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管理典型案例研究报告(2016)(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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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典型案例研究报告(2016)试读：

《应急管理系列丛书》总序

全面加强应急管理，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重大政治责任。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公共安全形势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了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决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为核心内容的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应急管理综合能力大幅提升，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成效显著，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大局，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突发事件风险增多，公共安全形势复杂，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应急管理是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国家行政学院是培训高级、中级公务员的新型学府，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国家行政学院把应急管理列为教学、科研、咨询和对外合作的重要内容，发挥了全国应急管理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2008年，国务院决定，依托国家行政学院筹建国家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基地；2010年，国家行政学院成立应急管理培训中心；2012年，成立中欧应急管理学院；2014年，成立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目前，应急管理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学院重点发展的特色学科之一，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正致力于建设成为全国应急管理教学与培训中心、应急管理政策与研究咨询中心、应急管理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为总结近年来各级政府应急管理培训基地教学培训、科研咨询、案例开发工作成果，服务于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和领导干部应急管理培训工作，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组织编写了应急管理系列丛书。本丛书包括“学科教材”“理论前沿”“案例研究”三个系列。“学科教材”系列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前沿理论与先进经验，为应急管理实际工作者、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及理论研究人员提供一般性知识参考框架。该系列力求反映应急管理研究的知识演进脉络，兼顾最新发展趋向。该系列具体又包括两类：一是MPA教材，以在国家行政学院MPA应急管理方向研究生中开设的专业课程为基础，编辑出版MPA教材。二是公务员培训教材，结合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所承办的各类培训班次，分专题组织编写应急管理培训专题教材和通用教材。“理论前沿”系列旨在跟踪应急管理理论发展与创新，推动应急管理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发挥各级政府应急管理培训基地的学术引领作用，保持其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前沿性，持续推动高水平应急管理学术专著的出版。该系列的主要领域包括：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综合研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突发事件的分类研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分阶段应急管理研究，国外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务员应急管理培训工作研究等。“案例研究”系列旨在系统总结和科学评估国内外突发事件典型案例，推进应急管理案例库项目成果开发和应用，逐步建立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应急管理案例库，服务于教学培训、科研咨询和对外合作服务。该系列具体又包括三大类：一是“应急管理典型案例研究报告”，主要收录每年10起左右典型突发事件的案例研究报告。二是“重大突发事件案例研究报告”，主要收录每年重特大突发事件的深度案例研究报告。三是“公共安全创新案例研究报告”，主要收录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中国公共安全创新”评选活动所评出的优胜项目和入围项目，总结、弘扬地方和基层一线在推进公共安全治理创新、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水平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

应急管理在我国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实际部门的经验积累和学术界的理论研究都还比较有限。希望本系列丛书的出版，对我国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全面做好应急管理系列丛书的组织编写工作，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专门成立了应急管理系列丛书编委会并设立了由应急管理相关领域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本丛书在研究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家行政学院领导和兄弟部门、应急管理实际部门和理论界相关人士以及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由于能力和水平有限，本系列丛书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同行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帮助我们不断提高质量。应急管理系列丛书编委会2015年10月

《应急管理系列丛书·案例研究》出版前言

俗话说：“亡羊补牢”，“吃一堑、长一智”。建立独立、权威、专业的调查制度，对所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转“危”为“机”、“在历史的灾难中实现历史的进步”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查明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原因，总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报告。”“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调查处理工作做到“查明白、写明白、讲明白、听明白”。山东省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生命和鲜血换取的事故教训，不能再用生命和鲜血去验证”，要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彻查事故责任并严肃追责，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案例研究是推动应急管理教学培训、科研咨询、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从教学培训来看，案例教学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法律、医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实践性较强的教育培训领域中。从科研咨询来看，通过开展案例研究，建立案例库，有利于及时掌握全国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动态，提高科研咨询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从对外合作来看，通过联合进行案例开发、共享案例资料等，有利于建设一个学术信息资源共享的案例库资源平台。从人才培养来看，案例研究有利于推进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一支业务熟练、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教学科研队伍。近年来，部分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特别重视突发事件案例库建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欧盟（EU）、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家，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KS）、锡拉丘斯大学麦克斯维尔（Maxwell）学院、瑞典国防学院危机管理研究与培训中心（CRISMART）等机构，开发建设了各类突发事件案例库或数据库，内容覆盖全球性或本国范围内的各类突发事件。

2014年12月，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了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旨在更好地开展应急管理案例研究活动，以优秀案例推动应急管理教学培训、科研咨询、对外合作、人才培养及应急管理实践的发展。围绕应急管理案例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心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国家应急管理案例库”项目为支撑，按照统一的案例分析框架，进行重特大突发事件案例研究。二是与有关机构合作，开展“中国公共安全创新”评选活动，总结并弘扬地方和基层一线在推进公共安全治理创新、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水平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三是基于数据挖掘技术，进行突发事件实时信息记录跟踪和统计分析，搭建一个多功能、多层次、全范围、宽领域、可视化的应急管理案例库。

为了及时跟踪研究每年发生的典型突发事件，总结推广地方和基层一线公共安全创新的做法和经验，为提高我国应急管理理论研究水平、实践工作能力及开展应急管理国际交流合作提供鲜活的案例素材，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应急管理系列丛书·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系列共包括三类：一是“应急管理典型案例研究报告”，主要收录每年10起左右典型突发事件的案例研究报告。二是“重大突发事件案例研究”，主要收录每年有代表性的重特大突发事件的深度案例研究报告。三是“公共安全创新案例研究报告”，主要收录“中国公共安全创新”评选活动所评出的项目。

为了提高案例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更好地进行不同案例之间的比较分析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案例经验交流，我们在借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锡拉丘斯大学麦克斯维尔学院、瑞典国防学院危机管理研究与培训中心等机构案例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制定了《国家应急管理案例库案例开发工作方案（试行稿）》，提出了应急管理案例的分类标准和案例研究报告的基本结构，希望通过统一的研究标准、严格的研究程序、科学的研究方法来保证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尽量减少研究者的随意性和主观性。

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应急管理案例分为综合性案例和专题性案例两大类。其中，综合性案例是指覆盖突发事件整个应对过程的案例。综合性案例以突发事件为对象，深入探讨突发事件预防和预防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四个阶段的各个主题。专题性案例是指仅涉及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的案例。专题性案例以管理环节为对象，围绕应急管理的一个或若干个主题（如应急准备、风险评估、风险监测、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报告、应急指挥、危机沟通、社会动员、调查评估、应急保障等）展开讨论。

案例研究报告一般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一是事件的基本情况，即描述整个突发事件的概况和简要的应对经过。二是突发事件应对的主要过程，即按照突发事件应对的时间先后，客观准确地还原预防和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四个阶段突发事件应对过程的基本情况。三是关键问题分析，即选择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一个或多干焦点问题，对若干重要节点或专题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突发事件应对过程的问题所在。其中，综合性案例要求对突发事件应对全过程各个环节的各个主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专题性案例只对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分析。四是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即根据相关专题分析，得出基本结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五是附录，即案例相关主要资料，如突发事件应对大事记、政府部门内部和公开的案例相关资料、访谈调研资料、相关案例资料、相关学术文献资料等。“案例研究”系列的出版，是对应急管理案例研究阶段性成果的总结和回顾。由于应急管理是一个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领域，部分突发事件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特殊性，应急管理案例研究是一项难度比较大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案例研究”系列的相关案例研究，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同时，也恳请研究同行、应急管理工作者、广大读者朋友在使用和阅读的过程中，随时反馈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不断完善和改进。

基层反恐维稳与社会动员

摘要：反恐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本文聚焦于新疆墨玉县“8·01”大围捕事件，深入分析事件的处置及特点，分别从反恐维稳的公众动员机制、风险治理体系、“去极端化”工作和反恐法律问题等几个维度开展了深入研究。研究认为，“8·01”大围捕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成功动员和组织起了3万余名当地群众参与配合警方的围捕行动。加强反恐维稳工作，必须做好基层社会动员，其中，宣传教育动员是基础重点、利益动员是辅助激励、参与动员是结果导向。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和组织体系建设、强化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多元参与的反恐社会动员体系、加快推进“去极端化”工作、加快完善反恐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反恐维稳；社会动员；基层治理；“8·01”大围捕事件

2014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主题进行了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了阐释，其中重点提到了反恐斗争的重要性。对于反恐斗争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为三个“事关”，即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这是中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又一次针对国家安全及反恐问题的重要发声，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于反恐工作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国家总体安全观中涉及的若干领域安全，如外部安全、内部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非传统安全、社会安全、自身安全、共同安全等这些具体安全领域的内涵和外延中，都包含了反恐维稳的内容。2015年在《国家安全法》修订时专门指出：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防范和处置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依法开展情报、侦查、防范、处置以及资金监管等工作，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和严厉惩治暴力恐怖活动。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7·5”事件后，新疆和内地接连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不但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而且给社会公众带来了心理阴影。当前，新疆反恐怖斗争已进入历史上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同时，随着暴恐活动从疆内向疆外的外溢，内地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反恐维稳压力。2014年“5·22”事件后，中央决定以新疆为主战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专项行动，2014年年底决定将严打行动再延期一年。昆明“3·01”事件的发生，成为疆内暴恐案件向内地外溢的标志，从源头上研究新疆反恐维稳的具体措施和做法，对指导内地反恐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此背景下，选取典型暴恐事件，深入开展暴恐事件应对处置中的相关问题研究，找出存在的不足、总结成功经验，在当前中央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谋划反恐维稳工作的大背景下，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而且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一 事件概况

和田地区墨玉县地处南疆腹地，一直都是反恐的一线前沿。2014年8月1日，该县经历了2个多月的追踪，成功打掉一个以阿不都热合曼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暴恐团伙，团伙头目阿不都热合曼和另外9名暴恐分子被当场击毙，另有1名暴恐分子被击伤，这次反恐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围捕团伙成员过程中，先后有3万多名当地群众自发参与，谱写了一曲警民携手合力擒魔的壮美赞歌。在当前新疆反恐维稳形势较为严峻的背景下，几万人自发自觉参与到围捕中来，这对坚定社会各界的反恐决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研究总结事件应对中的经验，特别是梳理围捕过程中社会动员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对于进一步巩固反恐维稳的群众基础，创新群众工作路线，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深入研究事件应对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析暴恐问题产生的根源、深入剖析事件处置中“去极端化”和风险防范等相关工作，亦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本文聚焦于新疆墨玉县“8·01”大围捕事件，深入分析事件的处置及特点，分别从反恐维稳的公众动员机制、风险治理体系、“去极端化”工作和反恐法律问题等几个维度开展深入研究（具体研究框架见图1）。重点对大围捕行动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进行研究，辅以对社会风险治理和“去极端化”工作的分析，并对当前反恐法律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力求从系统角度全方位剖析该起事件的来龙去脉。通过对事件中应急处置、社会动员、“去极端化”、风险治理等各项工作的总结凝练，为其他地区和部门开展反恐维稳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图1 案例研究的框架结构

二 事件应急处置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来，新疆地区暴恐活动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新疆地区进入了反恐维稳的“三期叠加”（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时期。“三股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更加频繁，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特别是南疆腹地传播加快，影响人群增多，部分地区出现地下讲经及其他非法宗教活动。在2014年5月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开展之前，南疆地区宗教氛围浓厚，街面上女性穿吉里巴甫服、男性留大胡须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商店餐厅难觅烟酒踪迹，宗教极端思想开始从地下走到地上，给当地信教群众带来了比较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案例涉及团伙的头目阿不都热合曼逐渐接受了宗教极端思想的洗脑，随后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个宗教极端团伙，并最终演变为暴力恐怖组织。

阿不都热合曼中学辍学后回家务农，后到外地打工。在打工期间，阿不都热合曼开始通过工友接触宗教极端思想，被洗脑后逐步接受宗教极端思想并成为狂热分子。随后，阿不都热合曼返回和田地区墨玉县，家族成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同学逐渐聚拢在他的周围，此时以阿不都热合曼为核心的宗教极端团伙已经初现端倪。团伙成员聚集在一起后，在阿不都热合曼的组织和带领下，开始通过手机、网络下载并集中观看宣传极端思想的暴恐音视频。随着观看次数的增加，团伙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交流宗教极端思想，而是要按照境外分裂和极端势力的要求，制造尽可能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阿不都热合曼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其先后多次组织团伙成员（大多数是其直系或旁系亲属以及同学、朋友）训练体能，购买砍刀等凶器，积极准备制造爆炸物，伺机作案。团伙成员甚至在一处废弃民房内开挖了一条地道用于制造爆炸物，其疯狂程度可见一斑。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阿不都热合曼团伙，先后多次密谋要在人员密集的敏感地点制造点“动静”，当地政府机关、幼儿园、中小学校都成为团伙“踩点”的对象，只待时机一旦成熟，就要制造惊天血案。

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地下活动进行得极为隐秘，再加上团伙成员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与常人无异，所以团伙的破坏活动一直未能被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即便如此，阿不都热合曼的反常行为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2013年，当地政法等部门将其列入了重点监控人员的名单，并组织当地村干部每月定期与其谈话交流思想，以便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但狡猾的阿不都热合曼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隐藏得极深，每次谈话都表现出一副积极配合政府、彻底与宗教极端思想划清界限的假象，成功地蒙骗了当地基层干部。

案发后据公安部门统计，阿不都热合曼暴恐团伙的核心成员有10余名，这些暴恐分子全部为“80后”或“90后”，思想上已完全被极端思想毒化，行为上表现得更加凶狠残暴、不计后果，已经彻底自绝于社会，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的一个巨大“毒瘤”。此外，当地受阿不都热合曼影响的关系人达到了几十人，这些关系人在整个围捕过程中多包庇藏匿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给整个抓捕行动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就这样，一个掌握有大量爆炸物和砍刀等凶器，一直游离于当地公安机关视线边缘，由一群年轻的危险极端分子组成，伺机准备对政府、学校及幼儿园发动袭击的暴恐团伙隐匿在了当地社会之中。（二）事件发生及处置经过1.网监情报，揭开盖子

2014年5月，公安部门接到情报线索，有暴恐团伙通过网络和手机等与境外分裂势力勾连，可能在和田地区墨玉县活动，随即公安机关展开搜捕工作。在搜捕过程中，当地基层干部群众向警方反映，一个以阿不都热合曼为首的犯罪团伙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该暴恐团伙开始进入警方视线。

5月27日，墨玉县普恰克其乡派出所民警对阿亚格库都克勒村的几名嫌疑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当搜查到阿不都热合曼家时，在询问过程中遭到阿不都热合曼家人的顽强抵抗，其父持刀突袭民警，一名入户走访的警员被砍伤。附近民警前往事发地增援，又遭到阿不都热合曼父亲的追砍，民警在朝天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果断将阿不都热合曼的父亲击伤。此时阿不都热合曼及其同伙已在警方赶到之前提前逃走。此次公安部门检查遇袭之后，阿不都热合曼暴恐团伙正式浮出水面。2.动员群众，拉开大网

警方随即对阿不都热合曼团伙成员进行追踪，其间共接到当地群众自发报告的有用线索100多条，但每次跟踪都与犯罪分子擦肩而过。

6月20日，墨玉县芒来乡一卡点的几名执勤民兵被恐怖分子残忍杀害。受害者既有事发地的村干部，也有普通的村民，而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乡亲，亲人朋友和生活圈子都在当地。执勤民兵被害的消息迅速在维吾尔族村民当中扩散，人们在感到悲痛和愤怒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暴恐分子不分民族、不分老幼的反人类、反社会本质。

随即，大规模的揭批宣讲活动在墨玉县及周边展开，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基层部门干部走村入户，充分动员，做到揭批不留死角、不留空白。老百姓义愤填膺，很多人自觉加入警方的围捕行动中。3.千里追凶，顺藤摸瓜

6月21日，阿不都热合曼的两个妹妹在广州企图偷渡出境前往所谓的“伊斯兰国”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后被押解回新疆。经过审讯得知，阿不都热合曼就藏匿在普恰克其乡墩加依村其女友的家中。

6月23日，乡派出所民警连夜对阿不都热合曼实施抓捕，在进入阿不都热合曼女友家中时，民警与其女友的父亲及其他团伙成员短兵相接，暴徒穷凶极恶，手持刀斧砍向民警，最终民警果断处置，击毙1人，击伤2人。但遗憾的是，阿不都热合曼和其余团伙成员已在警方赶到之前逃窜。后经对2名受伤嫌疑人审讯得知，阿不都热合曼极有可能逃往其姨父阿不都萨拉姆家中。然而，当警方风尘仆仆赶到时，阿不都热合曼团伙成员连同其姨父均不知去向。

6月30日，阿不都萨拉姆在逃到吐鲁番躲藏后不久即被当地警方抓获归案。

7月3日，阿不都萨拉姆被押解回墨玉县。经过审讯，阿不都热合曼团伙成员的构成逐渐明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暴恐团伙。据公安机关初步掌握的资料，该团伙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由阿不都热合曼的近亲属和社会关系人组成，包括阿不都热合曼的直系及旁系亲属，其女朋友的亲属，此外还包括阿不都热合曼的同学等，暴恐团伙的家族化特征非常突出。该团伙成员先是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与境外“东突”势力勾连，继而接受境外分裂组织的遥控指挥，在境内从事制爆等破坏活动，并蓄谋在政府部门、公安机关和中小学校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7月4日，墨玉县警方开始根据线索进行拉网式清查，全副武装的特警、民警和基层干部主要围绕团伙成员可能藏身的普恰克其乡及周围乡镇展开地毯式搜索，部分群众也自发参与到围捕当中。此次排查过程中，虽然又一次让阿不都热合曼侥幸逃脱，但警方相继抓获或控制与阿不都热合曼有紧密联系的关系人数十名，其中多数为其家族内的关系人。这样就大大压缩了阿不都热合曼可能的藏身之处。

7月18日，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又一举抓获与团伙关系紧密或对团伙藏匿进行包庇的关系人十余人。至此，阿不都热合曼暴恐团伙的外围关系人已基本被剪除。4.吹响号角，全民行动

7月19日凌晨，普恰克其乡一个村庄的村支书一家遭到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凶残报复，村支书的妻子被歹徒用砍刀残忍杀害，村支书被砍成重伤。事件的发生，再一次成为全民动员令，附近9个乡镇的3万多名群众自发地拿起坎土曼，与公安民警和当地干部一道，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围捕行动。在交通要道、田间地头、桥梁涵洞、空置院落，一道道人墙编织成密不透风的搜捕大网。

7月30日，案件侦破取得重大进展。民警在例行检查时，在一座闲置的院落门前与歹徒正面遭遇，双方发生激烈搏斗，最终两名歹徒被制伏。

7月31日，该团伙的另外2名成员在运送爆炸装置的途中被村民发现，警方果断采取措施在现场将其击毙。5.步步紧逼，一网打尽

8月1日，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行踪终于浮出水面。当天中午12：15，在墨玉县普恰克其乡的阿克库杜克村，村民发现附近玉米地藏匿有形迹可疑的人员，随即迅速报警，附近几个派出所的民警和县特警大队特警、协警几十人迅速收拢，在5分钟之内即形成包围圈，外围群众和当地干部200多人在周边路口进行布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在一处民房内，暴恐团伙成员负隅顽抗，向搜捕的警方投掷石块、燃烧瓶和自制爆炸装置，特警队员多次喊话劝其投降，但暴徒反而狗急跳墙，疯狂向警方反扑，身上绑着炸弹，手中挥舞着砍刀，从房子内冲出来企图与警察同归于尽。在形势极为危急的情况下，警方果断开枪射击，负隅顽抗的10名暴恐团伙成员最终被击毙9人、击伤1人。整个处置过程仅仅用时15分钟，参战民警和围堵群众无一伤亡。“8·01”大围捕事件的整个处置过程如图2所示。图2 “8·01”大围捕事件的处置过程

注：5.27、6.20等为抓捕行动时间节点。6.政府奖励，圆满收官

2014年8月3日，新疆和田地区举行“8·01”围捕专项行动表彰大会，对首批在围捕专项行动中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先期共奖励423万元，其中对参与大围捕的公安民警、基层干部和当地群众进行奖励，每人奖励1万元。随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拿出3亿元奖励所有参与“8·01”大围捕的群众及相关人员。

在围捕行动过程中，当地老百姓谱写了一曲保卫家乡、保卫幸福的壮丽赞歌。父子齐上阵、夫妻共参与的场景比比皆是。通过当地政府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全民参与反恐、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氛围已经在南疆地区形成。参与“8·01”围捕行动的当地群众中年龄最大的有70多岁的老人，他们自觉加入行动，希望能够出一份力，处置过程中先后有70多位当地群众向警方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政府重奖有关人员，一方面是对基层干部和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的充分肯定，进一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维护社会稳定、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行动中来；另一方面也树立起一种积极正面的政策导向，事实证明其在弘扬正能量和社会正气方面作用显著，在后来的反恐维稳斗争中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例如，2015年9月18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遭到暴恐分子袭击，事件造成16名无辜群众和民警死亡，18人受伤，随后暴恐分子逃入当地的深山中藏匿。一场全民参与的大围捕行动随即在拜城县展开，每天都有上万名群众参与搜捕和围堵行动，在配合公安民警、武警全歼暴恐团伙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经过56天的连续奋战和围捕，这个以木沙·托乎尼亚孜、买买提·艾沙为头目的28人组成的暴力恐怖团伙被一举[1]端掉。7.媒体宣传，全国振奋“8·01”大围捕取得圆满成功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新疆日报》等主流媒体通过新闻栏目、纸面媒体以及官方微博纷纷对事件处置过程和表彰奖励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新华网、天山网、中新网、《北京青年报》官网、腾讯、新浪等网络媒体也对事件进行了及时跟进报道。2014年8月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三万民众围捕暴徒》为题，对“8·01”大围捕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随后，全国各地电视台、地方报纸、各大网站和论坛纷纷转载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中央决定以新疆为主战场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背景下，墨玉县大围捕无疑是全民对恐怖分裂势力的一次宣战，大大坚定了全国各族群众战胜“东突”恐怖势力的信心，这是一次反恐人民战争的重大胜利。

三 事件主要特点分析

第一，“8·01”事件中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形成，呈现非常典型的渐进式过程特点，即：下载并观看暴恐音视频、逐渐接受极端思想、形成宗教极端思想团伙、策划暴力恐怖活动、购买刀具及制造爆炸物、实施暴恐活动。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该团伙在2014年2月至6月先后四次组织成员进行了非法“台比力克”活动，大肆宣传宗教极端思想，并组织团伙成员为开展暴恐活动进行体能训练。在若干次的非法宗教活动过程中，阿不都热合曼逐渐发展成为团伙头目，团伙成员渐渐都开始听命于其指挥。随后，该暴恐团伙积极开始制爆试验活动，先后制造成功自制爆炸物和燃烧瓶，并进行了试爆活动。这一过程也是当前新疆地区暴力恐怖团伙形成的典型。在2014年昆明火车站“3·01”事件中，暴恐团伙的形成基本上也具有这一特点，先是个体纠结在一起收看、讨论暴恐音视频进而形成团伙，然后进行暴恐活动准备，流窜到内地伺机行动。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类似的暴恐团伙形成过程仍将是主要表现形式，需要各方高度关注并严密监视、果断打击。

第二，该起事件呈现家族式、社会关系化犯罪的典型特征。团伙头目阿不都热合曼的父母、两个妹妹等亲属均成为团伙的骨干成员；女友在其影响下也成为团伙成员，甚至女友的父亲和兄弟也加入团伙成为骨干；阿不都热合曼的亲戚，如表兄弟、堂兄弟，同学朋友以及同学的弟弟都是团伙的核心成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阿不都热合曼团伙外围为其提供庇护的关系人大多数也跟团伙成员具有一定程度的亲缘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给前期围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和挑战。直到公安机关根据团伙成员的供述，一层层剥开这些关系网并将包庇窝藏暴恐团伙的相关关系人控制以后，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生存空间才被大幅度挤压。

这种以家族和社会关系为依托、网络状错综交织的暴恐团伙组织结构成为近年来新疆地区暴力恐怖团伙的一大特征。在“10·28”金水桥事件、“3·01”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中，团伙成员均表现出家族化和社会关系化的典型特征。如在“10·28”金水桥事件中，暴恐分子夫妻二人及其母亲驾车冲撞金水桥防护栏和行人，同时引爆汽车，造成人员伤亡。

第三，从团伙成员向内地的潜逃扩散情况看，也呈现近年来的典型特征。根据公安部门的情报分析，当前疆内“东突”势力扩散到内地的几种主要形式如下。①辗转内地偷渡出境。暴恐分子企图通过内地出境，然后前往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以及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基地”组织。随着新疆西部边境管理越来越严格，暴恐分子逐步转向华南、西南地区，如从云南等地伺机偷渡出境，或者辗转广东、广西边境偷渡前往东南亚，然后再通过土耳其到达“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②偷渡受阻就地实施恐怖活动或者直接选择内地城市作为目标蓄意破坏制造影响。近年来，暴恐分子通过内地边防口岸偷渡出境的企图屡屡失败，催生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即出境不成，干脆就地制造恐怖事件，引发社会恐慌。2015年以来，在沈阳、石家庄、温州等城市连续破获几起暴恐分子的破坏活动，说明“东突”暴力恐怖势力对内地的渗透形势依然严峻，今后内地城市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正在增大。③为暴恐活动筹集资金。还有部分暴恐分子前往内地从事非法经营或融资活动，为暴恐活动筹集所需资金。在本起事件中，团伙头目阿不都热合曼的两个妹妹在警方开始大搜捕后，仓皇逃窜至内地，企图从广州偷渡出境，前往所谓的“伊斯兰国”。所幸我公安机关及时获取了情报信息，在广州白云机场将二人当场抓获归案。这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暴恐团伙开始也是试图在广州出境，结果发现出境路线受阻，转而返回到昆明就地实施了恐怖袭击活动。

第四，“8·01”事件中，暴恐团伙预谋选择当地的幼儿园和中小学等人员密集、社会影响巨大的薄弱目标实施恐怖袭击活动。这充分反映了“东突”暴力恐怖势力反人类、反文明、反社会的罪恶本质。对于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特别是幼儿、儿童和学生的罪恶行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予以强烈谴责。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无不反映了“东突”势力专门针对弱势群体制造社会恐慌的反动本质。在2014年乌鲁木齐“5·22”暴恐事件中，暴恐分子在公园北街早市驾驶车辆冲撞碾压人群，随后引爆车上的爆炸装置，造成39名无辜群众死亡，94人受伤。在这些遇难的群众中，很多都是当地早起到早市买菜的老人。暴徒这种不分民族、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的凶残做法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这同时也提示我们，幼儿园、中小学、养老院、医院以及商场、早市等人员密集或弱势群体集中的场所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首选目标，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反恐维稳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加大安全保卫的力度，采取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不给暴恐分子以可乘之机。

第五，全民参与对暴恐分子的大围捕行动。“8·01”大围捕行动的成功，与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在事件处置和围捕过程中，先后有30万人次参与了行动，规模可谓空前。在整个围捕行动中，墨玉县事发周边9个乡镇的村民主动请缨，自发参与。参与者中既有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治保主任等村干部，也有普通村民，他们中有年近七旬的长者，也有身强力壮的青年，还有正在读书的少年，更有当地清真寺的伊玛目等爱国宗教人士。有的村民坚持每天为参战民警送水、送饭、送西瓜；有的一家几口总动员，全家参与搜捕和卡点执勤活动；还有的全村组成若干个执勤小组轮换替班，与参战民警共同谱写了一首警民携手、同仇敌忾的壮丽反恐诗篇。（二）当前暴恐活动的主要特点分析1.暴恐活动总体情况“8·01”案件作为一起典型个案，有着非常强的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我国特别是新疆地区所面临的严峻反恐形势。目前，新疆地区进入了反恐维稳的“三期叠加”时期，暴恐事件呈现从南疆向东疆、从新疆向内地扩散蔓延的态势，我国面临的反恐怖斗争任务越来越艰巨。从2014年5月23日开展“严打”专项斗争以来，新疆公安机关率先行动，打团伙、挖幕后、捣窝点，在全区形成“严打”高压攻势，截至2015年4月30日，共打掉暴力恐怖团伙181个，96.2%[2]的暴恐犯罪团伙被摧毁在预谋阶段。可以说，当前我国反恐形势依然处在“拐点”到来之前事件高发的“平台期”。这提示我们，当前新疆和全国面临的暴力恐怖势力依然十分猖獗，反恐怖斗争任重道远，任何轻敌或麻痹大意都可能导致“严打”斗争成果功亏一篑。

从暴恐活动的成因来看，与以往民族分裂型暴恐活动为主要特征不同的是，当前我国宗教极端暴恐活动已成为主要类型。在这些暴恐活动中，暴力恐怖是表现形式，宗教极端思想则是实施这些恐怖活动的思想基础，而民族分裂则是隐藏在背后的根子和“罪魁祸首”。“东突”恐怖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将恐怖分子洗脑，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策划实施暴恐活动，制造社会恐慌，最终来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因此，当前绝大多数暴恐案件中都能看到背后有宗教极端分子的蛊惑或者教唆，暴恐团伙成员从普通信教群众到恐怖分子的转化，基本上都遵循“普通信教群众→参与非法宗教活动→被宗教极端思想洗脑→成为团伙骨干力量→开始恐怖袭击准备活动→实施暴恐犯罪活动”的规律。在“8·01”事件中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形成过程基本也遵循了类似的规律。2.“8·01”事件反映出的暴恐活动特点

从暴恐活动的成员构成看，近年来发生的暴恐案件中，暴恐团伙多呈现成员年轻化、低学历，以及家族化、女性成员增多等一系列特点。另外，受暴恐活动多发频发刺激，极端分子“学着干、跟着干”的意图明显，“独狼式”极端个案时有发生。以2014年发生的暴恐案件为例，无论是“8·01”事件，还是“5·22”事件、“3·01”事件，这些事件中的团伙核心成员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团伙中往往都能看到父母、兄弟姐妹、女友、亲戚、同学、朋友等各种较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关系。

从暴恐活动的组织特点看，近年来国内外暴恐活动的组织过程“虚拟化”特征显著。虚拟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员接受境外“东突”恐怖势力遥控指挥，并且不以成员到达国外“东突”组织的训练基地为唯一认可形式，只要宣誓效忠，在国内参与制造恐怖袭击活动，就在名义上认可其“东突”组织成员身份。二是虚拟化还表现在个体与组织间的联系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网络完成的。境外恐怖组织往往通过网络与国内暴恐分子建立起联系，传播暴恐音视频，通过传播极端思想对其进行洗脑。恐怖组织通过网络招募人员，最终促使暴恐分子从网上走到网下，实施暴恐活动。

从暴恐活动的动员形式看，当前“三非”活动（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是“三股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催生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三非”活动屡禁不止，特别是互联网成为境内外“三股势力”勾连的主渠道，境外“三股势力”网上反宣渗透来势汹汹，境内能够突破网络管控的即时聊天工具不断出现，一些人频繁上传下载暴恐音视频，学习传播制爆技术，不断快速催生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

从暴恐活动的“斗争”形式看，当前国内暴恐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暴力博取媒体和公众眼球，制造恐怖气氛，进而摧毁社会信心。暴徒往往在实施暴恐活动前就已经抱定赴死的决心，在事件处置过程中不与政府妥协、不进行谈判，追求无辜人员死亡人数的“最大化”，以所谓“殉教”为最终目标。这种恐怖袭击往往带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给处置应对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同时，暴恐团伙作案手法和制暴技术日益升级，给公安机关的打击带来很大的难度，如和田地区公安机关打掉阿不力孜·达吾提暴恐团伙，一次性缴获制爆原料1.8吨。[3]

从暴恐活动的地域分布看，近年来暴恐分子跨区域活动明显增多。从近年来公安机关打掉的暴恐团伙人员活动地点来看，既涉及广东、广西、山东、福建、甘肃、云南、青海等内地省区，也涉及疆内多个重点地州。从人员通系情况来看，几乎全部使用暗语，勾连渠道更加隐蔽。异地疆籍人员涉恐融资问题严重，这些资金一般通过新疆汇到内地省份，再转汇境外，形成“新疆—内地—境外”的涉恐资金链。

从暴恐团伙的关联关系看，当前我国各恐怖组织错综交织，相互勾连，且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存在共生关系。据《环球时报》报道，目前在欧洲、美国以及中亚有很多“东突”恐怖组织，如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维会”、成立于美国的“东突流亡政府”、盘踞中亚与南亚等地的“东伊运”和“东突解放组织”等。此[4]外，在土耳其还活跃着20多个与“疆独”密切相关的组织，这些在土耳其正式注册并活动的“东突”组织主要有“东突基金会”、“东突移民协会”、“东突互助协会”、“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东突青年协会”、“东突妇女联合会”、“东突文化与团结协会”等。以“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为代表，这些“疆独”组织往往打着提供“帮助”的幌子，在境外从事招募人员、训练暴恐分子等分裂活动。境外这些“东突”恐怖组织与境内的暴恐分子通过网络即时通信软件取得联系，或者通过举家迁徙出境前往“东突”大本营参加恐怖活动等形式建立起联系，很多恐怖分子同时与多个恐怖组织建立联系，接受它们的遥控指挥，直接在境内（或者返回国内）策划实施暴恐活动。

四 事件处置过程中的社会动员

当前，由于受到历史的、国际的以及现实的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面临的反恐怖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尤其是新疆地区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反恐维稳工作绝非一日之功，必将是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专业维稳力量特别是反恐警力不足已成为全国各地普遍面临的困难，而这一问题在当前新疆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是按照人口比例配备警力的原则，而在新疆地广人稀的特殊区情下按照这一比例配置公安警力则显得捉襟见肘。“8·01”事件发生的和田地区墨玉县全县仅有100余名在编警察，在日常的治安巡防、综合治理工作中已经明显力量不足，今后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暴恐案件，警力不足将成为一大短板。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坚持“严打”高压措施的常态化以避免反恐维稳形势进一步恶化，更要充分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当地公众，只有将专业反恐维稳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奠定打一场反恐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作为新疆反恐维稳的前沿阵地，南疆基层群众是我们开展群众工作、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对象。南疆各级基层干部在发动当地群众投入反恐维稳斗争方面，肩负着重大职责和使命，也是确保反恐维稳工作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8·01”大围捕中成功动员了3万余名当地基层群众全程参与，依靠警民的通力协作，最终取得了此次行动的圆满胜利。该案例为进一步扩大反恐人民战争、推动全民反恐提供了难得的分析样本。为此，有必要围绕“8·01”大围捕中的公众参与情况，就反恐社会动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今后反恐维稳斗争提供范本和标杆。（一）社会动员分析框架的选取

为研究“8·01”大围捕中社会动员情况，首先需选取适当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对于社会动员的界定，国内学者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所谓社会动员，就是广义的社会影响，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发动。它是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5]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发展的过程”。对于社会动员方式的分类，目前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论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传媒动员、参与动员和教育动员三种模式，还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传媒动员、利益动员和参与动员。其中，传媒动员是指运用传播媒体对人们产生信息影响的动员方式，传播媒体包括广播、电视、书籍、报纸、网络等。传媒动员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媒体是使所传播的观点看法和行为准则要求深入人心的重要载体。参与动员是指人们参加、介入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过程，主要指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介入，对各种社会生活及群体活动的参与，对个人发展需求及利益的关切。教育动员则是指在实践中通过学习和培养而形成的，使动员对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社会动员目标，保证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的动员类型。利益动员主要是指通过适当的激励政策或措施，对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一种激励和正确导向，如向参与者分发奖金、提供补贴，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支持等。上述不同观点中，不同学者主要的分歧在于对教育动员的认识。事实上，传媒动员与教育动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传媒动员主要侧重于社会动员媒介的选择，而教育动员则主要侧重于社会动员的具体活动和预期结果，而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

因此，本文借鉴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反恐维稳中的社会动员类型归纳为宣传教育动员、参与动员和利益动员三种主要方式，以此为主要框架对“8·01”事件中的社会动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当前在构建系统化的反恐社会动员体系方面面临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反恐领域的社会动员形式既有普遍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宣传教育动员主要包括各级党政机关通过网络、手机、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体，或者在实践中通过提供学习、培训和教育活动的机会，对广大社会公众进行的各种宣传教育与引导，如宣传暴恐活动对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报道反恐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提高公众对暴恐活动的认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引领社会舆论，引导社会情绪等。利益动员主要是指通过物质或精神激励或者给予其他经济补偿的方式，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反恐行动，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参与动员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动员方式，主要指在宣传教育和利益动员的基础上，鼓励公众直接参与到反恐维稳的具体行动中，如直接参与反恐维稳各项活动，参与对暴恐分子的围捕；此外，还包括间接提供情报信息、主动发现报告风险、参与社会风险监测等预防预警活动。具体的反恐维稳社会动员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二）“8·01”大围捕中的社会动员“8·01”大围捕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成功动员和组织起了3万多名当地群众参与配合警方的围捕行动，获得了媒体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下文将结合前述分析框架，对该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情况按照宣传教育动员、利益动员和参与动员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其中，宣传教育动员是基础重点、利益动员是辅助激励、参与动员是结果导向。表1 反恐维稳社会动员分析框架1.宣传教育动员“8·01”大围捕从5月27日民警入户摸排遭到暴恐分子袭击正式拉开帷幕，一直到8月1日暴恐团伙核心成员被击毙，到8月3日墨玉县在人民广场召开万人表彰大会，再到后续的宣传报道和以案说法，整个围捕行动中始终贯穿着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基层村民的宣传教育动员活动。

事实上，包括墨玉县在内的新疆各地，近年来一直持续开展反恐维稳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活动，特别是2014年5月23日新疆开展“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以来，全疆各地都开展了广泛的宣教活动。墨玉县委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宣传工作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从暴恐活动的危害以及如何积极参与反恐活动、宗教“去极端化”以及如何树立正信等若干方面，通过大宣讲、入户讲解、电视广播、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充分动员和发动基层群众。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暴恐分子是各族人民的敌人，是过街老鼠，就要人人喊打，更要人人追打”已经成为新疆各族群众的自觉意识和广泛共识。

当地政府在整个“8·01”大围捕前后的宣传教育动员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总结借鉴。

一是注重把握敏感时机，因势利导。在“5·27”民警入户被砍伤、“6·20”执勤协警被杀害、“6·23”抓捕行动、“7·19”村支书遇袭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抓住敏感时机，通过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向群众广为宣传。通过这些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例，使当地群众深刻认识到了暴恐分子的残忍和暴恐活动巨大的破坏性，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群众动员作用。

在墨玉县芒来乡“6·20”执勤协警被杀害案件发生后，墨玉县委、县政府动员各个部门深入周边乡镇的370多个村庄，大范围地、面对面地向当地维吾尔族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和反恐动员活动，做到了全覆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例如，墨玉县农经局在“6·20”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局长即带队奔赴乌尔其乡喀让古托格拉克村向村民开展揭批宣讲活动，进村入户揭批暴恐分子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揭露暴恐分子的罪恶本质，使广大村民充分认识到暴恐分子已经不再是信教群众中的一员，而是站在了与各族人民对立的反动立场上，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公敌，必须人人得而诛之。为确保宣讲无死角，将党和政府的立场和要求传达到每一位村民，宣讲活动在持续开展了一天的情况下，宣讲人员晚上又深入个别未能参加的村民家中进行宣[6]传，确保宣传教育不留死角和盲区，全村114户全部宣讲到位。其他部门和乡镇也纷纷行动起来，走村入户，开展大揭批、大宣讲活动，在墨玉县形成了反恐维稳人人有责的良好局面。此外，除了在职干部外，墨玉县退休干部也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发挥正能量，向全社会发出“从沉默中苏醒，维护好墨玉安定团结局面”的倡议，在全县引起了很大反响。“8·01”围捕行动结束以后，墨玉县抓准时机，因势利导，选出了6名参与大围捕行动的老乡，在和田地区开展巡回宣讲，一个月宣[7]讲达到了27场。通过参与群众“苞谷馕”式的语言，结合各自的切身感受，揭批暴恐分子的残忍行径，宣传党的优惠政策，教育引导当地群众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果断与极端势力和暴恐分子作斗争，捍卫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二是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教育动员手段，力求多样化。一方面，墨玉县政府积极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大喇叭以及印发各种宣传品和小册子等多种途径和渠道向广大群众通报战果，鼓舞士气，发出动员令。在宣传动员过程中，墨玉县基层部门将围捕动员与“去极端化”宣讲紧密结合，通过摆放“严打”暴恐专项行动板报、发放宣传小册子等形式，向群众详细讲解党的相关法律，讲清暴恐团伙的暴力行径和现实危害，解释宗教极端化与暴恐活动的密切联系以及渗透方式等内容，使广大基层群众深刻认识到了暴恐活动的本质和危害。

此外，各村通过遍布乡村的广播大喇叭，直接向村民发布参与围捕行动的指令。可以说，在“8·01”大围捕行动中，大喇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围捕行动的号角。每次只要一有行动，村委会在大喇叭里一广播，各家各户就会迅速行动起来，自觉配合公安机关，积极参与到围捕行动中。到了行动的后半段，大喇叭已经成为广大村民了解最新围捕情况和收听最新紧急通知的最直接渠道。相对于口口相传的其他社会动员方式，乡村广播因其信息传播的覆盖面集中，信息传播到位率高，群众反馈回应及时，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再一次彰显了这一传统社会动员方式的新的生命力。目前，在墨玉县及南疆其他地方，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乡村广播，已经成为基层党委、政府的一项常规活动。通过广播及时发布重要通知、宣传党的政策法规、通报紧急情况，大大拉近了党委、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有的地方乡村广播每天三次定时播出，每次播出30分钟，一旦遇有类似紧急情况，随时向村民进行广播，大大提升了宣传教育的时效性。

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还积极组织宣讲团走村入户，开展面对面的现场教育宣传活动。在整个“8·01”大围捕过程中，针对阿不都热合曼团伙可能的藏匿范围，当地政府不间断地开展有针对性的群众动员活动，向广大群众晓以利害，鼓励群众积极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为尽快抓获暴恐分子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结合自治区“严打”斗争宣传教育的要求，当地政府从2014年7月开始，开展了“去极端化”主题巡回宣讲活动。选派专家学者、基层干部代表参加宣讲，用朴素的语言，将理论融入身边的案例，以案说法，帮助教育广大群众认清暴恐和宗教极端活动本质，坚决与极端势力划清界限。结合“严打”专项行动，开展警示教育，召开上百场公捕公判大会，教育群众42万余人，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至2014年年底和田地区在全区共开展宣讲活动6500场次，310余万名基层干部群众[8]参加了宣讲活动。此外，将反恐宣传动员与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紧密结合，宣传“最美和田人”，组建百姓“草根”宣讲队伍，借助群众乐于接受的文艺比赛或其他形式，向群众宣传民族宗教政策，树立正信，打击暴恐活动。仅在2014年，和田地区就组建了2000余个百姓宣讲团，培养了5000多名农民宣讲员。

三是宣传动员内容贴近当地公众关切和需求，注重实效性。当地政府围绕“8·01”事件本身，并结合新疆反恐专项行动的部署安排，在开展宣传教育动员过程中，将恐怖活动的特点与危害、公众如何参与、宗教极端化的危害以及如何“去极端化”、党的富民政策等诸多内容融合在一起，贴近农民关切的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在当地政府各个部门组织的宣讲活动中，除了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暴恐活动以外，先前发生的乌鲁木齐火车南站“4·30”暴力恐怖事件和“5·22”乌鲁木齐公园北街早市暴力恐怖事件等也成为宣讲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活生生的事例，暴恐分子胡作非为、滥杀无辜、与人民为敌的罪恶行径昭然若揭。

针对当地基层群众多数信教但宗教知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的现状，在宣传教育动员过程中当地政府还特别注意将宗教“去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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