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丰往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信丰县委员会 编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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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往事试读：

桃江八景

信丰记忆

信丰小吃

往事，意为从前之事。《信丰往事》，自然是讲信丰的过去。

论及往事，古人对此不乏精辟深邃、入木三分的见解。《荀子•成相》中说：“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史记》中说：“叙往事，思来者”，都强调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但要在如烟往事中提炼出可资鉴的东西，要靠个人的悟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非人人都能读懂。

说到历史，则不管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我们都应当尊重历史的原貌，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历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信丰往事》以大众为阅读对象，注重文采，把平民化、生动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重要取向。所辑录的文章中，有些是信丰历史事件亲历者、知情者的回忆，从而把僵硬的历史还原为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生命体；有的是对历史的缝隙加以修补，对正史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之处，经过调查探索，使其重见天日；有的根据档案和史料，把尘封多年，或被长期误读的历史，建构起迥异的命题和意蕴。可以宏大叙事，也可以细枝末节；可以方言民俗，也可以野史传说，其特点是典型的信丰地域文化、乡土情结。

信丰建邑一千三百余年，拥有辉煌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革命前辈和先烈们在信丰这块红土地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宋明以降，信丰比屋弦歌，人文鹊起，历史人物光彩照人，史料典故引人入胜。彰映草根人物、风物民俗的记录和记忆，平实流畅，亲切感人，是蹉跎岁月的市井碎影，丰姿多元而令人心动。在信丰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仿佛在向年轻人倾诉向善、宽容、诚信、睿智的人生哲理。几位信丰籍博士的来稿，难能可贵，文章立论高远，考证缜密，文笔严谨，回味悠长，多喝了几年墨水就是与众不同。往往被历史学家忽略而散落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物化的历史记录，还保留有诞生时代的风尚气息，正弥补了传统文化的缺憾与漏洞。所有这些百科全书式的文史资料，经编辑们汇编成册，付之梨枣，借以奉献给千千万万的信丰父老乡亲，也留给后人，留作我们共同的记忆。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个人认知有限，背景各异，总是凭自己的思维、感悟来记叙历史，从而难以做到不带感情色彩的超脱，难以完全客观。这个命题在当代人很可能无法逾越，还有待于历史的沉淀和升华。所谓千年历史，百味人生，靠读者的理解和领悟。《信丰往事》是继2012年县政协编辑出版《老城记忆》后的又一拓荒之作，疏漏浅短在所难免。在人们禁不住发出“有知识，没文化”的忧世之叹，为生计为事业疲于奔命的今天，专注已成奢侈。读者捧卷在手，零敲碎打地回味往事，解读信丰，不失为一种安静的消遣。

物无定味，适口者珍。我们不敢赋予《信丰往事》更多的历史现实含义。看完本书，倘若你有走进“信丰历史博物馆”一角的感觉，能给你带来一种近乎“旅途”的收获和享受，那我们的编辑之旨便达到了，也不枉作者、编者的一番笔墨劳顿。张克喜2014年岁末于信丰戎马一生　故土难忘曾思玉童年时期

1911年3月2日，农历辛亥年二月初二，一个新的生命呱呱降临在江西省信丰县游州堡庄上村一个农民家庭，这就是我。

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之日。老人们认为这是个非常吉利的日子，爷爷曾泽珍为我取乳名辛龙保，意在生于辛亥年龙抬头之日，有龙保佑，能免灾消难，长大成人，一生平安。

按曾姓族谱排辈，我是“世”字辈，故取大名为世裕，希望世世代代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是爷爷的美好心愿。

我的家乡信丰县地处江西南部桃江中游。县境边缘山峰重峦叠嶂，峻岭起伏。境内山地丘陵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桃江日复一日地冲刷，在丘陵山地中形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河谷平地。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村落稠密，盛产稻米、烟叶、甘蔗，还有杉树、松树、茶树、樟树、毛竹等；香菇、草菇、红瓜子、红萝卜、白萝卜（加工后名为香干萝卜）为信丰特产，历来是出口港澳和东南亚的主要农产品。

游州堡位于信丰县城以南的桃江北岸，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物产丰富，可谓“鱼米之乡”。

我的爷爷跟先辈一样以务农为生。那时，爷爷有土地十二亩，水牛一头，土房八间，全家一年到头辛勤耕种，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所幸的是，爷爷年轻时学得一手好厨艺，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办红白喜事，大都请他下厨掌勺。除了谢厨的红包，事主还要送肉或鱼。我们家几代单传，由于我的出生，爷爷喜得长孙，分外欢喜。

我的父亲曾继熙上无叔伯，下无兄弟，只有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妹妹曾淑芳。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只上了两年私塾，就跟着爷爷奶奶耕田种地。父亲从小爱舞刀弄棍，10多岁起利用农闲拜师学武，身体强壮。按当地风俗，游州堡每年正月都要组织耍狮子、舞龙灯等活动，还要进行武术表演，我父亲自然是这些活动的骨干成员。父亲性格豪爽，敢作敢为，路见不平能出手相助。

我的母亲刘长凤，是赤土堡（今正平乡）社下村刘懋香的长女。外公刘懋香是清朝例授大学生，在当地颇有名望。外公生有四男六女，四个儿子依次为刘勉昆、刘勉照、刘勉昌、刘勉晔。外公满腹经纶，但治家无方，还抽鸦片，家境每况愈下，新中国成立时划成分，都划为贫农。我母亲和我父亲是娃娃亲。1910年，19岁的母亲和20岁的父亲结了婚，第二年生下我，以后我的妹妹曾世英，二弟曾世祺，三弟曾世麟，四弟曾世礼先后出生。我是外公的长外孙，第一个隔辈人，所以备受宠爱。

记得在1916年，五岁的我住在外婆家，和同年的小舅刘勉晔各用一根稻秆偷偷地去吸米酒缸里的酒酿，进行喝酒比赛。由于想赢他，我就使劲地吸，可是不胜酒力，片刻便醉倒在酒缸边。母亲见我醉得不省人事，吓坏了，立即把我抱到水塘边，用水塘的水往我身上浇，我好半天才苏醒过来。结果，外公把小舅痛打一顿。从此以后，我一闻到酒味就反胃难受，于是就与酒彻底无缘了。

童年的我对爷爷用水烟袋吸烟时“咕噜咕噜”的声音颇感好奇，一日乘爷爷不在房内，拿起水烟袋就一通猛吸。我本想尝尝水烟袋的滋味，却把含有浓浓烟油的水吸到了肚子里，顿时呛得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想吐吐不出，想站站不稳。为此，奶奶一边责怪爷爷的不是，一面用凉水给我反复漱口并喝下一大碗凉茶，我才逐渐恢复了常态。

我从这两次痛苦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抽烟、喝酒对别人也许是一种享受，对我却是痛苦。这些经历使我养成了终生不再沾烟酒的习惯。

小时候的我经常下水塘游泳，并学会了踩水。游泳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水塘底留下一串脚窝，因为只要有脚窝，鲫鱼就会钻进脚窝里，然后我再返回来潜到水下去脚窝里抓鱼。我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抓，每次都能抓上一两斤。所以，家里经常能吃到我抓的鲫鱼。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经常参加一些青壮年的活动。

端午节在桃江划龙舟是一项传统的活动。每年五月初五县衙都要买些鸭子，从县城东门外的水东桥上往江里甩，大家划着龙舟去抢，谁抢到就归谁。端午节前后由于雨量充足，江水猛涨，称之“端午水”。此时的桃江波浪汹涌，划龙舟抢鸭子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是一项危险性很大的水上活动，水性不好的青壮年是不敢去的。那时，我虽然只有15岁，但水性好，身体灵活，大家都乐意吸收我参加。我不负众望，初次参加划龙舟就夺得两只鸭子，还有几位老表抢到鸭子，然后大家一起打牙祭。投身革命

1926年10月，从毛泽东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共产党员舒国潘、谢汉昌，受赣南特委派遣，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名义来到信丰。此时，信丰籍的郭一清、黄达等人也从赣州的赣南工农运动训练班结业回到信丰。他们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信丰县党支部。

1927年，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了信丰县农民协会（农会）、总工会，从此，信丰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我是首批参加游州堡农会的会员，这是我迈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2月28日，由郭一清任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组织游州堡农会的赤卫队员参加的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向县衙挺进，很多手工工人和店员不断加入到请愿队伍，县衙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郭一清、黄达身边，亲眼看到他们和县知事（县长）史通交涉。在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县知事史通理屈词穷，答应释放县农会主席李官濂，答应减少捐税，所欠赋税不予追缴。请愿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同官府衙门的斗争，从此，我经常去庙上农会，并报名参加了赤卫队，积极担负送信等工作，连吃住都在庙上赤卫队。

郭一清、黄达是信丰县较早加入共产党的党员，也是本县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最初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6岁的我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郭一清、黄达可以说是我迈向革命征程的领路人。

1928年2月21日，中共信丰县委在游州堡车上村郭一清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做出“全面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决议，成立信丰县革命委员会暴动总指挥部，由黄维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肖凤鸣任党代表，郭一清任暴动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会议决定第二天，即2月22日晚发起暴动，攻打信丰县城。

郭一清亲率第三路大队，担负攻打上西门的任务。我任小队长，带领十几名赤卫队员，在上西门火焰山担负观察城内敌人动态的任务。火焰山在南山寺西侧，距城门约100米，名为山，实际上只是一个大土丘，土丘上长着茂密的樟树，是一个能够很好隐藏自己观察城内敌人动态的阵地。南山寺距上西门约600米，是第三路大队的指挥部。

战斗打响后，城墙和城门非常坚固，赤卫队先后用自制的松树炮轰、火攻、组织敢死队强攻、“棺材炮”爆破都未能奏效，一连几天，敌我处于僵持状态。

城内敌人乘夜幕派人由下东门偷渡桃江，调集小河圩、大塘圩、安息圩、古陂圩等地土豪劣绅和民团共3000人的反动武装，于3月4日气势汹汹地向攻城的农民暴动队伍进攻。与此同时，驻赣州的国民党马旅也派来一个营的兵力攻打暴动队伍。

在受到内外夹击、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总指挥部及时做出决定，停止攻城，迅速撤离疏散。

信丰“2·23”农民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揭开了信丰历史的新篇章，广大工农群众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为革命培育了“火种”。同时，这次暴动，不但震动了赣南和江西的反动派，就连当时上海的反动报刊也惊呼：“信丰告急！”

暴动队伍撤退时，我的小队在火焰山上担负掩护撤退监视城内敌人的任务，最后撤出阵地，因此没能跟上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于是，我带领五名赤卫队员自行撤至马鞍山以西的山区打游击。

1930年4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由井冈山出征向信丰进发，11日攻克信丰县城，活捉国民党县长关稔丰，击毙靖卫团团总王覃勋。我们几个游击队员心中豁然开朗：“找不到郭一清他们，咱们找红军去！”在县苏维埃政府，我被安排在县赤卫军一班任班长。

我所在的中队有100多人，大多数队员手中的武器是从家里带来的鸟铳、大刀、梭镖。中队长谢宗夫，外号“铁古仔”，是太平围村人，使用一支单打一的步枪。中队主要担负警戒县城西区，保卫县苏维埃的任务。

1930年8月间，陈毅军长率红二十二军在江西信丰整编，我决心要当红军，就瞒着母亲，带领赤卫军一个班（12个人）背着自己的土枪、鸟铳，参加了红二十二军。我被分配在该军四十六师二大队通讯班任副班长。四十六师的师长是唐天际，政委是我寻找两年来的信丰暴动的副总指挥黄达。

编入二大队后的第二天，全军向古陂进发，途经古陂时打了一仗（这是我参加红军打的第一仗）。尔后抵达兴国，进入中央苏区。从此，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到志愿军，度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岁月。20年后回故乡

1949年10月，我第六十四军完成了“打到银川去，解放全宁夏”的任务后，同银川人民一起欢庆了新中国的成立。之后，便奉命将银川防务移交六十五军，于10月上旬从银川出发，回师秦陇。

此次，我第六十四军是作为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预备队，集结于宝鸡蔡家坡、扶风地区休整待机。借此机会，我向兵团请假，准备带爱人洪林回江西信丰老家探亲。得到兵团批准的通知后，我的心情激动不已，思绪情不自禁地把我拉回到20年前。当红军告别家乡离开亲人已20年，在这20年中，家中亲人的情况一概不知，母亲怎么样了？弟弟妹妹们都还好吗？我想马上知道答案。带着对家乡对亲人强烈的思念，我迫不及待地带上爱人洪林、儿子曾武和警卫人员踏上了开往老家的火车。火车进到广东韶关，我们一行下了火车，驻韶关的某炮兵部队接待了我，并派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回了老家——江西省信丰县游州堡庄上村。

回到了我阔别20年的故乡，回到了亲人的身边，那种兴奋，那种激动，难以形容。当我第一眼看见母亲时，甚为震惊，母亲眼含着激动、兴奋的泪花紧紧拉着我的手，并用颤抖的声音说：“儿啊，20年了，娘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从你走后我就到处打听，没有你的任何消息。我天天盼，夜夜想，一眨眼竟20年了，想你盼你的时候，感觉时间太长太久，今天见到你又感觉时间很近很近，似在昨天。”我说：“娘啊，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不是完完整整地回来了吗？只要家人平安就好，现在全国解放了，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当我问到弟弟妹妹们时，母亲流着泪对我说：“你二弟世祺，三弟世麟，被抓丁后偷着跑了回来，后又被抓丁回去枪毙了，你四弟世礼因病而死，儿子曾文才一岁多。”我听着妈妈的叙述，鼻子一酸，潸然泪下。离开20年，想不到走了这么多亲人。当我把洪林介绍给母亲时，母亲又立刻从悲痛转为喜悦，拉着洪林的手说：“感谢你这10年来对我儿子的关照。”母亲抱着孙子曾武亲了又亲，爱不释手。妹妹世英拉着洪林的手，“嫂子、嫂子”地叫个不停。全家人都从悲痛中转为兴奋和喜悦，唠叨着这20年的风风雨雨，这20年发生的生死离别的往事。堡子上的乡邻，打游击时并肩战斗的队友，随我一同参加红军在打“AB团”时吓得跑回家的同乡老曾思玉百岁照表听说我当上军长回来了，都来看我，嘘寒问暖，倾诉往事。母亲让人去买了些米、菜做饭招待乡亲，几天来都是亲朋老表满屋，应接不暇。我看母亲每天都忙得满头大汗，着实心疼。打游击的队友，跑回来的战友，有的提出跟我再回去当兵，有的提出让我如何如何。有一个老表说：“在部队当兵时好好的，打‘AB团’打得我心里害怕极了，就悄无声息地开溜跑回家来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不然的话，一直在部队干下去，不也弄个师长、团长干干？哎呀，我是没有这当官的命了，一辈子跟犁田种地打交道是注定了。”我看到他们一个个懊悔的样子，就安慰开导说：“打‘AB团’时我心里也很紧张，整天提心吊胆，到处打听你们，想和你们聊一聊，说一说心里话，可我根本找不到你们，我想你们一定是害怕得不行开小差了。现在家乡解放了，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了。穷日子很快会过去，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是革命分工不同，有当军人的，当干部的，当工人的，当农民种田的，干什么都是给自己祖国干，都是为人民服务。”就连当时任师政委让我填表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黄达也来找我，让我把他带到部队去。我当时是来探亲的，关于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只能是安慰他们。

临出发前，我掏出照相机，给母亲和四弟媳妇及侄儿曾文照了一张相，成了永久纪念。

探亲假结束了，我告别母亲和乡亲们，告别家乡，和妻子洪林、儿子曾武及警卫人员一行乘火车到了上海，遇见了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李昌同志（时任上海市地方领导干部）。他招待了我们，并在上海动员了100多个青年小伙子参军，由我带回宝鸡分在第六十四军干部团学习。（摘自曾思玉回忆录《我的前一百年》，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让生命跨越百年——一位开国中将写给未来的信曾思玉

建党90周年前夕，101岁的曾思玉老将军在沈阳军区病床上，将他的人生智慧口述给未来时代的年轻读者：如何让生命跨越百年，如何让生命价值永恒。这是一位开国中将写给未来的信。年轻的朋友们：

我无法具体想象你们未来的生活，在我生活的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我年轻时的想象。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先进，更优越，更丰富多彩。我不会说网络语言，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人类历史怎样演进，总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共通的。

和你们一样，我也曾经年轻，却比你们有更多迷茫和困惑。那时，穷人的子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出生在中国的黑暗年代，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几个子女艰难度日。

13岁，我被送去杂货店当学徒，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茶杯，老板抄起鸡毛掸子劈头盖脸就打我，打得我满头是血。过年时，地主婆来家里逼债，母亲还不起债躲了出去，地主婆就把水缸里的一条鲤鱼抢走了。那条鱼是全家唯一的年货，我们兄妹几个哭成一团。14岁，我跟着母亲去挑盐贩卖，几十斤的担子，两天要走上百里路。后来，土豪恶霸放火烧毁了我家的房子，母亲带着我们逃到山上，无家可归……

今天，你们可以自由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和事业，而那时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苟延残喘地活着，要么起来反抗。我选择了后者。16岁时我参加革命，还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信仰，只是看到共产党的队伍打土豪，把地主家的稻谷分给乡亲们。“吃饱饭，不受气”，带着这么简单的愿望，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随着革命的深入，我的认识升华了。漫长的征途、血与火的锤炼，使我心里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原来世界上还能有这样一种光明的生活，还有这样一种无数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消灭剥削和压迫，造福天下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我有了明确的理想和信念，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们，永远不要怀疑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我的理想是共产主义，革命斗争几十年，不管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这个信仰从没动摇过，是理想信念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谁都会遭遇脆弱、困惑、挫折和失败，理想常常在现实中碰壁，我也不例外。我曾有过战斗失利的痛苦，曾有过死亡线上的挣扎，在周遭扭曲而阴沉的氛围中，我也曾愤懑、怀疑甚至绝望，但最终，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与执著总能让我在困难面前一次次地挺起胸膛。

1935年1月18日，长征途经贵州，我突然流起鼻血来，一流就是3天。怎么也止不住，捏住鼻子，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最后我感觉血都快流光了，眼冒金星，四肢无力。部队开拔在即，眼看我就要掉队了。敌军已经迫近，留下就等于死。怕我绝望自杀，警卫员把手枪都收走了。部队首长来看我，我竭尽全力握着他们的手，说什么也要跟着队伍一起走，鼻血、鼻涕、眼泪把脸都抹花了。最后首长下了决心：“派一副担架来，抬着走。”

那一刻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我掉队，就等于被时代的列车抛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中国最先进的力量，代表着中国的希望，我一旦脱离革命队伍，即使不死，这一生也将黯淡无光。

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无论从事什么事业，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理想信念的军队，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没有理想信念的人，容易迷失和放弃，难以走完深厚坚实的一生。

和你们一样，我也曾是个毛头小伙、普通一兵。但是今天，我想对你们说，不要怕起点低，不要怕条件差，不要抱怨工作枯燥乏味。当你们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回头再看，你会发现，也许就在你踏实做事的时候，你已经不经意间书写了历史。

1935年我24岁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通信主任，毛主席派我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送一封信。与以往曾经送过的成百上千封书信、材料一样，我翻山涉水，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安全送到了徐帅手中。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封信对于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于保持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意义重大。

另一次，我客串侦查员时，在哈达铺发现的一卷国民党的报纸，上面写有“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对毛主席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起了一定作用。

历史，就是由这样无数的偶然瞬间决定的。所以，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即使你只是个小人物，但你一样也可以参与历史。

今天很多年轻人崇拜英雄，什么样的人算得上英雄呢？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只要心怀人民，勇于舍弃小我，他就具备了成为英雄的基本条件。

我当过省委书记，当过大军区司令员。常常有人问，1983年在大军区正职的级别上为什么要主动离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用你们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裸退”？我觉得一个人要想活得有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能只盯着升官发财，而是要有高于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要对社会做出贡献，要对人民有用，战争年代是这样，任何年代都是这样。我年纪大了，作用已经有限了，就应该让更有用的年轻人上来。在这种情境下，退下来就是发挥作用，舍弃就是做贡献。

和你们一样，我也爱赶时髦。我觉得，不管年纪多大，都要永远紧跟时代潮流，努力站在时代前列。只有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才能获得发展和进步。

长征途中，牙刷是“奢侈品”，很难见到。我就把马尾巴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用麻绳捆在一起，自制“牙刷”，结果战友们把我叫做“卫生博士”。战争年代，每缴获敌人的先进装备，我都会琢磨一番，因此学会了开汽车、开火车，还改进了火炮。新中国成立后，我自己改装了自行车，我能骑在车子上将前轮抬起来，把车把拨得滴溜溜转。你们今天管这个叫“极限单车”吧？哈哈。

每个人都有权追求幸福，可是每一代人对幸福的定义又不同。我一直觉得读书学文化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小时候，我只念过3年私塾，后来就上不起学了。印象特别深的是1935年4月，上级让给正在患病的毛泽东主席找一副担架。那是我第一次跟毛主席说话，他坐在担架上还看书。那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毛主席手不释卷的精神鼓舞了我一辈子。

1936年，抗日红军大学在延安成立。我很想上抗大，但开始确定的名单里没有我。我去恳求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同志，他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同意了。25岁的我兴奋得像个孩子，连蹦带跳跑出屋，大声喊：“我上抗大了！我上抗大了！”

我们在枪林弹雨里学习，树林当教室，大地当纸张，晚上大家围着一堆篝火，听教员讲课。对比之下，你们从小就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课，一台小小的电脑竟然能装下整个图书馆的书。这样的幸福，我当年做梦都没想过。

日本投降，新中国成立，是战争年代我最高兴的两件事。日本鬼子投降那天，我正带领部队在华北一个村庄休整，大家吃西瓜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把西瓜都抛上了天。

自由和光明，只有长期在黑暗中挣扎的人才能体会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要保持和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促进国家繁荣富强，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如果忘了这些，国家就会危险，人民就会遭殃。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是五彩缤纷，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娱乐项目越来越多样。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是看到周围一些年轻的朋友心态浮躁，沉迷于享乐，不思进取，我还是感到深深的忧虑。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有了飞跃式的提高，可是整体来看，底子依然很薄，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仍旧面对着来自各方向的诸多挑战。年轻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保持清醒，艰苦朴素，居安思危，奋发有为。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90周年。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千。我已是个百岁老人，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我想把这些人生体验告诉你们，一个人，一辈子，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唯此，无论生命是短暂还是漫长，才拥有了跨越百年的质量。

祝你们健康成长！我向你们、向未来致以一个老战士的敬礼！（摘自《新华网》2011年6月29日）我的父亲郭一清郭兴让

物换星移，冬去春来，父亲郭一清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追忆往事，使我思绪万千，哀痛不已。现在，我将多年来从祖母和张兆贞大哥（木匠，我父地下通信员）以及父亲的生前好友中收集的有关我父的生平和革命史料追述如下，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我父亲出生于1902年。他从小聪颖好学，八岁时破蒙读私塾，12岁时考入信丰县立高等小学，由于成绩优异而闻名乡里。1921年秋，我父考取了江西省立赣州第二师范学校。他在校勤奋读书，接受新思想很快；能说会写，体魄强壮，身材魁梧；学有一手武艺，见义勇为，爱打抱不平。因而，父亲就像一块大磁石一样，很快把全校的同学团结在他的周围，成为大学所爱戴的人。1925年夏，因我父在校喜爱体育运动，尤以踢足球出色，三铁（铅球、铁饼、标枪）闻名，被学校选送赴南昌参加华中体育运动会。在运动会期间，由共产党员朱由铿、曾宏毅介绍，秘密加入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而成为全校第一个共青团员。返赣州后，我父以他在学生中的极高威信，在第二师范发展了团的组织，建立了支部，被选为支部书记，同时担任了学生联合会总干事。他在学校里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探索革命真理，团结进步学生，与学校里的国家主义醒狮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故名震一时，在师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6年夏秋间，我父由中共赣州党组织的负责人郭廷献批准转为共产党员。他在学校积极发展组织，成立支部，任党支部书记，并继续负责学生运动的工作。同年寒假，我父由中共赣州地委委派回到信丰，任我县工农运动指导员，与当地共产党员一道，亲自深入乡村指导农民运动，在全县农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他在县城发展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协会、工会会员，巩固、发展和壮大了党、团和工会、农会组织，积极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7年春，我父奉命返回第二师范学校工作，负责编辑《红旗报》，向青年灌输进步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同年3月6日，赣南工会领袖陈赞贤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久地委通知：赣南各县工农群众要举行追悼会，并组织工农武装与反动派展开斗争。我父再次以工农运动指导员的身份回到信丰，发动工农群众建立武装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运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信丰县的反动头目王廷骥、曾翰珊等人对此恨之入骨。他们为了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扑灭下去，立即去赣州雇了一连“清党”军来县镇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县级机关被迫撤离县城，在我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城郊游州家乡一带组织工农武装进行抵抗，与敌人对峙一周之久，后因赣州敌兵派一个连前来增援，力量悬殊，斗争暂时归于失败。我家与陈诗荣、谢为都等六七家的房屋被烧，土地被没收，陈诗荣被杀害。有19人被通缉，我父被定为“首犯”，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五千元银洋缉拿。在工农群众掩护下，我父连夜离开了信丰，历经周折去到南昌，找到了省委，并与赣南各县被“清党”镇压而来到南昌的数十名同志会合。中共江西省委把来南昌的同志立即组织工作队，对外利用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队员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返回赣南。工作队长是朱由铿，我父为副队长。行至中途，南昌举行“八一”暴动，驻江西的国民党军军长王均为了扑灭革命火种，立即派兵到峡江拘捕南下革命同志，我父幸好事先得到情报，未被捕获。经过为时半个月的日夜兼程，我父第三次回到信丰开展革命斗争，重新点燃了信丰工农运动的烈火。同年10月下旬，朱德、陈毅同志带领一部分“八一”起义的部队由福建进入赣南，到达信丰后曾与地方党召开了联席会议，并从部队拿出步枪八支、手枪一支和起义军的一些文件交给我父保存，以便组织赤卫队之用。为了取得省委的领导，我父又赴南昌寻找省委。去到南昌后，得知省委已派肖凤鸣同志（信丰县人，武汉商业大学毕业）回信丰任县委书记，领导我县工农运动，我父乃留南昌工作。广州暴动后，我父返回信丰，在赣西南特委的领导下，与肖凤鸣、黄维汉等同志积极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县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组织了赤卫队，准备围攻县城，武装夺取政权。为了统一领导，部署战斗，又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以我父为总指挥，黄达为副总指挥，丛允中、肖凤鸣为党代表，黄维汉为县革命委员会主席。1929年2月23日（农历二月初三），围攻信丰县城的战斗打响了，各乡来的农民暴动赤卫队员有一万多人，向城楼敌人开火。这时，城内反动头子王廷骥、曾翰珊等龟缩在城里，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尽快把县城攻下，我父坐镇在火焰山指挥战斗，召开了各路大队负责人会议，组织爬城敢死队，利用棺材炮爆破城墙。但因城墙比较坚固，加上守敌负隅顽抗，数天未能攻下，随后驻赣反动军派来一个营的兵力与小河、大塘白区的反动民团一起进行反扑，暴动队腹背受敌。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县委决定立即撤退。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遭到挫折，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是役牺牲很大，县农民领袖共产党员李官濂、刘秀青、邱泽泔、肖和壁和许多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被通缉的有六七十人，我父亲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五千银洋捉拿。这时，县委工作转入地下，革命同志亦各星散。为了保存革命火种，我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和丛允中、黄达三人转移到安息和崇仙等乡村进行革命活动，他在崇仙黄柏山佛寺墙上挥笔题诗一首云：“拔山盖世眼重瞳，垓下悲歌莫路寻。成败归天谁肯信，乌江自刎也英雄。”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他一面找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一面坚持地下斗争。4月间，反动政府在全县实行“清乡”，环境十分恶劣，风声越来越紧，我父即与丛、黄等人，利用在隘高圩开烟店的郭姓家族关系去安远、定南的边境——鹤子圩杨家寨避难。不料行至定南与信丰交界之马坑，被当地靖卫团总周芳升（他是我父的同学）阻拦捉拿。经过几番周折，幸得放行。到达杨家寨后，我父留在当地发展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革命活动。丛允中赴南昌与省委联系，黄达则赴潮、梅与东江特委联系。当时江西的工作重心在吉安，朱德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要大力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那时赣南方面，遵照特委的指示，利用各地暴动时隐蔽下来的力量，迅速成立了红十五、十六军等地方红军队伍。1928年8、9月，我父亲与黄达等人在信丰、安远、定南边界地区，建立了红二十六纵队。我父为纵队司令，黄达为党代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力量。队伍发展很快，由三十多人枪发展到二百多人一百多支枪，成为赣南地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1929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在定南之龙塘圩与二十六纵队相会合。根据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父随红四军一同工作。翌日行至寻乌之篁乡，闻有敌十二师金鼎汉部及敌独立七师刘士毅部追击，经前敌委员会决定第二十六纵队留原地打游击，以牵制敌人兵力。当时黄达随红四军行动，由我父亲兼任纵队党代表。以后红四军在东固山与红独立二、四团会合后，东指福建，攻克长汀、龙岩、上杭等县。1929年4月间，又回师赣南发展苏区革命根据地。彼时彭德怀率红五军部队，已从井冈山突围转战于都、安远，来到瑞金，与红四军及地方各纵队大会师。4月11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于都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五军仍回井冈山恢复革命根据地。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前敌委员会决定，我父率领的二十六纵队编入红五军政治保卫大队，我父任党代表，李寿轩同志任大队长。随后经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遂川、莲花等县，一路转战扩充部队，返回井冈山。在井冈山休整一个月后，我父随彭总转战湘粤边境之桂东、桂阳、仁化等地，后经南雄、大余返回井冈山。九月初，我父调任红五军五纵队，任李灿、何长工部第一支队政治委员。从此，我父即在彭总领导下转战湘鄂赣，在江西省安福、湖南省平江和湖北省崇阳、阳新、大冶、通山、鄂城一带活动，在各次战役中，连战连捷，表现了我父英勇果敢的指挥才能，颇得彭总之赞许。1930年6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奉命扩编为红八军，我父亲任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7月下旬红三军团第五、第八两军攻入湖南长沙，补充了不少物资，扩大了红军队伍。此时，我父已调红三军任政治部主任。同年九月初，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因敌人已有充分准备，红军被迫退至浏阳门外郊区的猴子石，我父率部陷入敌人重围而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彭总于1951年9月在朝鲜前线时给我回信，曾高度评价我的父亲，他说：“一清同志为中国人民事业坚决勇敢，艰苦奋斗之精神，永远留于人间，值得我辈学习。”我父亲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鲜血全部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革命事业。

在我懂事后，我的祖母和我父生前战友，常把我父革命经历一桩桩、一件件讲给我听。同时还谆谆告诫我，要把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铭记在心，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伟大事业。“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大敌人，解放了受苦工农大众，父辈生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你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正在肥沃着祖国的大地；你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原载《信丰文史资料》1987年9月第一辑）红二十一军战斗在信丰的回忆邓　飞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是1932年7月21日在江西省信丰县的古陂圩成立的，它的前身是江西军区所属的独立第三师和独立第六师。这两个独立师组建于1932年3月。同年7月，分别被改编为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1933年2月，二十一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北上乐安，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去了。这支部队在信丰及其周围的县战斗和活动将近一年，为赣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0年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一年，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创建的一年。我就是在这一年2月参加红军的。从1930年冬季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于1931年1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5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9月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三次反“围剿”战斗共歼敌7万余人，缴枪5万余支。

10月和11月，我军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机，又清除了红色区域内部残存的反动据点。在会昌、石城、于都、寻乌、长汀、武平等县，我军通过打“土围子”摧毁了地主武装。与此同时，通过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根据地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还有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范围达到了21个县境，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1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形势很好。

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震惊，由于我军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配合以有力的统战工作，因此使敌人内部发生了分化。1931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总指挥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人的领导下，趁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养病之机，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组成了红五军团。

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使当时统治党内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央苏区中央局做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前的赣州就是赣县县城，1969年赣县县城迁至距赣州15华里的梅林）。当时敌人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正驻守该城，1932年1月10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攻取赣州的训令，命令彭德怀同志指挥的红三军团以及红四军为主要作战部队。1月下旬，红三军团从会昌出发向赣州开进，红四军从石城出发向南康开进。2月23日和3月4日，三军团两次实施爆破攻打赣州均未成功，反遭重大伤亡。而敌人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约2万人却偷偷地从赣江乘船驰援赣州。援军赶到后，城内的敌人乘机向我出击，我军腹背受敌。3月7日，我红五军团参战，掩护红三军团紧急撤出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我红四军的任务是在南康一带阻击粤军。在大余县的新城圩一战，我军歼敌一个营。

3月12日，我军调整了编制：第四军和第十五军编为红一军团，第五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编为红三军团，第三军和第十二军编为红五军团。二、独立第六师的建立

我红四军是1932年2月5日即阴历大年三十进入南康县城的。当时县城有两三百户人家，大约1000人。是日寒风凛冽，大雪飘飘，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当地群众见了我们非常高兴，有的说：“红军的装备比过去好多了，现在既有轻机枪，又有重机枪，还有迫击炮。”部队到南康后，军部设在县城，各师部队则分散到附近的村镇驻扎下来。当时我19岁，正在军政治部当宣传员。我们宣传队共15名队员。一到县城，我们便分头去写标语、刷标语，进行宣传。我和战友刘三源在县城写了三四天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每个字有一米来高，格外醒目。刘三源是江西吉水县人，现住北京，已经离休。

在南康期间，红四军派了一部分宣传队员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革命队伍。宣传队派我和张承柯（上犹人，已在战争年代牺牲）到南康县的龙回区去组织和扩大地方部队。龙回在南康和信丰两个县城之间，属南康县管辖，有三四十户人家，约两三百人，距南康县城40公里。当时红四军的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在他身边工作的肖华是军部警卫连政委，与我同乡，也是兴国人。罗荣桓给我和张承柯交代了任务后，就让肖华带着我们布置了工作，第二天便回去了。当时的龙回区委书记叫曹光清，区委有区干队，相当于一个排。我军攻打赣州的部队紧急撤退后，在南康的红四军也于3月中旬撤走了。罗荣桓给曹光清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部队撤走了，行动很急，邓富连（我的原名）和张承柯二人暂时留在龙回工作，以后有机会再归队。我和张承柯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配合区委宣传党的路线，发动群众，把区干队扩编成了一个连（其中包括一部分乡的地方武装）。连队成立后，原来的区队长李长林升任连长，我任连政委，张承柯任副连长。后来，这个连就被改编为独立第六师第三团第一连。

1932年3月我们独立第六师在古陂圩宣布成立。黄达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不久，郭天民调来接替了师长职务，黄达任政委。独立师成立时未召开大会，部队大多分散在古陂周围的山区，正在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连驻在一个山脚下的村子里，地形很好，能进能退，可攻可守，曾与敌人打过几次游击战，还打过几回土匪。我们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于都独立团为第一团，赣县独立团为第二团，胜利独立团为第三团。我们师主要活动于赣县的长洛、王母渡、韩坊和信丰的星村、牛颈、犀牛、月岭、艻迳等地，主要任务是防御广东方面和赣州方面的敌人，并保卫从广东梅县地区到中央苏区的食盐运输线。我们的作战方式主要是游击战和伏击战，在运动当中进行防御，但也不排除在有利情况下必要的攻歼战。1932年春夏期间，我独立师曾多次攻克信丰县城。6月底7月初，我师又分两路追击粤军第四师的四个团至南雄水口，一路是追击以副师长巫剑雄兼任团长的第十一团和以蒋武为团长的教导团，我师部队从信丰的北面经太平围、大小窝、禾秋陂、九渡水一直追到南雄水口，致使敌人“饿战三日”，毫无喘息之机。另一路是追击以师长张枚新所率领的第十团和第十二团，经赤岗、正平、庙下一直追到南雄水口。

与我师同时成立的还有独立第三师，师长宋时轮，政治委员李井泉，我们这两个师都归江西军区建制，受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李富春的指挥。三、参加南雄县水口战役

3月中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面的江口圩召开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的教训。毛泽东同志对打赣州提出了批评，但未被会议接受。在关于我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问题上，会议也产生了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的意见是沿赣江向西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向东发展。最后决定红三军团沿赣江西进，同时苏区中央局也同意了毛泽东同志要率红一军团东进福建的意见。会议还决定红五军团指挥的红三军西渡赣江，进到了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毛泽东同志则率一军团东进。在东进途中，毛泽东同志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及时打电报给苏区中央局，建议已到信丰的原中路军红五军团也转而向东挺进，得到了苏区中央局的同意。毛泽东同志指挥的红一军团于4月10日攻克龙岩，歼灭敌人张贞第四十九师的一个多团。4月14日，红五军团赶到龙岩，尔后，五军团的十三军驻守龙岩，第三军则与一军团并肩东进，参加进攻作战。4月20日攻克漳州，歼敌四十九师大部，筹款100多万元，扩大红军900多人。

1932年5月中下旬，粤军以两个师的兵力侵占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另以一个师侵占信丰。敌人妄图趁我东西两路军离开赣南所造成的后方空虚之机，捞取实地，蚕食苏区。6月5日，党的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要求“红一、五军团主力应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6月，东路军一、五军团及十二军主力回师赣南，此后又西向南雄，于7月3日占领了大庾至南雄的交通要冲中站、里东等地。这时，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取消了东路军的番号，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当时的一方面军辖一、三、五军团。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五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萧劲光。为了保卫赣南根据地，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同志领导并指挥了著名的水口战役。7月7日粤军张枚新的第四师在到达南雄东北部的乌迳圩后，准备经水口、江头圩、白石坑返回南雄。7月8日，我红五军团在向乌迳圩开进途中发现粤军第四师正向南雄逃窜，于是立即赶往水口进行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东北面的弱过村与敌交火，发生激战。我十三军从正面、三军从左翼向敌攻击，敌军于当晚退至水口圩及附近高地。9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命独立三师和独立二旅从南雄奔援水口。但由于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向南雄逃跑，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来让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使其未能赶到水口。9日上午，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下午我十三军和三军逼近水口，敌人援军也已赶到。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红五军团以山地为依托英勇奋战，部队的骡子驮着一箱箱的子弹掩蔽在森林里，五军团把敌人的九个团当成了四个团。战斗异常艰苦、异常激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阵地面临着被敌突破的危险。

正当五军团与敌人激战的时候，我独六师、独三师在陈毅同志的率领下，正在火速赶往水口的途中。在行进中，我师又一次地接到了江西军区发来的急电：兼程向南雄水口前进，紧急驰援五军团。9日下午六点左右，在战情异常危急的时刻，我们两个独立师及时赶到了水口战场，我看到五军团指战员正英勇地与敌人进行拼杀。他们一手挥舞马刀，一手使用驳壳枪，正与敌人进行近战、肉搏战。战场上枪声频频，刀光闪闪，血肉横飞，杀声震天。五军团使用马刀是出了名的，我曾观看过他们的马刀表演。在这次战斗中，据说他们光用马刀就砍死敌人900多名。

赶到战场后，我师迅速地占领了水口东面的丘陵，我们连占据了一个小山头儿，山头儿大约20米高、几十米长，山上有一片片小树林。我们的任务是凭借地形阻击敌人。指战员们跑步进入阵地后，一边赶筑掩体，一边投入紧张的战斗。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同志们怒火中烧，怒目圆睁，把一排又一排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下午七时许，我军的火力终于把密密麻麻的敌人压了下去，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使我军稳住了阵脚，但还未能把敌军打垮。我和连长商定：从三个排中拿出一个排轮流监视敌人，其他两个排作为预备队，敌人向我们进攻时再把整个连投入战斗。在一夜当中，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

7月10日上午，我红一军团和第十二军的主力从南雄的中站、里东、邓坊等地增援上来了。我从望远镜看到，我增援部队的前面是一面鲜艳的红旗，指战员身着崭新的军装（攻克漳州后，给每个人做了两套军装，发了两双胶鞋），威武而又雄壮。这时，大家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红一军团和十军参战后，我军指战员越战越勇。下午两点左右，从大庆经南雄邓坊赶来的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第七军也到了，我军的进攻更加猛烈，并且全线出击。敌人已经力不从心，一边抵抗一边退却。冲锋号吹响后，我和连长率领全连战士冲向敌人，但就在追击时，我的左脚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鲜血顿时染红了裤腿儿，担架当即赶到，把我抬下了战场。这时战斗即将结束，枪声已经稀疏下来了。我躺在担架上，看到朱总司令站在一个小山头儿上，正在用望远镜向前方瞭望。下午四点左右，敌军全部溃退了。这时红三军主力也从大庆赶到了水口，我看到池塘里面的敌军尸体，一具具就像漂在水面上的大冬瓜。

这次水口圩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有名的恶仗。在这次战役中，由于我们对敌情掌握不准，敌人越打越多，以致于一直增加到了十个团。又由于我三军团未能及时赶到，因此就形成了开始是敌强我弱，后来是双方兵力相当的状况，造成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局面。虽然最后击溃了粤军陈济棠的十个团，但我军的缴获却未超过消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225页）。

在水口战役中，我连伤亡十几位同志。我左腿负伤，被送往前方医院医治。伤口未好，就被调到三团去担任党的总支部书记。不久，我又被调到六十二师直属机枪连去任指导员。

水口战役结束后，一方面军总部于12月进驻信丰，我们独六师和独三师则进驻古陂圩。在此期间，召开了一个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师政委黄达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会议对水口战役进行了总结，并决定一方面军北上，同时决定成立第二十一军。7月27日，一方面军总部离开信丰；紧接着，作战部队也相继离开信丰开赴永丰、乐安等地；我们两个独立师则留下来巩固和发展信康苏区。四、红二十一军的成立及其活动

水口战役使粤军遭到了沉重打击，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敢轻举妄动了。这样，苏区的粤赣边界一带便相对平静了一些。由于一、三、五军团已经北上，因此，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在信丰一带成立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

1932年7月21日，红二十一军在信丰县的古陂圩成立。当时召开了一个成立大会，所有的部队都到了。二十一军军长是刘畴西，政治委员是李井泉，参谋长是宋时轮，政治部主任是陈征。原独三师被改编为第六十一师，宋时轮兼师长。我们独六师被改编为第六十二师，师长郭天民，政委黄达。每个师下辖三个团，军部驻在古陂西北约一华里的下坝村。六十一师驻在古陂附近。我们六十二师则驻在月岭、韩坊，活动在龙舌、星村、东浦、小乌漾、月岭、韩坊、长演坝、艻迳、金鸡、新田等地。

从我们这支部队的发展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一个从区干队到游击队，又到地方部队——连、团、独立师，最后又发展到军这样一个过程。从游击队到地方部队，又从地方部队一步一步地发展到野战部队。将部队分为不同的层次，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升格。这是毛泽东同志建军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

1932年9月21日，我们六十二师在赣县的王母渡与粤军打了一仗。王母渡是赣州外围的一个圩，当时有202户人家，1031人，距赣州仅有80华里。该镇东面紧贴着赣江的支流桃江。镇子的西南面是一片山地，叫禾陂山，山上长满了成片的小森林。要想占领该镇，就必须同时占领这片山地。因此，这里不宜长期驻守。这样，王母渡也便成为赤、白交界、双方互相争夺之地。9月中旬，我军通过侦察得知敌人余汉谋的第二师教导团（一个营）要进驻王母渡，于是精心制订了歼敌方案。9月20日夜，我师的两个团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王母渡上游7华里处的寨下村乘船开到了桃江以西。渡江后，我部队于21日拂晓之前埋伏在通往王母渡公路旁边的山林里。我们连带了两挺重机枪，射手们做好了战斗准备，其他战士们也都把枪口对准了公路。21日上午9点钟左右，敌军一个营大约三四百人开过来了。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指战员一齐开火，顿时枪声震耳欲聋。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激战，敌人被全部击溃。毙敌十余名，俘敌二三十名，缴枪十余支，子弹数千发。9月27日的《红色中华》报对这一战斗做了报道。

10月份的一天，我们六十二师一八六团的两个连在寻乌还与敌人有过一次遭遇。寻乌县城当时有1000余户人家，2700余人，也是赤、白交界之地，敌我双方都未驻兵，是个游击区域。是日拂晓，我师两个步兵连趁寻乌未驻敌军便进了县城。我们机枪连则抽了一个班，带着一挺重机枪隐蔽在县城东北3公里左右的一个小山坡上，准备步兵连万一与敌人遭遇时进行掩护。早晨，我们发现从城南方向开来一个营的敌人，正在向县城逼近，我们当即鸣枪向城内报警。我两个步兵连听到枪声后立刻从县城西门撤出，这时敌人已从南门进入城内并对我军进行追击，我们用重机枪掩护我军撤退，战斗中敌军伤亡若干人。

1932年10月，刘畴西同志被调到赣东北工作去了，葛耀山同志接替了二十一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葛耀山是个知识分子，说话很有风趣。接任军长时，召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他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11月，我被抽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干部队第四期政治班去学习。我们共48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去世的有赖传珠、唐亮和赖毅同志；现在存世的还有罗贵波、张凯和我三人。上级干部队从第五期起就改为红军大学了。我在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期间，听说红二十一军于1932年2月奉命由赣南北上，开赴乐安去了。部队北上时经过了瑞金县城的郊区；而且还听说红二十一军已归第一方面军建制，军长寻淮洲，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宋时轮。

红二十一军在信丰期间，中共信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信丰人民参军参战，筹粮筹款，积极支援红军。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参加红军的有2800人，筹粮280万斤，筹款（银元）16万多元，组织民夫5000多人，担架2000多副，送军鞋近3万双，从而使我们这支部队得以发展壮大，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原载《老区建设》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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