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耐基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 A.)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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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卡耐基自传试读：

前言

阅读名人传记，可以认识各时代的伟大人物，而世界名人传记更体现了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阅读名人传记，在窥探那个年代伟大人物的心路历程之余，既可以了解当时的阅读旨趣，又能领略当时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何乐而不为？历史就是个人传记的延伸，也是传记的意义之所在。

每个人都很难避免人生的困顿、痛苦及长久的折磨，有很多人，他们经受不起引诱，颓败一生；而伟大人物则相反，面临困境的时候，或许他们会犹豫、会苦闷、会挣扎，但最终他们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对人生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的理解，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人生，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他们坚持探求真理，哪怕那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漫漫长路。试想，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智慧，有谁会去轻易涉足困境？只有敢于冒险的人，才会赢得人生的辉煌。而且，那种面临风险、审慎前进的人生体验可以炼就过人的胆识，这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阅读名人传记需要精选。有些传记经不起时间的冲刷而淹没于时空的洪流，以致许多名噪一时的伟人逐渐销声匿迹，尘封在历史的沟壑中。“世界名人传记文库”让我们重温西方伟大人物的生平故事，为解读数百年来西方伟大人物和重要作品提供了引导，无疑会激发阅读经典的欲望。同样，它也是一份西方文学作品的必读书目，其中融合了对学识的喜爱和对审美的激情，最终，它将引领我们重拾西方文学传统所给予的阅读之乐。另一方面，时空的距离感让我们能更好地反思传记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背景，使我们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更加清醒地审视那个时代。

优秀的传记作品，有极强的教育功能。文中的描写对象，是真实的人物，其中很多是在实际生活中有重大建树的人物，他们有伟大的人格魅力，足以成为读者的楷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法接触这些人物，但这些传记作品却能提供给我们认识这些伟大人物的机会，了解他们的奋斗史、心灵史。

最后，让我们带着对这些伟人的敬仰之情，循着他们的足迹，一步一步地走近他们的人生之旅……

第一章 我的父母与童年

几年前，来自匹兹堡的梅隆法官曾写过这样一本书，书中的安德鲁·卡耐基记述是那么的生动有趣，以至于至今拿起，我依旧会乐此不疲地翻上几页。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同意上文所引述过的那位贤哲的观点。梅隆法官的故事不仅为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而且还给他的家人们带来了一份丰厚的馈赠，使他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美好。最后，更出乎梅隆意料的是，这部自传竟被归入了最受欢迎的传记作品的行列中。通读全书，书中的每章、每节都大大地书写着这样一个字——人，没有哗众取宠的种种虚伪与做作，有的只是为家人而作的真实与诚意。同样的，我也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有在公众前的虚伪与做作。有的，只是对我的挚友们的真诚与坦诚，即便记述的是些许琐事，也不会让他们觉得索然无味。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苏格兰丹弗姆林一幢只有几平方米大小的阁楼里，简陋的房屋坐落在摩迪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只有一层。正如谚语所云：“我拥有贫穷却真诚的父母、善良的亲戚与朋友”。作为苏格兰安德鲁·卡耐基出生的小屋的绸缎交易中心，丹弗姆林久负盛名。而我的父亲——威廉·卡耐基，就是一个纺织工人，他以我祖父的名字为我命名。作为那个时代积极分子们的领袖、“帕提尔姆学院”的首领，我的祖父卡耐基以他的机智幽默、和蔼可亲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故乡远近闻名。阔别了14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弗姆林时，一个老头向我走来，那正是我的祖父。当然，也是我们的“教授”（他的密友们都这样称呼他）。

那是一幅因中风而颤抖着的老人的画像：“他已风烛残年，连下巴和鼻子都透着老态龙钟。”

当他步履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边用他那颤巍巍的双手抚摸我的头边说：“你是安德鲁尔·卡耐基的孙子！哦，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会有这一天了：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以为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一个新年夜里，一位乡下老妇人突然吃惊地看到从窗户中突然伸进一张经过乔装打扮的脸孔。一阵迟疑之后，她才反应过来：“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耐基呀！”

她说的没错，祖父在57岁的时候还喜欢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他的老友们。

正像我的朋友们所说的，我的开朗活泼的天性、苦中作乐并始终笑对生活的达观精神，以及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超级才能，很可能都是从我那喜欢乔装打扮、嬉笑逗乐的老祖父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为自己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

阳光灿烂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意识到，这份阳光是可以被耕耘的，心智也可以由阴转晴。因此，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以用阳光与笑声驱散烦恼。如果人人都有一点哲学家的精神，如果人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再自责，那么，欢笑将赶走我们生活中的烦恼。毕竟污点是不会被洗净的，而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则不会受到欺骗。因此，正如伯恩斯所言：“仅仅是你自己的责备产生了畏惧。”

这条古已有之的座右铭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一条训诫都更加有用，而且我耳闻已久。但在我已然成熟了的年岁里，我与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仍有诸多共同的困扰。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状况，而他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伴着满眼的金星：“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而我母亲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值得讲述了。因为作为威廉·古伯特的朋友，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为他的记录和作品作出过贡献，并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在丹弗姆林，凡是认识外祖父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与实干家之一。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而《先驱》则被认为是苏格兰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的一些威廉·古伯特作品，从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而言，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70多年前出版的一本名为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书中的某些论点在今日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中得到了印证。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了。”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一书中，并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相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将出现在本期中。”由此看来，我那“随手涂鸦”的习性真是得到了父母双方的遗传，因为卡耐基家族一直以来就很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明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激进政党左翼的领袖——这一职务后来传承给他的儿子，我的舅舅。不止一个在美国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以期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与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默先生曾对我说：“我所有的学识和文化都得益于你的外祖父对我的影响。”《丹弗姆林要闻录》的作者埃比埃比尼泽·亨德森尼泽·亨德森也曾说，他人生中的最伟大的进步归功于：幼时曾接受我外祖父的影响。

一生中，我得到的恭维不计其数，但没有哪一个恭维能像那次一样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正在圣·安德鲁大厅作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一位《格拉斯哥报》的记者这样描述，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及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息息相关，“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讲台上看到安德鲁·卡耐基时该有多么震惊吧，他不论是从仪态、手势上，还是从外貌上都是老莫里森的完美摹写。”

我已忆不起外祖父的长相了，但是我与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我首次回到丹弗姆林时的情景。当我与舅舅贝利·莫里森一起坐在沙发上时，他眼里噙满泪水的模样我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他一时语塞，然后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他颤抖不已地说从我的身上，他仿佛看到了他的父亲——我的外祖父莫里森的影子，那言语、手势，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相似，而母亲也总能从我身上找到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遗传学说就在我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以至于一个手势、一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也可以在代与代之间传递，我深深地为之震惊了。

莫里森外祖父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那么高贵、优雅，而又富有涵养，但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刚刚组建没多久，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外祖父的生活还比较安逸，作为一个皮革商人，他在丹弗姆林经营着自己的一份生意和产业，但如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而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则是在这个家庭的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因而他在儿时有一匹小马可供骑乘，但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们则遭遇到了艰苦的生活。外祖父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即我的母亲（玛格丽特·莫里森，一位慈祥可亲的苏格兰妇女）。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了高贵、精致与涵养。也许将来的影响整个欧洲的滑铁卢战役某一天，我可以向世人讲述关于她的一些陈年往事，但对此我依旧心存疑虑。在我心中，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真正了解她。在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的第一本书的献辞中，我曾这样写道：“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母亲”。

感谢我的先人们，能给予我这样的恩赐——将我降生在这样一处妙不可言的地方。故乡总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据独特的位置，那山、那树、那水、那情，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拥有一份乡土的记忆，一份将伴他永远的乡土之情。“在爱丁堡，每一个聪马尔科姆国王城堡遗址明的孩子都会受到他们眼中的城堡的影响”。罗斯金如是说。而丹弗姆林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们在苏格兰威斯敏斯特那庄严的修道院的庇护下渐渐成长。修道院修建于11世纪（1070年），由马尔科姆三世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出资兴建，历经风吹雨打，至今还依然耸立。还有国王出生时的宫阙、皮坦克里夫峡谷、祭奉玛格丽特皇后的神殿以及马尔科姆国王城堡的遗迹……一切仍旧一如往昔，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国王坐在丹弗姆林城堡之中，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的坟墓就坐落于修道院的中央，玛格丽特坟墓的旁边，而它的周围，则是一众皇室成员的陵寝。当孩子们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风情的城镇时，都会觉得自己是如此幸运。小镇地处港湾以北3英里处的高地上，前面依伴浩瀚的北海，南靠多情的爱丁堡，北倚连绵的奥契尔山，风景雄浑壮丽，让人联想起丹弗姆林还身为苏格兰的宗教和国家首都时的伟大与荣光。而这一切，便是给予孩子们的丰厚的礼物。从呼吸到的新鲜空气里，他汲取了诗情和浪漫的滋养；当举目四望时，他又接受了历史和传统的熏陶。渐渐地，这一切就变成了孩子们童年中真实精彩的世界——理想总是真丹弗姆林修道院实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遭遇到工作中种种挫折与艰难时，才开始渐渐觉得一切都很现实。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对儿时的这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这也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压制罢了。这些儿时的影像会在他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播，使他深受影响，提升他的思想，美化他的生活。在丹弗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躲避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影响他们，点燃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星火，使得他们有所超越，使得他们卓尔不群。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令人振奋的环境里，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与诗歌力量一定也惠及他们两人。

当我父亲在纺织业生意中大获成功后，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的大房子里。父亲的四五台纺纱机就占据了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一层相通，勉强算得上一座苏格兰老式民居。这里正是我的儿时记忆开始的地方，但奇怪的是，追溯往事，我便忆起了第一次见到的一幅小巧可爱的美国地图时的场景。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寻找着匹兹堡，并且找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的准确位置。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他们的那块“应允之地”。

那时，记得堂兄乔治·多德和我都被悬挂头顶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震惊了，那其实是一面隐藏在顶楼上的非法旗帜。在那次“反谷物法”的游行示威中，我的父亲、叔叔以及家族中其他的激进分子扛着它走在游行队伍中。他们被包围在一座小镇里，在同业公会所中与骑兵部队发生1846年的反谷物法联盟会议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都是在此次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之后，我的整个家族都骚动起来了。

那个夜晚对于我来说依旧记忆犹新。当时，我被屋子背后一阵紧急的玻璃敲击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捕入狱。治安郡长在镇外的几英里处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里，此时，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峻的问题，因为百姓们激情澎湃，一直吵嚷着要去救他。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请求人们撤离。他如此做了，并说道“如果今晚哪位朋友因为正当的理由来到这里，那么请他收起武器吧”。他们照着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安静地离开吧。”

就像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贝利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一种对法律强烈的屈从。然而，他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激进分子，对美国怀有强烈的向往。

可以想象，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大张旗鼓地大行其道的时候，那些人们只在私下谈论将会显得多么苦闷。一切对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一切对伟大的共和国政体、对美国、对一个居住在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自由之乡的向往——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是一个孩子，但却认为国王、公爵和封建地主不该存在下去，我认为他们的死是为国家服务，因此也称得上是一种英雄主义了。

这就是幼时的我的想象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当时我并不认同那些特权阶级，因为他们并非因为有所成就而赢得公众的尊重，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便穿着借来的铠甲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是家族中最具成果的人，它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一种特质，尽管他并非天生聪慧。在这里，我会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够生活下来而感到惊讶，我会不厌其烦地引述那仅有的几句诗以表达出满腔的义愤：曾经有个布鲁图斯，他也不能够容忍，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千秋万代地统治国家。

但是，国王依旧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幻象。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而来，我只是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回应。

作为联合王国中最激进的一个城镇，丹弗姆林因此而久享盛誉。而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也更为可信。那时，丹弗姆林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商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制作。英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戴维·休谟这是一个局势动荡的年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到。午餐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聚集起来，开始讨论甚至抨击国事。戴维·休谟、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会在谈话中时不时地蹦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这一圈人的话题所吸引，最后，我成为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那时，人们已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变革才是大势所趋。俱乐部在市民中被组织了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广泛订理查德·科布登阅。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讲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而贝利·莫里森舅舅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会与其他人一起对文章给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激动人心。

这样的政治集会举行得比较频繁，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非常感兴趣并参加了不少这样的集会。父亲和舅舅总是拥有很多听众。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集会上发表演讲，听者太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听。当时，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后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望着做演讲的人，这个人正是我亲爱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主要是支持史密斯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的口误之处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时，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没有人会像照顾病人的护士一样来关注他说话中的语法错误，因此不必感到大惊小怪。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他语言风格犀利，演讲题目是《特权的灭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意义，但父亲十分明白。

我从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相关的，他支持在丹弗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委员会一切都运行正常，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于是，一瞬间，布告满处可见，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投英国政治家约翰·布莱特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姨父立即赶去协调，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斩钉截铁。“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该死，怎么会！”铁匠无言以对。

最后，铁匠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微小优势获胜。

从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绝对是一种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他的纺纱机大幅度贬值，一个原本可靠的经济来源变得日益窘迫。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庭而开始四处奔波。母亲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当时却并不足以让我们过上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从这以后，我开始明白贫穷意味着什么。艰难的岁月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期待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父亲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卑鄙、吝啬”，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乡的兄弟让他去做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愤恨之焰迅速地燃烧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一定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的邻居相比，我们不至于落到贫穷的境地。但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还能不能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她的两个孩子穿上体面整洁的衣服。

时光匆忙，父母许诺我：除非我自己提出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成长，他们变得愈发的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去上学的意向。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兴趣。有一天，他带我去远足，随行的还有我的发小，他们都已经上学了。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8岁那年，我开始上学，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欢乐，因此对于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事我都感到不快与不安。而这种事依旧时有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律，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没法去上学。每天取水时，二十几个老太太围坐在一起，她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着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以确定她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想象，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吵，如何将她们平息下来，不用说我，即便是镇上最值得尊敬的老人也无能为力。我的劝阻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她们好斗的一面，于是，我光荣地获得了“可怕的小老弟”的称号。

因为取水的缘故，我总是迟到，可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同样，放学之后店里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人生，早在10岁时，我对父母或是整个家庭而言已经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了，每每想到这里，我便收获了一种满足感。很快地，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纷繁复杂的账目交由我处理。于是，渐渐地，我变得有学问了，甚至在幼时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

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却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Martin's pet），当我穿过街道的时候，他们会冲我叫嚷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完全明白这一外号的含义，但它似乎是对我一生的一个极大的羞辱，而它也阻止了我对这位优秀的老师作出应有的回应。马丁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亏欠太多。除了承认这一点外，在他生前我没有机会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对此，我追悔莫及。

在此，我还要提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同样不可抹杀，他就是我的姨父劳德，即乔治·劳德的父亲。父亲整日在纺织店里忙碌，很少有闲暇时间照顾我，姨父劳德则不然，他虽然也在街上经营着一家店铺，却没有把自己困在里面。我入学之后不久，姨父便溘然长逝了，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而我与乔治的陪伴则一直是姨父最大的安慰。对于儿童的启蒙教育，劳德姨父有着非凡的天赋，他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还记得他给我们讲授英国历史时的情景：想象一下满屋都是英国王室的成员，一幅贵族场景图。国王在桌前用马格纳纸剂书写着，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坐在门后，把孩子们抱在膝上。姨父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英国君主名单，甚至几年后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会教堂里我还能找到名单上的遗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一处小礼拜堂的石片上，我读到了这样一段略显诡秘的文字：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肉身已不在此处。我坐在姨父膝盖上时所学到的历史知识告诉我：这位伟大的共和国的君主曾给罗马教皇写过信：如果他继续迫害新教徒，那么梵蒂冈将会听到大不列奥利弗·克伦威尔，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颠雷鸣般的炮声。估计克伦威尔是个无神论者。

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苏格兰早期的历史基本都是姨父教给我的：诸如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失明的哈利、司各特、拉姆齐、唐纳希尔、霍格以及弗格森。伯恩斯的那些言语让我对苏格兰产生了火一般的热情，这股热血将会连绵不息，直至我生命的尽头。华莱士也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着一种英雄的特质。一天，在学校里，一个男孩跑过来和我说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我便终日闷闷不乐。于是，我跑去姨父那里，他说：“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如果把苏格兰像英格兰一样平坦地铺开的话，苏格兰的面积肯定还要再大一点，但你总不能把高山和丘陵全都移走吧。”

哦，肯定不可以的，对于一颗幼小的、受伤的、爱国者的心灵来说，基烈山上充满了甜蜜的味道。但接着，英格兰庞大的人口数量又引起了我的不满，于是，我又去了姨父那里。“是啊，7:1，但在班诺克本班诺克本战役战役中，这个比例还要大得多呢。”于是我心中再次充满了喜悦——这样的话，英格兰的人越多，我们的荣誉就越大。

但这只是对残酷的事实的某种解释：战争中孕育着战争。每一次战斗都将为将来的战斗埋下种子，交战的民族或国家便成了世世代代的敌人。美国人有着和苏格兰人相同的经历，他们伴着华盛顿和和福吉谷的故事成长，他们知道德国人曾被雇来作为对美国人大肆屠杀的刽子手，于是，他们开始痛恨英国人。这就是我和我的美国侄子们在幼时相同的经历，苏格兰的一切都是正义与善良的，而英格兰则是无比的邪恶。这种偏见将会伴随着他们的成长，直至成年，或许之后仍然不会消散。当时，劳德姨父告诉我说，但凡家里只要来人，他便会向他们炫耀他在多德（乔治·劳德的昵称）与我的启蒙教育方面的光辉成就。他既可以让我们悲痛大哭，又可以使我们欢天喜地。他既可以使坏让我们攥紧拳头扭打在一起，又可以让我们在诗情与华盛顿在美国革命圣地福吉谷歌唱中尽情玩耍。“出卖华莱士”是他让我们这两个幼小心灵呜咽哭泣的王牌，屡试不爽。他讲的故事往往也会在他的掌控中，他会一次次地对故事进行新的润色。姨父的故事从来不需要司各特给他“帽子和拐杖”。可想而知，一个英雄对小孩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呀！

姨父、我还有多德一起在那条大街上度过了许多美妙温馨的夜晚，我与多德之间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幼时，我从来不叫他乔治，而他，也更喜欢称我“奈格”。因此，人们总在我们之间听到“多德”、“奈格”之类的称呼，其他任何一个名字也代替不了它们的含义。

姨父家在镇里的主干道上，要回到我的位于摩迪的家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沿着修道院，那里有可怕的墓地，而且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行走其间仿佛在地狱中穿行。另一条则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并且路过May门。当我回家时，姨父会故意恶作剧地问我走哪条路。我每次都会想如果是华莱士会如何选择，我便说要走修道院那边。面对那仿佛在死亡中穿行的恐惧，我从没有屈服过，每每想到这里，一种成就感便油然而生了。我常常沿着墓地回家，并总是提心吊胆故意吹着口哨穿过修道院的拱门。一想到华莱士面对自然或者超自然的危险时，那股凛然无惧的精神，我便可以在黑暗中迈起沉稳的步伐。

在我们儿时，我和表兄都认为罗伯特国王是非正义的。因为罗伯特是国王，而华莱士只不过是个平民，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格雷厄姆先生则是继罗伯特国王之后的第二个非正义人士。我心中强烈的爱国心油然而生，并直至生命的终点。而我的勇气，如果有人想研究的话，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源自于华莱士——苏格兰的英雄，这个英雄永远是男孩的精神动力。罗伯特国王当我初次踏上美利坚的国土时，我发现其他国家似乎也有它们值得骄傲的东西，这给我带来了某种莫名的悲痛。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感到极端的不解。直到今天，一个甚少旅行的苏格兰人仍然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总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加丰富的阅历来告诉自己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英雄史诗和罗曼史，都拥有自己骄傲的传统与成就。但是，美丽的苏格兰城堡在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心中，苏格兰的地位、苏格兰的光荣、苏格兰在他心目中神圣的位置，永远无法被替代。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而它的儿女们，也会像苏格兰人一样，努力地捍卫自己出生地的尊严与荣誉。

我真心意识到新大陆——美国也不只是一个居所，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但是我的心是属于苏格兰的，正如彼得斯堡首长的小儿子一样。当他还在加拿大时，他曾这样说，他很喜欢加拿大，因为这里很适合旅行，但他是不会久居于这个距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迹如此遥远的地方的。

第二章 丹弗姆林与美国

我清楚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一段经典的对话中有一个一直重复的短句——“该死的虚伪”，我们对此心存疑虑。最初，每当说到这句话时，我们总会轻轻地咳嗽一声，而观众们则总会乐不可支。直到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说，不必为这一句“该死”而过分纠结时，我们才彻底地放下了包袱。此后，每当排练中进行到这句话时，扮演格雷纳温的我总会将这句词念得异常圆润饱满。“偷吃禁果”（即像成人一样说脏话）对我而言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我非常能理解玛格丽·弗雷芒的遭遇：一日早上，沃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她回答道：“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我只想说‘妈的’，但是我不能。”

此后，牧师可以在讲道坛上大骂“混账”而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中毫无拘束地大声说“该死”。

剧中还有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语句：当诺瓦尔与格雷纳温争斗时，诺瓦尔说：“如果我们再打一次，那我们都将受到致命伤”。我在1897年为《北美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用到了上述这句话。姨父读到后，立即给我来信，说他知道我是在哪儿找到这句话的。世人当中，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由于姨父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我认为，鼓励年轻人记忆并背诵他们喜爱的东西将会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我会极快地学会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此我的一些朋友都会惊叹不已。我还能记住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否是我的兴趣。但如果一件事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话，它就会变成过眼烟云，几个小时之后我便会忘得苏格兰戏剧家约翰·霍姆一干二净。

丹弗姆林的学校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因为我每天都要背四节赞美诗。但我依旧能完成任务，当然，在家里我是没有时间背的，我会利用从家到学校那五六分钟的时间进行快速记忆与背诵。因为每天的第一节课是圣诗，所以我已有所准备，通过自然不成问题。但如果让我30分钟之后再复述一遍，那结果恐怕就会惨不忍睹了。

我所赚得的第一个便士是学校的马丁先生给我的，因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了伯恩斯的诗歌——《人生而忧伤》。几年后，有一次，我与约翰·默里在伦敦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谈到了华兹华斯的生活，默里先生说他一直在寻找华兹华斯一首名为《老年》的诗歌，却一直未果。我便即兴为他朗诵了其中的一段，默里听后大加赞赏，立即奖给苏格兰著名诗人伯恩斯了我一便士。默里真是个好人，正是他将我介绍给了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而马丁先生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伟大的人，那是真正的伟大。但英雄却是“诚实的约翰·默里”。在宗教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小孩在学校里被逼着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我和多德却可以免受其苦。这其中的原因，我一直困惑不已，但我的家人和亲戚们对待神学的看法，却如他们的政治观点一般激进。他们反对教义，对此我毫不怀疑。而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正式的长老教会成员。父亲、艾特肯叔叔和姨妈、威廉·埃勒里·钱宁姨父劳德，还有我的卡耐基叔叔，先后放弃了加尔文教派的信条。当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从斯威登伯格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母亲对宗教问题总是保持沉默，她从未跟我提及此事，也从不曾去教堂。那时，我们家并没有仆人，因此她便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包括星期天的晚宴。母亲兴趣广泛，而阅读无神论者钱宁的作品则成为她当时唯一的兴趣，那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是在政治局势与宗教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政界纷争不断，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消灭特权、人人平等、民主共和。与此相伴的，是众多关于神学的争论。我如饥似渴地听着大人们关于神学与宗教的各种争论，自觉酣畅淋漓，乃至酩酊大醉。并对其中一条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印象深刻，它对我犹如噩梦一般恐怖。当然，在思想的交融中，这种恐怖的感觉也是转瞬即逝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却一直印象深刻，当时牧师正在宣扬原罪说，父亲闻及此说，便愤然而起，离席而去。

父亲不能忍受这样的教义，他说：“如果那是你的宗教、你的神，那我就要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一个更高贵的神，一个值得我信仰的神。”他离开了长老会教堂，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他却并未停止参加其他不同的教派，也没有停止每日清晨在阁楼上的祈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个真正的圣徒，一个时刻保持着虔诚的圣徒，对他来说，一切的宗教教派只不过是通达善意的中立者。他认为，宗教理论也许有很多，但信仰却只有一个。神父构造出来的不是天父，而是残暴的复仇者，一个“永远的折磨”——安德鲁·怀特曾斗胆在他的自传中这样称呼上帝。对此，父亲的认识显然比神父更加深刻，我为他感到骄傲。

在童年时期，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饲养鸽子和兔子。每当想起父亲为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搭窝时，我就会感激不已。于是，我家成了这些小可爱们的大本营。在母亲眼里，家庭所能给孩子的积极影响是让孩子们找到正确方向的捷径。她常说，首先要让家里充满温馨欢乐，只要是能让我和伙伴们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是她和父亲不能做的。

在养兔子的过程中，我同样完成了我的第一次商业冒险经历。当时，我让我的小伙伴们帮我一个季度的忙，报酬是允许他们以自己的名字来为兔子命名。小伙伴们十分乐意，他们每周六都来给兔子预备食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与伙伴们签的合同真是苛刻，整整3个月，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我采集蒲公英和车前草，我却仅仅把命名作为给予他们的唯一回报。每每念此，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非常珍视这段经历，因为它是体现我出色的组织能力的最早证明，也是我事业上成功的基石。我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有多么出众或是我的学识有多么渊博，而是因为我知道谁比我懂得更多，谁比我做得更好，并选择与他们合作。这是早期的蒸汽机任何人都应该拥有的宝贵财富，我并不懂得钢铁机器的复杂原理，但我却尽可能弄懂人的机制构造，这比钢铁机器更为复杂。记得1898年，我在苏格兰高地旅行，中途在一家旅馆稍作停留。这时，一位绅士走了过来，并自我介绍说他叫麦金托，是当地的大家具制造商。他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后来，进一步的闲谈中，我才发现他原来也是我儿时的玩伴之一。那时，他性格内向，并不怎么爱说话，只是一心想着兔子，并将其中一只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喜与兴奋，他是我日后遇见的唯一一个一同养过兔子的玩伴。我真希望能再次遇见他，但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就在今天——1913年12月1日，当我拿起自己的手稿时，突然发现了一封他的来信，这瞬时勾起我儿时与伙伴一同玩耍时的美好回忆，他现在也应该收到我的回信了吧，希望我的回信能够温暖他的心灵，正如他所给我带来的一样。）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丹弗姆林小作坊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于是，我们给母亲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决定去投奔她们，也移民到匹兹堡去。记得当时曾听父母说，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家中的境况，更多的是为了两个儿子。姨妈给了父母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决定卖掉纺车和家具，举家赴美。父亲用甜美的歌声唱道：向西，向西，奔向那自由之邦，在那里，波光粼粼的密西西比河奔流入海，在那里，人有人的尊严，即使他须辛勤劳作；在那里，最贫穷的人也能收获到劳动的丰厚果实。

拍卖小作坊的收益极其微薄，让人失望不已。纺车几乎不值一钱，换不到任何东西，最后我们还需20英镑才能凑够全家去美国的路费。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提及一下汉德森夫人的善举，她是我妈妈的终生好友。汉德森夫人总是能吸引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艾拉·弗格森的女儿，在舅舅莫里森和姨父劳德的担保下，她冒着很大的风险借给了我们急需的20镑。当然，劳德姨父还给了我们经济上的支援和一卡耐基和弟弟汤姆些建议，为我们考虑到了几乎所有的细节。我们于1848年5月17日离开了丹弗姆林。当时父亲时年43岁，母亲33岁，我13岁，而弟弟汤姆还不到5岁。汤姆是个长着一头白色头发的漂亮小男孩，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无论在哪，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此后，除了在美国上过一冬天的夜校，后来有一段时间又请过一个法语家教晚上教我法语之外，我就永远地告别了学校。说来奇怪，那个法语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演讲。那时，我能读书写字，会使用密码，并且还一度开始学习数学和拉丁语。在赴美的途中，我给劳德姨父去了封信，接着又被退了回来，这封信可以表明，那时候我写的一手书法远比现在漂亮得多。我曾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达到了作为一个孩子通常应该学到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很少读其他读物，但我心里记得很多熟悉的诗歌。当然还有童话故事，尤其是《天方夜谭》，它带着我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时，我恍若梦中。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了深爱着的丹弗姆林，坐在汽车里，沿着去查尔斯顿的运煤铁路向前奔驰。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满含热泪，站着朝窗外远眺，直到丹弗姆林消失在地平线深处。最后消失的是那座神圣而伟大的古老的大教堂。离开后的前14年中，我每天都会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你呢？”这14年中，我只会偶尔忆起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般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所有童年的回忆，我对这片乐土的所有认知，像草一样，围绕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时钟生长着。钟声每晚8点悠扬地鸣响，对我，这是一种信号，我必须赶在它停下来之前就寝。在《英伦的美国四驾马车》一书中，我曾经在写大教堂时提到这口钟，现在，我也要从中引用一段：

马车驶入悠长的道路，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前排座位上。大教堂的第一声钟响，是为母亲与我而鸣。我跪了下来，泪水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我转过身去告诉教士长：我没法坚持，必须放弃。有一阵，我曾感到就要昏厥，幸亏不远处没有人群，我来得及控制自己。咬着嘴唇，直到流出血来，我低声为自己鼓气：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再没有一种声音如此深入地进入到我的灵魂深处，永不散去，用它那悦耳、优美、动人的力量将我征服。

伴着钟声，我曾被抱上小床，进入孩提时天真甜美的梦乡。每天晚上，当钟声敲响时，父亲或母亲慈爱地俯身面对我，告诉我钟声在说什么。钟声的语言通过他们变得那么美好。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他们白天做了哪些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他并不生气，永远也不会生气——永远，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的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依然有着它自己的含义。而现在它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与孩子的归来，再一次庇护在它珍贵的关爱之下。

修道院晚钟在敲响时所给予我们的快乐和荣耀，并不是世界赋予我们的奖赏。汤姆应该也在那里，这就是那时产生的想法。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去一个崭新的国度之前，他也开始知道这钟声的美妙了。

让-雅克·卢梭希望能伴着优美的音乐死去。如果我有选择的机会，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时，大教堂的钟声能再次在我耳畔响起，告诉我人生的竞赛已经让-雅克·卢梭结束，像召唤那个白头发小男孩一样唤我入睡——最后一次。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在信里他们谈及我书中的这段文字，都十分感动，甚至热泪盈眶。这种感情来自我的内心，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引起其他人心灵共鸣的原因吧。

我们先乘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斯湾登上了爱丁堡号蒸汽船。当我将要被抱上轮船时，我冲向劳德姨父，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和善的水手将我们分开，把我抱上了甲板。当我重返丹弗姆林时，这个亲切的老人来看我，告诉我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伤的分别情景。我们乘坐800吨的威尼卡塞特号帆船从道格拉斯出发。在七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们倒变得熟悉了，我了解了各种缆绳的名称，并且能指导乘客们如何应对水手们的指示。因为船上的水手不足，乘客们的合作就显得非常19世纪的蒸汽船重要了。因此，一到周日，水手们就邀我共享他们的美味——葡萄干布丁。我是依依不舍地离开这艘船的。

抵达纽约时，我感到晕头转向。曾经有人带我去爱丁堡见过女王，那是我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时间去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工业区，像丝织的网一样密密麻麻住满了人，它的纸醉金迷让我眼花缭乱。我们在纽约停留期间，最令我惊喜的是，当我走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我的胳膊被人一把抓住，原来是威斯卡塞特号上的水手罗伯特·巴里曼，他身穿制服，蓝色夹克配一条白色裤子，我想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帅气的男人。

他将我带到一个饮料摊上，为我要了一杯汽水，我就像喝着神酒一样，觉得很受用。那时，我觉得从装饰精巧的铜制器皿中流出来充满泡沫的佳酿，满是华丽的色彩，任何我所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之匹敌。之后好几次再路过那个地方，撞见那位站在汽水摊旁的老妇人时，我都会挂念那位亲爱的水手，不知他现在怎样了。我曾经努力和他联系，看他是否正安享晚年，也许我能尽些微薄之力，让他在垂暮之年时多些乐趣，然而一切都是白费工夫。当汤姆·鲍林那首动听的老歌响起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巴里曼那充满魅力的身影。只可惜，他早已驾鹤西去。然而，他在那次航行中给我的照顾和友爱，使得一个孩子成了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儿时在丹弗姆林的朋友，而斯隆先生则曾和我父亲一起当过织布工。我们去拜访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威利于1900年从我手里买下了纽约我家宅子对面的一块地，送给两个已婚的女儿。就这样，我们的第三代又成为好伙伴，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这真是一件幸事。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我的父亲通过伊利运河，从布法罗和伊利湖到达克利夫兰，再由运河到毕佛——这段路程持续了三个星期。如今坐火车只需10小时就足够了。但那时还没有火车通往匹兹堡，或者任何一个西部的城市。伊利铁路正在建设中，一路上，我们看到成群的人在辛勤劳动。年轻永远都不会犯错，当我回首当年乘船在运河上航行的三个星期时，只有单纯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已从记忆深处淡去，除了在布法罗的那个晚上。当时我们被迫停在趸船上，等候那条将带我们经俄亥俄去匹兹堡的汽船。在那里，我们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凶残噬血。母亲被叮得很严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已很难看清事物。我们的样子也同样很可怕，但我已经记不起那晚的蚊灾是否影响了我的睡眠质量。我一向都不失眠，从不知道什么“恐怖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匹兹堡的朋友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而周到的欢迎使我们忘却了所有的艰难。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尔勒格尼住了下来。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贝利卡街尾开了一间织布店，有伊利运河两层楼，楼上有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安家住了下来（不需要交房租，因为房间的主人是艾特肯姨妈），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干织布的活了，父亲便接替他，开始织台布。他不只是织台布，到后来，他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找不到批发商大批量订货。他只好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推销，收入十分微薄。

像往常一样，母亲又挺身而出，没什么可以阻止她的。在她还小的时候，她就从她的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给鞋子镶边，以此赚些零花钱。如今，她的这一技艺可以为家庭带来不错的收入。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亲，他不仅跟我外公一样，是一个鞋厂主，也是我们在阿勒根尼时卡耐基的母亲的邻居。母亲就从他的手里接活，另外她还要做家务——我们家是没有仆人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妇女，她每周能挣到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若白天或晚上有空闲，暂时没什么家务的话，她便让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帮她把线穿进针眼里，再把线打上蜡。就像对我一样，母亲会给汤姆背诵苏格兰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她似乎已经把这些深深地刻在了心里。有时她也会给汤姆讲故事，每一个都寓意深刻。

这就是诚实正直的穷孩子比富家子更优越的地方。护士、厨师、女家庭教师、老师、圣徒，母亲集这一切于一身。而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与我们的这种遗产相比，百万富翁或者贵族的孩子所继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

母亲总是很忙碌，然而，不管活计多么繁重，都不会妨碍她在邻居们碰到困难时给予建议和帮助，邻居们很快就认识到了她的和善与聪慧，很多人都告诉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我们搬到哪里，一切亦然。带着各种各样的困扰，穷人或者富翁都来找母亲咨询建议。不管她走到哪，她都能在邻居中显出她的卓尔不群。

第三章 匹兹堡与我的工作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幕，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可悲的一幕情形。当时，霍格姨父的兄长曾问我父母希望我干点什么。他满怀善意地向母亲推荐说，我善于学习、吸收知识，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让我提着篮子装些小玩意儿到码头周围去叫卖，相信我一定会赚不少钱。事实上，此前，我还不知道一个被激怒了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母亲当时正做着针线活，只见她猛地站起来，伸开双手，在他面前挥舞道：“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混迹于码头上那些粗野之人中间吗？那我干脆把他扔到阿尔勒格尼河里算了，你走！”她吼着，指着门口。霍格先生走了。

她站在那里，就像悲剧中的女王一样，禁不住伤心地掉下眼泪，啜泣起来。但她并没哭多久，而是把两个孩子拥入怀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年轻时的安德鲁·卡耐基力，那么我们将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有用之人。海伦·玛格丽特在写给奥斯巴尔迪斯通的回信中，威胁说要将她的战俘“犹如格子呢上的图案般碎尸万段”。但是导致母亲大发雷霆的原因是不同的，在她眼里，做小贩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劳动，却有点无业游民的性质，也不怎么光彩。而她又总是教育我们说懒惰是可耻的。是的，母亲宁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与他们一起死去，也不愿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年的奋斗历程时，可以这样讲，世界上，没有哪个家庭如我的家庭一样令人自豪了。那种对荣誉、独立、自尊的热烈期望遍及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是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的人，而我要说，我的母亲同样如此，正如伯恩斯说的：即使看着空洞的空间，她的双眸中依然透着对荣誉的热烈渴望。

那英雄的伟岸灵魂远离了一切的低俗、自私、欺诈、多变、淫秽和空谈。我的父亲也是自然的贵族之一，为世间一切所钟爱的圣徒。拥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没法不在成长中树立起高尚的品格。之后不久，父亲发现他有必要放弃他的手摇纺纱机，而进入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一位住在阿尔勒格尼的苏格兰老人。他还在工厂里为我谋到了一个绕线工的岗位，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个礼拜有1.20美元的收入。这是一段艰苦的生活，冬日里，父亲和我摸黑起床，匆匆吃完早饭，在天亮之前赶到工厂。中午只有一小段吃午饭的沃尔特·司各特，19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时间，黄昏之后还得继续干活。我感到压力倍增，从工作中也得不到什么乐趣。但是任何事情有获得必然有推动，因为这让我感觉到我总算为家庭作了些贡献。而今，我已经赚了亿万的金钱，但这些金钱所带给我的快乐，都远不及我工作第一个礼拜所赚到的1.20美元时的那种幸福。因为那意味着我已经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是能赚到面包的人了，不再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又经常听到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唱着“小船一排排”，并梦想有一天实现歌词中的梦境：当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早早地从床上爬起，驾着船排捕雀鳝，我们也关心丽琴。

我将要辞去我的小手艺了。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也是接受过教育的。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国家，无论贵贱；苏格兰也是最先建立教区公共学校的国家。

不久，约翰·海先生，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在他那里，我每个星期可以赚2美元，但最初时，那里让我感到比在工厂更加厌烦。我要在线轴厂的地下室里操作一台蒸汽机，烧锅炉，这有点太难为我了。一夜又一夜，我坐在床上，摆弄着气压计。时而怕蒸汽压力太低，手摇纺纱机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时而又怕蒸汽压力太高导致锅炉爆炸。

出于自尊，我将这一切都瞒着父母。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我需忍受这些苦楚，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一样。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盼着会发生什么变化。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它一定会来到。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扪心叩问，如果是华莱士，他会怎么做？一个苏格兰男人应该怎么做？但有一点我确信无疑，那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放弃。

终于有一天，机会降临了。海先生要起草几份布告，可是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哪几种字体，并且给了我一些书写的活儿。结果让他很满意，此后，他便让我做布告和报表之类的案头工作了，当然我对算术也很擅长。他很快发觉，让我干其他的事情会更符合他的利益要求。不仅如此，我相信这位可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男孩的印象很好，他心肠很好，有时很愿意把我从蒸汽机旁解放出来。对我来说，工作不再那么让人厌烦了，但一件事情除外。我现在的工作是把新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缸中清洗。所幸，这项工作有一个单独的工作间，只有我一人在那里干活。可是工作间里那油污的异味实在令人作呕，无论怎样，都不能使我的胃停止翻江倒海地难受。为此，我不得不牺牲掉早餐或是午饭，因19世纪在棉纺厂工作的童工为这样在晚饭时，当我已经完成了当天的份额后，我会胃口大开。这时，华莱士和布鲁斯被证明有多重要了。华莱士和布鲁斯的真正信徒是不会放弃的，无论代价多大，甚至生命。

和棉纺厂相比，我在海先生处的工作条件要优越不少，而且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不少对我很友善的雇主。海先生使用单条目记账法做账，大公司记账一般都采用复条目记账法。我和约翰·菲利普斯、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经过讨论，决定冬天去夜校充电，学习那更加庞大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个上了一家匹兹堡的夜校，学会了复条目记账法。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后，得知大卫·布鲁克斯——电报公司的经理，曾问霍根姨父是否认识一些比较可靠的、可以做信差的男孩。布鲁克斯和霍根姨父都是跳棋迷，他们在下棋的时候向我提出了这个意义非凡的问题。琐碎的小事常常能产生意义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腔调，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甚至还能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一个有胆识的人，会把一切都视为小事。当有人劝他：“少干点无聊的琐事吧。”他会回应说：“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告诉我，什么算是小事。”所以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礼物往往就隐藏在小事之中。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可以问问我是否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家里还特意为此召开了一次小型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没有哪一只笼中鸟比我更加渴望自由了。母亲很赞成，但父亲却有点不大同意。他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了，我年纪太小，身体也太单薄。每周2.5美元的薪水就证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壮实的小伙子，我可能会在深夜被叫起来送一份电报去乡下，甚至还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我的父亲认为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工作，可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允许我去试一试了。我相信他找海先生商量过。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是个发展机会，还说，尽管我的离去会给他带来不便，但他仍建议我去试一下。当然，万一我不能被录用，还可以再回他那儿，干我原来的工作。就这样决定了，父亲和我同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他送我到电报公司，就在佛斯和伍德街交叉的地方。那天早上阳光明媚，这是一个好兆头。我和父亲从阿尔勒格尼走到匹兹堡，大概2英里的路程。到门口时，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坚持自己单独上楼去面见那位大人物，去面对自己的命运。这时我刻意安排的，或许一定程度上，我已经把19世纪电报公司的小邮差自己看成是一个美国人了。刚开始，孩子们总是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说，“是的，我是苏格兰人，并且引以为豪。”但在说话时，我已经自行纠正了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只留下了一点点痕迹。因此，单独去面见布鲁克斯先生的我，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爸在场时表现得更好，他看到我的样子可能会发笑的。

我身上穿的是我唯一的一件白色亚麻衬衫，这件衣服我常常只在安息日时才会很郑重地穿在身上，外面是蓝色紧身外套和一整套只有在星期天才穿的行头。进入电报公司后的几个星期里，我都只有一件夏天穿的亚麻布衣服。但每个周六晚，不管我是否要值班晚归，母亲都会等着将我的衣服洗净，然后熨干，好让我在安息日的早上能够穿上干干净净的它们。为了在这片新大陆站稳脚跟，母亲无所不做。工厂里的长时间劳动使得父亲筋疲力尽，但是他仍旧像一个英雄般坚强，从不忘记鼓励我、支持我。

面试很成功。当时我很谨慎地解释说我并不熟悉匹兹堡，也不够强壮，因而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我想接受考验。他问我多快可以过来工作，我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当时就可以留下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如果不抓住机会，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岗位，但有些意外事情依旧可能会发生，有些其他的男孩也许正在谋求这一机会。既然去了，我就决定留在那里，只要我能。布鲁克斯先生非常和善地叫来另外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并且学习业务。很快地，我找到机会跑去街角，告诉父亲一切都很顺利，并且让他回家告诉母亲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就是1850年，我如何开始我人生起点的经过。曾经，在黑暗的地下室，我操作着一台蒸汽机，为了每个星期2美元微薄薪水而辛勤劳动，全身沾满煤污，生活也没有一丝可以得到改19世纪中期的匹兹堡善的迹象。而现在，我感到一下子进入了天堂，是的，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照耀着我的阳光。我发现自己知道的太少，要学的太多，基本上，我每一分钟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我仿佛觉得脚下正是一架梯子，我一定要爬上去。

但我只有一点担心，那就是怕自己学得还不够快，不能记住电报需要传送到的众多不同商家的地址。于是，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逐个地记录这些房子的招牌，再沿着另一边返回，这样，我就可以把这条街上所有商家的招牌从头至尾记下来。晚上，则依次念这些商家的名字，以此来练习记忆。没过多久，就算闭着眼睛，我也能把整条街上商号的名字从头至尾按顺序背下来（从街的这边开始，再从街的另一边回来）。

接下来是要多认识人，如果能认识每家商号中的雇员，那对信差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因为他所遇见的人，很可能就是他要送信去的那个办公室的，因此往往可以省下不少的路程。在送信的孩子们中间，这可算做一个不小的胜利。此外，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多数人都挺和气），在街上收到信或者受托转交时，通常不忘对送信的孩子赞赏一番，这对信差自己来说，也会产生一种成就感。1850年的匹兹堡和它今天的样子存在着很大的差别。1845年4月10日的那场大火差点毁灭了这座城市的整片商业区，直到1850年时仍旧没有恢复过来。当时的房屋大部分是木质结构，仅有少数是砖砌的，能防火1845年的匹兹堡大火的则完全没有。加上周边地区，匹兹堡的总人口也不过4000人。商业区也还没有延伸至第五大道，当时的第五大道是条非常冷清的街道，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商家，大片的空地夹杂其间。我记得如今第5区的心脏地带在当年有一个池塘，我还曾在上面滑冰。我们的联合钢铁公司后来就在那个位置，要知道很多年前那里还是片卷心菜地。

我曾给罗宾逊将军送过很多电报，他是在俄亥俄河西部出生的第一个白人小孩。当时第一条电报线路延伸到了这个城市的东部，不久，第一个火车头就来了。这些都是为俄亥俄——宾夕法尼亚铁路所准备的，从费城穿过运河运来，在阿尔勒格尼的码头卸载。那儿没有铁路直接通往东部。旅客们都要先经运河坐船到阿尔勒格尼山脚下，从那里坐火车到霍利德斯伯格，中间有30英里的路程，然后通过运河到达哥伦比亚，再坐火车走81英里去费城——走完这一趟得花3天时间。

因为已经建立起了日常的交通联系，那时，匹兹堡最重大的事情是与辛辛那提之间蒸汽包裹的往来。由于匹兹堡是天然河流与运河之间的枢纽，促进东西之间的货物流通便构成了这座城市商业上极为重要的内容。不久，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蒸汽火车头城里的一座轧钢厂开始运转起来，但是一吨生炼金属也未生产出来，甚至几年以后，它也没能轧出一吨钢来。由于能源短缺，金属冶炼一开始就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尽管世界上最好的炼焦煤就堆积在离它几英里远的地方，但人们从未想过把焦炭拿来冶炼铁矿石，千万年来一直埋藏在这座城市地下的天然气矿藏，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开采。

那时候，镇上的信差还不到6个。然而没过几年，便有人开始尝试给马车车夫介绍侍从了。到1861年，匹兹堡年报上所记载的最值得关注的金融大事便是，伐尼斯托克先生从其生意中撤出17.4万美元的巨额资本，利息由他的合伙人支付。17.4万美元，在那时可是天文数字，而在现在看来，却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的信使工作使我很快结识了城里的几个大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不一般，维尔金斯法官是这一行业的领袖，除了他外，还有迈克·坎德里斯法官、马可可鲁法官、查里斯·谢尔，以及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翁·M·斯坦顿（林肯的左膀右臂），我都很熟悉。尤其是斯坦顿，他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注意我威廉·斯瓦了。那些商业骄子：托马斯·M·豪、詹姆士·帕克、G.G.霍塞、本雅明·F·琼斯、威廉·斯瓦、约翰·查里范特、海润上校，他们都被我视为楷模与榜样，而他们的经历也一再证明了他们的不凡。（只可惜1906年我校对这段话的时候，他们已先后离世。）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当电报信差的那些日子都是愉快的。而且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奠定了与几个密友的友谊基础。资格较老的信差被提升到别的岗位上去了，因此需要一个新人，于是大卫·麦卡戈便来了，他后来成了鼎鼎大名的阿尔勒格尼山谷铁路的主管。我俩成了搭档，负责东线的信件传送；而其他的两个男孩则负责西线。于是，东边和西边的两个电报公司便分离开了，但还同在一幢楼里办公。大卫和我很快成了死党，这其中还有一段很重要的渊源——他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出生于美国，但他父亲，却是一个纯正的苏格兰人，就像我父亲一样。

大卫来后不久，我们的团队便需要再增加一个人手，这一次，公司问我是否有合适的人选。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来了我的好友罗伯特·皮特恩科——日后就是他接替我出任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和我一样，不但是苏格兰的后裔，还出生在苏格兰。于是，大卫、鲍勃和“安迪”，成了匹兹堡东线电报传送的苏格兰三人组。薪水在当时看来很可观——每周2.5美元。每天早晨，大卫·麦卡戈打扫办公室是例行公事，我们三人轮着干，可以瞧见，我们都是从底层干起的。奥利弗兄弟公司的头儿洪·奥利弗，还有市法律顾问M.C.莫兰德，他们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起步的。所以在生活的竞争中，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不必害怕富家子弟。让他们看看那些从打扫办公室开始起步的“黑马”吧。

那时当信差有很多乐趣，有时候因为及时送达了信件，我们会从水果批发店得到一整袋苹果，面包铺和糖果店也经常会送我们点糖果和糕点作为小礼物，他们风趣幽默，总是夸奖我们的专注与敬业，也许还会让我们带封信回办公室。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工作能比这更容易让一个孩子受到关注，而这又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孩子成功所必须的捷径。有智慧的大人物总是在寻觅聪明的孩子。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们被允许可以多收10美分，这笔额外收入让我们极为兴奋。可以想到，这种“10美分信件”有多么抢手，我们之间还常常为此发生争执。有时，有些孩子不按次序，抢着去送“10美分信件”。这就在我们中间引起了严重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议把这种信件合在一起，到每个周末再平均分钱，于是我被推举为“出纳”。团结和欢笑成为此后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主旋律。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处理再行分罗伯特·皮特恩科配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合作。这也是我在财务管理上所做的第一个尝试。

对于分到的钱，孩子们认为他们有自由支配的绝对权力。毗邻的糖果铺还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立了户头。这些账户有时候会大大地透支。这时，“出纳”便要正式地通知店主，我不会为那些既饿又馋嘴的孩子们所欠的债负责。罗伯特·皮特恩科是所有人中反对最激烈的一个，很明显他不光长着一颗糖牙，他所有的牙齿都是糖牙。有一天，当我正为此教训他时，他和我说了实话，他说他肚子里养了一些东西，如果不用糖来喂它们，那些家伙就会不安分起来。

第四章 安德森上校与书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上帝保佑他——宣布他可以把他图书馆中的400多本藏书向孩子们开放，这样的话，每个人在周六下午都可以从这里借书带走，第二个周六再换。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安德森上校的书主要是开放给“劳动男孩”的，但是像信差、店员还有其他一些并非靠双手做苦工挣钱的孩子，有没有权利去借书呢？我给《匹兹堡快报》詹姆斯·安德森上校写了一封短信，强烈要求我们也不应被排除在外：虽然我们现在做的并非苦工，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干过，因此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男孩”。这是我与媒体的第一次接触。安德森上校知道此事后，很快就扩大了借阅范围，因此可以说，我作为媒体撰稿人的第一次露面是成功的。汤姆·米勒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米勒将我引荐给他，就这样，仿佛是地牢里打开了一扇文明之窗，知识的阳光从那里透射进来，照耀着我。我把书随身带着，抓住上班时间的每一点空闲努力读书。尽管每天工作辛苦，值班时总是感觉长夜漫漫，但我的心却被书照亮了。每当想起周末又能借到新书，随后的日子瞬间就变得无限光明。就这乔治·班克罗夫特样，我渐渐熟悉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熟悉了班克罗夫特的《美利坚合众国史》，对兰姆的文章也变得情有独钟。但那时，除了几篇选入学校教材的作品外，我对大文豪莎士比亚还知之甚少，我与他相见的情节将在不久之后从匹兹堡的老剧院开始。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维尔森，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的同事们——我们一起分享着安德森上校的图书馆。那些在其他地方根本不可能借到的书，由于他的慷慨大度，使我有幸全部阅读。他教会了我对于文学的品味和鉴赏力，而对此，即便是有人敛资百万，我也不愿与之交换。没有了文学，生活将会变得多么可怕？让我和我的伙伴们远离低俗、恶习，上校功不可没。后来，当命运再次冲我微笑时，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钻石广场上的大厅和图书馆前，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将它送给阿尔勒格尼，并题字如下：詹姆斯·安德森上校，西宾夕法尼亚免费图书馆的建立者。他将自己的图书馆向辛勤劳动的孩子们开放，并在每个周六下午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他不仅仅是把书籍，也将他自己献给了这一高尚的事业。怀着无比感激之情，我立碑于此，以表达对安德森上校无限的敬仰与崇敬之情。他将知识的宝库向我们开放，年轻人也因此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对于他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深怀感激，只能立碑以略表敬意。根据我早年的亲身经历，我深深体会到，金钱应该用来资助那些天资聪颖、品格优秀并且有能力有决心发展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获益、健康成长。没有什么卡耐基所建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比在一个社区内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并把它作为一个市政机构加以支持更能体现金钱的价值了。我相信我所捐助的那些图书馆，会在将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每一个进入这些图书馆学习的孩子能有我从安德森上校的400本名著那所得收益的一半，我就认为这些图书馆没有白建。“随着整棵树的倾斜，嫩枝也将因此弯曲。”书籍中的世界宝藏在一个适宜的时间完全向我开放了。图书馆给我最重要的好处是它一无所求，但也从不主动给予。如果想获得知识和成功，青年必须自己努力，无一例外。许多年后，我欣喜地发现，在丹弗姆林，有5位织布工将他们的书集中起来，威廉·莎士比亚开办了镇上第一个流动图书馆，而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丹弗姆林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它搬来搬去，不下7次。第一次搬迁的时候，5个创办者用各自的围裙和两个煤斗，把书从手摇纺织机店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父亲是当地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又有幸接过了这一棒，这自然成为我生命中最有意义且不可磨灭的一件大事。演讲时，我常说，我是一个曾创办过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后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与之交换呢？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无意中追随了父亲的脚步开办了图书馆，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地方。父亲始终是我所追寻的榜样——他的身上拥有我所知道的最美、最纯和最和蔼的天性。

我曾说过，是剧院最先使我爱上了莎士比亚。当我还是信差时，老匹兹堡剧院就在福斯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享有盛誉。福斯特先生收发的电报都是免费的，作为回报，电报报务员可以免费看戏，而信差在某种程度上也享有这种特权。有时候，下午收到了给福斯特先生的电报，我们会留到晚上再送去。在剧院门口，我们羞涩地提出，可否让我们悄悄地溜到楼上的第二排看戏——这种请求一般不会遭到拒绝。孩子们轮流去送信，这样每人都可以得到那令人垂涎的机会。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渐渐熟悉了那绿色幕布后面的世界。上演的剧目有一半都是场面很壮观的剧目，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正好可以吸引一个15岁年轻人的眼球。此前，我不仅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事物，甚至就连类似的场面我都没有见过。我从来没有进过剧院或是音乐厅，也没有见过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大卫、哈利·奥利弗和鲍勃也是如此。我们被舞台深深吸引住了，每次去剧院的机会，我们都不会放弃。

当“狂风”亚当斯——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开始在匹兹堡上演一系列莎士比亚的剧目时，我对戏剧的品味开始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莎士比亚几乎成了我的全部，仿佛其他任何东西都再也无法吸引我的兴趣。我好像很容易就能记住他的台词，以前我从不知道我具有这种能力。语言具有如此的魔力，它的节奏和旋律就像在我的体内找到了一个栖息之所，与我融为一体，一美国著名悲剧演员埃德温·亚当旦有所召唤，便会马上闪现。这很大一斯部分归因于舞台上的生动演出，我才能体会出这一新的语言的无穷魅力。要知道，直到看了《麦克白》的演出之后，我对莎士比亚的兴趣才腾腾而起，而此前我并没有读过剧本。很久以后，我通过《罗英格林》了解了威廉·理查德·瓦格纳。那是在纽约音乐学院，当《罗英格林》序曲的乐音缓缓落下后，我深深地陶醉了。当时我对瓦格纳还不太了解，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确实有别于前人——像莎士比亚一样，他也是一个新的朋友，一架新的促使自己向上攀登的阶梯。在这里，我还要谈论一下属于那个作曲家瓦格纳年代的一件事。那便是在阿尔勒格尼有一些人——总数还不到100人——加入了“斯维登堡教会”，而我在美国的亲戚们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父亲在离开了长老会之后参加了这个教派，当然，我被带了进去。然而，母亲却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她对各种形式的宗教都怀有敬意，并且也不主张宗教信仰争端，但她保有自己的想法。借用圣贤孔子的话，就是：谨守本分，勿扰他人，为上智。

她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教会和主日学校，但她对斯维登堡的教义以及许多新约和旧约的内容并不认同，她认为这些并不具备神的本原价值，不能作为生活的权威性指导而被接受。我对斯维登堡的神秘教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虔诚的艾特肯姨妈对我解释“精神感觉”的能力大加赞赏。这位可爱的老妇人热切地盼望着我有一天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盏明灯，而我知道，有时候正如她所想象的，我成了她所谓的“言语上的传道者”。

当我对这种种的宗教理论越来越疏远之后，她的这些期许也就慢慢变淡了。我是她的第一个外甥，在苏格兰时她还曾将我抱在膝上，哄我、逗我玩，我深知，姨妈对我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减弱的。她曾希望我的表兄利安德·莫里森能够通过信仰斯维登堡教的神明而得救，但可惜的是，他后来加入了浸安会并且受洗，这件事情一度让姨妈非常失望。尽伊曼纽·斯维登堡，瑞典的科学家、神秘主管她记得她的父亲也是这样，还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经常在爱丁堡为浸安会传教，但这对福音传道者来说也无能为力。

利安德在受洗后接受了浸安会的教义，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兴奋和热忱。斯维登堡教展示了通往新耶路撒冷的通途，但他发现，由于他在这一通途上的畏缩不前，使得他的舅舅——斯维登堡教最早的信徒之一，认为他使家族蒙了羞。于是，利安德开始恳求道：“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刻薄呢？舅舅。没错，浸安会并不比任何教派更好，但看看安迪吧，他没加入任何教派，可你也没有责备过他。”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安迪，噢，安迪，他一丝不挂，但是你，却穿着破衣烂衫。”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他不再和艾特肯姨妈意见一致。而我可能也有了些小改变，变得和信仰再无瓜葛，不再信仰任何一个教派，但是利安德选择了一个非新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别。我对音乐品味的培养与斯维登堡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教会赞美诗的附录是宗教清唱剧的选段，我对它们有着本能的喜爱，尽管我的嗓音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而我的声调也有待提高，但我却依旧是唱诗班练习时的忠实参与者。指挥科森先生经常会原斯威登堡教会的教堂谅我在合唱时发出的不和谐音符，我有理由相信，他是被我的热情所感染了。后来，我对宗教清唱剧已经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这个时候，我很欣喜地发现，当我还是个一无所知的少年时，我最喜爱的好些段落，已在音乐圈里被认为是汉德尔音乐作品的精华了。所以，我所受的音乐教育之起点，得追溯到匹兹堡斯维登堡教会的小型唱诗班。

父亲总是把苏格兰本土游记诗歌中的杰出之作，当作歌曲来演唱。而我爱好音乐的基础便奠定于此。不管是那些苏格兰老歌的歌词还是曲调，我都耳熟能详。要达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民歌也许是最好的基础。父亲是我所见过的声音最为甜美、最富感染力的歌手，我很有可能继承了他对音乐和歌曲的热爱，尽管我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孔子有云：乐者，神之语也，闻其召之，则来。

这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显示了父母的宽宏大量的事情。作为信差，除了在暑期有两个礼拜的闲暇之外，我是没有节假日的。而在这两个礼拜，我会和表兄弟们去东利物浦和俄亥俄的河上划船。我喜欢滑冰，而就在这个冬天，我家对面的那条河冻得结结实实，很适合滑冰。周六晚上回家后，我问父母，能不能次日早起，趁着去教堂做礼拜之前的工夫滑一会儿冰。对一般的苏格兰父母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这更为严肃的了。但我的母亲却相当开明，认为既然如此，应该让我爱滑多久就滑多久。父亲也认为我可以去滑冰，这无可厚非，但他希望我能及时回来，好跟他去教堂。

我估计在今天的美国，1000个家庭中有999个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在英格兰的家庭中也是如此，但在苏格兰却不可能。今天，人们会认为安息日的所有意义便在于休息娱乐，去博物馆或者画廊享受时光，而不是去教堂做祈祷，为很大程度上虚构出来的罪过忏悔。他们的想法并不比我父母在40年前进步多少，而我的父母超越了那个年代的传统观念，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读些非宗教的书，这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

第五章 电报公司

这也是件令人苦恼的差事。那时，因为我无需做分内之事，这便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并不受欢迎。此外，我还被指责为吝啬、小气，因为我从不乱花送远程信件而赚得的外快。我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下每一便士，以应付家庭开支。父母明辨事理，对我的行为，他们从来不加阻碍和拒绝。家里有三个劳力——父亲、母亲和我，对于家中的各项收入与支出，我一清二楚。我们把个人赚得的钱都放在一起，以便家里添置一些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东西都能使我们快乐不已，或许从来没有一个家庭能像我们这样团结。

日复一日，母亲把牙缝里节省的钱积攒下来，仔细地收藏到一个长筒袜里，直到攒够了200个便士，便用汇票将20英镑寄给慷慨解囊相助的汉德森夫人。那天我们都十分开心：卡耐基家终于不再债务缠身了。噢，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天啊。金钱债务总算还清了，但人情债，对雪中送炭的人的感激之情，却是无法还清的。汉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我回丹弗姆林，到她家拜访时，那情形犹如造访一座圣殿。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对她，我永远不会忘怀。（当我读到这些写于几年前的字句时，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安息吧，亲爱的、母亲高贵的朋友。）

在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直令我难以忘怀，当时它给我的感觉更像是把我送上了云端。当时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孩子支付当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排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顺序给每一个人发工资。我在队首，当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25美元，我伸手去拿，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绕过我，付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错了，因为我一直都是头一个领工资的。可是接下来，他只按顺序给其他人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没有做？难道我将被告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工作了，我将使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无法忍受的痛楚了。当其他人领到钱离开之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决定每个月付我13.50美元。我当时几乎傻眼了，是不是我听错了？格拉斯先生把钱点给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谢，似乎没有。我拿着钱一下子跑出门去，一路狂奔回家。我清楚地记得，我是跑着，更准确地说，是跳着从桥的一头跨到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美丽的阿尔勒格尼河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那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25美元交给了妈妈——家里的财务主管，但对装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25美元更是喜不胜收——它们在当时对我的意义，远超过我现在所赚得的百万巨款。

汤姆当时9岁，他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上床后，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弟弟。即便年幼，他还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幻想未来。那是第一次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创立“卡耐基兄弟公司”，一同搏浪商海。父母将会有自己的马车，而我们，则将拥有一切被认为是财富的东西，实现一切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包袱。曾经有一位苏格兰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伦敦商人。女婿请她去伦敦住，并向她保证说，她将“坐在自己的马车里”。而她却回答说：“我坐进马车又有什么好呢？斯拉斯堡的亲人们再也见不到我了。”

但在我们的计划中，父母不仅可以在匹兹堡见到我们，而且还可以前往丹弗姆林，去探望他们的老家。

星期天早晨，全家在吃早餐时，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25美元。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一开始他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地，父亲的眼里便充满了骄傲和疼爱，母亲的眼睛被泪水湿润得闪闪发亮：这是他们的孩子第一次成功，他是个可造之才。虽然我后来获得的荣誉与成功不计早期的电报机其数，但从来都没有哪一次能像那次一样令我激动不已。当时，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与喜悦之中。

因为每天早上都要打扫操作室，所以在报务员到来之前，孩子们便可以在电报机上练习练习。这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用键钮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们交谈，他们和我有着相同的目的。当一个人学会了一项本领后，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找机会投入实践。

有天早上，我听见电报机呼叫匹兹堡的信号特别强烈，看起来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取得联系。我壮着胆子做了回答，原来是费城要立刻给匹兹堡发一份“死亡通知”。我可以接收吗？我回复说，如果他们慢点发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最终，我成功地接收了这条信息，然后带着它跑去找布鲁克斯先生。布鲁克斯先生来了，我告诉他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而是对我的灵活与机智大加赞赏。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错，然后便让我走了。之后，每当报务员需要离开议会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去照看一下仪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发电报的技能。我的成功还是受益于一个非常懒惰的报务员，是他让我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那时，报务员要做的是从移动的纸带上获得信息，并且把它念给抄写员。但是，有传闻说西部有个人根据声音就可以获得信息。在好奇心的驱动19世纪美国的邮政马车下，我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而公司的麦克琳先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掌握了这种办法，他的成功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很轻松地，我就学会了这门新语言，容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一天，当操作员不在时，我请求收一条信息，那位老抄写员对我不屑一顾。于是我停掉了纸带，拿起笔和纸，开始自己接收信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惊讶之态，他请求我把纸和笔还给他，从那以后，科特内·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他成了我忠诚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结束之后不久，约瑟夫·泰勒——离匹兹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报务员要请两个礼拜的假，要布鲁克斯先生派一个人去代替他。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去问我是否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我立刻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好吧，”他说，“那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试一试。”

我是搭坐邮政马车去的，旅途十分愉快。大卫·布鲁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我碰巧与他和他的妹妹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出行，也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新大陆国家的风光。我还是第一次在酒吧就餐，那是在格林斯堡的旅馆，饭菜味道相当不错。

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工地正在挖沟筑堤，早上，我常常到那里散步并顺便去看工程进展，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之后不久会进入那家大公司工作。这是我在电报公司第一次担当如此重要的职格林斯堡火车站务，所以我丝毫不敢擅离职守。一天夜里，屋外雷电交加，我坐在办公室里，虽然已经深夜，但仍不愿切断联系。当时我太冒失了，坐得离按键太近，一道闪电就把我从凳子上打了下来，这差点摧毁了我的事业。从此，只要有暴风雨，我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格外地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这个小任务，博得了上司的喜爱，最终载誉而归。因此很快我就获得了晋升，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报务员，布鲁克斯先生亲自向詹姆士·D·里德（他当时是公司在那条线上的总经理，苏格兰人的另一个模范，后来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发电报推荐我来担任助理报务员一职。很快，路易斯维尔就带来了明确的答复：既然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我值得信任，那么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提升“安迪”。结果我又成了一名报务员，每月拿25美元的巨薪，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从信差升到报务员，我的华丽转身要归功于里德先生和布鲁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17岁，我完成了学徒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个每天赚1美元的小孩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电报公司的操作间就是一个超级棒的学校。在那里，他必须用纸和笔，借助不断的创新与进取来做好工作，而我对英国和欧洲的些许了解则在我的工作中起了举足轻重早期的电报公司操作间的作用，毫无疑问，知识就是财富，只是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那时候，国外新闻是通过莱斯角的线路接收的，而接收那连续不断的“蒸汽机新闻”则成了最为荣耀的一件事情，我对它的热爱胜过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这项工作就心照不宣地分配给了我。

那时候，电报线路的状况较差，如果遇上了雷雨天气，很多内容就只能靠猜测。在这方面我的能力很强，我经常把丢失的一两个单词自行补上，而不打断发报人，以此作为消遣。在收听外国新闻时，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即便报务员大胆做了什么不当的改动，那也没什么，他并不会因此陷入麻烦之中。我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从此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英国的认识，如果有开头的一两个字母，我的猜测一般不会错。

当时，匹兹堡的报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派一个记者到电报公司抄写新闻。不久，所有的报纸都派一个人前来。派来的人建议说，所有接收到的新闻都应被制成多个版本。后来我们之间达成这样的协议：我把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复印5份，而他将每周另外付我1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媒体工作，当然，收入并不算多。但这使我每个月的薪水变成了30美元，当时的每1美分对我来说都是很值钱的。于是，家里的积蓄渐渐增加，百万富翁似乎已逐步显现。

另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举动则是我和我5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会”。我们志同道合，彼此亲如兄弟。而入会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进步。此前我们曾组织过一个小型的辩论俱乐部。当时是在菲利普斯的父亲家，汤姆·米勒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曾对“司法机关是否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一问题，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半小时。对此，我们还是姑且假设他犯了一个错误。“韦伯斯特”是当时城中最著亨利·菲利普斯名的俱乐部，因此我们为能入会颇感自豪。要知道，之前我们只在皮匠的房间里做过准备。

参加这样的俱乐部对于年轻人的成长真的大有裨益。这里的书籍有助于我日后的辩论，使我受益匪浅，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稳定。而后来我之所以能在公众面前保持冷静，毫无疑问应该归功于“韦伯斯特”的这段经历。那时候（现在也如此）我演讲的两条原则是：轻松自如地跟观众交谈，而不是生硬地向他们作报告；尽量做自己，按自己的方式谈话，除非不能自持，千万不要过于夸张地“演讲”。

我终于成为一名听声音就可以辨识信息的报务员，所以我完全抛弃了打印纸条的方式。那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了此项技艺，为此很多人跑到公司来参观。当那场大洪水破坏了斯托本维尔和惠林之间所有的电报联系时，这一本领便让我备受关注。两个城市之间相距25英里，我被派往斯托本维尔接下所有的业务，然后往返于东西方之间，每隔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在河中一艘小船上将信号发给惠灵，回程时再带回来一批，发往东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就通过这种方式，东西方之间经由匹兹堡的电报联系一直保持着。在斯托本维尔时，我得知父亲要到惠灵和辛辛那提去卖他自己织的桌布，我便登上了同一条船，但是他一直到深夜才抵达。我下去接父亲，发现他因为想省钱，没有买船舱的票，一直坐在甲板上。我记得当时我有多么伤斯托本维尔市街景心：这样好的一个人却不得不吃这样的苦。我心中感到愤愤不平，但嘴上却宽慰说：“嗯，爸爸，很快你就可以和妈妈坐进自己的马车里了。”

父亲通常很内向、矜持、敏感，他也很少表扬人（典型的苏格兰性格），使得我不至于太飘飘然，但情到深处，也会情不自禁。这一次便是如此，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他用那种常见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慢慢地咕哝着说：“安德鲁，我为你骄傲！”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向我道了晚安后，就嘱咐我赶紧回办公室，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不得不擦去眼角的泪水。他的那些话常在我的耳边响起，日复一日地温暖着我的心田。苏格兰人是多么地矜持啊，他感受最深的地方却表达得最少。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块圣地，谁要是侵犯了这块圣地，那真是大逆不道。有时候，沉默比话语更能打动人心。我觉得父亲是最可爱的人，为他的朋友和亲人所深爱着。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不属于任何教派，也没有任何派别的宗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但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尽管矜持不善言辞，但他生性善良。他在西行归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我们刚刚可以给他一个较为悠闲而舒适的生活。

回到匹兹堡不久，我认识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托马斯·A·司各特，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称他为“天才”也丝毫不过分。作为宾夕法尼亚区铁路驻匹兹堡的主管，他和他的上司——阿尔图纳的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之间频繁的电报联系是必需的。有一段时间司各特先生来电报公司，而碰巧我是报务员，我们因此而结识。我认识他的一个助理，有一天我惊讶地听他告诉我，说司各特先生曾问他是否可托马斯·A·司各特以让我去做他的文书和电报报务员。这个年轻人告诉了我他当时的回答：“这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有个报务员了。”

但听到这些后，我立即说：“别这么快下结论，我可以为他效劳，我不想干一份仅仅窝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请你转告他。”

结果是，1853年2月1日，我成为司各特先生的文书和报务员，每月的薪水是35美元。工资从每月的25美元升到35美元，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涨幅了。公用电报线临时接进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车站的办公室。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以在不影响电报公司业务的时候使用这条线，直到铁路公司当时正在修建的电报线路完工为止。

第六章 铁路公司

而今，我突然进入了一个粗俗之人聚集的公司。司各特先生和我临时在商店寻得一角作为办公地点，这里还同时是货运车列车长、司闸员以及消防队员的调度指挥部，大家共处一室。那种在工作中奋战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我所熟悉的世界。对此，我并不满意。在这里，美好与邪恶共生，而我则不得不与之和平共事。不过，甜蜜和纯洁依然氤氲着我的家，粗俗和邪恶依旧不得进入。那是我和我的伙伴们的天地，他们都是有教养的青年，并努力提升着自己的素养，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对那些粗俗鄙陋、不合我心的人与事，我心生厌恶。但事情总是有正反两面的，和粗人一起共事的经历使我对吸烟、粗话深感厌恶，使自己一生严格要求自己。

当然这并不是在讲，我所提到的那些粗人有多么低俗或者品行败坏。只是与现在相比，那时骂人、说粗话、吸烟要普遍得多，且更加粗俗。修铁路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很多河务工的粗野之人都被其吸引。但平心而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很不错的年轻人，只是想要谋得一份可靠的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事实上，他们所有人对我都很友善。许多人至今依然在世，我偶尔还会得到他们的消息，这使我们很高兴。后来司各特先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两人共同使用，情形也有了明显的改观。很快，司各特先生就派我去阿尔图纳取每个月的工资清单和支票。当时，铁路还不能翻越阿尔勒格尼山，我只得翻山越岭，这也使整段路程显得很独特。公司在阿尔图纳建了一些房子，商店正在修葺之中，根本没有当今阿尔勒格尼山大城市的痕迹。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领域的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他那时的秘书是罗伯特·皮特凯恩，就是我把他介绍到铁路公司工作的。因此，“大卫”、“鲍勃”和“安迪”依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投奔了铁路公司。

与开朗的司各特先生不同，罗姆贝特先生并不擅长交际，且严肃而固执。因此，当初次见面时，罗姆贝特先生就邀请我喝茶，我感到受宠若惊。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表示同意之类的话，然后便心神不宁地等待约定时间的到来。那时，我把这次邀请看做是我所得到的最大的荣耀。罗姆贝特太太非常亲切，而罗姆贝特先生将我介绍给她时则说：“这是司各特的‘安迪’”。能被认为属于司各特先生，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然而，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一个事故却差点葬送了我的前程。次日早上，我就带着工资名册和支票起程回匹兹堡，因为包裹太大塞不进口袋，我便把它揣在怀里，塞在马甲下面，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当时，我特别喜欢坐火车，尤其喜欢坐在火车头。我搭上了去赫利德斯堡的机车，过山的铁路在那里交会。火车一路颠簸，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装工资名册的包不见了，有可能是火车的震动把它给颠了出去，我把它给弄丢了。

我深受重任，被派去取工资名单和支票，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却把它们弄丢了，这无疑会毁了我，一次美妙的旅行瞬间变成了一场噩梦。我告诉列车司机，包裹肯定是在最近几英里的地方被晃荡出去的，我问他是否能掉头帮我去找回来？司机真是个好人，他答应了。我沿路查找，终于找到了它，就在溪流的岸边，离水面还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马上跳下去，一把抓了起来抱在了怀里。没错，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我都把它紧紧抓着，再没有松手。机车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我这次疏忽的人，不过他们向我保证会替我保密。很久之后，我才大胆地说出了事情原委。真不敢想象，假设这个包裹再滚得远一点，被水流冲走，那么，一切都将于事无补。如果有人自信能够成功，但却因为各种偶然因素最终未能如愿，赫利德斯堡那我就不再能信任他了。因此，我决不主张对年轻人要求太严格，“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不发生那件事情，不在离赫利德斯堡几英里远的地方丢失我的包裹，然后又失而复得，我的今天会有何不同。如今，我还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那个丢包裹的确切地点，每次途经时，都仿佛会看到那个浅褐色的小包躺在岸边，它似乎在说：“没关系，我的孩子，幸运之神陪伴着你，不过这种事情以后可不要再发生了。”

很早以前，我就是反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尽管那时我还太年轻也不够成熟，不能参加选举，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为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的第一届共和党全国会议欢呼。当这些大人物走在街道上时，我注视着他们，对参议员威尔逊、黑尔，还有其他人充满了倾慕之情。我在铁路员工里组织了一个百人俱乐部，支持《纽约论坛报》，偶尔也尝试着写一写短文寄给那位伟大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他一直投身于废奴事业。

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刊登在《纽约论坛报》时，这一刻是里程碑的时刻。那份《论坛报》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没有人不会为将祖国从奴隶制的祸根中解放出来而付出巨大代价而惋惜。但不仅仅只是奴隶制需要废除，松散的联邦体制、各州过于强大的权力，都大大推迟了一个稳固的、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建立。而今，南方离心的倾向纠正过来了，各霍勒斯·格里利州都接受最高法院的支配，以联邦政府为核心。最高法院的决策也是合理而适当的，一半出于法官的意见，另一半出于政治家的工作。在很多领域，一致性需得到保证，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督、对公司的控制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拥有统一的领导。（今天，1907年7月，当我再次重读几年前写下来的这一段时，真是感慨万千，当时诸多有预见性的观点为今天的事实所验证，而此时此刻，又出现了多少需要我们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之后不久，铁路公司有了自己的电报线，当然他们亟须报务员。这些报务员大部分都是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接受培训的。电报业务持续快速增长，熟练的业务员开始供不应求。我们还需要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以前的信差同伴大卫·麦卡戈为电报部主管。有人说从事电报工作的女孩大卫和我开辟了在美国的铁路上任用年轻妇女作电报报务员的纪录，也许在所有部门里，我们都是先例。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各个办公室里雇用女孩，让她们做学徒、师傅，然后让她们分管不同的办公室。第一批女孩当中有我的堂妹，玛丽亚·霍根。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操作员，我们还把学徒接二连三地安排到她的身边，她的办公室成了学校。让姑娘们当报务员比小伙子们更加可靠踏实。在这些女性所介入的新生职业中，我没有发现有比电报报务员更适合她们的工作了。

作为上司，司各特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令人愉快的领导者，我诚心诚意地跟着他。对年轻的我来说，他是伟人、是我的楷模。很快，我就想象着他会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后来他确实赢得了这一职位。在他手下，我开始处理一些超出我职权范围的事情，其中对一件事的处理，使我获得了更有利的锻炼。

那时候的铁路还是单线的，尽管电报指令发车正成为惯例，但还是经常要用到其他手段。我认为，那时，只有主管有权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一路段，或者对其他系统发布指令。因为整个铁路的管理体系还不完善，没有人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发布电报指令也只是危急时刻的权宜之计。司各特先生常常一天到晚去故障或者事故发生现场、指挥清理和疏通交通，因此许多上午他都无法来办公室办公。

一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时，发现东部地区一场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阻止了一列特快客运列车的西行。而东来的客车正由信号员一段一段地引导向前行驶，于是，两列火车便僵持在了铁轨上。当时的情况真是令我头痛，可司各特先生又根本不见踪影，我当机立断，行使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死亡或者威斯敏斯特教堂”这句话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知道，一旦出了差错，我不仅可能会被解雇，还会有遭受刑罚。但若当机立断发出指令，我就能让一切都运转起来，恢复正常。我知道我能行，平时在传达司各特先生的命令时都已经做过。我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行动了，我以他的名义发出指令，将每列火车都有秩序地发出去。我密切关注着进展状况，把列车从一个车站调往另一个车站。当司各特先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切已运行平稳。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回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急步走到我身旁，抓过铅笔开始写指挥令。我胆怯地说：“司各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所以我一大早就已经用你的名义把指挥令发出去了。”“那它们都在正常运行吗？东部快车现在到哪里了？”

我给他展示电报信息，告诉他每一辆火车在线上的具体位置——货车、载沙车、任何一辆——告诉他列车长的答复，火车过站时发来的最新的报告。一切正常，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几乎不敢正视他，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但却把发生的一切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之后只字未提。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的桌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了。他不愿意认可我的行为，但也没有责怪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万事大吉。但若是出了什么乱子，那我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的好多天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铁路公司没人知道司各特先生并没有亲自发出指令。我决定，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我决不会像那天早晨那样草率行事，除非先得到授权。就在我为我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责时，匹兹堡货运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先生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司各特问他：“你知道那个白头发苏格兰小鬼都干了些什么吗？”“不知道。”“他在丝毫未被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的列车都发了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受责备了。”“那么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科问道。“噢，当然没有错。”我安心了。当然这也暗示我下次还可以这样做，因而我更加大胆。那天以后，司各特先生就很少亲自发布列车指挥令了。这个时期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约翰·埃德加·汤姆森，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后来的钢轨锻造厂就是约翰·埃德加·汤姆森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的沉默寡言堪比格兰特将军，不过在家里或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格兰特将军却很健谈。汤姆森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四处走来走去，但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样做竟是因为害羞。有一次，他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里，走到电报机旁边，称我为“司各特的安迪”，这让我吃惊不小。不过，后来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列车的惊险事迹。如果一个年轻人与高层领导有了接触，那么他的事业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做一些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些能引起上司注意的事情。

自此以后，有一次司各特先生要出差一两个星期，他便向罗姆贝特先生请求授权让我暂时负责这个部门，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请求自然得到了批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在他不在的那些天里，除了因为道砟列车全体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之外，其他的一切运转正常。但这起事故的突发让我十分苦恼，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履行职责，于是便盘查了有关人员，不容分说就解雇了两个主要责任人，并将与事故有关的两名普通员工停了职。司各特先生回来之后听说了这一事故，并建议由他调查处理。我觉得自己可能做得有点过火，但既然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我告诉他一切都已解决完满，事故已被调查，而肇事者也已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有人要求司各特先生重新审理这起事故，但我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要求便被压了下去。在这一事件中，司各特先生观察我的反应，理解了我的感受，并且默认了我的做法。

也许他当时担心我的处理太过严厉，很有可能他是对的。这件事发生好几年后，当我成了这一部门的主任，对那两个曾被我停职一段时间的人，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丝歉意。对我那次所采取的行动——我对他们的第一次处罚，我在良心上感到很不安。如果再回到当时，我不会再对他们那么严苛，适当的宽容在必要的时候总是比惩罚更有效。很多处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选择宽恕，至少宽恕第一次犯错，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我的至交只有6人，但随着阅历的不断增长，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学会面对一些事情，关于生命与死亡、今生与来世，我必须与之斗争。我们的成长环境中，既有善良、诚实、自尊而又自重的父母的谆谆教导，也有各种教派思想的不断陶冶。在匹兹堡长老教会首席大臣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参加她丈夫的教派活动，并进入了他们的社交圈子。（1912年7月16日，当我在郊野别墅中读起这段文字的时候，手头刚好有麦克米伦夫人在她80岁那年从伦敦写来的信。上个星期，她的两个女儿都在伦敦嫁给了大学教授，一个仍旧住在英国，而另一个已收到了来自波士顿的任命。两位贤婿都很优秀，这样一来，我们这两个英语国家的种族就结合在了一起。）麦克米伦先生是一个善良却严厉的加尔文教的守旧派，他美丽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轻人的领袖。在她家里，我们比在其他地方更觉自在和快乐，因此我们有时会去参加他的教派的活动。

当然，话题一经公布，我们就把握了主动权，教条被当做是文明尚未发掘时期的错误思想而被全盘否决。我记不起是谁最先提出那条公理：“一个慈悲宽大的神是人类最为高贵的作品。”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创造出自己的神来。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他们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也愈发深入。所以，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不信神，但我信奉更加真实的宗教。危机过去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被从麦克米伦的教会中驱逐出来。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那天我们下定决心支持米勒的声明，即使它包括了放逐甚至更糟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对神学变得十分桀骜不驯，但对信仰却非常虔诚。

约翰·菲利普斯从马背上摔下来，不幸去世。大家都为此悲痛万分，尽管正如我所说的：“约翰已经回到了故土，回到了英国，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我们也许很快就会随他而去，与他永远在一起。”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我的心里，这并不只是一个希望，而是一个必然。快乐是痛苦之人的避难所。我们应该像柏拉图说的那样，永不放弃对希望无止境的追求。“永远让自己置身于快乐之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回报也将是丰厚的。”正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如逝去只是将我们引向，一个能够同我们所爱的人相伴永远的地方那般美妙一样，生命亦给予我们与亲人共度一生的美好与幸福。但对于有限的存在来说，这两者都同样地无法理解。因此，让我们用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就像在极乐世界。”但是，也请不要忘记，我们身兼的责任，而天堂就在我们中间。“宣称没有今后的人是愚蠢的，而那些宣称有今后的人同样愚蠢”，这亦应被我们视为公理。既然两者我们都无法知晓，那么所有的都应该被期望。当然，是“把天堂变成我们的家”，而非“把家变成我们的天堂”。

这些年来，家中的经济收入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趋势。我的工资又由每月35美元增加到40美元，这次是司各特先生主动给我加的薪。给每个员工发薪水也成了我的分内之事。每次发薪水，我们都使用银行的支票，而我却总是习惯把我的工资换成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作品。家庭会议决定，我们可以鼓起勇气买下一块地和两幢房子，一幢是我们现在的住所；另一幢有4个房间，这一处原来一直是姨父和姨妈霍根居住，现在他们已经搬走了。由于艾特肯姨妈的帮助，我们才能在那个织布店楼上的小屋落脚，而现在也该让她重新回到这原本属于她自己的房子里来享享福了。同样地，我们在买下那幢有4个房间的房子后，由于霍根姨父已经去世，我们就把霍根姨妈接回到她的老屋来。购买这些房产时，我们付了100美元现金，总价是700美元。我们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并且尽量积攒那一大笔本金。于是没过多久，我们就把债还清了，成了这些地产的所有者。然而，就在这一切即将圆满完成的前夕，父亲去世了，那是在1855年10月2日，我们家遭遇到了第一次痛苦不堪的分离。但是，对其他的3个成员来说，生活的重担还在肩上。悲痛和责任相互交织，我们还得继续工作。父亲生病时的医疗费还要攒，也还要还，而我们直到那时也还没有多少存款。

就在这时，有人雪中送炭般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大卫·麦克坎莱思是我们小斯维登堡教派的主要成员，他很早就留意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但是除了安息日在教堂中的几句寒暄，我们之间并没有更多的联系，更别说交谈了。他跟艾特肯姨妈很熟，因此他让她带口信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悲伤的时期需要任何资金援助，他都会非常乐意提供一切所需。他早有耳闻众人对我英雄般母亲的赞誉，这已经足够了。

一个人已摆脱逆境不再需要帮助，或者当他已拥有显赫的地位，可以报答别人的好意时，积下一件纯洁的非功利的善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时，一个贫穷的苏格兰妇女失去了她的丈夫，而她的大儿子也才二十出头。家中的不幸需要这个优雅而又高尚的人来缓解痛苦。尽管母亲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是不用说，麦克·坎莱思先生在我们的心底拥有一个神圣的位置。我坚信这样一托马斯·A·司各特个信条：如果一个人一生中在身陷困境时应该得到必要的帮助，那么他通常都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人——他们不仅愿意，而且迫切地想要向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常言道：乐施者自有人助。

父亲去世后，我要考虑的事情要比以往多得多。母亲继续做鞋，汤姆还在上公立学校，而我则继续跟着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上班。就在这时，幸运之神来敲响了我们家的门。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资。当时我总共只有500美分，即使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没有那么多积蓄。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发展的机遇。所以我作了个大胆的决定：筹到这笔款。他又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堡车站的代理——雷诺尔德先生那里买到10股亚当斯快车的股票。当然，当晚，我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母亲。她没有考虑太久，就支持我去做。那时，我们已经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这也许可以作为抵押，想法借笔钱。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乘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才回来，她从她的一个兄弟那里借到了这笔钱。他是一个治安法官，在当地小镇很有名望，而他手上刚好有大笔农民要投资的钱。母亲把我们的房子抵押了，拿回了500美元，然后，我便把这500美元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给了我。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还需另外交100美元作为保证金。但司各特先生爽快地说，可以在我方便的时候再支付，这样事情就相对容易多了。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那些美好的时光里，那时的股息和红利比现在要丰厚得多，而且亚当斯快车是每月分红。一天早上，我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用很大的手写体写着——“安德鲁·卡耐基先生”，“先生”一词使我受宠若惊。在伍滋润附近的树林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信封里是一张纽约黄金交易所10美元的支票。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张支票，和那个亲笔签名“出纳员J.C.巴布科克”。它给了我投资的第一笔收入——一笔不用辛勤劳动就可获得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这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每到周日，在森林里聚会是我们几个的惯例。我们在伍滋润附近找了片环境优美的小树林，这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那张支票我一直藏在身上，当大家都在树下坐定后，我便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展示。当时我的伙伴们反应十分强烈，大家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赚钱机遇。我们决定攒钱，关注下一个可以投资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份，直到几年后，再把微不足道的投资收益分掉，像合伙人一样在一起赚钱。

其实，直到此刻，我的交际圈还不是很大。弗朗西斯科太太，我们货运代理的妻子，她非常地友善可亲，好几次叫我去她在匹兹堡的家做客。她常常谈起我来送司各特先生的一份信件，第一次敲响在第三大道上房子的门铃时的情景。当时她让我进来，而我却害羞地低下了头，她总是开玩笑让我缓解羞涩。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去她家吃过一次饭。直到晚年，我都不是很习惯去别人家做客，但是司各特先生坚持要我去他的住处并且和他一起吃顿饭，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在阿尔图那，除了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外，弗朗西斯科先生家是最大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去过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那座地处主干道的房子在我眼里非常时髦、漂亮，仿佛是一座宫殿的入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大律师，格林斯堡的斯托科思先生又一次邀请我去他在乡间的豪华郊野别墅里度周末。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家里住上一夜。非常奇怪，像他这样一个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对我产生兴趣。我受邀的原《论坛报》辉煌时期的编辑团队因之一则是我在《匹兹堡日报》上写的一则通讯，甚至在我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就已成为新闻界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了。成为一名编辑，曾是我的梦想和目标之一。霍勒斯·格里利和《论坛报》就代表着我的理想，我的成功。奇怪的是，当某一天，我有实力可以买《论坛报》的时候，珍珠已经丧失了它的光泽。美丽的空中楼阁常常要等到我们生命的晚期才有机会抓取，而那时候，它往往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是匿名的，我很惊讶地发现它在《日报》专栏的一个显著位置，编辑是罗伯特·M·里德。接收电报时，我收到一份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里德先生查证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里德先生并不知晓作者是谁。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找他的话，他会把手稿展示给司各特先生，他只要看一眼就会发觉这是谁的笔迹了。因此，我向司各特先生如实承认了。他将信将疑地说他已经在早上读过这篇文章了，并且也想知道作者是谁。他的这种将信将疑没有逃过我的眼睛，钢笔变成了我的武器。司各特先生很快就邀请我与他共度周末，我的那次拜访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司各特先生家富丽堂皇，对此我印象深刻，但与他书房里的大理石壁炉相比，一切都黯然失色。在壁炉的中央，一本打开的书刻大理石上，上面写着：不能思考的人是愚昧的，不愿意思考的人是固执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这些深刻的语句让我震撼，我对自己说，“有一天，肯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间书房”。（这是一个前瞻）“这些名言警句将像这里的壁炉一样变得庄严、变得雅致。”如今，在纽约和斯基伯，这已经成为现实。

几年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家里拜访，那一天同样很值得一提。那时我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的主人。南方各州正式脱离联邦，我一下子热血沸腾，为国家的胜利燃烧起来。司各特先生是民主党的要员，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护国家统一。他大肆发泄着他的不满，这让我失去了自制，冲他大喊道：“司各特先生，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我们将要把你这种人送上绞刑架。”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开始呼喊他在隔壁的妻子。“南希，南希，听听这苏格兰小鬼的话，他说他要在6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绞死。”

但是不久，同样是他，在华盛顿请求我把他安排到部队里成为一名现役少校。那时我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从此成了司各特上校。于是，那个曾怀疑北方无权动武的人，为了高尚的目的拿起了武器。关于宪法权利，人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撰写了相关理论。在国旗为战火所焚的关键时刻，这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活跃起来了——包括纸上的宪法。统一和古老的荣耀，这都是人们所在意的，但是那已经足够了。宪法要保证的只有一面旗帜，正像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容两面旗帜飘扬”。

第七章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任

司各特先生的升迁使一些人十分嫉妒，而且，在他上任伊始，就接二连三地面临一些棘手的罢工场面。更难以想象的是，司各特先生的夫人在匹兹堡时便已过世，他现在已是孤家寡人。在阿尔图纳，他对新的指挥部，一切都是很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陌生，除了我外，大概没人可以跟他解闷做伴了。在他把孩子们从匹兹堡接来之前，我们在铁路宾馆住了好几个星期，当他把家安顿下来之后，按照他的意思，我们还是一起共同使用那间大卧室，他似乎总是希望我能在他身旁，陪伴他。

罢工事件愈演愈烈。记得一天晚上，我突然被一阵声音惊醒，他们告诉我说，货运列车的员工把火车丢弃在米夫林堵塞了交通。那时，司各特先生睡得正香，我知道他太疲惫了，实在不忍心叫醒他处理此事。但他还是醒了，我说就让我去处理此事吧，他当时看起来还没有完全醒过来，所以便嚷嚷着同意了。我跑去了办公室，用他的名义跟员工们谈判。我答应他们可以在第二天提出解决意见，公司一定会认真听取，于是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恢复了交通。现在不仅仅只是铁路工人在罢工，连店员们也很快地组织起队伍，准备加入。但是我得知这一消息的途径却很特殊便捷。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步行回家，途中，突然意识到有人在跟踪我，没过多久，他走上前对我说：宾夕法尼亚铁路工人罢工“我们不能有明显的接触，让人看到了很不好，但是您曾经帮过我，我决心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报答您。在匹兹堡时，我曾跟您提及希望谋得一份铁匠的工作，您说匹兹堡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在阿尔图纳或许会有机会。您日理万机，还能不辞辛劳地发电报为我咨询一番，之后又询问了我的特长，还给了我一张免费车票，把我送到了这里。现在，我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而我的妻子和家人也都齐聚在这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得像现在这样快乐过。所以，我现在要告诉您一些事，这些事或许对您有好处。”

他接着说，一份签名书正在店员中间传递，他们说下周一要参加罢工。时间很紧迫，不能再耽搁了。第二天一早，我便将此事告诉了司各特先生。他立即印出告示，贴在商店里面。声明凡是已经签名并声称要参加罢工事件的人，将被一一解雇，上述人员可以马上来办公室领取工资。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快贴出了一份签名人员的名单，并将它公布于众。接下来是一片恐慌，即将发生的罢工夭折了。

我这一生中有许多类似铁匠这样的事情。多给别人一些关心、几句和善的话语或许都能给你带来不可期遇的回报，好心总会有好报。甚至今天，我还会时不时地遇到一些我甚至已完全没有印象的人，他们在我面前说起一些我曾给过他们的那对于我来说微不足道的关怀。尤其在内战时期，我在华盛顿主要负责政府的铁路和电报，曾帮助某位父亲去前线探望他受伤病倒的儿子，或者帮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忙运回尸体，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情。我要感谢这些小事，因为它们是我一生中所作善行中最令人愉悦的一部分了。有些人，他们似乎卑微，似乎平凡，但是你给予他们援手时所获得的回报却会远大于你的付出。助人常乐，不分贵贱，有时，资助贫困远比支持富人更显其的伟大意义与价值。华兹华斯的诗是多么富有哲理：好人一生中最为值得称道的，是那些细小的、不留名的、让人难以记起的行为，那是充满着爱与善。

我在阿尔图纳跟随司各特先生的两年里，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针对我们公司的一件较为棘手的诉讼案。此案是在格林早期火车的卧铺车厢斯堡由斯托克斯少校审理的，作为案中一名非常重要的证人，我担心自己会被原告传唤出庭。恰在此时，少校希望能延期审理，于是通知司各特先生尽快让我离开本州。我当时兴奋不已，这样的话，我还可以顺便去拜访两个要好的朋友——米勒和威尔森，他们当时正在俄亥俄州克莱斯特莱恩的铁路公司工作。路上，当我闲来无事，呆坐在末节车厢的最后一个座位上时，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向我走了过来，手上提着一个绿色的小包。火车上的刹车手告诉过他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渊源，于是他便希望能向我展示一下他专为夜间旅行发明的车厢模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模型来，看上去是卧铺车厢的一部分。他就是后来著名的T·伍德拉夫，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卧铺车厢的发明者。他的展示犹如一道电光，我突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问他是否愿意到阿尔图纳来，并向他保证一回去就立即将此事汇报给司各特先生。因为卧铺车厢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回到阿尔图纳后，我立即报告了司各特先生伍德拉夫的天才构思，他认为我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有创意了，并让我立即给专利所有者发电报。伍德拉夫前来与我们签订了合同。接下来，我们要尽快地造两节车厢并投入运营。出乎意料的是，伍德拉夫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到此项新的工作中来，并可以提供给我8%的股份。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我坚信我们的付出一定会有所回报。这两节车厢交付后，要按月分期付款。当首付的日期来临时，我应该付的那一部分是217.5美元。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当地的银行家洛德先生申请这个项目的贷款。我向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记得当时他的那双大手紧紧地抱着我（他的身材伟岸，约1.94米，或者更高），他说道：“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当然会借给你，你是正确的，安迪。”

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张借据，而且还是写给一个银行家的。对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时刻。卧铺车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每个月所取得的收益便可以拿来偿还每月的分期付款。我所获得的第一笔巨款就是从这笔收益得来的。（今天，1909年7月19日，当我重新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想起不久前，洛德先生已婚的女儿告诉我说他父亲对我深怀感激，这让我非常高兴，的确如此。）

母亲和弟弟到达阿尔图纳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家人在一起生活，需要考虑请一个佣人。但让一个陌生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子，这可能会使母亲感到几分为难。其实，在家里，她可以担当任何角色，而且她也愿意为她的两个孩子付出一切。她会给他们做饭、浆洗缝补衣服、为他们铺床叠被、打扫房间，这就是她的生活。作为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不愿让别人插手她家的事，更讨厌一个陌生人长期住到家里来。谁敢挑战她在家里的地位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雇女佣。先是一个，随后又雇了几个。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单纯地只有家人在一起时的那种真正的家庭快乐温馨的氛围被严重地破坏了。被外人伺候的感觉根本无法与母亲出于爱心的劳作相提并论。陌生的厨师准备出精美菜肴，佣人再端到餐桌上，这一切都是有偿劳动，是他们的任务。但这样的菜肴便缺乏了那种香甜和爱意——那种出自母亲双手，作为一种奉献和爱心端来的香甜。

庆幸的是，幼时我既没有保姆也没有家庭女教师。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比起那些表面光鲜，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富家子弟来说，穷人家的孩子有更强的家庭观，对父母也更加孝顺。在父母的关爱中，他们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对他们来说，父母就是一切。父亲是他们的老师、朋友和顾问，母亲则是他们的护士、女裁缝、女家庭教师、朋友、女英雄乃至无所不能的圣人。而那些对孩子来说意义只在于继承财产的父母，他们和孩子之间就像陌生人一样遥远。

或许母亲还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一天，儿子长大成人，会拥抱她、温柔地亲吻她，竭尽所能改善她的生活。在不断的成长中，他开始期待着一些改变，曾经稚嫩幼稚的男生会变成一个自尊成熟的男士，他的家也会布置得更适合朋友们来做客。而曾经奴隶般苦干的母亲，从此也将过上一种清闲自在的生活：读读书，去串串门，探访一下自己的亲友们——简而言之，她的地位将获得明显提升，如贵妇人一般，这很适宜她，也是她应得的。

当然，对于已经过惯了苦日子的母亲来说，适应这一切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许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儿子正在迈向成功。“亲爱的妈妈，”我搂着她再三请求，“对于我和汤姆来说，你是我们的一切，也为我们做了一切。现在，让我们为你来做点什么吧，让我们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家庭，永远想着为对方着想。现在是你过上像夫人一样享福的日子，以后的日子里，你还可以坐上你的马车，让那些女孩子来服侍你，我和汤姆也喜欢这样。”

我赢得了胜利，母亲开始和我们一起出去走亲访友。她无需学习上层礼仪，因为她天生就具有端庄、优雅的仪态。至于教育、知识、判断力和友善，也极少有人能与她相媲美。（开始的时候，我写的是“无人能及”而非“极少有人能与她相媲美”，后来繁华的工业城市阿尔图纳修改了过来。尽管如此，我的个人意见还是有所保留的。）

我在阿尔图纳的生活因为丽贝卡·斯图尔特小姐的到来而变得更加愉快。她是司各特先生的外甥女，主要帮他照顾家务。丽贝卡十分完美地扮演了我姐姐的角色，尤其是当司各特先生被派往费城或者其他地方公干时。那时，我们一起在下午骑车穿越树林，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1906年，当我重读起她的信时，当年快乐的岁月又浮现在了脑海中。渐渐的，我也加深了对她的感激之情。她其实并不比我大多少，却总是显得比我大许多的样子。当然，她比我成熟，扮演起大姐姐的角色来也当之不愧。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姑娘。遗憾的是，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未维持多久，丽贝卡的女儿嫁给了苏克塞斯的伯爵，于是在几年后，她便举家迁往国外了。（1909年7月19日，我与妻子再次见到了丽贝卡，她的丈夫现在已经过世了，她住在巴黎，和妹妹、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司各特先生在阿尔图纳生活了3年，接着又升迁了。1859年，他幸运地成为公司的副总裁，在费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我又何去何从？司各特先生会带我去费城吗？抑或继续留在阿尔图纳，面对一个新上司？种种的不安与纠结困扰着我，与司各特先生分别对我来说真是太痛苦了，而为一个新上司服务却似乎也不太现实。那时，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负责（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他，成功女神是否还会垂青我？

司各特先生去费城与总裁会面回来后，将我叫进了他家的私人房间，他一般在这里与办公室进行联络。他告诉我说，他去费城已成定局，部门经理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成为他的继任者。我饶有兴致地听着，渐渐地，话题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对我的安排，最后，他终于说：“现在，我们来聊聊关于你的事情吧，你觉得你可以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当时我仅24岁，初生牛犊英国首相约翰·拉塞尔勋爵不怕虎，何况那时我并不懂得作为后辈不应有太大的奢求和野心。记得约翰·拉塞尔勋爵曾说过，他第二天就可以成为水上舰队的总司令。还有华莱士和布鲁斯，他们也都是在年轻时就被委以重任的。因此我对司各特先生说，“我想我可以。”当然，我并没有奢望得到司各特先生的首肯。“那好，”他说，“坡兹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经理）将要被提升到费城的运输部去，我推荐你继任他的职位，他同意给你一个机会，你期望的薪水是多少？”“薪水？”我生气地说，“难道我是只在乎薪水的人吗？我并不介意薪水的多少，我想要的只是那个职位，能够得到你先前的职位，回到匹兹堡分部，这已经够荣幸的了。你可以按你的意思，高兴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并不一定要比现在给我的多。”

那时，我每个月拿65美元。“你知道，”他说，“我当时的年薪是1500美元，而坡兹先生是1800美元，我想在开始的时候，给你每年1500美元会比较合适，如果你干得好，不久之后，你就可以拿到1800美元，这样，你满意吗？”“哦，求求你，”我说，“别跟我提钱！”

那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那时，我升迁的消息还未公开。但一想到我将拥有自己的一个部门，一想到我不用再在往来于匹兹堡和阿尔图纳的指令上签下“T.A.S”，而是写上“A.C.”时，这是多大的荣耀呀。

1859年12月1日，我被任命为匹兹堡分部经理。接着，马上又要搬家，这种改变是令人欣喜的，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的住所有很多便利之处，一处位于风光优美的市郊的别墅，远离喧嚣的市井，静谧而又安逸。但是这一切与回到老朋友、老相识中间，回到即便又脏又乱、烟尘笼罩的匹兹堡相比，便轻如鸿毛了。汤姆在阿尔图纳时学会了电报技术，他和我一起回到了匹兹堡，并成了我的秘书。

接下来的那个寒冬我接受了最严酷的考验。铁路的建设质量很差，装备效率低下，根本应付不了当时堆积如山的业务。铁轨修建在巨石之上，需要铁铸的跪座加以固定，有一个晚上竟有47个轨座断裂，而事故之频繁竟也达到了令人恐慌的程度。那些日子里，作为部门经理，我必须连夜用电报指令发车，外出处理所有的事故，应付一切。有次一连8天，夜以继日，我都在铁路线上，处理一个又一个的事故，清除一个又一个阻碍。但是在所有的上司中，我是最不体恤下属的一个了，手下的员工们一直超负荷工作，精疲力竭。但也许正是一种责任感的支撑，我总是不知疲劳地奋战一线。那时，我在何时何地都能睡着。晚上，在一节破旧的车厢里抽时间睡上半个小时便已心满意足了。

内战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带来了极大的需求，以至于我最后不得不另行安排一个夜班组。当时我向上级申请把夜间对线路的调度指挥权交给列车调度员时，却遇到了一些阻力。事实上，在没有得到他们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美国内战我自作主张，任命了也许是全美第一个夜间火车调度员——至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部门里是第一个。

1860年，回到匹兹堡后，我们在汉考克街（就是现在的第八大街了）租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当时，对匹兹堡的任何准确描述，都会被视为泛泛而谈的夸大之词。当时满城烟熏雾绕，若是你刚把手放在楼梯栏杆上，拿开时它就会变成黑色，脸、手洗完一个小时之后，它们会变得和原来一样脏。烟煤落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极不舒服。最初那段时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十分不适。很快，我们便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再搬到乡下，幸运的是，当时公司的货运代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在霍姆伍德给我们找了一所房子，与他的住所相邻。我们立刻搬到了那里，电报也接了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必要时在家指挥分部的事了。

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里田园地产，繁花似锦，居民大多拥有5～20英亩不等的土地。整个霍姆伍德占地好几百英亩，幽静的峡谷和山林坐落其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过。我们拥有一处自己的独立庭院，在房屋周围还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诗一般的田园生活以及静幽的环境都很让她惬意。她爱花，甚至可以说是迷花。但她几乎从不采一朵花，事实上，有一次她还责备我拔掉一棵野草，说：“这是绿色的生命呀。”我也继承了她的这一特性，当我外出进城，打算从园中摘下一朵花来，放到纽扣眼上时，却怎么也不忍下手摘取。搬到乡间后，我们结识了一群新朋友。这是一个富人聚居区，处处体现着上层贵族的派头。而我经常被邀请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大宅里参与休闲娱乐活动。年轻人喜欢音乐，我们便多次举办音污染严重的匹兹堡乐会。在这里，人们谈天论地，无所不谈，谈论话题无奇不有，闻所未闻。于是我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在每次的谈天中都有所学习和收获。这样一来，我每天都很快乐，因为每天都会过得很充实，学到新东西。

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雅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为与我一起出游的伙伴，我们一起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旅行，“亲爱的范迪”与我共同经历了环游世界之旅。而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则和我们变得越来越亲近，最后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斯图尔特先生甚至还成为我的生意伙伴，“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搬家最大的收益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的名门望族维尔金斯法官一家。法官当时已近八美国第11任副总统乔治·M·达拉斯旬，身材魁梧、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大方，谦和而不失威严，他是我迄今见过的最为博学多才的人。而他的妻子则是美国副总统乔治·M·达拉斯的女儿，一位慈祥、美丽、端庄、可爱、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妇人。她和女儿维金斯小姐、妹妹桑德斯夫人以及孩子们都住在霍姆伍德的那座大宅子里。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是当地所有有文化修养而又勤奋上进者的活动中心。

我是那里的常客。音乐晚会、猜字游戏以及以维尔金斯小姐为主角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某种有效途径。维尔金斯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载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谈话中，他若想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灵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等等。法官先生早年（1834年）曾是在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他轻松地谈起他和沙皇的会面，那时，我仿佛触碰到了历史本身。这所宅邸有一种全新的氛围，与这个家庭的交往就像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激起了我完善自我、提升修养的愿望。

然而，在维尔金斯家族和我之间，尽管表现得很平静，但却存在着政治立场上的根本差异。那时候我热情拥护废除奴隶制，有点儿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维尔金斯却因为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联系，倾向于南方的坚定民主派。有一次在霍姆伍德，当我正要进入休息室时，正好听到这家人在兴奋地谈论着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你怎么想？”维尔金斯夫人问我，“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告诉我说，西点军校的司令命令他坐到黑人的身边，你听过此类事情吗？这不是一种耻辱吗？黑人也能进西点军校？”“噢，”我说，“维尔金斯夫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获准进入天堂。”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瞬时间一片沉寂，然后，维尔金斯夫人冷峻地说：“这完全不一样，卡耐基。”

虽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得到了很多至今仍是最为珍贵的礼物。有一次，维尔金斯夫人开始编织一种阿富汗毛毯，当时，有很多人问她这是给谁的，但维尔金斯夫人只字不说。对此，她一直把它当做一个秘密的保守者。直到圣诞节临近，当毛毯大功告成，被仔细地包好，插上了写有一些关爱话语的卡片后，维尔金斯夫人让她的女儿把它寄给了我。我在纽约收到了这位夫人送的如此贵重的礼物。那条阿富汗毛毯，尽管常常拿给朋友们看，但我一直收着没用。在我所拥有的珍贵的财富之中，它对我来说是一件圣物。

我很幸运，在匹兹堡认识了莱拉·艾迪生。她的父亲艾迪生医生不久前刚刚过世。很快地，我便与艾迪生一家熟识了，这让我受益良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这是一种独特的感情，一种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友谊。莱拉曾到国外深造，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正是通过与这一家人的交往，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一条无法形容又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同流着苏格兰的血”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力量。

艾迪生小姐是个理想的朋友，因为，如果你是一块真正的钻石，她会帮你打磨得更加精致而富有光泽。她是我最好的异性朋友，因为她是曾对我提出过最为严厉批评的人。我开始留意我的言谈，还关注起英文经典名著，直到现在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我也开始留心怎样在言谈上更加文雅、礼貌和谦恭——简言之，怎样表现得更好。一直到那时，我在穿着上一向都很粗枝大叶，甚至有点装模作样：笨重的大皮靴，松散的衣领，一副粗犷的西部风格，仿佛很有男子气概。那时，任何被贴上了“浮华，有纨绔习气”的标签的东西都会遭到鄙视。我还记得在铁路公司上班时见到的一个戴着羔羊皮手套绅士，于是，他这一身打扮便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可笑的谈资。多亏了艾迪生一家，自从我们搬到霍姆伍德之后，我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八章 内战

第一批通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队遭到了袭击，而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也被中断了，这导致联邦军队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于是，我的铁路兵团就派上了用场。在费城，有一条通向安纳波利斯的铁路在那里与通向华盛顿的主线相交。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抢修这条铁路，使得重型列车可以由此通过，这花了我们好几天的时间。巴特勒将军和好几个团的部队在我们之后的几天里抵达，所有的军队都被成功地输送到了华盛顿。

我坐上第一列发往首都的机车，一路小心翼翼。在离华盛顿还有一段距离时，我发现有几条电报线被木桩子压在了地上。于是我停下机车，跑过去松开它们，但电报线是绷紧的，于是弹力之下，它们猛地抽到了我脸上，把我打得翻了一个跟斗，我的脸也被划了一道大口子，流了很多血。我就是这样随着第一批部队进入华盛顿的。可以说，除了一两个几天前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我成为第一批将热血洒在这片给予了我良多的热土上的爱国者中的一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让通向南方的交通顺畅，我夜以继日地工作。

很快我就把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当时那场不幸的布尔伦河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着。最初我们还不相信，但战败的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于是我们不得不将所有的机车和车厢开到前线，运回那些战败的士兵。离前线最近的是伯克车站。激烈的布尔伦河战役我赶到了那里，指挥把可怜的志愿兵伤员一车接一车地运走。有消息称叛军已经逼近我们了，最终我们不得不关闭了伯克车站，而我和电报报务员，则乘坐最后一列火车退往了亚历山大。那里此刻也是一片恐慌，一部分铁路工人逃离了岗位。不过，从第二天早晨在食堂就餐的人数来看，与其他部门比起来，我们已经有理由庆贺了。少数几个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已经坐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虽然夜里仍有枪炮嘶鸣，但是大部分工人都没走。至于我们的电报员，则没有一个溜走的，全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回到华盛顿后，我的指挥部和司各特上校一起被安顿在了陆军部大楼。当时我主管电报局和铁路，这使得我有机会见到林肯总统、苏厄德先生、卡梅伦部长以及其他大人物。偶尔，我们之间还能有些私人接触，这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林肯总统有时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在办公桌旁等待回复他的电报，或者，只是焦急地等待最新的消息。总统的面部特征很清晰，画他的人从来没有画得走过样。当他平静时，他会相貌平平，变成普通大众中的一员。但当他兴奋或讲故事时，他的眼里会射出智慧的光芒，那光芒是那么耀眼，照亮了他的面庞。总统的举止得体而完美，他总是那般平易近人和细心周到，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管对一个小信差，还是对苏厄德国务卿，他都一样彬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彬有礼。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平易近人。有些事情如果不用他的说话方式描述，可能并不见得能打动人心。后来，我经常后悔当时没有仔细把他的一些古怪的言行记录下来，因为即便是说一些普通的事，他的方式也很独特。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林肯总统这样彻底地与大家打成一片的伟人。海部长说过：“对林肯先生来说，真是难以想象还会有人成为他的仆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伙伴。”他是最为完美的民主党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彰显着人人平等。

1861年，当梅森和斯莱德尔从英国的轮船特伦特号被抓回的时候，那些知道英轮上庇护权具体含义的人无不对此报以强烈的焦虑，我也一样。若不立刻归还战俘，那么战争将不可避免，英国人的态度十分强硬。当内阁召集会议考虑这一问题时，卡梅伦部长没有参加，司各特先生作为战时的部长助理参加了这一会议。我努力让他明白，在这一问卡梅伦部长题上，英国将毫无疑问地开战。我力劝他赞成交换战俘，尤其在美国，因为轮船免于检查是一条基本原则，而他却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倾向于扣押这两个俘虏。但当司各特先生从会议上回来时，他告诉我说，苏厄德在会上警告内阁——这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正如我所说的。最初，林肯也倾向于扣留这些战俘，但他最后还是听从了苏厄德的意见。然而，内阁决定第二天再行决定是否扣留，那时，卡梅伦和其他缺席者都将一一到场。由于大家觉得卡梅伦可能不会主张交出战俘，因此苏厄德要求司各特先生在他回来后立即去接见他，以便在会前将立场协调一致。第二天，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无法形容那时华盛顿的混乱，当我第一次看见当时的总司令司各特将军时，他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走进他的马车。司各特将军已经老了，不仅身体年迈不堪，思维也已瘫痪。但是，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还在依靠这位曾经辉煌的垂垂老者。后勤总监泰勒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司各特将军的翻版，而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要开通电报通讯，要运送人员和物资，就必威廉·亨利·苏厄德，美国内战时须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都已年迈，仿任国务卿佛一群循规蹈矩的保守者，遇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在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中，都看不到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一个也想不起来。长年的和平使军队变得陈腐不堪。

海军部的状况也是一片混乱，虽然我与海军部并没有什么接触。最初，陆军的地位始终高高在上，而海军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在各个军部的头儿被撤掉之前，除了战败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但这也不能一蹴而就。政府推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的生产，这个国家开始对维护统一这一艰巨任务变得不耐烦起来，这并不奇怪。然而，之后不久，在军队各个部门中盛行的混乱情况就变得秩序井然，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卡梅伦部长授权司各特先生（他已经拥有了上校军衔）可以不用等陆军部官员那缓慢而滞后的决策和行动，直接做那些他认为是必要的事情。在卡梅伦部长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授权派上了大用场，政府的铁路和电报部门从战争伊始即发挥了重要作用。卡梅伦部长卓越的组织和领导能力远远胜过了他手下的那些将军们以及各个部门首脑。但迫于众人的压力，林肯总统最终还是将他撤换掉了。不过那些知晓幕后内情的人都清楚，如果其他部门都能像卡梅伦的陆军部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许多灾难也许都能避免。

洛其尔——卡梅伦一直以来都喜欢这样称呼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90岁时曾来苏格兰看望过我们，那时，他坐在四架马车的前座上，穿过我们的大峡谷，还非常虔敬地摘下了帽子，就那么光着头走过去，他内战中的总统和内阁官员们被这峡谷的伟岸气派所征服了。

回到政府部门的候选人中来，洛其尔认为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并具有卓越的组织与管理才能的人才能当选。接着，洛其尔讲了一个关于林肯总统第二任期的故事。

那天，宾夕法尼亚的哈利斯堡，卡梅伦在乡下的家中接到电报说林肯总统要见他。他赶回了华盛顿，林肯说：“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竞选连任总统是我作为一个爱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我是唯一能够拯救祖国的人。我也开始有点迟疑，有一点相信了。你觉得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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