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细说从头（大导演李翰祥回忆录，李安、梁家辉等众多知名影人推荐！说人解事扣人心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翰祥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三十年细说从头（大导演李翰祥回忆录，李安、梁家辉等众多知名影人推荐！说人解事扣人心弦。）试读：

相信谁也不能否认，李翰祥对中国电影有阶段性的影响，有代表性的贡献。正由于他熟知近三十年的中国影坛，不仅记忆力强，又博学深思，在他笔下写的《三十年细说从头》，更是内容丰富、精彩十足，任何一篇，都有他顺手拈来皆成绝妙文章的可读性。更因为这部大作先在报上连载了近两年，再出书，实际上正如他全盛时期的电影一样，早已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了。

被李大导指定，要我在此大著出书前写几页，不是名人，不敢言序；但正如李翰祥的电影，他在分派角色指定演员的时候，总是有他的道理，而被指定的演员不仅是求之不得，更多的是“受宠若惊”之感，而我也有情不可却的特殊理由。

基于我是这部大著的“催生者”，说起来可以有数以万字计的内情，读者在欣赏李大导的鸿文之前，不妨先看看我的拙文，由揭幕谈到内幕，读者都喜欢看内幕，势必有助于了解，增加读者的话题与谈资。

一九七九年我自美国应聘到香港《东方日报》（以下皆简称《东方》）工作，《东方》是港九销路最广的日报。读者广大的报纸，除了新闻要快、要详、要独家、要突出之外，副刊的文章更是要合读者的口味。没想到，来到香港上班，《东方》的周石总编辑，出了一个题目，给我的第一件任务就是要约请李翰祥大导演给《东方》的副刊写稿，不是一篇而是连载稿。

其实，《东方》的负责人与李翰祥早有交情，周老总也曾经请李大导演写过一篇《我与林黛》，在报上连载了十一天，当时就很受欢迎。但李大导演视此为游戏文章，他拍电影一忙，就不理已经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搁笔就如剪片子一样，喀嚓一声，戛然而止。

这就是周老总仍要请李大导写稿的原因。一位成功的报人，总其事者贵在能“知人善用”。周老总对我必然也有一番调查了解，居然知道我与李翰祥够交情，别人拉不到他的稿，我可以请得动他。周老总的构想仍循以前受读者欢迎的方式，请李翰祥写《我与江青》《我与白小曼》《我与……》一系列的写影坛名人、掌故、内幕，必然是读者爱看的连载。

李翰祥导演与我结识于台湾，由于我自始就是个影迷，尤其关心中国电影，所以我在电影界中倒交了不少朋友。虽然我与李导演认识颇有一段时间，但比起他身边很多老朋友来说，我们之间的交往既不密切，也没有什么几“同”的渊源，自始至终我都以李导演对他作尊称，从未与他称兄道弟（他倒是对我有直呼其名的亲切），这就是表示我对他的认识与尊敬，都是介缘于电影。

周老总给我这个约稿的任务，他虽然认定我会马到成功，但我自知并不简单，因为像李大导这样的忙人，即使他不忙拍片，他又要剪片，又要写剧本，稍停不开工，就要游埠，去赌城松弛一下，寻古董，看字画，找旧书，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安排得密密麻麻；他就算给我面子，应酬的游戏文章，一篇两篇，三篇五篇，最多十篇了不起了。想要他写长篇连载，这责任可大了。我想要说服他不是易事，而且不能单就报纸的立场来要求他，人情应酬不能是长期性的，必须要代他想，要他动心，要他认为值得花精神耗时间去写才成。

到了李大导演清水湾的松园，看他满屋是书画是古董，我已经有了做“说客”的启示，就地取材，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我哪里能写？开玩笑，我可不成！一篇两篇还可以凑合。哪能连载？什么？在《东方》的龙门阵，这一版个个都是高手如林的大作家，我怎么可以上阵！”

谈了一阵，我仍坚持我的战略先攻其心。我说：“以您的经验，以您的记忆，以您在中国电影圈的贡献，不写实在可惜了！再说，您看看，您搜集了多少藏书，这其中没有一本是您自己写的岂不遗憾？不要为报上的连载稿把您吓回去了，您不要当它一回事，以您之才，只要您肯写，大笔一挥，倚马可待，每天写一段，很快，在您不知不觉中就是一本书的字数了！我保证您写的不止出一本书，而是一套书，将来精装起来，您家里可得要一个书柜装您写的书！”

说着我用手指指他四壁，遥指那些装在二三楼之间墙壁高高在上装满了的书架，我也知道他讲究的习惯，不论他搜集来的什么残本，普通的电影杂志、月刊，他都要重新装帧过，用硬皮精装烫金的字，成套成套地放入书架就更壮观。“您开玩笑，我还出书哩，一本都没有还说成套！”李大导口里虽然这么说，他的眼光也随着我的手指，望看书架浏览。我知道他的心已经动了，我的心战见效了，赶紧乘胜追击，再上紧发条，将他一军！“我未仔细计算过您拍过多少部电影了，最少七八十部了吧！就算是您当年国联公司的出品，也不一定版权就是属于您的，就算版权属于您的，家里也有拷贝，可是您的后人要看您的作品，放一部电影哪有看一本书方便。我自己虽然是影迷，但我深知道报纸的读者，远比您的电影观众多。我相信中国电影史上您一定占有不止一页的地位。可是不管谁来写您的事，总不及您自己清楚，与其让一知半解的人来写，不如您自己写自己；何止是消闲性的娱乐笔墨、游戏文章，我相信您写出来的是这一阶段中国电影的重要文献。我说的话是站在知己朋友的立场为您着想，您不久就会知道，您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就赖长久的眼光来看，这比您拍了一部称心满意的杰出电影，还有意义！”

李大导演完全同意我了，虽然他说是却不过我的面子，但我真不是以拉稿的立场来说服他，虽然《东方》是香港销路最好的报纸，对李大导愿意付出最特殊的最高稿费，但这些话我一字未提。因为我知道，李翰祥写个剧本在当时就是十万港币，在他来说是驾轻就熟，剧本又全走对话，空格子多，报社出的稿费哪能相提并论？“您看用什么题目好？我看《我与林黛》《我与什么》这样的题目不好。”他边思索边问我的意见。我说：“那当然完全尊重您的意思，我建议以您自己在电影圈的事做主线，旁及您所知的影坛秘辛，由香港到台北，再由国联回邵氏，您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力求存真的分析检讨，前后总有一二十年了吧？”“岂止！我今年在电影圈也正好三十年了，对，就用‘三十年细说从头’吧！”他很起劲的立刻就有了总题。我连声应和着说：“好！”

但也在心里捉摸，这真是好大的题目，只怕他写一阵没有兴趣了要搁笔，对这个题目就不好交代，难以自圆其说。可是我当时暗喜他自出这个大题目，哪敢浇冷水，打了半天气焉能泄气？再讨论一下细节，希望每天配张照片。说了就动手，我在他书桌架上，翻得到的，我自认为陆续可以用得到的照片，先装了一大盒，又逼他立刻签名，再自他家中各家所画李翰祥的画像选几幅做刊头。

又促他题自己的签名式，李大导就写得手软，由毛笔、钢笔、原子笔，写了厚厚的一大叠纸他还不满意，我不等了，一概收入袋中拿走，我说我会选最好的，用于设计连载刊头。

他也给我有责任，稿子先送给我由我负责校正。我也在想，如果他真的是拍片很忙的时候，报纸的连载又不能断，来日免不了要为他捉刀，只要他口述内容，必要时代写发刊，但此一招非到万不得已时不用。

谈后第三天就要发稿见报，李大导的开场白一出，果然是不同凡响，不仅电影圈人人注目，读者也大感兴起！我立刻对他说，他的文笔与任何作家不同，谁也难代笔捉刀。事实上不但读者不好骗，作者是更难满意，正如旁人导的电影要打他李翰祥的招牌，相信他必然是老大不乐意的。写文章与拍电影也有其共通处，就在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也满足自己的发表欲。

尽管李大导的《三十年细说从头》在《东方》的副刊龙门阵上，以最显著的地位、最大的连载篇幅登场了，他也蛮起劲而且很认真地在写，但一位最了解他的专栏作家林冰小姐，在他报写了一大篇，认为李大导只是一时热乎劲，尽管曾称《三十年细说从头》，但最长也写不过三个月，就会托词太忙，鞠躬下台！

李翰祥自称他的性格是吃葱吃蒜不吃姜（将）的，林冰这一激，虽不能说是他赌气要写下去的主因，实际上是读者有口皆碑的欢迎。他自觉肚子里的东西多，有一处适当供他发表议论的固定园地，他确有如鱼得水的愉快，倒是极为认真地在写，没有断过稿。当然，我每天例必电话催稿、要图片，有时也在电话中同他斟酌研究。至少在前半年中，我尚未有过缺稿要开天窗的威胁。由联络到配图编校，每天我个人花在李大导这篇连载上，最少三四十分钟，也就成了我于公于私都难以旁贷的责任。

再就我是第一个读到李大导原稿的读者立场来看，谈谈李稿的特点，我个人的看法可以分几方面来说：

第一是“口语鲜活”。李文这一特点，是基于李翰祥多年来，他拍的电影多是自己写的剧本，剧本以对白为主，他对口语化、生活化十分注意。就是写这篇回忆录式的长文，他也着力在一定要念起来顺口。多次我们在电话中复校他的稿，或因字迹潦草认不清，或因涂改删增接错行，每次询问都听他在电话那边念念有词，要念顺了口他才说可以；如愈念愈拗口打结不顺时，他会说待一会儿再打回电话给我。就让他自己去琢磨了再复。

除了他基于写剧本的要求之外，更由于他对中国民间艺术，如相声、弹词之类的欣赏，必然影响他至深；尤其是相声、数来宝，他不止一次在《三十年细说从头》中即兴来数段，顺笔而下，既押韵又合题，这常是他游戏之间见才华的得意之笔。

他是北方人又在香港这个南方的天下住得最久，所以他在运用方言上，更是南北俚语糅合，如果广东话、北方话都通的读者，相信读他这部著作更觉趣味盎然。鲜活的口语甚至他连译音的英文都用上了，所以他的文字是生动活泼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其次，我觉得他的文章尽管嬉笑怒骂，但具见真性情；虽然笔锋锐利，但谑而不虐，尚不失其幽默。中国文人笔下，见诸于尖酸辛辣者多，真富有幽默感令人会心莞尔的少，李翰祥在这方面表现相当高的驾驭文字技巧：过一分就失诸刻薄，欠一分似又不够劲。连载至今，被他写过的人士不少，相信绝大多数的都会心于搔到痒处，进而付诸一笑。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严俊，李文中写严甚多，很多电影圈的朋友反映，认为李不应该“臭”严俊，可是在严俊故世之前，严在纽约亲口对一位朋友说：“他妈的，还是李黑这小子最了解我！”究其反应，只有亲切实无忤意。

香港法律对文字毁谛罪罚得很厉害的，李文在报纸上连载以来，坦白地说也不是没有遭遇过麻烦，读者绝对想不到，首先提出不满抗议的是李大导的夫人张翠英女士。

很多朋友也直接间接问过我，李文这样写会不会有麻烦？我总是辩解说应以幽默的态度来看；固然，他有时笔下开人玩笑，消遣别人，可是他首先消遣讽嘲他自己，他挖苦他自己比谁都厉害，连太太都要抗议了，所幸算好没有什么真要打官司的麻烦，总是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来消弭。我也经常要提醒李大导笔下留意，有时来不及，为赶时间，我也自作主意，为他做善意的删修。

我不止一次问他，你写的真人真事尚有多少保留？他略一思考，很审慎地回说：“写出来的总有七成。”但我看只有五六成。这就是做编者的矛盾处，为读者的好奇心着想，当然希望看到赤裸裸的内幕。但事涉人家隐私，就算当事人过世了，还有后人在，于法于情于理都不能彻底揭露。如何在既要尽可能让读者满足，又要不失其真，又要与人为善，即使有批评、揭发也不能过分，把握这样的分寸确是不容易的事。这是李大导笔下文字另一成功之处。

至于内容丰富，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显现李大导的腹笥甚广。他下笔常是天马行空，旁征博引，我说他是意识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常提醒他尽可能也维持住一条主线，循编年次序发展。他的好处在能放能收，必然也是他具有电影专业上的看家本领，一会儿割切，一会儿溶入，一会儿倒叙，一会儿跳接，文章剪裁犹如剪辑电影，尤其是在报纸上逐日见刊地连载，每篇独立而不冷场，确见精彩；但若是出版成书，优点就变成缺点了，恐怕读者会觉得内容杂而欠缺主线。时到今日，我才觉得，早知李大导如此写法，篇名应叫《三十年细说》就好了，因为他很少“从头”。

在香港《东方日报》连载之后，经由周石总编辑热心安排，台湾《民生报》也取得了转载权。星马原有一家报纸不尊重版权，擅自转载，后来又由那边销路最大的《南洋商报》总编辑来港，经周老总的介绍与李大导谈妥取得星马地区的转载权。美洲地区也有报纸整版汇集刊出。所以李大导这篇大作，真是够大的了，刊载转载的都是大报，读者面更是广大，遍及海内外华人聚居的地方。他的心血没有白费，在写作兴趣上他也就越来越高。作为一位连载的专栏作家来说，他真也算是很尽责任的作家，每在拍片时，都趁打光的时候在影棚里的导演椅上，拿着分镜头的硬纸夹写；再不就是回家睡了一觉醒来，写一两篇稿再回去睡。他命他的司机天天开宾士车送稿，司机休息时，太太小姐都曾开车送过稿。所以尽管说《东方》送李大导的最高稿费，较诸这位大导的排场，比之他的其他收入，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了。他所获得的报偿是满足他的发表欲、读者的好评等精神方面的收获，而更重要的是他写下了成套的著作。

这一年多来，我最怕他离开香港去拍外景或是游埠，虽然我经常啰唆他，不要管有没有存稿，每天尽可能有时间就多写，可是他写作如花钱，不会有储蓄的习惯。

李大导在拍片工作的日子，反而交稿正常。他在摄影棚里，等打光排位的时候，与演员聊天的话题，都是入文的题材。倒是他不拍片的时候，我可时时要以电话追踪追稿，除了李府松园之外，他的好友朱牧、珠珠夫妇也常是我追踪的方向，不止一次托他们传话代催，说是“《东方》今天还在等稿！”

逢到他要离开香港的日子，我就不免紧张，最多一次，行前他赶了八篇稿子给我，也就是近一万字了。去年他说他要到美国入院检查心脏，这是大件事了，平常我追稿得再急迫，此刻也不好意思逼他住在医院里也要写稿，我只说：“最好您的专栏不要停，还是事先多写蓄足了稿再去。”他说：“让我抖一口气吧，松动一下，我有时实在赶稿赶得头昏眼花。这样好了，你代我约一批认识我的朋友，由大家各写几篇，从你开始，维持这个栏的版位，算是客座文章。平常总是我在这儿写朋友，有人说我拿朋友开玩笑，有人说我臭朋友；现在我让出地位来，也让朋友来臭臭我，开开我的玩笑！我相信读者也爱看的！”

李大导出的点子当然是高明主意，但站在报社的立场总希望最好是原作家不断稿，可是他已经决定了，要去美国，也体谅我有本位工作在忙，不能为他的专栏花费太多时间。结果他请在邵氏工作对影剧圈又最熟悉的专栏作家林冰小姐代他填档，除了由林冰写她熟知的李翰祥之外，也约了白韵琴、尹怀文、汪晓嵩等几位，以“客座文章”的方式，代了李大导十九天的专栏。他们几位都写得妙趣横生，作者、编者均应表示感谢。我说：“您自己的专栏断稿，对读者总是不好的，除非万不得已，勿轻用这个法宝。如今用过一次了，可一不可二。”他也深然其说。

未料到他在一九八◯年底，再去美国，走时也留下几篇稿，说是会托航空公司陆续带稿回来，或付快邮专递。我想到他过去一年一直都很有责任感，虽然有些担心，但绝没有料到，他这临时动议，即兴式的旅游，一走就走了三个月之久！这期间他先去赌城，也托香港朋友带过稿回来，另由“中华航空公司”带过一次，可是再就无以为继了。他倒是没有停笔在写，可就是没有那么直截了当的邮递方法，可以如时把稿子专送到编辑台上来。

这件事可伤了我的脑筋，“客座文章”的法宝似乎也不能再用，又未经他本人的拜托安排，我在他的朋友中间也不知道谁能写，而且还要有兴趣执笔才行。周老总“政策性”的决定，不惜任何方法与代价，总之李大导的稿不要断，专栏不能停！

唯一的办法我只有靠长途电话追踪他了，由旧金山到洛杉矶再纽约，又折回头到洛杉矶。他开始住的都是旅馆，请他主动给我联络。要在国外的人以长途电话报稿，那除非是大报有财力对重大新闻的采访可以如此处理，没有对副刊上的连载稿也用这个方式的。他知道我比他更急，那么，他倒是以逸待劳写好了稿在等我的电话，接通了拿起电话他就念，报社装有附在电话上的录音机，一边录，我一边听，还得用笔记下人名、地名、译名、北方俚语、广东土话之类同音不同字的关键。李大导没有新闻记者的训练，念报人名地名的时候，他不一定会点明草头黄，或是三横王，诸如此类的细节，在录音完了匆忙收线，听带子再写时也常有写不下去的地方，名字倒是管不了音同字不对，所以这段时期的稿，错误不少，李大导不满意，自作更正。我自己实在忙不过来了，挂电话追踪，听电话由我；由录音带搬上稿纸，后来就麻烦另外的同事代劳来写了。

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李大导滞美乐而忘返。传说他要在那边拍片，他在看房子，要搬到美国定居。邵氏公司也急了，不停催归的新闻屡见。他人在美，但香港《东方》的连载却从来未断，或许有人在奇怪，但很少人知道内情。直到李大导夫人张翠英都先回香港来了，他仍未归，而且租了房子，不住旅馆，看来真有做较长居留的打算。

我在电话中追问他归期，总说快了。如是一天通话可有两三天的稿量，我再尽可能把照片插图放大，节省这来之不易的文字，每次都要在电话中追问他，如要离开，下一站到哪里？至少要先告诉我联络的电话。读者或许随着李大导的旅游在欣赏他的“细说”，我这个做编辑的幕后工作者，可就真是既烦且恼，苦不堪言。

有一天他在洛杉矶自租的寓所里，我们通了电话，可是只写了一篇，他答应继续再写，明天同一时间再打过去。换言之，我手边没有多的存货，次日等着要稿再写发排。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的电话打过去了，李大导的声音说：“我因有事到旧金山去了，找我的，请留话，我大概明天晚上回来……”一再重复这几句话，原来是附在电话上的录音带。他有急事去了旧金山！不理会我的约定？不管报社等稿急如星火？我真是急得有被吊起来了的感觉。

放下电话虽急又气，但所幸录音带上他提到去了旧金山，只是我等不到他明天晚上才回来，可能回来了也没稿，我势必要在旧金山找到他才行。所幸旧金山有位梁兄哥，是李翰祥、朱牧的共同朋友，我也认识，身边恰好有梁家的电话，我猜李大导有可能到旧金山住在梁兄哥的家，即使不是，梁氏伉俪也可能知道李大导住在哪家旅馆。

想着我就请长途台再挂旧金山，在喂喂连声中，我还正在想如何与梁先生寒暄几句，再打听我要追踪的人，没想到接电话的竟然就是李大导。他也有点吃惊我追到他了，我可就憋不住气真急了，对着电话哇啦哇啦叫嚷起来。我生平最看重的是信义二字，作为自己交友处事的最高原则。我觉得他失我的信事小，实际上是误了他的专栏断稿，等于失信于广大读者，固然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抱怨他说：“如要断稿早就断了，早就该刊出‘作者未归，本栏暂停’几个字，岂不大家省事？辛辛苦苦用长途电话写稿都维持了这么久，两个多月了，如此这般吃力，如果最后还是断稿，岂不太冤枉了？”

李大导也知我真的恼了急了，他也自知理亏，连问我怎么办。他现在还没有写哩，手边没有写成的稿，他也无从念起。我长长叹了口气说：“那我再隔两小时再打电话给你……”

周老总告诉我说，第一个月李大导这篇稿的长途电话费就是六千多港币，换言之，以三个月汇计，就是近两万港币！《东方》是赚钱的报纸付得出，李大导也是大手笔，他曾表示过电话费由他出，当然报社不会如此。所以，若再有人问我李大导的最高稿费是多少，我不会答复，但我倒是把为李大导这为专栏稿维持不断、《东方》所花费的人力财力这段秘闻写出来，也足见《东方》对李大导的大作之看重，间接也可以让转载这篇鸿文的其他友报知道，他们的编辑在毫不伤神费力的情况下，乐“剪”其成，实在轻松。《东方》就算是赚钱的大报，但《东方》也绝不肯对他的每一位作家都花如此大的电话费来维持一篇专栏，就算在中国报业史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例子，足证《东方》对李大导专栏的看重，对作者与读者来说，都是莫大的敬意。

以后，李大导又到泰国去拍打老虎的外景，我们仍沿用电话录音写稿的老办法。可是泰国的电讯设备就太差劲了，线路少，杂音多，一个电话，接了三四个钟头都通不到话；就算通了话，很不清楚，稍为一犹豫未继续发言，泰国接线生就以为话讲完了，截断，重新要求再接，又是一两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读者可以自这部图文并茂的大著作中，循作者的妙笔带引，不仅看到中国电影界的秘闻，更会发现中国电影的太多问题，扩而大之，超出电影范畴，对中国人关注的好多问题，大是大非，李翰祥都有他敢言敢写的评论，喜恶分明，针砭毫不容情。读者会惊佩作者的才华、丰富的学识，绝不仅局限于电影戏剧，读者不一定同意他所有的看法与持论，但我相信都会欣赏李翰祥多面的内涵。

由于《三十年细说从头》是一部前所未见的著作，我受命写在前面的开场白，也不免在潜意识中受了作者的影响“细说从头”，以期略近于李文，统一全书的风格。这一套文图并茂的书具备畅销的因素，也是这一代有关中国电影的重要文献。

李翰祥已经表示过对电影的“倦勤”，但他对著述还正在开端的兴头上。给他以时间，把他拍过的电影剧本、分镜头本，加以通盘的整理，配合这部《三十年细说从头》，可以出版成为李翰祥全集，可作为有志电影编导青年的参考教材。到那个时候，李翰祥其名，因著作而流传，绝不会像电影一般导演而为观众所淡忘、后世所不知。他会记得当初我所鼓动他去做的事，真实意义之所在，绝非拉稿说客的立场，把他“放上虎背”“抱羊上树”这样简单。

赘语近万言，至此告结，请诸君欣赏正戏揭幕。谢家孝　一九八一年盛夏于九龙望山居抱羊上树与骑虎难下

小时候喜欢听相声（上海人叫滑稽），经常是两个人说的对口相声，不过，也有一个人说的“单口”，和三五个人合说的“多口”。相声讲究四个字：“说”“学”“逗”“唱”。“学”又讲究：“进”“做”“象”“真”；“唱”又讲究：“精”“巧”“短”“美”。两个人在台上一说一逗，台下就笑声震耳，笑不可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破肚皮是假，但真能笑得肚子痛。

记得相声里有一段儿《羊上树》，甲乙两人都说乡下话，连说带唱，客（读如切）声客调：甲：闲来无事下南乡。乙：树木榔林长成了行。甲：松柏枝叶多么好看。乙：树上站着一只羊。甲：你若问那只羊它怎么上的树啊！乙：怎么上的树呢？甲：……

于是甲就开始卖关子了，山南海北，东拉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叫听众一边纳闷儿，一边笑着听他白话。这一段不长也不短，最后当然要说明“羊是怎么上的树”，不过要在乙认了师傅，叫了无数声“爹”之后，才抖这个包袱。甲：你若问这羊是怎么上的树呢？乙：啊，它不会爬，不会跳，怎么上的树呢？甲：是啊，它不会爬，不会跳，怎么上的树呢？乙：爹啊，它到底儿——怎么上的树呢？甲：傻小子，俺的儿啊！乙：啊！爹！甲：是俺把它“抱”上去的！

其实台下的听众，都数不清听过多少次了，甚至于自己都会说了，但是，听到此处仍是笑不拢嘴，看着两个傻小子在台上出“羊”相，真有点不亦乐乎。

说到此地，一定有人不明白，李翰祥的《三十年细说从头》，怎么说起《羊上树》来了？众位有所不知啊，我写《三十年细说从头》，正是“羊上树”啊。你若问我这“羊”是怎么上的树呢？说瞎话是孙子，我是如假包换的，叫拜托我写稿的老朋友谢家孝连拉带扯“抱”上呢！抱上树还好，偏偏抱我上了虎背，如今骑虎难下，不从头细说，恐怕还会有大刑侍候呢！“居必择邻，交必择友”，此之谓也。诸君交朋友可要当心哪，尤其是新闻界的朋友，动不动就叫你“羊上树”，让你出洋相。

两年前写了一篇《我与林黛》，替“我”惹了周身蚁，有很多人咬文嚼字，拿着鸡毛当令箭，大兴问罪之师；有许多人鸡蛋里挑骨头，说我用“鹤立鸡群”这句成语另有所指；又有一位专栏作家老气横秋地说：李翰祥的那篇“嘢”（广东话，“东西”之谓）如何如何。这一次重上虎背，免不了横冲直撞，尤其是“羊上了树”更比鸡犬升天厉害，那位专栏作家如果站在树下的话，可真要领点“嘢”了。而今算算自己来香港入影圈，不多不少的正好三十年，就用这个大题目，写写小文章吧！所见所闻，免不了风花雪月、声色犬马。为了读者的兴趣，行文或许略带戏言，但绝无诳语；文中必然有涉及同业诸“公”诸“婆”小姐先生，在下敬业乐群，谑而非虐，绝无不敬之意，就算幽了一默，何妨一笑置之。好，闲话就此打住，听我细说从头吧！

一九四八年的七月，熊佛西校长主持的上海市立剧校，委托马彦祥先生在北平招考，正式考取了多少名我不清楚，只知道马先生特别推荐了三个学生：一个是在蓝鹰剧团演《清宫外史》光绪皇的张之伟，一个是在《结婚进行曲》中演黄宗英丈夫的钟高年，另一个是在综艺剧团演《棠棣之花》中的侠累和盲叟的李翰祥。

以前和马彦祥先生有过接触，因为他是全国剧作家协会驻北平的代表，我是艺专综艺剧团的团长，剧团演出陈白尘的《岁寒图》和《离离草》，都曾为了版权问题找过他，但都是以电话联络的，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解决了，大家从没有见过面。不过，对他的身世倒也略知一二：马彦祥，字燕翔，浙江鄞县人，前“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之子，一九三一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是著名剧作家洪深的得意弟子。在上海时，与潘汉年、袁牧之从事戏剧运动，曾在“中央电影摄影场”任编导、“国立戏剧学校”任教授，著作有《械斗》《讨渔税》等。“书卷气”与“输倦气”

第一次见到马先生是在一个晚上，为了投考剧校的事特别去听听他的意见。他家住在东城，是一所清静古朴的四合院。一个男佣人招呼我到他的书房，房里布置得相当雅致，紫檀的座椅，衬着方台、条案，完全依照传统的摆法，靠墙是十几个红木镶玻璃的书柜，都摆满了线装书，中间圆台下铺着蓝底白花的地毯。还没等看清墙上的字画，他已经由后院出来了。他穿着黑色长袍踏着白千层底的黑呢鞋，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大概四十多岁，好像听说他一度是影星白杨的丈夫，于是觉得他文静潇洒之外，更显得格外的风流、俊俏，尤其当他坐在红木书架前的时候，更加的满脸都是书卷气。

这印象较深刻，所以我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也喜欢穿黑色的长袍，也买了十几个红木书架，坐在前边问张翠英：“怎么样，够不够潇洒，有没有书卷气？”张翠英是杭州人，说话直爽，答得干脆：“你呀，潇洒不足，草莽有余，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强盗扮书生。人么长得傻大黑粗，还喜欢穿黑衣服，难怪张彻要在报上写你不会穿衣服了，我宁愿你穿得跟他一样的老阿飞似的，还显得像个导演样，至于书卷气么，现在嘛！倒没有，不过你由澳门回来那几天倒满脸的输倦气。”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把来意告诉马先生，他笑了笑，很简单地说了一句：“你还要考什么？我介绍你去吧！”

我心里想，大概我们几次演出的剧本版权费，交得既清楚而又迅速的关系吧！就凭这句话，我到了上海。

可能是周璇的一首时代曲给予了我莫大的影响，总觉得上海不仅是一个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地方，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天堂，不信，有歌词为证：上海呀，本来呀，是天堂。

于是我在一九四八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打点行囊，辞别了高堂，乘火车到天津，转搭四川轮到了纸醉金迷不夜天的天堂——上海。

天堂是有钱人的天堂，我这个穷学生，只能进学堂。在学校里认识了同班上的金蕾，又由金蕾认识了他的女朋友、田汉的女儿田玛莉，再由田玛莉的关系认识了田汉。于是我发现了田汉的一个秘密。

是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大光明戏院首映的那天，剧校的先生同学都在被请之列。学校租了两辆没棚的公共汽车，说穿了就是大卡车，不过车上多了两排长凳，学生们站着，先生们坐着。田玛莉替我介绍他爸爸田汉，我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他笑都没笑地点了点头。他的脸好长，嘴也好长。对这位风流才子，可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了，不过今日一见，也不觉得怎么样，相比之下，那可是凌波的丈夫“金”汉好看得多了。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他的脸拉得那么长干嘛，难道要演西门庆（西门庆的脸倒不长，演西门庆的杨群，脸可不短）？后来我才明白，坐在他身边的一位胖太太，原来是田玛莉的母亲、田汉的正夫人。何以有“正夫人”之称？因为前几年田老大（剧校的先生们叫的）大谈恋爱，和安娥女士同居过一个时期，虽然在桂林写过话剧《秋声赋》，结束了这一段情，可他身边的胖太太仍怀恨在心地嘟着嘴，不时用眼瞪着他。所以他也拉长了脸，好像欠他多还他少似的气乎乎地正襟危坐，我想他心里一定在那儿念《正气歌》呢。《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确拍得回肠荡气，感人肺腑。看完了，很多人都热泪盈眶。瞧田汉的脸拉得更长了，执行导演郑君里慌忙迎上去，想听听田老大的意见。田老大紧握着穿米黄色西服的郑君里的手：“很好，很好。”郑君里用手一拢长发：“哪里，哪里。”手一放，头发又掉了下来，等再说“哪里，哪里”的时候又拢一拢。我当时想，如果他的头发不掉下来怎样“哪里”，多干得慌。

玛莉的妈哭得最伤心，眼圈都肿了。郑君里赶紧上前招呼，他刚一拢头发，胖太太就给了他一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然后瞪了田汉好几眼，把胖拳头捏得好紧，好紧。在天台游乐场听评弹

在大厅堂里看见了吴茵，看见了舒绣文，看见了蓝马和上官云珠，也看见了白杨。她们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雍容华贵。吴茵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白白胖胖，珠圆玉润，和银幕上苦口苦面的“老太婆”完全两个人。她们身边都围满了人，握手的、道贺的，对着白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也难怪，白杨的确演得太好，自然，淳朴，像真有其人、实有其事，简直可以说炉火纯青。吴茵和舒绣文，当然也演得不错，不过偶尔仍有些舞台腔、斧凿痕，而白杨没有。记得在北平看过曾是她丈夫张骏祥所导的《还乡日记》，她也演得好。

提起了张骏祥先生，又想起马彦祥，他们二位在当时的戏剧界还真是“一时俊彦”。我名字里倒也有个“祥”字，不过家谱的排行是“翰”，如果不是“翰”，我也俊彦一番了。

我没有看过白杨和赵丹合演的《十字街头》，但经常注意她的花边新闻，我为她的演技倾倒，成了她的影迷，像集邮一样存她的照片，记她的小传。她原名叫杨君莉，是出了名的三小姐，在北平考进联华演员训练班第五期，和陆露明同学，也进过唐槐秋的中旅剧团，演过《少奶奶的扇子》。

最近看见香港《大公报》登着他们全家福的照片，喜气洋洋，温暖可羡。照片上白杨仍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一共四个人，她与她现任的丈夫蒋君超和两个孩子，在“四人帮”的浩劫之余，仍能如此这般“天伦乐”，真不容易。

在剧校上课的时候少，逛马路的时候多，南京路由头走到尾，再由尾走到头，四大公司的天台游乐场，出一家，进一家，大世界里听完了双簧，看完了杂耍，再听听梆子腔。

有一天逛到霞飞路，一家百货公司外围满了人，店里灯光闪闪，好像在拍电影。挤到前边一看，果然不错，导演何非光，正在拍《出卖影子的人》。演员是严俊，只见他穿着大礼服，戴着大礼帽、白丝巾、白手套，鬼鬼祟祟地由后边跑出来，东张西望了一会儿，骤然间身形一矮，躲过迎面走来的小姐，然后一个箭步，溜到墙角，探头窥视。动作干净，举止潇洒，难怪后来在香港红了半边天，形成“一王四后”的局面。

自从那天，接连跑了几家片厂（敌伪时期，上海的片厂有四家：丁香花园的新华，福理履路的国华，康脑脱路金司徒庙的艺华，和徐家汇的联华。后来合并为“中华电影公司”，改为一二三四厂。胜利后丁香花园归还业主，国华改为中影，艺华改为中制，联华则租给昆仑和文华），不管有戏没戏，我都像观光客似的，按图索骥，一家家的游览，有陈迹，也有新貌。可是，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天在徐家汇的片厂里，险些惹上麻烦。

经验告诉我，片厂门口都故作神秘地写着：“片厂重地，谢绝参观”。不过，不必管它，只要你说得出名堂，照样可以通行无阻。所以我到了门口，故作熟门熟路地吹着口哨，昂首阔步朝里就走，把门儿的对我还挺客气，把手一拦：“找谁？”“剧校的。”“我问你找谁？”“我是剧校的学生！”“学生，学生不念书，到这儿来干嘛？”“啊……我……我找人。”“谁？”我朝院里看了看，远远走出一个人，我认得出他是经常在电影里演乡绅、经理、县太爷之类角色的姜修，于是我顺口就诌了一句：“找姜修。”“什么关系？”“干嘛，查户口啊，他……他是我舅舅。”说着朝里一招手，大声地叫了一声——“舅舅”，故意把语音合混成“舅舅”与“姜修”之间。这一声果然有效，远处的姜修也没等看清楚是谁，反正礼多人不怪，也把手举了举。他这一“高抬贵手”，我就混进去了，此一去非同小可，嘿嘿，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东窗事发，溜之乎也

每个片厂门里，都有一个通告牌，注明哪棚拍哪组戏，何时开拍，摄影师、演员、导演的名字。今天牌上只有两张通告，一张是昆仑公司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特技”，布景是黑衬布，导演是蔡楚生，执行导演是郑君里，演员只有一个人，陶金。另一张通告是文华公司的《太太万岁》，旁边注着“补戏”，布景是“监房一角”，导演是桑弧，演员是崔超明。在北平看过陶金、白杨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史东山先生导演的，所以对陶金的印象比较深。崔超明也恍惚有些印象，好像在石挥、张伐、童芷苓演的《夜店》里饰演赖皮匠，因为戏份不多，也就记不大清楚了。

首先进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影棚，没有布景，只有一块又高又长的黑衬片；陶金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西装，打着黑领花，留着小胡子，跪在地上张着垂涎三尺的嘴，嬉皮笑脸地举目前视，忽然像有人召唤，他应了一声，爬行几步。可能是位置很难吻合，这镜头拍了有十几次，陶金也就爬了十几次；他循规蹈矩、一声不响地依着导演的要求，爬来爬去，敬业乐群的精神，实在可佩。（以后看了戏，才知道他原来爬向舒绣文手中的皮包里。）

再到《太太万岁》的棚里，布景只有一酒吧那样大小，搭的是个监房，崔超明站在里边，好像和探监的什么人讲话。导演桑弧，矮矮小小斯斯文文，穿着长袍，手里拿着剧本，态度和蔼可亲，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满脸霸气。他轻声细语地问了问摄影师：“好了吧？”摄影师点了点头，他说了一声“好”，又说了一声“来”，机器就开始转了。和我后来看见程步高先生沉着脸，一脑门子法国留学生的“摩托”（motor），李萍倩先生神清气爽的“锐地”（ready，预备），以及方沛霖先生大喊大叫的“开——麦——拉”，迥然不同。

崔超明站在铁窗后面，讲了几句话，这镜头很顺利就拍完了。导演说了声收工，大伙儿刚准备走，忽见姜修气急败坏地由外跑了进来。“桑弧，看见我外甥了吗？”

我知道东窗事发，赶紧溜之乎也，躲在布景板后面。“怎么，八爷，你外甥不见了，什么样儿？”“说是剧校的学生，长得瘦瘦高高、黑咕隆咚的。我从小就六亲不靠，由天津到上海，一直是孤家寡人，不知道哪儿冒出个外甥来，我又成了舅舅了？真他妈的遭改，×他舅舅的。”

我在布景板后大气都没敢出，反正我只有一个舅舅，外加着死了十几年了，你爱怎样办就怎么办吧。

后来，要不是沈浮导演出来解围，我还真够瞧老大半天的。天无绝人之路遇沈浮

我一直躲在布景板后面，直到人都散了，才敢出来。不过，在门口附近转了几个圈儿，都没敢往外走，因为我舅舅——姜八爷——在门口“候”着我呢，大有死约会——不见不散——的意思。那时候还没有地下火车，要有，我真希望片厂里有个车站。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从门外进来三位先生，为首的身材高大，雄赳赳，气昂昂，原来是导演《圣城记》和《追》的沈浮先生，与布景师一起来看《希望在人间》街道搭景。我忙不迭地赶上一鞠躬，叫了声沈先生。他看了看我，像见了亲人似的，手握得紧，脸笑得欢。“好嘛你了，好久不见了啊？”

一口尖圆音不分的天津话，听着还真亲切。“可不是，好久没见了。”“你……你是这个……你姓……姓这个……”好，原来不认识！“我姓李。”“噢！对，你是这李……李……李嘛玩意来的？”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我成了“玩意儿”了。“李翰祥。”“噢！李——翰——祥？李翰这个祥！唉！真哪！真王八蛋！”“啊？”

还真吓了我一跳，我想这回可糟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把沈先生给得罪了。“真王八蛋，你看我这记性！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国立艺专的，你演过《棠棣之花》的盲叟，有一套，装瞎子还真像，是韩涛给你们导演的不是？服装还是中电三厂徐昂千厂长借给你们的，是吗？徐悲鸿校长亲笔写信借的，昂千把那封信还裱起来挂在墙上呢！你们演完戏，还服装的时候衣服全叫汗水给沤烂了，没烂的也成了估衣了，上边还全是老碱，绣花的，洗都没办法洗。你还真会说：‘徐厂长，马马虎虎吧，改天叫我们校长画幅马给你。’后来别说马了，马尾巴都没看见哪！你可真会打马虎眼哪！对不对呀！”

他这一篇旧账，记得熟，说得快，如数家珍，如话家常，像快书里的“连珠串词”，说得我眼圈儿都红了！“对，完全对！”“可说呢！你跑到上海干嘛来，艺专毕业了吗？”“没有，我叫艺专开除了！”“开……开除了？……为嘛？逛窑子？”“不是，好出风头啊！搞学生运动啊，艺专学生分两派，一左一右，我什么都不是，不过一出事，哪边对我站哪边。”“好嘛，墙头草，两边倒，那也不至于开除啊？”登台念文告，声泪俱下“你听我说呀！东北闹大鼻子，满街上强奸妇女，逼得大姑娘、小媳妇都剃光了头，东藏西躲，可是，他们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不放过。三青团的学生们说：‘东北的同胞们，站起来吧，咱们游行吧，反苏！’我听着对，就领头反苏！”“干嘛你领头呢？”“我是东北同学会驻艺专的代表啊。”“噢，李代表！”“游行之后，训导处的李德三主任，约我当面嘉奖一番，然后叫我加入三青团。”“你加入了吗？”“加入就不会被开除了。我说，我爱国，但没有政治认识，也缺乏政治兴趣，所以我不想入团。他倒也没勉强，只笑着说：‘以后再谈吧。’后来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听说美国大兵喝醉了酒，在东单把北大的女同学沈崇给强奸了，这还了得？于是北大同学会向全国各大专同学，发出了文告。艺专的同学们，推我做临时主席，叫我在大礼堂把这篇文告当众宣读。”“干嘛你宣读呢？”“我喜欢演话剧嘛！于是，我登上了讲台，打开文告，情绪激昂，声泪俱下地由头读到尾。文告比林黛玉的诗写得更好，不仅‘一生心血结成字’，而且，一字一滴血，一句一行泪，说服力够，煽动性强，听得大家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当场全体议决：艺专与全国各地大专同学会，采取一致行动。并且当场推举我为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幸好只是主席，只遭到开除的处分，要是选我当总统，说不定会像朴大统领一样，那么这篇《三十年细说从头》，也就无从写起了。读者幸甚，编者幸甚，作者更幸甚矣），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在北大红楼文学院举行的全体学生代表大会，议决了反美大游行，于是我又领头‘反美’！”“你干嘛又领头呢？”“我是学生自治会主席嘛。”“噢，李主席！”（后来才知道，很多地下党员在幕后推波助澜，提绳扯线，我这个主席，和逊清皇帝溥仪差不多，傀儡一名而已。再说沈崇事件，从法律观点来看，也并非严重到举国沸腾，各省各市都要大游行的地步，说来说去不是那篇文告写得好，而是我念得太有感情了！）“这之后，又参加了六月二日的‘两反’‘三罢’：‘反内战，反饥饿；罢工，罢课，罢市’。”“你饥饿吗，李主席？”参加游行，终于被开除“不，不饥饿，学校发我全公费，吃的是白面馒头、大米粥，四菜一汤，我既不饥也不饿。可是，为了打内战，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妻离子散，中国人打中国人，老百姓吃苦挨饿，总不是好事吧，所以我要反内战、反饥饿。”“对，我们反吧，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嘛！”“大游行之前，我们代表大会计划得非常周密，同学们三五成群，化整为零，在红楼的民主广场集合，然后整队出发。队伍一成了形，军、警、宪就大气儿都不敢出了。队伍里有演戏的，有唱歌的，有演讲的，有发传单的，有画宣传画的。我和几个艺专的同学，每人提了一桶红土子，拿着粉笔，见墙就画，运笔如飞，有如神助，一大幅宣传画，一挥而就。愈来愈起劲儿，墙上画完画地下，画在柏油马路上，画在金鳌玉栋桥中间汉白玉的石板上，画在商店的招牌上，画在电车的车厢上，画在故宫的宫墙上……不！宫墙上没画！”“为什么不画呢？”“宫墙和红土子一个颜色，画了也看不见。我们一路上，通行无阻，警察不敢拦，车队不敢管，真是八面威风，威风八面。红土子用完了，看见颜料店就往里跑，好像奉了圣旨一样，‘快！红土子。’伙计们还真听话，马上回身就拿了两包红土子，帮我倒在桶里；掌柜的一回手，端了碗水也倒在我桶里了（我想后来的红卫兵跟我们也差不多，我长得黑一点，算是黑卫兵吧）。掌柜的一边替我倒水，一边还帮腔：‘对，内战应该反，枪杆子朝里不行啊；饥饿也要反，急了抓蝎子，饿了啃石头吗？吃饭了吗，黑同学？’‘没呢，这么忙怎么吃啊，有任务嘛！’于是提桶就走，后边的掌柜的送到门口，还来了一句：‘对，反对吃饭嘛，不，不对，反饥饿嘛！’”

沈先生半天没插嘴，大概看我说个没完，于是用手一拦：“行了，行了，那时候我还在北平，游行的事我清楚，学校怎么把你开除了呢？”“我们游行完了，倒一直风平浪静，李德三见了我比以前更客气了。不过，没几天就愈来愈不对了，很多同学走路被人盯梢，很多旧同学的家长，被传到警察局去问话，可是，对我这个主席反倒放任得很，大概他们也一目了然，看得出我是个傀儡，所以抓鱼先抓头，先整我背后拉绳扯线的。几个平时最用功的，什么活动都不参加的，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一直是老实人，有一天都被披枷带锁的‘请’走了（他们大概都是些‘幕后英雄’，放在电影里就是制片编剧、导演、剪接之流的人物）。于是，风声越来越紧了，有几位服装、道具、场务一类的英雄们，也失踪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去了张家口的鲁迅艺专。最后，终于轮到我了，布告栏里贴了张布告，把我和另外三个给我陪榜的同学一起开除了！”“为甚？反饥饿？反内战？”想参观片厂，别找舅舅“不是，他们说我伪造文件，说我投考艺专时候的高中文凭是假的！”“是不是假的？”“假倒不假，也是教育部发的，不过是我花钱买的。”“那就是假的！你们艺专不是高中毕业和同等学历就行了吗？有初中毕业证书也可以呀！”“我是在三中念完了高二考的艺专。已经念到高二了，再拿初中文凭多没面子。”“现在不是更没面子？”沈先生不赞成我的想法，把眼睛瞪得像个包子。“其实艺专里百分之九十九都跟我一样，不过我太好出风头了，凡事皆因强出头嘛！”

沈先生也不大以为然：“有正义感是好的。不过正义感跟热心过度可不一样，热心过度就十三点儿了。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你正义感越浓，就越容易被人利用，你给人卖了，都不知道到哪儿领钱去；等你知道那是政治了，人家老早站在你头顶上了，怎么样？你现在是左还是右啊？”“我，中，还是中，中国人嘛！”“行！咱们的脾气差不多，我念书的时候也一样，年轻人都一样，谁不一样呢？那你到上海，怎么打算呢？”

我把来龙去脉一说，最后告诉他，姜八爷还在门口等着我呢，沈先生听了直乐：“好嘛，你真行，你的事儿还真不少，早知道我不拍《希望在人间》了，拍你得了。不过，没关系，八爷跟我同乡，也是天津卫的，再说多个外甥有什么不好呢，一会儿你就说找我得了，我是你舅舅！”

也只好如此，不过我没敢告诉沈先生，姜八爷在门口等着要×我舅舅呢！

这之后电影圈就多了句行号，有人见了姜八爷就叫舅舅，然后大伙儿就异口同声地：“×你舅舅。”

所以读者诸君如果想参观片厂的话，到了门外，仍旧可以依我的办法，照方抓药，不过找谁都行，千万别找舅舅。舅舅在电影圈里可不是句好话，所以张翠英叫杨志卿哥哥，孩子们也跟着叫他舅舅，我还真有点不大好意思！

如今这句话可越传越广，由圈里到圈外，如若不信，可以去看午夜场，等剧终字幕一推出，观众们朝起一站，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大叫一句：“××××”。

人多嘴杂，也许听不大清楚，我告诉你吧，那就是：“×你舅舅！”下午逛马路好过上课

剧校每天的课程，早晨是“表演实习”。讲课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剧作家吴天先生，改编过曹禺的《家》，和编过电影《春归何处》，说得是一口江浙腔的国语，我还算听得懂，又加上对“表演”也有兴趣，所以倒从不缺课；下午可就逛马路好过上课了，不信，听我道来！

下午的课是“声乐”“国语”“舞台装置”。“声乐”上过一堂，以后就没法子上了，因为先生说的是上海话，换了今天也倒罢了，我娶这杭州老婆，连苏州评弹都听到津津有味，何况几句“闲话”？当时可不行啊，对上海话只会一句“阿拉弗晓得”，其他的就通通“弗晓得”了。那位先生讲了五十多分钟，我只听懂了一句：“高矮屋。”高的房子，矮的屋子。向同学一夸耀，才知侯景吃麻花——满拧。“高矮屋”者，“讲闲话”是也。我一句“闲话”不懂，只好在马路上看看野草“闲花”了。“国语”课是严工上老先生教的，慢条斯理地用注音符号教北平话，我这个从小就住在北平的“泡儿将”，听着笑既不好，不笑也忍不住，也不得不逛马路了。

教“舞台装置”的是丘熹先生，另外他也教三年级的“素描”。我看过他替学生们改画，也看过他示范的教材。说实在的，凭他那两下子，我真能教他。不管怎么样，我总是徐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对素描还真有两把洋刷子（如今可全还给徐先生了）。所以素描课也不必上了，还是到马路上，看看红装“素裹”吧！

有一天闲游散逛之后，打道回校，刚好丘先生在大礼堂里上“舞台装置”课，他见我一进门口，就假装没看见似的，高声地“鼓励”我几句：“李翰祥这牛学生也怪，大老远地由北平跑到上海，不上课，整天逛马路，不知道他算哪路的学生？”

大伙儿把眼睛对着我，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掩着嘴儿笑。我脸一热，还真有点“烧盘儿”，坐在后边不敢响。丘先生知道我是在艺专学画的，至于画得怎么样，他可没见过，好吧，改天有机会，露一手儿。

忘了是哪一天，反正是剧校成立的周年纪念，请了很多位大导演、大编剧和大明星到学校的实验剧场，举行了一个筹款义演晚会。晚会上没有预备什么布景，但要画十几幅活动立屏，每幅是四块三六尺的布景板，分成两摺。学校里本来有一位画宣传海报的同学，但对画屏风却没有经验，知道我学过西画，特别找我帮忙。他已经画了几幅，但都不大满意，叫我先替他画一幅《爱与死的决斗》，说是一首诗改的名字，将由编剧家李健吾先生和影星白杨女士一起朗诵。如此阵容，当然义不容辞了。我画了一个维那斯女神的立像，然后在她周围加了些被砸碎了的枷锁，刚一画完，画海报的同学把他已经画好的几张，全部重新涂上白粉！“老李，你一个人包办了吧！”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时候，这些立屏，经灯光一照，还真有个样儿，丘先生知道是我画的。“啊！嗯……人不可貌相，难怪他要逛马路了。”怪声叫好惹下了大祸

这个筹款义演晚会，因为是明星大会串，所以门票早就卖光了。开幕之前，连甬道和出入口的地方，都站满了人。我属于幕后工作人员，站在台角上，表面是帮忙，实为看“蹭”戏。别说实验剧场没有包厢，有包厢也没台角上看得清、听得明。

第一位上场的是赵丹。他朗诵屈原剧中的《雷电诵》。我在立屏上一边画着乌云黑龙和太司令，一边画着东皇太一。赵丹披了件黑斗篷，朗诵的姿态和抑扬顿挫、高低疾徐的声调，三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耳。他左手拿着《雷电诵》，卷得和关老爷手里的《春秋》一样，右手一张，斗篷顺势飘起，他低沉苍劲地念道：“风！你吹吧！你用力地吹吧……”

我还真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脊梁沟儿一阵发麻，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听说《屈原》在重庆上演的时候，由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风靡一时，轰动朝野，票房门口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不说，居然出了很多个人上人，站在别人的头顶，踩过别人的肩膀买票。今天我能够很悠闲地站在台角看赵丹先生既念且表，既舞且蹈，可真是眼福不浅！

下来是石挥的单口相声，慢声慢语，娓娓道来，脸上一本正经，台下却笑不绝耳。我在立屏上画着一哭一笑的脸谱图案，台上的石挥两眉下垂，台下的观众嘴角上翘，正好与立屏相映成趣。

跟着就是李健吾与白杨朗诵《爱与死的决斗》了。李先生的脑袋又光又亮，长长的有点像冬瓜，长相介乎吴耀汉与矮冬瓜之间，看着就想笑；嗓门儿顶尖，有点像《法门寺》里的贾桂儿，一张嘴，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利落清脆，分外惹人好感。他老先生装“死”，白杨扮“爱”，“爱”一启齿，不由你不爱，娇滴滴，文雅隽秀，不仅听出耳油，简直是中人欲醉。一段演完，台下掌声雷动，还居然有人怪声叫好。叫好就叫好吧，真不明白，大伙儿都把眼睛盯着我干嘛？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一嗓子是我喊的。喊了就喊了吧，又没有杀人放火，有什么了不起！站在台角上接着往上看，忽然有人一拍我肩膀，意思是叫我让一让。我回头一看，黑影子里站着个大胡子，若是女同学让让倒也无所谓，大胡子！啥个好——不让——我站在那儿连窝都没动。没想到那老家伙老羞成怒，用力一拉，我脚下一绊，咕咚一声，由台角一个“元宝翻身”，滚倒在台下。想挣扎着站起来，大腿就是不听使唤，看了看原来是脚上缠了条电线，没电着就算走运。我不问青红皂白，三把两把，把电线扯在一边，朝着大胡子刚要发作，我的妈，还好那一声午夜场的术语没开口，原来大胡子是我们校长熊佛西！“李翰祥！我就知道是你，丘先生告诉我，你常常不上课，整天逛马路，现在又怪声叫好，你以为在大世界听京戏看杂耍哪！”

我一声没敢言语，还好轮到金嗓子周璇上台，看熊校长忙着招呼，我就趁机会溜之乎也，谁知惹下了滔天大祸还不知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