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荷）弗雷德·斯皮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修订版试读：

中文版序言

听闻拙作的中文版译文即将完成，我感到非常荣幸。可惜我自己读不懂这种历史悠久的语言，因此不便对译文的质量做出评判。但我希望，也相信这是一部很好的译作，因为译者是我的好友，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孙岳教授。对于他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深表敬意。

正如在本书序言中提到的，我之所以撰写这部著作，最初是因为1969年1月看到了一组人类第一次从月球拍摄的地球照片，当时我还很年轻。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这组照片在我——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心目中唤起了有关整个人类问题的思考：人类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周围异常空灵且相当有限的星球之上，广袤的宇宙并不友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究竟如何才能赢得相对的和平和富足呢？

为了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就必须要弄清人类究竟是如何陷入当今社会的以及生态的多种困局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始终在探寻问题的答案。本书的综合能够最终成形，得益于众多学者的真知灼见。

本书实为全部历史的一种初步概览。其视角乃基于欧洲的学术传统，以及与其他多种学术传统的互动。因此，我非常想了解中国读者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此会做出如何反应，并期待后者提出改进意见。

当然，所有的学术著述——包括我自己的在内——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初步的探索，面对世界，面对历史，既有的成果均不过是无止境的学术讨论的一部分。因此，我诚挚邀请每一位中国读者都能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并由衷地希望不同文化的心灵相遇会产出丰硕的成果，让我们对整个历史有更清晰准确的认知，并最终开启人类在地球更美满的生活之旅。

人类未来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地球表面相对狭小而且资源有限，周围是广袤但不适于居住的宇宙，而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却急剧大幅增加，人类未来能够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也相当短暂，虽然能够确切生活多久我们还尚不知晓。我认为，如果人类想要为自己以及后代子孙赢得最圆满的未来，那么整个人类就必须通力合作，唯如此才有望实现。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相比合作，人们往往更强调竞争的重要性。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捍卫并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我们也应看到，人类这一物种能够进化到今日，也离不开各式各样的合作，合作对人类而言举足轻重。而这一点在自然界较为复杂的物种中均不多见，蚂蚁等可谓突出的例外，因为后者同样表现出卓越的协作能力。若不是因为人类有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恐怕根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

人们在学术研究中很少强调人类之间因成功合作而造就的无与伦比的喜悦。其实由此带来的喜悦之情随处可见，如天赋异禀的音乐家们共同演出，人类首次成功登月并安全返回地球。显然，这份喜悦是不相合作的个体永远无法体会的，因为喜悦本身需要分享。

因此，赢得人类共同未来的中心主题是：努力分享成功合作的喜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类及其后代持久的幸福美满。倘若本书能为此目标而向前迈进哪怕只是一小步，那笔者已决然欣慰了。

总之，我衷心希望本书能就人类共同的历史及实现共通的未来引发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上的这个星球虽然异常美丽，但也非常脆弱。我们的目标是在人间实现和平、和谐和共同永续的富足。弗雷德·斯皮尔2017年11月于阿姆斯特丹

前言与致谢

这本书讲述大历史，即将人类史置于宇宙史大框架下的历史，从宇宙开端一直到当今地球上的全部生命。我希望本书为大历史提供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清历史，而且有助于廓清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即将面对的重大挑战。

我对大历史理论的探讨源自一种对整个人类的深切关怀：人类究竟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地球这颗行星——做了些什么？而我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又直接源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阿波罗号航天壮举。给我留下最深刻持久印象的是1968年12月的那次航天飞行，那一次，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实现了首次登月，并在环绕地球飞行了10圈之后最终返回地球。当时我在荷兰，激动不已地观看着来自太空的黑白电视直播，同时把相机架在三脚架上，随时从电视上拍下激动人心的照片。当时还没有家庭录像机或其他什么设备能够把电视节目直接录下来。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重大事件，但同时也不太确信相关机构是否会把这些图片保存下来，或至少从哪里能够搞到这些图片。所以就把能拍摄到的都拍了下来，包括最初的发射、首次太空直播、第一次从月球看到的地球图景以及从月球轨道上看到的月球表面。在我家电视机的荧屏上，从太空看到的地球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白斑，这是阿波罗飞船上的摄像机过度曝光所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的航天员究竟看到了什么，尤其是从太空看上去我们的“地球老家”（the good Earth）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称呼是阿波罗8号飞船上的另一名航天员弗兰克·博尔曼（Frank Borman）在圣诞夜那次有名的环月飞行广播中使用的。

但没等多久，我就收到了1969年1月10日期的《时代周刊》杂志，上面登载了精选的航天员们拍摄的照片。其“月球相册”的第一张就是有名的被称为“地球升起”（Earthrise地球如同升起的“太阳”，从月球背后“升起”，也因此得名“地出”。）的照片，还上了本期的封面，并题字“从阿波罗8号飞船上看到的令人敬畏的图景”。看着这张图片，我的内心升腾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愕感，而这种感觉在此后的数年中从未再有过。这张小小的图片几乎旋即颠覆了我对地球的全部认知。我小心翼翼地把图片从杂志上剪下来，然后把它贴在屋子里的墙上，就这样以后数十年每天看着它。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图片，并把它视作珍宝。

当时，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未能使我准备好，让我能够接受这一崭新的地球图景。在上学期间，我接受的是古典的荷兰教育或可谓西欧教育，其中包括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现代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和德语，还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历史。但所有这些知识都是彼此孤立的，或者说根本不是从某个统一的视角加以陈述。正是这种教育令我在面对从黑暗太空看呈蓝白相间的壮观的地球和一片灰暗的月球景观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而这些图片第一次向我展示了从宇宙太[1]空看地球有多么的不同。这次经历也开始让世人反思：我们人类究竟对自己的太空家园做了些什么，并由此在世人中间激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环保意识，包括1970年首次设立地球日。

这一时段最有影响的环保著作是一个自称为罗马俱乐部（因其成员常在古都罗马聚会）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1970年拟议设立的。该研究项目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牵头，由德国的大众汽车基金会赞助，最终的研究成果题为《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有关人类困境的报告》（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ot for the Club of Rome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该书有多个语种同时出版，其中包括荷兰语版。书中特别重视五个变量，即人口增长、食物生产、工业生产、有限的自然资源和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所以其结论是上述五个因素的各种组合在不远的将来如何制约人类的福祉。这本书被大量报道且销售特别好，尤其是在荷兰。根据罗马俱乐部荷兰籍成员弗里茨·波特希尔（Frits Böttcher）的说法，出现上述情况乃情理之中，因为荷兰每公顷土地的收入在当时居世界第一，也正因如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诸多问题[2]早已为荷兰人在日常生活中切身体悟。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学老师和后来的大学老师——提到过从太空看地球的图片引发的视角上的深刻变革，而是倾向于固守既有的学科教育。鉴于这种情势，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思考和情感深埋在了内心。不过我对这种彼此互不相干的学科划分（我现在常常这样描述）却开始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只越来越担心环境问题，而且还想弄清人类究竟是如何走到这步田地的。这种对人类史的好奇心在我读了《增长的极限》荷兰语版序言的一段文字之后更是有增无减，这段文字称，只有弄清楚人类世界的现状与此前历史的各个时段在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有何不同，以及后者是如[3]何塑造了前者，才有可能找到有效改造现实世界之道。那时候，学术意义上的环境史还不曾问世，我也没有找到什么有帮助的世界史叙事。因此，我独自开始了漫长的有关人类史的学术探索，直到有一天我熟悉了才可谓达到了探索的顶峰。

对我个人而言，大历史已成为一种解释自我和周围万事万物得以成形的美妙方式。在大历史中，当今世界的任何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是如何发展至今及其发展的缘由都能得到解释。大历史不同于任何其他学科之处在于，它将全部历史研究整合成一个新颖的条理分明、首尾一致的观点。因此，大历史为我提供了一种新的、最令人满意的联结工具。从每年大批学生踊跃选修大历史课程的情况看，他（她）们可能也感到大历史为自己的所学提供了类似的联结。选修我的大历史课的学生大多是阿波罗号航天结束之后出生的，对他（她）们而言，阿波罗号绕月飞行属于深度史（deep history）的一部分。而现实的情况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大学里的课程，尤其是各人文学科，并未见大的变化。所以，很多学生可能也感觉到了学科之间的彼此互不相干。

受《地球升起》照片的启发，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我一直致力于借助一种理论的视角探讨一种超然的历史概述（detached overview）。这种超然的概述在自然科学界极其普遍——如果缺少超然的概述，自然科学家们简直不知道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却依然只关注细节，对超然历史概述的缺失全然不顾。因此，我的历史研究属于那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的历史，根本不同于既有的历史叙事。

我对大历史理论的探讨——详见本书第二章——乃基于我个人在相当多样化的学术履历中获取的知识。我最初学的是生物化学，专业是时人所称的植物“基因工程”，研究目标是提高世界粮食产量。[4]但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就是这样的研究不足以解决上述《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的问题。所以在读完生物化学的课程之后，我决定不在这一领域继续发展，虽然有好几个学校都向我发出了读博的邀请。于是此后，我便开始在不同专业间游离和求索，一心要找到人类究竟是如何陷入目前困境的答案。

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在荷兰一家名为“盖娅城邦”（Gaiapolis）的生态企业上班。在那里，我了解到荷兰的生态运动，还学到有关生命科学的一般知识。我开始在欧洲各地、中东和非洲旅行，并因此对世界多个穷困地区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认识。1979年，我在苏丹中部的一列火车上巧遇德国文化人类学家约阿希姆·泰斯（Joachim Theis），他对苏丹人的生活状况有着全面透彻的分析和论述，受此影响，我转向了文化人类学。我在荷兰莱顿的好友里昂尼·范·德·斯普林特（Leony van der Splinter）给了我一本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人类学入门教科书《文化·人·自然》（Culture, People,Nature），该书视野宏阔，我非常喜爱。1988年，我还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这位饶有风趣的学者。

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我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荷兰深入钻研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其间，我对秘鲁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长时间的全面研究。我把研究重点放在古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Cusco）附近一个名为圣尼古拉·德·巴里·德·祖伊特（San Nicolás de Bari de Zurite）村的教区。该研究的核心在弄清一个基本自给的农民社区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其历史发展的轮廓以及其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因为当时在荷兰还没有环境研究这样的学科，所以我决定把重点放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宗教上，希望弄清该宗教中所表达出的环保思想与实践（事实的确如此）。

在此期间，我在荷兰的文化人类学导师马特·巴克斯（Mart Bax）介绍我认识了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发明的过程社会学历史研究理论，还在宗教与政治学领域的框架下阐发了他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后来，我又得到荷兰社会学家约翰·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同样至关重要的支持，他后来成为我读博期间的第二导师。我在此期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认识到秘鲁安第斯山脉地区这一小小村落的历史与人类史上的主要进程密不可分。后[5]来，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归纳成两本书。但直到现在，在我最终形成本书的理论框架之后，我才充分理解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农民在利用周围的自然环境方面是何其理性。

不过，在我1992年完成博士学业之后，在整个荷兰，由于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倒台，人们对拉美的兴趣却突然间烟消云散。西欧各国政府不再支持冷战期间成为主要战场的相关国家的研究和发展，却突然转而支持中欧国家加入欧盟。因此，我对秘鲁的进一步研究再无可能继续。幸好在此时，约翰·古德斯布洛姆于1992年访问澳大利亚的悉尼并结识了麦考瑞大学的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后者率先在那里开设了大历史课程。在这门课上，讲授者来自从天文学到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共同讲述一种宏大的历史。这一做法对我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恰好满足了我一直以来刻意寻求历史概述的需求。1993年，我和约翰·古德斯布洛姆仿效克里斯蒂安的做法，筹备在阿姆斯特丹大学首次讲授大历史。我们的大历[6]史课程是在1994年正式开设的，自此每年推出，从未间断。

1992年11月，我非常有幸在阿姆斯特丹结识了著名世界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从此，他给予了我至关重要的慷慨支持。称其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使我的观点更加犀利，包括鼓励我写下本书（他曾好几次提出意见，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肯定并激励我），还因为他对大历史的学术支持，要不是这种支持，我可能都无法在开设大历史课程之后在波谲云诡的学术界幸存下来，因为在学术界的汪洋大海中根本没有大历史的安全避风港。所以我把本书献给威廉·麦克尼尔，也是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深表感激的一个小礼物。

1994年，还在我为自己的第一次大历史课程悉心构架之时，我就认识到：开设大历史课，也是对大历史本身的一种架构。正是这一激动人心的见解使我撰写了《大历史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1996）一书，书中提出了全部历史的一般框架。1996年10月，我访问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在那里向人介绍我的新著，也首次接触到复杂性研究（complexity studies）的概念。复杂性课题在此后的数年里变得愈发富于影响，但我却不能以此实现对大历史进行合理的大综合。2000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来到我们的大历史课堂并做了精彩演讲。他向我介绍了自己有关能量与复杂性的富于开拓性的观点，还把一份手稿赠予我并嘱我评议。这一观点和手稿让我思考了好几年的时间。

我在大历史理论方面的突破创新发生在2003年2月，当时一年一度的大历史课程还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平稳运行。有一天，我的美国籍妻子吉娜（Gina）一边准备丰盛美味的意大利晚餐，一边问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大历史就一定是这样发生呢？我尝试着以最清晰简明的方式作答，却突然意识到此前从未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也一下子认识到问题的答案可能既简单又工整。本书就是对吉娜所提问题作答。这一理论最初于2005年以简要的方式发表在英语版俄罗斯杂志《社会进化与历史》（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上，题为《大历史原理：能流与复杂性的兴起和消亡》（“How big history works: energy flows and the rise and demise of complexity”）；而本书是原文论证的展开和细化。

我深知人类的科学知识是不断进化的。即使在我过去从事大历史教学的15年间，我们仍可见重大变革的发生，比如宇宙学突然发现了暗物质的存在。所以大历史的叙事也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本书叙述的很多“事实”说不定在未来哪一天就会显得过时。不过我还是希望本书所提出的历史理论能够更为持久；但哪怕我的愿望落空，我也希望本书能够启发后来者以更完善的理论取而代之。

从事大历史研究，显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是让每个研习者读遍迄今存留下来的所有资料。因此，除了尽量阅读更多的材料之外，我个人的做法是把自己的观点呈现给多个领域的专家看，这里面从天文学家到社会科学家为数众多，正是他们给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反馈意见。但即使我努力更新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知识并使之尽量跟上时代，我仍然不敢保证说本书的观点就一定代表了科学研究的最新最确定的成果。我在撰写本书之前同样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受到了来自多人的影响，没有他们，这本书肯定会完全不同，甚至不可能问世。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本研究给予了重要支持。我对所有这些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虽然他们中间有些已不在人世。

以下致谢名单按字母顺序排列：沃尔特·阿尔瓦雷兹（Walter Alvarez）、马特·巴克斯、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查尔斯·毕夏普（Charles Bishop）、莫里斯·布莱森（Maurice Blessing）、斯维特兰娜·鲍林斯卡娅（Svetlana Borinskaya）、朱利安·科纽库娅·F.（Julián Cconucuyca F.）、恩斯特·科伦图尔（Ernst Collenteur）、伦纳特·德克（Lennart Dek）、喀尔斯滕·多米尼克（Carsten Dominik）、兰迪·范·杜伦（Randy van Duuren）、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安德丽亚·加里扎斯维奇（Adriana Galijasević）、汤姆·格雷尔斯（Tom Gehrels）、路易斯·詹多梅尼科（Louis Giandomenico）夫妇、阿图罗·希拉尔戴斯（Arturo Giráldez）、列奥尼德·格里宁（Leonid Grinin）、海布·亨里希（Huib Henrichs）、艾德·范·登·霍伊维尔（Ed van den Heuvel）、亨利·胡姆斯特拉（Henry Hooghiemstra）、帖耶·德容（Teije de Jong）、迈克尔·吉斯特拉（Machiel Keestra）、布拉姆·尼格特（Bram Knegt）、马赛尔·库农（Marcel Koonen）、L.W.拉伯都司（L. W. Labordus）、亚历山大·马科夫（Alexander Malkov）、柯恩·马腾斯（Koen Martens）、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阿科普·拿撒勒钦（Akop Nazaretyan）、胡安·普拉多（Juan Victor Núñez del Prado）、唐·奥斯特罗夫斯基（Don Ostrowski）、马腾·彼得森（Maarten Pieterson）、罗伯特·皮尔西格（Robert Pirsig）、尼考莱·伯德布尼（Nikolai Poddubny）、哈里·普列姆（Harry Priem）、埃斯特·奎黛克斯（Esther Quaedackers）、卢卡斯·赖金德斯（Lucas Reijnders）、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格特简·萨夫涅（GertJan Savonije）、安德烈·施拉姆（André Schram）、瓦克莱夫·斯米尔（Vaclav Smil）、埃斯特列·史密斯（M. Estellie Smith）、格雷姆·斯努克斯（Graeme Snooks）、简·斯皮尔（Jan Spier）、保罗·斯托姆（Paul Storm）、埃格伯特·提莉金（Egbert Tellegen）、约阿希姆·泰斯（Joachim Theis）、迈克尔·范·德·托里（Machiel van der Torre）、巴特·特伦普（Bart Tromp）、安东尼·瓦勒兹（Antonio Vélez）、埃里克·维尔比克（Erik Verbeeck）、约翰·德·沃斯（John de Vos）、简·韦登伯格（Jan Weerdenburg）、若思·沃克豪文（Jos Werkhoven）、彼得·韦斯特布伦克（Peter Westbroek）和拉尔夫·维杰斯（Ralph Wijers）。

我还要感谢大历史所有其他讲授者和为数众多的学生，以及那些xvii以各种方式对大历史做出贡献的人，虽然有些我都记不清了，甚至根本没有觉察到。

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学者和人士：大卫·克里斯蒂安，是他与我展开了那么多异常精彩、富有启发的讨论；威廉·麦克尼尔，他始终如一地支持大历史，并总能提出明智的建议；鲍勃·莫尔（Bob Moore）对本书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修改了书中所有章节的英语表述错误，还对本书的最终出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埃里克·蔡森曾指出本书中关键之处的错误并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卡雷尔·范·达姆（Karel van Dam）和盖斯·卡尔斯毕克（Gijs Kalsbeek）为本书的手稿悉心地做出评议；弗兰克·尼尔（Frank Niele）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从而使书中有关能量的论述有了根本性的改进；巴里·罗德里格（Barry Rodrigue）修订了书中的文体表述并同时提供令人鼓舞的评议和支持；珍宁·梅尔伯格（Jeanine Meerburg）对本项目（及大历史项目）给予了一贯的支持；我的父母，他们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总是在背后给予爱与支持并表现出持续的兴趣；我所在的跨学科研究所为我提供了撰写本书的时间和机会；最后，还有我的妻子吉娜，她对我的所为总是充满爱意地持续关注、积极鼓励、热情支持，我的两个孩子路易和朱莉娅也总是充满耐心和好奇。当然，以上所提到的学者和人士完全无须为本书中发表的观点负责。

第二版改正了前一版的少许错误，还添加了一些解释性的文字或改写的文字。有些注释缩减了或干脆删掉了，还有一些注释是新添加的。因为科学本身在过去的五年间一直不断地发展，所以本版还添加了一些新的见解、更新了一些旧观念。此外，每一章还添加了少许的文本框，内容是相关话题，但独立成篇。

第二版同样是服务大历史课程教学的教科书，如同本书第一版曾在世界各地不少大历史课堂被成功当作教科书使用一样。而且，新版中吸收了不少使用者的建议。不过大多数教辅材料却并未出现在书中，而是粘贴在随购新书便可以自由下载的www. bighistory.info网址上。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历史先驱加拿大裔法国天体物理学家于贝尔·雷弗（Hubert Reeves）的著述，以及过去五年间和选修大历史课程的众多同学及参与讲授大历史的教师的讨论，其中最突出的有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学院、埃因霍温科技大学、美国密歇根州伟谷州立大学、宾州维拉诺瓦大学和加州的多明尼克大学这些院校的师生们。在参与大历史讨论的学者当中，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大卫·贝克（David Baker）、莫伊甘·贝赫曼德（Mojgan Behmand）、大卫·布兰克斯（David Blanks）、达芙妮·鲍米斯特（Daphne Bouwmeester）、辛西娅·布朗和杰克·罗宾斯（Jack Robbins）夫妇、洛威尔和康妮·古斯塔夫森夫妇、亨克·胡克斯特拉（Henk Hoekstra）、米歇尔·霍格海德（Michiel Hogerheijde）、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米尔拉姆·夸克（Mirjam Quaak）、简·施密特（Jan Smit）、孙岳、乔·沃斯、薇姆·范·威斯特伦嫩（Wim van Westrenen）和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鲍勃·莫尔和巴里·罗德里格对本版的修订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威立-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的特萨·哈维（Tessa Harvey），还有最近加入的彼得·考文尼（Peter Coveney）及其团队在数年里曾对本书的出版提供宝贵的支持、想法和鼓励，而乔安娜·派克（Joanna Pyke）一流的管理团队和克里斯托弗·芬尼完美的编辑工作都使得第二版有了极大的改进。当然，对于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了他（她）们的建议，上述人士不须负任何责任。

在过去的40年里，我阅读的范围可谓非常广泛，所以几乎肯定会出现遗漏某些重要参考文献的现象。我希望在本书中所陈述的理论还是系统的，但对这一理论上的创新我只能说有一部分是来自我自己，而其他大部分都是来自他人的思考和著述，所以非常有可能的是：我声称原创，但事实是我只不过感觉是自己发明的。很有可能是他人在我之前已有所发明。所以我恳请所有读者察觉到这种情况一定及时指出并告知我。弗雷德·斯皮尔参考文献‘50 years in space: My favourite photo.’ New Scientist, issue 2620, 8 September 2007 (40). Allen, Timothy F. H., Tainter, Joseph A. & Hoekstra, Thomas W. 2003. Supply-Side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The Awesome Views from Apollo 8.’ Time Magazine(Atlantic edition), 10 January 1969 (29).

Chaikin, Andrew & Kohl, Victoria. 2009. Voices from the Moon: Apollo Astronauts Describe Their Lunar Experiences. New York, Viking Studio.

Goldberg, Vicky. 1991. The Power of Photography: How Photographs Changed Our Lives.New York, Abbeville Publishing Group.

Harris, Marvin. 1975. Culture, People, N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Anthropology.New York, Harper & Row.

Ledeboer, A. M., Kroll, A. J. M., Dons, J. J. M. et al. 1976. ‘On the isolation of TI-plasmid from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Nucleic Acid Research 3, 2 (449–63).

MacLeish, Archibald. 1968. ‘A reflection: Riders on Earth together, brothers in eternal cold.’ New York Times, 25 December (1).

Meadows, Dennis L. 1972. Rapport van de Club van Rome: De grenzen aan de groei.Utrecht & Antwerp, Het Spectrum, Aula 500.

Meadows,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Randers, Jørgen & Behrens III, William W.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Potomac Associates (authorized reprint from Universe Books).

Poole, Robert. 2008. Earthrise: How Man First Saw the Earth.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Spier, Fred. 1994. Religious Regimes in Peru: Religion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a Long-Term Perspective and the Effects in the Andean Village of Zurite.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pier, Fred. 1995. San Nicolás de Zurite: Religion and Daily Life of an Andean Village in a Changing World.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Spier , Fred. 1996. 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until Today.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pier, Fred. 2005. ‘The small history of the Big History course at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2, 2. 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uiuc.edu/2.2/spier.html.

Spier, Fred. 2012. ‘The elusive Apollo 8 Earthrise photo.’ In: Boeck, Brian J., Martin,Russell E. & Rowland, Daniel (eds.) Dubitando: Studie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Honor of Donald Ostrowski. Bloomington, Ind., Slavica Publishers (409–23).

[1] 有关照片《地球升起》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可谓文献众多。可参阅MacLeish (1968); Goldberg (1991), pp. 52-57; Allen, Tainter & Hoekstra (2003), pp. 1-2; ‘50 years in space: My favourite photo,’ p. 40 and Poole (2008)。同时参阅Spier (2012)。

[2] B.ttcher in Meadows (1972), p. 7.

[3] B.ttcher, King, Okita et al. in Meadows (1972), p. 15. 不过有趣的是，1972年版却删去了这一导言。

[4] 我在生物化学领域发表的论文仅有Ledeboer, Kroll, Dons et al. (1976)。

[5] 我对秘鲁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Spier (1994 & 1995)。

[6] 有关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大历史教学，更多资料可参阅Spier (2005)。

大历史简明年代表

ABB：大爆炸之后

BP：此前（此前的“此”在此通常指1950年）

CE：一般纪年=AD（公元后）

X年以前：这里的X指2015年（即本书英文版出版的时间）第一章大历史导论引言

这本书讲大历史，即将人类史置于宇宙史大框架下的历史，从宇宙开端到当今地球上的全部生命。大历史俨然不同于既有的学术界通行的人类史，在大历史中，人类的历史是从整个自然史的视角加以审视的，始于“大爆炸”。做大历史研究，是为万事万物如何演进至今提供现代科学的答案。因此，大历史为读者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提供了崭新的叙事，使我们能够为自己在时空中的发展定位，而这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学术史迄今所无力做到的。此外，大历史还有助于我们创立一种新颖的理论框架，原则上能够将人类全部的科学知识整合其中。“大历史”一词是由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1946— ）创造出[1]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克里斯蒂安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开设了一门跨学科课程，其学术旨趣是让从天文学家到历史学家的多学科专家分工协作，共同讲述一种无所不包的历史。这门课程后来成为其他大学竞相效仿的模本，其中包括我自1994年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开设的两门课程。

虽然大历史课传授的知识在学术圈里都很容易找到，但这些知识却极少以某种统一的历史叙事形式呈现出来。其原因在于，在过去的200年里，大学业已分化成为数众多的专业和院系。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从历史学家到天体物理学家都纷纷在专著和文章中书写新的统一的宏大历史综论。

在以下的篇幅里，我试图对大历史做一番解释。大历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在兴盛和发展之中，本书的目的在于对这一无所不包的历史做一新颖的陈述，其中特别得益于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埃里克·蔡森（1946— ）的相关著述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无所不包的历史理论，将人类史置于这一大的历史框架下加以分析讨论。本书第二章介绍该理论框架，而此后的章节则试图将其应用于大历史的叙事。本章余下的部分先讨论一些有助读者更好理解大历史的主题。历史研究

要理解本书所提出的历史观，读者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历史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 1945— ）曾言简意赅地指出：“我们不可能准确无误地研[2]究历史，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不在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说，指明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我们对历史的全部认知只能来自当下，因为如果没有当下的知识，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历史呢？这一原理既适用于宇宙史，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史。这一历史知识只能潜藏于当[3]下的观点对历史学家而言并非新知，却鲜有清晰的表达。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在大历史中比在传统历史叙事中更显突出。

因为历史全部的证据只能在当下，所以要创造一种历史叙事就必然意味着要对当下的证据做一番解析，而解析的过程也脱不开自身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乃缘于我们要体验周围的环境以及自身的存在都离不开这样的解析过程。结果是，全部历史叙事都是某种形式的重新建构，也因此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还有一点，就是历史研究不可能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而只能是某种趋近历史真实的真实。换言之，绝对真实的历史叙事根本不存在。这样说好像意味着历史可以无穷多的方式加以审视和解析，但在我看来，倒不是这样。如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检验历史重构真实性的主要依据是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极简明、极确切的方式与现存数据相呼应。但有一点也不容否认：任何历史重构都只能涵括经史学家筛选的有限的语境和少许的数据资料。

我们全部的历史知识只存于当下还意味着：对于那些曾经发生但却未留下任何痕迹的历史事件，我们不可能有任何认知。甚至对于那些曾发生也确曾留下痕迹的事件，如果还没有被发现或解析，我们同样不具有任何认知。而这样的历史事件可能是最大量地存在的，虽然对此我们永远也无法确认。对历史研究中的这一疑问极少被史学家关注，这一点本身颇令人惊奇。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现实情况与此恰恰相反，即对于历史上曾发生的所有事件，我们能够拥有和支配全部的详尽信息，那我们则会被大量存在的信息完全淹没。更进一步，如同威廉·麦克尼尔曾言，从事令人信服的历史重构，其诀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弄清究竟是哪些事件被排除在外了。其结果，全部的历史重构都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斑斑点点，就像地图一般。

要进行令人信服的历史重构，我们至少要做两件事：第一，要弄清数据产生后自身所经历的历史，包括被人发现；第二，要弄清这些数据能够阐明历史中的什么问题。毋庸置疑，任何学术史研究都必定涵括这两项重构的工作，虽然有时这一点并不明白交代。就大历史而言，美国畅销书作家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 1951— ）的《万物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非常精彩地阐释了前一种历史重构，而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巨著《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则致力讲述整个历史。与后者不同，布莱森的历史不包括人类史，这可能是因为那时以全球为单位讲述人类史的传统还没有形成。

历史研究，包括大历史研究，是持续不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观察和理解的讨论，并凭借这一做法，建构最可信的历史发展图景。这种种建构和叙事正是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回应。只不过在现实中，这类问题却经常陈述不清，有时干脆被省略了。这样的话，其得出的结论或历史回应就会显得无中生有或凭空而来。比如，《圣经》中的《创世记》（Beresheet/Genesis）对宇宙时空及地球、生命和人类起源的根本问题给出的是宗教神启的答案，但上述问题本身却没有提及。而带着上述问题研究圣经故事，人们就会看清其中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相信这类故事的人们来说其所给予的答案是多么令人信服。若全世界的学者都这样地对宗教故事加以研究，他们也会将宗教神启故事及相信宗教的那些人置于一个崭新的社会科学视角来看待。

现代学者的历史叙事虽然给出的是基于学术的历史回答，但对上述根本问题仍经常三缄其口。不过我们一定要记得，而且要如是教导学生，那就是所有知识，包括大历史知识，都是富有好奇心的人对近乎无穷尽的各种问题求取答案的结果，而求取答案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对话且时刻处于某种具体的社会语境之中。确切地说，大多数学术研究并不特别关注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而只试图求解较小较具体的问题，但原则上，哪怕是这些小的问题的答案也应该能够嵌入整体的宏大历史框架内。所以，大历史叙事必然是众多学术研究成果的集合，无论后者的规模是大还是小。宇宙世界观的缘起

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自传《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The Pur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 s Memoir）一书中主张，最早的世界观似可追溯到数十亿年前，那时候最早的生物体开始用最早的原始感官对周围的情况做出镜像反映，而这些镜像又通过神经系统与最初的原始大脑相连接（2005年，第32—33页）。而到了几百万年前，这些感官和大脑的体积业已增大，变得更精致复杂，其交流的能力也得到大幅提高，此时便具备了新物种涌现的条件，新物种不但能在大脑中成像，还能与其他成员讨论并因此改进上述镜像。

早期人类形成的世界观的证据大多数早已消失，因为这些种类的世界观没有通过形象或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也无从去理解。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早期人类曾经历一个漫长的世界观形成和讨论的时期，基于试错（trial and error），融入各种感官意象，并夹杂着自身的追求和想象。这种早期的世界意象肯定是基于现实并能够促进甚至提高早期人类的生存概率。当然，这种早期的世界观还取决于早期人类社会的规模，社会、认知和技术发展的阶段以及其所知所处的地理范围。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他《宇宙》（Cosmos,1866）一书第二卷有关人类“从物理角度对宇宙的沉思史”中有与上文类似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洪堡对这一主题的综述仍是最有质量的一种，甚至是最好的。洪堡提出，地中海沿岸诸民族伴随不断的迁徙，其世界观得到不断的改进，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也日趋增长且变得更精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也曾有起落沉浮，但人类改造世界的技能不断提高，迁徙、贸易和征服更增进了不同地域间人们的彼此接触，包括与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的接触，人们的宇宙世界观也因此变得日趋宽广且日益先进。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西欧，伴随加剧的内部竞争、全球征服和不断拓展的贸易，人们的上述观念得到进一步阐发和改进。

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自己发表于1945年至1959年的《宇宙》系列丛书是上述发展的一个顶峰。不过就在亚历山大·冯·洪堡撰写这一系列丛书之时，科学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日趋专业化的过程，从而使得类似无所不包的世界观的建构变得愈发艰难。只有到了20世纪，伴随科学宇宙史的出现，这种大型的基于科学的宇宙观才成为可能。

作为长时期不断改进世界观的努力的一部分，世人也学会了更多地从远端观察地球，上述阿波罗号航天员拍摄到的“地球升起”图片即是一例。英国史学家罗伯特·普勒（Robert Poole，1957— ）在其著作《地球升起：人类终于第一次目睹地球》（Earthrise: How Man First Saw The Earth, 2008）中讲述了人类如何历经数千年在世界各地畅想飞向月球并从那里回望地球的故事，想象着镶嵌在宇宙中的地球家园从那里看会是什么样子。此外，人类为整个地球绘制全图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宇宙世界观的形成和不断改进。美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地理学教授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1948—2008）在《阿波罗之眼：西方想象中的地球全图谱系》（A 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e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2001）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至于学术界对现实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否靠谱，我们是无法预测的，因为这取决于相关学者是否有创造力、足够的知识和巧思灵变，还有这些学者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否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有时乍看起来毫不沾边儿的答案却衍生出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里举两个例子。1928年，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爵士看到培养皿周围的微生物显然被器皿中业已污染的霉菌杀死便感到非常好奇，他的研究最终导致发现青霉素，人类也因此对微生物界生物间的残酷战争有了根本洞见。美国天文学家维斯托·梅尔文·斯里弗（Vesto Melvin Slipher，1875—1969）1913年同样是对天空中一群模糊不清的微小物体感到好奇，于是非常吃惊地发现这些物体发出的光正发生“红移”，就是说它们正不断加速远离我们而去。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另一位天文学家埃德温·鲍威尔·哈勃（Edwin Powell Hubble，1889—1953）对上述微小物体的位置进行测量，发现了整个宇宙正在膨胀的现象。结果，二人共同的发现为全新的宇宙史提供了实证证据，因而对宇宙起源这个亘古至今的老问题给出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答案。

在大历史中，为强调问题答案的实证证据，有时我们要求学生在课内对相关问题进行观察和实验，尤其是那些结果尚不可知的问题。此外，我们特别强调好奇心、探究精神和直觉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下述情况：某些问题显得似是而非，人们的理解可能有误，问题本身非常奇特或让人捉摸不透。这是因为，历史上的重大发现，甚至将来的重大发现，都是这样成就的。

当然，对问题给出的答案必须在程序上符合既有的科学方法。全部的历史学术叙事都是借助实证证据并按逻辑推理组织的，此间还包括某种理论框架，后者虽然可能只是隐而不宣，有时也明白发布。当然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现有的全部数据都可以被纳入上述理论框架，只不过在现实当中，这种情况却比较少见，所以才招致人们长时间地讨论究竟应如何看待历史。历史上曾有一代代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探讨过这类一般性的大问题。笔者无意在此对既往的讨论做一全面归纳，我们只讨论人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一特征让人类有能力识别模式并依此像制图一样进行构建，这样便可以简化大量的感官数据并把数据归并到某些模式中。人在这方面的能力要远高于其他任何动物[4]，而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能力才成就了人类能够发展至今。

人类对历史的建构可能非常不确定，但其唯一可声言确定不移的仍离不开历史。显然，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们手头没有任何确凿的数据可以说明，我们所能有的只是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勾勒出未来可能的大致轮廓。有人主张当下是可以有确定说法的，但很不幸，所谓当下同样是个稍纵即逝的范畴。我们尽管可以说当下即“现在发生的事”，但一旦我们谈论当下，当下却已经成为过去。这对科学实验也是一样。在从事科学实验的时候，我们想要确定的现实却一劳永逸地过去了。不过，我们能够抓住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的话——却还有观察数据，而观察数据更具持久性，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是否做了恰当的记录。结果，我们对当下的研究无可避免地成为对历史的某种形式的建构。正因此，我们说历史研究是科学知识最杰出的全部。“当下”的确是个颇令人生疑的范畴。我有时在课堂上对学生们曾举例说，人们见面的时候彼此互视，其实彼此看到的却是过去的对方。这一结论实无可避免。凡是我们彼此觉察到的有关对方的任何信息都是基于感官数据。就课堂教学而言，师生间的彼此觉察大致关乎声音、光亮和气味，而这些信息都需要时间才能为人所觉察。声音在海平面所谓一般条件下穿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大约1,225千米（761英里/小时），而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每小时约1,079,252,848千米（670,616,629英里/小时）。虽然在课堂上这类觉察的时间差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时间差却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只能觉察到彼此过去的形象，而唯一可以确信的当下只在我们自身之中。

不过这样说也还是有问题。比如有人问，觉察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什么地方呢？是在大脑吗？我们不是主张大脑储存我们对自我及周围世界的觉察吗？当然，我们觉察到的任何感官——比如通过眼和手指——信息都需要时间才能抵达大脑。但究竟在大脑的哪一部位呢？因此，我的结论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共享的有关当下的觉察其实是人本身的建构。

深究人际间的直接互动好像是有点儿吹毛求疵。但在大历史中，此类问题很快就会变得异常严峻。首先，我们对更大背景下的当下，比如人类当下在宇宙中的位置，该做何判断呢？因为宇宙太大了，所以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地球。一般而言，光抵达地球所需的时间越长，证明其存在的时间越久远。因此，天文学家常说，我们捕捉太[5]空中的光，实际上是在回溯历史。这就意味着：人类根本不可能了解宇宙的现状，因为宇宙当下发出的大量的光还没有抵达地球呢！

因此，历史研究无可避免地要使用某种时间框架，只有时间框架确定了，我们才可能依此对业已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排序。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史学家们曾花大力气构建了相对可信的历史时间框架，也因此成为历史的骨架。当然这一历史时间框架是以地球为中心的，而地球围绕太阳的周期性旋转（界定了年）和其本身的自转（界定了日夜）对人而言也成为稳定的标志，让人类能够依此把历史的时间框架进一步划分为日、周、月、年、十年、世纪和千年。就近期大约1万年的人类史而言，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基本上还算稳定，不至于对研究者的时间建构造成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可一旦我们开始审视大约46亿年之久的地球的历史，就会发现地球的自转实际上是在不断放缓，而且我们也无法确认其围绕太阳的公转是否也曾发生变化。换言之，历史上的年可能不同于现在，而相比过去，日夜实际上已经缩短了许多。

因为在大历史中，我们要追溯到宇宙的起源——据说是发生在138亿年前，因此远在太阳和地球问世之前——所以上述问题会变得愈发严峻。显然，我们除了从现在和地球的视角观察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去追溯宇宙开端留下的早期遗迹。也正因此，我们的大历史建构也无可避免地要以基于地球的时间框架为基，下限为当下或现在。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时间框架来从事建构。因此，大历史叙事的时间框架必然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宇宙演化就是以地球为中心展开的，这里只是说大历史的叙事中心依然是现在。

有关这一点还需些许解释。除了陨石和其他宇宙物体之外，我们人类从宇宙接收的信息都是通过电磁辐射，电磁辐射抵达人类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该天体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和彼此运行的速度。有些天体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且与地球相距较远，可能到现在其发出的电磁辐射才能到达地球，而另外一些天体事件可能最近才发生且离我们较近，却可能同时抵达。至于其他的天体事件，也可能是最近才发生，但由于离地球非常遥远，我们则可能全然不知，因为其电磁辐射还没有到达地球。同理，也有可能早就发生事件的天体距离地球较近，却由于其电磁辐射已经穿越地球且永不再回返，我们也因此一无所知。

因此，人类借助可观测到的电磁辐射重构宇宙史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比如，仅就过去人类史的1万年而言，我们人类在此期间还不可能弄清银河系演变的历史，因为大量的电磁辐射还未能到达地球。至于在全球化期间（大约500年的时间）宇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至多只有500光年之遥，而这对银河系来说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换言之，离现在越近，我们对宇宙了解得就越少。趋近当下，我们能拥有的信息只是关乎自己的，而其他信息都是关乎永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