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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鸿儒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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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国学课试读：

儒家智慧：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它的思想逐渐成为华夏文明固有的价值体系，并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思想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尧舜时期。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继承前代尊尊、亲亲伦理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终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主张用道德和礼教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即主张通过道德来对人进行教育感化，以体现人的等级身份的礼来严格规范人的行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治”和“礼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仁”也就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

而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将“仁”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是善的，只要加以疏导，就会恢复以德治国、礼乐天下的局面。他把道德规范划分为“仁、义、礼、智”四个范畴，认为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其中，仁和义是最重要的。如果每个人都用仁和义的道德标准来处理诸如君臣、父子等各种社会关系，就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安定的良好局面。

孔子和孟子之后，尤其是到了汉代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了天下的正统思想，几乎成了所有朝代统治天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由此，也就产生了一大批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继承人，为儒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熊十力：孤冷至尊狂哲，不知何为中道

熊十力曾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山高则孤，水深则冷，熊十力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可谓兼具了仁者与智者的特质。然而孤不是为了遗世独立，冷不是为了与人寡合。按他所言，孤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通往与世和谐、和光同尘的必经之路。

熊十力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被世人称为“狂哲”。他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自尊、自信的程度近乎“狂妄”，小小年纪就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令其父兄惊诧不已。当然，他的牛气并非空穴来风，他也不是夸夸其谈、喜放空言之人。熊十力的夫人就曾回忆说，她与熊十力婚后度蜜月时，熊十力利用这段时期读完了整部二十四史，她见熊十力一页一页翻得很快，就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于是想考考他。考察的方式是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只讲头儿，让他道出原委。结果，熊十力不但能够说清来龙去脉，而且还能说出此事记载在第几卷，这令其夫人又爱又敬。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曾对教育选才的问题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其意思是“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那只有狂狷了吧！狂者懂得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狂者，是指那些有高远之志，喜欢说豪言壮语，举手投足都意气风发的人。

狷者，是说只懂明哲保身，洁身自好，善于隐藏自己而有所不为的人。

儒家主张中庸之道，希望人们说话做事都能够不偏不倚，既不张扬外露，也不深藏不露，一切合乎中道。但是合乎中道的理想人物很稀有，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并在后世有所称道的只有十位而已。可见中道人物之难求。如此，他便只有退而求其次，找两种偏离中道但又尚未远离大道的典型人格：狂者与狷者。

如此看来，要想将熊十力归于“中道”和“狷者”的范畴内，是不太准确的了，其必如其所称“狂哲”一般，属于狂者之列。然而“狂”有真才情之狂，也有小人之狂妄。

狂者之道，是超出中道所要求的标准，也就是说事情做过头了，但总体上而言还是褒大于贬。平日我们听到师长这么评价自己时，往往还有些许自得之意，这也说明了，狂是聪明过头的表现。狷者之道，是没有达到中道所要求的标准，完事后给人的感觉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平日我们听到师长这么评价自己时，往往会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才智能力不够的评价，虽然没有出错，但也令人觉得不好。

的确，这个问题在学习、工作中会经常暴露出来，有些人聪明外露、近乎苛刻，但往往能够把事情做好，而有些人则安静沉默，合乎规矩，但事情往往做得不到位。而现实里师长、上司，往往对前者更青睐，虽然性情激进了些，但还能把事做好。后者则往往会被师长、上司忽视，因其给人愚鲁迟钝的感觉。

不过儒家却针对这两种现象，各打五十大板。孔子在对他的两个学生子张和子夏评价时，说子夏常常达不到要求，而子张又常常超出了标准。然后在孔子眼里，他们两个都是失度的表现，都需要纠正，所以在子贡说子张是不是更高一筹的时候，孔子说“过犹不及”。他认为狂者、狷者都偏离了中道，所以同样不好。而太过的狂者，才学不济的狂者，往往问题更大。

狂者是明确知自己要干什么的人，他们有着开辟新天地的气魄，于平日待人处事，喜欢投机胜于循规蹈矩，总得来说，他们有着独到的眼界，且别具才情，熊十力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熊十力35岁时，弃政从学，师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法，当时的他穷得叮当响。他的弟子徐复观曾描述说：“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尽管一穷二白，但熊十力的狂狷却不减少年之时。经过十年的思考与沉淀，熊十力发表了他在佛学上的顶梁之作——《新唯识论》。这本著作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书的署名也非常狂——“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署名“某某菩萨造”一般。可见其对自己才学的自信和“狂哲”的气质。

但狂妄的人，则往往会为了达到自己所谓崇高的理想，不择手段，干一些“原本不愿干”的事，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底线。他们会认为那些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被他们伤害过的受害者也理应理解自己，并承认他是有远见的人。狂妄的人对别人的评价非常敏感，稍有逆耳之言，就会焦躁，面露愠色，甚至破口大骂。最终导致众叛亲离，无人对语。就生活中常见的狂者来说，他们都不是如熊十力先生一般，属于有才情的狂者，多半都是稍有拂逆，就丑态百出的狂妄之人。狂妄之人会走向自己所挖的陷阱，即便已经深入荆棘，也不肯回头认错，却硬要说这就是走捷径必须付出的代价，且自己永不后悔。以过独木桥为例，为了尽快抵达理想的彼岸，狂者步伐狂乱地在独木桥上游走，结果冲出窄小桥面，掉入深渊，但他依然会向被他怂恿带动的追随者宣称，这样可以使他更快到达对岸，但谁会相信呢？

狷者与狂者不同。他也许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但他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干什么，不想干什么。狷者认为狂者的思想过于浮华，且不屑于苟同。所以狷者只愿意把切近的小事做好，他们相信习惯胜于机遇，恒心胜过机心，至于那些大事，自己从不过问，也无心过问，对待世事永远是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本分至极。狷者认为，不做坏事，就是做最大的好事。同样是以走独木桥为例，狷者不会轻易向别人许诺会多久到达，且行动看似迟缓，有些漫不经心，但确确实实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确保自己和身后的人不会落水。

就儒家所举出的偏离中道的狂者、狷者，大抵还在“君子”范畴内。真正的小人既不会有狷者的道德底线，也不会有狂者的崇高目标。现代那些进取心很强的人，大抵是奉狂者崇高之名，行小人卑污之实。如果要从狂者与狷者里面选一个作为榜样的话，那还是建议选做狷者。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犬”。狂者做不好，就沦为狂傲、狂妄之人，但狷者做不到位，还能成为一个老实本分之人。如果没有熊十力那样的学识和魄力，那做个老实本分的狷者是不会给人生带来烦恼的。欲速则不达，唯有从困境中积累切实的功用，才能于将来抵达理想彼岸。想要迅速抵达彼岸，只会招来破败，跌入人生境遇的深渊。

2.王小古：得书卷而勤学习，遇英才则常教育

王小古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德艺双馨的画家，他注重师法自然，在他笔下，花鸟、山水、人物都信手拈来。尤以善绘牡丹著称于世，晚年所画墨牡丹更至化境。在艺术道路上他是成功者、佼佼者，但他也有不为人知的坎坷人生，他的那句“葡萄身世苦酸甜”正是对自己一生的真实反映。然而，他久历风霜后仍然不改乐观的人格魅力，始终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是王小古经常教育女儿的一句话。“父亲每天都会四点左右起床，常年天不亮就开始酝酿一天的作品，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据王小古的女儿回忆，王小古先生的世界里压根就没有节假日这一概念。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逢年过节，他每天都会花十几个小时在绘画上。上课之前要画，给学生上完课还要画；别人求画他也总欣然允诺，当场挥毫。即便在下放时，白日肩挑几十担水的疲劳，住在与猪圈对门的茅草棚里，他都每晚作画都到深夜。王小古先生对绘画的痴迷直至生命的尽头，都一直笔耕不辍。

谈起父亲对自己的言传身教时，他的女儿王钱潮不无感慨地说：“父亲一生坎坷，却从未停止对绘画艺术的追求，他的勤勉与一丝不苟，已成为激励我不断追求艺术进步的精神动力。有了他这样一个楷模，我感到十分自豪。父亲教导的专注和认真，我会永远牢记于心，并继续传承下去。”

王小古先生在绘画方面的造诣精湛而又不失自然，深刻而又不失圆润，其功力皆得益于十年如一日的勤学刻苦，“学而不厌”在其身上可谓得到了完美体现。

然而在提倡学而不厌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所学的是否正当。虽然“学而不厌”的精神被人推崇至今，但能够学而不厌的人未必就值得称赞，还要看他学的是什么，学成以后是否能成才，是否能够对社会产生价值。工具书、教材自不必说，然而社会上充斥的种种价值观，自古就已成型，只是体系还未完备，但其对于个人、社会的危害是一样的。如激进的人生信仰，或“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态度，抑或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事方式，都会对其信仰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致使尚未坚定心志的人从通达的人生道路中脱轨。

说完“学而不厌”，再来谈谈“诲人不倦”。“诲人不倦”，是要求我们在教育、指导别人的时候不感到疲倦。但是自古以来就是学而不厌者少，诲人不倦者多。诲人不倦相较于学而不厌，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然后我们在诲人不倦的同时，也要顾及到听者会不会厌倦。当然，教授者首先心态得摆正，也就是要有爱心和耐心，态度端正，事情就完成了一半。除去有喋喋不休的因素外，其实生活中更多的是老生常谈，翻新旧货，如此听者的耳朵里自然要出茧子。学而不厌是前因，做到了这点，才能诲人不倦；如果天天摆弄旧货，必然使大家索然无味。所以诲人不倦的前提是学识丰厚，其次要掌握方法。

王小古先生在绘画造诣罕有比肩，在传道授业方面同样如此，在其绘画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都在向前来拜师的人无私地传授自己的画艺。即便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也从不闭门谢客，回避那些前来求学的人士。

一位曾经作为他弟子的退休老教授说到：“我向小古先生学习画艺，他却很谦和地喊我‘老师’，只因我当时也干着教师的职业。为了避开监视者的眼睛，学画时间都是在晚上。当时，先生所住的地方是农场猪圈对面的一间小茅屋，狭小昏暗简陋，小古先生亲手指导我作画到深夜，当我离开时他仍挑灯作画，那一年多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王小古先生诲人不倦、无私奉献，彰显了难能可贵的师德风范。1963年春天，王小古到菏泽写生，认识了赵楼牡丹园的技术员赵天楼，赵天楼很爱牡丹，所以就向王小古学习牡丹画法。经过菏泽教育局写信介绍，王小古带赵天楼来临沂学画。赵天楼衣食住行都在小古先生家，学画三年。先生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看待，倾其所学，无所保留，搭上纸、颜料和功夫让其学画，终于使得赵天楼成为著名的农民牡丹画家。

后人以楹联“画意高超雅俗共欣赏，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来缅怀王小古先生。王小古先生一生辛勤耕耘，精心培养弟子，鲁南苏北一带与之画风相近的弟子逐渐增多，已然形成“王小古画派”。更令人欣慰的是“王小古画派”后继有人，他的弟子又带动传授一批弟子，现在很多也成为活跃在画坛的青年画家。

从王小古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大师应该具有的“诲人不倦”态度，也看到了和儒家一贯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中，最具闪光点的便是对教育对象的选择态度——“有教无类”，即人人应受教育的主张。这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具体表现。孔子从“仁”的观念出发，对一切可能施教的人，都不拒绝对其进行教育，使其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不过这里的“类”主要还是针对身份、地位而言的，不是指天赋、性情。因为孔子曾说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就是教导人要学会鉴别教育对象的资质优劣，不然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孟子也曾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见大师一贯的择生标准也是不含糊的。所以要想“诲人不倦”，除了“学而不厌”这个前提外，还要有善于鉴别资质的必要眼光。

3.孔子：坚持操守，才是君子所为

在孔子的一生中，发生过一次非常大的灾难。这次灾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学说思想。

当时，孔子率领众多弟子待在蔡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未得到蔡国国君的重用。这个时候，吴国正在侵略陈国，而陈国请来了盟友楚国前来相助。楚国正好听说孔子在陈蔡两国推行政治主张。孔子声名远扬，楚国对他十分佩服，决定向孔子抛去橄榄枝，请求孔子前往楚国传道授业。孔子师徒感到十分高兴，便起身前往楚国，希望可以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陈蔡当权者看到孔子即将前往楚国，非常不高兴。他们知道，孔子是一个非常贤能的人，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在陈蔡期间，孔子的很多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但是都深刻地直指当前面临的问题。于是，陈蔡两国决定对孔子下手。

在荒郊野外，陈蔡两国的士兵把孔子师徒们围困了起来。不久，干粮耗尽，找不到食物，孔子师徒只得挨饿等待救援。弟子们都有点崩溃了，但孔子仍然静心讲学，不为所动，有时还很活跃。于是，子路似有不悦，说道：“难道君子也会有这样的下场？”

孔子答道：“在如此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操守，才是君子所为。而小人，往往就胡作非为了。”

子贡也表现出了质疑的神色，孔子觉察到了，说道：“子贡，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学死知识的人吗？”

子贡有点丧气，说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嘛。”

孔子坚定地说道：“完全相反！我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

在弟子们消沉的气氛中，孔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或许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已经遭到质疑。对于孔子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信仰和思想的问题。为了打消弟子们的疑虑，孔子分别找各位弟子谈话，引导他们走向更加坚定的传道之路。

孔子首先找到子路，说道：“我们一直在推行‘仁道’，却落得今天的局面，是我们错了吗？”

子路答道：“或许是我们的‘仁道’还存在缺陷，或者是策略不好，人家不相信。”

孔子说道：“难道就一定要让所有人相信吗？不然历史上会有伯夷、叔牙的义举以及比干的不幸吗？难道因为这个而否定他们的智慧吗？”

子路顿时有所醒悟，退了下去。接着，把子贡叫了进来，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子贡答道：“也许是由于您的‘仁道’太过高明，别人接受不了。不如，您降低‘仁道’的标准。”

孔子答道：“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农民，也难以保证收成。工匠技艺再高超，也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我们应该努力修炼自己的“仁道”，怎么能退而求其次，屈身让别人接受呢？子贡，你的想法有问题。”

经过孔子的一番劝导，弟子们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对老师的思想和主张更加坚定。后来，子贡前往楚国请求支援，才得以走出困境，“在陈绝粮”的危机也成功解除。“在陈绝粮”带给人们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对信念要保持执着的精神。周游列国十四年，“仁道”的主张一直不被采纳，屡屡碰壁，而孔子却一直在坚持着。遭遇到“在陈绝粮”的困难，连子路、子贡等人都产生了质疑，但孔子却始终如一，保持对信念的坚守。很多弟子饿得都生病了，孔子还是不断讲诵弦歌，气势不倒。由此可见，孔子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是坚信不疑的，并没有因为遇到挫折而有所懈怠。

其次，孔子加强对弟子们信念的教育，培养弟子们的意志力和精神。不管做什么事，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不能随便放弃自己的理想，或者违背自己的操守，要坚持自我。在这次危机中，孔子加强对弟子们的信仰教育，才得以消除危机。“在陈绝粮”，让孔子意识到了信仰和意志力的危机，立即加以重视。于是，孔子主动找弟子谈话，坚定大家的思想。对孔子来说，信仰是至关重要的，会深刻影响到他的思想和主张的传播。

最后，孔子实行“因材施教”的策略，通过循循善诱的策略，与每一位弟子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消除他们内心的困惑。对于子路和子贡的不理解，孔子都能详细地为他们分清楚事物的利弊，消除内心的疑虑。面对弟子们的质疑，孔子仍然表现出平和的态度，以学者的方式进行对话，能够理解和尊重弟子的想法。

因此，“在陈绝粮”是孔子人生的一次重要危机，但被成功消除。对于孔子来说，这值得他进行深刻反思。

4.王阳明：知行合一，必有事焉

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不仅在明清两朝备受推崇，许多近现代中外名人也对其赞誉有加。其开创的阳明心学也被许多人视为教人立德建功的思想瑰宝。

例如，晚清思想家严复认为：“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日本儒学家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阳明心学为什么在近现代备受中外名人推崇呢？这是由其特殊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传播方式所决定的。

宋明理学不光倡导“存天理，灭人欲”，还像传统儒学那样追求“内圣外王”的奋斗目标。程朱理学进入明朝中期后，逐渐暴露出许多严重的缺陷。比如朱熹推崇的“格物致知”以“穷理”（探知天理）为最高目标。他还主张“先知后行”。这使得许多读书人沉溺于儒家圣人言论的教条，而远离真正的经济民生、邦国大计。平时指点江山，好不快意；临事却胸无一策，不堪大任。王阳明为了“正事”（经世致用），立志开创新学说，重塑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始终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其“内圣外王”之道忽视了对精神世界的修炼，从而制约了人们的实践水平。

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从外在事物中寻找“天理”。“天理”显然是一个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许多人就算苦读一辈子四书五经，也未必能从孔孟程朱的哲言中领悟其真谛。而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要用“致良知”的方法修炼内心，每个人都能发现存在于自己内心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个根本性的转变，使得宋明理学中遥不可及的“天理”变成了（理论上）人人都能获得的心力。

如果说程朱理学因过于高深教条而脱离大众，那么王阳明的心学则从其一诞生就比较贴近社会大众。这与两个学派不同的济世思路有关。

在很大程度上，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质疑，是由于对朝廷感到失望，对道学家“引君于道”的方针路线不抱希望。

程朱理学治国平天下（外王）是靠“引君于道”来实现的，通过向当朝统治者传播理学正道，实现儒家道统与政权法统的合一。若想做到这点，士人必然会把目光聚焦于朝堂之上，导致学术中心依附于政治中心，远离普罗众生。如此一来，士人不入朝堂就无从对君主施加影响力。程朱理学致力于获得官方主流学说地位的原因也尽在于此。

但王阳明的心学崇尚“天理即是良知”的观念。心学将天理归于人心，而不假托于任何外在之物，包括皇帝本人。虽说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同样追求维护忠君爱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但程朱理学把“忠”看作遵循外在“天理”的表现，而阳明心学认为“忠的理”本身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而与具体的所忠之“君”无关。

如此一来，王阳明就将宋明理学的“格物”内化，使得“格物”不再是儒者垄断的专利，而是社会各阶层都能进行的修身之道。

自从儒家在春秋诞生以来，一直以精英士人为主要受众。尽管儒家有着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许多博学鸿儒出身贫寒百姓家，但儒学一直与民间思想存在隔阂。孔夫子与孟夫子把儒家士子定义为“君子”，平民百姓则归入需要君子去教化去拯救的“小人”之列。包括宋明理学中最兴盛的程朱理学，也同样延续了这种精英文化视角。

但按照社会发展规律，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范畴。精英文化流行于社会上层，并往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着全社会。然而，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也有着一套自己的大众文化体系。这种大众文化往往与精英文化相互冲突，成为主流精英（比如程朱理学家）批判的对象。这也使得理学家与民间的思想观念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传统的“引君于道”路线，使得理学家更关心君王是否遵守天理正道，而不屑于打通与民间大众的思想隔阂，这正是造成程朱理学与社会实践越来越脱节，不断趋于僵化教条的根本原因。

王阳明经过宦海沉浮后，不仅对程朱理学的正确性产生质疑，也对“引君于道”的治国平天下路线心存疑问。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程朱理学与民间思想存在隔阂的问题。假如一个学说不能引导广大民众走向天理正道，那么这个学说一定是与社会现实脱节的。

对于强调“知行合一”的王阳明而言，只有人人都能躬行实践的修身之法才是好方法。他曾自信地说：“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作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作。”（《传习录》）王阳明没有完全抛弃“引君于道”的路线，但他更强调的是“觉民行道”的使命。

通过传播心学来引导普罗大众“致良知”，认识到存在于自己本心的“天理良知”，然后按照“知行合一”的理念来躬行实践，做好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条路线就是所谓的“觉民行道”。

当时，明朝的大环境并不乐观，这是王阳明把传道重心由君主转向民众的根本原因。由于明朝中期朝政恶劣，民众期盼着某种形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并非政治体制上的彻底变法，而是学术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王阳明的心学并没提出像后来张居正变法那样具体的改革措施，但其思想内核已经偏离了走向僵化的程朱理学。这就较好地顺应了社会求变的思潮，为后来的种种变革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资源。

近现代推崇王阳明的中外名人，大多面对着同样的求变图强背景。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病入膏肓，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这正需要人们努力去寻找新思路、创建新办法。

按照王阳明的理论，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通过“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来完成自我升华，从而进一步在社会实践中创立事业。在破旧立新、克服社会危机的实践活动中，人们不仅需要面对强大的旧事物，还必然要承受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阵痛。假如一个人没有强大的心力与意志，没有可靠的指导思想，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阳明心学恰恰在这点上拥有比程朱理学更强的指导意义。所以，阳明心学在近现代成为中外各界名人推崇的学问，取代了没落的程朱理学。

道家哲学：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道家的中枢是自然。它的核心“道”，就是建立在以自然为本的基础之上，主张道法自然，因此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和以雌守雄、以柔克刚等军事策略。

道家的“道”，指的是一种蕴含在一切事物之间的运行规律，即天道。这些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理解，但可以体悟。为此，道家特别强调对“道”的体悟。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实践修养，体悟者称为得道。得道者在师法自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行事准则，表现出来就是人道。

在道家看来，天道尽管一成不变，但人道却可遵循着天道因时而变。人道师法自然，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因而人道无常，得道者在行事方式上应时时做出顺应天道的调整。为此，道家在处事时，无不遵从自然而为，让人的身心不为外物所累。这种自然而为并不是与世无争地不作为，而是以一种顺应天道的表现。也就是说，在天道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任何妄为都是徒劳的。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这时候，最明智的做法自然就是“无为”了。

也正因如此，才能理解主张“无为”的道家，为什么又提出了“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之类“无不为”的政治主张来。

1.高亨：为而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故而常被人们误以为是消极避世、放弃社会责任的学说。其实，道家并非要求人们完全无所作为，而是希望大家能做到两点：积极而不争功名。

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高亨先生，在研究《道德经》时发现，道家创始人老子行文看似随性，实际上处处都在平心静气地引导众生躬身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遵道、尊道、合道。《道德经》最后一句话是：“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才是老子自然无为的落脚点。

在道家看来，人的作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从表面上看，道家的功德观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极其相似，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很多。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儒家主张用人制定的伦理规范来匡正世界，而道家提倡道法自然，不要违背自然社会规律胡乱作为。

道家所说的“道”在很多时候指的是自然社会规律，人们对规律的运用就是“德”。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顺应这些规律。否则就是违背正道，必然遭致失败。

世人谋事，往往自作聪明，主观臆断。为了一个心目中完美无缺的理想世界，不断折腾，不断斗争。这个过程好比是“削足适履”，容易给世界带来沉重的负担，甚至惨痛的代价。

而道家的主张恰恰相反，不要削足适履，而应该量体裁衣。身体是怎么样，衣服就做成什么样。世界是怎么样，秩序就定成什么样。既然世间万物生于道，芸芸众生各有其根，那就顺应他们自己的天性与发展规律就好，不需要过多人为改变。

遗憾的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往往会沉溺于功名富贵，迷失了自己最本真的天性，甚至做出许多违背正道的行为。这种具有负面影响的作为，是道家最反对的事。

在高亨先生看来，道家的作为目标是恢复人们淳朴的本性，以求实现天地人三界的和谐。通过思想与理性来节制放纵的情欲，不做任性妄为的举动。这个过程就是老子说的修道建德，也即是道家鼓励人们勤而行之的努力方向。

历史上不少对社会贡献极大的人，都推崇道家思想。他们常以自然无为的智慧投身于拨乱反正的实践中，让动荡不安的天下重返安宁。这些人入世，既不是贪图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了谋求权势，而是执行了道家使“万物复归其根”的教诲。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道德修养，从来不以救星自居，甚至主动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依然是遵循了“为而不争”的道家精神。

道家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本。老子虽知人道与天道有所不同，但力求让世人效法天道。

天道如何？《道德经》有言：“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生养万物，助万物修成自己的功业，却不以此自夸。这就是道家眼中的大德之道。

老子由此推演出的观点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而效法天道的人，同样要做到功成名遂身退，不要与世人争功争利。这就是道家“为而不争”的圣人之道。

根据高亨先生的分析，道家“为而不争”理念本质上还是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这种理念产生于春秋诸侯纷争、君臣相互倾轧的社会现实。

春秋时代动荡不安，周王室无力号令诸侯，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盛极一时的大国又被其他大国所取代。而在各诸侯国中，弑君事件频发，而执政的卿大夫也常常死于非命。老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为而争之”的恶果。

许多诸侯国君与卿大夫都容易犯富贵而骄的毛病。一做出点事业，就忘乎所以。自以为是的心态，让他们毫无谦让之心，不断放纵贪欲。然而，过度的争斗之心，违背了道法自然的规律。按照福祸相依的辩证法则，争未必能有所得，得了也会失去。而道家的“不争”表面上是舍弃，从结果看反而能得到更多。《道德经》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江海能容纳无数溪流，故而能成其大。这是自然之道。圣人积极修道建德布惠万物，却不以功臣自居，不与人民争夺名利。这种恬淡退让的心态，反而让圣人更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得到超越世俗名利的荣誉。

而那些你争我夺之辈，往往伤害人民的利益，扰乱社会的秩序，造成天下的不安。他们越是努力作为，给世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越恶劣。如此一来，谁都不会愿意支持这种无道无德之人。

怎样才能做到“为而不争”呢？最重要的是做到四个方面：不自以为是，不骄傲自满，不自视高人一等，把功劳让给大家。

道家的功业观如同一个抛物线。先是按照修身、持家、安乡、治国、定天下五个层次不断累积功德，当功业德行达到巅峰之后，则要效法天道，功成不居，功成身退。一进一退如同昼夜交替与新陈代谢那样自然而然。

这种为而不争的思想对当代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社会发展的节奏不断加快，让人们的争心越来越强烈。过度竞争与不正当竞争已经造成了无数社会弊端。如果能在积极奋斗的同时保持一颗不争之心，不仅能减少很多做事的阻力，也能与周围的人事物和谐相处。

2.汤用彤：见山便入山，见水便作水

汤用彤先生是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够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思想家，也是道教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汤用彤打青年时开始就对道家怀有非常的敬意，并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力求实现精神的飞跃，所以他对于道家学问的研究多有真知灼见，深得道家精髓，为学术界所称赞。

在《道德经》中，千百年来最为人所重视的一句话，也是所有学道者所期望达到的至高境界，就是那句“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所谓“和光同尘”，就是要含光内敛，混同尘世。它要求为人处世不标新立异，不张扬自己的特殊之处，能够心平气和地融入社会，融入周围的环境，从而达到玄妙齐同的境界。所谓“无所特显则物无所偏争，无所特贱则物无所偏耻”，虽然心如明镜，但不过分赞扬什么，也不过分贬低什么，态度不缓不急，这样就能远离纷争和耻辱。

也有人说“油和水怎能混在一起呢？君子和小人，界限森然”。这都是偏见过盛、是非外露造成的。一个人不能做到和光同尘，势必会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当这种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骚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高洁有才之士，但往往在处事态度上过于激进，就导致了很多问题。不是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就是将自己逼上人生的绝路。所以，高唱“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论调，无疑是不明智的。

人天性都有向往美好的一面，对美好的追求也势必会让人对黑暗、罪恶产生痛恶感。有人主张嫉恶如仇，有人也主张“疾恶不可太盛”，好像都有各自的道理。没有嫉恶如仇的心思，会让自己沾染同样的恶习，给自己身心带来巨大伤害。但疾恶太盛，也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陷入僵局，以致渐渐养成挑刺的习惯，专察是非，专挑人错。怎么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道家就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挫其锐，解其纷”。“挫其锐，解其纷”与“和光同尘”一样，可以连在一起理解。它有两层意思，其不单单是针对别人的习惯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更主要的是针对自己偏激的态度、意念做出的应对措施。“锐”字表现为偏激的事物和态度，“纷”字表现为烦恼和错乱，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而一个人唯有将自己偏激的意念和心中的烦恼都挫解消化，才能让身心两方面呈现出非常健康的面貌。如此，才有可能将别人的恶念和坏习惯消解于无形之中。

以上是从个人修养方面去理解，从治学角度去看，道家“挫锐解纷”的治学态度也能有助于将思路打开，在整理历史疑难问题时，也能疏通关键，在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中，当数汤用彤对道家学术的贡献最大。

汤先生开创了中国当代的魏晋玄学研究。因魏晋玄学与佛学渗透在一起，而玄学本就不好理解，佛学本身又是一块硬骨头，如此，千百年来这就成为了中国哲学公认的难题。唯有汤先生一人硬碰硬，披荆斩棘，开辟出了一条道。他正本清源，从汉学着手，把经名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江南佛学变迁从头到尾理得清清楚楚，断得干净利落，从纷繁错杂、难以梳理的玄学历史理出道家的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精神面貌。其为学的态度和治学方法，恰恰又暗合了道家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处事主张。所以有学者称汤用彤先生是当代的新道家，是众学者中深具道家情怀的典型代表。

汤用彤性喜不争，恬淡中和，他以无为而治的理念，主治管理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院校，并成效显著。其子汤一介先生对父亲为人处事所体现出的道家无为作风颇有感触。他说：“我记得他当哲学系主任只管两件事：一是聘请教员，二是指导学生选课。其他事他大多不闻不问。这可能也是他少与人发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当时哲学系只有一个半时助教，管管日常收发；文学院也只有一个办事员。我认为，这样精简的机构是比较适合学校的运作的。人员少了矛盾少了，就可以行‘无为之治’。”

如此看来，“无为”比“有为”确实高明。无为而治需要大智慧的人恰如其时地推行，如果单从形式上理解无所作为，而不深入理解无为之真谛，则难免失于皮相，最终等同于疏懒迟钝。道家的无为之教，并非让人什么都不去做，而是消化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即“挫锐”；避免做蠢事、瞎折腾，即“解纷”，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和光同尘”的效果。文学家吴宓曾在日记中说到：“（汤用彤）治事处世，纯依庄老，清净无为，以不使一人不悦为原则。”这一描述颇为契合《道德经》中“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圣贤气象。无怪乎哲学家冯契说“汤先生有点像老子”。

以上所举对“挫锐解纷”的分析都是从为人处世、治学、管理等小的方面去理解的，广而大之，也可以从治国外交的角度去理解。但基本性质是不变的，人身就是一个小国，就是一个小宇宙，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如同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要将国内尖锐势力的力量消解，将动辄崇尚兵戈解决问题的力量弱化，将霍乱国家的根本的政策和作风慢慢清除，唯有如此，才能让国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才能不战而自强，让其他国家顺服，彼此和睦相处。

3.南怀瑾：一颗禅心中的儒、释、道

南怀瑾一生的学术活动，都在致力于将儒、释、道这些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他与佛学结缘很深，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关于佛学的作品，名叫《楞严大义今释》。此后，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又有近二十部涉及佛学的作品问世。他在佛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很深，对中国的佛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南怀瑾认为，“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佛学的根基。所谓三世，指的是现在、过去和未来。佛告诉信徒，所有活着的生命，都不过是死生轮回当中的一段生命。人来到这个世上，不论是能活到长命百岁还是刚出生就夭折，都是人世间的一种偶然的现象。这就叫作“分段生死”。为什么这么多说呢？因为人在现世中的生命，都是由前世轮转变化而来的。并且，这辈子身为男人、女人以及为官、过富贵日子或者过叫花子的日子，都是有因果的。今世是前世的果，又是来世的因。这就是佛学上说的“三世因果”。

南怀瑾认为，世界上所以的生命，按出生的方式来分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种基本分类。比如人和大多数的兽类，都是由胞衣中生出来的，就叫胎生；鸡、鸭等家禽是由蛋孵化出来的，就叫卵生；蚊子、蜉蝣是靠水或湿气生的，就叫湿生；而像天人、地狱是由生命的变化作用变出来的，就叫化生。这四种分类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与个体的前世或今生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有关。当各种关系间的因缘成熟时，就变成六道轮回现象了。“六道”指的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其中的天道、阿修罗道和人道称为上三道。现世的各种生命，因为“三世因果”的关系，就在这六道间轮回。据此，佛把世上的一切都归于虚无，不管是贫富、苦乐，到头来一切都是空幻。所以，南怀瑾依据佛法说：“世间的福报是有穷尽的。每个人的光荣都是短暂的。”

中国历史上，除了普通老百姓外，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也对佛经上的教义表现出了痴迷。南北朝时梁朝的武帝就是颇具代表的一位。有一天，他问达摩禅师：“我从登基以来，建造寺院，度人为僧，抄写佛经，雕画佛像。我有什么功德吗？”

达摩回答者道：“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武帝听了大为不悦。

达摩回答道：“这只是生死轮回场地里的小功课，不过是俗世里的积德行善罢了。但在佛法看来，你所做的都不是真实的，这如同物体的影子一样。”

武帝接着问道：“那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功德呢？”

达摩回答道：“清净智慧，让自己的身心归到自然空寂的境地。只是这样的功德，不是俗世人能求得的。”

武帝听了，一时只能以沉默相对。

南怀瑾说：“倒却刹竿回首望，繁华散尽梦如烟。”世上哪怕有了做皇帝的大福报，都是一场梦幻一阵烟，真正的大福报就是悟道成佛。

南怀瑾说：“佛无法可得，住在无相中。因为真正有大成就的人，会绝对的谦和，谦和到非常平实，什么时候都没有躁乏。真正的佛不认为自己是佛，真正的圣人不认为自己是圣人。所以，真正的佛法即非佛法。”如果某一个人懂得一点佛法就自认为了不起，那么可以断定这个人绝对没有什么修行。因为真正的佛都是平常的、平凡的和谦卑的。

所以，要想获得大福报，就得修一切善行。在佛理看来，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幻之中，只有愿意舍得下名声、财富、家庭、事业和欲念，才能彻底抛弃烦恼和痛苦。那么，什么才叫善行呢？

有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个小和尚游方化缘。一天在河边遇到一位年青女子想过河，却又不敢过河。这时，老和尚便主动上前，背起这位女子？过了河。然后，放下女子，与小和尚继续化缘。小和尚越走越感到不解：“师傅怎么敢背女子过河？这岂不是六根不净吗？”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便问师傅：“师傅，你犯戒了。你竟然亲近女人？”老和尚听了感叹道：“我早已放下，你却放不下！你放不下，怎么修得了正果！”

这个故事中，老和尚就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他的行为就是济人的善行。这才是真正的修道之人。南怀瑾说：“学佛修道，只有万缘放下，才能得福报。”要修善行，首先要学会先做人。他曾对学生们说过：“青年学生注意！先学做人，能把儒家四书五经等做人之理通达了、成功了，学佛一定成功。像盖房子一样，先把基础打好。人都没有做好，你要学佛，你成了佛，我成了什么？要注意啊！要先学做人，人成了，就是成佛。佛法告诉你的就是这个道理。”

南怀瑾表达的意思十分清楚，就是让人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只要这样，他离佛的境界就不远了。他说：“真正的佛法能包涵一切，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不过他认识真理的一点，认为这一点才是对的，其他错的，其实是他错了。真正到达佛境界的是包容万象，也否定了万象，也建立了万象，这是佛境界。”

南怀瑾对《金刚经》的研究颇深。在讲解《金刚经》时他说：“这本经中记载的佛，同我们一样，照样要吃饭，照样要化缘，照样光着脚走路，脚底心照样踩到泥巴。所以回来还是一样要洗脚，还是要吃饭，还是要打坐，就是那么平常。”为此他强调，人们学佛学道，千万要丢掉那些神奇、不平凡的观念。因为世上最高明的人，通常都是最平凡的人。他认为，在《金刚经》中，佛告诉人们，一切众生都是佛，各个是佛，所以众生平等：悟道了，心即是佛；没有悟道，佛也是凡夫。

有一个年轻和尚，一心求道，希望成佛。但他苦修多年，感觉没什么进步。有一天，当他听说深山中住着一位得道的高僧时，便不辞辛苦寻到这位高僧寺庙。他问高僧：“请问您在得道之前，都做些什么？”

高僧回答道：“砍柴、担水、做饭。”“那，得道之后又做些什么呢？”“还是砍柴、担水、做饭。”“那怎样才算作得道呢？”年轻和尚不解地问道。“我得道之前，砍柴时想着挑水的事，挑水时想着做饭的事，做饭时又想着砍柴；得道后，砍柴就是砍柴，挑水就是挑水，做饭就是做饭。这就是得道。”

这个故事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得道就是心无杂念地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所以，南怀瑾指出：“八万四千法门只教我们一件事，就是如何做到让自己真正无我，那就成功了。”

通观南怀瑾有关佛学的著述，一种最深的感触是，现代科学思想对他的佛学研究影响非常深，以致他的论述中，很多都融入了现代科学思维在里面。比方说，在阐述禅宗的原理时，他就运用了现代的科学“实证”原则。正是这些新思维和新方法的运用，才让他的佛学论述成了沟通古今对话以及佛学与其它诸如儒学、道学之间的桥梁。

在抗战时期，南怀瑾曾辞去教职，到一些著名的寺庙寻访过高僧，并在他们的传授和指点下，对佛学有了深入的研究。所以，他对佛学的研究，有别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更为厚实的佛学土壤之上的，也就更具有贴近实际的意味，以致获得了“禅宗大师”的称号。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南怀瑾有关佛学的著作内容常因不合乎学术标准而引起争议，但他的语言深入浅出、文笔流畅，少了学术上的刻板做法，且有自己的独到见地在里面，因而，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佛学的深入研究仍有积极的作用和借鉴意义。

4.王阳明：动静之间的太极之“柔”

太极与道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思想更有着高度的统一。王阳明很早便和许多道教人士有着往来，加上自身所患的疾病，他对于道家的思想包括武学都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至于他是否修炼过道家的太极，历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探究王阳明在他为官的过程中，却时时闪现出了他挥洒太极的优美动作。很多时候，王阳明在明朝官场上的这种太极功夫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动静自如的地步。

王阳明的太极之道，其实和他所学的兵法有着很深的渊源，往往在紧要关头，王阳明都会以他的太极之功做出一些表面上看十分不合常理，可细细想这样做却又恰恰是最为有效的做法。换句话说，就是在常人看来最不可能发力的时候，王阳明却发力了。这既符合了兵法上所说“诡道”，又暗合了太极之阴阳两仪的自然相互转换之理，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好的以柔克刚的效果。尤其是王阳明作为一名大臣，竟然多次运用他纯熟的太极之功和朝廷讨价还价，而奇怪的是当朝的文武百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其识破。

事实上，王阳明的太极之道早在他做官最初的几年间，就已经露出端倪了。比如在孝宗弘治年间，发生了一起激烈的政治主张之争，一边是以户部尚书李东阳为首的老臣，如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这些人大多是两朝元老，做事干练而老成，同时又有着积极的开拓和进取精神；另一帮人是以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为首的文人，这些人大多不满朝廷的一些腐败官员，以及李东阳等人在朝中说一不二的权贵，因此主张朝廷复古，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复古才能够振作士气，达到革新朝政的目的。这两派“势力”在当时斗得异常激烈，最初，王阳明是站在李梦阳一边的，王阳明当时提出的理念更为深刻，他提倡要从思想意识上去改变，这样才能够达到彻底的改变。但斗到后来，性质就有些变了，两班人马几乎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双方各自的主张倒成了其次，把对手打败变成了目的。王阳明见此情况，便随即抽身撤了出来，因为一个是当时以李梦阳为首的明朝政坛的后起之秀，一个是于自己有恩的户部尚书李东阳。在这种无法出牌的情况之下，王阳明只好给皇帝写了一份上疏，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京城回到了绍兴，同时告别了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会稽山上搭建了一个房子，过起了修炼养生之道的生活。

王阳明的这一次远离朝堂，固然有着他身体上的原因，但主要还是那种政治旋涡压得他根本无法呼吸，索性在众人面前“云手”一挥借病回了老家。王阳明的这一次轻挥云手的太极功夫，不仅很好地避开了那场政治争斗，而且因为在山中的修炼让很多人都以为他是真的修成了神仙，消息传到京城，他即刻被召回了刑部，没多久便被派往山东主持乡试去了。

从此以后，在斗争激烈、宦官弄权的政治王朝中，王阳明便开始大行其道地耍起了他的太极。尤其是在正德十年，朝廷对两京在职官员进行了一番考察，而说起这种官员的考核简直有如儿戏。因为朝廷规定，只要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其政绩评定均以自述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好是坏自己看着办。但其实也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官员的这种评定还要通过都察院和吏部的最后审核。这两个部门也是朝中最为难缠的部门，一来部门人员都比较年轻，二来官阶都很低，再者大多敢言。然而，平时很少有人会把这些官员当回事的，因为只要一言不合这些人没准就会上个奏疏参你一本，所以有不少地方官就是平时想给他们送点什么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都不敢，而长期如此的后果是，都察院和吏部就真的成了清水衙门，这也就更加剧了这些官员们的愤愤不平。

王阳明一直生活在京城，父亲王华又一直身居官场，这些情况他心里很清楚，而且他也曾和都察院和吏部这些人打过交道，深知这些人的厉害。因为就在接到朝廷这个通知时，他的好友汪抑之等人就已经写信告诉了他一件关于都察院御史杨典的事。王阳明当时任职南京鸿胪寺卿，只是闲时和几位学者文人们讲讲学，可不知哪一点得罪了这位御史，竟然把一份报告打到了吏部，说王阳明既然那么喜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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