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日本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庞国雄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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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日本史试读：

前言

日本，一个被称为“弹丸之地”的岛国，一个文雅与野性共存的国度，一个善于模仿、勇于创造文明的国度。这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在世界经济史上写下奇迹和辉煌的民族。这个国家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渊源极深。唐朝的日本，曾经几度派遣使者来中国学习文化。日本向中国学习，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应该是取他人之长的学习不同，而是一切照搬，甚至就连服装都要向中国学习。日本属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国家，但它又输入了西方思想，两者结合形成日本经济社会的文化理念，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且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大和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虽然中华民族与之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可我们还是对他们所知甚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屡屡让我们震惊。当天朝上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焦头烂额受尽欺凌之时，我们身边这个一直不起眼的小国却在同样的挑战中迅速崛起，很快取得了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让清朝上下大跌眼镜。崛起后的日本不仅轻易击败了清朝，而且不久就把庞大的俄罗斯踩在脚下，又一次让中国人目瞪口呆。

日本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搭的是末班车。但凭借其国民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整齐划一的战斗力，在后来的战争中不仅弥补了技术上的鸿沟，还在竞争中取得了后发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全民族意志统一，决心通过经济振兴实现崛起，其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到1990年，增长了152倍。而今，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GDP方面，2009年，如果按照国际汇率计算的话，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6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万美元，居世界第17位。

走在日本的街道上，很少有外国人不被日本社会的整齐有序所感染。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日本从不停电，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每个日本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整个日本社会也像一部机器，运转精准，几乎毫厘不差。

外国人不管对日本人有怎样的偏见和讨厌，对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和执著，是绝对说不出一个“不”字的。他们常常是因为认真和执著得过度甚至招人厌烦。1932年，鲁迅在辅仁大学演讲时说道：“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到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日本就是这样，它热诚地向你学习，却丝毫不影响它那极为强烈的自尊，而只是表明它的极为好强、不甘人下。事实上，它一丝不苟地向你学习，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超越你，把你甩在身后，甚至把你吞掉。

日本在世界民族坐标中是个有特色的民族。以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从事以种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型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从春种到秋收若无整个家族及邻舍的彼此照料帮忙，势必举步维艰。这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核心，集体本位主义形成的始因。日本文化可说是一件“百衲衣”，主要由中国、英美及本土诸种因子构成。日本人自身的创造力依靠引入外来文明得到启发，进而推进本国发展，日本文化的继发性形成了该民族学习和接受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战后的日本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略，且与传统文化相整合，陶冶成一种全新的颇具东方特色的日本式的文明。

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来自于其地理条件的特殊，日本列岛孤独地漂浮在大洋之中，几千年里从来没有和外界有过直接接触。日本列岛面积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而且时时刻刻处在地震、海啸、火山的威胁之中。日本人的物质生活向来十分简朴，他们不重视享受而重视精神力量，重视保持刚健顽强的心态。

本书用短短十多万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日本历史画卷，让广大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日本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独特魅力。希望通过读这本书，能让读者对日本文明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客观的认识，并从中学到日本人独特的聪明才智和认真、顽强的处事风格。

第一章 文明源头：海洋中孕育的大和民族

第一节 海洋文明哺育下的岛国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端，太平洋西北角，是所谓的“日出之国”。其最古的地层于古生代中期(3.5亿—4.3亿年前)已经形成。它曾与亚洲大陆相连，经过长期激烈的地壳运动，进入旧石器时代洪积期(约l万—2万年以前)后，随着海平面上升，东海陆地下沉，逐渐与大陆分离，形成了本州、四国、九州三岛，只有北海道依然与萨哈林(库页岛)岛和沿海州相连。进入冲积期(即后冰期)后，由于发生海进，形成津轻海峡、宗谷海峡，北海道才与萨哈林岛分离。经历了漫长久远的年代后，才逐渐形成如今的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和无数小岛所组成的弧状的列岛形态。

日本是呈弧形排列的岛国，南北长约3000公里。除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这四个主要的岛屿外，其周围还散布着4000余个小岛。日本列岛土地面积为37.78万平方公里，70%是山地，30%是平原，四周环绕着浩瀚无际的大海。在日本列岛上，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全国第一峰富士山海拔只有3776米，日本人将它视作“圣岳”、“灵峰”，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面积都很狭窄，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其宽度也只不过200公里左右。列岛上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短浅。日本地形狭长，南北走向，南端和北端虽然存在着亚热带和寒温带气候风土上的差异，但主要的大和地方位于中央部且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和大地震，但从整体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自然灾害的严重侵袭。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全国l/3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展开一派悠悠的绿韵，在清爽的空气中带着几分湿润与甘美，并且经常锁闭在雾霭中，容易造成朦胧而变幻莫测的景象。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气候风土，最适宜原始时代的人类维持自然的生活，并直接孕育了大和民族和日本文化。

日本列岛呈南北方向的弧形排列，地处北纬24度至北纬45度之间，其气候有亚热带、温带、亚寒带的区别，加之受复杂地形与海流的影响，日本气候的地域差异也很显著。但是，大体上说，日本的气候受亚洲季风影响，是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其气候的特征是降水量大，既多雨，又多雪。日本列岛的年平均降水量为1700毫米，而作为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西亚，其年平均降水量仅在500毫米以下，近代文明发祥地西欧的年平均降水量则在1000毫米以下。与同处东亚的北京(年平均降水量600毫米)、南京(1000毫米)、韩国的大邱(950毫米)相比，其降水量遥遥领先。在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太平洋一侧的日本，雨量较集中，6—7月是高温、多雨的梅雨季节，8月以后台风则经常带来暴雨。在冬季，日本海一侧，由于位居对马暖流(海面水温即便在冬季也可达5℃—10℃)和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高气压的交汇处，成为世界上降雪量最多的地区之一。降水量大有利于树木成长，因而，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约占国土的2/3。加之日本列岛纵贯几个气候带，所以，日本具有富于多样性的森林生态体系。有学者认为日本文明具有“森林文明”的特色。

日本多山，国土的70%是山地，大都被森林覆盖。主要山脉飞(马单)山、木曾山、赤石山，平均海拔3000米，纵贯本州岛中央，将其分为东向太平洋的“表日本”和西临日本海的“里日本”。因而，日本的平原少，河流短，地形复杂而富于变化。然而，日本这种地形的形成是较晚的，大约是在9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的造山运动以后的事。日本的火山多，地震多，或许与此有关。

日本四周环海，而且在日本近海生息的动物种类亦很多。例如，地中海仅有海生动物1322种，日本近海则多达3492种。海洋不仅为日本人提供了丰饶的食物来源，而且一直作为内外航路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同时还会发挥保卫日本民族与日本文明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日本文明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然而，我们现在所见的上述日本风土，并非古来如此，其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

自200万年前开始至约1万年前为止，地球处于冰河时代。在冰河时代，日本列岛的年平均温度，均比现在低6℃左右。那时的海面降低，称为“海退”，要比现在的海面低100米以上。当时有陆桥将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相连结。冰河时代的最后一个“冰期”大约始自7万年前，其最寒冷的时期为2.5万~1.5万年前。当时的日本海被对马陆桥隔断，几乎成为湖泊。由于对马暖流不能北上，以致降雪减少，日本的气候寒冷而干燥，应属于大陆性气候。不过，依据考古学调查，当时日本的森林却比西亚和欧洲繁茂，在东日本多为针叶林，而在西日本则多为落叶阔叶林。当时的日本人虽也使用石刀型石器猎取古象、大角鹿等哺乳类动物作为食物，但更多地依靠采集森林中的树果(如橡、榛、核桃、栗)等植物性食品维持生活。

自1.5万年前开始，气候逐渐转暖。到了1.3万年前，降水量亦开始增多。与之相适应，在日本海一侧的多雪地区的森林中(主要在北纬40度以南地区)，山毛榉、柞之类的温带落叶阔叶树逐渐增加。气候和植物生态体系的如此变化，不利于古象和大角鹿等生活于草原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生息，这时的日本人遂改用尖头石器，以捕获森林中的小型哺乳动物作为食物，并开始捕捉湖沼河川中的鱼类(如鲑、鳟)，作为蛋白食品的新来源。人们已开始制造陶器，用于炊煮树果、山菜和肉类。日本人的生活越来越依存于森林的动植物资源，日本的森林文明由此而诞生。

大约1万年前，冰河时代结束，全球的气候急速转暖。短短的50年间，年平均温度升高了7℃。海面亦急剧上升，陆桥消失，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被大海隔绝。日本人开始向大海寻求食物来源，用鱼叉、鱼钩等用具，捕捞鱼、贝类海生动物。在沿海地带遗留至今的许多贝冢，便是当年日本人食用海生动物的生动写照。日本的海洋文明由此而发生。

大约8000年前，对马暖流进入日本海，日本列岛多雨、多雪的海洋性气候至此次稳定形成。随之温带落叶阔叶林逐渐扩散到北纬40度以北，于是，关东地区及其以北多为落叶阔叶林，关西地区及其以西多为常绿阔叶林的日本森林生态系统也大体完成。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见的日本风土，是在那一时期形成的，与同一时期的西亚大草原相比较，日本的风土更适宜人们生活，更容易获得食物。那时的日本人，春季采集山菜，夏季捕捞鱼贝，秋季采集树果，冬季捕猎野猪和鹿。年年如此，周而复始。人们劳动与生活的循环频率，与温带森林的季节性循环频率相互吻合，可谓人依存于自然，人与自然共生。

诚然，冰河时代结束后，地球的气候亦并非没有变化。大约5000年前，气候曾变冷过。在西亚地区，气候干燥，草原沙漠化。于是，草原游牧民逐渐向水源较丰富的河滩地区集中。农民和牧民混合、集中，促成了城市文明的诞生。同一时期的日本，气候虽变得寒冷，也出现过“海退”现象，但仍保持湿润。在日本中部的八岳山麓和关东平原的西部，柞树林和桑树林依然繁茂。虽有部分日本人离开海岸地区，逐渐向上述内陆地区移动，但他们的生活仍然依存于森林，仰赖自然的恩惠，并未产生农耕或城市文明。这样的生活又延续了2000年左右。

第二节 列岛上的神话

远古以前，大和民族就在日本列岛上繁衍生息。关于它的历史，有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大多是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的。日本第一部由皇室编纂的国史，即8世纪初成书的日本最早的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记述说：神代之初，天地始分，生成高天原的诸神。首先是天之御中主神，代表宇宙的根本；其次是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代表宇宙的生成力。这三位天神都是造化神。然后天神敕令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二神从高天原下降世间(这被称为“天孙降临”)，他们不仅生产了日本诸岛、山川草木等众多的神，还生下了支配这些岛屿和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太阳女神。这就是历史传说中日本大和民族以太阳神为始祖，是太阳民族的由来。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的后代，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皇帝——天皇。

神话毕竟是神话，历史传说终究是历史传说。事实上，日本的国土与其他的国土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形成的。日本民族也是根据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而诞生的。但是日本列岛上何时存在原住民，还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在东亚中国和南亚印度的洪积期地层中已发现了丰富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冰河堆积物，还有人类的遗迹，比如在东南亚、东亚分别有爪哇猿人和北京人的化石出土。但日本大部分地区是海成层，陆成层并不发达，是非常贫瘠的地域，列岛上是否有原始人类存在，一直是个悬案。后来，日本考古学家在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发达的早期地层中出土了“明石人”的髋骨化石，在浜北地方(今爱知县浜北市)和三日地方(今静冈县三日町)的洪积期的堆积层里发现了人类化石遗骨，又在洪积层发掘出若干旧石器，包括石片，尖状受器等。此外，德国考古学家鲁曼还在日本发现了已经绝种的“鲁曼象”化石，如此等等，说明这一时期的列岛已有高等生物，也可能有原始人类存在。不过，由于日本大部分地区是海成层，所发现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冰河堆积物不如陆成层的中国、印度丰富和发达。在这个时期的地层中，除了石器以外并未发现其他器物，史称无土器文化时代。但从石器的发现中，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时代的人类已经开始进行渔猎、狩猎等活动，并有了咒术行为。

在日本发现人类化石，引发出这些人是从哪里流入这个列岛的问题，这就牵涉到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推想。一般认为，日本地处远东的最东端，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从外边流人北方的蒙古人种、通古斯人，以及南方的马来人种甚少可能再向外回流，因此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又与后来者——日本人称之为“归化人”融合，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崇神纪》十一年条记有：“是岁，异族多归化。”十二年三月的诏书中也记载：“异俗重来，海外已归化。”据分析，当时的“归化人”，主要是指从朝鲜和中国赴日的韩人和湘汉人，前者主要从事劳役，后者主要传授技能，他们对于促进当时日本文化的成长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在蒙古人种系统中，保留绳纹特质最多的是阿伊努人，他们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成为主要的原住民。从人种特征来说，现在日本人的外形特征与中国南方人和东南亚人相似。可以推想，远古时期中国东部海域有大陆架桥，这成为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人流人日本的一条重要途径。总之，各个人种在渐次混同的过程中，又同化了阿伊努人，他们融合彼此的原始信仰，调整了族群的对立，最后，在列岛内部比较平和地统一成为大和民族。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祖先不是单一人种，而是经过长期复杂的多人种混血过程形成的，是一个混合的民族。阿伊努人

距今1200多年前，日本始有经朝廷组织编写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史书。它们记载有不少神话传说，其中有日本“创世”的故事，跟中国“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的神话相似。在遥远的过去，那时有称为“高天原”的天，有像水上的油一样的地，像生长在沼泽岸边的芦苇发芽那样长出了两个神——男神和女神，即伊奘诺尊和冉尊兄妹。他们是日本最早的创世神。兄妹俩站在天浮桥上，将手里的天沼矛往海水里一搅，矛尖落下来的水滴聚集而成一个小岛，名为“淡路岛”。然后又如法炮制，先造出“四国”岛，再是“隐岐”、“筑紫”(九州)、“壹岐”、“佐渡”、“对马”等岛，最后造出了一个最大的“本州”岛。因加起来共有8个岛，故日本有“大八洲国”之称。

伊奘诺尊、伊奘冉尊兄妹还培植了岛上的山川草木，生育了众多治理国土的神。天照大神是这些神中的最高统帅，她治理着高天原，并派子女开发其他疆土。天照大神的弟弟素栈鸣尊，因胡作非为引起众神愤怒，被驱逐出高天原。他降临到出云地方(今岛根县境内)，斩杀了身长横跨7个山峰的大蛇，并从其腹中取得“天丛云剑”，后又禅让给其儿子大国主神统治。是时，天照大神要派自己的孙子琼琼杵尊去统治，并给他玉、镜、剑三件宝器，这就成为历代天皇标榜正统的“三神器”。琼琼杵尊死后，由彦火火出见尊治理国土，被奉为日本开国之王，称“神武天皇”。他率军从日向地方经海路东征，征服大和地方后，于公元前660年元旦在檀原宫即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天皇。虽然这纯属虚构，但对了解日本古代历史却可资参考。

第三节 部落小国时代

根据大量考古发掘证明：距今数万年至十余万年前，日本民族的祖先就已劳动、繁衍在日本的土地上。

20世纪30年代初，在兵库县明石市发现了一片男性腰骨化石，称“明石猿人”；50年代在标木县葛生町发现的下颚骨、大腿骨等遗骨化石，称“葛生猿人”；后又在爱知县牛川町发现了人的上腕骨等化石，称“牛川人”；在静冈县三日町发现了人的不同部位的头骨，称“三日人”。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大分县圣岳洞穴、冲绳县港川、静冈县浜北等遗址中，发现了人体不同部位的遗骨化石多种。上述人类遗骨化石，反映了原始日本人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明石人与中国的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同处于第二冰河期；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圣岳人等分别属于更新世中期至晚期，其中圣岳人、三日人与中国的山顶洞人相近似。

旧石器时代原始日本人生活的遗址，几乎遍布全日本。当时日本和亚洲大陆连成一体，因受地近海洋暖流之惠，植物繁茂、动物成群。原始日本人进行着群体的狩猎、采集活动，过着“冬则宿穴、夏则住巢”的流动生活。他们把制作石器作为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制作技术也日趋成熟，如剥离石刃的技巧，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形成以濑户内、北海道、北九州等为中心的区域性特点，且与东亚其他地区的石刃技术有关联。

原始日本人在旧石器后期，已能用火烤熟食物(考古挖掘中发现过多处炉迹)。他们通过火的应用，能熟食、御寒、防敌，有益于增强体质、丰富智慧，提高了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

距今约七八千年前，日本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反映其文化的代表文物是具有绳纹式花纹的陶器，故称为“绳纹式文化”，它延续了几千年，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遗迹遍布日本各地，出土陶俑多为女性，因此绳纹时代是日本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公元前3世纪末，随着秦汉帝国相继兴起，中国的金属文化和农业技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从此日本进入金石并用时代。这个时代的陶器是用陶轮生产形式简洁的素纹陶器，因最先在东京弥生町发现，故称之为“弥生式文化”，这是一种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农业文化，男子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父权制氏族公社取代了母权制氏族公社。日本出土的铜镜

弥生时代的农业发展和铁器的广泛应用，引起了社会重大变化：不仅出现了以部落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而且有了贫富的差别。在北部九州一些弥生后期的坟墓遗址中，挖掘出非常珍贵的铜镜、铜剑、玉器等；而大多数瓮棺墓葬则毫无殉葬品。这说明当时已出现了阶级。

公元1世纪，受大陆文化影响较早的北九州地区社会发展较快，出现了百余国(部落或部落联盟)。《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说明日本境内出现了许多部落小国。“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证明倭奴国已遣使通汉朝。国家的产生直到3世纪，此后，部落小国通过兼并和联合，逐渐形成规模较大的部落国家，“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有30余国的国名，并对其中的邪玛台国叙述得特别详细。

当时九州有个大国邪玛台国，其女王卑弥呼曾向北魏进贡，得到了“亲魏倭王”的封号和金印。邪玛台国已有严格的等级差别，有大人、下户、奴婢等不同阶级。国王是国中的最高权威。在卑弥呼为国王时，中央一级设有大倭、大率、大夫等职，官吏分别管辖贸易、地方监察、外交事务。为巩固统治和社会秩序，已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一人犯罪，波及亲属。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种禾稻、苎麻。手工业也相当发达，酿酒很普遍，纺织品有丝织物、麻织物，并掌握了染色技术；冶炼技术也相当进步，已出现了铸造工房。尚有贸易集市，南北市籴。在外交事务方面，积极沟通与中国的关系。公元238年，卑弥呼遣使曹魏，魏明帝授予她“亲魏倭王”称号及其金印紫授。至247年的近l0年间，两国互派使者往来有7次。如此频繁的交往，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实属罕见。

第四节 大和民族的统一

3世纪前后，以京都为中心的地区的发展开始超过北九州，部落国家大量出现。与邪玛台国同时，在近畿地区(今京都、大阪、奈良一带)也有不少国家存在。在今大阪府界市有一座规模巨大的皇陵——仁德陵，以及应仁陵、履中陵、景仁陵、崇神陵等。这种陵墓也称为“古坟”，是大和国统治者权威的象征。

经过长期的征战，到3世纪中叶以后，在大和(奈良)平原兴起的大和国逐渐强盛，开始走向统一的过程。4世纪时它已经征服九州和本州的大部分地区，控制了西至九州，东至关东的广大地区，初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它还把势力扩张到朝鲜半岛南部，占领任那，以此为据点，不断侵掠朝鲜半岛。到5世纪，统一过程基本完成。当时中国正经历“五胡十六国”，纷乱后趋向统一。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宋朝。次年大和国即遣使刘宋，表示通好。相继与宋通好的有赞、弥、济、兴、武等五个大王。他们有的获宋所承认的“安东将军、倭国王”称号。

大和国在征服各地氏族、部落时，除把一部分壮劳力和美女当作奴隶带回大和外，一般不破坏当地的氏族组织，使其仍居住在原地，以“部”的形式集体地隶属于王室或贵族，部民在氏族长的统率下进行生产劳动，向所属主人缴纳年贡，并服劳役，农业生产者编为田部，手工业生产者按专业分别编部，如土师部(陶工)、织锦部(织工)等。这种部民制社会，迅速提高了生产力技术水平，为大和政权的统一和统治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部民主要在朝廷和贵族的领地里耕作，他们的来源和地位比较复杂，总的来看，他们近似奴隶。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不能随意迁徙，主人对部民可任意转让，全部剩余产品被主人剥夺，除了主人给他们一点产品作为生活资料外，几乎一无所有，因此，部民实际上是一种“日本式奴隶”，大和国家实质上是奴隶制国家。

大和国的最高首脑为大王(后改称天皇)，是世袭的专制君主，但他没有天皇那样的绝对权力，实际上是氏族贵族联合政权的共主。中央朝廷由几个最有势力的氏族族长、大王的亲信来分掌政务，大伴氏、物部氏掌军事，苏我氏掌财政。地方设国造、县主、稻置等各级官职，都由地方有势力的氏族长充任。中央和地方各级官职是世袭的，并由大王授予特殊的姓，如臣、连、造(表示中央贵族)、君、直(表示地方贵族)等，这些具有世袭尊姓和世袭官位特权的氏族豪强，也称为氏姓贵族(古代日本只有贵族才能有氏、有姓，平民只有名而无姓。氏表示家族血缘关系，姓表示门第尊卑)，大和国家就是以大王为首的氏姓贵族统治的奴隶主专制国家。

倭五王统治的半个多世纪，是大和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外交活跃的时期。他们重视农业，进行水利建设，在开垦田地和兴修水利基础上，建立了许多直属中央的屯田、屯仓，并实行氏姓制度和部民制。氏即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集团，由大王根据其功绩、地位授姓；有姓的氏才能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授有臣、君、连、直等姓的氏，与王族有血缘关系，可担任中央要职；授予造、直、史等姓的氏，担任地方官职。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即基本劳动群众——部民，按技术特长和贵族生活需要，分别编成“部”。遍布全国和所有生产领域的部，作为社会生产的基层组织。从事农业生产的部称“田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部称“品部”；担任侍奉、卫护的部为“杂部”。经过倭五王的精心治理，大和国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都有明显的发展。

在倭五王统治期间，由于“大和朝廷”积极推动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交流，因此诸多大陆和半岛的人登陆列岛，并因此传入了灌溉等农业技术、打制铁制品等工业技术，为日本列岛的生产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专题：日本人的原始宗教崇拜

从已出土的考古发掘来看，远古时期的日本人已具有“万物有灵”思想。在距今5000—6000年前的石川县真肋遗址，曾集中出土了数百块海豚的头骨，它们呈放射状排列。与海豚头骨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长205厘米、直径45厘米的栗木柱，其正面有雕刻。从海豚头骨的人为有序排列和雕刻木柱的存在来看，在这里可能举行过某种仪式。民俗学的调查表明，日本的阿伊努族和东西伯利亚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曾有为猎获物举行“送灵”仪式，他们认为，将猎获物的精灵送回“精灵世界”，这些动物会重返世间，还会成为新的猎获物，以维持人们的生存。有学者推测，上述遗址举行的仪式，或许就是为海豚举行的“送灵”仪式。日本出土的各种土偶

当时的日本人的祖先，认为自然界的万物的背后，都有精灵。日月星辰，电闪雷鸣，山河湖泊，草木虫兽，无不如此。它们既会给人们带来恩惠，也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于是，当时的日本人便祈求这些精灵不断给他们带来恩惠，并试图驱避那些给他们带来危害的恶灵。在日本各地均出土过1万年前至3000年前制造的土偶(陶俑)。初期制造的土偶，只是在陶板上雕刻着人眼和肚脐等。此后又有具象或抽象表现人体的。这些陶俑的特征是均为女性，而且是非写实的。乳房、腹部或生殖器部分被夸张、强调。有的陶俑则明显表现妊娠状态；另一个特征是，它们都有缺损，而且显然是在被有意毁损后，分散丢弃在各处。有的学者认为，这些陶俑及其处置方法，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死与再生”的观点。表现乳房、生殖器和妊娠状态的女性陶俑，实际是不断孕育新生命的象征，毁弃这些陶俑即象征死。但当时的日本人或许相信，这些作为孕育生命之象征的母性陶俑死去后，又有新生命再生。这不仅是祈求人们的生命的新生，也是祈求作为其维生食物的动、植物的新生，祈求自然赋予人们更丰饶的恩惠。在青森县龟冈出土的、制成时间较晚的一个陶俑，则很独特。它的眼睛被夸张，其眼眶比现在人们所带的遮光墨镜还要大，眼眶中有一条细长的眯着的眼缝，透露出威慑与蔑视的神色。有的学者认为，这一陶俑可能是个护符，有咒术作用，可以驱避恶灵。

当时的日本人自然也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的。然而在最初，死者的灵魂与其说是可接近的存在，不如说是被恐惧的对象。从死尸的埋葬方式便能窥知这一状况。较早的埋葬方式是屈体葬，上下肢弯曲，似乎被捆缚过。还有所谓“抱石葬”，把石头压在死尸的胸腹或腰部。还有的死尸的头部被套上陶瓮。这些做法仿佛是要镇压住死者的灵魂，防止死者再生而重返人世。在被发现的这一时代的数千座墓葬中，虽有的尸体旁边散落着玉、石、陶制的装饰品，但很少有为其死后生活准备的陪葬品，也没有后人供奉死者的遗迹。怀着敬爱之情供奉祖先，乃至形成祖先崇拜，恐怕是较晚的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的事。

第二章 迅速崛起：大化改新运动及中日文化交流

第一节 圣德太子改革

进入6世纪以后，大和国中央大贵族间矛盾突出，地方贵族据地自强，对抗中央。掌握中央大权的是臣姓的葛城氏、苏我氏和连姓的大伴氏、物部氏等贵族。他们在王位继承和信奉佛教等问题上有分歧，经过激烈斗争，苏我氏战胜了物部氏。公元592年，苏我马子的外甥女推古女帝即位。她执政贤明，立其侄子厩户皇子为太子并委以“摄政”身份，辅佐处理大政。

推古女天皇，原名为额田部皇女，谥为丰御食炊屋姬。她是第29代钦明天皇(539~571年在位)之女，后来嫁给了同父异母的兄长、第30代敏达天皇，以皇后的身份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关于额田部皇女的早期生活记载不多，但从敏达天皇到崇峻天皇时代日本政局的变化一直在朝着向她有利的方向发展。推古女天皇是朝中实权人物苏我马子的外甥女，早期彼此关系十分密切。

522年，百济王向天皇敬献佛像和佛经。在朝廷上，钦明天皇询问群臣可否崇拜佛教。稻目主张崇拜佛教，以佛教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尾舆坚决反对，认为佛教会给日本带来灾难，不如仍然崇拜原来各个氏族的神。半个世纪之后，两个对立的势力再次交锋。

587年，用明天皇死，因皇位继承问题，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尾舆之子物部守屋进行了决战。在衣折战役中，额田部皇女与苏我马子积极配合，支持苏我马子将宿敌物部氏灭族，并杀掉物部氏企图拥立的穴穗部皇子，物部氏被打败，拥立了崇峻天皇。苏我马子控制了朝廷。

不久，崇峻天皇因显露出对苏我马子的严重不满，苏我马子先下手为强，将其谋杀。于是，额田部皇女成为无可代替的人选，被苏我马子推上天皇宝座。592年，苏我马子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为推古天皇，她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公认的女天皇。推古女天皇，是日本第33代天皇，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生前就正式称为“天皇”的人。她在位期间，任用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史上第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将日本带入了汹涌澎湃的改革世纪。

推古女天皇即位之时，国内局势混乱不堪，固有的部民制(奴隶制)弊病丛生，地方豪强不断兼并土地人口，以实力对抗中央，势族大姓争权夺利，其骄横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在日本的西面，重归一统的中国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推古女皇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她本人的才能卓著，或雷厉风行，而在于她重用了圣德太子。她即位之后第二年，便册立侄子厩户为太子，是为圣德太子，并将朝政大权交给圣德太子处理。

厩户皇子的诞生有个奇异的传说：他的母亲因梦见一个金身小和尚跳入口中而怀孕。10个月后，当她步行到马厩前，忽然分娩，故名。死后30年被谥为“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极富政治抱负，是日本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在20岁担任摄政后，开始着手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

圣德太子对中国文化极为了解，欣赏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体制。极力主张加强皇权，并积极准备改革。圣德太子积极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加强皇室地位和中央集权，提高了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为以后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础。

603—604年，圣德太子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冠位十二阶》按才能和功绩授予个人，是非世袭的官位，排挤了那些世袭的贵族，使天皇的权力增大，同时使国家的政府官僚体制有了雏形。圣德太子积极吸收中国的文化，宪法十七条用以中国儒家三纲五常为主的思想规定了日本臣民的行为守则。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全民“笃信三宝”，标明以佛教为国教，将佛教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为根本精神。宪法中还明确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圣德太子时代的艺术

第二节 大化改新

圣德太子的改革，没有能够挽救日本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日渐激化。7世纪前半叶，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日本书纪》大化元年9月诏书写到：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他们将兼并的大片土地出租给百姓，收取地租。在同一诏书中又说：“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卖与百姓，年索其价。”这段文字译成现代汉语便是“有势者兼并水、旱田地，作为私有土地租给百姓，年收地租”。日本的租佃制是在部民奴隶制动摇瓦解时期产生的，这时部民制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因此百姓在租佃制下，不再沦为部民，而是佃农化了。诏书中的这句话指的是大化改新前的社会状况。从诏书中提到的情形来看，贵族兼并和出租土地的现象已相当普遍。

伴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贵族们为争夺土地，彼此不断发生战争。臣、连、伴造等向朝廷上缴调赋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朝廷内部外戚权贵和皇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622年，圣德太子病逝。太子死后，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被拒绝。推古天皇三十四年(626年)马子病死，其子虾夷继承大臣。推古天皇三十六年(628年)推古女皇去世，虾夷排斥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拥立田村皇子即位(舒明天皇，629—641年)。皇极朗(642年—645年)时期，虾夷之子入鹿专擅朝政，征调人夫修建其父子陵墓，势倾朝野。入鹿为了扼杀改革事业，打击新兴势力，于皇极天皇二年(643年)消灭了山背大兄王及其一族。

部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严重地摧残了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部民。征伐新罗的战争和营造宫苑、陵墓、寺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结果出现了“五谷不登，百姓大饥”，“老者啃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的惨状。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起来反抗，他们主要斗争形式是逃亡。有的部民聚集山泽，同奴隶主贵族进行武装斗争。《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四年条记载：“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可见这时部民起义风起云涌，势不可当。部民的反抗斗争，打击了氏姓贵族，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

但是改革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苏我氏的专权遭到朝野反对。正当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的留学生陆续回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年)留学生惠日等上奏天皇，“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朝廷召回继续在唐学习的留学生。僧吴于舒明天皇四年(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舒明天皇十二年(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授，在部分贵族中发生了强烈影响。

在部民斗争的冲击和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626—671年)和中臣镰足(614—669年)。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官的家庭，相传幼年好学，广览书传，尤其潜心于兵法兼政书《六韬》，他曾就学于僧曼，又同中大兄皇子一起受教于南渊请安。中大兄和中臣镰足深受回国留学生的影响，又憎恶专横的苏我虾夷、入鹿父子。中大兄在后来杀死入鹿时对其母皇极天皇说：“鞍作(苏我入鹿)尽灭天宗，将倾日位，岂以天孙代鞍作耶？”中臣镰足则“愤苏我臣入鹿失君臣长幼之序，挟闭阎(窥视)社稷之权”。因此，中大兄和镰足决定推翻苏我氏，夺取政权。

中大兄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首先争取与入鹿素有矛盾又有声望的大夫苏我石川麻吕，分化苏我氏的势力，而后吸收了世袭宫禁职务的佐伯连子麻吕、葛木稚犬养连纲田等人，组成了革新派。皇极天皇四年(645年)六月十二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这一天日本朝廷正在接见“三韩”的使者，举行“受贡”仪式。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令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他们随后进入法兴寺，以此为据点，准备迎击苏我虾夷的反攻。接着立即在奈良组织军队，严加防卫。日本的“大化改新”

此时的皇族和大多数贵族都站到了中大兄一边，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便在入鹿被杀的第二天，焚宅自尽。消灭虾夷、入鹿父子后，革新派很快组成了新的政权，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645—654年)。孝德天皇有志于改革陈腐政治，继位以后仿照唐制，立中大兄为皇太子，辅助政事；以中臣镰足为内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并以自唐留学归来的高向玄理、僧曼为国博士，担任新政改革的顾问。

革新政权建立后，仿中国建年号为大化，以“法式备定”的唐制为蓝本，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大化元年八月，分别往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命造田籍，校田亩。九月，没收诸国武器，“录民无数”，并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这些措施为下一步变革打下基础。十二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今大阪市)。大化二年(646年)元旦，发布《改新之诏》，实行政治、经济的社会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废除贵族私有土地制和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改新之诏》载：“罢昔在天皇等所立于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新政府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改新之诏》中写道：“初造户籍、计账、班田收授之法。”诏书没有记载班田法的具体内容。据《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田令推测，政府每隔6年，分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2/3，奴婢为公民的1/3。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

第二，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郡少领(郡的行政官)以上之家进贡采女1人(包括从丁1人，从女1人)， 100户承担采女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是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田1町征收绢1丈、统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户货布1丈2尺”。付调随乡土特产征收。

第三，废除世袭氏姓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新政权建立不久，起因天皇在大(木规)树下召集群臣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大化五年(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曼“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中央设神祇官、太政官二官，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等八省，以及弹正台；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这样，把原有氏姓贵族统辖的大小诸国，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在形式上虽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大化三年(647年)，制定7色13阶冠位。大化五年(649年)，制定19阶冠位。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敕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

661年起因天皇去世，中大兄以太子身份总揽大政，668年继位为天智天皇。为防止国家所属公民沦为贵族的私民，作出“民部”、“家部”的规定，并将大化以来发布的诏书编纂整理成日本史上第一部正规法典《近江令》。673年天武天皇即位后，又进一步模仿唐代政治制度，改革官制，加强军备，在京城设立卫府，在地方建立军团，负责中央和地方的治安；定律令、改法式，实行法治。在文武、元正天皇时，先后制订了《大宝律令》(701年)、《养老律令》(718年)，完结了大化改新的全过程。从此，日本成为法式完备、中央集权的古代天皇制国家。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运动，大化革新部分地区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从此，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第三节 白江村海战

大化改新完善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日本从奴隶制走向了封建社会。就在日本社会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在不远处的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正在为消灭对方、统一半岛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公元655年，高句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支持自己的唐王朝求援。唐高宗遣使调解无果，于是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此举仍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百济不断支援高句丽，持续向新罗发起进攻。

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朝求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人，从成山渡海向百济发起进攻。百济军屯守熊津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随后唐军与新罗兵合一处，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10天不到，便灭了百济国。

百济国被灭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守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派遣使臣到日本，要求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扶余丰王子，并向日本求援，以图复国。为了恢复并扩大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中大兄皇子同意了百济遗臣的请求，并于公元12月将都城从内地的飞鸟迁至沿海的难波城。661年1月，监国的中大兄皇子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次年，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663年6月，中大兄皇子命令上毛野稚子率领2.7万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经诸将商议之后，制定了进攻周留的计划——刘仁轨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与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村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

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于是又向日本求援，中大兄皇子派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村江口登陆。当时，唐新联军虽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左岸山地上的周留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村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村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也是百济得以复国的希望所在，两军都势在必争。

663年8月27日，唐朝水军与日本水军在海上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军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本水军有万余人，战船1000多艘。虽然日军人多、船多，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远胜于日军。

中日两军首次接战的结果，据《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初战失利后，日军并没有撤军，而是于第二天联合百济军又再次向大唐水军发起进攻，结果“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

白村江海战失利后，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筑了四道防线。尤其是在九州的太宰府建的“水城”规模最大。所谓“水城”实际上是一座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除了在军事上采取守势之外，667年，中大兄皇子还将都城迁往了近江大津宫。

日本在白村江海战中虽然遭受了惨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与唐朝的交往，而唐朝也没有因为日本原先支持百济国而对它疏远，相反，两国的关系在海战之后变得更为密切。公元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唐朝都城长安，祝贺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与此同时，日本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文化上积极汲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使得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白江村海战

第四节 遣唐使

这是李白的《哭晁卿行》，诗中表达了对诗友晁衡悲切的思念之情，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晁衡不但是一位诗人，更是日本派往中土的遣唐使。

大化改新前后是遣唐使最频繁的时期。自630—894年，总共有20次之多。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友好使者，是根据日本自身需要派遣的。初期，因朝鲜半岛的争端和东亚紧张局势，使者重点在于外交活动，为维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和利益；中期，正是兴盛的奈良时代(710—794年)，内外和平，倾注全力地学习和吸收唐代文化；后期，处于平安时代(794—1192年)前期，社会经济文化有了显著发展，意欲进行对外经济交流。

圣德太子时代为吸收中国先进文化和制度，推进遣隋外交，前后5次派出遣隋使，随行有留学僧。日本在646年大化改新之后，开始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按照隋唐王朝的政权形式，建立起新的制度。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唐代，经济、文化都很繁荣。日本全国上下对吸收中国文化非常积极，于是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其中正式使节包括大使、副使，有时还有大使之上的持节使、押使、都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国家大臣。使团中还有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僧人、工匠等。

关于遣唐使的次数，中日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自630—894年的260多年间，日本共任命过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16次。

日本的遣唐使，大抵以白村江海战(663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集中在7世纪，可以看作是遣隋使的延续，一般由2艘船组成，约250人；后期从8世纪初至9世纪末，船只增至4艘，超过500人。唐灭隋后，舒明二年(63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至奈良朝宽平六年(894年)，共派遣使团20次，成功抵达唐长安者16次。但从宝龟九年(778年)第13次入唐，至延历二十年(804年)第14次入唐之间，有27年的空白期。派遣使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时代。宽平六年(893年)，学问家营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大使，正值唐文化盛极而衰之时，日本文化开始走向和风化，他谏言废止遣唐使而被裁可，从此实行了20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便终止了。

一千多年前，要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风暴经常使航船倾覆，或者把它们吹到台湾甚至越南等很远的地方。但是，大海和风暴阻挡不住中日间的友好往来。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20次。遣唐使往返的航路：初期由九州博多经壹岐、对马到朝鲜济州岛，再沿半岛西海岸横渡黄海，在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登陆。此线称北路，所需时日最多，但最安全；中期由博多扬帆，沿九州西海岸南下，经种子岛、奄美、冲绳，横渡东中国海，指向长江口岸或杭州湾附近，一般都在明州(宁波)登陆。此线称南岛路，所需时日与北路相仿，但有风险；后期由博多出发，抵平户或值嘉岛(五岛列岛)候风，一气横渡东中国海，径抵长江口，在楚州(淮安)、扬州登陆，此线称南海路，航程最短，但风险最大，遣唐使船曾遭受重大损失。中期以后的遣唐使，每次四艘船(故有“四只船”为遣唐使的别称)，人数为五六百人。834年遣使后，于894年又决定派遣。但被任命为大使的菅原道真以“大唐凋敝”为由上书天皇，力陈停派的建议，得到采纳。长达两个半世纪的“遣唐使”制度，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在茫茫大海上飘摇的日本遣唐使船

遣唐使的船队离开难波港后，先沿着日本海岸航行，最后在九州北部开始横渡大海。早期的路线是向北到朝鲜半岛附近，经渤海在中国山东北部上岸。后来就直接西渡东海，在中国的扬州和明州(今宁波)登陆。遣唐使一到中国，就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隆重接待。当地政府提供交通方便，送他们到首都长安(今西安)。唐朝的皇帝常常亲自接见他们，有时为表示特别欢迎，还令画师为大使画像作纪念。

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

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遣唐使制度对于发展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遣唐使团除大使、副使，以及各级官吏、侍从、船夫外，还有医师、乐师、手艺师、占卜师等各类专业人士和留学生、留学僧，他们大多是有教养、对唐文化有一定造诣的名士。其中杰出者，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山上忆良，留学僧有玄肪、空海、最澄等。他们留唐的时间，短者一年，多者数年乃至十数年，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和繁荣奈良朝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现举几个永垂日本文化史册的生动事例：

717年间，一位16岁的年轻留学生阿倍仲麻吕，随着一个500人的遣唐使团来到了中国。经过五六年高等学府“太学”中的苦学，他和许多从“太学”毕业的东方和西方的留学生，参加了考试。考试题目很难，想不到他竟捷足高登，以优异成绩中了进士。从此，阿倍仲麻吕开始在唐朝政府中担任官职。后来，他被提升为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唐玄宗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晁衡。

晁衡和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仪等很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他们常常以诗歌唱和，留下许多动人的佳作。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晁衡在中国已度过了40年。他抑制不住长期深藏在内心的思乡之情，多次提出回国的要求，最终，唐玄宗答应他作护送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回国的使节返回日本。

得知晁衡归国的消息，长安的诗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王维即席写下《送秘书监还日本国》的诗篇。50岁的晁衡解下心爱的宝剑，赠给中国诗友，也挥毫赋诗：“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留明主，海外忆慈亲……西望怀思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这年10月，晁衡等人乘坐四艘帆船，从苏州黄泗浦起航，驶往日本。值得一提的是，船队中还有一位扬州延光寺的著名高僧鉴真和尚和他同行。这位65岁的高僧从11年前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决心东渡日本讲学，已先后五次率弟子渡海，但都被风浪所阻，没有成功。这次是鉴真第六次出海。

不幸的是，船队在中途遇到了大风暴，他们被冲散了。鉴真坐的那条船和其他两条船各自开到了日本，而晁衡所乘的船下落不明。直到第二年3月，仍然杳无消息。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晁衡的船并没有沉没，他们随风漂泊到了安南(今越南)沿岸。755年，晁衡和十多位幸存者历尽艰险，回到长安。以后，他又担任过唐王朝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官职。770年1月，73岁的晁衡在长安去世。

中国高僧鉴真应日僧之邀，赴日弘法，虽经历磨难五次东渡失败，双目失明，矢志不改，最终于第六次从扬州出发抵达目的地，先在东大寺设坛传授戒律，后创建唐招提寺，收徒弘布佛法，传播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诸艺术和医药知识，对于奈良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留唐僧淡海三船归国后，受鉴真功德的感化，撰写了第一部长篇汉文传记《唐大和尚东征传》，叙述了鉴真这段赴日传播中国文化的感人故事，尤其是对鉴真遇海难的描写，颇富文学性，可以说这也是一篇优秀的纪行文，显示了作者出众的汉文运用能力。书末还作题为《初谒大和尚》的汉诗二首并附序，还附载了当时的鉴真弟子、官人和唐使节高鹤林等悼念鉴真的汉诗。这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朽记录。鉴真和尚在日本生活了10年，最后死在日本。鉴真把丰富的中国文化，如宗教、建筑、雕刻、医药等传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和尊敬。鉴真曾经居住过的奈良唐招提寺里，直到现在，还供奉着鉴真大师在世时就做成的塑像。日本政府立法尊奉它为“国宝”。《鉴真东渡》(电影画面)

阿倍仲麻吕(晁衡)和鉴真，是8世纪时日本人民如饥似渴学习唐朝文化的缩影和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友谊象征。

吉备真备归国后，教授皇太子阿部内亲王(孝谦天皇)《礼记》和《汉书》，他博学多识，文武双全，专长经史，兼及历学、音乐、兵法等。他带回国一部铜律管和音律说明书《乐书要录》十卷，这一唐代乐理著作的传人，大大地推动天平音乐的发展。他就任大学助教期间，还学习唐代大学制度，整顿和充实教科书内容，并亲自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文六道，对于振兴儒学和汉文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山上忆良入唐后，为后东宫侍读，他精通汉文，于庆云元年(704年)或庆云三年(706年)归国时带回包括《游仙窟》、《王勃集》等六朝后期和唐朝初期的诗文。这一时期汉诗文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忆良本人就受初唐诗文，尤其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刚健文风的影响，他的汉诗文关注人生与贫穷的苦楚。他用汉文书写的《沉疴白哀文》，引用了孔子典籍以及《抱朴子》、《游仙窟》等中国经典，写了病中体味人生的“千年愁苦”，与他的长歌《贫穷问答歌》的咏叹贫穷的苦楚相辉映。

稍后还有留学僧最澄和空海，都对日本文化作出各自的贡献。最澄(一说永忠)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回国时带回了唐代的茶文化，并花了多年的工夫培育成功从唐带回国的茶种，而且学习和延用唐人吃茶的习惯。当嵯峨天皇行幸其寺院时，他亲手煎茶奉献，天皇为唐茶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兴高采烈地咏起诗来，尽享吃茶的快乐。空海回国后则深受嵯峨天皇的宠爱，应诗坛的要求，以《文心雕龙》为鉴，将《新定诗格》、《诗格》、《诗脑髓》、《诗议》等诗学著作排比编纂为六朝唐代诗论集《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它详尽引用《诗经》序的“动”、“感”作用说，主张诗的价值是“经理邦国”，并强调：“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这是学习中国诗赋和诗学的结晶。在汉文方面，他的文章突破此前流行的华丽的骈文体而走向趋于自然表现的散文体，开拓了文章的新路。

纵观整个遣唐使时代，日本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均不太成熟，因而海难事故频频发生，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据粗略统计，渡海人员的死亡率接近50%。人们不禁要问：遣唐使付出如此代价，究竟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关于遣隋使的目的，对推古王朝来说，尽快掌握佛教，不仅可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还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遣隋使的具体使命是“买求书籍”。遣隋使与遣唐使前后连贯，两者的目的性也应当有内在联系。

日本位居亚洲东端，四周为大海所限，罕有外敌入侵事件；同时限于航海能力，古代日本海军所达止于半岛，明代以前从未对大陆造成过直接威胁。所以，除了白村江海战后的短暂时期，遣唐使不具有以外交途径解决军事争端的政治目的。

在古代的东亚世界，一个国家欲成为政治大国，首先必须成为文明大国，而“文明”程度的高低，一概以中国文明为基准来评价。当日本的“华化”程度尚落后于新罗之时，凭什么不远万里到唐朝去争平等、较高低呢？因此，政治显然不是遣唐使的主要目的。

既然名曰“朝贡”，自然伴随物品的交换，于是就有人称之为“朝贡贸易”，主张遣唐使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据《延喜式》等文献记载，遣唐使携带的贡品有金银、布帛、玛瑙、琥珀等，唐朝的回赐当然更为丰厚。遣唐使确实促进了物资的流通，问题是他们购求物品多大程度出于经济考虑。

从遣唐使的人员配置来看，不设专事贸易的官员。遣唐使团的高层由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构成，人员可大致分为四类：知乘船事、船师、船匠、柁师、挟杪、水手长、水手等航海人员；译语、主神(神官)、医师、阴阳师、画师、卜部、音声长等专业人员；史生、射手、音声生、杂使、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等杂役人员；请益生、留学生、还学僧、学问僧(包括他们的慊人、慊从)等留学人员。前面三类均是为了航海安全而配备的，其任务是运送四等官和留学人员。这种人员配置，怎么看也不像个贸易使团。

从遣唐人员所需求的物品来看，并不以经济价值高低为选购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九次遣唐大使竟将“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旧唐书》日本传)，足以说明遣唐使所求，与其说是经济产品，毋宁说更青睐文化产品。虽然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专设《遣唐使和贸易》一节，但也不得不这样提示：“遣唐使表面上始终是为了敦睦邻谊，但实际上输入唐朝的文化产品却是主要目的。”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倘若遣使完全出于经济目的，便有个收支平衡的问题。事实上，日本当时的航海技术远不及唐朝和新罗，往返途中海难事故频发，人员伤亡近半，财物损失极大，唐朝的物品再怎么值钱，纯从商业的角度总是亏多赚少，甚至要冒血本无归的风险。

既然排除了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那么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只能从汲取文化方面加以考虑。其实，追溯往古，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中包含了政治乃至经济的要素。整个奈良时代，日本基本未受内乱外患的困扰，统治阶层得以致力文教建设，通过吸收高度发达的唐朝文化，对外提高国际地位以抗衡新罗，对内激活社会经济以巩固皇权。在这种背景下派出的遣唐使，其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遣唐使的官员，大多选拔通晓经史、擅长诗文的好学之士充任，入唐后“请儒士授经”、“市文籍”而归，因获“好读经史，解属文”、“慕中国之风”、“好书籍”等佳誉；短期的请益生、还学僧和长期的留学生、学问僧，更是以学习文化、购求书籍为使命。因此，称遣唐使为“文化使节团”，当属名副其实。日本遣唐使冒着船破人亡的巨大风险，其目的绝不是单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也没有面临非遣使入唐不可的外交局面，可以断定汲取文化乃是遣唐使肩负的主要使命。

当然，在长达26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国内政局和东亚的国际形势均在发生变化，每次遣唐使的使命不可能完全雷同，事实上遣唐使多少带有政治意图或经济企盼，只不过这些不属主流罢了。

专题：儒教、佛教与道教的传入

一、儒教在日本的勃兴。

弥生时代传入的大陆文化，大多局限于农具、武器、工艺品等有形器皿；古坟时代虽然开始使用汉字，但识字阶层限于移民中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一般民众自不待言，日本皇室和土著豪族仍以吸收物质文明为主，整个社会尚未发展到能够吸收精神文明的阶段。

这种情况到了6世纪发生变化，随着移民与土著的融合，大陆文化逐渐在贵族阶层普及，摄取精神文明的条件次第成熟。在此基础上，日本从百济定期招聘五经博士，开始接受儒学的启蒙教育。《日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513年)六月条载，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三年后(516年)“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

此后博士的轮代交替成为定制，钦明天皇十四年(553年)遣使百济，要求“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令上件色人，正当相代年月，宜付还使相代”。翌年(554年)百济“依请代之”，派出强大的博士阵容。除五经博士之外，又增加了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显示日本皇室旺盛的求知欲。

所谓“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是五部儒家经典的合称。汉武帝在太学始设五经博士，南朝梁于天监四年(505年)因袭其制，《南史·儒林传》云：“及汉武帝时，开设学校，立五经博士……至梁武创业，梁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百济派往日本的博士，如段杨尔、高安茂、马丁安、王柳贵、王保孙等，从姓名判断当属汉人或汉族移民。事实上，百济在向日本输送博士的同时，数次遣使梁朝招聘博士，以充实本国的文教队伍。《梁书》(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诸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牧并给之”；又据《陈书》(百济传)，梁朝的“讲礼博士”陆诩曾受聘到百济讲学。

百济从梁朝招聘博士与日本从百济邀请博士，两者时期大致重合。这意味公元6世纪时，在梁朝、百济、日本之间存在一条输送文明的通道，那些学养丰厚的博士跨洋过海，成为传播儒学的先锋。

二、佛教的传入。

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入百济，枕流王延之入宫奉若贵宾，《三国史记》说“佛法始于此”。又经150多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终于完成漫长的东传历程。《日本书纪》描述了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初一幕：百济圣明王遣使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付表称颂佛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周公、孔子尚不能知”，钦明天皇闻之大喜，说“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

据《新撰姓氏录》和《续日本后纪》，雄略天皇(457—479年)病笃时，真椋请筑紫丰国的“奇巫”治病有功，受赐“巫部连”姓。又《日本书纪》用明二年(587年)四月条云：“天皇得病还入宫引丰国法师人于内里。”一些学者认为“奇巫”“法师”皆是早期对僧侣的称呼，并据此推测5世纪后期佛教已传入九州丰国一带。《睿岳要记》云，显宗天皇三年(487年)，有人“于志贺草屋取田中泥土，造长三尺比丘之形”。这是有关日本塑造佛像的最早记录。

钦明天皇时传入的佛教，之所以被称作“公传”，不仅因为传播者是百济国王，更因为容受者是日本朝廷。然而，任何文明在传播之初均会引起冲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初如是，从百济传入日本之初亦复如是。

大和朝廷后期，臣姓集团(苏我氏、葛城氏、平群氏等)和连姓集团(物部氏、大伴氏、中臣氏等)独揽朝政，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矛盾围绕排佛和崇佛而激化，终于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钦明天皇本人对佛教深感兴趣，但因事关重大，于是询问群臣意见。大臣苏我稻目奏称：“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主张效法外国，接受佛教。对此，大连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竭力反对，认为日本自古祭祀天神地祗，现在倘若改崇“蕃神”，必将招致国神的愤怒。

面对两种相持不下的意见，钦明天皇采取折中之策，同意力主崇佛的苏我稻目“试令礼拜”。苏我稻目遂舍宅为寺，安置佛像礼拜。然而不久，国内瘟疫四起，人民病死无数，物部尾舆等借题发挥，指责苏我氏礼佛触怒国神，导致灾祸。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出于无奈，命苏我稻目将佛像弃于堀江。苏我稻目去世后，其子苏我马子“深信佛法，修行不懈”，与排佛派结怨愈深。

敏达天皇即位后，崇佛派与排佛派的对立进一步激化。敏达十四年(585年)，国内又发生疫病，物部守屋等得到天皇默许，率众火焚伽蓝，毁弃佛像，鞭打尼僧。

用明病逝之际(587年)，围绕王位继承人，两派的对抗发展成武力冲突。苏我马子和王子、群臣“俱率军旅”围攻物部氏，结果物部守屋中矢身亡，领地和部民悉遭没收。

这场你死我活的抗争，最终以崇佛派的胜利告终。其后，在圣德太子的奖掖和推动下，佛教逐渐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契机，外来文明源源不断地涌入岛国，对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在12世纪末，京都大谷僧人源空(法然上人)为改变旧佛教的修寺、造佛、念经等繁琐的宗教仪式，主张专修念佛，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世界，开创了净土宗。源空的弟子亲鸾基于对农民生活的了解和同情，主张一个人能否去往极乐世界，在于佛陀本意。因此，只要绝对依靠佛陀的力量就能得救，开创净土真宗(一向宗)，在农民中广泛传播。还有智真(一遍上人)开创时宗，农民渔民信仰者甚多。净土真宗、时宗都是净土宗中新创的分支。天台宗僧日莲提倡以《法华经》为唯一经文，只要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句，就有得救之道，开创了日莲宗，在地方武士和工商业者中广为传播。禅宗虽早已传入，但未盛行。入宋僧明庵荣西归国后传临济宗，修建圆(天台宗)、密(真言宗)、禅三宗合一的建仁寺，以图刷新佛教界。荣西的弟子道元白天童山归国后弘布曹洞宗。荣西、道元广传禅宗，不用佛经文字，强调佛徒内心锻炼，兴禅护国。

新佛教的创立，刺激了旧佛教的复兴。慈圆有志兴天台宗；高辨创建高山寺，是华严宗的“中兴之祖”；贞庆为法相宗努力复兴戒律；律宗的俊彷住泉涌寺，兼学天台、真言、律、禅诸宗，成为“镰仓初期八宗兼学之僧”。

三、道教在皇室中的发展和影响。

经过圣德太子的内政外交的改革，古坟时代的“大王”摇身变成飞鸟时代的“天皇”，在三教交融的文化氛围中，日本皇室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天皇”一词原为道教的神学用语，在日本这一称号始于何时，学术界仍有争议。但从文献上能够获得实证的是稍晚的天武治(672—686年)。

天武天皇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笃信道教、精通道术的天皇，《日本书纪》称他“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壮雄拔神武，能天文遁甲”，述其事迹多与道教有关。“壬申之乱”(672年)中，天皇在行军途中见“黑云广十余丈经天”，遂“举烛亲秉式”占云：“天下两分之祥也，然朕遂得天下欤!”这里的“式”，指道教占卜的工具，用枣树的木芯制成，使其旋转以测吉凶。即位四年后(675年)，政局稍趋稳定，天皇便“始兴占星台”，“祠风神于龙田立野”，这一系列举措均与道教信仰有密切关联。

仙药是道教信仰中的重要一环，欲成仙升道者无不渴求之。日本现存的道教传统

天武天皇八年(679年)，“纪伊国伊刀郡贡芝草，其状如菌，茎长一尺，其盖二围”。所谓“芝草”，即《抱朴子》等道教典籍列为仙药的灵芝。天武天皇十四年(685年)，“遣百济僧法藏、优婆塞益田直金钟于美浓，令煎白术”。“白术”载于《神农本草经》之类的道教医书，亦是为道士所宝的仙药之一。

天武天皇在位第十三年(684年)，“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冠于八姓之首的“真人”，与圣德太子所定《冠位十二阶》之首的“真人君”如出一辙，以道教中的超凡脱俗者为号，并限定只授予皇室一族，足以说明天皇与道教关系之密切。

天武天皇去世(686年)后，奈良药师寺的《东塔檫铭》用“龙驾登仙”来形容。天武天皇所获的谥号是“天淳中原瀛真人”，“瀛”即道教宣扬的海外三神山之一的瀛洲，“真人”则如前述是道教的得道者。这一谥号不仅高度概括了天武天皇的思想信仰，同时也昭示出飞鸟文化中的道教特征。在整个飞鸟时代，7世纪后期道教色彩特别浓郁，与唐朝帝王笃信道教有关。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天武天皇的上述事迹，或间接或直接地受到唐高宗的影响。

道教、道家、玄学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直至今天的皇室典礼、神道仪式、民间信仰中依然留有明显的痕迹。

第三章 蹒跚前进：幕府的盛衰

第一节 外戚专权与武士势力的登台

大化改新颁布实施的班田制，有利于政府对班田农民的控制，保证政府财源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到8世纪初，却难以继续推行下去。日本政府便于723年颁布了“三世一身法”， 743年颁布“垦地永世私有令”，使私有土地得到了法律的承认。

私有土地的出现导致了班田制日趋崩溃。9世纪以后，以开垦荒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庄园，通过相互兼并和买卖转让等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的庄园中，只有寺田、神田等一类庄园具有不纳租税的特权，后来拥有地位和权力的王公贵族经朝廷批准，也拥有不纳租税的特权，称“官省符庄”。此后，他们又获得了拒绝国司派遣官吏进入庄园干预庄务的“不入权”。这种具有“不输权”、“不入权”的庄园，标志着庄园制的彻底形成。但它却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为此，朝廷从902—1069年共发布过四次整顿庄园令。地方官国司通过没收非法庄园，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成为大庄园主。

与此同时，地方上势力弱小的庄园主为对抗国司兼并，往往将自己的庄园奉献给权门势家，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订立契约，以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和经济利益的保障。权门贵族便以“领主”、“领家”身份掌握了庄园的所有权。原来的庄园主则成了“领主”或“领家”所委任的庄官，负责管理庄园。如果权门贵族还觉得自己势力尚不足以对抗国司，就分出自己的部分土地寄进给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奉为“本家”(也称“本所”)。这样，土地就更集中在少数权门贵族手里。庄园的建立和发展，导致了天皇制中央集权统治的衰落，也就孕育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武士。

统治阶级内部因占有土地的多寡、亲疏关系及政治利益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其中藤原氏外戚集团就逐渐控制了天皇，成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藤原氏的始祖是大化改新中建有功勋的中臣镰足，他受天智天皇赐姓藤原。此后，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及孙子辈“藤原四家”(南家、北家、式家、京家)，都成为朝廷重臣。

藤原氏阴谋篡权，起于842年由藤原良房策划的“承和之变”。他立亲外甥道康亲王为皇太子，以便为控制皇权奠定基础。850年，道康亲王即位为文德天皇时，又立外甥惟仁亲王为皇太子。858年文德天皇突然病故，惟仁亲王即位为清和天皇。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天皇“摄政”。他为排斥异己，策划了火光冲天的火烧应天门事件。藤原良房养子藤原基经胁迫清和天皇退位，拥立阳成天皇，并以外舅身份“摄政”。此后，藤原基经又废黜阳成天皇，另立光孝天皇，自己成为天皇“关白”(先于天皇，浏览奏章，并统率百官，执掌国政)。

藤原良房、藤原基经父子操纵天皇废立，先后取得“摄政”、“关白”职位。特别是到了l0世纪后半期，经过藤原道长、藤原赖通父子两代，长达70年之久的藤原氏专权达到极盛。是时，藤原氏的私邸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朝廷只是举行仪式的场所。藤原道长曾踌躇满志地吟咏道：“斯世我所有，一如我所思，皎皎十五夜，满圆无缺时。”

藤原氏以摄政、关白身份，凌驾于天皇之上，其专权形成了日本史上特有的政治体制，史称“摄关政治”。它标志着大化改新以来的天皇制中央集权的瓦解。

以摄政、关白职位专权的藤原氏，又称“摄关家”。这当然会遭到皇室的怨恨和不满。1068年，在以往一个世纪里唯一与藤原氏没有联姻关系的天皇——后三条天皇即位后，企图通过整理庄园来削弱藤原氏势力。但若按当时摄关政治体制，天皇是无法实施这个计划的。因此，后三条天皇在位4年后就让位给白河皇子。

1086年，白河天皇也让位于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自称“上皇”(出家后称“法皇”)。他在自己居住的宫殿里设立院厅，由他的近臣担任处理院厅事务的各种官职。如出身于皇室乳母家庭的叶室显隆与上皇交往甚密，经常在夜间与上皇谈论国事，故有“夜关白”之称。白河上皇组织武士力量担任院厅的保卫工作，规定院厅所发布的“院宣”、“院厅下文”，其权威性高于天皇诏书，原属太政官的政务最后的抉择权归上皇，朝廷官吏的任免也握在上皇手里。上皇权力高于一切。这种由上皇设置院厅的政治体制，史称“法王执天下政”的院政。

自庄园整顿和设置院厅后，藤原氏势力遭受很大打击。藤原氏所属庄园，相当一部分被停止和没收，使不少豪强脱离藤原氏而投靠皇室，藤原氏在朝廷的势力受到排挤。在后三条天皇时，中央24位公卿中藤原氏竟占到十四五人，到1103年，中央公卿中属皇室的源氏已超过半数，远远压倒了藤原氏势力。皇室与摄关家的斗争，院政势力压倒了藤原氏，但后者始终没有放弃挽回局势的念头，加上院政上皇也是腐化堕落、追求享受，导致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更为尖锐复杂，终于发生了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

藤原氏专权、皇室与摄关家的斗争都跟庄园制的形成和发展相关联。与此同时，一股新的社会力量——新兴武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随着庄园的普遍建立，庄园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增多，庄园主为扩大领地，经常组织自己的庄民到别人的庄园去开垦种地，而被侵蚀的庄园领主为了抵御，便将自己的部分庄民进行武装，彼此付诸武力。这些被武装的庄民起初仍以农为主，兼以为武，后来逐渐变成专门从事保卫庄园和对外斗争的武装力量。可以说，庄园就是武士诞生的摇篮。

庄园武士的出现，对地方统治者构成威胁。为维护地方秩序、保护自身利益，地方上的国司、郡司也着手组织由当地富豪所组成的“郎党”、“郎从”的武装力量。11世纪初，逐渐形成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由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这一地区势力最强的豪族的旗帜下，并接受其指挥，形成了武士团。他们是按宗族关系和以主人和从者关系的主从结合组织起来的，规定从者必须有效忠主人的献身精神。在武士团之间也常有竞争和冲突发生，弱肉强食，出现了大武士团，他们的首领被称为“武士的栋梁”。这些大武士团的首领，往往是皇族和名门贵族出身。日本的武士

在众多的大武士团中，势力最大的是源氏和平氏，他们都卷入了当时社会和阶级矛盾的漩涡中。在1156(保元一年)年，发生皇室内部争夺皇位及藤原氏内部矛盾交织一起的“保元之乱”，后白河天皇利用平民、源氏势力击败崇德上皇。无论皇室还是外戚，要战胜对方都得依靠新兴的武士力量。所以，皇室内部的斗争与藤原氏内部矛盾交合的保元之乱，恰恰给武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而且使武士成为斗争的真正胜利者。

在平定“保元之乱”中立有大功的源义朝未被天皇重用，而战功比他小的平清盛却获要职，因而加深了皇室、外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1159年12月，源义朝等趁平清盛一族前往熊野神宫参拜之机发动政变。平清盛得知政变消息，即率兵返归京都进行讨伐。结果，不仅源义朝被斩，源氏一家几乎全被株连。源义朝之子、年仅13岁的源赖朝虽幸免于死，却被流放到伊豆蛭岛。

取得胜利的平清盛，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联姻办法与天皇、上皇、摄关家结成亲密关系，安插亲信，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扩大庄园和垄断海外贸易，终于担任了太政大臣职位。1180年又以天皇的外祖父身份控制朝廷大权，建立了平氏独裁统治。因平清盛的官邸在京都六波罗，故称“六波罗政权”。

平氏因生活骄奢淫逸，引起臣民普遍不满。后白河上皇聚集摄关家、贵族和寺院等力量谋划打倒平氏，后白河上皇的皇子以仁王发布征讨平氏的令旨，被流放在伊豆的源赖朝举兵发难。1181年，焦头烂额的平清盛突然患病，一病不起，内乱遍及全国。1185年，源赖朝以800艘战船在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坛浦海面(今下关海峡)进攻平氏。平氏以500艘战船防守。平氏的水军将卒多被击沉海底，陆地也遭包围。总指挥平知盛命家人挟持安德天皇随同象征天皇正统的神器一起淹没于海中。平知盛等遵照平清盛遗嘱，先后投海自尽。坛浦决战的结局，拉开了日本历史发展新的一幕——武家政治和幕府统治。

第二节 镰仓幕府的统治

卧薪尝胆的源赖朝(1147—1199年)，在一片反平氏声浪中举兵，他于1192年获“征夷大将军”称号，正式建立镰仓幕府。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政权对原有机构进行整顿，中央设政所(行政机关)、问注所(司法机关)、侍所(军事机关)，分别掌管财政、庶务、地头、御家人领地诉讼、军事等；地方上设置守护、地头职，前者是幕府派到各地的地方官、军警头目，后者是幕府派驻庄园的政治代表；在天皇朝廷所在地京都，设“京都守护”，监视皇室活动；在边远地区设有镇西奉行，陆奥总奉行(本州东北部)。无论中央或地方均统辖于称为“镰仓殿”的源赖朝。

源赖朝能建立镰仓幕府政权的重要原因是有御家人制度。与源赖朝有主从关系的地方豪强称为“御家人”。以封建道德的忠、信为基础，御家人对将军尽“忠”，无条件地服从将军；将军对御家人讲“信”，保护他们的领地和财产，并按功绩赐以新的领地。所以，御家人成为镰仓幕府的阶级基础。没收皇室赐给平氏所属的庄园、将军的知行国和御家人管理的庄园，是幕府经济的主要来源。庄园制仍是幕府的经济基础。

以武士为基础的镰仓幕府政权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朝廷并存。尽管朝廷受幕府操纵，但天皇依旧发布诏书，幕府将军还得由天皇任命。这种既有天皇朝廷存在，又有实际统治全国的幕府中央机构的二元政治体制，称为双轨制政治。“挟天皇而令天下”的军事封建主掌握政权的幕府体制，不仅是日本封建社会特有的政治体制，而且对日本近现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1199年，源赖朝去世，长子源赖家继承将军位。当时源赖家只有18岁，缺少其父的政治才能，缺乏对御家人的统御能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权威，源赖家排挤幕府元老，倚重自己的母家，这引起了以北条氏为首的御家人的极度不满，为争夺实际控制权，御家人内部也各起纷乱，镰仓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为了维系和巩固镰仓幕府的统治，在幕府统治发生动摇的最危难时刻，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与父亲北条时政重新制定了由13名幕府元老共同裁决的集体合议制度，使动荡不安的幕府暂时得到了稳定。但是在安定政局的同时，幕府的实权却也落到了北条氏的手中。

北条时政原是伊豆国土豪，人称“北条四郎”。在源赖朝起兵时，他作为源赖朝的得力部将参与天下的平定，后将女儿政子嫁与源赖朝，获得他的极度信任，镰仓幕府建立后任京都守护。

1203年8月，北条时政废黜了源赖家，立源实朝为幕府将军，北条时政担任执权。不久，北条时政杀害了源赖家，又欲废黜源实朝，被其女儿政子阻止。迫于压力，他引退于伊豆，其子北条义时继任执权之职。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北条义时杀死了侍所别当和田义盛，正式确立了北条氏的霸权。

1219年正月，北条义时暗杀了源实朝，镰仓幕府的开创者源赖朝的正统血脉至此完全断绝，北条氏掌握了幕府的最高权力。源氏血脉的断绝使专权的北条义时面临将军无人继任的问题，为了稳固自己篡夺的地位，北条义时希望在皇族中挑选一人继任“征夷大将军”之位。但是以后鸟羽上皇为首的院厅拒绝了北条义时的要求，于是北条义时率千骑人马入京，要求自己选定的皇族将军东下，院厅再次拒绝了他的请求。北条义时只得改迎与源氏有血缘关系的两岁的藤原赖经为将军。

虽然镰仓幕府依然有将军之名，但此时的“将军”已经成了虚职，北条义时以“执权”的名义牢牢把控着镰仓幕府的实权，并世代承袭“执权”之职。在幕府将军继任问题上的冲突，导致幕府与皇室的对立更为激烈。励精图治、力图重新挽回皇族权力的后鸟羽上皇通过恩赐土地的方式收买和拉拢了对北条氏不满的御家人，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于1221年5月集合了北面、西面武士，并向各地武士发布了讨伐北条氏的院宣，正式举兵讨伐北条氏及其控制下的镰仓幕府。这年为承久三年，故而称为“承久之乱”。

后鸟羽上皇虽然发布了讨伐北条氏的院宣，但是应者寥寥，而人称“尼姑将军”的北条政子则集合御家人，颂扬源赖朝给武士们带来的安定富足的生活，也讲述了在源赖朝之前武士们悲惨低贱的生活。

在北条政子的鼓动下，御家人重新集结在幕府旗下。1221年6月15日，在北条义时之子北条泰时、其弟北条时房的率领下，从镰仓出发，兵分三路挺向京都，不到一个月，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败了皇室军队，结束了“承久之乱”。

攻陷京都之后，北条氏将包括后鸟羽上皇在内的三位上皇流放孤岛，并处死处罚了参与讨幕的贵族与武士，没收这些人的领地达3000余处，将其划拨为幕府的直辖领地，作为恩赏赐给有功之臣，称为“新补低头”。为了能监控皇室的一举一动，北条义时将原京都的六波罗馆改为六波罗府，任命北条泰时为六波罗探题，其权力仅次于执权。“承久之乱”之后，皇室丧失了军权，皇位也由幕府一手操控，由此幕府逐渐取代皇室占据了国家权力的中心位置。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蒙古大汗，建年号为中统，1271年，大蒙古国改国号为元，忽必烈自立为大元皇帝。三年后，忽必烈命使者携国书赴日，要求日本效法高丽来中国“通好”，但是被镰仓幕府以“书辞无理”为由拒绝，此后，忽必烈又两次遣使要求日本称臣朝贡，并以武力相威胁，同样遭到镰仓幕府拒绝。

1274年，忽必烈决定远征日本。他任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荼丘为右副帅、刘复亨为左副帅，统率蒙汉军2万人，加上金方庆统领的高丽军12000余人东征日本，这场战争在日本历史上称之为“文永之役”。

10月3日，元、高丽联军分乘900余艘战船，从高丽合浦出发，三天后登陆对马岛。经过半个月的激战，到了21日清晨，除留在志贺岛的一艘战船外，元、高丽的船只全部消失。“文永之役”就这样喜剧性地结束了。

据史料记载，元军的战船在当天夜里遇到了强大的台风，刮沉了200余艘船，剩下的船只得返航。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

第二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者，欲与日本交好。此次派出的官员是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人。没想到日本全然没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观念，竟将杜世忠等30多人斩首于镰仓龙口。迟迟没有等到使者的回信，忽必烈再次派遣周福、栾忠等人出使日本，这些人也没能避免身首异处的惨运，1276年，周福等人在博多被斩首。消息传到元大都，忽必烈震怒，下令立即攻打日本。

1281年，由忻都、洪茶丘和金方庆统率4万人为东路军，由范文虎统率10万人为南路军，分别由高丽和宁波两地出发。待到两军会合后，诸将决定进攻太宰府。然而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再次登场，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让两路人马顿时陷入了绝境。这场持续了两天的台风摧毁了元军大部分的船只，“士卒十丧六七”。据日本《八幡愚童训》记载，当时海里死者相叠似岛屿一般，可在上面行走。

主帅范文虎在初五“独帆走高丽”，导致10万江南军群龙无首，数万士兵被俘，只有3个士兵弄了条小船才得以命归故里。这次战役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弘安之役”。

虽然跟元朝的作战中镰仓幕府取得了成功，却也使镰仓幕府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能力走向了衰落的边缘。

1284年4月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去世，14岁的北条贞时继任执政为契机，第二年，分别以御家人势力代表、北条贞时的外祖父安达泰盛和御内人势力代表、得宗内管领平赖纲为首的双方，于11月发生了武力争斗，史称“霜月骚动”。经过一番激战，安达氏一族除了安达泰盛的弟弟安达显盛幸免于难外，几乎灭绝，幕府政治开始进入平赖纲专权时代。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平赖纲专横跋扈，北条贞时于1293年4月将其一族90余人分别处刑，史称“平禅门之乱”。

到了镰仓时代末期，反北条氏的氛围已经笼罩朝野。1333年，镰仓幕府的御家人足利尊氏在各地反幕府的动乱中迅速崛起，很快成为讨幕中坚，最终与各地豪强一起迫使北条氏一族全部自杀，镰仓幕府就此完结。

第三节 南北朝内乱

1331年6月，在足利尊氏与地方豪族推翻镰仓幕府的统治后，因多次谋划倒幕行动而被北条氏流放到隐歧岛的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废除了由镰仓幕府扶持的光严天皇，再次登基，重新掌控了朝政。

后醍醐天皇回到京都后，开始实施新政。因后醍醐天皇复位的第二年改元“建武”，所以史称“建武中兴”。在天皇亲政下，确立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中央机构有重新恢复的最高决策机关“记录所”；有新设的诉讼机关“杂诉决断所”，军事警察机关“武者所”和论功行赏机关“恩赏方”。地方则保留了原有的国司和守护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在公家、武家中选拔任命，但以公家为主。天皇将北条氏领地优先分给后宫和贵族，恢复贵族、寺社的庄园治权，但对武士的土地要求却未予满足，从而引起绝大多数武士的不满，另一方面天皇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和劳力负担，也导致了农民的不满。

1335年7月，北条高时的遗孤北条时行举兵攻入镰仓，杀了护良亲王，将良成亲王送回京都，镰仓的足利直义逃往三河。8月，足利尊氏未待敕许发兵征讨，在与足利直义汇合后进入镰仓逐出北条时行。这一动乱史称“中先代之乱”。

占据镰仓后，足利尊氏并没有返回京都，而是自称征夷大将军，向后醍醐天皇竖起了反旗，这让后醍醐天皇十分恼火。11月19日，天皇任命尊良亲王、新田义贞为正副征讨将军，讨伐足利尊氏。足利尊氏与其弟率军大败天皇的军队。1336年5月，足利尊氏进入京都，拥立光严天皇的同母胞弟丰仁亲王即位，是为光明天皇。“建武中兴”由此宣告结束。

以胜利者姿态进入京都的足利尊氏很快软禁了后醍醐天皇，同年11月，后醍醐天皇被迫将象征天皇权威的三神器交给光明天皇，自己则被尊为上皇。但是后醍醐天皇并不甘心被人摆布，12月21日晚，他装扮成女性贵族，乘车逃离京都，在吉野建立了新的政权，并宣布交给光明天皇的三神器为伪造品。自此形成了与京都皇室对立的局面，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由此形成。

1338年8月，足利尊氏正式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同年11月7日，足利尊氏制定和颁布了《建武式目》。《建武式目》的制定，被认为是此前已基本建立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室町幕府正式建立的标志。

北朝虽然由足利尊氏拥戴建立，但其继续了前朝的传统，具有独自的统治机构，有院政、院的评定制和文殿。朝廷的记录所和检非违所依然发挥其功能。以足利尊氏为首的室町幕府的存在，也至少在形式上需要北朝的授权。

1339年8月16日，后醍醐天皇病亡，终年52岁。相传他死时，一手握着《法华经》，一手抚剑，在遗诏中说：“应生生世世勿忘者，乃尽灭朝敌，四海泰平也。朕早逝之后……纵领玉骨已埋南山，魂魄亦当常望北阙。”后醍醐天皇

后醍醐天皇死后，南朝气数渐衰，但此时北朝爆发了内乱，一时无暇他顾，留下南朝苟延残喘了几十个年头。

高师直是足利义直的家臣，深得尊氏信任，备受恩宠，然后职权越高，骄奢越重，手下部将很是不满，足利直义对此也深为愤恨，决心除掉高师直。

1350年，足利尊氏与足利直义兵戎相见，足利直义投奔南朝，并于次年大败足利尊氏统领的北朝军队。尊氏派人求和，足利直义杀死高师直，随后足利尊氏与足利直义携手言和。第二年，足利尊氏与其子一同归顺了南朝。但是兄弟俩的和睦局面并没有维系多久，不久，足利尊氏又与足利直义产生了冲突，1352年2月，足利尊氏毒死了自己的弟弟。足利直义虽死，但他的养子足利直冬率领着斯波高经、桃井直常、石堂义房、山名时氏等旧足利直义派依然与足利尊氏作战，先后数次占领过京都。

1358年4月30日，足利尊氏病故，时年54岁，埋在京都的衣笠山麓。足利尊氏死后，其子足利义诠继任将军，在执事斯波义将的辅佐下，足利义诠稳固了幕府统治，并逐步压制住了南朝势力。

1367年，年仅38岁的足利义诠病逝。1368年4月，11岁的足利义满继任大将军。足利义满长到15岁时，开始亲理政务。在他亲政后，不断地把权力回收到自己的手中，除去了拥兵自重的守护势力。

然而此时，南北朝气数已尽，都面临着最后的解体。1378年，足利义满将幕府政所迁移至京都室町新建的一所豪华府邸，大有取代朝廷之势。室町幕府之名由此产生。1392年10月，足利义满致函南朝龟山天皇，提出把象征皇位的三神器及皇位让给北朝，今后皇位由两方轮流继承，划定南北朝对各地庄园领地的管辖范围等三条件，实行南北朝统一。后龟山天皇鉴于南朝衰落，接受了三个条件，由吉野回京都将神器转让给北朝后小松天皇。长达57年之久的南北朝对峙局面宣告结束。

第四节 室町幕府的统治

南北统一后，足利义满的权力空前的提高。1391年3月，斯波义将因为不满足于足利义满的压制政策而辞去管领一职，并离开京都去了领国越前，足利义满于是重新启用细川赖之。当时的日本有66国中的11国发生内讧，足利义满听从细川赖之的意见，巧施连环之计让他们相互攻击，坐收渔翁之利，等到他们势力减弱之后，发兵讨伐，使山民氏经此“明德之乱”遭受重创，仅剩3个领国。之后在1398年8月，足利义满又召回了已使九州成为独立王国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并在1399年平定了以豪强、担任几国守护的大内义弘发动的史称“应永之乱”的谋反，扫除了建立将军专制体制的一大障碍，最终建立了将军专制体制。

1398年，幕府确定“三管领”、“四职”之制，即规定次于将军的要职“管领”由出身足利一族、拥有实力的守护大名细川、田山、斯波三家轮流担任，即所谓三管领；次于管领的要职“侍所”长官“所司”由京极、一色、山名、赤松四家交替担当，即所谓“四职”。此举无疑是为防止强大的守护大名世袭权力的发生并使他们互相牵制，以便使室町幕府在守护大名永处均势下保持自己为首地位。但它的地位并不稳定，即使在义满统治期室町幕府也始终没有达到像镰仓幕府那样的集权程度。

室町前期日本经济有显著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农具继续得到改良，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按成熟期先后水稻已有早、中、晚稻之别。1403年，到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在其回国报告书中，曾对日本农民利用水力推转水车引水灌田的方法表示羡赏。由于灌田技术的改进，连某些经济落后地区也实行了稻麦复种。1402年，至日本的朝鲜回礼使宋希境在他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一书中甚至提到三季稻的事。由于这些原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增加，上田一反可获1石3斗至4斗收成，这和以后16世纪下半期的产量差不多。经济作物芝麻、茬(灯油原料)、蓝草(染料)在各地也开始栽培。人们懂得了适应土壤特性选定品种，所以各地出现许多特产，渔业、盐业也有发展，鱼市场在各地出现，制盐大规模利用了盐田，取代原始的燃烧海草的制盐法。

手工业生产方面，美浓、播磨、越前、但马、赞岐、大和等地的造纸业，河内、备前、尾张的制陶业，河内、大和、摄津、京都地方的酿酒业，山城的榨油业以及獭户内海沿岸的制盐业都很有名。中国地方的制漆业也很有名。以河内、大和、相模、京都等地为中心的金属铸造业和以加贺、丹后、美浓、尾张、常陆等地为中心的纺织业尤为突出。由于明代中国纺织工匠大批渡日进行技术交流，在山口、博多等新兴城市便开始了高级丝织品金缕、缎子、绉绸等的生产，产品可与中国丝织品媲美。日本的天鹅绒生产技术也很高，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如中国即有漳州的纺织业仿造日本天鹅绒的记载：“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绒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并于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宫及僧人祖阿为使臣赴南京，致书惠帝，表明恢复邦交意愿。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浑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免费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向明帝贡献方物、明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说来，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绝大部分贸易品交易采取明政府给价和自由交易方式。足利义满的故居

足利义满对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日明贸易很觉满意，凡明使到日，他总是去兵库迎接。应永十五年(1408年)足利义满死，其子足利义持继任将军后，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一直到义教恢复日明关系的19年间，倭寇侵扰达17次之多。正长元年(1428年)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永享四年(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1433年)5月龙室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规定10年一贡，贡船不超过3艘，人员不超过300人，刀剑不超过3000件。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至公元1547年，日本派出贸易团11次，时间持续百年以上。

第四章 群雄逐鹿：英雄谱写的史诗

第一节 禅秀之乱与应仁之乱

1408年5月6日，足利义满病逝，足利义持继任足利氏家督，由室町邸搬入北山邸，开始真正主宰幕府的政治。不久后，足利义持在京都三条坊门祖父足利义诠的旧居遗址建筑府邸，并于1409年10月将幕府的本据地迁往新邸。同年，足利持氏继足利满兼出任第四代镰仓公方。1411年，上杉禅秀取代上杉宪定担任了关东管领。

1415年，上杉禅秀家人越幡六朗因作奸犯科，被足利氏没收了所领。上杉禅秀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越幡六朗罪不当罚并为其辩护，为镰仓氏公方所拒。于是上杉禅秀在同年5月2日上表请辞关东管领一职。足利持氏对此更为震怒，即刻接受上杉禅秀上表，于5月18日任命已故大全上杉宪基继任。镰仓公方和关东管领的矛盾，于是成为一把烈火，随即引发了一场大乱。

1416年10月，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持的弟弟足利义嗣欲取代其兄长自任将军，秘密酝酿兵变，不料泄露了机密，被足利义持得知并逮捕，被关押在林光院，随后遁入空门，法号道绳。足利义嗣遁入空门后，并没有修身养性，反而派遣他手下的僧人前往关东，劝说上杉禅秀一起举兵。上杉禅秀欣然答应，并策反了足利持氏的叔父足利满隆。集结兵马后，上杉禅秀以参见为名欲逮捕足利持氏。当时的足利持氏喝的酩酊大醉，等到被属下唤醒时才知道发生了兵变。匆忙集结了一千人马前往关东管领上山宪基处，与其共商退敌之策。但为时已晚，经过几番激战，足利义持逃往箱根山内过夜，第二天又逃往骏河，上山宪基则兵败后逃到了越后。

此后又连续几次激战，双方各有胜负。但各国仍然听令于足利持氏，勤王之师日渐强大，足利满隆、上杉禅秀的军队日渐气衰。1417年9月，镰仓为公方军贡献，10月，上杉禅秀在宝性院快尊法印的雪下御坊笼城固守，然大势已去，随后不久，足利满隆、上杉禅秀、上杉禅秀之子上杉宪方、上杉宪春、宝性院快尊僧都等人及其部下全部在此自杀身亡。17日，足利义持返回了镰仓府。1419年8月，足利义持辞去内大臣之职，把征夷大将军的位子让给了儿子足利义量并出家，法号道诠。

上杉禅秀的嫡子上杉宪显因留守本据而躲过一劫，随后秘密逃往京都隐藏。上杉禅秀的女婿岩松满纯集结余党在上野国再次起义，但很快被舞木宫内丞率军平定，岩松满纯在其后不久被斩首。4月28日，辞职返回三岛的上杉宪基经劝说于5月24日重返镰仓，6月30日，再度出任关东管领，自此动乱结束，这一动乱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禅秀之乱”。“禅秀之乱”虽然被镇压，然而室町幕府和镰仓府的矛盾却不断上升，幕府的权威日渐衰落。

室町幕府几代将军之位传到足利义政手中。义政开始没有子嗣，就立了弟弟足利义视为嗣，同时命细川胜元为辅政大臣。但不久夫人生了亲子足利义尚，又托付山名持丰(宗全)辅佐义尚。此后，细川胜元与山名持丰开始了争权的斗争。应仁元年即1467年，细川胜元命各地领主共同讨伐山名持丰，起兵16万。山名持丰亦宣布细川胜元的罪状，各地征兵11万人，两军在京都城内展开激战，焚烧街道，屠劫不止，王侯的宅邸、古寺名院均无一幸免，变得残破不堪。宫廷中的宝物书籍也付之一炬。此时，山名持丰将足利义政迎入军中，奉其为主。而细川胜元则狭天皇以令天下。

一直到文明元年(1469年)，终于正式决定足利义尚为将军继承人，五年后，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于同年归天，次年，双方的新统率山名政丰和细川正元讲和。到文明九年(公元1477年)，这场大乱才暂时打上休止符，幕府也重新复归于一。这场持续了十一年之久的混战史称“应仁之乱”。应仁之乱

战争结束后，足利义尚成为了将军，足利义视逃到了美浓。从此幕府的大权完全掌握在了细川政元的手中。在这场长达十余年的战乱中，京都化为一片焦土，连将军宅邸花之御所也化为废墟。由于众多守护大名集合京都混战，地方上以“守护代”为代表的武士势力开始强大。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幕府，幕府的优柔寡断是引起战乱的主要原因，因此威信全失。饥荒和战乱还导致了大量的庄园公领地破产，庄园公领制此后陷入了完全的崩溃。地方上，领地国人、商人、自治团体纷纷趁乱而起，一个以下克上的乱世开始了。

第二节 天下布武

战国时代的显著特征是群雄割据，战事频繁。当时的日本，北有斋藤义龙，东有今川义元，东北有被誉为“战国第一兵法家”的“甲斐之虎”武田晴信，北陆有被称为“北陆的守护神”的上杉辉虎；濑户内海一带有“濑户内智将”毛利元就；畿内以北的越前国，则由名门朝仓孝景统治。

织田信长生于尾张国的那古野城，是织田信秀的嫡长子，当时的织田信秀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尾张国的军政大权。1551年3月，织田信秀去世，享年42岁，织田信长理所当然地成为尾张下四郡的新主。

1560年5月，拥有骏河、远江、三河的大名今川治部大辅义元在和武田，北条结成三家同盟，稳定后方后，开始上路，准备一举攻入京都，取足利将军而自代。今川军以三河松平元康(后来的德川家康)为先锋，驱动两万大军，沿镰仓街道西上，矛头直指尾张。

今川的军队进军顺利，今川义元根本认为信长不会反抗。此时信长手下能动用的兵力不足5000人。虽筑鹫津、丸根等砦防卫，但顷刻之间就被今川军攻破了。织田家群臣惊惶失措，有说赶紧投降的，有说固守清州的。织田信长没有理会，宣布回房睡觉，等待时机。

半夜，织田信长猛然跳起，披挂盔甲，令手下打鼓，自己挥舞折扇，边唱边舞，唱道：“人间五十年，当如梦如幻，有生斯有死，壮士复何憾!”然后织田信长率领亲信数百人，杀出城去。得知织田信长杀出城去后，家臣们赶紧纷纷率军跟上，后来聚集了数千人。

织田信长突然出现在桶狭间，令今川军阵脚大乱。桶狭间是个低洼地，加上当时正在下雨，今川军正好是顶风作战，织田军则是顺势而下，今川军完全处于劣势。

战斗中，织田信长的侍卫毛利新助等人围攻今川义元，终于砍下了这个准备坐着轿子上路的“东海道第一武将”的脑袋。于是，织田信长获得了桶狭间会战的胜利，名扬天下。

桶狭间会战后，织田信长开始攻掠美浓。这时斋藤义龙已死，在位的是其子斋藤龙兴。1561年，织田和斋藤进行了森边之战，织田军战败。为此，织田信长决定将居城前移，于1563年在小牧山筑城，并将居城移往小牧山城。1566年，织田信长派木下藤吉郎(后来的羽柴秀吉，丰臣秀吉)在墨俣筑城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前沿堡垒。

而这时斋藤方面却很不妙。斋藤龙兴的家臣竹中半兵卫因为不满意斋藤龙兴，运用奇谋，夺取了稻叶山城。后来竹中交还了稻叶山城给斋藤龙兴，自己却被羽柴秀吉策反，做了羽柴秀吉的军师。在竹中和羽柴的谋略下，美浓三杰投降了织田家，斋藤的家臣团瓦解了。

1567年，织田信长攻下了美浓稻叶山城，斋藤家灭亡。织田信长将稻叶山城改名为“岐阜”，取“周文王起于岐山”之意，准备统一天下，并开始使用“布武天下”的印鉴。同时，织田信长把妹妹嫁给浅井长政，与浅井长政结盟。

1568年7月，织田信长在美浓政德寺拜见了足利义昭，决定拥立足利义昭为幕府将军。9月，织田信长开始率军上洛，经过萁作之战迅速击败了南近江的六角家，平定了南近江，进入了京都。10月18日，足利义昭继任征夷大将军。次年1月，织田军击败了拥立另外一位将军足利义荣的三好家，确立了足利义昭的地位，并在2月修建了二条城作为足利义昭的居城。

1570年1月，织田信长送给足利以昭“条书”，限制足利义昭不得干什么，削弱足利义昭的权力。足利义昭当然很不满意，便秘密联合各地大名抵抗“信长这个公敌”。率先响应足利义昭号召的是越前的朝仓义景。为此，在1569年4月，织田信长率领大军远征越前，讨伐朝仓。织田军很顺利地攻下了金崎，正准备继续进攻时，突然传来不好的消息：浅井长政背叛了织田信长，投向了老盟友朝仓。这样一来，织田军便陷于浅井、朝仓的夹击中，织田信长只好下令撤退。羽柴秀吉自告奋勇殿后。这就是金崎撤退。织田信长对浅井长政的背叛非常恼火，两个月后，便联合德川家康讨伐浅井，在姊川会战中击败浅井，朝仓联军。日本的战国时代

虽然取得了姊川会战的胜利，但是织田信长的困境却越来越严重：本愿寺和延历寺先后和织田信长对立，伊势爆发长岛一向一揆，甲菲的武田，越后的上杉也响应足利义昭的号召，与织田信长为敌；西国的毛利从水上援助本愿寺，加上以前的浅井，朝仓和三好家，信长包围网形成了。为了打破这个信长包围网，织田信长首先对延历寺下手，于1571年9月焚毁延历寺。

1572年，真正的危机来临了。当年10月，甲菲的武田信玄开始出兵上洛，并于12月在三方原大败织田和德川的联合军。得知这一消息后，足利义昭于次年2月在二条正式起兵，对抗织田信长。可是足利义昭实在是算错了账。武田军的确大获全胜，可是就在足利义昭起兵两个月后，武田信玄病死在上洛途中，武田军只好退了回去。这样一来，在7月，足利义昭兵败被流放，室町幕府灭亡。

武田军上洛的失败使得信长包围网开始崩溃。1573年8月，在流放足利义昭后，织田信长成功地攻下了朝仓和浅井的居城，朝仓，浅井灭亡。1574年，织田信长镇压了长岛的一向一揆。1575年，武田军再次上洛。但是这次他们在长条被织田德川联军大败，重臣几乎全部阵亡，武田家当主武田胜赖仓皇逃回甲菲。

织田军在击败武田军后，势力更加强大，于8月镇压了越前的一向一揆。信长包围网事实上已经瓦解了。织田信长这时可谓春风得意，于1575年11月让位给长子织田信忠，并送给他美浓，尾张国，自己做了“太上皇”。

1576年2月，织田信长移居安土。这座规模极大的居城完全不是当时那种堡垒形式，而是行政军事的新型城堡，向天下显示着织田信长的权威和野心。这时，能够和织田家对抗的大名已经不多，主要就是西国的毛利，越后的上杉和京畿地带的本愿寺。

织田军长年围困石山本愿寺，本愿寺城的粮食、武器很不足，为此，毛利家从水路对本愿寺进行补给。为了尽快攻下本愿寺，织田军在1576年7月和毛利军打了一次水战，就是第一次木津川口之战，结果被毛利水军击败。

同时，在北陆，上杉军平定能登，在手取川击败织田军，似乎要重演武田军上洛了。可是不然，号称“战国最强”的上杉谦信不久就病死了，他的养子们为了争位引发了“御馆之乱”。上杉家已无力上洛。

1578年7月，织田水军再次和毛利水军交战，这就是第二次木津川口之战。结果织田家的九鬼嘉隆用大安宅船击败了毛利水军，本愿寺的补给中断，只好在1580年由天皇出面调解，本愿寺解散军队，退往纪州。同时，织田信长让羽柴秀吉经营西国。羽柴秀吉不负众望，干净利落地在西国屡屡击败毛利军，拖住了毛利军。这一时期，织田信长的部下不断有人反叛。先是大和的松永久秀谋反，被织田信忠攻破信贵山城，松永久秀父子自杀。之后又有荒木村重和别所长治谋反，也被镇压。

1582年，织田信忠联合德川和北条，进攻甲菲。武田重臣穴山梅雪、小山田信茂等先后背叛，胜赖父子自杀于天目山中，武田氏灭亡。这时，织田军势力空前之强大：羽柴秀吉水淹高松，对抗毛利；丹羽长秀在攻略四国；柴田胜家在北陆对抗上杉家；泷川一益和盟友德川家康在甲信对抗关东的北条氏。5月29日，织田信长入京都本能寺。

6月2日，明智光秀突然下令：“我们的敌人，在本能寺﹗”出兵包围了本能寺。面对明智光秀的大军，织田信长身边只有数百卫兵。眼看脱逃无望，织田信长放火焚毁了本能寺，自己也死在了本能寺中，享年49岁。同时，在京都的织田信忠得知父亲死于本能寺后，率军死守二条城，城破战死。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本能寺之变”，“本能寺之变”使织田信长统一天下的霸业功亏一篑，事变后，织田一族就此一蹶不振，各诸侯大国再次陷入战乱。

第三节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

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未完的事业，但他走的路线和织田信长全然不同，在武力统一受到挫折后，丰臣秀吉改变策略，先与敌手德川家康讲和，并与朝廷接近，以朝廷的名义征讨反贼。

在众多日本人的眼中，丰臣秀吉的诞生充满神奇色彩。最脍炙人口的传说如下：1536年丙申一月一日，尾张国爱知郡中村的农民木下弥右卫门的家中，在这喜气洋洋的元旦气氛中，诞生了一个男孩。弥右卫门的妻子平日笃信日吉权现(太阳神)，经常向日吉权现祈祷能够生一个男孩。有一天晚上，她梦见太阳进入她身体，之后，她怀了身孕。13个月后，这个小孩诞生了。由于是日吉权现所赐之子，因此命名为“日吉丸”。这个小孩，脸长得像猴子一样，所以大家都叫他“猴子”。

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太阁素生记》，以及其他传记的记载，秀吉确实长得像只猴子，因此他的绰号叫猴子。这并不只是个谣传而已，现存的织田信长的信中留有证据。此外，织田信长的信中还透露，秀吉还有个外号，叫做“秃鼠”。秀吉中年以后，毛发逐渐稀疏，晚年出征的时候，为了使自己更有威严，经常要画眉毛，装假胡须。不管是猴子还是秃鼠，总之丰臣秀吉的外貌极为不扬。秀吉在8岁时父亲去世，没过多久，一个名叫筑阿弥的茶艺师当了他的继父。在继父的眼中，秀吉不管外表或个性方面，一点都不可爱，而且家里又贫穷，因此就叫秀吉出去当帮佣。秀吉不管到哪里帮佣，都不受欢迎，每个地方都待不久。最后，在16岁那年，秀吉拿着生父留给他的永乐钱一贯离家出走，独自寻找帮佣的主人。秀吉的出生地尾张介于京都与偏僻的东国之间，是一块肥沃的平原，可说是仅次于京都的发达地带。这个地方商人熙来攘往，因此可以接触各地来的信息。在这种环境下，秀吉当然也得到一些商业的信息，而且他天生聪慧，在旅途中，他将永乐钱换成便于携带的商品“木绵缝针”，然后再将缝针卖掉，获取利润作为旅费。最后，秀吉终于如愿以偿，进入远江国(今静冈县)的松下嘉兵卫家中帮佣。秀吉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帮主人拿拖鞋。由于到武士家庭工作是他的最大愿望，因此秀吉工作勤奋，没多久即受到嘉兵卫的重视，将他提拔为出纳管理员。然而好景不长，秀吉的能干与勤奋受到同事的嫉妒，一大群人经常在嘉兵卫的面前中伤秀吉，尽管嘉兵卫再三保护他，但阻止不了众人的诽谤，终于在嘉兵卫善意的说明原委之后遭到解雇。秀吉在松下嘉兵卫家里工作了4年，虽然遭受解雇，但是他仍然感谢嘉兵卫对他的提拔与呵护。后来，丰臣秀吉称霸天下之后，他派人去寻找松下嘉兵卫，在远江国久能地方赐给他领地，并任他为大名(诸侯)。

大约1555年的时候秀吉回到尾张，并加入当时尾张的领主织田信长麾下。回到尾张之后，秀吉想尽种种办法接近织田信长。在织田家中，最初秀吉也只是打杂的仆役，他的第一份工作仍是替信长拿拖鞋。虽然同样是拿拖鞋的工作，但秀吉比从前更加用心。譬如说在寒冬的清晨，他将信长的拖鞋放进怀里温暖，信长对于这种用心当然会有所回报。6年后，也就是永禄二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发动奇袭，打倒今川义元，一跃而成为天下出名的武将。此时，秀吉担任杂物采购官，发挥了开源节流的长才，他将支出减少了2/3，当清州城城墙破损而没钱修理时，他又毛遂自荐担任营缮官，将城墙修补完毕。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信长的赏识，逐步由仆役升格成为下级武士。

据说战后因其功绩信长将浅野家的养女宁宁(弥弥)许配给他，这位宁宁小姐后来是秀吉的贤内助，在丰臣政权中影响颇大，人称“北政所”。日本古代等级制度森严，贵族(包括武士)以外的普通民众不允许有姓氏，由于他是从步兵之子入赘于武士之家，所以改名为藤吉郎，另一名字为秀吉。此时秀吉25岁。后来大约在秀吉38岁时，他又从织田家的大老丹羽长秀与柴田胜家两人的姓中各取一字，改姓为羽柴。丰臣秀吉

1582年6月2日拂晓，明智光秀举兵叛变，织田信长在本能寺自杀身亡。这一事件改变了秀吉的命运。据《川角太阁记》记载，明智光秀在事变之后，立刻派密使去向毛利氏报告。没想到这密使在暗夜中迷失方向，误入羽柴秀吉的兵营中，此时正好是本能寺之变的第二天。秀吉知道此事后大吃一惊，同时他也预感到他一生的命运将会有巨大的转变。羽柴秀吉不敢张扬此事，翌日(4日)立刻与毛利军的高松城城主清水宗治达成和谈协议。6月5日清晨，秀吉从高松城撤退，挥兵讨伐明智光秀。秀吉的军队在滂沱大雨中，夜以继日的强行军，奔驰了约108公里的路途，终于在7日的傍晚抵达自己的居城──姬路城。秀吉一回到姬路城，立刻跳进澡池里泡热水澡。他在澡池里面，发布出兵的顺序，并命令将城中所有的资金与兵粮完全分发给将士，毫不保留。从这里可以看出，羽柴秀吉为了这一战，将他一生的命运孤注一掷。

在山崎之战与贱岳之战获得大胜之后，秀吉于1584年与德川家康、织田信雄的联军大战于小牧、长久手。为打破僵局秀吉派池田恒兴等率部偷袭家康领地三河，但遭到家康伏击，池田恒兴战死。遇到骁勇善战的德川家康，士气如虹的秀吉首次碰到钉子，但是他非常聪明，立刻与家康和谈，并收家康的次子于义丸为养子。而后秀吉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段招降德川家康(把妹妹嫁给家康并把自己的母亲送去作人质)。其后的战争，如1585年攻打纪州与四国，1587年征讨九州，1590年出征小田原，秀吉的军队都势如破竹，迈向统一日本之大道。

1583年，秀吉开始着手在大阪建筑一座超越安土城的城堡。其天守阁外观5层，内部8~10层，于1585年完成，其动员的人数，据史料记载，超过六万人，“如同蚂蚁进入蚁穴般”。秀吉为了向大家炫耀大阪城的豪华壮丽，经常招待访客去参观，其中还包括外国的传教士。秀吉向传教士说：“现在你们看到的房间，到处都是金、银、生丝、绸缎、高级茶器，另一间房间则都是长短刀，以及其他的武器。”换言之，大阪城比安土城更像一座宝山。此外更令人惊讶的是，秀吉还制造了一间活动式的黄金茶室，墙壁、天花板、地板都是由黄金制造的，甚至连纸门的骨架也是黄金打造。他的寝室也是极为华丽，棉被是鲜红色的高级布料，床头以黄金雕刻装饰。这个大阪城在1615年被德川军烧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阪城天守阁是在1931年11月以钢筋混凝土重建而成的。传教士佛洛伊斯于1593年的报告书中介绍秀吉的夜生活如下：“关白(秀吉)极为好色而不知廉耻，经常沉迷于动物性的肉欲中，在他的宫廷内，拥有200名以上的女人。这位不幸的暴君年龄已经超过60岁，但是他还派人出外搜寻美女，不管是商人或是工人的女儿，也不管是未婚或是寡妇，只要是容貌美丽，都被他召进城内。而且他都只留一两天，就让那些妇女回家，只有让他满意的，才长久留在城内。”有人说，秀吉因出身低微，所以喜欢搜集名门闺秀当侧室。

就在大阪城完成的1585年，也就是秀吉50岁那一年，秀吉征伐四国，招降了长宗我部元亲。同年秀吉希望成为征夷大将军，但在公卿的劝阻下转而向朝廷索取“关白”的封号。他改姓藤原，升任代表朝廷最高权势的“关白”一职。这“关白”一职，自古以来，都由藤原氏所独占，特别是藤原家的近卫、鹰司、九条、二条、一条，称为“五摄家”。因此秀吉乃先认前关白近卫前久为干爹(近卫亦为藤原一族)，然后才晋升关白。至于为何秀吉不担任“征夷大将军”而去当朝廷的“关白”一职，虽然有种种说法，但其实当时的战国武将，一听到朝廷要赐给他们虚有其名的官位，都会感动得流泪。所以秀吉晋升“关白”，自然会感到无限的光荣。晋升“关白”后的翌(1586)年，就在后阳成天皇即位的那一天，秀吉晋升律令制度下的最高官位“太政大臣”。“关白”一职虽然代表最高权势，但从正统的律令制度来看，仍属“令外之官”，从此看来，秀吉拟依律令制度的官位重建天下秩序。另一方面，或许秀吉认为藤原这个姓太过老旧，无法显现出他是历史上最大的伟人，因此秀吉又获得天皇的许可改姓丰臣，象征日本统治者的丰臣秀吉于焉诞生。丰臣也由此成为继“藤原”、“源”、“平”、“橘”等四大姓氏之后的第五大姓氏。不过“丰臣”未能像其余四大姓那样发扬光大，因为它只传了两代就绝嗣了。

1587年，秀吉又联合已经归顺的毛利征讨九州岛津氏，结果不仅迫使其投降，还使其家主岛津义久出家，并让位于相对亲丰臣的义弘。1589年，秀吉征发全国各路大名出兵关东讨伐小田原北条氏。经过近一年交锋北条被迫投降，北条家主北条氏政被迫切腹。至此秀吉完成全国统一。

秀吉在1591年12月辞去“关白”，由他的养子秀次继承“关白”，自己则成为“太阁”。“太阁”是“关白”禅让之后的称呼。就在秀吉成为“太阁”这一年，开始作全国性的检地，因此称为“太阁检地”。其实，秀吉从1583年起就开始检地，在这之前，其他的战国武将为了想要重建业已崩溃的土地制度，也曾经做过检地的工作。“太阁检地”之所以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那是代表丰臣秀吉已经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工作，同时，也表示他为了将来出兵朝鲜而预先作国力调查。此外，经过秀吉的严格检地之后，每块田地的收获量都统计得很清楚，农民具有耕作权，同时必须担负缴纳年贡的义务，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剥削阶级(豪农)从此消失。在统一过程中，秀吉除了对各地进行“检地”，即丈量土地、清查田户之外，同时还推行“乐市乐座”发展商业；颁布“刀狩令”收缴私人武器，维护治安；推行“兵农分离”，建立职业军队加强军队战斗力。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是秀吉得以统一全国的重要保证。

在政治方面，秀吉从大名中选出最有势力者组成“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其中隆景死后由上杉景胜接任)帮助管理国家事务；任命有能力的亲信组成“五奉行”(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增田长盛)负责实际工作；另由“三中老”(生驹亲正、堀尾吉晴、中村一氏)负责五大老与五奉行之间的协调与沟通。丰臣政权的统治体制颇为完备，但也存在许多隐忧：家康在地方拥有超过200万石的领地，在中央家康又握有重权，因此最后家康取代秀吉得到了天下。

织田信长于1569年颁布了《择钱令》，规定“善钱”、“恶钱”的交换比率。丰臣秀吉则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矿。

第四节 侵略朝鲜

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后，对外扩张的野心急剧膨胀，1592年正月，他突然发布出兵朝鲜的命令。秀吉的野心不止于朝鲜，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征服明朝，甚至想要将帝国的版图扩大到印度、东南亚。虽然有人说秀吉出兵朝鲜的动机，是由于他丧失了最心爱的3岁大的儿子鹤松(1591年)，但是在这之前，他已经向传教士说过要出兵朝鲜，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没有一个封建领主不想扩大自己的领土，而且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已经没有领地可以犒赏有功的将领。如果占领了中国，当然不愁没有领地可以分发。他的野心在他给家人的信中昭然若揭：“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汝(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十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指秀次)为大唐关白，以京城百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择任之。”

此战史称“万历朝鲜之役”(因当时年号之故)。日本方面称为“庆长·文禄之役”(因当时年号之故)，朝鲜称“壬辰卫国战争”(因1592年为壬辰年之故)。就在出兵朝鲜的前后，秀吉分别写信给琉球(1590年)、菲律宾(1591年)、高山国(台湾，1593年)，要求服从朝贡。当时的台湾正是中国等海盗的根据地，是军事、贸易、交通的要冲。秀吉的军队在攻打朝鲜20天后，已经攻陷汉城，可谓势如破竹，日军的制胜关键在于拥有先进的欧式火枪。就在秀吉得意忘形之际，朝鲜的游击队开始在各地反击，名将李舜臣更率领朝鲜的水军，以龟甲船及船炮震天雷大破日本的军队，控制了制海权。进入严寒的冬天之后，明朝的救援军队又赶到朝鲜，日军在饥寒交迫中牺牲惨重，厌战气氛弥漫。

直到1592年末、1593年初明军援朝局势才得以扭转。1593年4月收复汉城在内的大部分失地，日军龟缩于南部沿海。秀吉本来想要谈和，但是1596年9月1日看到明使的国书，上面写着要封秀吉为日本国王，并将日本当作明朝的属国。秀吉看了之后暴跳如雷，当天晚上发布命令，再度出征朝鲜。这次的出兵军队只有14万人，而且仅能占据朝鲜的最南端。在第二次出兵的前后，日军对朝鲜民众的残害更加激烈，而且日军为了争取战功，将战死的朝鲜军人的鼻子、耳朵割下，用盐醋防腐寄回日本给丰臣秀吉，由于以数量记功，所以很多无辜的老弱妇孺都受到残害。这些鼻子、耳朵埋葬在京都方广寺大佛的西侧，今日则称为“鼻冢”。至今，韩国人一提到丰臣秀吉，莫不咬牙切齿。秀吉的军队除了杀害朝鲜军民之外，又强行押解五六万朝鲜俘虏到日本耕作。除了农民之外，日军还强押大量的陶艺、印刷、刺绣等师匠到日本来，使得日本的陶艺水准大举提高。铜活字的传来，更带动了日后江户时代的出版风潮。朱子学者姜沆则带给日本的朱子学莫大的影响。这是侵略战争无意中的文化产物。1597年战事再起，但在明、朝联军打击下日军遭到惨败。

在征服朝鲜的军队陷入苦战之下，如同前面所述，丰臣秀吉将自己的“关白”一职让给外甥秀次，自己则引退，成为退休的“太阁”。可是在1593年8月，也就是秀吉58岁那年，爱妾淀殿又再生下一子，秀吉欣喜若狂，取名为“拾”，亦即后来的“秀赖”。就在秀吉为如何替儿子的未来铺路而伤脑筋时，秀次为了讨好朝廷，献上大量的金银财宝。秀吉得知之后，即以谋反的罪名命他切腹，并将秀次的妻妾子女30余人斩首，据说当时鲜血染红了京都的鸭川。1594年，秀吉59岁时，关白秀次的文书官在日记中记载，秀吉在晚上睡觉时尿床而不自觉。为了防止肉体老化，秀吉乃命令朝鲜的将士捕捉老虎给他进补。尽管吃了大量的虎肉与老虎的内脏，然而秀吉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好转。

到了1598年，秀吉的身体情况稍好，乃于3月15日在山城的醍醐(位于京都市伏见区)举行盛大的赏花大会。其规模远比11年前在北野(位于京都市上京区)举行的茶道大会还盛大。然而与北野的茶道大会不同的是，当年的茶道大会，贩夫走卒都可以自由参加，而这次的赏花大会却是戒备森严，仿佛暗示着世人对丰臣政权的不满。到了7月1日，秀吉梦到织田信长来对他说：“藤吉郎，你的时候差不多到了，我来迎接你。”秀吉回答说：“藤吉郎替主君报仇，是为了报答主君的恩惠。请主君再稍等一段时间。”信长猛拉着秀吉说：“不!我的孩子被你害得很惨，一想到这件事，我就等不下去了，快点过来!”秀吉猛然醒来，发觉自己已经爬离床位了。自从做了这个梦之后，秀吉自己知道来日不多，他最担心的仍是爱子秀赖的未来。8月5日，秀吉将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叫到床边，不停地说：“拜托各位一定要照顾秀赖。”8月18日，秀吉终于在伏见城内结束他那波涛汹涌的一生，享年63岁。他留下一首辞世歌：“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

丰臣秀吉死后，遵照遗命，“五大老”秘不发丧，以丰臣秀吉名义指示在朝各军撤退回国、力争最体面的议和。但尽管如此，此情报仍为明、朝联军获知，并决定进行阻击。

从1598年9月起，明、朝水军不断在海上截击撤退回国的日军舰队，使日军遭受巨大损失。11月15日，最后撤退期限已至，但小西行长被李舜臣截住。18日，岛津义弘率舰队前往增援小西行长。19日，明、朝水军和日本水军在庆尚道露梁附近海面展开了“文禄·庆长之役”规模最大的海战——露梁海战。此战日军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被击沉、焚毁战船大约400艘，伤亡数千人。明、朝水师也损失惨重，李舜臣与明水师将领邓子龙双双战死。到了年底，日军全部撤回，庆长之役结束。

第五节 江户时代独特的幕藩体制

曾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部下的德川家康(1542—1616年)，以战和两手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实力。丰臣秀吉临终时，托付总揽政务的“五大老”要拥立他年幼的独子秀赖，当时担任“五大老”首席的德川家康发誓效忠。但是，秀吉一死，产生了以石田三成、小西行长为首的文吏派和以加藤清政、福岛正则为首的武将派间的尖锐矛盾。双方势均力敌，互相抗衡。

德川家康与武将派相通。1600年，他率5万余兵力自大阪出发东征。石田三成就策动毛利辉元等西部大名组成西军，进攻伏见城，讨伐德川家康。德川家康联合武将派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组成东军，西上迎战。9月，东军进至尾张清州，进攻石田三成的根据地佐和山，西军连夜调兵进驻关原以阻挡东军。关原，旧称“不破关”，与伊贺的铃鹿关、越前的爱发关，统称日本“三关”，素为战略要地。9月15日晨，德川家康军旌旗招展，冒雾挺进关原。双方激战持续了六个小时，西军全线溃退。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奠定了称霸全国的大局。

1603年2月12日，后阳成天皇任命德川家康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家康立即召集近臣，宣布在江户城(今东京)建立幕府。1605年，家康把将军职位让与儿子秀忠，要求天皇在其死后授以“东照大权现”称号，以维护其子孙的世袭统治。家康虽引退于骏府(今静冈)，仍以“大御所”身份掌握军政大权。江户幕府的建立，真正完成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来的全国统一事业，全面结束了战国以来的混战和动乱，迎来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局面。

德川家康深居骏府视政以后，视丰臣氏的存在为大忧患，决心要以其老迈之躯，亲自策划消灭之。为削减丰臣氏的财富，德川家康两次劝秀赖修建佛寺。秀赖听从他的劝告，动用积聚的钱财，花两年多时间在京都建造方广寺。1614年4月，又铸方广寺铜钟，并铸刻诗铭四言三十八句，其中有“东迎素月，西送斜阳消灭丰臣氏”，“所庶几者，国家安康，四海施化，万岁传芳，君臣丰乐，子孙殷昌”。正当方广寺大佛殿落成时，德川氏对该寺的钟铭进行百般挑剔，说钟铭中的“国家安康”，“群臣丰乐”，是欲以丰臣为君，斩杀家康，才能国安丰乐。德川家康以此大做文章，进而发兵进攻大阪。11月15日，家康父子亲率15万大军包围大阪。因大阪城外有两道护城深壕，久攻不下，于是采取瞒天过海之计，暂与丰臣氏议和，史称“大阪冬战”。

在议和谈判中，丰臣氏被迫填平大阪城外壕。进而连内壕也填了，甚至毁坏了城墙。大阪防御工事既毁，家康便于1615年3月发出最后通牒，强迫秀赖撤离大阪。秀赖拒绝迁移，积极备战。5月初，两军重新开战。7日，德川军攻入大阪城。8日，丰臣秀赖剖腹自杀，其母及近臣也多随之殉死，丰臣氏就此灭亡，史称“大阪夏战”。

至此，江户幕府名副其实地成为号令全国的权力机构。随即颁布“一国一城令”，只准大名领国内留下一个城池，其余得全部毁掉。结果全国3000余座城，只剩下了170座。

德川家康在消灭丰臣氏以后，建立了一套以幕府为核心、诸藩为支柱的土地分封等级制度，建立了控制朝廷、大名、武士的制度和以本百姓(自耕农民)为中心的村落制度的统治体制，史称“幕藩体制”。

幕藩体制是幕府和藩的两级统治。幕府将军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三个执政要职。老中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大老为必要时临时任命的幕府最高官职，可代行将军职权；若年寄协助老中处理政务。在老中之下设有大目付、小目付，负责监察工作；勘定奉行管理幕府直辖领地的财政、民事诉讼，江户町奉行负责江户市政、警察、司法，寺社奉行掌管寺社、僧侣及关东以外的幕府直辖地的人民诉讼；还由老中主持、有三奉行及有关高级官员组成的幕府司法机构评定所。幕府也是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机关，将军掌握全国军事指挥权。地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封建领地称为“藩”，当时有260多个。藩的统治组织与幕府机构大体相同。藩既有地方分权的自治性，又得服从幕府的集权统治。江户幕府比镰仓、室町幕府更具专制性。德川家康雕像

幕府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一系列削弱大名实力的措施：按血缘、亲疏和功劳大小，把藩主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个等级。亲藩大名即德川家康的直系亲属；谱代大名是关原之战以前的追随者；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的臣服者。凡军事要地、政治重心地带和经济富庶之地均分给亲藩或谱代；外样大名则被安置在边缘地区，并有亲藩或谱代大名监视。对各藩大名实行“参觐交替制”，规定大名要轮流到江户参谒将军，并把他们的妻子作为人质，长期留住江户。

专题：基督教的传入

最初传入日本的是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也就是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文明，不仅仅是一种猎奇般的装饰，而是对日本的社会构造乃至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造成震撼。不少史学家甚至说，室町时代的终结和江户幕府的诞生，均与葡萄牙人传来的几支“铁炮”(鸟铳)有关。

东方有一个金银岛的传闻，在欧洲流播已久。其地点因时代而变，或言在印度，或言在马六甲，至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问世，西方人始把目光投向世界最东端的日本。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1271年随父游历中国，他根据在南方听到的传闻，这样描述日本的富庶：“他们国内的黄金极为丰富，因为黄金的来源是取之不尽的。但是国王不让黄金输出，商人很少到那里做生意。其他地方的船舶和这个国家的来往也是不多的。根据曾经到过那里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王宫富丽堂皇，蔚为奇观。王宫的整个屋顶用金色的板块覆盖看，与我们用铅遮盖屋顶一样；更恰当地说，与我们用铅皮盖教堂一样。宫殿的天花板也是用同样的贵金属做成的，许多房间里有很厚的纯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

在整个大航海时代，“金银岛传说”无疑对西方探险家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成为16世纪前后一系列地理发现的重要契机之一。15世纪末，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据说最初的动机便与探寻东方金银岛有关。西方人始终未放弃这种努力，直到1611年西班牙国王派遣维奇卡依诺赴日，仍要其寻找传说中的金银岛。

西方人对日本的重新认识，或滥觞于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他在《东方诸国记》(约1515年)一书中，根据到南洋贸易的中国及琉球商人提供的信息，对日本作了简略的描述，指出日本是明朝的藩属，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与琉球素通贸易，主要以金、铜交换服装和渔具等。这种对日本的认识，虽然尚停留在传闻阶段，但较之中世纪的金银岛传说，毕竟向事实大大迈进了一步。

1522年广东实行闭关，葡萄牙商船开始北上，游弋于闽浙沿海一带，不久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聚集。1540年前后，这里成了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王直及葡人、倭寇的屯聚之地。可以推测，日葡之间的贸易，最初是在中国的漳州、福州或宁波的某地进行的。

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日本九州南端的种子岛海边，突然出现一艘国籍不明的巨型帆船，船员约有100余人，容貌怪异，语言不通，见者无不称奇。这是葡萄牙人同时也是西方人首次在日本登陆。

日本方面的记载，首推南浦文之撰于1606年的《铁炮记》：“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日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奇怪矣。”当时船上有一位名叫五峰的“大明儒生”(即王直，“五峰”乃其号)，西村的村主织部丞即与其在沙滩上笔谈。织部丞问：“船中之客，不知何国人也？何其形之异哉!”五峰回答：“此是西南蛮种之贾胡也。”自此以后的约百年间，“南蛮”遂为葡萄牙乃至西方的代称，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亦被冠名“南蛮文化”。《铁炮记》记载了葡船抵达日本的时间和地点等，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加尔凡在《世界新旧发现史》(1563年)中则描述了出航情况及途中遭遇：

1542年，齐奥格·德·福莱特斯船长滞留暹罗德德拉市时，手下的三名葡萄牙人乘帆船去中国。他们在驶入北纬30余度的双屿岛时，巨大的暴风雨从后面袭来，将他们从陆地隔开。于是他们继续向东方航行，数日后在此纬32度的位置上发现了日本海岛。在这个岛上确实有黄金、白银和其他财宝。

加尔凡于1536—1539年在南洋摩鹿加群岛供职，《世界新旧发现史》是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其史料的真实性享有很高声誉。引文提到的“古书”当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可见到了16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东方金银岛依然抱有幻想。

这艘偶然漂到种子岛的葡萄牙船，首次将威力惊人的鸟铳传入日本。岛主时尧掷金2000两，从葡萄牙人手中买下两支鸟铳，令当地工匠传习仿造。这种新式武器很快在各地普及，和泉国的坍市、纪伊国的根来、近江国的国友等地，不久皆因仿造鸟铳而驰名。

鸟铳在实战中的使用，对传统战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弓箭、刀枪、盔甲、盾牌等装备逐渐被淘汰，身经百战的骑兵精锐不堪初次上阵的步兵枪手一击，阵地作战取代了武士的单骑独斗，大名之间的军事均衡被打破了，从而加速了日本国内的统一进程。从此信长政权便开始引进西方的枪炮、火药制造技术。据说，信长在长筱一战中，就集中使用了3000支洋枪，在战场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对于完成统一的大业有很大帮助。

葡萄牙人开拓的对日贸易，也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契机。天文十八年(1549年)八月十五日，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搭乘商船在鹿儿岛登岸，他的到来预示着一场外来文明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沙勿略先在鹿儿岛一带传教，逐渐渗透到山口、丰后、平户等沿海港口地区，然后进入本州之商业城市坍市及政治中心京都，两年后离开日本，病死在澳门附近的上川岛。

继沙勿略之后，天主教传教士络绎而至。他们以贸易为诱饵劝说大名接受洗礼，从而获得在大名领地内传教的权利。这些信教的大名当时被称为“切支丹大名”，主要分布在九州沿海地区，著名的有丰后国的大友宗麟、肥前国的有马晴信和大村纯忠等。

西方传教士在九州站稳脚跟后，将视线投向室町幕府上层人士。1559年维列拉到京畿传教，受到足利义辉将军的保护，上层武士相随信教者甚众；1568年弗洛伊斯面谒织田信长，获准在京都其建教堂(俗称“南蛮寺”)。

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不单是大名和武士，包括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据统计，1570年全国信徒约2万~3万人，1582年增至15万人，1600年达到30万人。天主教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广，确实令人惊讶。

传教之初，为了达到迅速普及的效果，《圣经》等文献的宗教概念和用语都采用照搬照馓假名或汉字标记，使受众容易理解教义的内容；同时，教义传播与当地风习相结合，通过琵琶法师说唱的方式传播，还利用包括谣曲在内的日本民间艺能演出新旧约的故事。有的传教士为了适应当地习俗，甚至身穿佛教法衣在大街小巷说教，传播其教义和文化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

布教者成立神学院、培训所等教育机构，培养传教士和拉丁语、数学、天文、地理、音乐、绘画等方面的人才，还带来印刷技术和印刷所需要的铅字等设备，开始印制图书，主要是《圣教要理》、《信心录》、《劝善抄》等宗教书17种，《平家物语》、《伊曾保物语》、《落叶集》等文学书6种，《拉丁文典》、《拉丁语日语辞书》等语言学书5种。印刷事业刚起步就达到这个水平，这是很难得的。

随着天主教的普及，各种西方宗教艺术也传到日本。首先是圣像画。天文十八年(1549年)，访日的传教士带来了《圣母玛丽亚像》，赠给萨摩太守岛津贵久。赠送时，岛津贵久与家族、家臣一起在像前下跪，以表敬意。信众也对西方宗教画产生浓厚的兴趣，乃至在岛原之乱时，阵中的军旗上绘有天主教堂用的圣像画。西方宗教画的技法也被日本画师所吸收，一时间天主教绘画大为流行。浦上天主堂收藏的《玛丽亚十王玄义图》完全模仿西方的版画和油画，画题都取自《圣经》。这是日本与西方美术最早的交流，初步形成了日本早期西洋画的画风。

人们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绘画产生了莫大兴趣。此时传入的西方宗教画和模仿绘制的西方宗教画已满足不了人们对西方艺术的追求，于是又引进西方绘画技法，扩展画题，除了绘制宗教画外，还绘制西方风俗画，著名的有《泰西王侯骑马图》、《泰西武人图》、《洋人奏乐图》、《师父二童子》等，巧妙地采用了西洋画的明暗法，来描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学习西洋画技法已达到圆熟的地步。在运用西洋画技法绘制风俗画的同时，也采用日本画的技法描绘西方船只入港和西方人赴日情景的风俗画。

在伴随布教而展开的文化教育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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