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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自诚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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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验录——许自诚脏腑学说理论与临床经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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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验录：许自诚脏腑学说理论与临床经验/许自诚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ISBN 978-7-117-26270-5

Ⅰ.①悬…　Ⅱ.①许…　Ⅲ.①脏腑辨证-研究　Ⅳ.①R2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0002号人卫智网　www.ipmph.com　医学教育、学术、考试、健康，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人卫官网　www.pmph.com　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悬壶验录——许自诚脏腑学说理论与临床经验

著　　者：许自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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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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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6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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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理论核心之一。脏腑学说包括解剖、生理、病理等内容，并与自然、与社会等人体内外形成一个网络系统的中心一环。

许自诚教授，是西医学习中医的佼佼者，他于50年代末即致力于脏腑学说之研究，并得到当时卫生部有关领导的赞扬，受命写成“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刊登于《中医杂志》，并得到《健康报》及《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摘要刊登。此文对当时的影响，可以想见。50年代是中医政策正确贯彻与障碍做斗争的一个年代。某些人认为中医不科学，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是玄学。许教授此文之作，正针对当时各种不正确思想，通过讨论脏腑学说，揭示出中医学是有一个理论体系的，为中医政策的正确贯彻，用科学技术的内容造舆论，起到很好的作用，故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随着该文的发表，60年代初在中医学术界也引起了争鸣——什么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从而引起对中医学深入的再认识。许教授等对脏腑学说的研究，当时不仅是一份学术研究总结，而且是一篇贯彻中医政策的好论文。

现在，许教授把一生发表过的以脏腑学说为主的学术论文40多篇，集而成册并出版，是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解剖学与微生物等对欧洲医学的发展，起关键性的作用。微观结构的认识，层层深入，从细胞到亚细胞、分子生物学，在形态上对人体组织结构的认识，比之中医相去千里，但却不能取代中医的脏腑学说。因为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一环，离开了它，阴阳五行、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便无所依归。如高热昏迷，应辨别是逆传心包，痰迷心窍，入营入血……之类。证候一辨，一套完整的理、法、方、药随之而定。

脏腑学说之由来，与其说是从解剖中得来，不如说更重要的是符合于现代控制论的黑箱论之原理。我们的先辈对人体这个黑箱，通过观察与治疗，从输入信息及信息反馈中，以朴素的辩证法为指导，不断总结提高而得。因此，有些理论，不是落后而是超前的。例如公元3世纪，张仲景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说明健脾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而现代医学对脾的这方面认识迟了1000多年；又如肝与眼的关系——肝开窍于目；肾与耳的关系——肾开窍于耳；肾主骨——补肾可治骨质增生，加速骨折愈合；脾主肌肉——健脾可以治疗重症肌无力。特别是五脏与五季的关系，不但能指导治疗，更可用以指导养生。用新科技研究中医的脏腑学说，将发现其中更多更先进的内涵，可为预卜。

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的宝藏，值得人们继续深入挖掘，许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故乐为之序。邓铁涛

序二

2012年岁末，我和老伴维养及好友张大钊教授在香港参加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成立十周年大会。会议期间，接到许自诚教授发自兰州的长途电话，大钊教授和我都与自诚教授相知数年，相隔千山万水，长途通话，倍感亲切；大钊教授竟大声呼唤称许大哥可好，盖我等都已年逾八十，而自诚教授尤长，大家哪怕就是几句相互慰藉问安的话，彼此也十分快慰。尤其是听到自诚教授不辞八十九岁高龄，仍刻苦劳作，完成其鸿篇巨制，尤感难能可贵。该书不仅对中西医结合理论及其科学内涵联系实际做出了深刻的阐明，且对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和发展中的种种实际问题，也做了十分有见地的评述。

自诚教授是我国早期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药学术的学者，他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身，数十年坚持不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与实际践行者。更为可贵的是该书对自诚教授精于治疗消化道疾病、皮肤病及胃癌前病变等的有效医疗案例，病证结合，做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讨论，宏观与微观结合，现象与本质结合，体现了中西医优势互补的特色，是中西医结合当代性的一部优秀著作，表明了许自诚教授是我国一位优秀的内科学教授和具有良知的医师，德诚业精，成就突出。今自诚教授索序于我，谨以此序祝贺该书的问世，并祝自诚教授健康长寿与幸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结合学会名誉会长陈可冀

序三

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许自诚教授，是我国第一代“西学中”学员。早在1961年于湖北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时，便与张大钊、李瑞臣教授一起，主笔完成《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首论“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指导临床、辨证施治的基本理论根据”等，文章发表后“一匡天下”，对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理论研究起到历史性重要推动作用。其后，许自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从临床到基础研究中医脏腑学说，并著成《中医脏腑学说的研究与应用》一书。该书1995年出版，许教授寄我一册，至今爱不释手，案头常备。

2000年8月，正当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之际，周文泉教授主持的“国际中西医结合养生与康复医学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以推动西北地区中西医结合学术发展。我应邀赴会，香港张大钊教授也率团参加会议。我们一到兰州，便去拜访许自诚教授。恰逢自诚教授正在书屋埋头伏案，撰写其新著。见许教授虽已年逾古稀，仍渊才亮茂，雅度弘毅，文敏笃诚，运甓励志，孜孜不倦。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2001年9月，书稿大笔如椽，写就而寄来反复拜读，深感开卷有益。

1.病案翔实，引读入胜。该书从病案记实加【诊治思路】表述中西医结合治病经验。所载医案，系统完整，全面翔实。中西医病证诊断明确，诊疗经过详细，观察记录清晰，治疗效果既有西医客观指标评价，又有中医舌象、脉象等转变为证。使每一验案都具有说服力，令读者可信，给人以启迪。

2.“结合”思路，连贯始终。诊断采用病证结合双重诊断；治法融中西医结合思维方法，如对“混合型胃癌前期病变”和对“肺、泌尿系念珠菌感染”的治疗，均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和西医辨病论治，分别采用“补脾益气，理气健胃、活血化瘀、抗癌”及“清热利湿、抗真菌”治法。如果不结合辨病论治，则不会产生针对不同疾病的“抗癌”或“抗真菌”的治法和临床思维。尤其【诊治思路】更阐述了作者运用中西医药学两种医理、药理相结合思路选药处方，使选方用药既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原则，又符合中药现代药理研究所证明的功效与作用，二者紧密结合，既明显提高了临床疗效，又显示了中西医药学理通法和、互补相印。

3.辨证论治，疗效显著。该书所举医案，大多数是经过西医治疗无效或效果不佳，而经过中医辨证论治或中西医结合“病证同治”而获满意疗效者。如治疗“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高热不退案，经许自诚教授精心辨证论治，服中药1剂体温即降，服药3剂再未发热，随后通过三个阶段的辨证论治而痊愈；又如治疗“肺、泌尿系念珠菌感染”低热不退案，服中药5剂后，痰、尿培养即未见霉菌生长，等等。可见许自诚教授在西医辨病基础上，对中医辨证论治，运用自如，治病求本，洞见症结，技术娴熟。

众所周知，中西医结合医学，在我国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医科学科，目前其临床医学已形成“病证结合”诊断和“病证同治”或“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及诊疗体系。该书不仅反映了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和诊疗体系，而且更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独到发挥。

以上只言片语和“管窥蠡测”，仅作为我拜读书稿后“先睹为快”之幸和“额手称庆”之情的表白而已，难能为序。但记于此，更盼“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陈士奎

序四

中西医结合不仅是中国医学界的大事，也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大事，因为这是创举。正因为是创举，所以见仁见智就不足为奇了。

当前国内外医学界还在争论中西医能不能结合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西医学不可通约，不能结合，只能多元共存；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结合，可以创立新医学派。许自诚教授和我都是坚持可以结合的。至于具体结合途径有三：一是理论思维研究，包括哲理、医理与药理等；二是实验研究，借鉴现代科学的有效经验与可取方法；三是临床诊疗实践。实践出真知，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许自诚教授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之一，理论深湛，著作等身，今又总结自己六十多年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经验而成本书，对中西医结合事业是一大贡献。我有幸先睹为快，深受启发与教益，现谈几点感想愿与同好共享。

1.民间有言，“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试问好在何处？能医好病的就是好。中西医学各按其常理常法都能医好一些病，所以都好。为什么中西医结合更好？因为其能运用中西医两套理论与方药医好现代医学医不好的一些疑难杂症，故更好。如果医好一例二例，有偶然性，没有多少说服力，现在许教授治愈并如实记录了百例之多，这就决非偶然而是必然了。“必然”就有中西医可以结合的规律可循。

2.一般人认为中医治病靠经验，“一个老头，三个指头”，不少医案大多只写其然，不写其所以然。当然，那些确实治好了病的医案介绍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但在本书中许教授更把自己治病用药的思路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其中字字句句是贯通中西医生理、病理与药理的经验之谈。许教授的中医脏腑学说、脾胃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独具心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故能有条不紊地说明为什么本例如此诊断用药而获愈的机制。其中有发光的真金在。读者可以深思，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3.许教授原本是一位内科教授，但细读本书不难发现前前后后涉及了内、外、妇、儿各科，心、肝、脾、肺、肾五脏，癌前、癌后都能获效。这将如何理解？我深知许教授对中医基础理论有系统的、深刻的认识，曾参加中医学院二版教材的编写工作。我认为“理”是指导性的，全局性的，是总规律，是“道”；“病”“证”是人体内某些物质的具体改变，是看得见的，是“器”，“道在器中”。如能“道”“器”结合，一通百通，临床治病便能左右逢源。理之不存，医将焉附？反映当前中医界，不少人学西医分科而治，不仅内、外、妇、儿而治之，即便同在内科还要分呼吸系疾病、消化系疾病……，为何如此画地为牢，邯郸学步？！《史记》载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许自诚教授颇有扁鹊遗风，可喜！可敬！是为序。上海中医药大学匡调元

序五

1959年秋，我从武汉医学院内科被派往湖北中医学院离职参加中医研究班学习，在那里认识了自诚兄，开始了我们这些年来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并肩探索的岁月。

自诚兄来自兰州医学院，比我们年龄大，入学时已是主治医师，很快就被选为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领导着我们这七八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西医向着学习中医的道路上迈进。

那时，正是艰难岁月，粮食还要定量供应，我们一早起床，吃上一碗红薯稀饭，就开始背诵《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文，没有中医教材，学习的完全是古籍原文，没有一种坚强的信念和理想，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我们都觉得我们从事的是一项继往开来，发扬我国传统医学的伟大事业。

从1959年开始学习中医，到进入临床跟随老中医实习，到1961年毕业时共同撰写“脏腑学说”，自诚兄和我都在一起互相砥砺切磋，毕业以后，又一同被当时卫生部邀请到庐山、合肥参加编写全国中医学院二版教材。1979年在黄星垣的主持下，我们又在一起参加编写《实用中医内科学》的工作。我们深深感到这些年来尽管历尽艰辛，但坚持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探索工作，一直没有松懈过。

二十多年来（1979—2001年），我们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激扬文字，交流心得，在一起参加会议，自诚兄曾应邀多次来中国香港讲学。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自诚兄邀我为本书写序，实在是愧不敢当，但也是义不容辞，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是在一起为这个理想而努力的。自诚兄的思想境界，学习态度，治学精神，道德操守，无一不是我的学习榜样。他多次来中国香港讲学，都以他的人格魅力，使许多同学倾服。他以自己的言行，为中西医结合开拓出了一条道路。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要达到中西医融会贯通，那真是不容易呀！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这句话对我，对我们都是一种鞭策，让我们继续并肩携手，在这条路上奋发前进。张大钊

序六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本书就是许自诚老教授几十年来本着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宗旨，呕心沥血、历经艰辛、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撰写出来的中西医结合的宝贵参考书。许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一位治学严谨、学风端正、饱学多识、卓有成就的学者。1959年，其响应党的号召，脱产系统学习了中医，成为我国正规的第一批西学中的老专家。从此，许自诚教授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曲折的学术探索过程，即使在遭遇精神、工作和生活的多种困难而复杂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抱着对事业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责任感，认真学习，刻苦钻研，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毫不改变自己踏上中西医结合之路的衷心，从未丧失为事业发展而开拓奋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不畏艰难地沿着陡峭的中西医结合道路奋勇攀登，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不懈地为发展中西医结合学术，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如今他已年逾古稀，伏案笔耕，辛勤撰写，把自己数十年锤炼而成的独到的理论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精心总结，条目明晰、深入浅出、严谨求实、毫不保留地公之于世，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这充分体现了许教授为人民服务的真心诚意，历史将记住他所作的巨大学术贡献。

本书汇集了许教授治疗多种疾病的宝贵临床经验，把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熔于一炉，辨病和辨证结合，宏观和微观结合，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中西医结合好书，学术价值高，实用性、临床指导性强，不仅适用于基层的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师，也是从事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有用参考书。危北海

序七

今晚感觉很好，坐在桌前静静拜读着许自诚老先生有关中西医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学走过已近3000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逾半个多世纪，尽管中西医的话题仍在继续，但仍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关注着中国医学未来的发展模式，思考着现代医学理念的重新构建。许老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许自诚教授195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医学院后留校任教，1958年至1961年在湖北中医学院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并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记得许老曾回忆那时候的决定时，自己心里多少有些纠结，因为毕竟面对一些老师和同事的不理解，可是一旦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50余年的辛勤耕耘、刻苦钻研，他对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内涵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20世纪60年代初应用中西医理论对比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并一直研究的“脏腑学说”，对继承、发扬、整理和提高中医的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西医各自的理论在特点、优势和不足方面注意总结，提出“中医要向微观发展，西医要向整体倾斜”的理念，进一步展示了中医学的科学内涵；在中西医结合诊治胃肠疾病中，坚持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双轨诊断模式，通过西医的辨病和中医的辨证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局部与整体结合等方法，由“病证同治”到“病证同愈”；在慢性病的诊治过程中，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基于大多数慢性病一般都存在着慢性炎性细胞的浸润和不同程度的纤维化及循环障碍，在辨证处方的基础上，普遍加入活血化瘀的中药，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在老年疾病的诊治中，提出凡脏器重量减轻或萎缩是“多脏腑损害和多功能不足”；阳虚、血瘀、痰湿是老年人的中医主要病因基础，治疗中应该采用重点治疗，全面照顾，整体调整，同步平衡。许自诚教授对中西医结合理论的研究成果在自己漫长的医疗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也收到了良好的疗效与患者的信任。翻着这一份份疑难疾病诊疗的案例，禁不住回忆着那一个个难忘的瞬间。许老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尤其擅长胃肠疾病的诊疗，我来到医院后，出于专业的缘故，常常在医疗、科研工作中遇到问题时去许老那里请教，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余暇之际，有时院内遇见老人锻炼身体，询问健康长寿的秘诀，他淡淡一笑，心态平和，知足常乐。多好的老人，多好的榜样……

夜深了，我却没一点倦意，现已95岁的老师今晚又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中西医结合及人生理念课，并留下了我永远思考的作业。“中西结合勤求索，征程艰辛路漫漫”，老人对自己行医一生的总结真实地反映了对我们伟大民族厚重文化的自信与期盼。高尚的职业道德，精湛的医疗技术及不懈的务实创新，应该是当今医务人员永远的追求。

谨此为序，表达我对许自诚老师的崇高敬意！严　祥

自序

笔者热爱中医，中医药学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瑰宝之一。20世纪50年代，笔者参加了全国“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在系统学习中医3年后，深感有责任继承和发扬中医学这一伟大的宝库，提出了“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理论根据”的学术观点，得到了时任卫生部领导的重视和肯定。从此，脏腑学说便成为笔者一生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指导，是笔者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一盏明灯。

笔者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诊治胃肠病和皮肤病的工作。在6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与全国几代中西医结合的同道们，经过艰辛的努力，不断地探索研究，终于确定了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病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病证同治是中西医临床结合的理想目标。通过西医辨病，在确定诊断的前提下，以中医脏腑学说为指导，充分运用脏腑辨证（中医多种辨证方法都离不开脏腑，与脏腑有密切的联系）治疗各种疾病，取得了显著疗效。同时，笔者探索出了一条病证同治的宝贵经验，但也发现了中医药治疗疾病存在疗程较长的缺点，今后将在进一步提高疗效的基础上，以缩短疗程为努力方向。

本书的出版是在《六十年行医录》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六十年行医录》自2013年出版后，深受读者的喜爱，所载诊治疾病的思路、方法和经验，运用于临床后，疗效确凿，适用性较强，短期内市售告罄，甚至笔者的徒弟也买不到。为此，才有了再版的意愿。全书增订内容有四：一是完善了笔者的学术思想简介，增加了“病证同治方法的探索与实践”；二是选录了脏腑学说的主要著作4篇，以飨读者；三是在原有医案的基础上又增加20个，共计120个，丰富了疑难病的病种和治疗经验；四是对“胃病的保养”一章做了较详细的修订。此外，建议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若能与《许自诚中西医结合理论与治验集》相结合，更能丰富对常见病及疑难病的治疗思路和方法。

本书收载的医案均是以脏腑学说为指导取得疗效的。大家若能够以脏腑学说为指导，充分运用脏腑辨证的方法诊治疾病，可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希望大家对笔者的临床诊治经验再实践、再提高，以促进疗效机制的现代研究，使其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笔者对中西医结合理论的研究，或对读者广开思路，放宽眼界，进行高层次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悬壶验录》即将问世之际，特向人民卫生出版社对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各位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医界老前辈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院士、陈士奎教授、匡调元教授、张大钊教授、危北海教授、严祥教授等，为笔者所提中医理论核心脏腑学说及治病经验集赠序，并予以肯定，特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张炜、李振英两位副主任医师，以严谨的态度，尽心尽力地整理了笔者的学术思想。对参与整理医案的各位医师的辛勤劳动，甚感欣慰，一并致以谢意。九十四岁老叟　许自诚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恬静斋第一章　许自诚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第一节　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简介一、脏腑学说是研究和发展中医理论，走中西医结合，创立新体系的主要基础

1961年，许教授以继承而发扬、返本以开新的思维方式，率先提出“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核心”的构思，经向中央卫生部汇报后，与张大钊、李瑞臣教授主笔合撰而成“从脏腑学说来看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论文，以湖北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名义，刊登于《人民日报》《健康报》《光明日报》和《中医杂志》，后又经张大钊教授在《中国建设》（英文版）做了介绍，引起了全国中医学术界和西学中同志的一次规模颇大的学术争鸣，影响较大，并得到了赞同和补充。

脏腑学说是在中医整体观的思想指导下，以五脏为中心，以心（指大脑）为主导，以经络为联系，研究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以及与外界环境相互联系的学说。因此，脏腑是人体整体功能的核心，疾病是脏腑功能失调的反应。疾病的诊断，若抓住五个脏腑大系统，不论采用何种辨证方法，将根本病机落实到脏腑上去，治疗的办法即可迎刃而解。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在中医学里只是用以说明和解释脏腑之间和脏腑之内的对立统一和复杂的关系。脏腑机体的变化，决定着它属阴或属阳（如辨证为肾阴虚、肾阳虚、肝肾阴虚阳亢等），而绝不是阴阳发生了变化，才使脏腑功能发生变化。如果光凭辨证阴虚或阳虚，定会成为无的放矢的治疗，治疗效果一定不理想，因此，阴虚、阳虚最后必然落实到脏腑上去。调整脏腑功能及其病理组织的改变，就成为中医治病的关键，整体调整就成了中医治病的最大原则。可见，脏腑学说对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等临床各科和中医基础医学各科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脏腑学说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有了新的发展。脏腑学说已被收进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1989年）和《甘肃省志·医药卫生志·卫生》（1999年）两书，并成为研究中医理论、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疾病和编写教材的主要依据。英国林斯（J.Ross）医师所著《脏腑为中医内脏器官系统》（《ZANG FU The Organ Syste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一书中指出，“脏腑形成了中医学及其生理学、病理学的核心”。此书出版于1984年，自1985年第2版问世后，连续13年重印，深受读者欢迎。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学术观点，在国际上也被认可。

在60多年的教学、医疗、科研的历程中，许教授始终不渝地执着于运用传统方法及现代科学方法，坚持不懈地研究脏腑学说，取得了新的认识和进展，使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更加系统、完善，逐渐成为医学科学，其成就主要有：①提出“体表内脏相关学说”（湖北日报，1961年10月27日）。现已发现并证实29条循经性皮肤病与脏腑的病灶有关。经有关专家的“经穴—皮质（大脑）—内脏”假说证实了此学说的现代形成机制，也是研究中医针刺治疗疾病的指导理论。②疾病的发展变化，不仅是脏腑功能上的改变，还有结构（组织）上的改变。该理论的提出，将中医的理论（以脏腑机制为主的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964年）。③“历代医学家对脏腑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为进一步研究脏腑学说提供了系统的宝贵资料（1982年）。④“脏腑学说的现代研究”，特别是对五脏实质和脏腑相关理论的研究（1984年，1995年）。⑤脏腑是人体整体功能的核心，“整体调节是中医治病的现代原理”，实际上是对人体的高级神经、自主神经、内分泌、消化、免疫等系统起了调节作用（1990年）。⑥“脏腑学说及近代研究”（1996年，香港大学的讲稿）。⑦“西医学对中医脾胃学说的研究与发展”（1999年），等等，详见许自诚著《中医脏腑学说的研究与应用》（甘肃科技出版社，1995年）及《许自诚中西医结合治病经验选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二、多脏腑损害和多功能不足，是诊治老年病的重要指导思想

对于慢性病，特别是老年病，患者由于同时患有几种病，病理变化和生理变化（退行性改变）互相交织，其病情显得比较复杂，且症状较多，治疗时往往顾此失彼。因此，许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多脏腑损害和多功能不足”的观点，对防治老年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许教授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证明，中医治疗慢性病有很大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复方的药物配伍和组合上。中药复方多靶点、多层次、多环节的整体调节作用正是它发挥优势的地方，将会得到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

1990年，许教授提出“多脏腑损害和多功能不足”的观点，发表于《中西医结合研究》（1990年第2期），题目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现代原理”。临床实践中，在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模式指导下，常遇到一些慢性病病情复杂、症状繁多，治疗效果不理想。许教授总结这类疾病的病理学特点，发现其存在着慢性炎性细胞的浸润和不同程度的纤维化以及微循环障碍的特点。这种病理变化按照中医理论可以辨证为血瘀证，治疗中加入活血化瘀的中药，可收到比较满意的疗效，如手术后肠粘连、慢性附件炎、冠心病、慢性萎缩性胃炎、红斑皮炎类皮肤病、斑秃等。之后，许教授又进一步研究，发现很多慢性病多脏腑功能不足的患者大部分为老年人，身体弱，同时患有两三种或更多疾病，其体内几个脏腑同时受损，辨证多为虚证或虚中夹实。结合有些专家对慢性病老年患者的尸检报道结果，许教授总结出脏器重量减轻或萎缩是老年人多脏俱病的病理学基础；人体内多个内分泌腺体退行性病变是“久病及肾”现代病理学的重要科学依据之一；慢性炎症改变及纤维化微循环障碍是此类患者普遍存在的现代病理学共性特点；阳虚、血瘀、痰湿（浊）三者是老年性疾病的多脏腑损害和多功能不足的中医学主要病因病机。“多脏腑损害和多功能不足”的观点与西医学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概念不同，前者的病理生理变化虽然复杂，但脏腑之间的阴阳失调还没有达到不能调整的严重程度，通过治疗是可以逆转的；而后者，患者机体内的病理生理变化复杂程度，使整个免疫系统处于全面抑制状态，不能再维持机体的自稳，常表现为疾病的终末状态，通过治疗一般不易逆转。脏腑的结构、功能、代谢三者生理上相互依赖，病理上互相影响，三者是辩证统一的。

老年患者常常有多个脏腑共同发生疾病，而且是一个慢性过程。许教授应用中医脏腑相关理论和整体观指导治疗，根据重点治疗、全面照顾、整体调整、同步平衡的原则，实行辨证论治、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治疗方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疗效。在选药组方时，首先要了解患者所患疾病的现代病理生理学改变，在辨证的基础上，灵活应用温阳、化瘀、除湿的方法，并掌握西医学的实验室指标，选择和总结针对性强的中用药规律。比如高血脂，用决明子、泽泻、制何首乌、山楂等降脂作用强的中药；血液黏稠度高，用当归、丹参、红花、葛根等活血化瘀的中药。有些疾病在诊治过程中一时抓不住重点，可以根据中医学“少阳为枢”“脾胃为枢”的理论，先从“肝、脾”着手，以调节气机升降的方法治疗。待气机一转，“肝、脾（胃）”的症状缓解后，再“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同时，对老年人的诊治，要特别注意顾护胃气。不可过用苦寒药物，若伤了胃气，则药物不能充分发挥治疗作用，饮食也不能摄入，营养供应不足，抵抗力逐日减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对治疗造成不利后果。三、中西医结合的医学工程，须经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

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应以中医、西医两种理论为指导，以临床结合为起点，以提高疗效为目的，逐渐走向理论的结合阶段，最后融合为统一的新医学体系——中西医结合医学（整合医学）或整体医学。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中医病理学家匡调元教授曾提出，中医是宏观、整体、全息调控医学，西医是微观、局部定位、对抗医学。许教授对后者又增添了“补充”“替代”两个内容，实际上是对匡调元教授所提观点的补充。由于中西医学科间的渗透和中西医结合的影响，西医常用的单体对抗疗法，也已向复方或整合的方向发展。

中西医结合的步骤，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步骤是临床结合阶段，第二个步骤是理论结合阶段。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6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辨病与辨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但各地的结合发展极不平衡，当前主要的工作仍在临床结合阶段。因为临床结合阶段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积之越厚，发之越佳。理论结合阶段是中西医结合的高层次结合。两个阶段紧密相连，前者的结合孕育着新理论内涵的萌芽，后者的结合进入有机的融合，到构建新理论、新体系的出现。

1.临床结合阶段——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又称病证结合，即以西医辨病为基础，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中西医结合医学实践的总结，也是中西医临床研究的重要模式。这是经过6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西医是世界医学的主流，诊断的病名是国际化的、标准一致的。如果以中医的“证”为基础进行“证病结合”，中西医结合或许要走弯路，甚至得不到世界医学界的认可。

首先，用西医学先进的手段和方法，确定或辨清患者患的是什么“病”，明确诊断后，再用中医辨证的方法辨清是什么“证”（或证型）。在辨证的过程中，我们要运用中医学内涵的科学思维方法，以宏观与微观结合、整体与局部结合、辨证与辨病结合为原则，确定“证”（证型），然后再选定相应治疗方法，即所谓分型论治。治疗的原则是西医治疗方法好就用西医方法治，中医治疗方法好就用中医方法治。有时先西医后中医或先中医后西医，或中西医两种治法并用，同步进行。对同时患有几种疾病的患者，应找出有目的、有针对性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即寻找使用中西药治疗适宜时机的规律性，达到有机的结合。这样的结合称中西医真正的结合。

2.理论结合阶段

通过病证结合，在提高疗效的基础上，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探讨，即理论结合阶段。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步骤。只有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中西医结合学科才能逐步形成一套中西医结合的完整体系。有了这个体系，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或称整合医学、整体医学）的理想才能全面实现。

在中西医结合临床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过程中，匡调元教授提出：要使“辨病与辨证二者结合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就要强调整体的统一性，强调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要强调功能、结构、代谢的统一性。”四、中西医结合点的研究，是中西医结合走向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6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许教授坚决主张中医辨证必须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观点，以求全面认识疾病，防治疾病。在具体应用上，有以下六个结合点：①利用西医的先进检查手段，确定疾病的诊断，然后辨证分型，因人而异地实行个体化治疗；②对各种慢性病，在辨证处方的基础上，根据病理组织学的改变，如慢性炎性细胞浸润、纤维组织增生、微循环障碍等共性特点，加用2～3味活血化瘀药；③对于老年病患者，提出“多脏腑损害，多功能不足”的诊治观点；④对于各种感染性疾病，在辨证处方时根据西医不同的病因，加用对某种细菌或病毒敏感的中药2～3味；⑤根据内窥镜下的形态变化，加用合适的中药治疗；⑥对诊断不明的疾病，可用中医学思维方法，辨证论治，灵活应用《伤寒论》和《温热论》的方药，可获得较好的疗效。总之，通过结合点的思路，实行病证结合，可以达到病证同治到病证同愈的目的。

1995年，许教授提出中医辨证应与西医病理过程（病理、生理学改变）相结合来探讨“证”的本质。从病理、生理学入手，将“病证结合”研究模式引向机体的功能、结构、代谢统一性上探讨。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充分运用西医学，特别是病理生理学及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的思想，阐释“证”的本质，探究“病证结合”模式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为中西两种医学在理论上整体融合开拓新的思路与方法。五、病证同治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中医治病主要是治“证”，西医学治病主要是治病（即疾病），这是中西医长期以来形成的诊治疾病的原则。西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是以病原学、病理学及生物化学等改变为基础，对疾病的诊断有国际统一的标准。中医学的“证”是建立在患者得病后的自觉症状和舌、脉改变的一个综合症候群。前者是以病理生理学的微观变化依据为主，后者仅是宏观的观察与分析。“证”的本质是疾病在发生发展变化的某一阶段所表现的临床证候。因此可以有一种思路，西医学的病如同地球的经线，中医学的“证”如同地球的纬线。经线和纬线的网线式交集结合就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和揭示疾病的实质。把“证”落实到脏腑功能的变化上，即落实到脏腑生理病理变化的物质基础上，疾病治疗就有了方向和方法。疾病有西医学的“病理过程”的变化规律，“证”也有相应的变化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中医学“证”和西医学“病”的“病证结合”模式，有益于对疾病的全面认识。

经过了约百年的反复实践，中西医不断碰撞而产生了中西医结合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医学模式。陈可冀院士曾说：“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许教授在1963年就提出中医的辨证施治和西医学的辨病施治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良好途径。在“病证结合”50余年的临证实践中，许教授通过不断地探索、研究，发现了西医学和中医学在诊治疾病方面具有各自独特的优势，他将两者的优势和谐地结合起来，确定对疾病的诊治有很大的帮助，达到病证同治，甚至病证同愈的疗效。通过不断实践，许教授提出以下方法，有效地将两者结合。

1.发挥西医学在病原微生物调整的优势。世界卫生组织已确认幽门螺杆菌（Hp）是产生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和胃癌的首要病因。对于被该细菌感染后疾病的诊断及治疗，西医学比中医学更具有优势。但该细菌很容易产生耐药性导致疾病复发，利用中医疗法调整内环境，改变酸碱度、温度等，或可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

2.掌握西医学对某一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变化规律，精准化地辨证使用中药治疗西医确诊的十二指肠溃疡，经过中医辨证分型、个体化辨证论治后，在益气健脾的基础上，结合西医学十二指肠溃疡的形成机制分型治疗。溃疡中央全为坏死组织，黏膜下层有炎性细胞浸润，此时加入活血化瘀的中药，增加局部的微循环及炎性细胞吸收，促进溃疡愈合。同时，再根据西医学“无酸无溃疡”理论，加抗酸的中药和少量生肌敛疡的中药，达到溃疡治愈的目的。患者无不适症状后，再进行胃镜复查，验证溃疡确已愈合。在治疗过程中，随着溃疡的逐渐减小，患者胃痛、胃酸、胃中烧灼等不适感也逐渐消失，脉、舌变化也逐渐转为正常。

又如银屑病，发病原因至今不明。中医辨证为“血热证”，使用凉血清热的方法治疗，并将此法用于银屑病治疗的全过程。“血热不除，银屑病难愈”。根据病理组织学的改变，因表皮之棘细胞层增殖变厚，形成不全角化的白色鳞屑，此时加入抑制细胞增生的中药，外用止痒、抑制细胞增生的西药膏，不适症状可减少，红斑消退、鳞屑消失，皮肤留下色素沉着，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

3.针对病因，防治疾病复发的治疗。十二指肠溃疡治愈后，溃疡愈合，但溃疡底部发现有萎缩性胃炎的病理变化，这可能是溃疡复发的原因之一。因此，用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中药再治疗一段时间。从临床实践看，这样治疗后十二指肠溃疡的复发会减少。又如，银屑病临床治愈后继续使用凉血清热的方法治疗一段时间，复发率明显下降。嘱咐溃疡病患者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严禁喝酒、吸烟，减少熬夜。饮食保持每顿饭八成饱，定时规律进餐，不暴饮暴食。银屑病患者需要禁食有可能诱发疾病的食物，风热感冒后易复发者要及时服用辛凉解表的药物。六、中医药对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期病变有明显的逆转功效

许教授通过对“胃康”“消滞胃安丸”等中成药及胃黏膜癌前病变中医药治疗的临床研究，证明了中医药对胃癌前期病变有良好的阻断作用，并且其病变是可以逆转的。其中《慢性萎缩性胃炎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的研究课题，荣获甘肃省1987年科技进步二等奖，甘肃省卫生厅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新药——胃康，荣获1992年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科技成果交易会金奖。基于上述研究，许教授发表了《中药胃康胶囊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102例》《胃黏膜癌前病变中医药治疗的临床研究》《中西医结合诊治慢性胃炎伴发胃癌前期病变的研究进展》等学术论文。

通过对胃寒、胃热证与胃蛋白酶活性相关性、胃腔温度的测定、胃液中环核苷酸含量及前列腺素含量测定等历时15年的系列研究，许教授对中医学的胃寒证和胃热证，提出了现代科学的客观指标和形成机制，丰富了中医脾胃学说理论。许教授对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期病变及肠胃胆汁反流性胃炎等疾病依照胃寒、胃热两型辨证施治，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其中《胃寒证、胃热证与胃液中PGE、Keto-2PGF的含量关系及机制探讨》课题，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2年1α度科技进步三等奖。《胃寒证、胃热证与胃内温度的关系》荣获甘肃省卫生厅1981—1982年度医药科技成果二等奖。从胃腔内测定胃的温度来判断胃寒证或胃热证的措施在国内属创举。（1983年7月25日，以“诊断胃寒、热证的新方法”为医学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刊登于《中国医学论坛报》第1卷第2期。）七、学风、医风和教风（一）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传承创新，中西融合

许教授做人做事非常严谨认真，从不马虎。他非常重视临床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他认为科研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与临床工作，应三者并重，缺一不可。许教授对科学研究，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成果累累。他不断改进科研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学科的传统内容与学科发展前沿相结合，尽力将学生引入学科发展的最新领域。他对科研具有静心、专心、耐心。他是甘肃省中西医结合的创始人之一，在甘肃省最早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手段来验证中医的理论和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探讨中医胃热证和胃寒证的现代科学机制，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家联合研究设计了微型温度计，通过胃镜送至胃的相关部位测定胃的温度变化，用客观数据证实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为了寻找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期病变的有效中药，许教授自己种植中药白屈菜，既解决了药源的困难，又观察了白屈菜的生长习性；他带头口服白屈菜水煎汤剂，确定了药的性味和有无毒性；严格规定购买大枣的产地；参与了大枣的有效成分提取和动物实验模型的建立等工作，最终研制出组方简便、疗效显著的中药“胃康”胶囊。至今，胃康胶囊仍然深受患者的欢迎。（二）潜心岐黄，精诚为医；德术兼备，真诚待人

许教授于1958年在湖北中医学院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期间，深受名中医洪子云教授的教诲。1962年又拜甘肃省名中医张汉祥为师，苦学《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对中医经典的条文熟练、领悟较深，每每临证遇到相关患者，总是背起经典条文，然后遣方用药，辨证非常准确。他医德医风高尚，平易近人，对患者态度和蔼，一视同仁，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许教授遇到疑难危重病症反复推敲，胆大心细，辄取良效；遇到贫困患者则免费诊治，无欲无求，不图报酬。在94岁高龄之时，他还坚持每周两次的专家门诊，不论严寒酷暑，从不耽误。（三）为人师表，博古纳今；淡泊名利，无怨无悔

许教授在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为培养甘肃省中西医结合人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许教授在临床上传帮带，手把手地培养了一大批热爱中医、传承中医、实践中医的徒弟，许多人员已是甘肃省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骨干或中坚力量。许教授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道德和求真务实的作风。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及治病经验传授给他的学生，并主张先做人后做学问，做人胜于做学问。许教授爱国爱校，治学严谨，对临床、科研、教学要求严格。由他指导的学生每篇论文他都要多次修改，帮助学生把创新点提炼出来。遣词用句是否切意妥帖，一字一句，严格把关，甚至标点符号的对错他都会要求得一丝不苟。许教授时时处处关爱学生，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他总是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并加以鼓励，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和喜爱。（四）不辞辛苦，各地讲学；交流经验，培育人才

为了让中医学走遍海内外，许教授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交流经验。1993年，许教授曾赴香港参加《中国文化与中国医学》国际研讨会，主讲“中国文化与中医脏腑学说”的专题，因其立意新颖，内容浩瀚，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1996年经香港大学邀请赴香港讲学。

许教授硕果累累，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和临证上从未有过懈怠，不停地攀登一座座医学的高峰。他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成绩，更没有因为功成名就而孤傲。他自感在中医伟大宝库的长河里尚知之甚少，在漫长的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仅仅是走完了第一步。如今已94岁的许教授，仍坚持每周上两个半天门诊，诊治患者，带教学生。他壮心不已，每日提笔不辍，总结自己的治病经验，探索中西医结合的规律和特点。许教授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西医结合事业，为中西医结合医学新体系的完善做出了不懈的贡献。（张　炜）第二节　脏腑学说的主要代表作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许自诚　张大钊　李瑞臣

导语　1962年5月29日，本文最初在《人民日报》摘要刊登；同年5月30日，《健康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962年第6期正式发表于《中医杂志》，并受到中央卫生部的奖励。

1958—1961年，笔者还是湖北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的学员。毕业前不久，在由中央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的郭子化副部长及中医司吕炳奎司长等组成的检查团检查学习情况汇报会上，笔者提出了脏腑学说的主要论点。不久，笔者又奉命与湖北中医学院张重明教务长前往北京向中央卫生部汇报，并接受了撰写此论文的任务。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由本班同学组成的编写小组首先成立，后由笔者和张大钊、李瑞臣三人主笔撰写论文。我们在那生活极端困难的岁月里，含辛茹苦，日夜苦战三个月余，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撰写任务及同学们的重托，并在学院内外广泛征求了名老中医、专家、教授的意见。论文经修改后，以湖北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署名，发表于以上期刊和报纸上，可以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论文刊登后，引起了全国中医学术界及西学中班同志的广泛赞同，并补充了宝贵的意见，在武汉等地区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文章的中心论点有三：①中医有一套与西医不同的、独特的理论体系；②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辨证施治的理论根据；③阴阳五行学说可以看作中医理论体系的说理工具。自论文发表到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脏腑学说的提出对继承、发扬中医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开展研究中医理论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主要依据。

脏腑学说已于1984年正式收入我国第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内，此书已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得到健康的生活和种族的繁衍，就在不断地与危害生命的疾病作斗争，这个斗争也就是认识、了解及防治疾病的过程。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这个认识过程也就日益深入。但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认识方法不同，所以研究的对象同样是疾病，却有着各种或同或异的见解。这也就是我们所习称的各个不同的医学派别。

目前，在医学领域中，我们所熟知的几个学派对疾病的发生、发展、防治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比如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1821—1902年）首创的细胞病理学说，认为疾病的发生主要和机体内的组织细胞有关，不同的疾病在组织细胞中有着不同的病理变化，根据这些特异性变化，可以判定疾病的发生及其转归，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了可靠证据。以苏联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年）为首创立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其弟子贝柯夫院士所发展的大脑皮层内脏相关学说，认为机体内的一切生理病理过程均取决于神经系统，特别是它的高级部位——大脑皮质。疾病的发生、形成，以及在机体内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无不和大脑皮质的功能状况有关。近二十年来，加拿大的病理生理学家塞里又提出了应激学说，认为脑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所引起的内分泌体液调节功能障碍，是疾病发生的中心环节。上述的几个学派虽然看法不同，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例如，细胞病理学说过分强调细胞组织的个别作用，而忽视了机体的整体统一。巴甫洛夫学说虽然重视机体的整体统一，但过分强调了大脑皮质在疾病中的主导作用。应激学说强调了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作用，而对神经系统在这方面的控制作用估计不足。但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探求疾病的本质都做了一定的贡献，对于医学科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医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通过对中医学较为系统的学习后，深深地体会到古代医学家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它是从无数次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现象和变化，认为人体内具有与宇宙事物变化的类似规律，并采用了古代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自然界与人体，人体内一切对立统一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了中医学对机体整体统一的认识和“天人相应”的观点。

但是，由于历代医家所处的环境不同，累积的经验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的认识也就有所差异，因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派。伤寒学派偏重于六经辨证，温病学派则主张卫气营血辨证，李东垣、薛立斋、张景岳等则分别强调了脾胃和肾在发病中的作用。我们通过学习体会到，阴阳五行学说可以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说理工具；若以脏腑学说为核心，则可以将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一些基本理论概括地统一起来。

脏腑学说，以五脏六腑为中心，认为脏腑之间的平衡协调，整体统一，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基础，外在环境对机体所发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改变脏腑之间的平衡协调状态而反映出来。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转归与脏腑的功能状况有密切的关系，用这个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若以脏腑学说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将会对整理提高和发扬中医学带来好处。

1.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核心的脏腑学说，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临床实践以及对人体解剖粗浅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比拟、推演而概括出来的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理论总结。有关脏腑的记载，《黄帝内经》已有不少专门章节论述。根据前人的看法，脏腑包括肝、心、脾、肺、肾、心包络，称为六脏；腑包括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称为六腑。此外，尚有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等奇恒之腑。由于六脏中的心包络位于“心”之外围，主要表现“心”的功能，故通常称为五脏。而奇恒之腑虽各有其特殊的功能，但多隶属于五脏（如肾生骨髓，脑为髓之海）。所以，作为机体内结构和功能上的核心，主要是五脏六腑。

在结构上，五脏六腑各有其所属的经脉（如足厥阴肝经、足阳明胃经等）。这些经脉，源于五脏六腑，贯穿于脏腑和体表之间，内而通过经脉的络属形成脏和腑之间的表里关系（足厥阴肝经属肝络胆，使肝与胆的构成互为表里），外而与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肉皮毛等建立各有所属的联系（如肝经上连目系）。可见，经脉在构成人体整体的结构和联系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脏腑功能的变化，往往可以通过经脉反映到体表，同样，经脉的变化又可以影响络属脏腑的功能活动，因而对临床辨证施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尤其在针灸治疗上显得更为突出。

在功能上，总的说来，五脏有产生和储藏精气的作用，而六腑则具有腐熟水谷、分清泌浊、传化糟粕的功能。气、血、津、液、精、神等都与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气”“血”的生成，虽然都来源于食物，但必须首先通过脾胃的受纳、腐熟、转运等作用，以及有关脏腑的一系列复杂的气化才能生成。以血为例，一般认为“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而心、肝、脾三脏又分别担负着“主血”“藏血”和“统血”的重要作用。谈到“气”，在中医学的含义很广，由于其所在部位和功能上的不同，有营气、卫气、宗气、元气及脏腑之气（如肝气、胃气）等名称，但从其生发的根源来说，则不外乎来自先天父母的精气、后天水谷的精微，以及肺所主呼吸之气相结合而成。这些“气”在功能上除具有维持生命活动的主要作用外，又标志着脏腑功能活动的状态。但是，“气”“血”二者一旦离开脏腑，就失去生化之源。因此，气”“血”的变化异常也就反映了脏腑功能的活动状态。此外，“津”“液”也是维持人体健康的要素，来源于饮食，产生于中焦（脾胃），在功能上具有温润肌肤、利关节、濡空窍、补益脑髓等作用，而其分布调节则又与肺、脾、肾、三焦、膀胱等有密切的联系。一旦这些脏腑的功能失常，必会影响“津”“液”的输布、转化，而在临床上就会出现水肿、痰饮等证。至于“精”“神”，也和脏腑的功能分不开。在《黄帝内经》中有“肾藏精”“心藏神”等的记载，而其产生过程，“精”之先天来于父母，后天又赖于水谷精微之不断补充、化生而成。“神”是人体精神和思维活动的概括，脏所产生的精、气、血的充足与否，关系着“神”的盛衰，所以有“精气充足，神乃自生”的说法，可见中医学中所说的“神”是具有物质基础的，它和迷信鬼神之神显然不同。这样看来，“精”“神”二者是脏腑功能活动的标志。

同样，脏腑学说对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也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生理情况下，五味对脏腑有着不同的“亲和”作用，故《内经》中有“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和“酸入肝，苦入心，咸入肾，辛入肺，甘入脾”等的记载。而在病理情况下，由于脏腑功能的改变，对药物的性味发生“所喜”“所恶”的不同感受，故《内经》又有“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等说法。中医学临床用药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利用这种性味之偏，来矫正脏腑功能之偏，以达到功能的恢复。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后世医家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又总结出药物对脏腑及其所属经脉的疾病，在治疗上各有其特殊的适应范围。黄连、栀子，味苦入心，可清心火；甘草、大枣，味甘入脾，可补脾培中；而柴胡苦平，善走少阳。由此创立了药物性味归经的理论，并且依据脏腑升降功能（如肝主升、肺主降）和病理失调性质（属寒、属热），又为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等临床用药理论提供了依据。可见，脏腑学说不仅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而且是临床用药的主要理论基础。

今以肝脏为例，来具体说明一下脏腑作为机体结构和功能上的核心及其整体统一协调平衡的关系。肝为五脏之一，因其所属的足厥阴肝经络胆，使肝胆相合，互为表里，肝经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又过阴器，抵少腹，挟胃，与任脉相会，并有支脉贯膈上注于肺，以此使肝气通于目，并与督脉、阴器、任脉、脾胃、肺等发生直接的关联，此外，肝脏又通过其他脏腑的经脉，如足少阴肾经，从肾上贯肝膈，使肝肾相连。这样，在结构上，通过了经脉之分支络属，肝脏即与其他脏腑器官发生紧密的联系。在功能上，除了经脉在结构上的关系外，由于应用了“天人相应”的观点，结合临床实践的观察，用比拟推演的方法概括了肝脏的功能。以肝胆主春，具有生发之气，主风、主筋，性喜条达，在志为怒，在色为青，临床上如果出现了性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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