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箫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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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研究(东北亚研究丛书)试读：
摘要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大规模、制度化提供经济援助的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和执行机制。从前霸权时代对一战后欧洲的粮食救济和金元外交，到霸权建立后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再到冷战终结后的民主支持计划、反恐重建计划，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提高的过程。纵观这一历程，大规模的资金、物资和人力资源的援助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国家利益动机。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权力的逻辑揭示了援助背后国家安全、民主输出和维护国际政治体系的动机，市场的逻辑则显示了开拓市场、扩大投资和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企图，其中对霸权体系的护持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独有动机。此外，美国援助也考虑了大国责任、国际道义等方面的因素。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决策过程是多方主体和多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既受到文化观念、外交传统和民情舆论等大氛围的影响，也会经历利益集团的直接参与，而最终各种利益诉求将汇总在美国宪政框架下的政府决策与国会审批之中，形成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最后版本。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内容包括了援助地域、援助领域和援助形式等几个方面。美国经济援助在地域选择上历来侧重对于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领域上包括了社会、经济、生产等部门，而在形式上主要包括资金援助、实物援助、技术和人员援助、债务减免四个大类，其中包含了项目援助、部门援助和预算援助等具体方式。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管理则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流程管理方式，国际开发署在政府援助管理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其制定了详细的项目管理流程和方案设计流程。
通过援助钻石模型对美国经济援助的评估可以发现，美国经济援助的质量在近十年来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从受援国发展状况来看，美国经济援助的效果尚需进一步提高。从对美国的影响来看，经济援助有效地促成了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建立和维系，支持了美国的外交与军事行动，增强了美国对全球不稳定因素的管控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软实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美国海外商品与资本市场。总结美国的援助经验可以发现，大国身份决定了其对外经济援助必然追求战略目标，援助的成功则必须依赖规范的国内制度体系和国际制度参与。同时，美国也存在着援助决策受到多方牵制、援助机构交叉重叠、援助效果亟待提高等问题。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快速崛起的国家，应当积极学习美国的经验，加强援外事务的制度建设和国际援助体系的有效参与，与时俱进地推动援助观念和援助体制改革。同时，应当注意到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差异，利用好南南合作既有优势，并对国际援助规范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选题背景与意义一 选题背景（一）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对外援助
从广义上讲，对外经济援助现象古已有之，如春秋时期秦国曾在晋国闹饥荒时向晋国提供了粮食援助，西方“古典时代”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但是，在主权国家的概念形成以后，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性的对外经济援助行为则是在20世纪开始出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西欧实行马歇尔计划，随后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第四点计划”，标志着对外经济援助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从政府层面逐渐开始大规模、制度化地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经济援助，专门负责援助事宜的国际组织也相继成立，在发达国家形成了以官方援助机构、国际援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为主体，以援助法案、援助计划、国际条约以及其他非正式约束为制度的对外经济援助机制。
对外经济援助是一种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资金或资源转让的国际行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对外经济援助与贸易和投资一起构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形成了制度化、经常性、大规模的国际体系。对外经济援助属于资本运动范畴，资本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逐利性，因此对外经济援助的本质属性是经济性，其产生的直接目标是帮助受援国实现经济发展，间接目标则蕴含了援助国的某些经济利益。但同时，作为一种经济性政策行为，对外经济援助往往也带有浓厚的政治、安全及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体现了援助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指向。因此，对外经济援助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对外经济援助的政治经济双重属性，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是各国经济援助的公开目标，但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各自的利益导向，援助政策和其他外交政策一样都是国家利益导向政策化的结果。援助国根据自己的政策目标，决定援助对象和援助方式，从而达成一定的援助效果。（二）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重要地位
美国是现代对外经济援助的“始作俑者”，也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美国总统威尔逊早在1917年就呼吁，“让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成为消弭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二战后全球化的发展让经济相互依存成为一种现实，也给美国利用经济资源达成外交目标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被视为现代国际经济援助的起端，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美国向盟友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成为其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以后，小布什政府开始重新重视经济援助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奥巴马政府官员也表示，将把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提升为外交和国防之外的第三个美国实力的核心支柱。简而言之，对外经济援助已经并且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肯尼迪政府大规模开发援助实施以后，美国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援外机构和规范的援外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援助制度。美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际开发署，主导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通过官方渠道长期、大规模地向海外提供经济援助。从援助理念的形成、援助法案的制定到援助计划的提出、援助方案的实施、援助效果的评估，这一系列流程和对流程的管理在美国已经走向成熟。在积累了丰富援助经验的同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也存在许多不足和教训。除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成功受援国（地区）案例外，非洲、拉美地区还存在着大批无法实现经济起飞的受援国（地区）案例。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附加条件众多，一些援助项目与受援国需求脱节，大量的援助额度与受援国实际发展效果存在很大落差，以致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援助疲劳”现象。（三）中国正逐渐成为新兴的援助国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尽管拥有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其他力量中心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显著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在国际经济援助领域相对应的趋势就是，援助从北方国家流向南方国家的单一模式被打破，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援助成为国际资本和资源流动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动向。这其中，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对外经济援助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一开始便在诸多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格格不入，与西方主导的传统援助体系存在着显著差别。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在国际经济援助领域所做的持续甚至是艰苦的努力并没有表达足够的关注，反而是在中国开始对非洲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之后，开始批评中国是新的帝国主义，借机在非洲掠夺资源。西方发达国家以固有的甚至是偏执的经验、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来解释和衡量中国的行为，一方面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日益扩大的援助持自卫式的反感和抵制。这其中既有发达国家固有的偏见和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心态，也能够反映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外援助的内容没有完全公开，对国际援助体系的参与十分有限等。二 选题意义
经济援助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大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美国作为最早开始经济援助和目前最大的援助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援助制度。已有研究显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不仅援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有大量的经济资源被投入到以色列这样经济条件较好且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而美国对很多国家的发展性援助也往往附加着大量的战略性目的。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一向在国际上备受争议，这促使我们对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运作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包括战略动机、决策过程、管理评估等。同时，这些研究也将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对外经济援助提供宝贵的经验。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如下。
对外经济援助既是美国向国际体系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物品，起到了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作用，也是美国攫取世界霸权和维持霸权地位的重要政策工具。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建立一整套制度性保障，实现了国内决策与国外执行的有效对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仅向盟国提供援助，也向不友好国家甚至是敌对国家提供援助，后者的目的和动机如何，又是如何在美国决策体系中通过的，这些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本书拟通过对美国对外援助动机、决策过程、援助内容、援助管理和援助效果的系统研究，形成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全面认识，对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行为提供更准确的理论解释。此外，本书还将借鉴美国的经验，比照中国对外经济援助面临的问题，解释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逻辑，探讨与霸权国相对应的崛起国对外援助理论，丰富和发展对外经济援助的理论研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
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如下。
对外经济援助是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是大国承担国际责任、扩大影响力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参与外援的各政府部门条块分割，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机构的协调存在不足，其过程透明度也不高，尚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探讨美国对外援助过程中的制度性建设，一方面对于中国形成有效的援助制度、制定成功的援助政策有着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如何通过合理适度的对外经济援助促进国内和国际的统筹发展，有效缓解崛起压力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美国作为当前国际经济援助体系的主导者，分析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运行过程，理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战略目的，将有助于加深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解。此外，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必须考虑与其他国家协调和竞争的问题，深入认识美国的援助政策是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现实需要，也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规避来自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经济援助的误解和指责。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外经济援助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援助理论、援助动机、援助制度、援助效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美国是最早开始进行对外经济援助和最大的援助国，西方学界关于对外经济援助的研究产生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但中国学界关于对外经济援助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一些。相比较西方国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鲜有这方面的研究。不过，中国学界早期也翻译了一些关于经济援助研究的著作，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62）、沃尔斯特的《美苏援助对比分析》（商务印书馆，1974）。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开始涉足经济援助领域的研究，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方面的成果也开始出现。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成果逐渐增多，并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就本书而言，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关于援助理论的研究
目前，关于国际经济援助理论的研究，主要都是从两个学科的视角出发的，分别为国际关系学和发展经济学。其中，国际关系学的援助理论主要包括了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种基本范式。
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秉承者主张将对外经济援助放在国家对外政策的视野里，特别是将其视为“援助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爱德华·卡尔早就强调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和宣传一样，都是国际政治的权力资源和国家对外政策工具，指出美国塔夫脱总统时期的对外政策就以“金元外交”而著称。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也专门论述了对外援助在外交工具中的独特地位，认为美国在海外有些国家获得的利益是通过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的，传统的外交方式也仅仅部分适用，唯有对外援助才是实现这些利益的最适宜途径。对外经济援助也通常被国际关系学者纳入“经济外交”的范畴，成为“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信仰、态度、观点、预期、情绪，以及行为倾向等方面在内的对外行为。”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主权国家的对外经济援助首先服务于援助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促进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处于次要位置。即便是有对于受援国家经济发展的考虑，这种动机也不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所以，现实主义学者有理由认为“经济援助只不过是权力政治的工具而已”。
出于对国际行为中道德的力量和作用的关注，理想主义学派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贫穷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强调对外经济援助行为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利他主义动机。理想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对人性“善”的假设，认为人类的行为具有利他主义动机并且可以被塑造成具有高度道德意识的群体。因此，国家也可以像人一样具有国际道义观。理想主义在当代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等，相比较现实主义关注高级政治领域，这些学派更关注所谓的低级政治领域（如减贫和发展）。由于对外经济援助直接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资金和资源的跨国转移，并成为保障欠发达国家基本人权（如应对饥荒、医疗救助）的重要保障，理想主义学派认为人道主义关切构成对外援助的主要动机。在大多数理想主义者看来，“国家利益应该在援助考虑中被最小化或者被剔除；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跨国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建立在日益增长的全球共同体意识上的国际利益概念”。在援助观念上，理想主义者强调相互依存、相互获利的利益观和传播自由民主观念的价值观。他们认为，穷国只有靠国际共同体的援助才能够摆脱贫困；随着穷国开始发展，变为更强的贸易伙伴，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它们将给发达国家出口提供新的市场，从而使得双方获利。同时，他们还认为对外援助不是简单的国家间互利行为，它还承载着增进自由、民主、人权的使命。
新马克思主义也称作结构主义或激进主义，是第三世界国家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基础，主要解释贫困、国际不平等、低度发展等国际现象。在对外经济援助方面，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理论主要是依附论。依附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了“中心-外围”的生产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援助行为则使得这种依附进一步制度化，并且进一步扩大了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差距。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倾向于集中在那些具有战略性初级产品资源、较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体现出投资机会的国家，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一些针对前殖民地的援助不是为了补偿，而是为了保持前宗主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援助国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打交道，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受援国的贫富差距。因此，援助一直未能减轻第三世界的贫困。新马克思主义主张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际援助制度，在全球经济平等的基础上使得经济援助与援助国的私利彻底剥离。
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对经济援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从理念和原则上影响了经济援助的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则是直接指导了经济援助行为的开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对于经济援助的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现代化理论（1950～19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与基本需求理论（20世纪70～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20世纪80～90年代末）、新干预主义（2000年以来）”四个阶段。
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援助的意义在于实现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这一核心目标，提出了“哈罗德-多马”和“两缺口”两种经济增长模型。前者认为资金积累（储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储蓄率就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国际经济援助的主要功能是在为受援国提供储蓄替代功能；后者则认为除了储蓄外，外汇收入也是资金积累的重要途径，储蓄和外汇都存在缺口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国际经济援助则可以弥补这两个缺口。到了20世纪70年代，追求经济增长导向的国际经济援助战略在大多数受援国以失败告终，广大受援国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引起了人们大量的反思和理论创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依附论”和“满足基本需求论”。前者不再赘述，后者主要指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经济援助开始关注增长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开始成为援助的重要领域，就业、收入分配等经济指标也被陆续纳入经济援助的项目选择和效果评估体系。
到了20世纪80 年代，大批受援国爆发了债务危机。这使得发展经济学从以关注投资为核心的外生增长转入到以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内生增长理论，也促成了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以市场为驱动力和以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政策开始推广，美国和欧洲的援助国开始对受援国推广“华盛顿共识”解决方案和进行制度化改革，强调把援助运用为对那些同意自由化改革以及依靠促进贸易和私人资本流动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受援国的一种奖励。然而，大量出于冷战因素而进行的经济援助随着冷战的终结而不复存在，长期的低效率和无效率援助再加上“华盛顿共识”的实践困境使得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经济援助陷入低潮，也使得发展经济学本身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衰落迹象。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自1997年开始对“华盛顿共识”进行批判反思，提出了更全面的发展思想——被统称为“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以更全面的发展工具来实现更全面的发展目标，而不是仅仅依靠私有化和市场化来实现增长的目标。
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但对国际经济援助的宏观指导理论却开始由发展经济学理论向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理论范畴转移。这一方面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本身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善治”理论的出现，使得经济援助中的政府行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善治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发展问题除了资金、资源、劳动力等客观因素外，还存在着“治理危机”的问题，如政府腐败、公民社会缺失、非政府组织缺位等。因此，发展经济学关于援助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加强了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具体化，开始集中在具体的援助领域和受援国的案例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放弃了对宏大理论和数量模型的构建，而是开始研究如何改进具体的援助模式和方式。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国家利益与对外援助的密切联系成为跨学科的共识，对外援助理论也形成了理论争鸣和整合的态势。二 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研究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援助国，其对外经济援助自然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对马歇尔计划进行分析，研究其成功的原因、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美国未来援助计划的指导等。随着美国“第四点计划”和肯尼迪政府大规模开发援助的实施，美国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援外机构和规范的援外制度。学界开始对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进行细致的分析，包括援助机构的发展、援助政策的实施、援助主体的多元化等内容。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援助行为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析。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戴安·昆茨则在论述美国冷战时期经济外交的著作中将经济援助视为被动的经济外交，并称其和经济制裁、贸易等手段一起成为美国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综合看来，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成果基本可分为两类：一是美国为什么要进行经济援助，其动机是什么；二是美国是如何进行经济援助，其援助的过程是如何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在回答上述两个领域的问题。
关于美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动机存在着多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美国大规模对外经济援助出于冷战的需要，同时也存在着处理剩余物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国内经济动因。大部分人并不否认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人道主义光环和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对其动机的解释则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奠基人汉斯·摩根索直言对外援助政策与外交和军事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经济资源的转移也不过是用政治上的获益来补充经济上的难以获益。此后，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解密文件支持了摩根索的判断。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米歇尔·托德洛（Michael Todaro）以及弗农·鲁坦（Vernon W.Ruttan）等人都认为美国对外援助的目的是促进自身安全，经济发展往往是次要动机。还有研究证明了美国对外援助的经济动因，如“第四点计划”就为美国开发了新的出口市场。近些年也有学者从援助国国内政治的视角考察了对外经济援助，认为援助即使使援助国社会福利受损，但大部分投票者依然是能够获利的，援助带来的间接收益和贸易条件变化造成的损失能够影响国内收入分配，从而使中间选民获得收益，所以他们的支持成为对外经济援助的重要动力。此外，经济援助所承载着的增进自由、民主、人权的使命也被认为是美国援外的一个动因。
研究美国如何进行经济援助的学者考察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包括了对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制度、管理体系等诸多领域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研究马歇尔计划的专著和论文，对于该计划在促进西欧经济恢复和走向合作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随着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化和制度化，相关研究也进一步细化，出现了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展规划和项目管理、私人领域的对外援助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外援助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援助的执行以私人部门为主体而不是公共部门。弗农·鲁坦在1996年出版的《美国发展援助政策：对外经济援助的国内政治》一书中回顾了战后五十年内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历史，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美国援助机构的演进和美国的双边、多边援助政策。有学者指出，进入后冷战时代以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卡萝·兰开斯特在考察小布什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后，提出了美国援外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各种问题。在国内近两年也出现了专门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博士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夏咸军博士从霸权国家、国际体系和公共产品角度，分析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特点、目标和变化规律。复旦大学娄亚萍博士则侧重于对美国冷战后对外经济援助政策进行政治分析，探讨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与途径及其实际效果。
除了对美国国别经济援助研究外，国内外也出现了少量的关于对外经济援助的比较研究。美国学者罗伯特·沃尔特斯对冷战时期的美苏援助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经济援助是美苏两国实现政治干预的最有效的工具，同时也为援助国和受援国套上了无形的枷锁——援助终止极可能导致反目成仇。美国在经济资源上具有苏联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苏联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援助管理计划使其经济援助受到更少的国内制约。还有学者考察了冷战前后美国和日本关于援助政策的变化，认为美国在冷战后出现了援助疲软现象，而日本则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头。复旦大学贺光辉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比较了美日两国的对外援助行为，集中论证了两个观点：第一，对外援助是美日两国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第二，战后美国的外援政策主要受到政治/安全外交目标的影响，而日本的外援政策主要受到经济/商业外交目标的影响。三 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的研究成果要比国内的研究成果丰富得多，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西方学者掌握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甚至参与了援助政策本身的制定和执行。他们的研究更深入地揭示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历史过程，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国内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则并不是很多，特别是缺少对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整体运作模式的研究，说明国内关于经济援助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经济援助行为发展时间最长，援助机构的设置和援助计划的制定、实施、评估等过程也已经较为成熟。因而，研究其援助行为的整体运行过程，对于深刻理解其援助行为、为后发国家提供借鉴显得十分必要。
此外，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给中国提供了哪些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与其相比有哪些独特性，这些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和成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第三节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一 研究方法
对外经济援助是一种政治经济现象，经济与政治分别遵从不同的逻辑，前者是市场的逻辑，后者则是权力的逻辑。从经济学成本-效益的视角分析对外经济援助并不能解释其作为政策工具的政治含义，从政治学权力-利益的角度分析也不能完全理解援助作为资本流动的经济学内涵。综合考虑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析要素，则会使研究更具解释力，特别是对援助国行为的解释会更加全面。
本文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实证方法，以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史实和数据为基础，通过案例分析和统计等方法，得出现实、有用、可靠、确切而且肯定的结论。为了增强实证研究的效果，本书部分章节采用了案例分析和归纳的方法。在对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进行效果评估时，本书将选择它们的重点援助地区作为案例分析实际援助效果和援助国-受援国关系。在最后一章，本书还将归纳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经验，探讨其对中国的启示。二 创新与不足
本书在学习、梳理现有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两个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书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充分考虑经济援助的综合属性，从单元和体系两个层面考察美国的援助动机，从府会博弈的角度考察美国的援助决策，从流程管理的角度考察美国援助的管理，从受援国发展和援助收益两个角度考察美国的援助效果，从崛起国的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经济援助面临的问题。
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将从动机、决策、内容、管理及评估几个方面考察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行为的运行过程，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美国的援助行为，形成对其经济援助整体运作的系统认识。
其次，本书最终落脚点放在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上，审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外经济援助面临的新挑战。在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的独特之处和应借鉴的地方，探讨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道路。
不足之处：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限于第一手资料的获得，缺少对于美国经济援助具体项目的案例分析，对于微观层面上美国经济援助的分析存在不足；二是没有对美国民间经济援助进行考虑、分析。美国的民间经济援助数额非常庞大，本书是出于对国家行为的分析而没有将这部分内容囊括在内，影响了对美国整体援助的全面认识。第二章对外经济援助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对外经济援助已经成为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但与其相类似的概念如对外援助、国际援助、国际发展援助等也是经常被交叉混用的。本章拟对所讨论的对外经济援助进行准确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般意义上的援助理论和针对美国援助行为的相关理论。第一节对外经济援助相关概念的界定
进行科学系统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准确界定所要讨论的对象是什么，特别是一些经常使用的概念，人们往往会因为太经常使用这些概念而忽略了其本身的内涵和使用边界。一 对外经济援助的定义
对外经济援助（Foreign Economic Aid/Assistance）属于对外援助（Foreign Aid/Assistance）的范畴。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对外援助（简称“援外”）是指“（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援助外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对外援助是指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受援国及其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国际性转移。而在学理意义上关于对外援助的界定，一种体现了援助的价值特征，另一种则兼顾了援助的工具特征。如英国学者约翰·怀特认为对外援助“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所实施的帮助或计划进行帮助的行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前副署长、乔治敦大学教授兰开斯特认为对外援助是“一个政府对另外一个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包括关注具体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公共利益组织、教会及相关机构、大学、基金会，甚至私人盈利公司）的资源转移”。在这两个界定中，后者对援助主体的界定更为全面一些，但共同之处在于都将援助描述为资源转移的行为，侧重于援助行为的价值性内容。正如美国学者鲍德温总结的那样，“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对外援助是从A国向B国转移‘钱’的事情”。
另外一种界定则认为对外援助既具有资源转移的特征，也是援助方的政策工具。如有中国学者定义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的无偿或优惠的有偿货物或资金，用以解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或问题，或达到援助国家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这一界定在国内得到了较多的认可，并被广泛引用。但是，出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个概念并没有包含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个人。而他们参与实施对外援助的行为却在不断增多，援助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因此，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对外援助的主体包括援助方（Donor）与受援方（Recipient），应当涵盖主权国家（包括非国家的实体）、国际组织（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内机构乃至个人。但是，就实践来看，无论是援助方还是受援方，主权国家都是绝对的主角，其次则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欧盟）。
根据不同的标准也有着不同的对外援助划分类型。摩根索按照援助目的的不同，将援助划分为6种类型，即人道主义援助、用于生存的援助、军事援助、贿赂式援助、为提高自身声望而给予的援助、用于经济发展的援助。蒙哥马利则从援助的形式将对外援助分为三类：①用于经济发展的项目贷款和赠款；②用于非项目商业进口外汇支持的直接美元援助；③技术援助。利德尔则从援助者和援助内容的角度认为，对外援助包括三个不同的主要援助世界：官方发展援助；由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组织提供的发展援助；由官方援助者、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紧急援助。这些分类大致反映了对外援助的基本类型，但是在排他性和周延性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摩根索的分类中就难以区别人道主义援助和用于生存的援助。综合看来，将援助目的作为分类标准能够最直观和简捷地反映对外援助的类型差别，也是在实践中最为常见、通用的划分方法，也方便于本书进行的研究。因此，本书将对外援助分为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三种类型。
对外经济援助显然是属于以经济资源为主要转移对象的对外援助类型，在实践中经济援助也一直是对外援助中的主要内容。正如罗伯特·沃尔特斯所言，“从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对外经济援助就是指“通过各种渠道，将一个国家的资源（包括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移交给另一个国家”的行为。经济援助是各种援助类型中总量最大、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多、牵扯范围最广的援助。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主要区别在于，经济援助提供的是用于经济目的的经济资源（如资本、民用技术、民用工业设备等），军事援助提供的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军事资源（如军备、军事技术、军事信息以及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对于受援国来说，前者的目的是帮助其实现经济发展，后者的目的是增强其国防能力。但是，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严格。因为很多民用技术、装备也可以用来进行军工生产，一些军用资源也可以通过资源替代的方式帮助受援国经济发展。那么，要区分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的差别，除了要体现援助方的主观援助目的外，还要体现在援助的过程是由经济和社会福利部门管理还是由军事部门管理。经济援助与人道主义援助的区别则在于，前者主要用于受援方平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后者主要针对受援方面临自然灾害、饥荒、疫病以及战乱等生存危机时所提供的资金、物资、人员及技术方面的援助。两者之间也存在交集，平时的经济援助中也往往包含了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援助，如流行性疾病防治、农村饮水等项目。
在沃尔斯特的定义中，提到了经济援助对于受援方的政治、经济意义，但没有提到援助方的主观目的，而在实践中经济援助大都蕴含着援助国的政治、经济及安全意图。需要注意的是，援助方的主观目的不仅是希望援助对于受援方产生政治、经济及安全上的意义，也必然包括对自身产生的各种效应。那么，按照援助目的划分援助类型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援助方还是受援方呢？按照已有的实践来看，按照目的分类主要考虑的是援助对于援助国的各种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援助方缺少利己性动机，而只是为了统一概念和观念上的认识，实际上大部分援助行为都是有着明确的利己性动机的。这就意味着，即便援助方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抑或安全利益考虑而提供经济资源帮助受援方发展经济，也属于经济援助的范畴。因此，本书将对外经济援助的概念定义为：在国际社会当中，一个行为体向另一个行为体提供资金、物资、人员、技术和信息等经济资源的转让，以帮助受援方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改善，或达到援助方自身特定目的的行为。二 对外经济援助的相关概念
对外经济援助并不是一个具有严格限定和周延的概念，其本身就包含几种不同类型的援助，也存在着几种内涵相近或交叉的概念，其中常见的就是国际援助（International Assistance/Aid）、国际经济援助（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istance）、国际发展援助（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IDA）、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和国际经济合作（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等几个概念。
国际援助-国际经济援助与对外援助-对外经济援助是两组相互对应的概念，国际援助与对外援助基本可以相互通用，国际经济援助与对外经济援助的内涵也基本一致。因此，鉴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援助，故将重点辨析国际经济援助与对外经济援助的差别。国际经济援助和对外经济援助是两个内涵基本一致的概念，在大部分情况下两者的使用是可以互换的。对外经济援助是从援助国的角度来使用的，因为只有国家才会有内外之分，指明了资源流动的方向，反映的是援助国的政策行为。如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只用来指中国援助其他国家、地区等行为体的行为，而一般不会用“中国的国际经济援助”这样的概念。在使用国际经济援助时，如果从援助国的角度出发，则一般会加上限定词，如“中国所接受的国际经济援助”；如果不加限定词的话，一般用来指没有特定流向的援助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援助，其重点反映的是这种援助行为本身，如“国际经济援助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
国际开发/发展援助（IDA）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当前国际经济援助的最主要形式，一般意义上用来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转移支付形式。随着援助主体的多元化，国际发展援助的援助方也随之扩展到发达国家、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及社会团体等，援助目的则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相比较对外经济援助这种通俗性的说法和其内容的广泛性，国际发展援助显得更为专业一些并且目标性更强，它的直接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援助的受援方一般情况下都应当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经济援助的受援方则在此基础上要更为广泛一些，如以色列近年来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人均年收入也接近3万美元，但依然接受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一些经济基础较好、人均收入较高的转型国家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国际经济援助的对象，如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四个中东欧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一些人均收入较高的新兴经济体甚至是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面临经济危机时也会接受来自他国和国际组织的经济援助，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韩国、中国香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
官方发展援助（ODA）则是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形式，它主要是由国家（包括国家性质的实体）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来提供的发展性经济援助。虽然随着援助主体的扩大，非官方发展援助的份额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官方发展援助依然是国际发展援助乃至国际经济援助的绝对主体。官方发展援助被广为认可的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合作组织（OECD）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所界定的，指的是“流向DAC受援国名单上的国家、地区，以及多边机构的资金”，这些资金“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它们的行政机构所提供”，“主要目的是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这些资金还必须具有优惠性质且赠款比例不小于25%。DAC从1961年开始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在1969年定义了上述概念并在1971年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在多年的实践中，DAC对官方发展援助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规定提供军事装备或服务和为反恐活动提供的援助不属于官方发展援助，但使用援助国军队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所产生的费用属于官方发展援助范畴；大部分维和费用和军事费用一样不属于官方发展援助，但一些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维和活动则被纳入官方发展援助范畴；以民用为目的相关费用支付属于官方发展援助；旨在帮助受援国文化能力建设的资金费用属于官方发展援助，但不包括援助国艺术家、运动员一次性的演出、比赛以及为了提升援助国形象的有关活动。
国际经济合作（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广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是指世界各个主权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和超越国家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一般是在生产领域内，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相互转移而展开的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各种要素国际转移与重新配置的经济活动。狭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是指国际承包与劳务合作，是一国的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承包工程或派出劳务人员向另一国的企业提供劳务服务以营利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广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完全包括国际经济援助的范畴，大部分学者也同意国际经济援助或者国际发展援助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长期的对外援助中，经常使用“国际经济合作”的概念来代替“国际发展援助”“官方发展援助”等用语。在《中国商务年鉴》中，关于对非洲的援助内容也被归类到“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报告里。中国政府在谈论“发展合作”时，也总是尽量避免使用“援助者”和“受援国”这样的字眼，而更偏向于在“南南合作”框架下讨论这些问题。
与经济援助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从字面上来看，这两个概念反映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也被经常这样使用。如有观点认为，“在冷战期间，经济制裁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对外援助……冷战结束后，对外援助逐渐取代经济制裁，成为大国影响和控制小国的重要手段”。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经济援助也可以被当作制裁手段来使用。作为一种外交工具的对外经济援助，它不仅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支持和馈赠，也可以通过暂停、减少和终止或威胁使用上述行为，以及援助敌对国的方式对受援国施加影响。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援助也可以被作为一种“消极制裁”的政策工具，从而与经济制裁产生关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西方国家在提供援助时就经常以削减或终止援助为要挟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不过，与经济援助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相比较，经济制裁更多是临时性的、应急性的措施，罕有常设机构和长期的专业组织实施团队。图2-1是对外援助类型。图2-1 对外援助类型三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相关概念
美国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成员，其进行国际发展援助的数额也长期排名世界第一。但鉴于发展援助与经济援助的区别，特别是对美国来说这种区别更为明显，因为美国只有约一半的经济援助是以发展援助的名义来实施的，其余的大笔资金既有通过其他方式流向发展中国家，也有流向以色列这样的发达但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DAC规定用于军事和反恐行动的费用不属于官方发展援助，但美国自2001年进行反恐战争以来，大量的官方发展援助流向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反恐前沿阵地，尽管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战后重建，但其最终目的依然是巩固反恐成果。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是当前国际体系最主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国，其对外经济援助自然要担负更大的使命，其外延也自然更加宽泛。
根据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出版的《美国对外援助参考指南》，美国的对外援助被分为双边经济援助、多边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军事援助和执法援助五个类别。在双边经济援助项目中，美国赋予了经济援助极为丰富的内涵，它包括9个专门的资金账户，其中只有1个账户，即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DA），是专门用于发展性援助的，其余8个分别为儿童生存与健康计划（Child Survival and Health Programs，CSH）、经济支持基金（Economic Support Fund，ESF）、转型倡议（Transition Initiatives，TI）、自由支持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FSA）、东欧民主支持（Support for East European Democracy，SEED）、全球抗击艾滋病倡议（Global HIV/AIDS Initiative，GHAI）、千年挑战账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MCA）、防扩散/反恐/排雷及相关计划（Nonproliferation，Anti-Terrorism，Demining & Related Programs，NADR）。在多边经济援助上则设置了一个账户——国际组织和计划（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rograms，IO&P）。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中的发展援助（DA）主要是指“提供必不可少的知识和资源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发展和建设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改善生活水平”。它的主要目的集中在五个方面：①缓和世界大部分贫穷地区的赤贫状况；②帮助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自立与合理分配；③鼓励发展过程中个体的民事和经济权利得到尊重和加强；④整合发展中国家使之融入开放和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⑤通过惩治腐败、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来促进“良好治理”。儿童生存与健康计划（CHS）的资金则主要用于发展欠发达世界的基本医疗服务，加强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以显著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其他易受疾病侵扰群体的健康状况。
经济支持基金（ESF）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中最具战略性的一部分，它的资金用于向美国盟友和转型国家提供援助、支持中东和平谈判，为相关国家经济稳定计划提供资金，以此促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层面的利益。经济支持基金的大部分资助计划虽然不属于开发援助，但也是在美国国务院的整体外交政策指导下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来完成。转型倡议（TI）是指美国用于支持陷入危机的国家向民主和长期发展转型的项目，特别是用来援助发展、加强或保护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基础设施重建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等事项。
自由支持法案（FSA）计划在1992年之前叫作“对前苏联独立国家的援助”，主要对象是欧洲、南亚和中东地区与美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关键国家”，通过支持民主组织和市场化机构来帮助这些国家完成始于1991年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转型。自由支持法案的资金用途十分广泛，除了上述计划外，它还被用于帮助相关国家建设医疗卫生体系，改善妇幼卫生状况和预防肺结核等医疗项目；也被用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毒品交易、有组织犯罪和贩卖人口等跨国威胁。东欧民主支持（SEED）资金项目则是用来帮助实现东欧地区特别是欧洲中南部地区的局势稳定，防止其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和福利。这一项目同时也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造成的人员伤亡，保护人类健康、维持全球环境可持续性和促进美国出口。双边的和地区性质的SEED项目还用来减少跨境有组织犯罪和艾滋病。
全球抗击艾滋病倡议（GHAI）是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所重点关注的15个国家防治艾滋病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用于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综合治疗、关爱计划和对易感染者的预防项目。千年挑战账户（MCA）是目前美国最为“年轻”的援助资金账户，它是根据2003年通过的《千年挑战法案》所设立的，主要用于向全球发展提供援助，意在促进经济增长、消除极端贫困、加强良好治理、经济自由和对个人发展的投入。千年挑战账户所提供的经济援助与发展援助基本属于同一类型，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由千年挑战公司所来运作的，这一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由美国国务卿担任。防扩散/反恐/排雷及相关计划（NADR）所提供的援助主要用于增强执法部门的能力以应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实施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如爆炸、绑架、暗杀、劫持人质、劫机等；用于阻止核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扩散和进行有效的预防。美国进行多边经济援助的国际组织和计划（IO&P）账户则主要是用于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等多边框架内参与的发展援助计划。图2-2 美国对外援助类型
综上所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概念可以被归纳为——美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的资金、物资、技术等相关经济资源的转让。其目的在于：①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改善其生存环境；②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维系全球经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应对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③维持美国盟友和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稳定，确保美国国家利益不受威胁和挑战。图2-2是美国对外援助类型。第二节对外经济援助研究的基础理论
自二战后美国在西欧实行马歇尔计划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援助开始大规模、制度化地实施，相关的援助理论也逐渐发展成形。关于国际经济援助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个学科领域。经济学遵循的是市场的逻辑，政治学遵循的是权力的逻辑。前者主要把对外经济援助视为资源的跨国流动，以受援助国为中心，关注的是援助管理过程中的绩效问题，包括援助效率、援助效果；后者主要把对外经济援助视为对外交往的政策工具，以援助国和援助国-受援国关系为中心，关注的是援助动机、援助的影响等问题。但这两者也不是完全的泾渭分明，当前的国际社会中还没有充分的条件促使主权国家采取完全的利他性行为，完全的利己性行为也会使援助行为无法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关注受援国发展状况的经济学家们也不能否认援助与贸易之间密切的联系，像日本的综合开发性援助，其主要目的就是开拓日本的出口市场和海外直接投资场所。同样，政治学家强调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服务援助国的国家利益，但也不否认大量的经济援助对一些国家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福利做出了贡献。因此，理解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对外经济援助，才能系统认识作为“复杂过程集合体”的对外经济援助。一 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国内资源不足，需要通过援助、投资等方式引进国外资源。“国外资源的流入，可以解决一国储蓄不足、外汇短缺、资本品稀缺等问题，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将国外资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国投资，另一类就是国际援助。由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所以在其语境内的国际援助主要指的是国际发展援助。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将“对外援助”定义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通过金融或物质形式，把一部分资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一切官方贷款和优惠贷款”。而关于经济资源转移的必要性、选择性和如何利用方面的理论研究构成了国际经济援助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两缺口”模型、大推进理论、经济起飞理论等。（一）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如何利用外援推动受援国实现经济增长自然成为对外经济援助理论所研究的重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两缺口”模型、大推进理论都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也被称作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各自独立研究但得到一个相似的结论，并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考察了一个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国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条件。该模型的基本方程式为G（经济增长率）=S（储蓄）/V（资本-产出比），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成反比，即增长率随储蓄率增加而提高，随资本-产出比扩大而降低，其中心论点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模型是影响早期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理论，它论证了提高储蓄率（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进而说明通过资本转移（发展援助）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相应的技术援助也能够通过降低资本产出比、提高资本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二）“两缺口”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阐述了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缺少足够的储蓄（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应当引进国外资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说明投资的两大资金来源就是国内储蓄和外汇收入。对此，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了“两缺口”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储蓄、技术、管理以及进口方面的国内供给和实现经济发展所需的必要资源之间存在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国外资本来填补这些缺口。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在考察了50多个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历史后指出“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都是主要依赖外部资源来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的”，“这种可称为‘外援’的外部资源流入……不仅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实际上大大加强了运用自己的资源以取得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两缺口”模型的方程式为I（投资）-S（储蓄）=M（进口）-X（出口），改模型强调在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的框架下，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必须是相等的，当出现储蓄缺口时，必须用外汇缺口来进行平衡，否则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该模型强调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理论上界定了国际发展援助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率、投资率，进而增加外汇收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实现填补发展中国家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的功能。此外，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还表明，只有使进口资源与国内需求达到均衡才能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否则进口过多不仅造成浪费还会背上沉重债务负担。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制定有效的计划来分配、管理援助资金。（三）大推进理论
如果说“两缺口”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由国内储蓄和国外资本两部分组成，大推进理论则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使用这些资本从而产生经济持续增长的办法。大推进理论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提出来的，该理论的主要依据在于资本供给（主要是社会分摊资本供给，即基础设施供给）、需求和储蓄的“不可分性”。第一，大型的相互关联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交通、通信等）需要大量、长期的投资实现规模和能力，如果投资达不到最小规模，就无法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第二，只有建立相互关联、互相补充的工业部门体系才能实现一定规模的市场，仅投资于一个或少数工业部门和行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第三，只有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储蓄才会快速增长，才会使大规模投资成为可能，而大规模投资同时也是收入提高的关键因素。因此，大推进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提倡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工业部门进行同时、全面的大规模投资，以这种投资的“大推进”来突破经济落后和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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