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志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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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套装共2册)试读：
见证与反思
——写在《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出版之际阎明复摆在我面前的这两部书稿，讲的是自二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故事。对于这段令人难忘并引人深思的历史，一直是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的各国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而这两部书稿反映的就是中国学者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而提交的研究成果，也是我所看到的对于中苏关系历史最为细腻和深入的描述。几个月来，翻阅着长达150万字的鸿篇巨制，我不禁浮想联翩，因为书中所述与我前半生的经历有着太多的、直接的关联……
1949年3月，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道：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此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新中国将坚定地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到1950年初，新中国与苏联签订新的条约，正式确立了同盟关系。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中共新政权迈出的每一个步子，几乎都带有苏联的色彩。但是盛极而衰，中苏同盟到60年代末最终破裂。
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的这种状况，曾经深刻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并且促使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从而成为制约国际冷战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中苏关系不仅是中国外交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国际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认真回顾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运行的轨迹，反思导致中苏反目成仇的内在原因，客观评估其中的是非曲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俄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因为学业是俄文专业，加之出身革命家庭，所以从参加工作起就同苏联人打交道，1957年初又奉调担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1966年中办翻译组解散，随后不久，我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的反苏高潮中接受审查并入狱。至此，我从事对苏翻译工作近二十年，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
一 从“蜜月”到不和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结盟、共度“蜜月”、产生分歧的道路上携手前进。我作为国家有关部门、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亲身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进行帮助、中国向苏联学习时的兄弟情谊，也体验了这对兄弟龃龉、嫌隙发生的过程。
1949年末，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那时，苏联工会代表团正应全总的邀请来华介绍他们的工会工作经验，同时指导中国工会开展工作。12月底我到全总正式报到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苏联工会代表团讲师组在天津干校授课当翻译。50年代初，全总不仅每年都请苏联总工会派专家到全总机关担任顾问或到干校任教，帮助培训各种专业的工会干部，而且国际活动很频繁，包括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参加苏联、东欧国家工会代表大会，组织相互交流等。我作为俄文翻译，曾陪工会领导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访问。记得我第一次出国，是1951年11月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到民主德国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因正赶上十月革命节，我们应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国庆酒会。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联外交官很傲慢。有一位苏联官员走过来，我就说：“为中苏友谊干杯！”可他的反应却是用怀疑的语调说：“为友谊？友谊要用酒精来考验？”这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到中办翻译组工作后才知道，那时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欧洲出了个南斯拉夫铁托，斯大林有段时间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斯大林才逐渐相信中共和毛泽东。
在全总工作期间，我除担任全总国际活动的俄文翻译，还被借调参加了中苏两党、两国间一些重大活动的翻译工作，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苏联或东欧国家访问。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出席。9月30日出发前，代表团在讨论任务时，毛泽东请刘少奇利用这次机会，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政方针问题向斯大林请教，听听他的意见；同时了解和研究苏共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如代表的产生、会议的筹备、会议的程序、新闻报道以及如何安排外国代表团的活动等。这次随团的主要翻译是师哲，给刘少奇和王光美当翻译的林莉感到任务重，一人无法应付，提出调我一起去做翻译。这样我就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去了苏联。虽然我没有参加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所进行的正式活动，但是能了解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情况，并感受到了那种中苏友好的氛围。
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厅举行。8日，刘少奇向大会致词，并宣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祝词。刘少奇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了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运用苏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次日，《真理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刘少奇祝词的消息。24日和28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两次会谈，由师哲担任翻译。斯大林同刘少奇的会谈主要涉及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组建一党政府等问题。会谈后，刘少奇即将谈话内容电报毛主席、党中央。党中央、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建议十分重视，研究并部署了制订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5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人。这样就完成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建设。但是，中共中央没有采纳斯大林1952年10月同刘少奇会谈时提出的在中国建立一党政府的建议，这应该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立场的表现。
苏共十九大结束后，我陪同陈毅夫妇和饶漱石夫妇去高加索的著名疗养地——矿泉城疗养。其间，我跟随饶漱石考察了莫斯科市的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主要是工厂，如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在莫斯科，我们还碰到了由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他们是来同苏联政府商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苏联政府援华建设项目的。我回国后，在帮助饶漱石整理访苏考察报告的过程中，正好经历了斯大林1953年3月5日逝世的事。当时好多老中医纷纷写信给中央献方献策，想挽救他的生命。后来电台广播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不仅是中央领导，就连我们一般干部也都陷于悲痛之中。
1954年8月，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我随全总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9月，全总领导为进一步学习苏联工会经验，提高各级工会领导干部的水平，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苏联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派出了一个由49人组成的领导干部学习考察团到苏联学习考察，我担任翻译组组长。考察团在苏联着重学习了苏联的工会建设和劳动经济等课程。1955年新年后，考察团结束学校学习，分组赴基层考察。我随一个组到乌克兰重工业基地德涅泊尔彼得罗夫斯克市的钢铁联合工厂，考察那里的基层工会工作经验。这次的苏联之行，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际工作考察，收获很大。回国后，我们在此基础上编写并出版了两本书，即《苏联工会建设讲义》和《劳动经济》。
在苏联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1955年夏，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等问题上大反“右倾保守”后，急于求成的冒进之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及各经济领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压缩过高指标的指示精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主持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订工作。1956年6月，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拟就“二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草案，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不知经过谁的推荐，国家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李富春当翻译。6月19日，我们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专机离京飞莫斯科。这次中苏双方的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组会谈计划和项目，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我不懂业务，插不上手，所有的分组会谈都由国家计委或各部的同志翻译，平时我只负责李富春的生活。
就我当时的了解，苏联方面认为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道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的“二五”时期的积累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比例等表示疑虑，认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这么快，会造成很大困难，所以提出了一系列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的建议。关于苏援项目，经双方磋商，由原来提出的236个调整为217个。对于苏方的意见，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认为是有道理的，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如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等，与我们前一段已发现的问题相一致或相似，这些问题我们此前已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我们更切合实际地制定“二五”计划是有益处的。特别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经验提请我们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发作用。李富春认为，除个别问题外，我们都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轮廓草案是必须修改的，而修改的结果是要降低，要少定指标，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于陷于被动。李富春对中苏双方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满意的，苏联方面的意见，有益于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次出访前后两个半月，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令我永生难忘。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不久，这个秘密报告从波兰泄露出去，在西方报刊上全文披露，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的严重混乱。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这个秘密报告，推波助澜，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这年的10月又接连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1月，全国人大借调我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六国。行前，中央给代表团增加的一项任务就是，多做工作，促进东欧局势稳定，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1月15日至12月2日，在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彭真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讲话，充分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及成就、中苏两国团结合作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大意义；在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正确评价斯大林等重大问题上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观点；强调协商解决兄弟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纠纷。11月28日，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苏中两国人民友谊晚会，彭真参加晚会并讲话。他谈道，我们应该像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来保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同时也指出，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永远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纷争，但是纵然发生了纷争，也是应该和完全可以协商解决的。此后在12月末至翌年初对其他五个国家的访问中，彭真一再向五国领导人谈中国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维护、加强和发展中苏团结合作的愿望及决心，实际也是帮助赫鲁晓夫做稳定东欧局势的工作。1957年1月31日，彭真率团结束访问南斯拉夫后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当天晚上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单独会见了彭真。彭真介绍了访问东欧各国的情况，说形势很好，局势已经稳定。赫鲁晓夫表示：东欧局势能这么快恢复稳定，这与中国共产党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分不开，中国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苏联同志对此表示敬意。在谈到斯大林时，赫鲁晓夫评价的基调与不久前在欢迎为斡旋波匈事件来苏的周恩来时的讲话全然不同了，还是全盘否定。彭真则应对说：对像斯大林这样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评价，我党历来主张要慎重，要坚持全面历史地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棍子打死。那样既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双方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显而易见，但那时中苏两党都有团结的强烈愿望，所以遇到无法一致的问题时，常常是各自少说几句，保留观点即可，并不强求统一。2月1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彭真出访苏东六国的汇报。
1957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我结束在全国总工会的七年工作，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那时中办翻译组刚刚成立，由朱瑞真、赵仲元和我三人组成，我任组长。翻译组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在编制上隶属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办副主任李颉伯在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为中央服务，具体地说，就是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担任口头翻译。过去这部分工作由师哲担任，现在这副担子放在你们肩上了，担子不轻啊！
从1957年开始，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相互通报的事情、来往的信函逐渐增多，双方领导人互访活动也增多了，我们翻译组的任务十分繁重。翻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函，是我们翻译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当苏联驻华使馆转来苏共中央的来信时，我们基本都是连夜译成中文，送杨尚昆审批后，黎明前交到中办机要室突击打印，于上午9点前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办公室。我们翻译组还参加了中共中央重要会议文件的翻译工作，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翻译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情景。当时我们就“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一词的翻译问题，向王稼祥和师哲请教。师哲说，苏共二十大后，他曾就此问题请示过刘少奇，少奇同志说，“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主席，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师哲还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不过也有一些翻译仍然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于是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说法并存的局面。一般说来，5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大使请求接见时，大都由毛泽东接见。1956年以后，毛泽东有时接见，有时委托刘少奇或周恩来接见。每次中央领导接见苏联使节都由我们翻译组的同志担任翻译和记录。总之，我从此开始接触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核心文件，更多地近距离体验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活动。
为了继续平息波匈事件的余波，促进国际共运的团结和发展，中苏双方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的邀请访问中国，既是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也是对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苏联的回访，以显示中苏两国的平等地位，“不是中国国家元首总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到中国来”。这样，伏罗希洛夫率团于1957年4月至5月访问了中国。这次的接待，经请示，我们请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担任主要翻译。我当时除分工负责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的在华生活外，还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为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一直由中国党政主要领导人陪同；他每到一地都出现万人空巷的动人场面，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展现了当年中苏友好深入人心的画卷。记得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席间，毛泽东热情称颂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说：“你这样颂扬我，是不是在搞个人崇拜啊？！”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个人崇拜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就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5月25日晚，毛泽东邀请伏罗希洛夫等人到他家里共进晚餐。席间双方就中国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问题交换了意见。伏罗希洛夫问，中国朋友对目前在国内广泛开展的针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运动有没有任何担心和怀疑？毛泽东听后同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商量后，坚定地说没有任何担心和怀疑。毛泽东说，在中国完全没有可能重演匈牙利事件。我们这里不会出纳吉。毛泽东并请伏罗希洛夫转告苏共中央，在中国开展的思想运动是有可靠的基础的，完全有保证顺利地完成这场运动。次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启程回国，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各界代表和数千名群众到机场送行。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隆重的欢送仪式上致词说：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密地联结在一起。27日，伏罗希洛夫率团回到莫斯科后，莫斯科举行了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伏罗希洛夫发表讲话说，他在中国看到人民政权取得的实际成果。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我和中办翻译组的同志参加了出访前期的准备工作，并随团赴莫斯科参与了翻译工作。苏联方面极其重视毛泽东的这次来访，与中方“打前站”的同志一起，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他的住房，如将钢丝床换成木板床，把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蹲式马桶等。赫鲁晓夫曾亲自到克里姆林宫检查为毛泽东准备的起居室，看到那张硕大的木板床、薄薄的被褥，他评价说：“丛林里来的战士。”看到卫生间那个改装后的马桶，又不解地摇摇头说：“难道蹲着大便更舒服？”
到莫斯科之后，毛泽东除了参加一些礼节性的正式活动，如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11月7日的红场观礼等以外，还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多次会谈，并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国际共运中的迫切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间，毛泽东最为关心的还是会议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内容。在他的主持下，胡乔木等人紧张地进行了《宣言》草案的修改工作。经与苏方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共识，并对全部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宣言》最终按中共的要求，在谈及“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问题。苏共还提议，文件草案应以苏共和中共两党代表团的名义提交会议。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对这一提法，波兰代表团表示反对，给我印象很深。为此，毛泽东先后四次会见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做通了他的工作。11月18日，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阐明了他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国际共运的团结、正确区分敌我矛盾等问题的观点，并对《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表示赞同。总之，针对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思想混乱的状态，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力争统一认识，使得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以求一致对付西方的反动势力。
11月19日，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宣告结束。这次大会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协商解决分歧之先河，这在斯大林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很满意。这次莫斯科会议可以说是中苏友好达到了顶峰。然而短短一年之后，两党的蜜月期就结束了，中苏关系发生了逆转。
莫斯科会议结束到1958年中期的一段时间，中苏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中国完全赞成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支持赫鲁晓夫建立“卢布区”，与“美元区”对抗的思想；应邀派代表参加经互会成员国会议；同意苏共中央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立场，参与苏共发起的批南运动等。正是在这样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苏联向中国提出了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引起了中苏关系中的第一场大风波。
1958年7月21日晚九十点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紧急拜见毛泽东，我奉命赶赴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做翻译工作。尤金说，他回国休假返回北京前，赫鲁晓夫委托他向毛泽东转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几点意见，其中一个是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我把这段话翻译完后，毛泽东诧异地发出了“啊”的一声，接着问道：“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毛泽东这里所讲的搞合作社，指的是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订立新的中苏条约时，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四个合营公司。毛泽东把这些合营公司叫做“合作社”。尤金说，没有决定，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毛泽东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强迫我们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尤金说，他感觉到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不过他又说，他们只是提议，还需要两国共同商定。毛泽东最后说，今天这个问题不做决定，明天再谈。尤金走后，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半天没说话。次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前，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游泳池开会。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撤销海军提出的请苏联帮助建造核潜艇的请求。同尤金的第二次谈话开始后，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谈了三个多小时，加上我翻译的时间，整个谈话持续了五个小时。谈话过程中气氛紧张，尤金满脸通红，不断擦汗，再三解释，也说不清楚到底赫鲁晓夫是不是要搞共同舰队。毛泽东对尤金说，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直接谈，或者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决定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7月31日下午，赫鲁晓夫乘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当日，毛泽东就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李越然和我担任翻译。不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料，赫鲁晓夫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尤金身上，说尤金没有正确地理解自己的意思，苏共中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从来没有考虑过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8月1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进行第二次会谈前，突然对李越然说：“小阎不怕洋人，你是不是有些顾虑？”我们顿时紧张起来。我连忙对毛泽东说：“小李翻得很好，准确，流畅，理直气壮。”随后，我提醒李越然，在翻译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相互称呼时，毛泽东说“你”“赫鲁晓夫”，我们就直接照译，不要译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就是不要称呼他的名字和父名。一般情况下，用对方的名字和父名来称呼，是表示亲切和尊重，这在双方争执的情况下是不合适的。对这次会谈中，有一段话我记得比较清楚，毛泽东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赫鲁晓夫听后面无表情，他对此怎么想的不得而知。翌日和8月3日，毛泽东又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两次会谈。最后，双方签署并发表了两党会谈公报。公报指出：中苏两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就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8月4日，赫鲁晓夫结束访华，打道回府。
赫鲁晓夫的这次访华并没有使中苏关系恢复旧好。相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吵架，面对面地抗衡，虽然在赫鲁晓夫矢口否认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并把责任推给尤金的情况下，裂痕最终表面上得以弥合，会谈公报上再次大字书写“完全一致”，但是实际上中苏关系从此迈过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事隔不久，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这一举措使赫鲁晓夫火冒三丈，认为毛泽东在半个多月前的会晤中对此事只字不提，口口声声说是“以苏联为首”，却对这样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简直是要把苏联拖下水！为了搞清楚中国炮击金门的意图，赫鲁晓夫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于9月6日来华了解情况。我作为翻译参加了当日下午周恩来与葛罗米柯的会见，以及当晚毛泽东对葛罗米柯的接见。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既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马祖登陆，我们就是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的气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则对葛罗米柯说，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这点请告诉赫鲁晓夫。这样，赫鲁晓夫在摸清了中国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后，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炮击金门进一步增强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同中国保持距离以至分道扬镳的决心日趋坚定。面对中国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由不赞成的“沉默”，转向公开的批评和指责。由此，赫鲁晓夫被划入反对总路线的反对派的行列，毛泽东一再表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是怀疑的。这一点成了中苏分歧日趋公开化的重要因素，中苏关系从1958年起，开始走向不和与抗争。
在中国“大跃进”运动，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设想的刺激下，赫鲁晓夫不甘心成为“落在后头的共产主义者”，着手搞了一个苏联版的“洋跃进”计划。1959年1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这个1959年至1965年的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我和赵仲元、李越然等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共代表团出发的前夕，1959年1月23日傍晚，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突然打来电话，说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转交苏共中央的信件。当晚8时，邓小平、杨尚昆接见了安东诺夫，我和朱瑞真担任翻译。安东诺夫递交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打算在即将召开的二十一大上修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信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发展了、壮大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用这种提法在当前已经不能充分地反映客观的事态。”邓小平当场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这个提法。当天夜间12时，杨尚昆给毛泽东读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这一情况进行了讨论。24日下午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向苏方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说：在现在条件下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是自觉的，莫斯科会议也写进去了，这个武器不能取消，否则就等于把“刀子”交给别人，让他们搞我们。第二天下午，赫鲁晓夫同周恩来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告诉周恩来：苏共中央已考虑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对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有关词句做了修改。但他仍然认为“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困难，改变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团结群众同敌人作斗争。
1月27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只是对此做了委婉的说明。赫鲁晓夫进一步解释说：“必须着重指出，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实际上，苏联共产党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党。苏联也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胜利负有责任。”引起中共代表团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谈的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理论问题，听起来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对此，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研究后决定，在向苏共二十一大的致词中，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运动，以及争取15至20年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会上，尽管赫鲁晓夫十分清楚周恩来致词中的部分内容是对他报告中的有关认识的反驳，仍然与周恩来热烈握手，互相拥抱。双方实际已貌合神离，只是心照不宣。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开创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先例，它只能加剧分歧，破坏团结。毛泽东对此则没有理会，仍然强调以团结的大局为重。他在2月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因此，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但现在不要说。苏共二十一大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双方的关系还是比较平静的，似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在忙于处理各自的“大跃进”，暂时无暇过问彼此的纷争。但是，新的不和的种子毕竟由此种下了。
1959年7-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给毛泽东写信之后，会议从纠正“左”的错误转向为“反右”，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升级，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在“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以及全党开展“反右”斗争的严峻政治气氛中，新中国迎来了10周年国庆。在苏联，9月10日，针对这年夏秋爆发的中印边界冲突，塔斯社发表了实际上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则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于9月15日开始访问美国，苏美双方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赫鲁晓夫志得意满，自以为“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成为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和平缔造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应邀访华，并参加新中国10周年大庆。
9月30日晚，为招待前来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和国内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了5000多人的盛大宴会。赫鲁晓夫发表讲话，他在赞扬中国十年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后，开始影射攻击中国炮击金门及在中印边界上对印度的反击等行动。他说：“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样强大，就应该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这样干的人。”对于赫鲁晓夫的种种表现，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憋了一肚子的气。10月2日，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会谈。李越然负责翻译中国领导人的发言，我负责翻译赫鲁晓夫等人的发言。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美关系、台海局势、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双方发言坦率，争论十分激烈，可以说是大伤感情。以至于赫鲁晓夫委屈地表示：你们一方面说要“以苏联为首”，另一方面却一句话都不让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平等呢？我们不想有什么“为首”的党，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别的都是假的。
从这次会谈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改善苏美关系。由于中国方面强硬的抵制态度，他的企图没有得逞。为此，赫鲁晓夫一气之下，以苏联国内有急事为由取消去外地参观的计划，于10月4日早提前回国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赫鲁晓夫没有飞回莫斯科，而是去了海参崴，然后又去了新西伯利亚。他并没有什么“急事”要处理，实际上是“摔门”离开中国，给中国人以极大的侮辱。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会议做出结论，认为我们目前应采取以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应看到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14日，毛泽东在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时，对中苏领导人的这次会谈进行了评说。他谈道：上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中苏之间不要因为一个指头的分歧，影响了九个指头的团结。中国党还是强调中苏两党、两国要团结一致。
不过，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的强硬态度则耿耿于怀。他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访华归来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国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31日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把中国领导人比作托洛茨基，中国的对外政策比作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指责中国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18日，又授意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所做的访华报告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了严厉指责。虽然这个报告最后说到，苏中友谊对于苏中两党两国、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来说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苏共有义务竭尽全力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克服苏中关系中出现的困难，但不幸的是，赫鲁晓夫一步一步地把中苏关系推向了破裂。
二 走向分裂
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作为观察员率团出席会议，我当时是随团翻译。在这次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时苏共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给中共中央发出“口头通知”，全面攻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是从1958年夏天中苏闹不和之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此前的1月13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苏联将单方面采取大规模裁军的行动。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在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康生的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贯破坏普遍裁军，不会放弃军备竞赛政策。因此，争取普遍裁军，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特别是讲话稿中声明：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家关系中一直对中国采取排斥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国的正式参加及其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有任何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国内发言的时间、有什么改动，国内再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这个稿子。
2月4日，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开始时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当日，康生在会上做了发言。康生讲话中的上述声明，实际惹恼了赫鲁晓夫。于是，在苏联政府于当晚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两杯酒后开始骂人，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他说：“有人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为的是看着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能以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竟然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说：“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老套鞋，只能把它放到墙角去。”他还声称：“过去我们是站在一条腿上，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是站在两条腿上，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更为严重的是，苏共中央领导人在2月5日会见中国观察员代表团时，对康生在会上的发言表示不满后，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全面攻击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说中共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中印边境事件，搞冒险主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指责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发言违背苏中双方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康生等人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康生并几次讲道：“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样，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的讲话。这就违背了会议开始时做出的规定，引起赫鲁晓夫更大的不满。在后来的中苏两党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多次抓住这一点攻击中共，说康生向帝国主义出卖情报。
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会议认为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三篇文章就是这年4月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根据毛泽东关于“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的指示，这三篇文章集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指定由我们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它们译成俄文，对外发表。与此同时，苏方也发表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都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争的序幕。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指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会议强调，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
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我们反对苏共把它的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工联等国际组织，把这些组织作为它的外交工具。6月2日，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到达北京。当天，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即与格里申进行了会谈，我担任翻译。刘宁一谈了中国方面对世界工联这次会议文件的看法，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谈得不系统，虽然提出不少问题，但都没有展开说。会谈气氛紧张。会谈结束后，刘宁一对我说，小平同志看了会谈记录后打电话给他说：“你怎么谈得那样乱，是不是喝醉了？”4日，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团长、国家主席列希和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部长贝利绍娃，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由我做翻译。刘少奇在会谈中介绍了中苏两党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贝利绍娃回到宾馆后立即跑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苏方汇报，说刘少奇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
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的当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出面邀请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17个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员代表共40多人，共进晚餐，饭后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座谈会。邓小平发言，他原准备讲五个问题，但讲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后，因身体不适离场，刘少奇宣布休息，并商定请彭真接着发言。当刘少奇宣布继续开会时，格里申大声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中国同志要干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对苏共的指责。其他国家的工会代表也多跟着格里申站在会场里，不肯入座。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后，座谈会不了了之。有鉴于此，中方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便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根据这一方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话说：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则在8日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中共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观点，明确表明了与会议决议草案不同的认识。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最后，会议在通过了一个妥协的决议后闭幕。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会里会外的活动都涉及对苏共观点的批评，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运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在获悉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事件后，决定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声讨”中共的“反苏分裂活动、宗派活动”。可以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6月14日至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其间，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和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晤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组织对我们的围攻。6月17日下午，参加罗党三大的中共代表团在团长彭真的率领下先期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我作为翻译随团前往。会谈中，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共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问题涉及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时代等当代国际问题，双百方针、总路线和“大跃进”等中国内政问题，以及中苏关系。
彭真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发言中就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阐明了中国党的观点，逐一指出了同苏共的分歧，并说明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中国方面是同与会的共产党、工人党党员代表交换意见，是针对工联内部问题表明中共中央的观点。至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彭真表示，这是根据中国的条件来做的，并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苏共。会谈持续了八个多小时，双方争论激烈。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后当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并说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跟我代表团争吵时，手里拿着一个打字的文件，大概有20多页，说明他是准备好的。这个情况不是好兆头，很可能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
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6月20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开幕。21日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会场上与会代表多次起立鼓掌、呼喊，为他捧场。当他说到对于这些敎条主义者，“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他们的耳朵的”这种明显影射攻击中共的话语时，在主席台就座的人士率先鼓掌的带动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苏共代表团还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就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事件提出指责，全面批判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22日，彭真在大会上发言，还是讲中共《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内容与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在主席台上的人有意冷落对待彭真的演讲。
这天下午至深夜，彭真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在抨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们紧紧踩着我们的脚跟，我们也将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脱离了马列主义，那就各走各的路吧”。彭真则继续阐明中共的立场，并驳斥了赫鲁晓夫的种种指责。
这样，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布加勒斯特会议本来是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一次兄弟党会议，结果却突然变成了一次一部分兄弟党经过事前预谋，共同激烈地、全面地谴责中国党的会议。6月2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进行了11个小时，面对部分兄弟党代表的围攻，彭真的发言主要针对赫鲁晓夫的歪曲和诬蔑，从正面说明中国党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把同苏共的主要分歧摆到大家面前，用商量的态度请与会者考虑这些意见。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赫鲁晓夫，避免伤人过多，彭真在讲话中只对攻击中国党最恶毒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进行了回击，没有涉及其他兄弟党。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卡博公开站出来反对赫鲁晓夫在国际会议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几次发言同他争论。这成为日后苏共和中共制裁与维护阿劳党斗争的开端。会议最后讨论公报。彭真说明我代表团没有被授权签署公报，坚持要求会议给两天时间，以便得到中共中央对公报的意见。赫鲁晓夫粗暴地拒绝彭真的要求，用挨次点名的方法强迫其他十国党代表同意通过公报，并宣称公报一个字不能改。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6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擅自将会议扩大，把前来参加罗党三大的各国党的代表都拉来，举行了51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们代表团到会场时才发现，参加的不只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会议扩大到这个范围，事先既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我们，完全是苏共一手包办的。在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代表发言后，彭真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避开了赫鲁晓夫设置的把中共代表团推到同其他党的代表直接争吵的陷阱。在当晚罗党中央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故伎重演，喝了几杯酒以后站起来致辞，蛮横无理地影射攻击中国党和毛泽东，并且越说越激动，宴会的气氛十分紧张。彭真神态镇静，为了顾全大局没有予以反驳。其间，彭真在离席去中国驻罗使馆接国内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时，还嘱咐我与罗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打招呼，不要让他们说我们是为抗议赫鲁晓夫而退席的。周恩来对彭真说，他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完全支持彭真同志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攻击所进行的斗争。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当晚，代表团收到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书面指示，要代表团约见乔治乌-德治，表示中共中央赞成会议发一个公报，但对公报有修改意见，建议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中共代表团的声明。26日凌晨，彭真约见了乔治乌-德治，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我们则在接到中央发来的公报修改意见和声明后，立即着手将文件译成了俄文。
6月2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乔治乌-德治说，鉴于会议公报已经通过，建议不讨论中共代表团送来的7页修正草案。彭真发言表示，我们党中央授权我们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同时亲手将11份装在信封中的中共声明的中文本和俄文译本交给乔治乌-德治，请他发给所有在座的兄弟党代表团。赫鲁晓夫看完声明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散发的声明是一个反对苏共、反对我个人的文件。中国同志做得很巧妙。我代表苏共中央声明，苏共保留对它研究后提出答复的权利。直到这时赫鲁晓夫才弄明白，中共代表团要求再次召开12国党代表会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公报修正草案，而是为了发布声明，当众揭露和谴责他的老子党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而绝不屈服于他的指挥棒。最后，中国代表团指出，这三天来，会议只指责我们党，而没有讨论任何其他问题。赫鲁晓夫所有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反对我们党的。这一切目的何在？就是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进行反对我们党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三天来会议的整个进程不符合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不利于加强团结，而相反是破坏我们的团结。这样，51国党代表的会议就结束了。
会议结束不久，7月13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科兹洛夫做了题为《关于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若干原则问题上所持错误立场》的报告。经过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把1959年9月以来反对中国的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正式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不要和平与和平共处、搞民族主义和派别活动的国际性的阶段。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还决定停止发行在华出版的俄文《友好报》和停办在苏出版的中文《苏中友好》杂志，等等。这样，赫鲁晓夫就把中苏两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根据布加勒斯特会议达成的协议，1960年11月十月革命43周年的时候，将召开一次由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会议，此前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组成起草委员会，为会议起草文件。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做了答复，阐明了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原则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建议。中苏两党决定先期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我是随团翻译。9月16日，邓小平率团抵达莫斯科，从17日开始至22日，同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举行了5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17个小时。在19日和20日的会议上，邓小平发言指出，苏共领导一方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的关系摆错了位置。邓小平说：多少年来，你们就不是以平等的兄弟国家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以父子国的态度对待中国。想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使父子党的关系合法化是徒然的。苏共代表在发言中仍是一味地重复他们对中共的攻击。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
一个多星期后，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二访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起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的工作。我继续随团担任翻译工作。从10月1日至10日，起草委员会一共开了七次会议，参会的各党代表做了一般性发言。在5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阐明了中国党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批判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滚到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不依靠援助和单干”“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等提法；声明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邓小平特别指出，兄弟国家之间是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不能把这种援助看作恩惠，当作施加压力的手段；反对不平等的父子国、父子党；反对对有不同意见的党不坚持协商的原则，而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的党，给别的党戴上“少数派别”的帽子，等等。会议秘书处从10月10日至21日起共举行了11次会议，参会代表逐页逐段地讨论草案，围绕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重大修改意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到22日起草委员会会议结束时，还有关于各国共产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战争与和平三个问题，留待11月大会上解决。
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活动，并出席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随团翻译组有俄、英、法、西、越、日、印尼等语种的翻译2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11月7日，苏共代表团交来苏共中央对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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