。“我要是你啊，就去跟孔林睡一觉。”有天晚上，牛海燕一边织着一条毛线围脖，一边对她说。“你这丫头疯了，满嘴胡扯啥。”吴曼娜骂道。消毒用的不锈钢锅已经在电炉上煮了半个钟头，她正在用镊子把煮过的针头和针管取出来。
牛海燕一圈一圈地织着淡黄色的毛线。她没有抬头，说：“我没疯。你得想办法发展巩固你们俩的关系，对不？”“我怕那样会把他吓跑了。”
两人都笑了，吴曼娜打了个喷嚏。值班室里越来越潮湿，桌子旁边垃圾筒的盖子上已经生出了一层细细的水珠。牛海燕把毛线活放在腿上，说：“大姐，你听我说。你只要和他睡过一次，他就不敢甩了你。他要是真爱你，真的有良心，你走到哪，他都会跟到哪。他要草鸡了，也不值得你去爱，对不？”“尽说些孩子话。爱情哪有那么浪漫。”“拉倒吧，你懂啥叫爱情？”“行了，行了。你啥都懂。”“我当然懂了。”“告诉大姐，你有过多少男人？”吴曼娜朝她挤挤眼。她早就怀疑牛海燕已经不是处女。大家都说，牛海燕和医院的丘副院长睡过觉。这肯定是真的，不然医院早就让她复员了。她不像吴曼娜，从来没有进过护士学校。“一千个。”牛海燕开玩笑地说，“男人越多越好，你说对吗？”“也许是吧。”吴曼娜随口说。
她们又笑成一团。牛海燕把辫子甩到背后，辫梢上系着的橘黄色线绳一闪又不见了。她的脚尖敲着红木地板。
吴曼娜从来没有动过和孔林睡觉的念头。被医院开除的恐惧使得她连朝这方面想都不敢。她连个家都没有，万一被医院开除，去哪儿呢？再说，如果她被迫复员，发配到偏远地区，他会不会还爱她？她心里没底。即使他还想要她，他万一也被强迫复员回到原籍农村，两人分隔两地，再坚贞的爱情也会变的。但是，牛海燕出的主意又使她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吴曼娜已经快二十九岁了。难道她要当一辈子老处女？一旦她和孔林做过爱，他可能就会想办法同妻子离婚。不管是好是歹，她总不能坐在这里干等，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等到啥时候算个头？最近，医院里的人已经开始把她当作孔林的未婚妻看待，年轻的军官都避免同她多说几句话。她心里有说不出的烦恼，决心改变这种处境。
她决定开始行动。第二天夜里，她们给病人发完药之后，她对牛海燕说：“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她郑重的语气吓了她的朋友一跳。“你客气啥，有事尽管说。”牛海燕说。“你知道城里有啥清静的地方？”“啥叫清静地方？”牛海燕闪动着大眼睛。“就是你能……”“哦，懂了。你想寻个地方和他快活一下？”
吴曼娜点点头，红了脸。“你不还是听我的了。你咋这么快就变了？你这个姑娘不正经，是吧？你想引诱一个好同志、一个革命军人，对不？”“少啰唆。别东问西问的。”“吴曼娜同志，你明白你要干的事情吗？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对不？”她拇指竖起来，用食指点着吴曼娜，像握着把手枪。“好妹子，帮姐这个忙吧。”
牛海燕扑哧一声笑了，说：“好吧，我给你找个地方。”
由于每一个城镇的旅馆和招待所都要求住宿的客人出示单位介绍信，杜绝了未婚男女偷情的可能性，吴曼娜只能找牛海燕帮忙。海燕好像谁都认识，门路多得很。她的两个姐姐也住在木基市，所以能这么痛快地答应吴曼娜。
到了星期四吃午饭的时候，牛海燕坐在吴曼娜的身旁，煞有介事地冲她点了点头。等到别人吃完离开了饭桌，她递给吴曼娜一把铜钥匙和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说：“这个星期天我姐姐要去她婆婆家，你可以用她的房子。”“谢谢。”吴曼娜轻声说。
牛海燕挤挤眼睛：“记住回来告诉我滋味怎么样，好吗？”“你啥意思？”“你知道我啥意思。”牛海燕又挤了挤眼睛。“死丫头，好像你有啥不知道似的。”
牛海燕吃吃笑着，拍拍她的肩膀，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每个男人都不一样。”
决心走出这一步以后，吴曼娜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她的眼里开始出现一种憧憬的神情，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独自微笑。到了夜晚，她会感到自己躺在孔林的怀抱里。她的乳房发胀，嘴唇发干，要用舌头去舔。她心里奇怪，短短几天工夫，自己会变成一个肉欲丰盛的女人。尽管有点担心夜里睡着后会踢开被子，让同宿舍的室友看到自己赤裸的大腿，但她还是开始喜欢只穿着乳罩裤衩睡觉。一想到将要和孔林一起度过销魂的时光，她的四肢发热，内心充满喜悦。
第二天黄昏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她告诉了他星期天的安排，甚至提出要买瓶李子酒和两斤熏肠带去。她只顾痛快地说着，没有注意到他惊愕的表情。“林，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她说，“咱们俩还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
他皱了皱眉头，边走边踢着路边的石子，没有说话。
夕阳被医院的围墙遮住一半，像从中间切开的大蛋糕。几个穿着蓝白条病号服的住院病人在操场上和一群孩子踢着足球。风吹着枯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清冷的空气中，蝙蝠蹿来蹿去，吱吱叫着。
看到他对自己的安排不热心，吴曼娜来火了：“我只是想咱俩能单独待上一会儿，好好谈谈心。没别的意思。”
他仍然沉默着。他的脸虽然有点红，表情却相当冷漠。她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提高了嗓门：“你寻思我走这一步容易啊？我是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你明白吗？”“的确是在冒险，”他沉思着说，“而且冒得太大了。咱们不应该这么做。”“为啥不能？”“咱俩都跟苏然保证过要遵守医院的纪律，这样做不是会连累他吗？我是结了婚的人，万一让别人知道了，不把咱们整成罪犯才怪。你说呢？”“我豁出去了。”“曼娜，你可要冷静，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她没有回话。
他接着说：“另外，你还不知道牛海燕那张嘴，没她不传的话。她现在不告诉别人，你能担保她结婚后管住自己的嘴？她肯定会先告诉她爱人，然后整个医院就都知道了。你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咱们今天整这事，别人早晚会知道。”“她起过誓，绝不会说出去。”“你敢给她打包票？”“这个，我倒不敢。”她摇摇头。她感觉胸口憋闷，泪水涌入眼眶，强忍着才没有流出来。“那，这玩意儿咋办呢？”她挥了挥手里的钥匙。钥匙在余晖中闪烁了一下。“星期天之前还给牛海燕。千万要让她知道，咱们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
他的话让她无地自容，默默地埋怨自己让感情冲昏了头脑。但是，她心底很快升起一片疑云：他为啥不愿意和她单独进城待一天？难道他还有另外的女人？这不可能。马萍萍一年前就复员了，孔林对待这个假小子一样的丫头就像对待小妹妹。他们不过是两个书呆子罢了。这些日子他和谁比较接近？只有她吴曼娜一个人。不，他可能一直有别的女人。不会吧，她天天同他在一块，如果有还能看不见？那为啥他对她一点欲念都没有呢？
吴曼娜害怕他从今以后把她看成是一个不正派的女人。牛海燕那死丫头的话能听吗？她后悔死了。
医院大楼房顶的瓦块上覆盖了一层青苔，他们走过这里，像是绕过了一个绿色的大土堆。楼里亮起了两盏灯。七点钟医院里要传达最新的中央文件，号召所有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文斗不要武斗。孔林要去会上听传达，吴曼娜也要准备去上夜班了。
牛海燕很惊讶吴曼娜会把钥匙还给她。吴曼娜解释说，他们答应过苏然不会违反纪律，不能说话不算话。
牛海燕哼了一声说：“我倒不知道孔林原来这么够哥们儿。的确是个好同志，怪不得有人叫他‘模范和尚’。”“我不是说了，他胆子贼小。”“他别是不爱你吧？兴许干那事儿不行？”“拉倒吧，人家和老婆把孩子都弄出来了，孩子还挺健康，哪都没毛病。”
牛海燕轻声叹了口气，攥起双手，说：“实话说吧，曼娜，我觉着他还没有爱你到肯冒风险的地步。你真的知道他的心吗？”
她没有回答。她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孔林不愿意同她上床。她感觉他解释的理由中肯定还有话没说出来。有多少男人为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不惜犯规犯法，受到处罚也不后悔。孔林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呢？他真的爱她吗？为什么冷冰冰的像块木头？他之所以拒绝是不是不愿意同她搅得太深？
她慢慢觉得牛海燕的话有道理。八
孔林表面平静，内心却被吴曼娜的胆大行为搅得紧张不安。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着下午他们散步时的情景。他觉得让她把钥匙还给牛海燕完全正确。如果顺着她的意思，后果会不堪设想。自从对苏然做出保证之后，他一直在设法冷却对吴曼娜的感情。他时刻提醒自己：对她不能投入太深的感情。他仍然不能确定他们俩的关系是否会正常地发展，直到结婚，因为他首先得同妻子离婚才行。他不想匆忙行事。
窗外，雨滴从房檐上落下来，溅出叮叮咚咚的响声。孔林紧闭双眼，还是睡不着。他的耳边好像有个声音在说：你真的不想同吴曼娜发生关系？
他吃了一惊，连忙回答：现在不想。根本就不能考虑性关系，那会把我们俩毁了。
你真的不想同她睡觉？那个声音又来了。
不，真的不想。我喜欢她、依恋她，但是这和性行为没有关系。我们的爱情不是建立在肉体上的。
真的？你对她就不动一点邪念？
我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只能把她当成同志看待。
这话鬼才信。你咋不另外找一个同志每天散步聊天呢？你和她已经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吗？
就算是吧。这种关系不是性关系。我们彼此相爱，这就够了。
你说什么？你太理智了。
我是个军医。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有理智。
你拒绝了人家的好意，难道就不怕伤了她的心？
我不知道。如果伤了她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不是有意要伤害她。她会原谅我，对吧？她难道看不出来，我说不能干这事，不也是为了她好？
那个声音消失了。睡意很快笼罩了他。他的思绪飘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景色很像是他从小生长的乡下。他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梦，一个后来让他几个星期都感到困扰不安的梦。在一个晴朗的夏日，他走进了一片望不到边的麦田。太阳不太热，和煦的风扑在脸上暖洋洋的。他扛着一根鱼竿，轻松地吹着口哨。麦田深处升起一个甜腻的呼唤：“林，林啊，到这儿来。”他转过身，扒拉开麦穗，地上躺着一个年轻妇女。她的头上蒙着一块红色的纱巾，乳房裸露着，像一对又白又圆的小甜瓜。在她裸体的周围，尖尖饱满的麦穗在微风中轻快地飒飒抖动。他扔下鱼竿，大步向她走去。密密麻麻的麦穗麦秆摇曳着，蹭着他的腰，释放出醉人的甜香。走近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小块干净的空地，铺着狗尾巴草和稻草，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两条腿向外撇开，正挥手叫他过去。她头上的红纱巾消失了，面孔却被宛如黑瀑的长发遮住。她的腰身丰满，四肢粉白细嫩，他看了差点昏过去。她的阴毛浓黑茂密，柔软的毛发上闪动着几滴露珠。他大口喘着气，扒下上衣裤衩，摔在地上。
他们在草上翻滚。他压在她身上，浑身扭动着。她的手抚摩揉搓着他的脊背、胸膛和大腿。她突然抱紧他，使劲贴住胸口，肚皮在他身下有节奏地上下抽动，好像在伴随着什么音乐摇摆。她像头牲口那样呻吟吼叫，这快乐陶醉的声音给他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感觉周身的血液都在腰下汇集汹涌。一群野鸭惊起，狂声乱叫。刺耳的鸭叫使他的双臂哆嗦了一下。他死死抱住她，好像在海洋中抓住救生圈的溺水者。
他在她身上抽动了很长时间，直到筋疲力竭，翻下来躺在她身旁。她的屁股在微微颤动，像发面团一样不大工夫就涨大了好几倍，他的手在上面揉搓抚弄着。过了一会儿，她翻转过来，撑着胳臂肘抬起身，锁住了他的脖子，哼哼着说：“再来，再来，我还要嘛。”
他伸手去找埋在草中的衣服，手背打到了铁床头上。孔林一下子惊醒了，浑身汗水淋淋。他定了定神，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一个春梦。他头一次做这样的梦，深深地感到羞耻。那个女人是谁？她的长发及腰，身体匀称，散发着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花生一样的气味。她的左胳膊上有块纽扣一样大小的胎记。他努力回想所有认识的女同志，没一个人吻合她的特征。要是能看清她的脸就好了。
宿舍里一片黑暗，对面的陈明鼾声如雷。孔林无声地坐起来，打开枕头套，取出一条内裤，换下身上那条前面湿了一片的裤衩。他多年来常听别人说起做春梦的故事，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结婚前，他甚至怀疑过自己的性能力。因为别的年轻人好像没有姑娘就活不下去，他却从来没有感受到喜欢过任何一个女人。女儿出生后，他终于安心了：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可是，春梦是啥滋味？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做过呢？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每当听见身边的同志们吹嘘自己的男人雄风和各种离奇的春梦，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在他脑海里。现在他终于也做了一次春梦，梦境带给他的是美妙的兴奋和激动。梦中的感官刺激是货真价实的。他暗暗希望麦田中的妇女是他认识的女同志。
早上五点半起床号响了。他翻身下床，匆匆穿好衣服，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枕头放在被子上。这时候，他发现白床单上有一块黄色的痕迹。现在来不及洗掉了，要马上出早操。他随手抓起一本新出版的《解放军画报》盖在黄印上，然后和陈明一道，冲进了冰冷刺骨的曙光里。
他感觉今天的三公里长跑特别累，出了一身的汗，一路上喘得像个风箱。他的头也有些晕。
孔林回到宿舍，田进已经起床了。他昨天夜里值班，早晨不用出操。见到孔林进屋，田进一脸的坏笑：“嗨，孔林，昨晚上梦见谁了？”他眨巴着细长的眼睛，短粗的鼻子在空气中抽动着，好像闻到了什么香味。
孔林的脖子根都红了。他连忙跑到床前，掀起床单，把它搓成一团，丢进盛着水的脸盆里。“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这是正常现象。”田进说完，嘿嘿笑起来。
陈明也发话了：“当然是正常现象。我每个礼拜都做这样的梦。精满自泄嘛。”他转向孔林说，“你也不用慌着洗床单，好像上面沾着病菌啥的。我床上的那些花点子多了，你看我啥时洗过？”“我也不洗那玩意儿。”田进说。
孔林巴不得这两个家伙能让他清静会儿。田进皮笑肉不笑地接着说：“伙计，我能猜出来你昨晚梦见了谁。”“你妹。”孔林火了。“哦，那还不好办。我要是有个像吴曼娜那样的妹妹，巴不得让你骑她，就像骑匹小马那样，骑多久都行。不过，只能在梦里骑。”
他的两个室友爆发出一阵大笑。孔林一句话也没说，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条肥皂，端起脸盆出了屋。夜里的梦仍然困扰着他。现实生活当中，他绝对想象不出自己能够和一个陌生女子躺在麦子地里，像畜生那样交媾。他感到有点恶心。九
孔林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撕破了的电报纸。这是他大哥孔仁打来的电报，上面写着：“父亡速归。”
想到父亲在土坷垃里辛苦了一辈子，日子却一天比一天穷，孔林泪水盈眶，不住用手指揉着眼角。可是他不能回家奔丧。他向部队领导申请提前探家，没有被批准。一九六九年春天，医院进入了战备状态。这一年冬天，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江心的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虽说现在是春天，江上的冰层已经松软，苏联军队的坦克和装甲车无法过江，但解放军的战备状态要到五月份才能结束。
孔仁的家离鹅庄三十多里路，孔林给他寄去两百块钱，嘱咐给爹办个体面的丧事。老人临死前把老家的房子都留给了孔林，感谢淑玉这些年来殷勤伺候两位公婆，给他们养老送终。
孔林一连几个月心情恶劣。他沉默寡言，有空就躲在宿舍里看书。晚上和吴曼娜一起散步，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她关心地问，是不是因为不能回家给父亲发丧才心情不好。他说可能吧。实际上，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现在双亲已故，他对妻子的需要也不一样了，她只管照料女儿就行了。他打心眼里觉得对不起淑玉，自从结婚起就没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但是他不爱她，不愿意和这么个老婆过一辈子。他向往建立在爱情上的婚姻，渴望有一个相貌上带得出去、不会让他觉得丢脸的妻子（吴曼娜是他心目中一个合适的选择）。但是，负疚心理夹杂着多年来对淑玉的感激，又使他矛盾重重，行动的勇气一点一滴地渗干了。
与此同时，吴曼娜开始话里有话地提醒他，该是认真考虑离婚的时候了。每次感觉到她要拾起这个话题，他都把它扯到别的上去。
六月初的一天夜里，木基市武装部的一位负责干部心脏病发作死了。他四十来岁，长得人高马大。天黑的时候他觉着心口疼，吃了几片药也不管事儿。他跟妻子说要到医院去看医生。天要下雨，他拿了手电筒和雨伞出了门，还没走到医院，眼前一黑就倒下了。他掉进路旁的沟里，挣扎着但爬不出来。第二天清早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嘴唇咬得稀烂，脸上沾满泥水和杂草。他撇下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吴曼娜过去见过死者，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
隔天傍晚他们沿着医院操场的跑道散步，她长叹一声，对孔林说：“人活着不就那么回事儿。今天还欢蹦乱跳，明天就蹬了腿。每天都憋屈自己，挣命想活得像个人样，有啥意思？”“说这些丧气话干啥。大家要都这么想，就不用活了。”
她站住了，靠在一棵披满皮片的桦树上，右手不停地前后抚弄着左手腕，目光黯淡下来，注视着他。她哽咽着开了口：“林，我受不了了。我快憋闷死了。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在说啥啊？”他满脸疑惑。“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算个啥，是你的未婚妻还是小老婆？你必须要拿出行动来，结束这种情况。”“我能干啥呢？”“跟淑玉离婚。”她紧紧盯着他的眼睛，噘着嘴唇。
他把头扭开，目光看着别处：“这事不能急。你让我琢磨出一个稳妥的法子。不容易啊。”“怎么到你这儿就复杂了？你就告诉她你要离婚，看她能咋样。”“不，你不懂……”“不懂啥？”“我不能对待她像双破靴子，穿完了就扔。我总得说出一个正当的理由，要不别人骂我是陈世美，婚反倒离不成。”“哪条理由比没有爱情更站得住脚？”“不，你不明白。”他呼吸急促起来。“孔林你听着。挑哪个，拣哪个，你现在就得决定。我不能再这样傻等了。我是你什么人？连姘头都不是。”她哭出了声，转过身，拔腿就走。“曼娜，你听我说！等等。”“我听够了。”“你得讲理啊！”“我讲理讲够了。你要还是老样子，啥也不做，咱俩就算到此为止。”她大声说完，快步离去，手捂着嘴。她的头向前倾，踉踉跄跄，身子因为抽泣耸动着，头发上黏着一片桦树皮。她越过一小堆干草，穿到冬青树篱后面。
他望着她的背影拐过实验室楼的拐角，终于消失了，心里木木的没什么感觉。他的头顶有几只小咬在飞。一对花喜鹊在一棵高大的榆树上叽叽喳喳，摆动着尾巴。远处的天际，几架喷气式战斗机斜着翅膀，无声地钻进高空，像闪亮的燕子。
从这天起，他俩之间别上了劲，谁也不理谁。孔林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个人，也没有去找吴曼娜赔不是。他现在想要的就是这种平静的心态。可是，每当他看见她，又忍不住要把视线转到她脸上。她也知道他在看她，故意扭过脸去。她比以前更爱笑，特别是有其他男同志在场，笑得就更响，身子挺得更直。她穿上颜色鲜艳的花裙子和新皮鞋，也像其他女护士一样，擦上了最贵的那种雪花膏——百合霜。到了晚上，她经常和别人一起在医院公共浴池前面的空场上打羽毛球，仿佛突然间又成了年轻姑娘，充满了青春和活力。
孔林从来没有想过她会这么不饶人。他内心很痛苦，胸口像灌满了铅，喘不上来气。
他感到茫然，怀疑她过去是不是真的爱他。同事之间常会有人探问他和吴曼娜出了什么事，他就回答：“我不应该让她这样等着。我是结了婚的人，她得有机会去选择别人。”“那你俩算吹了？”“我想是吧。”
孔林外表沉得住气，心里却焦闷不堪。他捧起书，脑子里就开小差。他晚上也睡不好觉，唉声叹气，想过去的事情，想他认识的所有女人。这些女人中有比吴曼娜更漂亮、更温柔的，但是他好像对谁也没兴趣。他眼前晃动着她们的身影，把她们一个一个比过来比过去。最后，这些女人的面孔渐渐凝固成吴曼娜的脸。他太对不起她了。她就这么等啊等啊，等来的是啥呢？是他们爱情的重新开始，还是结束？他觉得自己像钻进了一个圆圈，箍在里面转不出来，总是回到原来的地方，找不到新的起点。爱情也帮不上忙啊。想到要寻找真正的爱情，他全身都感到消沉，疲惫不堪，仿佛已经心死成灰。他多么渴望从来就没有认识吴曼娜，渴望能够缩回到原来刻板规律的生活，渴望恢复过去心静如水、自我满足的心境。
白天他拼命工作，甚至揽下了办公室里没人愿意干的重新整理所有病历的苦差事。他只想要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晚上睡觉好不胡思乱想。只要他手里有活儿干，他就感觉到能把握自己、生命充实。他不需要女人。十
国庆节到了，医院全体会餐。身材矮胖的张政委腆着大肚子，在食堂对全体干部战士发表了餐前讲话。他首先感谢早上在厨房帮厨的护士们，然后简单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光辉历史，以及这个节日对党和人民的伟大意义，最后阐述了党指挥枪、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原则。他讲完了，一挥手，宣布：“现在开饭。”
他走到食堂的一个角落，那里为医院领导同志专门开了一桌，酒菜不限量，管够。
人们举起酒杯先祝一圈酒，然后拿起筷子开吃。偌大的食堂立刻响起笑声、嗡嗡的谈话声，夹杂着饭碗、菜盘子、汤勺、酒杯碰撞的声音。每一桌都上了八道菜，热菜是：红烧扁鱼、糖醋排骨、笋干肉片、木耳炒鸡蛋。每桌上还摆了两瓶红酒、一罐白酒和一大盆生啤酒。
孔林和吴曼娜没有坐在一起，但是他能看得见她的桌子，听得到她的声音。同桌的男同志都嚼得有滋有味，孔林却吃不下去，虽然他也像大家一样没吃中午饭，留着肚子等晚上这顿酒席。现在菜刚上来，他已经饱了。他转过头，看到吴曼娜把右胳膊放在身后宽大的窗台上，左手握着个军绿色的搪瓷缸子。“这酒够劲。”她响亮地对坐在身边的孔林室友田进说了句，然后咯咯笑起来。她把胳膊从窗台上拿下来，手指按了按鼻子。
孔林听了她的话，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同桌的一位中年女医生好心地对他说：“尝个丸子，做得不错。”
孔林心不在焉地伸出筷子，夹起了一个丸子放到嘴里。丸子里的猪肉馅他觉得像豆腐一样没味。生啤酒他尝着也和白开水差不多，他勉强用自己的蓝边白瓷碗喝了几口。他和别人不同，对大鱼大肉没胃口，只吃爽口的糖醋凉拌萝卜丝，时时打着小嗝。
另外一张桌子上的景象却不同，吴曼娜笑得很快活，脸上红得像涂了胭脂。她举起搪瓷缸同别人碰杯，一仰脖把酒喝光。“你可是海量啊！”田进尖着嗓子奉承她，然后用勺子伸到啤酒盆里给她舀了满满一缸子啤酒。“行了，”她快活地喊着，“你倒出个尖儿，想灌死我啊？”她又笑开了。“怕啥？”田进说。啤酒沫子从缸子里溢出来。
孔林头顶上的电风扇呼呼地吹出冷风，但他还是出了一身汗。他再也吃不下去了，赶紧吃干净了碗里的米饭，站起来，对大家说他忘记了关办公室的灯，去去就回来，然后向门口走去。走过吴曼娜坐的桌子时，不知什么原因，他停下来说：“曼娜，少喝点，酒喝多了没好处。”“我喝你的啦？”她说完，故意傻笑着。她又举起磕得斑斑点点的绿搪瓷缸，灌下了一大口啤酒。同桌的人愣了，停下手里的筷子看着她。
孔林一言不发走了出去，手里紧紧攥着军帽。他后悔得要死，干吗非要表现出对她的关心！耳旁又响起了一个声音：你太傻了，吃了亏不长记性。为啥不让她喝死？管她干啥？让酒精把她的五脏六腑烧烂！活该。
医院的四方形大院里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只有大门口的哨兵握着戳在身边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动不动。孔林直接走向营房后面的果园。苹果梨已经摘完了，但东一棵西一棵的树上还剩下几个。两匹枣红色和一匹杂色的小马在山坡上吃草。果林深处，一个年轻人咿咿呀呀地唱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一群野鹅伸长了脖子，凄厉地叫着，呈V字形掠过了山尖，拍打着翅膀向南飞去，在空中留下一串划破空气的细微哨音。
孔林拣了块大石头坐下，燃起一支烟。医院的房舍就在他的脚下，落日中可以看到门诊大楼的几扇窗户微微闪光。从他坐着的山坡望下去，整座医院就像是一个大工厂，四周是一圈沿着院墙栽下的茂密的白杨树。东面，几座红顶瓦舍在白色雾气中时隐时现。从城里那边隐约地传来嗡嗡的车辆交通声。孔林叹着气，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她为什么要故意让他丢人现眼？她就那么恨他？她不应该把他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唉，女人的心变幻不定啊。当着那么多人让他下不来台，简直是不能忍受的羞辱。
你呀，这是自找，他想。你有老婆有女儿，就不应该整这号事儿。你自找苦吃，丢人也是活该。你咋就不能撇开这个女人？非得让她把你揪心扯肺糟蹋够了才舒服？你他妈的真是个贱种，人家越躲着，你就越上赶着追。这出疯狂的闹剧该收场了！你必须把她从心里剜出去，不然她会像个蛀虫，把你的五脏六腑全吃光。
他抽着烟，想着心事，吴曼娜从一棵苹果梨树后面出现了，直冲冲地向他走过来。她粗粗地喷着酒气，脸红得吓人。他忙站起来，心里打鼓，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她。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冲上来，死死地一把抱住他。她抽噎得浑身发抖，把脸深深地埋在他怀里。“我真是受不了啦！”她呻吟着，“我受不了啦。我刚才那样对你不是有意的。”“别，别哭。”“我是个坏女人，坏透了。”她呜咽着说。她的两条胳膊紧紧地箍着他的腰，因为用力太大而微微颤抖。她的头发散发着姜和大葱的辛辣味，一闻就知道她上午在伙房帮过厨。“曼娜，没有关系的。”他说，“你看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早就忘了。”他突然记起来，他们已经违反了医院禁止未婚男女一起到大院外面约会的纪律。他急忙看看四周，怕被别人看见。
她仰起脸，眼中突然闪闪发光。她又低下头，发疯似的咯咯笑起来：“你知道吗，我是个老处女，一个三十岁的黄花闺女。”“不要这样讲话。”“老姑娘不是都脾气古怪吗？”“你喝得太多了。”“哪儿喝多了，统共就两茶缸。”“那已经过量了，你根本喝不了那么多。”“我问你，你就不想知道我是不是个处女，从来没有让男人碰过？”“曼娜，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应该——”“来呀，想不想糟蹋个老姑娘？想不想把我给糟蹋了？”她松开他，放声大笑，笑声变成剧烈的咳嗽，又变成呜呜的抽泣。“咱们回去吧。”他双手架起她。“你有种就把我糟蹋了吧。”她哭着说。“不要这样，不要——”“你还是个男人不是？你那胆子比兔子还小。来吧，就在这儿把我干了。”“好了，好了，都是我的错。我是个废物。咱们回去吧。”
他不顾她的挣扎和哭闹，两手架起她的胳膊，把她拖下了山坡。她一路哭喊着：“干了我，就在这儿干了我。我想给你生个儿子。”
他不敢从前门把她带回女兵宿舍，就架着她穿过整齐的白杨树来到宿舍的后门。他们刚出树林，就撞上几个刚下班正往食堂走的护士。还没等这些姑娘打招呼，孔林忙说：“曼娜喝醉了。”然后急忙地拉着她走过去。护士们回过头，看着跌跌撞撞走远了的这对男女。
足有一个星期，吴曼娜成为医院里上下谈论的话题。她创下了一个纪录：她是医生护士当中第一个在节日会餐上喝醉酒的女同志。人们说，喝起酒来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这次吴曼娜节日醉酒事件给了孔林很大的震动。他开始认真考虑离婚的事情，决定明年夏天同淑玉提出来。十一
淑玉戴着草帽，扛着把小耙子，要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她告诉孔林天黑以前就回来。他们家那块方方正正的三亩自留地在村子西头一里多远的地方。她在地里种上了南瓜、芋头、玉米和黄米。地很肥，收获的东西她和孔华吃不了，剩下的就托弟弟本生拿到吴家镇和附近的六星人民公社的镇上去卖。淑玉因为家累重，还要照顾孩子，基本上不到生产队的地里干活。孔林每月捎回来的钱还算够用。
孔林在房檐下给坐在他腿上的孔华读着一本小人书。他女儿手里拿着一片厚厚的大葱叶子，夹在嘴里当哨子吹，吹出来的声音像羊在咩咩叫。房前有一口深井，沿着井口砌着一圈半人多高的护墙，防止孩子和家禽掉进井里。因为淑玉是小脚，不能像别人那样用扁担到公社的水井去挑水吃，四年前孔林请人在院子里打了这口井。井边到院门连着一条砖铺的小道。猪圈旁，一只白母鸡轮流用两脚刨着土，咯咯地召唤一群鸡崽跑过来，最小的小鸡拖着一条断腿，一瘸一拐的。天气暖和又没有风，空气中的干粪味直呛鼻子。
孔林没有留神女儿张开了嘴，干裂的嘴唇衔住了他背心的前襟，用力抻着。他低头疑惑地看着她。她说：“爹，我饿。”她肮脏的小手摩挲着他的左胸口。
他忍不住笑了。她不明白他笑什么，仰着脸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他说：“华，男人可不像你妈那样会喂奶给你吃。瞧，我没有奶子。”他撩起背心，让她看自己扁平的胸膛。他右边乳头下有一颗葡萄干大小的黑痣。她看愣了，黑眼睛睁得大大的。“想吃饼干吗？”他问。“想。”
他放下小人书，把她抱起来，骑在自己脖子上。父女俩到村里供销社商店去买饼干和汽水。
吃晚饭的时候，孔林对妻子讲了孔华想嘬他奶头的故事。淑玉笑了说：“这傻丫头。”“她快四岁了，”他说，“该断奶了，是吧？”“吃娘奶的孩子身子骨结实。”她拿过他的碗，又盛满了南瓜粥，“多喝点。”她说。“我不在家的时候华常提起我吗？”“怎么不提。有时候她说‘我想爹’，她统共也没和你一块待过多少日子。这就是血脉。”
他转向女儿：“你真的想爹？”“嗯。”“告诉爹，你哪儿想啊？”
女孩把两只手放在肚子上说：“这儿想。”
他大声笑着，一会儿眼泪就涌了上来。他把女儿抱起来放在腿上，为了让她够到粥碗，把碗向她这边挪了挪。没等她继续吃下去，他使劲在女儿脸上亲了一口，又拿块草纸给她擦擦鼻涕。虽然淑玉和孔林不在一个屋子里睡觉，但他还是喜欢待在自己家，特别是和女儿一道玩耍，更让他觉得有个家的好处。他爱吃自家做的饭菜，可口又新鲜。淑玉熬的杂粮粥软乎乎、热腾腾的，含在嘴里喷香。他能一顿饭喝三大碗还不饱。淑玉总是要他在粥里撒点红糖，自己的碗里却什么也不放。他吃了韭菜或大葱炒鸡蛋，几个小时后打的嗝都是韭菜或葱味儿。清蒸豇豆拌上香油和蒜泥，让他吃得舒服自在，因为他用不着像在医院里那样，担心满嘴都是蒜味。最要紧的是，他在家里全身都能放松。乡下没有起床号，他也不用每天早上五点半爬起来去出操。他们家的黑公鸡一清早打鸣儿会把孔林吵醒，然后他又接着睡去。早晨能睡个懒觉对他来说是最美的事了。他已经回家四天了，心里巴不得能待上一个月。
那天晚上，他的小舅子本生来了，想跟孔林借点钱。本生二十多岁，刚成了亲，也是瘦得细胳膊细腿。他花了一千八百元办喜事，背了一屁股饥荒。他坐在炕沿，一肚子心事挂在脸上，不停地抽着烟。他的眼窝深陷，眼珠子紧张地眨巴着，嘴唇上的两撇小胡子像一只小燕子张开的翅膀。每隔一会儿他就打出一个响嗝。
两个男人说着话，淑玉在一旁用麻线纳着鞋底。她没有说话，不时地瞪她弟弟一眼。“啥事你这么急着用钱？”孔林问本生。他的女儿趴在他背上，两只胳膊搂着爸爸的脖子。“前儿个赶集遇到点麻烦，让人家罚了。”本生的鼻孔冒出两股烟。“出了啥事儿？”“倒霉呗。”“事儿大不大？”“哎呀，大哥，你总问这些干啥？你要是有钱，就帮我两个。”
看他有点急赤白脸，孔林放下孔华，站起来走到里屋去拿钱。“你呀，活该。”他听到妻子对她弟弟说。
他手里拿着五十块钱回到屋里，递给小舅子：“我只能借给你五十。”“多谢，多谢。”本生接过钱，也没看一眼，顺手揣在裤兜里，“赶明儿还给淑玉，中不中？”“行啊。”孔林又一想，说，“咱们这么办，钱你收着，不用还了。秋后你得闲，就帮你姐把这房顶上的草换换。”“就这么着。换草的事儿我包了。”“记着要用新鲜的麦秸。”“这还用说。”
本生的鸭舌帽歪戴在头上，嘴里吹着《小二黑结婚》的口哨，走了出去。孔林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这些日子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把房上的草换换。虽然他小舅子做事并不那么牢靠，但孔林相信他肯定会把这件事做好。本生刚当上生产队的会计，弄点新鲜麦秸很容易。
等到本生走远了，孔林问淑玉他因为什么被罚款。她摇摇头笑了，说：“他那是自己作的。”“咋整的？”“他把猪崽的腚眼子缝死了。”“我还是没明白。到底出了啥事？”
她把麻线绕在锥子把上，用力扯紧针脚。她开始说起事情的经过：“上个礼拜本生去吴家镇上赶集，卖一窝猪崽。临走的时候，他用麻线把四只猪崽的腚眼子缝死了。他是想多压秤卖个好价钱呗。到了集上，大伙都想买这四个胖家伙。那猪崽缝上腚眼拉不出来，肚子都要爆了，咋能不肥呢。本生眼瞅着就拿到钱了，那个买主寻思：‘这四个畜生咋不埋汰呢？’别的猪崽屎尿拉了一身。他凑近一瞅，看见猪崽的腚门胀得老大。他就喊：‘这狗日的猪敢情都没腚眼子？’”
孔林哈哈大笑，躺到了炕上。孔华立刻骑到他肚子上，嘴里吆喝，手上像挥着马鞭子：“嘚儿，嘚儿，驾，驾！”“哦，吁——吁。”他叫道。
女儿骑着他，直到他用手托着她的腰，把她举起来。她的脚在空中乱踢，笑成一团。
他坐起来，问妻子：“后来呢？”“人家抓住他，拉着去见集上的干部。公家把他的猪崽没收了，还罚了九十块钱。他得当场交钱，要不就扣人。也算他有福，二驴也在集上卖鸡和鱼，借了钱给他，说好这几天还。二驴正盖房呢，五间大瓦房。人家也等着钱买椽子和电线啥的。”“他可真能作啊。”孔林说。他们都笑起来，淑玉舔着嘴唇。
这是这个家庭少见的时刻。他们夫妻间很少讲话，家里鸡鸭的响动比人声都多。连孔华也经常哑么声儿的。
第二天晌午，孔林在灶屋拉风箱，看见豆秆里有一张涂写过的纸片。他仔细看了看，上面用铅笔歪七扭八地描着数字和图形，有一个方块、一个盒子、大小不等的瓶子、一个圆圈、一个坛子和一把刀。这是干啥用的呢？他想。
淑玉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手里的棒槌敲打着石板上的湿衣服，发出有节奏的噼啪声。孔华在一个铁皮水桶边上玩，一只身上溅满泥点的鹅把嘴伸进桶里喝水。孔华每过一会儿就撩着桶里的水，冲鹅喊：“去，去。”鹅并不怕她，走开几步，又转回来。
吃过晚饭，孔林拿出纸片，问妻子是什么东西。她嘬着嘴唇，小声说：“单子。”“啥的单子？”“东西。”“啥东西？”“柴米油盐啥的。”
她开始给他解释——小瓶子是醋，大瓶子是酱油，坛子代表炒菜的油，那颗星是盐，方块是肥皂，圆圈是碱末，那条袋子表示玉米面，刀子代表猪肉，盒子是火柴，灯泡则是电。
孔林看到在坛子旁边写着“50”，意识到她花了五毛钱买油，每个月还不到半斤。在刀子下面有个“1”，可能是买了一块钱的猪肉，大概有一斤。他很惊讶，因为回家以来每天都有肉或鱼吃。他问：“淑玉，我捎给你的钱够吗？”“够。”“想要我多给你点？”“不用。”
她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向后山墙支架上的一个柞木箱子。她打开一个桃形瓷罐上的盖子，从里面取出一沓钞票，又走了回来。“你在城里一准儿缺钱用。”“你哪儿来的这些钱？”“攒的。”“攒了多少？”“去年有一百，爹死的时候花了不少。”“你现在有多少？”“三十。”“你都收着吧。淑玉，这是你的钱。”“你不用？”“收着，这是你的钱。”
孔林的胸口一热，呼吸急促起来。他挪到炕沿，穿上皮鞋。鞋帮已经有些磨损，鞋底上粘着干泥，沉甸甸的。他急忙系上鞋带出了门，在渐渐浓重的暮色中孤零零地散着步。
隔天下午，孔林说第二天早上想去给爹娘上坟。淑玉听了就忙活开了。她颠着双小脚到供销社买了两斤五花肉，又到二驴家的鱼塘里挑了一条鲤鱼。做晚饭来不及烙饼，她就煮了十根玉米棒子。但是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小盘红烧肉端上桌，搁在孔林的饭碗旁。孔林把肉盘推到饭桌中央，淑玉却一筷子也没动。孔华大口嚼着肉，香得直吧唧嘴，直嚷：“我爱吃肥肉。”母亲瞪着她，孔林却笑笑，又夹起几块肉放到她碗里。
第二天早晨，孔林很晚才起来。灶屋锅盖上放着一只竹篮子。他揭开盖子，看见里面有四碗菜：干炸鲤鱼、红烧肉、番茄炒鸡蛋和蒸芋头。芋头皮已经剥掉，上面撒了白糖。这最后一样是他母亲生前最喜欢吃的。水缸旁边的案板上摆着一包线香和一扎纸钱。淑玉带孔华去打猪草了。孔林摸摸篮子，饭菜还是温热的。
他三口两口呼噜下两碗小米粥，出门去上坟。爹娘的坟地在鹅庄南头松树岗子边上，离他家有十分钟的路。最近这些年，人民公社禁止坟头占耕地，规定人死了要火葬。当初他爹过世，孔林的大哥孔仁摆下酒席宴请村干部，上了十二道菜，才得到允许把爹葬在山坡上娘的坟旁边。
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顶。孔林走进落叶松林子，已经有些气喘吁吁。苍耳草籽上的钩刺挂着他的裤腿，鞋帮上粘了一圈黑泥。渴血的蚊子嗡嗡乱叫，几只白胸脯的燕子四下里飞蹿，东啄一口，西叼一下，吞食着蚊子。他父母的墓地收拾得齐齐整整，坟上培了新土。坟墓的后面生着满坡的杂草，苦艾黄中泛绿，灯心草颜色微红，在太阳下闪烁着暗光。
很明显，有人最近清理过这地方。每个坟头上都摆着一大把野百合花，仍然闪着露水，小黄花朵却早已枯萎。孔林知道这一定是淑玉采来放在坟上的。他哥哥孔仁成天离不开酒瓶，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想不到这些事情。一块墓碑上刻着他父亲的名字——孔明志之墓。另一块墓碑只写着“孔妻之墓”。他母亲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孔林掀开竹篮子，把四碗菜摆放在坟前。他燃起香，一根一根地插在供品前面，然后开始在坟周围撒下纸钱。纸钱每张都有巴掌大小，中间穿了一个方孔。他喃喃地念叨着：“爹，娘，纸钱是给你们花的。菜都是淑玉做的，你二老趁热吃了。安息吧。”
东边响起一声枪响，惊起一对鹬鸟，咕噜咕噜叫着，向南边的水湾飞去。一只狗叫起来，有人正在草甸子里打野鸡和松鸡。
孔林没有像村里人那样烧掉纸钱。他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忘记了怎么往阴间送钱。他在想吴曼娜。临探家前，他向她保证一回到家就开始同淑玉离婚。现在他已经在家里待了七天，还有三天就要返回部队，但是离婚的事却一个字也没提。几次话到了嘴边，都咽了回去。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离婚的想法太不体面，说不出口。如果孔林说他因为不爱自己的妻子要同她打离婚，全鹅庄的人都会以为他发了神经。他必须要在她身上找出确凿的缺点，可是他又找不出来。这里的人们不笑话她的小脚，他在村子里也没有觉得她丢人、上不了台面。
从父母的坟上回来后，他思考了一整天自己的处境。他心里明白，如果村里有人问他淑玉咋样，他会承认她是个好妻子。他如果在家和她过长久些，可能也会爱上她，他们的婚姻会很美满。就像旧社会有许多包办婚姻的男女，直到进了洞房才见第一面，照样是一辈子的恩爱夫妻。但是，他和淑玉又怎么能够长期守在一起，加深彼此的了解呢？除非他离开部队待在家里，那是不可想象的。他的事业在城里。
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有两个老婆：曼娜在城市，淑玉在农村。但是重婚是非法的，根本不能考虑。他停止了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还是忍不住想象着，假如他不认识吴曼娜，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要是他能预料到这一步有多好，要是他现在能够从这团乱麻中脱身出来该有多好啊。
离家两天前的夜里，他的妻子夹着个枕头，进了他的屋子。他已经睡下了，惊讶地坐起来。他看见淑玉低着头，脸扭曲着走了过来。她坐在炕上，叹了口气。“你能让俺今晚睡在这儿吗？”她怯生生地问。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从来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大胆。“俺不是不要脸的女人，”她说，“打生了华以后，你就不让俺沾你的炕。俺也不抱屈。这些日子，俺寻思着给你添个儿子。华说话就大了，能帮俺把手。你就不想要个儿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了口：“不，我不需要儿子。有华一个就够了。我哥家有三个小子，让他们传宗接代吧。再说，这也是封建思想。”“你不想想咱的岁数？等咱们都老了，动不了了，不能下地干活了，咱得有个儿子养老啊。你一年到头不在家，这家里缺个男人。”“咱们还没老，再说华也能给咱养老。不用操这份心。”“丫头总归靠不住，出了门子就是人家的人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他暗暗吃惊自己脑子里竟然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如果眼前坐着的是曼娜，他会拥抱她、亲她、叫她“心肝宝贝儿”。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拿淑玉怎么办。很久很久以前在黑暗中，他曾经亲吻过她。现在和她有任何亲密的举动都是那么不自然。
她站起来，走了出去，肩膀塌得更低了。他发出一声长叹。门旁边，一团驱赶蚊虫的艾蒿仍在燃着，屋子里充满了苦涩的干草味儿。
从妻子的话里，他意识到自己不在家时，她一定感觉非常冷清。他没有想到过她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情。更让他不安的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会白头到老。多么简单的女人啊！
他想到这些，心里很难过，第一次离婚的企图也就此化成了泡影。十二
他为啥不想见我？吴曼娜反复问自己。
她急于想知道淑玉对孔林提出离婚会有什么反应。他已经从乡下回来一个星期了，总是推脱说晚上太忙，不能和她一道散步。她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就和牛海燕在一起犯嘀咕。牛海燕给她出主意，让她不要含糊，直截了当找孔林提出来，必要时就下最后通牒。牛海燕对她说：“井没压力不喷油。你得压他。”
星期二吃过晚饭，吴曼娜到孔林的办公室去找他。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暗得像个电影院。她惊讶地发现他根本就不忙，而是舒舒服服地仰在椅子上，脚跐蹬着桌子，张着嘴在打瞌睡，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她咳嗽了一声，他惊醒了，忙把书放回桌子上。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所有的灯都打开，这样从楼道里经过的人就不会怀疑他们在办公室里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看起来很疲惫，不停地打着哈欠。吴曼娜的火一下子就蹿上来了，绷起了脸。她看清楚那本书是苏联元帅朱可夫的“二战”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她指了指书说：“我当忙什么呢，敢情是在研究战略战术，日后想当军区司令员啊。多有抱负。”
他愁苦着脸，手脚不知道怎么放：“别讽刺打击好不好。”
两个人坐下以后，她劈头就问：“这几天你干啥老躲着我？”“我——我，咳，你要我怎么说呢？”他直视着她的眼睛，“打回来以后我是一直躲着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认真想了几天，想明白了。”
吴曼娜没想到他的语调居然这么平静，以为他一定是想出了什么离婚的好办法。但是接下来，她越听越不是味儿。他开始解释他如何没有跟淑玉提出离婚，如何不能抛弃女儿。她才那么小，整天搂着他的脖子喊爸爸。他如何几次想跟妻子谈离婚的事，又如何没有勇气说出口。他如何找不出一条正当的理由来使当地的法院信服，允许他们离婚。还有，乡下人看待离婚如何同城里人不一样。最后说到他多么为曼娜感到难过，她应该找一个比他更好的男人，等等。一句话，他算是没出息到家，啥事也干不成。至少现在他是一筹莫展。
等他说完了，她问：“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还照老样子下去？”她的声音干巴巴的，没有一丝感情。
他说：“我想咱俩最好还是分手。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有啥用？到头来还是到不了一块儿。长痛不如短痛吧。现在就分手，我们还是好朋友。”他揉着胸口，好像犯了心绞痛。
他的话让她十分愤怒，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尖叫着：“那我成了个啥？你两片嘴皮子一碰，说得倒轻巧。你多理智啊！咱俩就这样拉倒了，你让我到哪儿去再找一个？你眼瞎了，看不见整个医院都把我当成你的第二个老婆？看不见这儿的所有男人全躲着我，好像我已经结了婚？你就这样蹬了我，让我的脸往哪儿搁？”“你冷静点，咱们再想……”“我已经想够了！你就会想、想、想！”她站起来，双手捂住耳朵，冲向门口。绿色的门在她身后重重地摔上。
她的话让他难受，却又掺杂着一丝喜悦。他怀疑自己刚才的话是不是太绝情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吴曼娜会跟定了自己。现在很清楚：他们只有继续待在一起，除非她就此不找男人，愿意当一辈子老处女。这样既不合适，也不正常。天底下哪有不结婚的呢？连傻子瘫子也得找个伴儿啊。生儿育女是人的神圣职责嘛。
如果吴曼娜能够转到另外一所医院工作，那儿的人不知道他俩的事，还会把她当作未婚妇女看待。但是，这也不现实。现在护士实在是太多了。这些年，部队已经转业了几千名护士，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转业。地方上的老百姓经常把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女军人看成是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女人。许多男人还给这些女军人起了外号——二手军用品。
一个星期以后，孔林找到吴曼娜承认了错误，说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而且在处理他们关系的问题上只为自己打算。虽然对吴曼娜和他的家庭两边都留恋，他还是向她保证要同淑玉离婚。但是，他需要时间，不能莽撞地行事。她只好同意再耐心等下去。
第二年夏天，孔林又要回乡下探家。临走前他让吴曼娜放心，这次一定要跟淑玉提出离婚的事。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他给她看了一封医院政治部开的建议离婚的介绍信。这是苏然偷偷给他写的。孔林让她一定要为介绍信的事保密。
他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吴曼娜满怀希望，逢人便点头微笑。同事们问她有什么喜事，她摇摇头，开玩笑地说：“笑也犯法吗？”到了晚上她睡不着，在心里筹划着和孔林的婚礼。他们一共要花多少钱？一台真空管收音机的价钱是不是一百二十元？床单要什么花色的？什么样的梳妆台和大衣柜经济又实惠？她应该给孔林买一辆自行车，飞鸽牌的。现在男人时兴穿皮鞋、皮夹克，也应该给他置一身。有余钱的话，他们还要有个挂钟。她喜欢那种有个小鸡在表盘上不停地点头啄米的牌子。她希望医院能够分配给他们俩一套三屋的单元，这样就可以把钟挂在客厅里。她渴望有一天能够做母亲，有个小家、几个孩子。
有天下午，她在医院的百货店里看上了一块缎子被面。被面上绣满了龙凤呈祥的图案，或是龙吐火球，或是凤戏明珠。每条被面的左上角都绣着“良宵难忘”几个金字，闪闪发光。吴曼娜实在是太喜欢了，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两条。虽然用去了半个多月的工资，但她一点也不后悔。一个女售货员问她：“谁要结婚啊？”
她赶忙回答：“哈尔滨的一个朋友。”她的脸飞红，逃跑一样地出了商店，腋下夹着用玻璃纸包好的被面。
一连几天，只要她一人在宿舍里，就从箱子里拿出两条大红被面，铺在床上，端详着龙飞凤舞的绣图。她夜里常常做梦。大多数的梦境丰饶华丽——岸上长满了茂盛的植物，水里游着彩色的鱼，有向日葵、西瓜、荷花、银鲳鱼和巨大的比目鱼。她把这些都看成是孔林这趟回家能顺利离婚的好兆头。她也常常笑自己孩子气，可是没办法，就是管不住自己。她内心流淌着希望，眼神陶醉而蒙眬。
孔林从乡下回来后，一脸的沮丧。他告诉她，这一次他确实同妻子谈到了离婚，但是事情就僵在了那里。倒不是淑玉不同意，而是她的弟弟本生知道了大吵大闹，威胁说，如果孔林休了他姐，他就要和姐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本生还发动了全村的人围攻他，散布谣言说孔林在城里有个小老婆，犯了重婚罪。孔林非常愤怒，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拿出了医院开的离婚介绍信。他的小舅子则威胁说要到木基市来，找部队领导当面评评理，为啥要鼓励他们的干部喜新厌旧，抛弃结发妻子。
这下把孔林吓坏了。要是本生闯到医院来，苏然偷开介绍信的事情就会败露，肯定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为了安抚小舅子，孔林只好暂时不离婚。
吴曼娜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对孔林的叙述半信半疑。孔林从来没有对她撒过谎，她也不认为他有说谎的毛病。但是她感觉到他的话里有真相，也有夸大。可能他是有意打退堂鼓，放弃了对她的保证。出乎她的意料，孔林提出了一个她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来进一步证明他目前不能急于离婚。“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底有一次干部提级，”他说，“要是本生来了大闹一场，你我谁都甭想提工资的事情。他根本用不着来，写封信给领导，咱们就全完了。对不？”
她没有回答，脸上一点一点地没了血色。自从张政委在会上宣布年底以前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能够长一级，这些日子医院里的人谈的全是提级的事情。这次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宝贵。医院里所有人的干部级别和工资，近十年来根本没有调整过。孔林现在指出可能出现的损失，让吴曼娜相信了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她也同意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去招惹本生。孔林再一次保证他会想出离婚的办法。
一九七〇年的十二月，孔林和吴曼娜都提了级，每个月的工资多了九块钱。医院里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只有他俩知道，他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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