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北根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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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1912～1945)试读：
前言
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是一种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不是由国民党直接与德国交往形成的，而是外在地表现为由国民党主导或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广州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与德国发生的外交关系。国民党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军火贸易是其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国民党与德国之间的矛盾是其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国民党内部和德国内部各自的斗争是其关系演变的间接动力；孙中山、蒋介石和希特勒等政要在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演变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国民党兴起、发展和执政时期，一般情形下，“党的利益，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才是[1]真正党的利益”。国民党的外交体制渊源于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发展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颁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外交的最高决策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执掌。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及外交体制基本上沿袭了广州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2月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设立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创造了条件。10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体制，外交职能表面上由国民政府行使，实际上外交大权掌握在其核心机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手中。中央政治会议设有外交组，负责外交的审查和设计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交组改组为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外交上最高指导机关。1932年1月，特种外交委员会又改组为外交委员会，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1935年12月，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改组为外交专门委员会，变成技术顾问机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先后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分别任主席和委员长。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掌握外交最后决定权。
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中德关系。当国民党未取得政权或只取得部分政权时，它与德国的关系仅是中德关系的一部分。当它取得全国政权，“党国一体”时，它与德国的关系就主要代表着中德关系。
将中德关系史放在国民党的视角下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21世纪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迄今，关于中德关系的研究，大陆方面，吴景平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41年的中德关系，尤其是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该书另以《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为书名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于1998年出版）详细论述了抗战期间的中德关系；马振犊主编的《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重点考察了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杜继东的《中德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简要叙述了中德早期交往、德国在华势力的扩张、德国强占胶州湾、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往等内容；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三联书店，2003）从中、德、日多边关系的角度研究了1936—1938年的中德关系；何兰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重点考察了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变化过程；潘其昌主编的《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对中德关系进程进行了梳理。台湾方面，涉及中德关系的著作主要有：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95）；张水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外交关系之演变（1919—1939）》（博士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85）；黄庆秋编《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工作纪要》（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8）；傅宝真《德籍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及对军事的贡献》（台北，民生出版有限公司，1998）；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国史馆”中华民国外交志编撰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外交史志》（台北，“国史馆”，2002）等。国外方面，〔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新译本以《德国与中华民国》为书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梳理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Kurt Bloch的German Interests and Politcks in the Far Eas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Reprinted of the edition of 1940，NewYork：AMS Press，1978）考察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治；Lorne Eugene Glaim的Sino-German Relations，1919-1925：German Diplomatic，Economic and Culture Reentry into China after World War I （Ph.D. diss.，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1973）研究了1910—1925年的中德关系；Bernd Marth的“German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German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Interwar Period”（《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日三角关系；John P.Fox的Germany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1931-193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研究了1931—1938年德国对待远东危机的态度和政策。
总体上看，关于中德关系，学术界基本上摸清了其发展脉络，对其中一些问题，如孙中山联德、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和军事合作、中德经济合作和军火交易、“陶德曼调停”、国民党联德外交路线之争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但从国民党的视角审视中德关系的著作尚未出现。
虽然国民党实施“党国一体”体制，但从国民党的视角重新考察中德关系，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和发现。例如，国民党和德国的关系与中德关系有何联系和区别？国民党在未取得统治权以前，“联德”效果如何，其局限性是什么？在取得统治权后，对德外交战略是什么，“联德”效果怎样？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在何种情形下得到发展和提升，而又在何种情形下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受到伤害和毁灭？“中东路事件”中国民党政府如何要求德国保护在苏联的华侨利益？“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如何透过国联争取德国顾问的技术援助？华北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德国调停中日冲突是企图投靠德日、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吗？国民党外交路线的争论——联英美苏还是联德，分歧究竟是什么？研究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和中德关系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本书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答。[1] 于右任：《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31年11月12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23页。第一章
革命党人、孙中山及广州政府与德国的交往
革命力量的成长和壮大总是逐步积累和发展的，所以争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是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对外战略的重点，其目的是壮大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力量。德国是他们争取的援助对象之一。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认为，“可作中国之友者，应为美国与日本，其次即为德国”。[1] 他与日本政治关系密切，想以美国为立国榜样。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过德国的历史，并曾数次访问德国。他认为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实行的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而这一原则[2]就是我们所说的民生主义”。由此看来，革命党人的联德取向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他们对德国怀有很大的期望。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争取德国的“中立”和承认，但未有成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运动孙中山反对中国对德宣战，但未达到目的；战争结束前后，孙中山三派人员赴德寻求支持和帮助，取得一点效果，例如，聘请了德国顾问，但他的“中俄德联盟”计划流产。第一节 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争取德国的“中立”和承认
中国近代，开端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此后，中国被迫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逐步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为受制于列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就在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之时，德国紧随英、法、俄、美之后东侵。1861年9月，尚未统一的德国与中国签订了两国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通商条约》。1862年俾斯麦任普鲁士王国首相，通过三次王朝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于1871年统一了德国。此后，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从1870年代起，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已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19世纪末德国走上帝国主义道路，1888年威廉二世继承皇位。在威廉二世“世界政策”——取得幅员辽阔的殖民地——的鼓舞下，德国将目光瞄向远东，外交政策极富扩张性。“德国对中国施以政治压迫的起步却主要依靠军事技术的输入来逐步实现的。德国虽然来华较晚，但它对中国军事方面的渗透和影响之大，其他列强望尘莫及。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逐渐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军火供应国。”“自70年代后，清政府所购买的德国装备和数量，明显地超出同一时期从英、法、美、奥、俄、日等国购入的装备和数量。随着德制武器装备的引进，德国军事教官和技术顾问百余人应清政府之聘来到中国，一些德国军事著作也[3]被译成中文。”伴随着军事技术的输入，德国对华大力倾销工业制成品和获取工业原料。进而德国对中国军事的渗透日益绵密，力图控制清政府海军力量，占据一个侵略基地。1895年借口“干涉还辽”有功，攫取汉口和天津租界。中日甲午战争后，德国开始对华资本输出，修铁路，开矿山，设银行。1898年3月6日，德国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把胶州湾周围包括南北两岸陆地及湾内各岛租让给德国，为期99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筑和经营[4]铁路；德商有权在铁路两旁开矿。山东由此成为其势力范围。德国侵占胶州湾，开瓜分中国之先河，拉开了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争抢势力范围的序幕。1900年德国加入八国联军，德将瓦德西出任联军总司令，对义和团进行镇压。1901年德国又成为逼签《辛丑条约》的11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取得了赔款总数4.5亿两白银（约合14亿[5]马克）中的20%。由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成为侵华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矛头对准了清王朝的统治。德国作为列强之一，对中国革命抱敌视的态度。由于德国等列强在中国的地位和巨大侵略权益都是从清政府那里取得的，所以它们进行了种种活动去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到10月16日，汉口已集结了德舰2艘、英舰5艘、美舰3艘、法舰1艘、日舰2艘，共13艘；20日[6]增加到16艘。17日，3艘德国军舰一度向革命军开火。德国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收入，希望从经济上扼杀革命。11月17日，各国驻华公使团擅自议决，将中国海关税收全部置于总税务司之下，指定德华银行、汇丰银行、道胜银行联合组成一个非常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国关税收入的分配事宜，以防征收的款项落入革命党之手。
革命者在涉外事务上非常谨慎，注意不使革命带有排外性质。10月12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黎元洪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涉及革命当局对外政策的七条原则，主要内容是：①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②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如数摊还；③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一律保护；④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⑤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供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⑥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⑦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7]为战事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等。鉴于革命者注重保护列强利益的软弱态度，17日，各国驻汉口领事团复照军政府：“现值中国政[8]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各国将“严守中立”。18日，黎元洪再次照会外国领事，开列战时禁制品清单，要求严禁外国官、商、民等将这些物品卖给敌军。总之，革命者的意图是以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既有权益来换取它们保持中立及承认革命当局为交战团体，但这是一种幻想。
包括德国在内的列强声称对辛亥革命采取“中立”态度。所谓“中立”，是指“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一切既有关系，仅避免卷入它对革命的武力镇压；适时与革命当局建立事务联系，而拒绝承认革命方[9]面为交战团体”。德、英、法、美四国银行团承诺不向清政府和孙中山革命力量双方借款。
但德国政府担心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损害其在华利益，实际上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德商向清政府提供军火；德军参与了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保护工作；在南北和谈中，驻上海的德国总领事同英、美、日、俄、法五国总领事一道，不断对南方革命政府施压，为被列强视为在华代理人的袁世凯夺取政权创造条件。正是在列强的压迫下，再加上革命党内部的涣散和混乱，孙中山被迫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10]首推袁氏。”可以说，德国等列强在帮助袁世凯同孙中山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为减少革命的阻力，力图与包括德国在内的列强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为此宣布对革命前清政府所缔结的条约一律承认其有效，所借的外债和赔款负责偿还，所让与外国的利权一律尊重，对自己管辖[11]区内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律保护。这实际上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黎元洪宣布的对外政策七条原则的继续。但德国等列强对中华民国和临时政府十分冷淡。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连续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民国，均遭到德、法、美、英等列强的冷遇。2月2日，孙中山照会各国，声明以后与中国交涉事，宜向南京新政府磋商办理。但新政府的这些要求未被列强理睬。13日，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公使团在北京开会，相约在中国统一的政府未成立前，不做承认的表示。
德国还直接伤害了革命党人。1月，革命党人光复了青岛附近的即墨县。胶济租借地的德国当局借口该地为《胶澳租界条约》规定的设防区，要求革命党人立即退出，并向山东巡抚通告即墨近况。清政府立即派军队突袭即墨，杀死30余名革命党人。即墨革命党人请求南京临时政府对德国政府交涉，但临时政府因承认清政府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法干预，只得于2月10日令革命军自即墨撤退。
得到德国等列强支持的袁世凯加紧了夺权步伐。2月12日，清廷颁发皇帝退位诏书。13日，孙中山辞职。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革命果实落入德国等列强中意的代理人袁世凯手中。
德国对窃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提供经济援助。它率先于1912年单方面给予袁政府600万德国马克的贷款。1913年2月，又同袁政府签订了一项有关铁路建设的条约。1914年承担了袁世凯为镇压国民[12]党人筹措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中的24%。当然，出于商业的考虑，德商也向南京临时政府所属的地方军政府借款。如德商克志葡军器公司向浙江军政府军器借款500万马克；德商捷成洋行给[13]予湖北军政府军器借款300万两白银。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德国等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认为既然中国革命以西方为师，德国等西方列强就会慷慨施以援手，因此，南京临时政府发表种种“承认旧约”“睦邻”“保护洋人”之类的宣言、法令等，正是为了换取德国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新政府的承认。但这些愿望都落空了。
尽管德国对中国革命抱敌视的态度，但孙中山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信念，仍坚持联德思想。1913年，孙中山提出创建“大陆同盟”区域组织的构想——以中、俄、德、奥、土（耳其）、波（兰）六国为核心成立联盟，树立国际上另一新兴势力。1913年2月至3月，孙中山在滞留日本期间，为同北京政府及其支持者英国抗衡，曾与日本前首相桂太郎在关于瓦解英日同盟、以日德中三国同盟[14]取而代之的构想方面达成一致。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第二节 德国运动孙中山反对中国对德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德关系发生了变化。大战爆发后，1917年1月，因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争及美国对德态度变化，中国参战问题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2月3日，美国与德国断交，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立国家送交一份通告，要求采取类似行动。北京政府9日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书。中国对德提出抗议后，协约国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向绝交、宣战的方向发展。日本政府获悉美国政府插手中国对德外交后，迅速改变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对德断交。英国也要求中国对德绝交。为争夺对华影响力，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指示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向北京政府表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参加世界战争。美、日的不同态度引起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争执。黎元洪担忧段借参战之名，进一步扩张权力，倾向于接受美国的主张；而段祺瑞为解决财源、扩充军队等问题，打算接受日本的主张。
德国在华官员趁机积极活动，允诺给予各种利益，劝说中方不要采取断交行动。德国驻华公使冯·辛慈（Paul Von Hintze）开始奔走于中国各方势力之间，2月，辛慈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做抗议实施反德政策的军阀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大部分军阀已经发表了抗议通电。为了搅乱政府的反德倾向，将继续与康有为（君主主义者）、孙中山（国民党急进派）、唐绍仪（国民党右派）等进行秘密联络。”辛慈的秘密联络人也不断地拜访张勋（四川）、[15]倪嗣冲（安徽）将军。但这些活动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因为孙中山、康有为、倪嗣冲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力有限。
黎元洪拒绝在内阁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段祺瑞因此辞职离京，副总统冯国璋出面调停，段祺瑞随后复职，其势力占了优势。北京政府遂决定对德绝交。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德国公使，宣布与德国断交。15日和17日，荷兰驻华公使与外交总长互换照会，确认中德绝交后，由荷兰照顾所有德国在华利益。对德断交后，北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剥夺和限制德国在华权益，例如，取消德国在华驻兵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永远停付庚子赔款德国部分，暂时停付德国商人债款，取消德国船只内河航行权。
对德绝交后，是否对德宣战又成为焦点。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国务院主张不等美国行动即实行对德宣战，但在国会内外、朝野上下却遭到反对参战势力的强烈反对。德国认为有机可乘。辛慈命令驻沪总领事黑尔·克尼平（Herr Knipping）强化对中国各方面的活动，力避中国参战。
孙中山反对参战，在致北京国会电中称，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必然会引起两种危险，“一为排外之盲动也，一为回教徒之离叛”。其理由是：“华人排外性根久伏，遇隙必发。一旦开战，则必有国内敌人损伤及我之事，图报复者，将不辨国籍，恣行杀戮。第二之团匪，弹指可见。回教徒在中国势力不可侮，若与土战，彼必循其宗教之狂[16]热，起而反抗。中国从此大乱，危亡指日可见。”孙的此种说法有些牵强。在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电中，孙中山强调了这两点，并指出其结果将对英国大不利，“我国对任何外国一经宣战，无知愚民不能辨别孰为敌人，孰为友民。而英国在东方利益较大，其损失亦势必轻重明矣”。他批评协约国强迫中国加入欧战的举动，指出，“自此问题发生后，吾国政治家间，本已争执甚烈，今若再生意见，咸致引起大乱”；“倘中国加入战局，势必危害中国[17]之国家生活，损伤英国在远东之威望”。孙中山等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参战会使北洋军阀气焰更加嚣张，最终将导致全国大乱的局面。他的观点令德国政府满意。3月底，辛慈指示克尼平和译员雪麦（Schirmer）同孙中山接触，劝诱他利用200万美元的德国资金去推翻力主对德宣战的段祺瑞及其内阁。公使馆的联系人陪同孙中山的朋友、国民党人曹亚伯，很快就来到上海进行活动。4月，雪麦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
5月，孙中山授意朱执信写成《中国存亡问题》一文，重申他的反对宣战的观点，并从“联德”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反战的原因。他认为对德布告宣战，对中国而言是没有益处的；并且强烈主张在目前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应该维持中立的态度。反对对德宣战的理由涉及诸多方面，但究其根本，则是基于对德国的认识，“以土地论，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以“公德”论，中国不应对德宣战；“平素对于德国，惟多（事）联络，以得其欢心，论吾国军队、学术，随在皆依德国之[18]助”。结论是：“维持严正之中立！”
黎元洪原本反对与德绝交，此时利用反战思潮，更是坚持反对宣战。这就与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进一步激化矛盾，形成了“府院之争”。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运动各省军阀脱离中央。黎无法控制局势，请张勋入京“调停”。结果，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逼迫黎解散国会，接着上演了清廷复辟的丑剧。黎元洪被迫离京，宣布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而段祺瑞在利用张勋推倒黎元洪以后，又在日本的支持下，组织讨逆军，打垮张勋，重掌北京政权。7月6日，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对此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但孙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7月17日，他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
孙中山率海军舰队南下广东开展护法运动，其所需30万银元开[19]拔费“即系出自此项德援”。广州督军陈炳坤透露孙中山南下护法的经费来自德国的资助。他告诉美国驻广州总领事P.S.海因策尔曼（P.S.Heintzelman），他得到了确凿的消息，在上海的德国人补给了孙中山150万马克，其中50万马克送给海军，30万送给国会议员，剩[20]余部分通过荷兰银行和台湾银行汇到广州。德国的压力对于孙中山7月间离沪赴穗起了作用。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证实：“民国六年，中德绝交，中国加入协商国参战，本党竭力反对。当时德国公使下旗回国，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资助革命，总理命余极秘密经理此事，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21]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而留余在沪主持一切。”当然，克尼平也对以亲德派领袖闻名的康有为、对北京直隶派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孙洪伊、孙中山的朋友唐绍仪等人行贿，运动他们发挥影响力，[22]不让中国对德宣战。
孙中山无力阻止北京政府对德宣战的行动。由于反对参战的黎元洪已不任总统，国会又尚未恢复。急于得到协约国财政援助的北京政府于8月14日顺利实现了对德、奥宣战。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18日，孙向国会提出问题：是对德、奥恢复中立关系，还是暂定承认现在的交战状态？国会审议后，决议暂定承认交战状态。22日，因担心“暂定”两个字引起误解，遂决定“承认[23]现在的交战状态”，26日正式宣布与德、奥处于交战状态。虽然孙中山不赞成参战，但至少他没有在广州国会讨论时反对参战，也没有表明自己跟德国的关系。按理说，作为大元帅的孙中山如果在国会非常会议上为德国辩护，反对对德交战，非常国会肯定会进行讨论。因宣战是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的决议，孙只得遵守。德国在中国的地位遂遭到沉重打击。对于孙中山的“不作为”，德国方面没有抱怨。11月，德国驻华公使辛慈经广州回国时曾与南方政府接触。辛慈回国后一直通过中国驻丹麦和挪威使馆中的有关人士与国民党保持着联系，并利用他在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工作经历和影响促进德国与南方政府发展[24]关系。第三节 孙中山三派人员赴德及“中俄德联盟”构想的流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夕，孙中山又试图得到德国的援助。他希望以中国的食品和原料为代价换取德国的军事援助，实现中俄德结盟，推翻北京政府。他论证，德中必须进行合作，把中国从英、日和它们的同盟者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派曹亚伯带着一个计划去德国。该计划是：德国与俄共联络，联合组织和装备一支由居住在俄中[25]边界的中国人编成的军队，再加上大约一个师的德国军队，配以3—5架飞机，合在一起去占领北京，推翻北京政府。然后，德国可以取得中国的食品和原料，经过俄国的铁路运送回国。德国可从财政上帮助中国，帮助它重新掌管海关，建筑铁路公路。德国还必须帮助中国的教育制度实现现代化，发展工业技术，这样，中国的产品就可以[26]通过俄国运到德国。这是一个借助德俄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计划。曹亚伯11月底抵达柏林。12月1日，范柏中尉和辛慈接见了他。曹亚伯在一封亲笔信中呈递了孙中山的计划。德国视该计划为“近乎狂想”，且其时它已战败，无力顾及。而1918年5月孙中山被排挤出广州军政府。因此，孙、德合作计划泡汤。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中德间的战争状态没有结束。9月15日，北京政府宣布结束同德国的战争状态。南方军政府也开始考虑结束对德战争，10月9日，广州众、参两议院通过战争状态终结的宣告文。10月25日，广东军政府终止对德战争状态。
1920年3月，因受英、法排斥而陷入财政、经济困境的德国政府急欲与各国恢复通商，十分注重中国市场，为此照会北京政府，期望恢复两国商业关系。7月，以冯·卜尔熙（Herbert von Borch）为团长的德国代表团来华谈判。1921年5月20日，同北京政府签订《中德协约》。卜尔熙声明：德国抛弃由《胶澳租界条约》及其他有关山东的文件而获得的权利、产业权、特权，并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等权利。协约旨在恢复中德友好及商务关系，并尊重双方领土主权与平等地[27]位，规定中德享有关税自主权。这是近代中国同西方强国签订的[28]第一个平等条约，德国放弃了在华特权，奠定了未来中德关系的基础。德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条约，使孙中山对其更加抱有好感。而德国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保证中国的关税自主，影响列强在华利益，即间接地影响列强继续在中国保持特权，列强因此不愿意看到德国与中国在平等条件下恢复关系。因此，孙中山与德国全面发展关系将面临列强的反对。
在援闽粤军将桂系军阀逐出广东之后，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着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危机的解决和与中国发展关系，他决意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协助。“以经济的建设而谕，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对于欢迎外资，开发利源，已有详明之提示，任何友邦，苟根据互惠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29]之合作，中国无不乐于接受，以期获得人类之共同繁荣。”此前，4月25日，孙中山在为《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所作的序言中说：“夫以中国幅员之广，达四百二十八万九千平方英里；人口之众，号四万万；益以埋藏地下之无量数矿产与夫广大雄厚之各种农产，乃不能雄飞独立，与世界各国互相提携，共同开发；而反以谩藏诲盗，致成列强政治、经济侵略之俎上肉，斯诚不独中国之耻，抑亦世界各国之忧也。不观夫巴尔干之往事乎？暴徒之弹朝发，世界之战夕起。今后中国问题，其严重殆十倍于巴尔干，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危机一日不能消除；且其战区之扩大及战斗之猛烈，尤非第一次所可比拟。吾人试闭目一思，当有不寒而栗者矣。顾欲解决此问题，其道果安在乎？余以为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此政策果能实现，则大而世界，小而中国，无不受其利益。余理想中之结果，至少可以打破现在之所谓列强势力范围，可以消灭现在之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最后且可以消除今后最大问[30]题之劳资阶级斗争。”10月10日，在《自序》中，他具体解释道：“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无如各国人民久苦战争，朝闻和议，夕则懈志，立欲复战前原状，不独战地兵员陆续解散，而后路工厂亦同时休息。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我固失一速进之良机，而彼则竟陷于经济之恐慌，至今未已。其所受痛苦，较之战时尤甚。将来各国欲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31]但美国对援助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政府反应冷淡，英国更是日益敌视，苏俄亦因国内困难无力相助。孙中山遂将争取援助的重心放在德国，理由是：他在1917年与德国人有过成功的接触，现在德国战败，在华不再拥有帝国主义强国的特权；《凡尔赛和约》加剧了德国处理剩余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难度及市场萎缩，但在中国德国能找到出路。他对德国官员说：“你们德国人已被解除了武装。现在你们必须武装中国，这可能是你们唯一的自救方式。”他非常欣赏[32]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时动员能力。
虽然孙中山对德国期望甚高，但在实际发展对德关系方面还有障碍。7月，广州政府发表宣言，宣称其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意味着否定了《中德协约》的有效性。广州政府还拒绝归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南被没收的德国资产。
孙中山以德国在华南的资产为筹码，以中国财政、经济、管理、教育和军事等建设项目委托给德国为诱饵，希望战败的、与中国平等的德国在西方阵营中带头承认广州政权并与之缔约。但德国政府考虑到西方大国并未承认广州政权，例如，美国视其为“叛乱团体”，况且德国与北京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久前刚签订《中德协约》，因此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了孙中山的承认要求。它只想与孙中山政权保持非官方关系。9月，德国驻广州副领事瓦格纳（Wilhelm Wagner）就任，发现广州政府不打算认可德国通过一位官方代表接管德国战时在华南被中止的事务。广州政府的立场是：如果想要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至少不要与依靠军阀力量取得职权的官员（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而是应该与代表全体中国国民的政府（广州政府）进行交涉；南方各省的德国资产不会返还给德国人；目前的状况不可能重新开设领事馆；德国人可以像上年一样进行各种活动；如果德国人想要得到同北京政府条约中承认的各项特权，本政府将视与该条约无
[33]关。瓦格纳认为，如果直接与南方政府谈判接管德国在华南的资产问题，很有可能导致其反感并因此坚决拒绝德国任何官方代表。因此，他想通过代理德国在华南事务的荷兰领事向广州政府提出德国资产的移交问题，但最终没有效果。在此情况下，瓦格纳只得亲自出马。9月25日，他对孙中山做礼节性拜访，提出自己此次来访的目的是接管德国在华南的资产。孙中山说，德国战败后被剥夺了殖民地，因此丧失了一大片耕耘空间，作为中国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他统治着中国最富裕的南方六省，不知德国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他合作。他强调，南方政府不只是想在形式上得到承认。他提到日本和英国都有意承认，只是因交换条件太苛刻而未能使南方政府就范。孙中山认为，也不能指望美国，因为美国忙于自身开发无暇他顾。所以，孙中山期望德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准备把财政、经济、管理、教育和军事等建设项目委托给德国。他说，《中国国际之发展》一书描述了他的改革计划，虽然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所有大国，但实际上是为德国的企业精神和伟大抱负度身定做的。瓦格纳认为，也许孙中山的代表朱和中通过与德国有关人士的商谈，有可能把孙中山的联德设想落到实处。因此他请命德国外交部，打算与南方政府秘密签订一个临时协议。后来，瓦格纳与广州政府政要伍朝枢、伍廷芳和李锦伦进行了商谈。广州政府坚持德国必须承认南方政府并与之缔结一份条约，否则就不会承认德国[34]驻广州总领馆，总领馆也不得与广东官方进行任何正式接触。孙中山虽然不要求德国正式承认，但至少要求事实上的承认。
10月15日，在同瓦格纳的第二次谈话中，孙中山再次迫切要求[35]德国立即承认广州政府，并与之商谈签订国家条约。他表示：如果德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他的政府的国家，就会在中国得到优惠的待遇。孙中山说，目前他根本不希望得到别的国家的承认，因为损害中国主权的国际环境没有改变，外国必须放弃它们在中国强占的东西，这一点他也明确地告诉了最近想接近他的英国人。在对德关系方面，孙中山认为不存在建立紧密联系的障碍。他甚至保证，北京政府也不会为此提出异议。他建议，如果别的国家对德国准备承认广东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可以在必要时以重新获得在中国被没收的德国财产为理[36]由，与广东政府签订条约。瓦格纳向孙中山辩解道，没收德国资产本来就是一种不公正的战时措施，既然南方政府要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那么就应该立即无条件地取消这些措施。虽然瓦格纳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其联德思想十分感兴趣，但他认为“从整体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同北京政府的关系，对此我们要妥善处理”。10月28日，德国公使卜尔熙致函瓦格纳，表示只要中国的政局没有变化，就切不可触及正式承认南方政府这一外交雷区，否则将引起北京政府和其他列强的反感。但是，同时还要努力建立和保持与南方政府高层政要之[37]间的私交。卜尔熙在12月21日的报告中认为，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瓦格纳副领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目前是适当的。只要我们与孙逸仙博士及他的政权机构保持非官方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不具有政治上支持南方政权的性质，北京政府就不会对我们不满。”对于孙中山在德国招募顾问等活动，德国不会给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们已经承认的北[38]京政府的误解”。德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凡尔赛和约》第170条明确规定：禁止德国出口军用物资；第179条规定：德国不仅不能派遣任何陆海空军代表团到国外，而且“禁阻德国公民离开其领土，以投效于任何外国之陆军、海军、空军，或随之以助陆军、海军、空军之练习，或在一外国给予协助其陆军、海军或空军之教育”。这些规定导致德国政府援助孙中山确有难处，但德国政府不反对德国人士以私人形式受雇于南方政府。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克尼平同意卜尔熙的观点，他补充说：“副领事瓦格纳应该试图在困难的情况下暂时[39]地、尽好地代表德国的利益，而不是作官方的承认。”
孙中山一方面与德国官员在广州谈判承认和援助问题，另一方面派朱和中赴德寻求支持。7月，朱和中奉命赴德，10月初抵达柏林。10月1日，朱和中拜访德国外交部，向克尼平提出德国承认广州政府以及双方的合作问题。克尼平认为，就南方政府聘请德国顾问问题，德国不可能提供官方支持，因为南方政府前途未卜，再者，德国已经承认了北京政府。他虽然不反对德国人士以私人形式受雇于南方政府，但是，他们也必须认识到孙中山政府的财政困境和能否继续生存的现实。唯一可行的折中办法就是，撇开南方政府，与广东省政府签订雇佣合同。朱和中与辛慈取得联系，并向他询问建立中德俄同盟的可能性。辛慈向朱和中表示，他愿意促进此事并在两个月内请求德国总理批准其赴华。
1922年1月1日，朱和中从柏林致函孙中山，汇报其在德活动情况。2月24日，孙中山回函说：“兄之此行，于所陈之十二项事业及[40]印刷机关，如能办妥，则目的可谓完满达到。”3月1日，朱和中又致电孙中山称：“前驻华德使辛慈熟悉吾国情形，曾充驻俄陆军特使八年，与俄人感情亦洽，精通英俄法语，且思想新颖，手段敏活，其所主张，亦合民治潮流，洵为德国不可多得之人材。方中未抵柏林以前，辛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盟，与钧旨暗合。近自与中接洽后，决拟不问他政，专办此事，是以决定同组一公事所，以资筹备。现允定两月内筹备完竣，伊即请命于其国务总理来华，中愚见拟以辛为总理员，其他合科选定主理员。其余人员材料办法，由主理酌定。总理专备钧座咨询。主理员筹商何项人员先行来华，何项人员陆续前来，何项材料即日需要，何项材料继续运输，何种办法即日拟定，即日实行，何种办法继续拟定，随后推行，均由钧座与总理员核夺。如此，则东西声气互通，纲举目张，进行自速。惟辛慈名望颇重，须用假名，虽一般德人不可使知。届时，当电报所船名，即请于该船抵港时，派轮密[41]迎入幕为祷。”可见，德方也有人打算推进中德俄联盟。这使得孙中山极为重视。
其时，孙中山与苏俄政府的联系日益密切，苏俄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1921年12月，列宁委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3次长谈。孙对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极感兴趣，表示在讨伐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战役结束后，可以建立中苏联盟，目前可以建立非正式的联系；并接受了马林的建议：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等。这次会见对于孙中山决定未来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922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随即被北京苏俄代表团任命为苏俄政府代表，同孙中山谈判。达林由上海到广州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长谈。孙向达林了解苏俄的形势，表示他对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
在此情形下，孙中山更重视中俄德合作的构想，努力发展与德国的关系。3月8日，孙中山致函廖仲恺和曹亚伯：“兹得朱和中来函，所图各事，已有头绪。其有需两兄协办者，特将所关之函付来共阅（此函阅后付丙），便知应付矣。一要仲恺兄照所请，发给四千两百元，分寄北京、柏林……二要亚伯兄在广州等候，辛慈到港，则亲往接，直带他来大本营。”“朱和中处，于未接他此信以前，已有信着[42]他回国，然无论如何，此三千元当寄。”5月17日，朱和中在柏林寓所约见了德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贝特克，提出准备聘请德国顾问辅佐南方政府。贝特克说，南方政府本来就没有向德国宣战，所以就没有[43]必要签订和约；再者，他们已经接受了北京政府的《中德协约》。贝特克所言不实。广州政权曾承认与德国的交战状态；断定南方政权已接受了《中德协约》，也是不正确的。否则为何孙中山一直要求德国与广州政权缔约呢？
在德国，朱和中和某些德国工业康采恩（如克虏伯、胡戈·施廷内斯）达成经济协定，并招聘了一些德国人到广州政府充任顾问。在辛慈的帮助下，分别签署了聘任德累斯顿工科大学教授威廉·施拉梅里（Wilhelm Schrameirer）为文化科学顾问、前青岛总督为行政改革顾问、前山东铁路监督为铁路顾问的合约。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打乱了孙中山推动中俄德联盟的进程。7月24日，法属安南河内府刊行的法文报《东京前途》首先宣布：陈炯明政府披露一批原始文件，证实了孙中山的经由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居间联络，准备建立中俄德联盟的计划。9月22日，英人主办的《香港电讯报》（HONG KONG Telegraph）又将陈炯明获取的孙中山有关联德的信函等中文原件及英译文印成一个小册子传播，首页引言中称“中俄德将以布尔什维克理论作基础结成三国联盟”。陈炯明叛乱使德国对南方政府的实力和地位的稳定性产生了更大的疑虑，辛慈因此放弃了去南方政府工作的打算。德国政府发表声明：对于谈判或辛慈赴俄使命各节，德国政府一无所闻。辛慈也宣称，他没有为这样一种联盟进行过任何谈判。显然，面对英法美的强大压力，德国不敢公开与奉行共产主义的俄国结盟，因而也就否定了中俄德联盟的计划。
孙中山出面解释了中俄德联盟构想的原因。9月29日，他在上海就中俄德联盟一事对一家报纸发表声明，并不否认这些信件，但反对新闻通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观点，曾经图谋在中国、德国和俄国之间缔结一个联盟”的推断。“因孙君从未计划，且从未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之故。试阅彼所著《中国之国际发展》一书，即可知彼实抱有欲切实发展及利用中国莫可限量之天产，必须外国资本及技术合力提携之见解，极为强固，且彼曾屡次向美国、英国及其他方面招请此等合作。”“据彼之意，德国之解除军备及取消在中国之治外法权，就中国方面而论，业已使彼（指德）自处于非侵掠〔略〕国之列。”“以为中国在其目下革新之阶级〔段〕中，极需要以对等及完全主权国待诸列强之赞助。彼信德国及俄国现已情形变迁，政治改更，中国能以对等之条件与之周旋。故彼赞成一种与彼两强更加亲善为目的之政策。彼以为此种政策，最利于一非帝制及非顽强之中[44]国。”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炮舰上对幕僚谈话，讲述外交上应取的态度，谓：“至于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吾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惜乎国民不明俄、德真相，徒以大战失败，为不足齿列，而不知其固有之人才与学问，皆足资助吾国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之用也。”“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而对于欧亚大陆之俄、德两国，更不能[45]不特别留意，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也。”
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他再次担任陆海军大元帅，重建大元帅府。
3月，孙中山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薄克曼表示，“对于来[46]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完全绝望”。孙对美、英、法绝望，但联俄取得积极进展。在此情况下，他又积极联德。当时德国远东协会总干事林德经过香港，孙中山“派李其芳往商面谈”。李其芳回忆道：“余即出陈德国前任总理未舍爱力士致陈炯明函一道，总理大悦，问所言何事，余曰：按未氏游远东，路过广州与陈详说中德文化及实业合作事：（一）陈将派学生百名赴德专攻专门技术；（二）改组广东大学，仿同济方式；（三）设克虏伯炮厂于广州；（四）设容克飞机场于广州。各种详细计划，总理大感兴趣，谓必促其实现。余谓远东协会总干事林德即将来华，日间到港，此事当他亦知情及参加讨论，……（总理）嘱余明晨起程，并代表欢迎林德，及谈一切合作计划……余至港。二日，林德即乘德国邮船沙兰号到港，余即与之赴申，舟中经谈一切，林须俟同济开幕后再赴日本逗[47]留数月，赴粤日期，未能决定。”
为进一步推动与德国的合作，孙中山派邓家彦赴德联络，希望与德国政府订立一个大规模的合作计划。早在1922年夏，孙中山就派邓家彦去德国继续进行联德活动。6月1日，邓家彦以孙中山总统顾问的身份写信给德国驻广州领事。信中说，“德国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必须摆脱孤立和大国的束缚。这就需要在远东的姐妹共和国的帮助。两个共和国应该站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国将可以成为德国产品的大主顾，同时能够提供原料，特别是矿产原料，以满足德国工业的需要。德国商人和工程师应该到中国来，有才能的中国人则应该[48]到德国去留学”。陈炯明的叛乱使孙中山对发展广州政府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增加了其联德的推动力。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后，1923年6月19日，孙中山向邓家彦发出指示，计划雇聘数名德国军官，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但是他认为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为了实现让德国人在中国从事生产的计划，不论是从物资方面，还是使用中德两国有才能的人方面，都必须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思考。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学习不足、德国的资源不足。为了两国克服这些困难，相互的援助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提出的计划实现的[49]话，他深信数年内，中国和德国的状况必然得到改善。8月18日，孙中山致函邓家彦，再次提出与德国合作的具体计划。他说：“此间因需德专门技师，然零星延聘，于事无补，必也与德国实业资本家Stinnes者及其政府订一大建设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发展中国之富源，改良中国之行政，整顿中国之武备。借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此步达到，则以中国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凡尔赛条约之束缚。如德国政府能视中国为一线之生机，中国亦必视德国为独一之导师。以德国今日废置之海陆军人才及制造武器、组织军队等计划及经验，悉移来中国，为中国建树一强固国家，互于资助，则彼前战败而失去种种权利，必可由助成中国[50]之富强而恢复之也。”孙中山试图利用德国因战败而废置的军事人才及其技术、经验来帮助中国的发展，但这一构想需要得到德方人士的响应。8月23日，邓家彦访问德国外交部，表示受孙中山的委托询问德国关于与广州政府开展全面合作的态度，“主要考虑在工业和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很多，如聘请辛慈先生等”。他还请求德国外交部安排他与弗雷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总统见面。27日，邓家彦再次会见德国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克尼平，出示了孙中山6月19日来信的英文翻译件。克尼平认为，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能满足南方政府的军事要求，关于能否通过私人渠道，则顺其自然。至于孙中山提出的经济合作，德国很感兴趣，并准备提供官方援助，但是[51]不可能提供资本参与。这表明德国的态度发生变化，由过去不向南方政权提供官方援助转向现在考虑准备提供援助。
9月，邓家彦将孙中山的来信递交德国外交部，信中询问，对于1921年由朱和中提出的建议，德国政府是否仍然感兴趣。如果仍感兴趣的话，希望立即得到回音。德国外交部对此持谨慎小心的态度，但对于和德国企业家会谈一事，并没有给邓泼凉水。德国外交部要求孙中山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方案。邓家彦还试图招募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乔治·佛采尔（George Wetzell）、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等德国名将做孙中山的顾问，但均未成功。
邓家彦此次德国之行并未提出中德俄结盟的要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孙中山的三方同盟设想无法提出。
德国与孙中山的互动引起了北京政府的不满。9月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大中华商报》发表文章，向德国驻华公使馆提出抗议，指责德国驻广东总领事背叛《中德协约》，谋求与孙中山南方政府合
[52]作。
寻求德国的军援始终是孙中山的目标。11月26日，他经邓家彦转给德国官员一封信，称：“要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没有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精良、强大、现代化的军队更好的办法了。那时，让中国为你们说话……你们须在远东预先准备一支无形的军队，以备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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