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良城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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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一秘(上册)试读：
前言
明清两代是幕友（俗称师爷）群体的活跃期，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主官，几乎没有不聘请师爷的。师爷队伍中最负盛名者，乃是妇孺皆知的绍兴师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流人物，是乾隆、嘉庆时期的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人——汪辉祖。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是清朝最具影响力与传奇色彩的一代名幕。后人之所以把他视为官场楷模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汪辉祖一生辅佐了不少官员，始终正直清廉，擅长决断疑难案件，无论是为人品德还是业务能力，在同行中都是出类拔萃的。
其二，他在从政期间写下诸多经典的官箴著作，晚清时期的幕友几乎人手一册汪龙庄先生所写的《佐治药言》与《学治臆说》。
其三，他先从幕，再做官，最后辞官归乡成了治学名儒，其人生历程符合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堪称官吏与师爷的榜样。
谚云：梅花香自苦寒来。大清一秘汪辉祖的成长经历，也堪称一部励志大片。
由于父亲早逝，一家八口的生计皆由其生母徐氏和庶母王氏承担。汪辉祖三岁时才能走路，是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在两位母亲的呵护与督导下，少年汪辉祖自立自强，发愤读书，修得一肚子好学问。
然而科举之路步步艰辛。汪辉祖虽学富五车，但屡试不第。随着全家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汪辉祖选择了当时常见的“以幕养学”的谋生办法。
当时过高的人口密度与并不优越的工商环境，促使绍兴人纷纷到外乡发展。绍兴的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几乎每个乡村都设有私塾。尽管科举兴盛，但有限的录取名额让竞争异常激烈，这使得绍兴每年都有大量科考落榜生。为了维持生计，这些落第书生往往选择游佐官府，做个管司法诉讼的刑名师爷或者管财政的钱谷师爷。他们一边协助幕主处理政事，一边参加科举考试，期盼着有朝一日能上榜，成为真正的朝廷命官。
乾隆十七年（1752年），王宗闵出任江苏松江府金山县令。此人正是汪辉祖的岳父。汪辉祖应岳父之邀入幕，执掌书记，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师爷生涯。
汪辉祖可能缺乏考试运——他从乾隆十一年通过童子试后，应考了九次乡试，直到乾隆三十三年乡试才考中第三名举人。此后，汪辉祖又参加了四次礼部组织的会试。当考中进士时，他已经46岁了。
比起科场经历的曲折，汪辉祖在从幕期间的表现可谓风生水起，可圈可点。
汪辉祖学识广博，帮助历届幕主处置了不少疑难问题。乾隆时沿海各省流行一种叫“宽永通宝”的铜钱。这种铜钱并非清朝官方铸钱，于是乾隆皇帝下令严查此钱源头。谁知满朝文武竟然没人知道此钱来历。
当时汪辉祖正在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台衙门做师爷。他得知此事后，代替江苏巡抚庄有恭草拟了一份奏疏，指出“宽永通宝”是东南商民与日本交易时流入的日本铜钱。这件事让汪辉祖一时声名鹊起。
在从幕期间，汪辉祖主要担任刑名师爷。他执法廉平，爱民省事，颇有美誉。在处置狱讼时，汪辉祖非常注意调查案件真相，审理案件从来都是运用技巧取胜，坚持不对嫌犯动刑。儒家“引经决狱”的法律思想，被汪辉祖发扬光大。他在审判时往往设法为无辜之人脱罪，甚至对情有可原的重犯也慎用死刑。据其著作《佐治药言》载，汪辉祖做刑名师爷二十六年，只判了六个人死刑。
清朝吏治在乾隆后期走向腐败。汪辉祖亲历了乾隆前期政治清明的年代，对吏治腐化深恶痛绝。他一边佐幕，一边参与科举，一边总结幕学，试图改变官场的不良风气。最难能可贵的是，汪辉祖无论是从幕还是自己做官，都坚持公正廉明的处事原则。以他对大清律例的熟悉程度，若像其他师爷、胥吏那样徇私舞弊，必定会做得滴水不漏。然而，刑名师爷汪辉祖却勇当业界良心，为了司法公正，不惜得罪同僚甚至幕主。
有一回，汪辉祖发现案情疑点，重新查证，找出了真相。然而他草拟的判词却被幕主屡屡否决，因为幕主担心翻案会影响自己的政绩考核。但汪辉祖据理力争，宁肯辞去刑名师爷的职务，也要坚持翻案，最终迫使幕主不得不接受翻案意见。由于这件事，时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汪七驳”。
汪辉祖交游谨慎，从不参与宴席应酬。他作风节俭，常用旧纸办公，油灯只留一条灯芯，冬天也不让人生炉火。但他非常注意维护百姓的利益。
经过不懈努力，汪辉祖终于通过科举考试，完成了从幕友到官员的转变。这在师爷行当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师爷一辈子都只是别人的幕僚。不巧的是，汪辉祖做官之时的朝政远不如他初入幕业时那般清明，但汪辉祖没有被大环境腐蚀，依然洁身自好，勤政爱民。
担任宁远知县时，汪辉祖发现宁远县卖的是淮盐。淮盐不但常常缺货，价格也比广东的粤盐高出八倍。当地民众迫于生计，不得不偷买广东的私盐。朝廷派兵稽查时，汪辉祖冒着被问罪的风险，一面为民请命，一面下令取消零盐之禁。所幸，总督毕沅赞赏其义举，才挺过这一关。
由于汪辉祖常有善政，所以官声颇佳。于是，总督命湖南州县官员皆以他为榜样。
出色的政绩与优秀的人品让汪辉祖深受上司赏识。上司数次想调他到富庶地区任职，但他淡泊名利，只想在偏僻贫困之地造福百姓。后来，汪辉祖调任道州知州，却因意外之伤未能及时赴任，被朝廷以迁延规避之罪革职。宁远百姓与官场师友们得知后，都为他感到惋惜。但他心态豁达，顺势回归故里，远离官场是非。
此后许多地方大员都开出重金邀请其入幕，均遭到汪辉祖婉言谢绝。汪辉祖深感幕道日下、吏治不清，于是将多年为幕做官的经验整理成册，写下《学治佐证》《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等官箴。
清朝学者洪亮吉称赞道：“计君一生，在家为孝子，入幕为名流，服官为循吏，归里后复为醇儒”，他的评价代表了当时社会各界对汪辉祖的看法。
古人最推崇“智圆行方”的处世之道。汪辉祖耿直做人，敢于据理力争，是典型的品行端方之人。入幕入仕期间，他事上驭下讲究方式方法，注意情理法的结合，圆通智术堪称一绝。与此同时，这位大清一秘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后世之人若能以龙庄先生为楷模，借鉴其为人做事的智慧，善莫大焉。第一章清心为治本——择幕求官的律己之心
治无成局，清心为本
欲行其志者，不可不立品
能辨吉凶者，不行非分之举
俭用以范家
广交游而不滥交游“信”乃为政之基，从幕之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是由信用构成的。人们通过货币交换商品，是因为承认了货币的信用力。日常的生产生活也处于各种信用体系中。例如出现不良消费记录的话，用户可能会被运营商列入信用黑名单，不再为其提供普通用户可以享受的服务。
道德伦理堪称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信用体系之一。品行优良者能得到社会更多的信赖，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至少在社会秩序正常时是如此。
古人特别强调道德教化，试图把人们培养成信用良好的有德君子。但遗憾的是，无论社会宣扬的主旋律价值观如何，实践效果与指导思想难免有所偏离。即便是能把孔孟经典倒背如流的读书人，最后也未必能成为合乎儒家规范的君子。
幕业就职者多为落第书生，正因如此，这个群体鱼龙混杂。而事实上，师爷的地位与作用十分特殊，更需要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来约束。
汪辉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取信于主官，才能直言进谏。想让主官听从自己的计策，首先得让对方不怀疑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坚信做人要以清心为本。唯有律己立品之人，才能彻底获得主官推心置腹的信任。
而汪辉祖强调清心律己不光出于求职就业的需要，也是为个人立身树立一个标杆。每次择幕就馆之前，他首先以严于律己的品行取信于人。而每次辞职去馆之后，他也继续保持清心律己。于是乎，一代名幕在官场上的口碑就此树立。一．治无成局，清心为本
读书人考科举是为了进入仕途，然后施展治国理民的抱负。汪辉祖也是读书人出身，自然怀着完全相同的儒者理想，但他也深知做个名垂青史的好官绝非易事。许多失足官员在最初也有一番雄心壮志，但在官场这口大染缸待久了，初心和良心往往都被染得漆黑无比。勿要为官，为官必贪，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尽管明知官场是口大染缸，但汪辉祖依然以入仕为目标。因为他很清楚，官场越是不尽如人意，越是需要清正廉明之人挺身而出。从事幕业不仅仅是为了衣食生计，更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有句谚语：“官断十条路。”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比较集中，同时履行多种职能，可以从各方面轻易断绝小民的活路。佐治主官的师爷也有同样的破坏能力。权力集中导致公务繁重，再加上清朝官员的理事技能整体偏低，地方官只能把许多具体事务委托给心腹师爷全权负责，自己只做个盖印的甩手掌柜。
师爷虽非正式职官，却常常替幕主审理案件、制作公文、管理印章，手中的实权不可小觑。汪辉祖有感于权力对人心的侵蚀，时刻提醒自己立心一定要正。《佐治药言》中有言：“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获，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正心乃为人之本，心正而其术斯端。此言操存有素。临事又以公私之别。敬慎之至也，勿误认有事方正其心以辞害意。”
为幕之人代替主官手执权柄，为公为私全在一念之间。再老练的师爷也有出纰漏的时候，但只要平时一心为公，舆论也会宽恕你的无心之过。那些以权谋私的人即使办事滴水不漏，但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就算不为公法所诛，也迟早会遭到天谴。所以，公门中人不能不端正自己的心思。心思端正才能以公正的态度处置政务。而不以私心妨害公理，也就不会落得个赃官恶吏的骂名。
汪辉祖这番话说得虽无干云豪气，却也实在得很。务实，一直是他最主要的优点。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眼高手低缺真才”是读书人普遍的毛病。儒家教义博大精深、提纲挈领，可是四书五经诞生的年代太过遥远，书中的常识早已与清代社会生活脱节。别的不说，五经中的《礼记》是汉朝儒家学者考证的西周礼仪（其实更多是经过春秋战国改革的礼仪），但异族入主中原形成的大清王朝，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一套礼仪风俗。也就是说，作为科考必读书目之一的《礼记》，在当时完全没有操作的可行性。
如此一来，考上科举的读书人未必真的有治国之能。少数佼佼者能在翰林院的庶常馆获得三年学习政务的机会。他们在完成学习后要经过“散馆”考试。如果文辞不工整或满文不及格就不能“留馆”，要么补授他职，要么放到外地做知县。科举出身的地方州县官员虽然满腹经纶，但学习的东西基本脱离基层实务。
由于清朝地方官员普遍不长于政事，难免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惠政”，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下场。在这个背景下，汪辉祖自然不会生出“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大儒豪情。
在汪辉祖眼中，做人“立心端正”比“才华横溢”更为根本。这种理念的源头来自北宋名臣司马光的人才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德才兼备者为圣人，无德无才者为愚人，德胜于才者为君子，才胜于德者为小人。后世儒者的人才观受他的影响颇深。
按照清朝世俗的主流观念，世人愿意宽容“有德无才”的君子，但恐惧并憎恶“有才无德”的小人。因为，君子只是好心办坏事，若能得到有才贤良辅佐，肯定能为百姓带来福利。小人则不然，才华越出色越能把“官断十条路”这句谚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小人不会找君子辅佐，只会与其他小人蛇鼠一窝，鱼肉百姓。
所以，汪辉祖特别强调做人做官应当先正心，树立一颗勤政爱民的公心，否则，就不堪为经世致用的儒者。
孔孟之道，仁政为本。仁政之要，首在爱民。尽管古时候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宋朝大儒张载也把“为生民立命”视为儒者四大终极追求之一（其余三个分别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许多儒门书生除了圣贤书之外，一不知经济民生，二不懂带兵打仗。故而世人常常讥讽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两汉之后的治国能臣，鲜有不学孔孟之道者。儒家学问虽不涉及军政司法与科学技术，但在其仁政观念指导下，人们却可以更好地将这些实用学问用于造福百姓上。
汪辉祖曾经在《学治臆说》中指出：“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不然，姑息者养奸，刚愎者任性，邀誉者势必徇人，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诚治于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则治术总归涂饰。有假爱人之名而滋厉民之弊者，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治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
时代一直在变，古今政策迥异。而且每个地域有自己独特的民生情势，没有万世不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治理模式可用。主政之人必须因时因地安排政事。法无定法，治无成局，只要效果好，就是治理有方。
在汪辉祖看来，能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能推行惠民政策，就是治理有方。儒家仁政讲究“生人”，即顺应民心，给予百姓希望得到的东西，舍弃百姓反感的东西。这也是孔孟先师主张以教化为主、少用刑罚的根本原因。
汪辉祖一方面继承了这种观念，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杀人而当亦谓之仁”的观点。这里的“杀人”当然不是对平民百姓滥用刑罚，而是指用刑罚杀死违法作恶的歹人。
通常来说，仁政的一大要义是忠恕，是宽赦犯罪的百姓，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这个美好的理想，屡屡被残酷的社会现实粉碎。汪辉祖办案无数，见过许多地棍滋扰善良百姓。他担任刑名师爷时极少判处罪犯极刑，不过对于该重罚甚至该杀之人，他也绝不姑息。刑杀恶人，除暴安良，这对守法百姓来说也是仁政。
但是，无论“生人”还是“杀人”，为官为幕者都应本着一颗公正的仁义之心。那种姑息迁就的态度会助长奸恶之徒的气焰，万万不可取；而内心刚愎自用之人会任性作为，迟早伤及百姓；贪图名誉之人会为了沽名钓誉而贪赃枉法；避嫌之人自私自利，毫无责任心，不会为民着想。
汪辉祖认为这几种人对治理地方毫无益处。他们内心都不光明磊落，所做之事不过是冒充政绩的面子工程罢了。打着爱护百姓的名义做出危害百姓利益的事，这样的官员不堪为地方父母官。
清朝一代名臣，嘉庆朝首辅、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王杰对汪辉祖有极高的评价：“子尝谓，子孙不以能文得官为贤，唯愿以知廉耻、明道义为贤，穷通知有命在，读书不为利禄，则出处俱可自信。年兄（指汪辉祖）与愚可谓同志者。”
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的状元郎，历任多个要职。他为官清廉，耿直刚正，曾参与审理大清第一巨贪和珅的案件。连他都把汪辉祖视为同道中人，可见汪辉祖的人品有多高洁。
王杰一方面很器重汪辉祖，另一方面又尊重其个人选择。汪辉祖辞官归故里时，不少朝廷要员想高薪聘请他做师爷，但他全都婉拒。王杰十分赞同其做法。
纵观汪辉祖的一生，始终贯彻着清心为本的做人思想。他不仅在做师爷时保持着清廉公正之心，成为正式的朝廷命官后也谨守着“为生民立命”的从政初心。可见，王杰对他的赞誉恰如其分。二．欲行其志者，不可不立品
老天最爱磨人才。汪辉祖年幼丧父，家境十分贫寒，考试运也不太好。为谋全家生计，他选择了落第读书人最常从事的工作——给地方官员做师爷。
当师爷有三个好处：其一，师爷的脩金（薪水）比较高，可以让全家衣食无忧；其二，师爷的任务是代替主官处置具体公务，可以锻炼出科举考试所不能提供的执政技能；其三，师爷是主官的左右手，通过主官能积攒官场人脉，若是有朝一日有幸做官，也有政界朋友照应。当然，得到这三个好处的前提是能被聘为师爷。
在过了最初的求职关后，从幕的士人还要面临同行的挑战。
在制度设计上，清朝地方官手中抓了各种权力。相应的，各类公务也随之变得繁多起来。前面提到，清朝官员的整体理政能力比之前朝代的官员下降不少。所以他们不得不依赖各种胥吏和幕友（师爷）来分担繁重的公务。
胥吏与师爷不是一个层级，不构成与汪辉祖的竞争关系。但主官往往会聘请好几个幕友来充实自己的幕府，根据各自的能力和人品来分配具体工作。在各种师爷岗位中，执掌司法狱讼的刑名师爷和负责赋税转输的钱谷师爷待遇最高、事权最重，也最得幕主信赖。因此，想要让幕主对自己言听计从，就必须比其他同僚表现得更加优秀。
总而言之，从事幕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取得幕主的信任，让他把自己安排到重要岗位上，不光是为了那多少不等的脩金，更是为了能让自己平生所学得以尽情发挥。汪辉祖对这一点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但他的思路不同于以曲意逢迎为手段的所谓“官场之道”，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以诚信品行赢得幕主的青睐。
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中有言：“信而后谏，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为主人忠谋，大要顾名而不计利。凡与主人相依及效用于主人者，率惟利是视不得遂其所欲。往往易为媒孽。其势既孤，其闲易生，稍不自检，毁谤从之，故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立品是幕道之本，下文素位自洁俭用慎交皆其条目，而尤重自洁。俭是立品之本，品立而后能尽心尽言。”
开头的“信而后谏”，用到了《论语·子张》中的一段典故。对于孔夫子的高足，儒家西河学派创始人卜子夏曾经说过：“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卜子夏的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先树立信用，然后再任用百姓做事；假如没能取信于民就行动，百姓就会觉得自己被虐待了。君子应当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再提出谏言；假如还没取信于君主就行动，君主会觉得自己遭到了诽谤。
汪辉祖的“立品”说，不仅是立世修身的警语哲言，也是为幕之道的真知灼见。
大家都知道对待朋友要讲诚信。假如失信的话，友谊也就到头了。师爷又称“幕友”，以此可见幕主并不是把师爷当成奴仆，而是当成共同谋事的师友。在社会各界眼中，师爷的形象大体上是圆滑、刻薄、精明、斤斤计较的负面形象。但汪辉祖非常明白，玩弄小聪明是末流做派，只有信用度够高的师爷才能成为幕主的心腹。师爷不光要把幕主当成上司来尊敬，还应该与之诚意相交。这样双方合作才能更加融洽，事业才走得更远。
师爷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向幕主献计献策，经过商量，幕主同意之后再全权执行已定计策。因此，师爷的价值大小，主要反映在幕主采纳意见的多少。
但凡做师爷的人，都生就一副装满谋略的头脑。要想在竞争中胜出，除了让计策比同僚更高明外，最关键的还是“立信立品”。汪辉祖总结的诀窍是只考虑名节而不必计较那些得失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师爷与幕主，甚至人与人之间，都是以利益为纽带的交易关系。幕主需要师爷的知识技能，而师爷需要幕主发放的脩金。一个供应银两，一个贩卖计谋，所谓各取所需。所以，投奔幕主的师爷多为“以幕养学”之人，总会或多或少有牟利之心。为了谋求幕主信任，他们会绞尽脑汁宣示忠诚，什么溜须拍马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这种“会来事，会做人”的师爷，也的确容易讨得幕主欢心，一时之间顺风顺水。
然而，以交易相结交者，必定会因交易破裂而散伙。那些唯利是图的师爷一旦发现不能达成愿望，就会与幕主心生隔阂，甚至做出一些有损幕主声望的事情。最终东窗事发，宾主两败俱伤。
汪辉祖主张“顾名而不计利”，指的就是爱惜名誉，不要迷失在追逐蝇头小利的歧路上。因为师爷与幕主是一体共生的合作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幕主的不检点会牵涉到师爷的前途安危，而师爷的胡作非为也会让幕主面临牢狱之灾。所以，一名优秀的师爷平时就该树立良好的品行，取信于幕主，忠诚地为其谋划计策，该提意见时绝不曲意逢迎。这样做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古人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就实而论，古代的农工商文教体等实业不如当代发达，除了做官施政之外，也没有太多布惠于民的好手段。故而读书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仕途，哪怕是以幕友之类的特殊形式“曲线救国”，也要栖身于衙门之中。
假如抛开具体的职务身份来说，科举出身的朝廷命官与科场失利的幕友，都是被儒家孔孟之道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以施展执政治国的抱负为最高人生追求。这也是众多落第士人甘愿从事幕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悲观地说，就算一辈子考不上科举，有经世济民志向的读书人还可以辅佐一位廉明的主官，在青史留下一页美名。例如北宋著名清官能臣包青天身边那位机智博学的公孙策师爷，就是这种社会思潮下诞生的文学形象。
汪辉祖从幕多年，却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为幕。这毕竟不是入仕正途。尽管汪辉祖更多地把幕业视为养学的饭碗，但他也并未因此荒疏对幕主的辅佐，甚至比那些决定终身以幕为业的师爷更加勤勉尽责。“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汪辉祖十分看重这点。何为幕友之品？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以信用佐治，以诚意相交，公事不迁就，私托不接受。
乾隆朝前期的一流名臣，东阁大学士陈宏谋在《在官法戒录》中说，主官与胥吏的理想关系是——“共事公门，朝夕相对，有朋友之谊，即当有体恤之情”。陈宏谋在各方面对汪辉祖影响很深，也包括这个理念。只不过，陈宏谋讲的是主官与胥吏，而汪辉祖将其引申为主官与师爷的理想关系。
佐治政务的师爷，虽然称呼主官为主人，但并不是真正附庸于主官的奴仆。奴仆没有选择主人的自由，而师爷可以“良禽择木而栖”。明清师爷的性质，有点像先秦时代的门客。按照春秋战国士人的主流价值观，门客事主君以忠诚，主君事门客以英明。这是一种双向选择所形成的盟友关系。故而主君与门客相敬如宾，亲密如友，在庙堂与沙场之上共进退。譬如著名的晋国刺客豫让，在中行氏、范氏家里当门客时表现平平，却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舍命替智伯报仇。理由无他，智伯拿他当心腹之士对待而已。
清朝人不似先秦人那般崇尚节烈敢死的价值观，而是更在乎个人利益得失，所以很难形成那种背靠背的、朝着共同理想携手奋斗的盟友关系。
汪辉祖的为幕之道没有完全照搬春秋大义，却又比寻常幕友更为真诚。他明白只有与幕主建立长期互信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佐治才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终身律己立品，在幕业中打出了忠信敬事、精明干练的品牌。若非如此，汪辉祖也不会成为人人争相效仿的一代幕学大师。三．能辨吉凶者，不行非分之举
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哪怕是悍不畏死的猛士，也不可能愿意天天活在凶劫中。人们烧香拜佛放河灯，无非是祈求一个吉利的好兆头。无论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如何变化，祈福的方式如何调整，吉凶观念都牢牢地占据了我们的头脑。
变幻莫测的未来，让人充满了不确定感与不安全感。古代人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认识不如今人深刻，往往通过占卜算卦来卜问吉凶。据史书记载，上至天子，下至万民，都会为大事占卜吉凶，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例如周武王发动灭商之战前曾经占卜战事吉凶，结果却是不吉。就在诸侯群臣打算放弃之时，姜太公一脚踩碎占卜的龟甲，力排众议进兵朝歌，这才让周军赢得了关键的牧野之战。
汪辉祖作为一个饱学鸿儒，自然也颇懂吉凶祸福之类的神秘文化知识。他本人也常常求神算命卜问吉凶，一来增加心中底气，二来也是想了解上天给自己定下了何种“宿命”。也就是说，对于当时所有人都信奉的风水问题，汪辉祖同样也非常重视。
按照传统观念，墓地风水的好坏与子孙的祸福是直接挂钩的。古代社会把偷坟掘墓定为重罪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这种犯罪行为会祸及墓主全家甚至子孙后代。汪辉祖曾多次为亲族成员选择墓地，并买下一块吉地做汪氏族人的公墓。
与普通官民相比，汪辉祖的吉凶观有一定的灵活性。
他信奉天道鬼神的理由，正如道家创始人老聃所说：“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秦朝官府培训吏员的教材中就有辨识吉凶用的《日书》（战国版《老黄历》）。清朝虽然不再拿这类书籍做社会风俗的教材，但官吏们在执政时也依然顺应根深蒂固的古老民俗。汪辉祖和普通人一样烧香拜佛选墓地，也不乏幕友体察民情风俗以便施治的考量。
然而，老聃在《道德经》中还说过另一句话：“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可见，老聃不否定鬼神存在，但坚持“以道莅天下”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吉凶问题上，“道”高于“鬼神”。而大儒汪辉祖也是这样看的。
什么是“道”？这个字在诸子百家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汪辉祖选择的是儒者之道，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经世理民。官场多险恶，宿命有吉凶，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迎难而上，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按照古代神秘文化学派的观点，“命”是上天注定的，“运”却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通过辨认吉凶，避开凶厄，把握福祉，就能积累更多的好运，弥补“命”的不足。
汪辉祖算命后得知自己“运利于水”，所以在从事幕业的数十年中一直没离开江浙等带“水”的地方。他甚至认为，在湖南宁远做官顺利，是因为宁远古称“冷道”（两点水），后来调任到与“水”不挂钩的道州就不走运了。
尽管对“运利于水”的说法深信不疑，但汪辉祖无论为幕还是做官，都没有靠占卜问卦来处置公务。在他看来，真正的吉凶不在风水，而在于人事。特别是公门中事，求神算命可以预知天命吉凶，但只有律己立品才能真正趋吉避凶。此外，大丈夫为所当为，以道义公理为本，不因吉凶祸福而犹疑。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指出：“趋吉避凶，理也。公而忘私，不当存趋避之见，惟贪酷殃民，业业脞矿职，及险诈险谋，因而获罪者，咎由自取。外是则皆命为之矣。然福善过淫，天有显道，以约失鲜至觉不罹大戾，恣行威福之人，幸保今名，百无二三。不败则已，败必不止发黜。能辨吉凶者，为吾分之所当为，而不为吾分之所不当为。自符吉兆而远凶机，趋避之道，如是而已。”
趋吉避凶是万世不易的道理，没有谁喜欢凶兆和劫数。然而为官之人担负着一方安危，应当以公事为重，忘却私意，不该存在什么趋吉避凶的念头……汪辉祖一上来就把趋吉避凶的观念当成负面因素来批评，是不是对官员过于苛刻了呢？
一点也不算苛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地方长官与幕友接触辨识吉凶的学问，是为了掌握民情，更好地治理社会，当然不可存趋吉避凶之念。老百姓出门办事可以挑选个黄道吉日，碰上“诸事不宜”就索性躲在家里避开凶兆，但是官府却不可以这样做。古代官府行政与司法不分，百姓上诉告状，官员和幕友若是以今日“不宜诉讼”为由拒绝受理，分明是渎职之举。
此外，为官任事面对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官吏若有太多趋吉避凶的心思，就会有意回避那些费时费力却利泽百世的惠民措施，也不会认真处置繁琐曲折的民间纠纷。如此一来，官府就会沦为只收赋税不干事的寄生机构，除了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外，完全无法履行公共治理职能。而这也恰恰是吏治整风的重点打击对象。
正因为如此，平时也去占卜算命的汪辉祖力倡官员要公而忘私，为了履行职责不惧任何凶险。在他看来，这既是执政之人的本分，也是佐治之人的义务。
当然，汪辉祖也不是要求公门中人完全远离吉凶。当时有一句民谚叫作：“刑名吃儿孙饭”。在清朝人看来，常人多做善事，可以为子孙后代积累阴功，而刑名幕友主持阴气沉沉的刑杀之事，会损伤不少阴德。这就是说，刑名治狱之人不但无法为后世积德，反而提前消耗了子孙的福报。这种观念导致许多读书人对刑名师爷的职位敬而远之，就连汪辉祖也不大赞同族人子弟从事幕业，尤其是主持刑罚的刑名师爷。
不过话说回来，汪辉祖认为官吏的吉凶观应当以人事为本。具体而言就是，律己立品，洁身自好，遵纪守法。能把人事做好，哪怕是刑名师爷也能补回一些自己的福报，最起码不会遭致恶报。
老百姓通常觉得衙门里面尽是黑幕。官员贪婪残酷，胥吏压榨百姓，为了捞钱可以使出五花八门的阴谋诡计，为了满足贪欲可以逼得百姓倾家荡产。汪辉祖断定这些赃官污吏就算不被朝廷法办，也会遭到上天报应，最终落得个咎由自取的下场。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行善积德之家，必定会获得更多福祉，纵然不是大吉大利，至少也能消灾渡劫；为非作恶之家，必定会招致更多凶劫，纵然能得意一时，也逃不过天道轮回。
那些奸恶之徒，平时骄奢淫逸，多行暴虐，却想靠占卜算命趋吉避凶，保全一个好名声。这样的奸恶之人能成功的一百个里面也不过两三个。他们所做的坏事一旦败露，只怕不光要被罢官免职，说不定还会殃及家人和子孙后代。
既然如此，那什么才是正确的趋吉避凶方法呢？
真正擅长辨别吉凶的人，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本分之事，什么是不能做的非分之事。本分之事勤快去做，非分之事切莫涉足。能做到这两点，自己的言行举止就能符合赏善罚恶的天道。顺应天道之人，自然能得到上天庇佑。在汪辉祖眼中，真正的趋吉避凶之道并不玄虚，不过是立品守正，勿做非分之事罢了。
事实上，汪辉祖是个善于趋吉避凶的人。他的吉凶观表面上顺从天道宿命论与因果报应说，实际上处处以“人事”为本，立足于人们平时的所作所为。
虽然在古人眼中每个人的天道宿命是固定的，无法逃脱，但“运势”是可以通过努力而改变的。在某种程度上，多灾多难的“命”也可以靠修德积善所带来的“好运”来弥补。反之，大富大贵的“命”也可能为作歹损阴德而招致的“厄运”所抵消。
赃官污吏和地棍恶霸也有吉凶观念，只不过他们趋吉避凶的手段不是律己行善，而是一面胡作非为，一面烧香拜佛，弄得好像神佛都是“收人贿赂，替人舞弊”的腐败分子。这种做法在汪辉祖看来，恰恰与天道背道而驰，真正亵渎了无处不在的神明，反而会招致祸端。因此，他始终律己立品，修德守节，最终平安走过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为时人与后人树立了不朽的榜样。四．俭用以范家《大学》讲的内容不是古代高等院校制度，而是儒者的人生进阶路线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所有的古代读书人都是沿着这一条人生进阶规划图前进的。只不过，能治国平天下的人少之又少，许多人甚至连修身齐家都做不好。
为幕之人以学问计策换取主官发放的脩金。他们的收入在读书阶层中比较高。再加上久居官场，社会关系复杂，幕友往往向往风雅奢华的享乐生活。这在汪辉祖看来，并不是什么可取之事。
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中有言：“古也有志俭以养廉，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卖文之钱，事畜资焉。或乃强效豪华，任情挥霍，炫裘马，美行滕，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优童，狎娼妓，一咽之费，赏亦数金，分其余赀，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闻。”
假如汪辉祖活在今天，把这一段话以长微博形式发出，想必转发、评论、点赞的人会有很多。特别是那些生活不得志的落第读书人。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古代的贤能是这样教诲子孙修身齐家的。想要躬行其志向，就得先树立良好的人品口碑。口碑好了，主官才会信任你，聘用你，对你言听计从。立品贵在律己，律己先得清心，清心首在节俭。倘若沉溺于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心思必然不能保持清静，行为难免放荡不羁，律己立品也就无从谈起。
寻常幕友的生活观念是赚了钱就花，以及时行乐为最高。汪辉祖始终铭记自己是“以幕养学”，而不是“以幕养奢”。他对幕友的角色与处境，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
读书人靠做幕僚维持生计，虽然能得到不少脩金，但职业并不算非常风光。选择从事幕业的人，几乎都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也没有丰厚的家财。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举荐、恩荫、捐纳、军功等途径做官，唯有科举一道可走。偏偏科举又受挫，才不得不辞别父母妻儿，跟随幕主在公门谋生。说穿了，这也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幕友通过贩卖计谋来赚高工资，若是平时勤俭节约，把银两积蓄起来，也可以积累一笔较为宽裕的家财。这笔家财养活全家没问题，也能为自己参加下次科举提供所需经费。
虽然在汪辉祖看来，勤俭节约是治家的正道，但并非所有的幕友都这样认为。
汪辉祖辅佐过多位幕主，大部分同事都是不知俭用范家的享乐主义者。他们的脩金未必比汪辉祖高多少，却效法豪富的奢靡生活，肆意挥霍钱财，经常炫耀自己买下的裘衣和良马。更有不懂洁身自好的人，招养优童，猥狎娼妓，放纵淫乐。他们越是摆出挥金如土的富豪做派，就越是偏离寒门士子的本色。
吃一次豪华酒席，光是打赏小费就要花掉好几两银子。而汪辉祖最初在松江金山县做书启师爷时，一年的脩金为三十六两银子。你看，吃一次豪华酒席，就抵得上县政府书启师爷一两个月的工资。若是隔三差五地高消费，很快就会把钱花光的。
让汪辉祖非常鄙夷的是，那些乱花银子享乐的幕友对自己家人反而非常抠门。吃喝玩乐之后，才把剩下的钱用于供应家人生活。特别是那种花天酒地的人，家里往往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对家人的生活置若罔闻，可谓无情无义。这样德行败坏的家伙，又怎能不被熟知底细的故交鄙视呢？
也许有人会说私生活是个人自由，与公事无关。但汪辉祖久处公门，对此另有看法。
他在《佐治药言》中严肃地指出：“当其得意之时，业为职者所鄙。或一朝失馆，典质不足，继以称贷，负累既重，受恩渐多。得馆之后，情牵势绊，欲洁其守，终难自主，习与性成，身败名裂。故吾辈丧检，非尽本怀；欲葆吾真，先宜崇俭。”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却是难之又难。人一旦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就会食髓知味，难以抽身。当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奢靡时，他们不会省吃俭用，反而会选择靠着典当抵押过日子。假如家里穷到连能够典当的东西都没有了，他们就只能靠借债度日。长此以往，重债压身，同时接受他人的恩惠也越来越多。
这种人在幕府找到工作后，必然被人情牵累。债主会挟恩要求回报，迫使他们以权谋私。到那个时候，他们就算想痛改前非，坚持操守，也早已无能为力了。且不说长期的恶习难以纠正，就算能纠正，也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
根据汪辉祖的总结，奢侈作风至少有两大害处：
其一，奢靡的家风背离了儒门士子应有的为人准则，少不了被亲友们鄙夷。
其二，一旦失去经济来源，就不得不以借债典当度日。债务像滚雪球一样增多，他人的恩惠也累积如山。假如有朝一日重新被聘为师爷，不免碍于人情世故，难以据实断事、秉公执法。
于私受制于人、遭人唾弃，于公不能坚持原则、施展抱负。
汪辉祖认为人的悲剧源于平时生活的不检点。若想保持自己的真实本色，挺直腰板做人，必须发扬勤俭节约的家风。他在《佐治药言》中说：“古人云：人之于财，常患其来处少，而不知其病在去处多。每见小席脩微，尚堪仰事俯畜，而千金大多幕，反多支纳。甚或有困窘败检者，正患去处之病耳，故欲洁和必先俭用，合下条看。”
理财持家无非是把握好开源与节流两关。汪辉祖发现那些脩金不高的师爷足以养活父母妻子，反倒是脩金上千的大牌师爷因支出过多而陷于困窘。他由衷感慨道，读书人若是自己不保持节俭，就不足以做全家的表率。 汪辉祖还在《佐治药言》中说：“身自不俭，断不能范家。家之不俭，必至于累身，寒士课徒，数月之脩少止数金，多亦不过数十金，家之人，目其艰，是以节啬。相佐游幕之土，月脩或至数十金，积数月寄归，则为数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爱惜，其后或至浪费，得馆仅足以济失馆，必至于亏，谚所谓搁笔穷也，故必使家之人皆知来处不易，而后可以相率于俭，彼不自爱者，其来更易，故其耗更速，非惟人事，盖天道矣。”
在儒家理念中，修身是齐家的基础，齐家是读书人最初级的功业。假如自己都奢靡享乐，根本不可能让家人学会勤俭节约。家庭生活若不节俭，最终会累及到自身。
没有背景的穷书生办学馆教学生，几个月辛苦下来也不过能挣几两银子，最多也不过几十两银子。家人目睹赚钱之艰辛，所以在平时花费时也就特别省吃俭用。
而那些在幕府佐治的读书人，收入状况比教书之人要好得多。每月的脩金就能达到几十两，积累几个月，寄回家的钱财也就比较多了。家人只知道来钱多，却不知这钱赚得辛苦，所以用起来没有节制，铺张浪费。到头来，幕友在府中的劳动收入基本上都被家人花光了，甚至可能会陷入亏损。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放下笔就穷”（搁笔穷）。
因此，必须让全家所有成员都明白挣钱的艰辛。唯有如此，家里人才能领悟到勤俭持家的重要性。那些不懂勤俭节约的人，钱来得容易，去得更轻松，不光是个人咎由自取，大概也符合上天的法则吧！
需要指出的是，汪辉祖提倡的节俭与吝啬有很大区别。他在《双节堂庸训》中说：“俭，美德也。俗以吝啬当之，误矣。省所当省曰俭；不宜省而省，谓之吝啬。顾吝与啬又有辨。《道德经》‘治人事天莫若啬’注云，‘啬者，有余不尽用之意。吝，则鄙矣。’俭之为弊，虽或流于吝，然与其奢也，宁俭。治家者不可不知。”
该节约的地方节约，这叫作节俭。不该省钱的也省钱，这叫作吝啬。“吝”与“啬”也有区别。啬是指有节余而不用完；吝则是真正的抠门。节俭若是超过必要的度，就会沦为“吝”。不过，汪辉祖认为不能因此而否定节俭。
由于终身保持俭用的习惯，汪辉祖的家道渐渐殷实起来。他从幕多年，不乱花一文钱，虽未发大财，积蓄却也足够养活全家，甚至为族人慷慨解囊。汪氏族人中，凡是绝后之人，汪辉祖都出资为其购买基地。嘉庆皇帝于即位元年（1796年）颁布恩诏，命地方推荐“孝廉方正”。萧山乡绅十余人上书举荐汪辉祖为“孝廉方正”，罗列了其十四项德行，其中就包括“关爱亲族”。
在清朝，只有新君登基之时才会举孝廉方正，由此可见，这是清代士人莫大的荣誉。当时的萧山县令方于泗、绍兴知府高三畏、浙江督学阮元等人都表示赞同。此事本已是板上钉钉，然而，汪辉祖出于种种考虑，还是婉拒了众乡亲的好意。尽管如此，他的高风亮节依然让萧山县官民引以为傲。
俭用足以范家，此言诚不欺也。五．广交游而不滥交游
人际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现代职场中，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往往被视为员工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对于从幕之人来说，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亚于肚子里的学问。人脉不通，就馆困难。这是所有幕友的共识。事实上，想做师爷这一行并不容易，第一道坎就是幕业人脉。
就算你不认识汪辉祖，最起码也应该听说过“绍兴师爷”。纵观清代幕业，做师爷的未必全是绍兴人，但“无绍不成幕”的民谚足以说明绍兴人对这一特殊行业的强大主宰力。其实早在明朝，绍兴人就以精通幕学而闻名于朝廷的六部各院。幕学多由世家传承或以师带徒的方式延续，绍兴同乡自然有机会获得冠绝诸省的幕学技能。绍兴人还特别讲究同乡帮衬，通过拉帮结派几乎把其他地方的读书人排挤出了幕业。由此可见，“绍兴师爷”之威名正是来自于同乡交游、相互帮衬。说得不雅一些就是地域小圈子扎堆。
作为绍兴师爷中的第一流人物，汪辉祖也很清楚交游对打通人脉的好处。若能得到绍兴老乡会的推荐，读书人就有更多的就馆机会。然而，他在主张“广交游”的同时，还主张“慎交游”。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广交游，通声气，亦觅馆一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交太滥，致有不能自立之势，又不若轻便自守者转得自全。且善善恶恶直道在人，苟律已无愧，即素不相识之人，亦未尝不为引荐，况交多则费多，力亦恐有不暇给乎。交而曰慎，择损益也，滥交不惟多费，且恐或累声名。”
广交朋友，互通声气，这也是读书人寻找就馆机会的一种常见手段。但是，汪辉祖说此法不一定都可靠。
人生得一知己，就可以无憾了。然而志趣相投、同心同德的益友，怎么可能轻易找到呢？可如果交友太过泛滥，致使自己无法独立自主，倒不如做个固执己见、闭塞于一个小圈子的人，这样反而更能保全自己。
世间万事，过犹不及。古人非常重视交友之道。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该绝交，都有一套完整的经验。例如南华真人庄周有言：“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礼记·表记》中也有这样的言论：“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保留各自的生活空间，需要帮助的时候则仗义出手。表面上看起来关系疏远，实际上情义深厚。而小人整天黏在一起，看起来亲密无间，但一碰到事情就作鸟兽散。所以，古人推崇“淡以亲”的“君子之交”，而不赞成那种只求表面亲切的立足于利害计较的人际关系。
从幕之人广交游，通声气，是为了寻找一份好差事，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而汪辉祖则更倾向于交几个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其他人脉没必要过多扩展。与其因交游太滥而失去了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不如“孤僻”一点，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受干扰。
对于如何与他人搞好关系，汪辉祖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律己立品，行善积德，自然讨人喜欢，自然有人愿意帮助你。
除了少数三观不正者，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善良之辈，厌恶奸恶之徒。按照天道轮回的原理，做好人有好报，做恶人有恶报。选择做善人还是做恶人，全凭一己之念。假如平时严于律己，不做亏心事，那么就算是素不相识的路人遇见了你，又何尝不想引荐你入馆呢？
积善之人，自有人助。光是广交游而不做善事，那么知名度虽然高，他人却未必会愿意举荐你入馆做师爷。绍兴老乡会重视乡谊不假，却也不会随便向官场举荐没有操守的同乡，以免连累整个绍兴幕友群体。所以说，广交游不如结善缘。
况且，按照上述的俭用原则，应当尽量少把工资花在无谓的人际应酬上。读书人交游越多，应酬所花费的钱财也越多。每个人的时间和钱财都有限，恐怕无力承担过多的交游吧！花费多了，自己家负担重；花费少了，别人又会说你不够朋友。所以说，交游应当慎重，千万要选择合适的人作为结交对象。滥交朋友不光花钱如流水，恐怕还会令自己落得个不好的名声。如此一来，反而不能打通人脉，顺利就馆。
就馆之后，是否应该多和官场同僚结为死党呢？不，汪辉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甚至也不主张攀龙附凤、巴结上司。
他在《佐治药言》中说：“登高之呼，其响四应。吾辈声名所系，原不能不藉当道诸公齿牙奖借。然彼有相赏之实，自能说项。如攀援依附，事终无补，非必其人自挟资自大也，即甚虚怀下士而公务殷繁，势不能悬榻倒履，司阍者又多不能仰体主人之意，怀利投谒，徒为若辈轻薄，甚无谓也……总之彼须用我，自能求我，我若求彼，转归无用，故吾道以自立为主。自立是敦品励学，求其在我。”
如果站在高处振臂一呼，响应你的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达官贵人好比是高台，只要给师爷点个赞，师爷在官场上的声誉就会顿时响亮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幕友极力依附幕主的根本原因。
汪辉祖认为理是如此，但却没必要这么做。他更相信勤勉刻苦才是最好的升迁之道，攀龙附凤反而不好。
假如你的实际表现能与权贵之人的赞誉相符合，自然能在政坛得到更好的名声。若是直接去攀援依附这些权贵之人，实际上对自己帮助不太多。
此话怎讲？身份显贵之人大多眼高过顶，目中无人，他们往往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比较蔑视。当然，也有不因身份尊贵而托大的有识之士。不过，官府公务繁忙得很，纵然招聘了几个幕僚辅佐，工作依然很紧张。即使他们的确有礼贤下士的情怀，也会因为太忙而没法抽时间接见士子。
春秋战国时期处处弥漫着“敬士”之风，一个外邦来的寒门士子可以直接向国君或权臣游说献策，看门的仆役大都会通报主君。游说者的运气好的话，可以被拜为客卿，运气坏的也能得一笔路费赞助。
但大清朝不是春秋战国，寒门士子想要游说显贵，他们的仆役门人未必能放行。这些仆役大多不能体察主人的敬贤礼士之心，生就一副狗仗人势的嘴脸。那些读书人带着名片请求拜见主人时，往往遭到这些宵小之辈的轻薄与羞辱。
在汪辉祖看来，读书人拿着名片四处求人收留，实在是有失水准的无谓之举。他认为：那些头面人物真打算用人时，自然会来邀请我们；我们若是主动拜见，反而容易做无用功。由此可见，汪辉祖的处世之道以自立为主，巴结朋党、攀龙附凤绝非他的作风。
历史证明，脾气耿直的汪辉祖没有在官场受阻，反而越混越受欢迎。一方面，他的业务能力实在是出类拔萃，特别是做刑名师爷时，审案明察秋毫，论罪兼顾情理法；另一方面，汪辉祖洁身自好，律己立品，始终保持极高的诚信度与人格独立性。当时许多从幕之人以钻营求发达，以攀龙附凤为能事，这让以自立为本的汪辉祖在口碑与才能上可谓鹤立鸡群，自然比那些滥交游的攀附者更能进入朝廷大官的法眼。第二章良仕择主而事——入幕事主的恭上之学
佐人以为治，入幕宜谨慎
就馆宜慎，不合则去
尽心事主，做事办案勿分畛域
忠言直谏，报德莫如尽言
读书贵致用，公事当精熟
称职在于勤
宾主各有本分
在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上司之间的关系。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自从官僚制度诞生以来，主官就有罢免属吏的权限。吏员的升贬基本上都要由主官的意志决定。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主官升贬属吏必须符合律令要求并要走完严格的法定程序。倘若不幸遇到政治昏暗的时代，主官就会无视法制，肆意妄为。因此，属吏们常常对主官阿谀逢迎，多方行贿，以求获得一个保护伞，方便自己以权谋私。
胥吏奉行奴性十足的恭上之学，是因为其对官场有高度的依附性。而师爷的情况不同。
如果说胥吏是长官的爪牙，那么师爷就是长官的心腹。师爷不是正式的朝廷命官，与幕主是雇佣关系，而非完全依附于幕主的仆从，在官场的自由度也略高于胥吏。最起码，胥吏不能选择自己的长官，而师爷可以自由选择给谁当文胆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师爷的事上之道可以不卑不亢，不需要违背良心道义替贪官恶吏背书。
可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常伴主官左右的师爷们，也往往与胥吏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不少师爷为虎作伥，与幕主沆瀣一气、危害一方。这也是当时社会各界认为做师爷（特别是刑名师爷）有损阴德的主要原因。
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就没饭吃吗？汪辉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从幕多年，始终正直坦荡，恭敬事上而不抛弃原则。按照世俗观念，这样的人注定要被官场“逆淘汰”。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汪辉祖不但没有像诸多正直吏员或幕友那样被埋没，反而在官场如鱼得水，屡屡受到上司器重。“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并没在他身上生效。其中奥妙在于汪辉祖那一套独特的恭上之学。一．佐人以为治，入幕宜谨慎
汪辉祖从幕三十四年之久，先后辅佐幕主十六人，兢兢业业，多有善政，也得罪了不少人。他毕生致力于推广幕学，弘扬为吏正道。这与清朝吏治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清朝地方官的来源有多种途径，科举是最主要的入仕渠道，军功、保举、恩荫、捐纳也是清朝官员的重要来源。然而，通过科场层层拼杀出来的官员，一心只读圣贤书，摆弄八股文，满肚子诗文，却普遍缺乏最基本的执政技能。科举考试的题目从儒家《四书五经》中出，考试内容既不包括法律政令，也不涉及经济理财，所以，文化素养较高的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不具备实务能力。而从其他途径入仕的官员，文化素养较低，更加玩不转千头万绪的地方政务。
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催生了以“绍兴师爷”为代表的幕业。因此，清朝司、道、府、州、县各级衙门，无不聘用师爷协助理政。由于地方官大多不通律令与财务，辅政的师爷几乎成为地方行政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特别是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在师爷行当里堪称最重要的两大岗位。
长期从事幕业的汪辉祖非常重视对幕学的研究，他认为幕友是官员的左膀右臂，其使命是“佐人为治”。汪辉祖的朋友邵晋涵也曾指出：大清吏治靠的是幕宾（师爷）、书吏、随从三类人，官员实际上是坐拥虚名。
师爷“佐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补充幕主缺乏执政技能的缺陷。
清朝是马背上取天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族官员不熟悉汉文化，更不精通公文律令。而那些科举入仕的官员，早年专心于读书科考，对国情民生与公文律令同样陌生。此外，清朝加强了任职回避制度，候选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只能在五百里以外的地方补缺，空降到外地的官吏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无从开展工作。
清朝地方官权力比较集中，政、军、财、司法等工作都管。如此繁重的工作，哪怕是精通实务的能臣也不得不启用群吏协助工作，更何况那些只知孔孟不通政事的官员呢？如此一来，世代钻研刑名文书、官场经验丰富的师爷就有了用武之地。
师爷大多出生于当地，或者在当地侍奉过几任官员，他们深知风土人情与地方弊政，无论是打理日常政务，还是制定新政方略，都是一把好手。无论哪种背景出身的官员，都需要这些政务专家来替自己处置公务，否则，地方官府根本无法正常运作起来。
其二，纠正幕主的决策错误。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写道：“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获，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这段话的大意是：遇到模糊的案情，官员断案的选择就有很多种，让刑名师爷来负责断案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断案的准确性可能得失参半。引起争论的是公心与私心的差别。如果用心公正，就算断错了案，也是无心之过，会被社会舆论宽容对待；假如包藏私心，就算歪打正着办对了案，也必遭天谴。所以，佐治之人的用心不能不正。
由于官员大多不熟悉大清律例，或者出于私心，或者限于能力，可能会制造一些冤假错案，这时候就需要用心公正且业务精熟的师爷来纠正幕主的错误。对下保护无辜百姓的合法权益，对上避免幕主因错断冤案而遭受刑罚。汪辉祖脾气亢直，责任心强，屡次为了一桩案子据理力争，甚至不惜反驳上司批复。时人戏称他为“汪七驳”，却又尊其为决狱“神君”。
其三，帮助幕主督察群吏的不法行为。
如前所述，清朝吏治是靠幕宾、书吏、随从三类人实际操持的，因此，吏治腐败问题有时候不是长官贪赃枉法，而是众书吏勾结地方豪强恶霸所致。正所谓清官难逃滑吏之手，清正廉明的长官因业务能力局限不得不依赖一群书吏施政，如此一来，群吏就可以利用授权欺上瞒下，蒙蔽长官的视听。为了督察群吏，官员往往会借助师爷的力量。
汪辉祖说：“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做师爷的不光要“佐官”，还要能“检吏”。与地方空降的长官不同，师爷大多是本地人或者是在本地居住已久之人，社会关系无孔不入，且刑名钱粮一干事务无所不精，书吏们既不能把师爷架空，也不能在业务上糊弄师爷，可以说，师爷是群吏的天敌。因此，替幕主约束及督导书吏，也是师爷的一项重要职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乾盛世”离不开师爷们的贡献，甚至在后来的“同治中兴”中，湘军领袖曾国藩等名臣，也少不了师爷们的鼎力支持。
既然师爷这个职业如此重要，那么有志经世济民安天下的读书人是否应该将幕业作为奋斗目标呢？
研究幕学最深的汪辉祖，恰恰并不赞成读书人从事幕业。他在幕学名著《佐治药言》中公然写道：“勿轻令人习幕。”汪辉祖亲自撰写幕学文章，从事幕业多年，却又不赞成后辈读书人研习幕学。他没有人格分裂，其观点反而更符合当时的主流态度。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有这样的言论“吾辈以图名本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然幕中数席，唯刑名、钱谷岁脩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止四五十金者，一经入幕，便无他途可谋，而幕脩之外，又分毫无可取益。”
汪辉祖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他原本是想通过科举考试做个有编制的朝廷命官，但最终迫于生计，不得不通过从事幕业来谋生。在他看来，三百六十行里唯有幕业这条路与读书最为接近，故而很多科考不顺的读书人从事幕业。在那个年代，做教书先生（童子师）的年收入不过百金，而幕业收入要多出许多，特别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
由此可见，汪辉祖选择从事幕业，不是出于个人理想，完全是为现实所迫的结果。他走的是当时常见的“以幕养学”路线。在多年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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