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不觉人生寒:杨绛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志则,邢桂平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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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不觉人生寒:杨绛传试读：

孔语有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穷而改节。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气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

如淡淡的云，如傲雪的梅，翻过春夏秋冬，如水洗心。万里长空，就在这样馥郁的芬芳中，静谧无垠。杨绛如一朵误入凡尘的兰花，任凭年华流转，她依旧保持着初临人世时的洁净。

出生于书香世家，严父慈母的家庭架构、和谐民主的家庭环境，无疑为杨绛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良好环境。父亲杨荫杭崇尚西方教育，十分严苛又十分开明，对杨绛自由精神和人格的树立与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母亲温婉贤惠，又让杨绛在无形中深受感染。两者的完美结合，奠定了杨绛一生勤奋求学、温婉淡泊的心性。

从孩童到幼年，从年少到芳龄，杨绛在独立的人格与精神中日臻成熟。她三番五次想要去清华求学，只为遇见那个命中注定的钱锺书！他们相识于清华园浓密芬芳的丁香花影里，从此一见钟情、牵手一生。

他们携手远去英法留学，从此开启明媚清澈的人生；他们饱含家国情怀，在国难当头时毅然选择归根故里；他们埋身书海、投入毕生精力躬耕创作；他们傲然屹立、果敢无畏，在猛烈的整治风暴中，仍旧傲骨不屈；他们历经波折、多次辗转，才终于在三里河畔安家。而此时，他们早已不是从前那对花前月下的璧人。

百年岁月，在她身上，只留下一片片馥郁淡雅的书香。她用清丽的文字，记录着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风暴下那安居一隅的从容与高雅；她用平和的文字，传递着政治斗争时自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坚韧与力量；她用幽默的文字，反映着时代背景下社会的矛盾和人们复杂的心理。文字成了她说话的最好载体，不用开口，世事已经全然被她细腻的心思完全洞察。她用文字展现出一个时代的风貌，然后以文字为家。

沧桑岁月，她演绎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神话。从大家闺秀到著名才女，从光鲜的夫人到灰头土脸的“灶下婢”，只要钱锺书需要她，她就无私无畏地站出来为他遮风挡雨。艰难困苦的日子，她与他相互扶持；风暴来临的日子，她与他并肩而立。为了钱锺书能够心无旁骛地创作《围城》，她更是用瘦弱的肩膀揽下所有的家务，然后安静内敛地做他忠实的读者。

兰心蕙质、贤才无双。在钱锺书的心里，她是妻子、朋友、情人的完美结合体。她淡泊名利、乐善好施、不屑争抢、从容平和。纵然岁月流转，他始终爱她如初。只因她有兰的高洁和芬芳，同时又有兰的低调和宁静。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她对钱锺书的爱，深入骨髓、流于血液；既含婉约，又有傲骨。才女杨绛，柔和之中又自带侠气，所以，在阿瑗和钱锺书相继离世后，她依旧万分悲痛却又万分从容地留于世间“打扫战场”。她倾尽所有精力，为钱锺书收拾已经破碎的、字迹模糊的手稿；她深居简出、淡然处世，用文字让他们从前温暖幸福的“家”重现。

本书将杨绛的生平之事巧妙而又无缝地串联，通过平和且兼具美感的文字，展现了杨绛看似平常却又充满传奇的一生。书中大量文字均是围绕杨绛的日常生活在叙述，还有小部分点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事件，致力为读者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与此同时，书中也对杨绛的丈夫钱锺书生平的一些趣事进行了适宜的补充，力求能让读者透过文字，看到更加真实、立体、生动的杨绛。此外，书中还有在杨绛生平之事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的部分人生哲理，不仅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一代文学巨匠的文学成就和百年芳华，同时也是对当下浮躁之风、势利之心的无声批判。相信读过此书的读者，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曾经某个时刻的自己。

滚滚红尘，纷繁复杂；世间万物，轮回转换。难得是：始终保持一颗淡然、高雅之心。

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杨绛如兰，不与桃李争艳，不因霜雪变色。她高贵而风雅、睿智而通透的灵魂，在岁月的洗礼中生机勃发、香如潮涌。第一章书香世家，严父慈母

书香岁月，似水流年。

卷着淡淡的馨香，游走在嘈杂的人世。书，是滚滚红尘里最动人的一抹馨香，它明丽而清新、美好而纯净，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遨游在书的世界，所有的繁杂便被简约取代；成长在一个书香缭绕的幸福之家，所有的烦恼也都有了归属。从婴儿到少女，从豆蔻到白发，杨绛终其一生，都深受开明、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的影响。“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影响，从淘气转向好学的。”对于父亲杨荫杭，杨绛有着发自内心深处的敬重与崇拜。“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豪气冲天、掷地有声。我既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绛爱上了读书。父亲的刚正不阿，也让杨绛深受影响。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操持一家大小衣食住用，但她也是知书达理的奇女子，不仅做得了家务，也念得了书本。闲来无事的时候，还会翻阅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自己一个人读得津津有味，并时常提出新见解，堪称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父母的无话不谈、伉俪情深，对杨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终其一生，她都在书香世家特有的开明、民主、教养中成长，她的刚烈与果断来自父亲，她的温婉与淡然来自母亲，她的独立与信仰来自家庭。她深受严父慈母爱的感染和熏陶，因此才能在风雨飘摇中随遇而安。望俨然，即之也温

1878年，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病理学家乔治·惠普尔以及舞蹈家邓肯等人相继诞生，祖鲁在伊山得瓦纳战役中击败英国军队，中国则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诸如开平矿务局成立、国内第一套邮票发行、《中美续增条约》签订等大事件。当时的中国已是清政府统治的末期——光绪四年，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早已暴露无遗。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就已经逐渐走向了衰落，而民众的生活也由此变得水深火热。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一户普通人家中，隐约传来了几声新生儿的啼哭。这户人家的主人曾经在浙江做过很小的官，虽承蒙上一代人的恩泽，现下有房屋可以居住，但却因为没有田产，只能勉强糊口度日，可谓是真正的“寒素人家”。

新生儿在家中排行老三，父亲为其取名“荫杭”，字补塘。杨荫杭家中兄弟姐妹共6人，其中，大姐、大哥以及最小的弟弟都先后不幸早逝，余下的两个妹妹也都在出嫁后各自同夫家断了联系。

小时候的杨荫杭备受父亲和祖父的宠爱，但同时也接受了来自他们的严厉教导。对他而言，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祖父一边给他剥瓜子吃，一边逐字逐句地教他背诵“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等名家诗词。

1895年，凭借着优异的考试成绩，17岁的杨荫杭成功入读天津中西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天津中西学堂在随后的发展中曾经几易其名，最终发展为今天的天津大学。对于当时的杨荫杭而言，他选择这所由盛宣怀刚刚创立的崭新学堂的原因主要在于：免学费、教学模式以及配套设施等均采用美国模式。

但开学不久，由于学生们对由外国人把控的伙食心生不满，在学堂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运动。并未参与其中的杨荫杭，看到之前勇敢激昂的同学们在学校的“镇压”和追责过程中一个个做起了缩头乌龟，生怕被学校当作典型“杀鸡儆猴看”。这时，杨荫杭主动站出来担起了这份“罪名”，遂被开除学籍。

接下来，他重新考入了同样由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并于1898年被学校保送至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深造，直至1902年由于母校急需翻译人才而肄业回国。这期间，中国国内则先后爆发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虽然远在日本，但杨荫杭也没有只顾埋头书海、不理世事。他参加日本留学生们发起的“励志会”，与雷奋、杨廷栋等人创办《译书汇编》以及利用暑假回国探亲的机会宣传并鼓励无锡的进步青年加入“励志会”，进行反清革命。

留日归来后，杨荫杭在母校南洋公学译书院任职，主要编译了《名学教科书》一书。1903年，由于经费方面严重不足，译书院停办，杨荫杭也由此离开上海重回无锡，协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等人创办了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的“理化研究会”，聘请一名日本教师为学员们教授自然科学，带领并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其中就包括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

不久之后，杨荫杭再次回到上海，成为《时事报》的一名编辑。同时，也在《大陆月刊》《苏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宣扬自己的革命思想以及在澄衷学堂、务本女校等校教课。

澄衷学堂是由宁波籍企业家叶澄衷于1900年创办的，著名文学家胡适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杨荫杭正是教授他的先生之一。关于这一点，杨绛在文中回忆道：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曾见过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钱锺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各种势力均蠢蠢欲动。碍于之前参与并组织的革命团体和活动的影响，为了避免被缉捕入狱，杨荫杭再度远离家乡，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读法律专业，并对西方的民主法治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毕业论文《日本商法》更是备受导师的赞赏而被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丛书。

在学习西方民主法治期间，杨荫杭先前激昂的反清情绪逐渐冷静下来。他一方面仍旧愤怒于清政府的迂腐落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西方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专制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

怀抱着这种以法治国的美好幻想，杨荫杭回到国内，经由张謇（曾聘请杨荫杭同学雷奋作为自己的高级顾问）引荐进入北京法政学堂任教。听闻杨荫杭对东西方法律颇为精通，皇室成员善耆特意邀请他利用晚上时间为自己进行授课。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在张謇的再次推荐下，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一职。任职期间，他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不惧流言。比如，江苏士绅们联名登报欢迎打败军阀顺利进城的张勋，认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杨荫杭却并不怎么认同这位“辫帅”，故而在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上的欢迎者名单后，专门重新登报申明自己不欢迎的立场。

时隔不久，碍于北洋政府“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决定，杨荫杭被调往相邻的浙江省，仍然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职位。当时的政府效仿西方实行“三权分立”的法治制度，意即各省的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厅长三者之间互相监督，互不干涉。

刚上任，杨荫杭便接到一起恶霸行凶杀人事件。该恶霸在过去的几年里，仰仗自己同督军朱瑞有裙带关系而肆无忌惮，作恶多端。面对被害人家属的上诉请愿，杨荫杭以司法独立和“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为由，果断拒绝了民政长屈映光的多次出面说情，坚持判处恶霸死刑。

他不留情面的拒绝让屈映光恼羞成怒，随即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表示“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幸得杨荫杭同窗好友张一簏（时任袁世凯机要秘书）从中周旋调解，最终以袁世凯手批恶霸“此是好人”并将杨荫杭调至北京了事。

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执政后，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只是彼时的杨荫杭对在国内实行西方民主法治的幻想已经所剩无几，他已经看透了军阀政府的专制、腐朽与残暴。尽管如此，他仍然尽己所能，为促进和维护民主法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17年，时任交通总长的许世英被报纸披露曾滥用职权安插亲信、贩卖官位以及贪污受贿等。得知这一消息并派人查明情况后，杨荫杭迅速下令传讯许世英并将其扣押，在京城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近代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司法界的元老，许世英不仅曾因护驾有功而得到清政府重用；民国成立后，更是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政府担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交通总长和国务总理等职。

当晚，各界人士纷纷向杨荫杭说情要求特许保释许世英，杨家电话一夜未停。说情的声音中自然也包括北洋政府，但均被杨荫杭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理应坚持司法平等为由严词拒绝。眼见劝说无效，第二天，杨荫杭就被北洋政府宣布停职审查，许世英则被宣告无罪并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因为停职就停薪”，不仅对依靠薪水过日子的杨家造成了严重打击，更是直接触发了杨荫杭内心深处对时局世事的忧虑和愤慨情绪，最终于1919年辞职携家离京南下，重回无锡。

郁积不散的忧愤情绪加上伤寒的侵染，回到无锡后的杨荫杭病倒了，最严重时甚至到了准备后事的阶段。尽管如此，1920年大病初愈后，杨荫杭再次来到上海，出任上海《申报》副主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创办最早、时间最长，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凭借着以文人论政、主张民主自由、抨击社会时弊等特点，一跃成为新闻自由的典范。

在《申报》，杨荫杭似乎重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激情所在。相关记载表明，仅1920年到1925年间，他刊登在《申报》上的文章就有600多篇，大多以短小精悍的“时评”和“常评”为主，涉及体裁和范围极为广泛。此外，写作之余他还重操律师旧业，专为他人“鸣不平，申诉冤情”。

1923年，杨荫杭再次离开上海，“迁居苏州，专营律师事务，兼为报刊撰文”。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再做律师，而是重新回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并致力于音韵学的相关研究，著有《诗骚体韵》一书，但未经出版且手稿失散。

抗战期间，杨荫杭不断辗转奔波于上海和无锡之间，最终在抗战胜利前夕与世长辞，享年67岁。回顾杨荫杭的一生，自少年离家求学起，因着各式各样的缘由，他总是在路上，少有停留。

他求新进取、坚守自我、睿智理性、刚正不阿；他是胡适之师，是杨绛之父，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学者、法学家。但如果抛掉这些外在的身份和成就，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杨荫杭，则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他没有和妻子吵过一次架，总是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他看上去凝重有威，却从不打骂子女们，哪怕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也只是着急地找来妻子训斥他们。所有孩子里，他最钟爱个子矮小的杨绛，并用猫作形容，调侃杨绛“以矮脚短身者为良”。翻阅杨绛《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可以看到他偏执地有些愚昧地认为“女孩子身体较弱，不能用功过度”，喜欢饭后被孩子们围着要点甜食儿，反对置办家产、遵从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的教育理论等诸多不同于外界形象的翔实描写。

总而言之，作为杨绛的父亲，他的言传身教对杨绛的性格养成、学业婚姻以及个人发展等方方面面都有着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杨绛曾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如春雨，润物无声

小桥古道流水，杏花春雨江南。

诗意温婉，风物万千。宛如水墨画的江南总呈现出一种“花影摇曳、流水缱绻”的惆怅和静然，置身其中，给人以无限的温情和娴静。

无锡，作为正统的江南小城，其江南气质更为明显，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都是在这样温婉的环境中长大的，自然免不了受到熏陶和感染。

杨家是无锡有名的书香门第，杨荫杭两次出国留学，先后获得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对法学尤为精通。除此之外，杨荫杭还是一位对音韵学颇有研究的诗人，平日喜欢一一推敲各个时代的韵书，因此遭到杨绛的取笑：“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但尽管如此，杨荫杭平日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就连在《申报》上的评论也都是豪气冲天、掷地有声，这让杨绛钦佩不已。于是，她便向父亲请教秘诀，没想到杨荫杭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于是，杨绛就到家里藏书的地方去翻看，在书里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视读书为“最爱”。

在父亲的感染下，杨绛对书的痴迷程度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杨绛都信手拈来，读得津津有味。一次，杨荫杭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杨绛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杨绛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一笑。

饱读诗书、才情四溢的杨荫杭不仅言传身教地引导孩子们读书学习，对子女的教育也极为开明民主。他非常认真细致地考虑孩子的上学问题，努力做到既尊重孩子、爱护孩子、帮助孩子，又让他们在生活的磨砺中学会勇敢正直、自立自强。“父亲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而是通过他的行动，让我们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尤其对最疼爱的四女儿杨绛，他更是倾注了许多心血。发现杨绛喜欢诗词之类的文学书籍，杨荫杭就时常抽空为女儿去买，往往是杨绛喜欢读什么书，不久之后她的桌子上就会有什么书。但是如果买来的书长时间没有得到杨绛的“青睐”，那么这本书就会悄无声息地被杨荫杭拿走。这对杨绛而言，无疑是“无声胜有声”的严厉谴责。

杨绛考入东吴大学后，选学科成了重要的问题。在她自己作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后，想选一门有益于人的，但还是犹豫下不了决心，于是便向父亲求助。杨荫杭听女儿说完后，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绛心里很忐忑：难道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喜欢小说，就学小说，这些会有益于人吗？

父亲回答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引导和支持下，杨绛彻底抛开了老师的惋惜和劝说，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科。事实证明，杨绛的选择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选择，杨绛才不自觉地深受父传，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创作和翻译中，且坚持“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的观点，这才成就了后来的剧作家、翻译家和作家杨绛。“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受过西方先进思想教育的杨荫杭对购置家产也极力反对，他还义正辞严地列举了购置家产的危害：对购置家产的人而言，经营家产需要耗费精力，极有可能把自己变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现成的家产让少年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从大有可为的人变成了不图上进的废物，实在是得不偿失。

此外，杨荫杭还言传身教，让孩子们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对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杨荫杭鼓励子女进行劳作，并将美国的“劳动教育”搬进家中：捉一条鼻涕虫奖励铜板一个，捉一只小蜘蛛奖励铜板三个，捉一只大蜘蛛也奖励铜板三个。对此，妻子唐须嫈还有些担忧：“不好了，你把‘老小’（孩子）教育得唯利是图了。”事实上也不尽然，这种多劳多得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积极性，没过多久，鼻涕虫和蜘蛛就被孩子们“一网打尽”了。

杨荫杭一身正气，侠义心肠，颇像小说里的英气侠客，尤其是对身外之物，全然不在乎。如果看到、感受到孩子们对拥有某件物品的人充满羡慕或想要占为己有，杨荫杭就这样引导他们：“世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杨绛知道，父亲是想告诉他们，世上的好东西琳琅满目、千种万种，不会也不可能样样都有。当杨绛的大姐随杨荫杭一起去别人家里做客时，大姐对别人家的地毯、沙发投以称赞和羡慕时，杨荫杭如此感慨：“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可以说，杨绛对物质生活的淡泊，正是受了父亲的无声教化。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将父亲的许多事迹一一道来。作为女儿的第一位偶像，杨荫杭对杨绛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也非常巨大。面对压力和诱惑，父亲始终以铮铮傲骨身正其行，对杨绛的影响尤为深刻，她性格中金刚怒目的一面，与杨荫杭惊人地相似。

书香门第的深厚文化涵养以及父亲的开明教育，如同春风化雨，给杨绛带来了一生受用的好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杨家丰厚文化积淀的感染下，杨绛对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同。这种认同，奠定了她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也成为后人解读杨绛的根源和线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生于江南一个富商家庭，少时曾在上海著名的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妈杨荫榆、章太炎的太太汤国梨都是同学。作为当时正宗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颇有才华的唐须嫈没有跻身文坛或政界，而是选择建立家庭、相夫教子，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1898年，杨荫杭和唐须嫈结婚，彼时，他们恰好都是20岁。

关于母亲名字中的这个“嫈”字，杨绛一直认为是颇爱研究古音韵学且爱用古字的父亲“强加”给母亲的。在杨绛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姐妹几个对丈夫都很好，可是都比不上我母亲对我父亲的好。”由此可知，唐须嫈对待杨荫杭的细致、体贴和周到，这也在无形中给杨绛和几个姐妹树立了榜样。

杨荫杭素来爱穿布鞋，却一直不愿去鞋店试穿，于是，唐须嫈便带着鞋样去鞋店，由店伙计把相同尺寸不同样式的鞋子集中在一起送至杨家，再由杨荫杭亲自挑选中意的。此外，杨荫杭也不喜欢上理发店，于是唐须嫈便付了高报酬把理发师请进家中；等到杨荫杭年老脱发时，唐须嫈已在家中准备好理发的工具，随时“待命”、亲自“上阵”。

的确，唐须嫈是个极其贤德的女性，无论对杨荫杭还是对八个孩子，唐须嫈始终都充满了耐心和关爱。此外，由于杨绛的三姑妈和二姑妈结婚后都同夫家断了联系，就一直和杨荫杭一大家住在一起，尽管如此，在处理家庭琐事上，唐须嫈也从未表现出过厌烦和无奈，反而总是为她们的冷言冷语和存心刁难辩护。

杨绛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淡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在杨绛的印象里，母亲远没有父亲说得这样直接，不留情面。“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关于这个问题，杨绛甚至作了大胆的猜想：三姑母从夫家回娘家的时候，应该和母亲比较亲密，他们毕竟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学。

一家八个孩子，还有寡居的小姑子，仅是家庭琐事，就使唐须嫈的日子忙如陀螺，难得清闲。但是只要稍稍得空，唐须嫈就会赶做针线活儿，做完针线活儿，又拿出床头的《石头记》《聊斋》等细细读起来，以作消遣。

除了经典书籍，唐须嫈还读新式文学作品，比如苏梅的《棘心》《绿天》。某天读完她还问杨绛：“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杨绛答：“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偶尔唐须嫈也看冰心的作品，给了中肯的评价：“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等。杨绛觉得，母亲的评论确实恰当。

擅长女工、温婉贤惠、通晓诗书，在杨绛的心里，母亲几乎无所不能。即使身在外地求学，她仍然能强烈地感知到父母的气息，回家之后就如狗皮膏药般地跟着他们。

唐须嫈曾经设计出用以吃饭的方桌和圆桌，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洞，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用起来既不会碍手又能使饭菜保温，与现在的火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是不是火锅的鼻祖。

会发明会创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母亲的温婉贤淑、细致周到，使杨绛几姐妹深受影响，她们和唐须嫈一样，通情达理、进退有度，活得坦然而自在、淡泊而知足。杨绛曾公开表示“从父母说话、看他们做事中，学到许多东西，父亲的刚正不屈，母亲的温柔敦厚，对我性格的形成和日后的为人处世都有很大影响。”

父亲的正直、淡泊名利，母亲的敦厚、温婉贤惠，塑造了杨绛性格中的豪情傲骨和与世无争；父母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以及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则让杨绛懂得了情感的珍贵、悟到了生命的真谛。“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也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时夫妇间不多见的。”在杨绛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总是亲密无间、互相爱护，他们把彼此的心事说给对方，也把彼此的心交给对方，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能不厌其烦地听对方说任何事，谈论任何人。“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给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在杨绛的《忆孩时》里，唐须嫈贤惠、顾家的形象更为突出。

1937年，日本人轰炸苏州，杨家举家逃亡，途中唐须嫈患恶性疟疾去世，就地埋葬。一代佳人香消玉殒，成为杨荫杭内心的剧痛。他在荒郊野外失声痛哭，又在棺木、瓦片、周围树木等所有能写字的地方写上妻子的名字，以求日后能顺利找到妻子。

1938年，杨绛和钱锺书回国，杨荫杭亲自前往将妻子墓地迁回灵岩山，至此，杨荫杭的心中才稍稍得到安慰。

相濡以沫、伉俪情深。父母的恩爱，让杨家整个家庭氛围格外和谐、温馨；他们开明、民主的教育观念也犹如春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八个孩子，使他们在乱世中觅得一处心灵花园，健康幸福地成长。随遇安，寒素人家“用随和淡然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大抵是许多内心喜欢寂静的人所向往的。其实，随遇而安，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心境。在随遇而安的淡然和静谧中，所有的喧嚣浮躁都会渐渐远去，最终在内心深处酝酿出一片温暖的净土，里面盛满温馨的真情，在风雨兼程的人生之路上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芬芳繁花。

杨荫杭和唐须嫈都是拥有“随遇而安”心态的人。他们一生平淡相守，在颠沛流离、风雨飘摇的生活旅途中彼此温暖、相互扶持。在数次辗转搬迁、难熬的日子里，他们用心用爱，诠释了“既来之则安之”的真正含义。

杨绛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生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杨绛，谦虚地称自己出身于“寒素人家”。

杨绛出生那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达五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正式宣告瓦解，处处呈现出一派动荡、混乱的景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好坏已经全然不顾，极力求得生存成为当下首要的选择。于是，在杨绛出生后不到三个月，父亲便以照看祖母为由辞官回乡，举家迁往上海避难。在迁往上海的第二年，杨荫杭顺利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谋到职位，同年，杨绛的弟弟出生，取名杨宝昌。

1913年，在张謇的推荐下，杨荫杭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于是，杨荫杭又带着全家迁往苏州大石头巷。本以为生活能就此安定，不料仅过了一年，国家便出台法令，本省人不宜在本省任职。杨荫杭被调至浙江，任高等审判厅厅长，驻杭州。于是，杨家举家搬迁至杭州保俶塔附近。同年，杨绛的第二个弟弟杨宝俶出生。

不屈不挠的性格和铁面无私的作风，让杨荫杭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为行凶恶霸说情的省长屈映光。幸好杨荫杭“好人自有天佑”，得到同窗好友张一簏（时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倾囊相助，最终以袁世凯手批恶霸“此是好人”并将杨荫杭调至北京了事。于是，四岁的杨绛跟随父母再次回到了北京。

1917年5月，“铁面包公”杨荫杭不顾众人劝说坚持拘押贪污巨款的交通总长许世英，使杨家平静的日子再起波澜。停职审查、没收车马，这让完全依靠杨荫杭的薪水维持生计的杨家一夜之间陷入了困境。

但杨荫杭借此闲暇，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和另一位爱写诗的同乡去百花山采集标本。经过一周的暴晒，杨荫杭原本白净的脸变成了古铜色，他却乐此不疲地为他采摘回来的“宝贝”奔忙：每一株花草的茎蔓，都被杨荫杭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又白又厚的橡皮纸上，并用中文和拉丁文双语详细注明植物的名称和科目，而且上面的字迹极其工整、隽秀，令人由衷地赞叹。

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在杨荫杭和唐须嫈的观念里，起起落落再平常不过。他们心怀恬淡，坦然地面对一切、接受一切，如行云流水般地享受美好，将复杂的都留给时间去化解，将纯粹的、温暖的因子用心镶嵌起来。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六月，张勋复辟，北京城乱作一团。为了保障家人的安全，杨荫杭迫不得已带家人去外国友人家中避难。而此时，恰逢在上海读书的杨绛的大姐和二姐放暑假。为了避免二人受到伤害，杨荫杭让她们回无锡老家几天，之后便匆匆返校。没想到，回校没几天，杨绛的二姐就因感染风寒住进了医院，当杨绛的母亲赶至病房时，杨绛的二姐已病势严重、无力回天。

丧女之痛让唐须嫈心中悲苦万千，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她总是情不自禁地默默流泪，因而哭坏了眼睛。但无论身在何处，她总是将自己的伤心落寞掩盖得很好，从容坦然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她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苦痛。父亲杨荫杭也因受到停职和丧女的双重打击而悲愤不已，心灰意冷。1919年秋，杨荫杭决定弃官南下，这一次，他们不再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是决意回到虽破败但温暖的无锡老家。

离京的火车缓缓启动，载着杨家的一家老小踏上新的旅途，但火车的终点并不是家，而是繁华喧闹的天津城。下车后，他们找到一家客栈待了两天，直到所能乘坐的“新铭”号轮船到来载他们抵达上海，然后再倒由小火车拖带的小船，才到达无锡。

异常颠簸的归家路让人劳顿不堪，但路上时时变幻的风景却让孩子们新奇、欣喜不已。他们欢快地大笑、嬉闹，与杨荫杭极为和谐融洽地打成了一片，千里奔波因此变成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唐须嫈虽被不断地呕吐折磨得难受，但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心中也深感安慰和喜悦。

几经辗转，终于看到了曾经特别熟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杨荫杭先在庙堂巷租下了一所老旧的宅子，院中有小河穿过，站在厨房外的小桥上便能看到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甚是美丽。偶尔闲暇之时，还能在河中捉些小虾，配以简单的蘸料食用，味道异常鲜美。只是杨荫杭并不喜欢这所宅子，便又四下寻找新的住所，历经波折，最终在沙巷裘氏宅安定下来。

无锡的山水花草、砖瓦墙缝里，到处散溢着温暖柔情的气息。家在这里，心便有了与世隔绝、独一无二的平和与宁静。但这美妙的时光没过多久，杨荫杭便一病不起，唐须嫈一边细心地照顾杨荫杭，一边四下联络无锡当地最好的医生。

因对中医排斥，万不得已的唐须嫈将无锡仅有的一位西医请至家中，请他为杨荫杭作了尽可能的全面检查，并抽了一管血送去医院化验病因。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血液要送到上海才能化验，从送去到结果出来，需要一周的时间。忧心如焚的唐须嫈此时表现出了极大的淡定和乐观，她努力地保持着镇静和从容，默默地陪伴在丈夫身边，给予其细致周到的呵护。尤其是在杨荫杭的病情一天天加重、甚至无法离开床榻半步的关键时刻，唐须嫈更是极尽所能，破釜沉舟地去尝试民间的“叫魂”，想为看似病入膏肓的爱人寻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平日过得飞快的一周此时竟变得格外漫长，在焦急的等待和烦乱的不安中，一家人终于等到了来自上海的诊断结果。简单的“伤寒”两个字，瞬间让唐须嫈坠入冰窖，也让杨荫杭万念俱灰——因为在当时，这种病极难治愈。可唐须嫈没有放弃，她不顾丈夫的阻拦找来当地有名的中医，得到的反馈却是：放弃。

唐须嫈的心在那一刻几乎四分五裂，哀伤与绝望一度让她悲伤到不能自拔，但不久之后，她平静地擦干眼泪，找来了杨荫杭的好友华实甫。一句“死马当活马医”，让华实甫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慎重地开出了方子，没想到，正是唐须嫈这最后的奋力一搏，居然成了挽救杨荫杭的奇迹之举。

为了让只信西医的丈夫尽快吃掉这些中药，唐须嫈特地买来了胶囊状的西药，并将里面的药粉倒空，然后把中药装进去，再将胶囊还原成原来的样子，让杨荫杭服下。唐须嫈对丈夫的用心照顾可想而知。

一夜夜寸步不离的守护，数天来的尽心付出终于感动了上苍，当杨荫杭睁开眼睛时，唐须嫈和其他所有人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这个缠绵病榻几乎再无可能醒来的人，终于在命运之神的眷顾下奇迹般地“复活”了。

然而，弃官加上久病，让杨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为了谋生，1920年秋，杨荫杭再次举家搬迁至上海静安寺路爱文义路迁善里，并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任职上海申报馆副主编，同时还重操旧业做起了律师。对于每一张递送而来的状子，杨荫杭都自己动手、精心策划，力争为每个人求得公道，化解纠葛。但尽管如此，他心里仍清楚得很：伸张正义本就困难，更何况是在鱼龙混杂的上海伸张正义，简直难上加难。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荫杭骨子里的傲气和决绝，注定他的仕途不会一帆风顺，这在其任职申报副主编之前已经得到了证明。秉承着家族特有的澎湃血性和浩然正气，杨荫杭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处理各类案件：对超出原则范围的无论报酬多高都拒不受理；对需要他伸张正义的即使没有报酬也甘愿辩护。虽然世道艰难，生活艰苦，但杨荫杭不改初衷，仍旧我行我素，因而受到诸多人的爱戴和尊重。

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难以平衡的各方势力，让杨荫杭对上海的认识日益清晰。为了避免这样的环境给子女带来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等不良影响，定居温润静美的苏州，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想法逐渐在杨荫杭的心中萌发、成熟。1923年，杨荫杭举家迁往苏州，租下了虽破旧但尚且能住的潘氏旧宅，至此算是在苏州匆匆安家。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

这首来自钱锺书的诗，便是对杨家苏州故居“安徐堂”景致的准确描绘。当然，安徐堂不是杨家租下的潘氏旧宅，而是后来机缘巧合买下的明末宰相徐季鸣的故居，只因由张謇手书“安徐堂”三个大字制成牌匾悬于大门上，故而得名。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锺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杨荫杭酷爱读诗，尤其是杜甫的诗。搬进安徐堂之后，每晚睡前临床读诗成了他的必修课。想来，在杜甫的诗里，必有浩然之气和无畏力量，不然，旁听的杨绛无论是在性格与文字上，都不会呈现出与父亲迥然相异又一脉相承的特点。“因为心无所恃，所以随遇而安”，这句话用来形容杨荫杭和唐须嫈再合适不过。无论春暖花开还是风霜满地，他们的世界都平静祥和、一尘不染，杨绛在这样温暖的“寒素人家”长大，她的身上才能处处散发着从容和优雅。第二章袅婷少女，人淡如菊

在时光的涟漪中，杨绛像一束光晕流转的菊花，在毫不起眼的角落里静静挥洒独特的芬芳。她淡淡地、静默又欢喜地接受着风雨和阳光的敲打，她温情又明媚，默默地在风雨中色彩交加。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杨绛，很自然地受到来自家庭环境的感染和熏陶。她的性格里，“静”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样的“静”，不仅仅是不喜言语的安静，更是一种洞穿世事的生存智慧。她在滚滚红尘的争名逐利中，泰然自若地保持着属于自己骨子里特有的梦幻和纯真，将女性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说话慢条斯理，举止从容优雅，少女时期的杨绛已然有了人淡如菊的气质。她爱好读书，完完全全继承了杨荫杭的“大家风范”；她孝顺懂事，会在让人发困的午后静静看书，陪伴午睡的父亲；她不喜物质，在姐妹们为他人家中的豪华沙发而赞叹时，只有她淡然以对。所有的身外之物，在她看来多数是可有可无。

坎坷的求学之路，命运的千回百转，在她的身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她依旧“既来之，则安之”地过着自己波澜不惊的小日子。

这样的时光对她而言，再幸福不过。夏日将闻喜讯来

缘起缘灭，缘浅缘深。

在熙熙攘攘的人海、纷纷繁繁的红尘中，与一个人、一个家相遇，总显得格外温暖而美好。仿佛时光的长河里，忽然安静、唯美地飘进一片粉嫩的花瓣，逐水而流，附草而居，从此有人相依相伴。

杨绛，便是杨家的这片花瓣，她人淡如菊的气质和旷世无双的才情，绵亘百年。

1911年7月17日，北京的天气异常晴朗，朵朵白云轻轻浮动，七彩阳光热烈直射，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投下斑斑点点的耀眼碎金。乱世中的北京街头，于纷繁中透露出丝丝不为人知的安静，将北方的干爽悄然播撒。世间万物，仿佛也都在这浓烈的夏日气息中，变成了老电影中的经典场景，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给人以泪流满面的敬畏和感动。杨绛就是在这样的季节出生，因而温软而热烈，傲气而多情。

极具京城风情的小巷子，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杨绛的人生由此开始。此时，尽管杨家已有三个女儿：寿康、同康、闰康，但杨绛的到来，非但没有让思想开明的杨荫杭失望，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精神慰藉。他欢欢喜喜地抱着这个刚刚降临人间的小小人儿，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宠爱都给予她。

炎炎盛夏，在杨荫杭发自肺腑的喜悦中变得温软而迷人，连燥热的空气似乎也浸满了姹紫嫣红、春暖花开的味道。喜不自胜的杨荫杭用专门买来的制作冰激凌的桶做了满满一桶甜腻腻的冰激凌，他的二妹杨荫枌满怀爱意地在刚出生的小儿嘴唇上点了一点，顷刻之间，杨绛粉粉嫩嫩的小嘴就被冰得发青发紫，却还在使劲儿地“吧嗒”着嘴巴用力品尝人间的第一道美味，她那娇小可爱又万分憨厚的模样，瞬间萌化了众人的心。

杨荫杭为这第四个女儿取名：季康，小名唤作：阿季，寓意其季季顺遂，年年安康。杨绛生于夏季，杨荫杭为四女儿取这样的名字，表面看起来是因出生时间的缘故，实则有更深的含义。

饱读诗书且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杨荫杭眼界开阔、博学多闻。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他和许多爱国先进人士狂热而急切地致力革命，剪掉了清政府认同的标志性的“辫子”，因而成为清廷通缉搜捕的主要对象。由于担心丈夫行踪暴露被抓，唐须嫈便在他的瓜皮帽上缝了一条辫子以假乱真，但是不幸还是在一天晚上悄然降临。走夜路回家的杨荫杭感觉有人在背后抓了两下他的辫子，尽管动作很轻，但直觉告诉他，自己已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于是，他立刻收拾行囊，逃到了日本。

温婉多情的无锡，从此也变得遥不可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室里，杨荫杭曾无数次地想象唐须嫈一个人带着几个女儿的忙碌情景。就连后来他又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妻子的无怨付出也时刻萦绕心头，让他在满怀愧疚的同时又万般感恩。

1910年，在外漂泊了四年多的杨荫杭终于得以回家，并在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不久之后他便被推荐先后任职江苏省、浙江省审判厅厅长。可惜好景不长，生性耿直的杨荫杭又因得罪权贵而被调往北京。

三番五次地举家搬迁，妻子唐须嫈仍旧毫无怨言地陪伴在杨荫杭左右。她全心全意地照顾着丈夫和孩子，几乎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全部。杨荫杭也确实有情有义，调任北京之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上唐须嫈和三个女儿，一家人总是和和美美地出现在公众视野，让不少人为之羡慕。

逃亡生涯结束，律师生涯开始。对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逃亡之苦，才得以归家的杨荫杭而言，这个粉嫩得如同盛夏时节绚烂绽放的花儿一样的女孩，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缕阳光，海浪中的一艘航船，令他重新感悟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力量，因而，阿季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

但是，阿季的到来，除了让杨荫杭和唐须嫈觉得开心之外，其他人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个小生命降临人间的欣喜和祝福。就连与杨家一墙之隔的叔公杨志洵家中的女佣，听说唐须嫈四胎生的仍是女孩，都面露不悦地随口说道：“讨厌死了”。不料，这话被处在兴头上的杨荫杭听到，他立即生起气来，并掷与女佣一枚银圆，以示反驳。

书香缭绕，寂静欢喜。

世居无锡的杨家此时客居北京，杨荫杭白天去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晚上则去肃亲王王府讲授法律课，日子虽然辛苦，但也因一家人互敬互爱的温馨氛围而幸福丛生。因嫌北方稳婆粗心大意，杨家还特意花费十五两银子请了日本产科医生来家里接生，杨荫杭对这个孩子的用心用情由此可见。这件事也成了姐妹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时常笑称：兄弟姊妹的全部接生费，也不及阿季的一个零头。

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昔日繁华的北京城分外凋敝、落寞，放眼望去，人们脸上愁云密布，而只有杨绛，会不分时节、不分阴晴地笑起来。她的笑简单纯粹，如同蓝天上轻轻浮动的云朵，淡然幽远，好像世间的一切纷争皆与她无关。她只轻轻地一笑，就瞬间俘虏了杨家人的心，也让杨荫杭骤然卸下生活的疲惫，由内而外地被这份甜蜜感染。

简简单单的幸福包围着小小的杨绛，让她如同置身在梦幻奇乐的王国。爱女的甜笑、逗乐，也让杨荫杭再次感受到世间与众不同的温暖和喜悦。因为寿康、同康都在上海学校寄宿，闰康则待在无锡老家由祖母照料，所以杨荫杭和唐须嫈的身边只有杨绛一人承欢膝下，因此她一人得到了父母双份儿的宠爱，成为杨家众姐妹中最幸福的一个。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

苏轼的这两句诗，用来形容杨荫杭的心情再恰当不过。其实，杨绛的出生，不仅仅是杨荫杭久历黑暗后见到的第一缕阳光，也是几经辗转的杨家历经磨难后的短暂欢愉和休憩期，因而有了别样的意义。唯有青葱少年时

世界很大，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相遇、擦肩再别离，有些成为亲人，有些成为挚友，有些成为过客。冥冥之中，时光悄然席卷了所有的喜怒哀乐，带着他们向各自熟识的环境归位，从年幼无知到垂垂老矣，所有的都可能远走高飞，唯有少年的记忆始终不弃。就像筠子歌中唱到的一样：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在心中。

少年时光，永远那样清澈难忘，它像一株明丽动人的紫藤花，随着时光无尽又疯狂地攀爬，然后蜷缩在记忆的最深处，于某天情景交融的怀念里，开出一朵鲜艳的花。

从咿咿呀呀学语的娃娃到跌跌撞撞走路的小孩，乖巧安分、恬淡娴静的杨绛始终扮演着状如猫咪般的贴心角色，她细心、懂事又听话，成了杨荫杭心中价值连城的瑰宝。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也只有她一人享受过父亲“耐心哄睡还要唱摇篮曲”的极度宠溺。因此，在杨绛的心中，对父亲除了发自内心的敬重，更多的还是骨肉连心的疼惜。

南方人喜欢吃甜食，于是，杨荫杭总会在饭后嘱咐唐须嫈买些甜点给孩子们吃，俗称“放焰口”。每当这个时刻到来，孩子们总是笑着、闹着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杨荫杭也都笑呵呵地一口应允。

吃过甜食，小打小闹之后，到了父亲的午觉时间，孩子们便一哄而散各自玩耍去了。一日，打算离开的杨绛忽然被父亲叫住了：“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于是，懂事贴心的杨绛就留下来，坐在父亲身边安安静静地看书，不发出任何声响。即使在白雪皑皑需要生火炉换煤的寒冷冬天，杨绛也能准确地感知到需要添煤的时间，然后不失时机地走到父亲的房中轻轻夹起一块添上，而且没有任何声响，引得弟妹们钦佩不已。

杨绛有颗纯净善良的心，这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她的心思十分细腻，待人也十分真诚，尤其是对为全家生计奔波劳碌的父亲，杨绛更是由衷地心疼。

每天早饭过后，杨绛都会为父亲泡上一碗他爱喝的浓浓的盖碗茶。闲暇之时，她便坐在一边，专心致志地为父亲剥橘子、剥栗子，小小的人儿，小小的手，却总能把橘子和栗子剥得干干净净，惹得杨荫杭无限爱怜。

每当休沐在家，伏案写稿便成了杨荫杭的重要工作。一摞摞裁切整齐的竹帘纸，就是杨荫杭写稿用的“稿纸”。每每看到稿纸写满，心细的杨绛总会适时地捡起来用作练字，不舍得浪费掉一丝一毫。

从孩童到为人父母，“放焰口”的习惯在杨家一直持续了好多年，也正是这个“习惯”，让孩子们在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仍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真切关爱和暖暖情意。他们相亲相爱地依偎在一起，共担风雨，共扛重任。

少年时光总是摇曳多姿、五彩斑斓。它们将每一份喜悦、好奇、纯真用心镶嵌在岁月深处，生根、发芽直至长大开花。它们伴随着成长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在某天缱绻旖旎的阳光里，深深浅浅地将从前的自己唤醒。

在北京的几年，是杨绛一生中充满绵密温情和纯真童趣的日子。1915年重回北京后，幼小的杨绛和父母住在东城，房东是个纯粹优雅的满族女子，当时只看了一眼，爱美的杨绛便已深深陶醉在房东穿着的有精美刺绣的满族服饰中了。本以为这样的服饰已经美到极致，却不想房东走路时娉婷婀娜的身影让杨绛更为神往，也正是在这样的神往中，她注意到了房东脚上所穿的与众不同的鞋子——镶嵌了厚度约有十几厘米的白色鞋底的花盆底鞋。穿上这种鞋子的女子身材显得格外修长，这让身材矮小的杨绛心向往之。父亲开玩笑问她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鞋，小小的杨绛煞有介事地琢磨了一番后，认真地回答：“要！”惹得杨荫杭分外怜爱。

杨绛的童年在数次匆匆忙忙的辗转搬迁中，经历了常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新奇和别致，也充满了耐人寻味的情感。这种特殊的经历，也让她在长大之后充满喧嚣和孤单的岁月里，得以与内心深处的自己相拥而眠。

即使是在许多年后，杨绛对年少时的记忆仍旧鲜明深刻，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后不顾后果，一溜烟儿都跑了，过些时候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儿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找不见，却不敢问。

因为刚刚饭后，还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父亲，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

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从杨绛记事开始，父亲的开明民主就已深深地感染了她，让她终其一生都对其持有饱满的敬仰。在匆匆而过的年少岁月里，除了陪在身边的父母，杨绛还记得自己的三姑母，杨荫榆。

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橛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也不怪僻。——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这件事让杨绛记忆深刻。尽管别人眼里的三姑母，分外严厉甚至不近人情，但在幼小的杨绛看来，三姑母还是善良的。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之后，杨荫榆却选择了出国留学、埋头苦读。她好像已经忘了，自己是个女人，对恋爱和结婚也全然无视。

杨荫榆的坚毅果决也在无形中影响了杨绛，从三姑母身上，年少的她学会了果断与从容。在母亲对所有人的宽容与平和中，她悟出了许多为人处世之道；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杨绛深切地懂得了读书的目的和意义。父母的言传身教、良好的家庭氛围，都成为助力杨绛这棵小树苗茁壮成长的最佳“肥料”。

许多年后，她仍旧记得年少时的自己。淡淡的像一朵菊花，开在郊野，盛风不倒，宠辱不惊。求学坎坷显才情

一念花开、一念花落。山长水远的人世，无论风雨兼程还是阳光灿烂，终究要靠自己走下去。就像每一个生命与生俱来又浑然天成地拥有各种力量一样，即使没有掌声，没有鲜花，人生之路依旧会充满丰盈迷人的色泽。

杨绛的人生堪称完美：在开明民主、父母相爱的幸福家庭中长大；在朝气蓬勃的青春时期去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读书；在桃李年华遇到一见钟情、一生所爱的人；在民不聊生、战火纷飞的乱世，挥毫泼墨为自己的心灵开辟出一片恬静安然的世外桃源……

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让杨绛深深地体会到爱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坎坷不平的求学之路，让杨绛善于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静下心来，与灵魂相依。

杨绛6岁进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此时，她的三姑妈杨荫榆正在与其一墙之隔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因为杨荫榆的缘故，杨绛在学校受到了不少“特殊待遇”。对此，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如此写道：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彼时，天真无邪的杨绛还不懂得人情世故，她只觉得，周围的人个个善良而友好。虽然杨荫榆的存在强化了周围的人对杨绛的好，但这并不是全部，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与杨绛的讨人喜欢、机灵可爱、纯真聪明的个性也密不可分。

无忧无虑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让你来不及回想，就要走向下一个路口。

1919年，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被铁面无私的杨荫杭传唤，因有高官干预，杨荫杭被停职停薪。这对于依靠杨荫杭薪水度日的杨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从无锡老家返校没几天，杨绛的二姐同康就因感染风寒离世，这个从天而降的噩耗让全家人悲痛不已。短短几个月一连经历两次大的变故，让昔日热血沸腾的杨荫杭深觉心灰意冷，他收拾了行李辞官离京，让还在读三年级的杨绛猝不及防又万分诧异。

离京的那天早晨，杨绛眼中平日并不拥挤的火车站忽然间变得熙熙攘攘，原来有许多人特意赶到车站为父亲杨荫杭送行，他们再三挽留，不舍得这样一位“清正廉明”的好官离开。但从杨荫杭的眼神里，杨绛能看到和感受到父亲去意已决，那一刻，杨绛的心里居然被排山倒海的骄傲和感动填满。许多年后，杨绛依旧觉得，那一幕送行的情景仍旧清晰可见，仿如昨日。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总会走。然而，多愁善感的杨绛，对那些已经同窗三年的好友多少有些放不下。南下的途中，她甚至有些遗憾没有跟自己熟悉的同学们告别，再一次相见也不知是何时了。

遗憾和不舍逐渐在长长的新鲜感迭出的路途上消磨殆尽，船来船往、依山傍水的婉约江南风光，使清新秀丽的无锡在杨绛眼中呈现出千变万化、五彩斑斓的灵动，这让小小的杨绛新奇、欣喜不已。在安置好一家老小后，父亲送她和两个弟弟插班进了大王庙小学。

全校只有一间教室，能同时容纳全校四个班级的学生；只有两个老师，其中一个还是校长……杨绛和弟弟的老师是一个人，姓孙，留着少见的小光头，他手里时常拿着教鞭，动不动就以此惩罚孩子们。为此，许多学生都对他痛恨至极，有极个别胆大的孩子还将他的头像画在“女生间”装有马桶的那面墙的墙壁上，常常叩拜，想要以此钝死他。在无锡的方言中，“钝”的意思是让一个人倒霉。

由此可知，“孙光头”确实不受孩子们喜欢。然而，许多年后，杨绛回忆起“孙光头”，还不忘为他辩护：孙老师虽然厉害，但是却从来没有打过杨绛和她的两个弟弟。或许是因为他们太乖的缘故吧！

仅有的一间教室用来上课，孩子们就没有了玩耍游戏的地方，于是，许多孩子就挤到了大庙东庑的“女生间”，即装有马桶、画了“孙光头”画像的地方，去踢毽子。可是，杨绛却只会拍皮球、跳绳，多数时候她又不喜欢待在闷气、狭小的“女生间”里，因此，她后来就不常去了。

童年的快乐总是无法取代，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中，依旧能在心底雕刻出无法比拟、难以忘怀的感情城堡：它装着梦、装着故事、装着回不去的曾经。所以杨绛无数次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等到全家经历了与杨荫杭的“生离死别”之后，杨绛才真正懂得了亲情的可贵。此时，杨绛的大姐已从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成为该校的一名老师。她向杨荫杭信誓旦旦地保证，可以带三妹、四妹去启明读书。

虽然杨荫杭心里清楚，启明女校的教学质量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刚刚失去女儿且自己也刚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的杨荫杭而言，让孩子们去启明女校读书，就意味着孩子们要自己出去闯荡。于是，他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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