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背后的中国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杜卫民田率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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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背后的中国历史试读：

北京人头盖骨之谜

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更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寻找人类祖先的风潮，从欧洲到非洲的广大区域，遍布了西方探险家的足迹，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的起源仍然是未解之谜。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将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而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开始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921年，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物中发掘出两颗人牙，确定为人属。这一发现引起了西方科学界的注意，随后，1927年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在周口店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当年又发现了一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三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之前从未见过的古人类定了学名──“北京中国猿人”，后改称为“北京直立人”。北京人头盖骨（复制品）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就在B.步林主持发掘的第二年，考古现场新来了两位精明强干的青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裴文中。杨钟健刚从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裴文中也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高才生，他们不仅精神百倍，更是身怀绝技。发掘工作到了1929年的冬天，工作人员在发掘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一个小洞。为了探明究竟，裴文中只身钻入洞中，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这些发现给大家注入了兴奋剂，裴文中决定继续深入挖掘。12月2日下午4点，就在工作人员不畏严寒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突然，裴文中的手铲下露出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考古队顿时沸腾了，大家不顾天色昏暗，寒风凛冽，终于将整个头盖骨发掘出来。一夜无眠。第二天裴文中就向北京的地质调查所汇报了这一惊人发现。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将北京人头盖骨护送至北京城内。这是在周口店发现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震动了世界学术界。1936年，贾兰坡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3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是世界古人类考古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然而，这些珍贵的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神秘失踪。

北京猿人的化石标本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日本全面侵华之后，为了防止北京猿人化石落入日寇的魔爪，在裴文中和瑞典人类学家魏敦瑞的提议下，中国政府同意把北京猿人化石运到美国暂时保存。1941年11月20日下午，协和医院负责文物库房管理的胡承志接到命令将化石秘密装箱。北京猿人的5件头盖骨、10余件下颌骨、10余件面骨、100余件牙齿及少量肢骨等化石，全部装进了大木箱，并贴上了封条，运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预定12月8日乘列车抵至秦皇岛，再登上“哈里逊总统号”军舰运往美国。12月8日上午，装载着北京人头盖骨的列车抵达秦皇岛。然而就在7日清晨，日本对珍珠港进行了空袭，日美两国开战。随即，驻在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遇袭后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而前来接应的“哈里逊总统号”军舰在从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亦被日军击沉，未能到达。但当日军打开缴获的存放北京人头盖骨的大木箱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愕了，箱子里一无所有，北京猿人头盖骨等化石不翼而飞。

北京猿人头盖骨等化石究竟身在何处？有的认为化石从协和医院出发时就被美国人掉了包，偷偷被运至美国，现在仍在美国；有的认为在抗战期间化石被日本人缴获，运至日本；还有的认为化石被埋藏在北京城的某处，仍未离开中国大地；甚至有人认为它们已毁于战火，或沉于大海，不复存在了。直至今日仍有人在搜寻，但依然杳无踪影，北京人头盖骨的去向成为历史上一宗大的谜案，期待着人们去探索发现。

令人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周口店的考古发掘有了新的收获。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发掘，又发现了北京人的牙齿5颗，下颌骨一副。1966年还从靠山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此外，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还发现了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在全世界发现的同一阶段人类遗址的材料中，是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从这些出土的材料上看，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到20万年之间，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他们的脑容量是现代人的四分之三，比类人猿大一倍以上。不过，从考古学家根据他们的遗骨所复制的形象看，他们的外貌还有点像猿：吻部突出，鼻子扁平，颧骨高突，两个粗大的眉骨连在一起。他们用下肢支撑身体，直立行走，但走路的姿势不像现代人那样昂首挺胸，而是有点弯腰屈膝。上肢与现代人的双手相似，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加上手势交谈。他们会制造石器工具，采摘果实，猎取野兽。他们几十人在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居住在龙骨山的山洞里，会使用火加工食物、采暖避寒。北京猿人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经常受到猛兽、自然灾害和饥饿的威胁，只有少数人能活到30岁以上，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只能活到十三四岁。但是，他们顽强地征服自然，改变世界，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远古文化。

悠悠华夏叙龙龄

1935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54年，该遗址被定名为红山文化，经碳-14测定，断代其时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同属于红山文化类型的还有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遗址，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敖汉旗大洼，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等处。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多数为动物造型的装饰品，构成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出土的玉器种类有：璧、环、璜、玦、珮、箍、双猪首形饰、方形饰、棒形器、竹节形器等。这些玉器中，玉龙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代表形器。玉龙分为两种造型：一种体蜷曲呈半环C形，吻前伸突起，有洞做鼻孔，双目呈扁梭形，颚下刻网状纹，颈上有长鬣，末端微卷，尾部向内曲，高26厘米，多发现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造型简练生动，显示出这个文化的玉器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另一种为猪嘴兽首形玦状龙，被称为“玉猪龙”，多见于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也见于其后的殷墟妇好墓，表现出对当时及后世文化的影响。这些是最早的龙的形象，因此可称“中华第一龙”。

在各种传统纹样造型中，龙的形象是最主要的。龙是古代传说中神奇的动物，本是原始宗教崇拜和原始部落的图腾，世界许多文明中都有龙的形象，但往往是邪毒丑恶的，是原始恐惧和灾难的化身。但在我们中国，龙却是威武和力量的象征，呼风唤雨的神灵，吉祥的瑞兽，并且是最高的祥瑞。在古代社会后期，又被作为“帝德”和“天威”的标志，是皇权的象征，其形象不准乱用。现在它又几乎成为人们心中中华民族的象征。龙是古代文化艺术的产物，其形象贯穿我国整个古代文明史，从中可以悟出一个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各个时期龙的形象都有不同的变化。龙本是臆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但是它似乎是活的真实的存在，因为它是有年龄的，而且它的年龄是伴随着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增长的。C形玉龙玉猪龙商玉龙

原始社会是中华文明的幼年时期，龙的形象以红山文化C形龙和玉猪龙为代表，没有肢爪，近似爬虫类动物，颇似还在胚胎状态和刚刚分娩或孵化出来的样子。

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的童年时期，此时甲骨文、金文中的“龙”字多为S形、龙头上有小角，身躯蜷曲，还未伸展，从“龙”字的字体就可以看出当时龙的萌芽形态。以龙为造型的实物又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龙形佩和青铜器上大量的龙纹为代表。虽然鳞爪毕现，头上小角萌发，但身子或仍团作一团，或虽然伸开，而仍然短小。形象质朴笨拙，憨态可掬，完全是一副稚嫩的面貌。甲骨文中的“龙”字铜器铭文中的“龙”字西汉龙形灯隋赵州桥石栏板上的龙雕

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壮大的时期，此时龙的形象多起来，帛画、铜器、石刻、砖瓦上都常见。其多呈兽形，肢爪齐全，似虎非虎，似马非马，爪为虎爪，身子苗条纤细，常做行走状、奔跑状或腾跃状，气势灵动、奔放，是龙的意气风发的少年和青年时期。

晋唐宋元时期是中华传统文明最为繁荣昌盛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龙强壮的中年时期。以隋朝修建的著名的河北赵州桥石栏板上雕的龙为代表，龙开始有胡须并出现飘拂的毛发和腿毛；龙角极长极弯，成羚羊角状；眉弓高起，眼睛大而细长，炯炯有神；嘴角咧得很大，上颚细尖上翘；大腿粗，小腿长，尾巴似蛇；爪前期为虎爪，后变为鹰爪，以三爪为多，似钢钩般长而锋利。这一时期龙有细长的脖颈，身躯粗壮健硕，姿态各式，均矫健威猛。宋以后逐渐变成身尾不分的蛇体，从此不再有蹲、走的姿态，而是海中游泳和云中飞腾的姿态。

明清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衰老时期，此时龙的形象更加普遍，特别是在皇家器物装饰上，几乎无所不在。在图案构成上，除传统的行龙、云龙外，还有团龙、正龙、坐龙、升龙、降龙等名目。这时龙的形象完全符合“三停九似”的描述，毛发和胡须茂密，胡须内卷，毛发上冲或前冲。爪以四爪、五爪为多，眼睛变成虾米圆眼，明朝前期的还有些气势，但与唐宋时期相比，却给人以虚张声势、壮貌有余而凶猛不足的感觉。明朝后期龙的形象更差，身躯细瘦干瘪，猪嘴，爪为风车状。清代的龙老态龙钟，上唇及颌下胡须更多，毛发横生，出现锯齿形腮，尾巴变成分叉花叶形，身子肥胖臃肿，指爪骨节粗大。此时作为帝王化身的龙已经与封建王朝一起走向死亡了。清乾隆青花釉里红瓷器上的龙纹

今天，以各种充满稚气的卡通龙为代表的新的龙的形象，象征着古老的中华文明脱胎换骨、获得新生，并必将健康成长，腾飞世界。

龟甲兽骨上的天书

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迄今已有100余年，经过数代学人的钻研探索，蔚然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甲骨之学。存世的15.4万片有字甲骨，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夺目之宝。有关甲骨文的发现，坊间曾流传一段奇闻：

1899年秋天，时为国子监祭酒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患了疟疾，久治不愈，后得一方，遂命家中老仆去菜市口达仁堂药店抓药。王懿荣随意地审视抓回的中药，意外发现了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刻有笔画符号。熟谙古文字的王懿荣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些划痕是人为所作，很像古代的文字，于是派人去达仁堂药店将龙骨这味药全部买下。后来，王懿荣辨认出这些文字是商代的文字，甲骨文从此重现世间。

然而这个传说仅见于一篇无从查考的文章，难以证实，而且菜市口附近并没有叫达仁堂的药店，所以这则轶闻更显得扑朔迷离。实际上，甲骨文的发现与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发达成熟密切相关。北宋以来形成的金石学问，以古代铜器、碑刻等古物及其文字为研究对象，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尤其是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到了清末步入鼎盛。这一时期收藏古物之风遍及宫廷皇室、王公贵族、达官雅士，出现了一大批学识笃厚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这些学者同时还是大收藏家，古董行业的兴旺与他们也息息相关。甲骨文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出的。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商代第20位国王盘庚迁殷之后，就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洹水两岸定都，直至纣王失国，200余年再未徙都。商朝社会鬼神崇拜之风盛行，商王天天祭祀、事事问卜。占卜所用之甲骨以龟腹甲和牛的肩胛骨为主，其过程程序烦琐，厘然有序：由专门的卜人将甲骨进行切割、清洁、处理之后，在龟腹甲或者肩胛骨的背面进行钻凿。钻，是在甲骨的背面钻出一个圆形的槽；凿，是在钻槽的一侧凿出一个椭圆形的穴。钻凿都不能钻透。这些整饬工作做完后就可以占卜了。占卜时，用烧红的木棍烫灼这些槽穴，由于这些部位相对薄脆，在受到高温后就会发生爆裂，灼烫的反面按照一定的方向出现裂纹，它们被称作“兆”，贞人根据“兆”来判断占卜的吉凶。占卜结束后，贞人还要把占卜的内容刻在甲骨上，这些卜辞构成了商代甲骨文的主体。这些卜用的甲骨多被有意保存储藏，经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处理，或被掩埋，或被遗弃。

曾经辉煌壮丽的商都王城，随着商王朝的覆灭，化为一片焦土，昔日商王占卜用的卜骨也被湮没在败墙残瓦之下。这片被历史遗忘的土地，2000多年之后才有人聚居，明末始称小屯村。随后的几百年间，在小屯村一带村民盖房打井、耕地开渠，想必挖出过不少甲骨，但是无人识宝，这些承载历史的碎片依旧蒙尘。19世纪末，这些商代遗物曾被当作药材出售，活跃在中原大地上的古董商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他们携带着刻有“天书”的“龙骨”来到京津，以求谋利。山东潍县大古董商范维卿、赵执斋就是其中的典型。1899年秋，范维卿拜谒同为山东籍的王懿荣，照例推销古物，然而这次不同寻常，他向王祭酒出示了有字的龙骨。王懿荣顿时惊讶不已，认为这些文字应是几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文字，立即全部买下，随即延请挚友、博学鸿儒刘鹗一起观摩研讨。王懿荣认为这些文字要比古籀、篆书时代更为古老，他确信这是商代的文字，刻有文字的“龙骨”应为商人占卜的遗物。甲骨文被发现，石破天惊，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的新纪元，王懿荣成为发现甲骨的第一人，后世盛赞其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被辨认出是商代文字之后，王懿荣以一片甲骨二两白银的高价向古董商求购，刘鹗也多方搜集。令人扼腕的是，在甲骨文发现后一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临危受命负责保卫京师的王懿荣兵败投井，以身殉国，未能继续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王懿荣身故后，其子将其所藏甲骨1500余片全部售与刘鹗，刘鹗选其精华，1903年刊刻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的著录《铁云藏龟》，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从此崛起。

由于学者们的备加重视，古董商也如获至宝，意识到有利可图，为垄断居奇，欺骗搜求者，谎称带字的甲骨出土于河南汤阴、卫辉。学识渊博的罗振玉经过多年探寻，直至1908年，才从范维卿口中得知甲骨真实出土地在安阳小屯村。次年他派亲友去小屯村收购，自己也曾赴安阳实地考察，先后共收集到近两万片甲骨，并著书研究。自从小屯村的地下挖出历史的宝库，立即引发了当地民间对甲骨的私掘热潮，吸引了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学者、外国人士纷至沓来，大量收买。到1928年，已有数万片甲骨流散到世界各地。同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官方很快开展了对殷墟的考古发掘。1928年8月，在考古学家董作宾的带领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十年间前后共进行15次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所得有字甲骨2.4万余片。甲骨刻辞《铁云藏龟》书影

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对殷墟进行了数次发掘，斩获颇丰。尤其是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大批甲骨，共计出土卜甲、卜骨7000余片，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最多的一次。1991年，在安阳花园庄东地又发现了一批甲骨，在学术界引起了一次深入研究的热潮。经过考古发掘的不断探索，在安阳殷墟以外的郑州二里岗遗址也发现了商代甲骨，而且在河南、陕西、山西、北京等地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有字甲骨，丰富了人们对甲骨文的认识。

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商朝的历史提供了丰厚真实的史料，为世人展现了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刻有文字的甲骨与古埃及的纸草、古巴比伦的泥板文书交相辉映，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耀眼夺目的珍品。

饱经沧桑的大鼎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楚庄王入侵中原，向周天子的使臣王孙满询问九鼎的重量，志在夺取天下，却被机智的王孙满训斥了一番，悻悻而归。这就是“问鼎中原”典故的由来，可见鼎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极其崇高，受到无比敬重。我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鼎当属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后母戊大方鼎了，它通高1.33米，口长1.10米，口宽0.79米，重达832.84公斤，是商代青铜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堪称中华青铜之最、国之重宝。而这件国宝，它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传奇和曲折的经历。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吴希增在侯家庄西北岗吴家柏树坟园里“探宝”，当他用探铲钻地的时候，突然感觉触碰到坚硬之物，意识到此处必有宝物，便决定开挖。而他的行动却被这片地的主人吴培文发觉，按照当地的规矩，不管是谁挖宝，挖出的宝贝要分给所在地主人一半。于是二人便合作起来，召集同宗本族的村民一起趁着夜色开始发掘。后母戊鼎

经过两天的努力，大鼎的面目展露出来，它口朝东北，足立西南，一耳冲上，斜立在泥土之中。众村民一见顿时惊愕万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体量巨大的青铜鼎。激动的人们使用井绳拴住鼎耳往上拖拽，不过由于鼎的重量太重，又深陷在泥土之中，所以村民虽然费尽力气，可是不但鼎身纹丝未动，井绳反而被拽断了好几根，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再寻良策。

次日夜晚，村民在坑口立起了一个三脚架，将井绳分别拴在鼎耳和鼎足上，一边拉动井绳，一边回填坑土，慢慢将大鼎从坑中拉拽出来。此时大鼎的风姿才真正呈现于世，它形如马槽，体量庞大，纹饰精美，雄伟异常，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叹不已。但奇怪的是大鼎仅有一只鼎耳，看口茬儿，另一只鼎耳不像新断的，有可能在入土之前就已经折断丢失了，众人在坑中寻觅多时也未见其踪迹，于是也就作罢。

吴希增、吴培文他们先将大鼎掩埋在一个老水坑里。刚过三天，吴家挖出大鼎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乡里，众乡亲竞相赶来一睹大鼎的风采。当时驻安阳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次也来到吴家观宝。没过多久，吴家发现大鼎的消息被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古董商人捕捉到，他们也纷至沓来寻求商机。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大古董商肖寅卿秘密造访，他开出20万银圆的天价欲购买这件重宝，但他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朴实的村民为了获利，开始肢解大鼎。人们先是用锯锯，无奈大鼎铜质十分坚硬，锯齿都磨秃了，也未锯断鼎足。后来有人又用大锤敲砸，当敲下大鼎口沿上那唯一鼎耳时，狂热的村民们立刻冷静下来，他们都迟疑了，盘算着：如果真的将大鼎大卸八块，肖寅卿看到后觉得大鼎肢残破碎价值贬损，反悔了怎么办？如果再继续敲砸下去，这震耳欲聋的响声把周围的日寇招来怎么办？这些严重的问题使得吴培文毅然决定放弃分割大鼎的计划，他将大鼎埋藏于吴家大院西屋马棚下，被砸下的鼎耳交给吴希增保管，婉言谢绝了各家商人的购买意图。

日本侵华期间，日寇不仅武力占领我国的大好河山，而且对各种物产资源，尤其是文物古董进行大肆劫掠。纸包不住火，大鼎出土之后，马上就被日寇盯上，后因汉奸告密，驻彰德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率人来到吴家大院搜查。这次一共来了三四百日寇，将村子团团围住，直奔西院马棚下开挖，没想到扑了个空。原来汉奸说的是西屋马棚，而日寇听成了西院马棚，可巧西院有一马棚，日军白挖了一阵，宝鼎算是躲过了一劫。日军走后，吴培文担心他们杀个回马枪，便将大鼎掘出，埋到白天日寇挖掘过的地方，这种巧妙的转移，瞒天过海般躲过了日军的又一次劫掠。吴培文知道日寇对大鼎心存觊觎，绝不会善罢甘休，为了应付日本人，他购买了一件青铜甗“交差”。此时吴培文从一个掘宝人转变成了中华文化遗产的护宝人，他的命运与宝鼎的安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日军前后五次来到吴家“寻宝”，吴培文将大鼎埋藏妥当之后，只身背井离乡，南下漂泊避难。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安阳县参议员、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对大鼎之事素有所闻，早已垂涎三尺。他得知日伪时期曾任总督学的吴延年是大鼎的股东之一，便将其逮捕缉拿，严刑拷打，吴延年挨刑不过，供出了大鼎的下落。1946年7月11日夤夜，陈子明联合安阳县县长姚法圃，派人来到吴家将鼎掘出，又派人到吴希增家中强行夺走了那只折断的鼎耳。同年10月，恰逢蒋介石六十大寿，当地政府为了讨好蒋介石，将后母戊大鼎作为寿礼运送至南京。蒋介石参观后甚喜，下令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后来，文物修复专家根据那只断耳，又补铸了一只鼎耳，终于恢复了宝鼎的原貌。1948年5月底至6月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联合举办大型展览，后母戊大鼎首次公开展出，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逃台湾，本想将后母戊鼎也一并运走，无奈大鼎体量过大，无法登机，只得将其留在了南京。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建成，后母戊鼎作为通史陈列的重要展品落户京城，从此宝鼎有了最终的归宿，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46年，蒋介石参观后母戊

后母戊鼎作为重要的文物有很多方面值得人们研究探索，它背后的文化之谜也吸引着人们的探求。为了弄清出土后母戊鼎的大墓的情况，根据发现者吴培文等人的指认，1984年9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侯家庄西北岗殷王陵东区进行了科学发掘，发掘出编号为M260的一座商代大墓。尽管此墓被多次盗扰，随葬品基本被盗空，但是考古工作者根据残存的白陶簋等遗物，判断出该墓的年代为殷墟二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这就为大鼎的断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一时期正是殷商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富庶雄厚的实力是铸造大鼎的物质条件。经过专家研究，后母戊鼎是采用传统的范铸法一次性整体浑铸出来的。范铸法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常用的方法，先用陶土塑模，然后翻范，范做好后，把内范和外范组合成大鼎铸型，中间留出用于浇铸铜液的器壁缝隙。由于后母戊鼎体量巨大，所以铸造时不能按照一般青铜器在地面上进行，而是要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型铸坑，大鼎模具的口朝下，有浇注口的鼎足在上，众人配合作业将数个大型坩埚里的铜液同时浇注进浇口。后母戊鼎反映了商代成熟的青铜器制造技术，代表了我国古代先进高超的科技水平。

当时能有如此非凡力量完成铸鼎之人非商王莫属，后母戊鼎被公认为是王室重器，那么它属于哪一位商王，就要从鼎内的铭文中寻找答案了。后母戊鼎的得名，源自其腹部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铭文。关于“后母戊”三字的解释，学术界也是存在纷争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第一个字是“司”字，是“祠”字的省略写法，与“祀”字通假，是祭祀的意思，“母”代表母亲，“戊”是商王配偶的庙号（即死后在宗庙里的称号）。在商王直系的法定配偶中，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的配偶庙号都是妣戊，从时代上看，这里的“母戊”应该是武丁的配偶，所以铭文的意思是武丁的儿子祖庚或祖甲（二人为兄弟）为祭祀母亲妣戊所做之鼎。“司母戊”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语，这种解释流行了很长时间，人们也一直称呼其为“司母戊大方鼎”。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司”字是“后”字的反文，“后”即“姤”，表示君主的配偶，铭文记载的就是商王配偶的庙号。据此观点，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司母戊”鼎的名称改换成了如今的“后母戊”鼎。还有的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其铭文不应为三字，而是两个字，“母”不是一个独立的字，更不当母亲讲，它应该是女字旁，作为“司”字的部首，所以“司母戊”应该为“㚸戊”，“㚸”字与“姒”字通假，代表商王配偶的尊称。按照这种解释，这件大鼎应该叫“㚸戊鼎”。对铭文认知的分歧，更为大鼎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后母戊鼎耳部纹饰后母戊鼎铭文拓片

后母戊鼎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文化特征，那就是它鼎耳外侧的纹饰图案蕴藏着的历史内涵。鼎耳外侧的纹饰是两只卧虎对视，口中含一人头像，人像面带淡淡的微笑，表情恬静。这种“虎食人”的纹饰、造型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屡见不鲜：著名的日本泉屋博古馆、法国巴黎塞努斯基博物馆所藏的虎食人卣就是一人呈踞坐状态，被张着獠牙大口的老虎怀抱其中；安徽阜南、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虎龙铜尊上面也有置于虎口之下的人形。这些“虎食人”的纹饰旧时被认为是奴隶社会中低贱的奴隶丧命虎口、悲惨命运的体现，是残忍的人牲仪式的艺术化见证。这种看法显然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实从被食者安逸的表情甚至莞尔的神情就可以推翻这种带有血腥残暴色彩的结论。后来随着学者研究视野的拓展，对这种“虎食人”的题材有了新的认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纹饰是原始萨满仪式的孑遗，其中的人形可能是正在舞蹈或作法的巫师，巫师身披虎皮或借助虎形的道具施展法术，进入人虎合一的状态，通神灵、达天界。这种以文化人类学研究视角得出的见解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后母戊鼎现在矗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它那雄伟壮阔的身姿，威严庄重的气质，吸引着无数参观者驻足瞻仰，它背后的传奇经历等待更多的人去聆听，它所蕴含的丰富而神秘的历史文化等待更多的人去探寻。

青铜面具的秘密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商周时期民族地区的文化也很有特色，其中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世界。

1929年，广汉当地农民燕道诚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1931年春，正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诚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1934年3月15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贡献出来。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先后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其年代约相当于中原殷墟文化早期，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各种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骨器、陶器和象牙等1300余件。其中的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造型怪异、神奇瑰丽，与中原商文化的青铜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揭示出在商代成都平原也是青铜文明的中心。而后的考古发掘在此又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古城址，说明这里曾是古蜀国的都邑。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夸张诡异，千姿百态，以青铜面具、头像最具代表性。有一些与真人头等大的青铜头像，面型瘦削，眼睛呈三角形，形象夸张，表情冷峻：有平顶脑后梳辫者，有平顶戴冠者，有圆顶无冠者，有发辫盘于头上者，有脑后带花筓者，还有头戴双角形头盔者，其中还有一些具有明显女性特征的头像。最令人诧异的当属数倍于真人面庞的青铜面具，被称作纵目人面具。其造型十分怪异，面部五官均作夸张的表现，非常特殊：眼呈杏叶形，眼球明显突出眼眶，未表现出瞳孔，眉毛宽阔，双耳极大，如云形图案，耳垂有穿孔，大嘴阔到耳根。面容有的圆浑，有的瘦劲。如前页所示那件大型的纵目青铜面具，高85.4厘米，宽78厘米，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5厘米，长度达16.5厘米，额正中还有高高竖起的额饰，上端内卷，中部饰刀状羽翅，威严肃穆、与众不同。关于这些青铜头像、面具，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与宗教祭祀有关，那些与真人头大小相仿的可能是祭司巫师，而纵目人面具则可能是神化了的古蜀国先王。《华阳国志·蜀志》有蜀国先祖蚕丛纵目的描述，蚕丛相传为蜀王之先祖，教人蚕桑，被奉为蚕神。所以有人就认为这种纵目人面具就是蚕丛的形象，在宗教仪式中是祭祀的对象。纵目青铜面具青铜大立人像

在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有一件非同一般，那就是青铜大立人像（左图）。青铜大立人身高181厘米，加上器座共262厘米，重180千克。人像与真人等高，戴冠，耳有穿，脑后梳长辫，身着云雷纹左衽长袍，赤足带镯。右臂上举，左臂屈于胸前，手掌巨大，握成圆环状。人像立于高80厘米的方座之上，座分两层：上层由四面各为镂空的倒置饕餮所承托，下层四面光素无纹饰。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头部与同时期出土的青铜人头的造型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拥有身体的雕像仅此一件，并且十分高大。这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它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绝无仅有，在世界文明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它的手势非常耐人寻味，有专家推测大立人手中原先可能持琮玉，也有的专家认为它所握的是宗教法器神筒，还有的人认为它手中什么也没持握，这种环握的手形是作法的一种手势。总而言之，这件青铜大立人像高贵雍容，气势逼人，象征着它非同凡俗的身份，或是宗教领袖，或是一国之君。青铜神树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6件青铜树，共有两件大型青铜树和若干小件青铜树残件，已无法修复。其中一号大型青铜树经过修复现已展出。这件青铜树高396厘米，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圆形底座圈直径92.4～93.5厘米，圈上三足呈拱形，状似树根。座上为树身，枝条和树干上装点有许多附件，树枝分为三层，每层树枝共分三叉，各个垂枝末端有一花，树枝花朵上共有九只立鸟。底座上嵌铸一龙，龙身呈绳索状，蜿蜒顺树干而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造型奇特，寓意神秘，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经过专家的研究分析，认为这件青铜树非一般的现实中的树木，应为通天神树，对它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它是扶桑神树，九只神鸟反映的是“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太阳崇拜；有的认为它是萨满宗教仪式中，巫师作法通天的道具；还有的认为树上的“一龙、九鸟、十二花果”是“火历”“十日历”“十二月农历”的象征物，反映的是古蜀人对日、月、大火星的崇拜。总之，三星堆青铜神树可以说是古蜀神话传说的独特产物，是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一种崇拜象征。

三星堆的文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青铜太阳轮、金面罩、金权杖等等同样大放光彩，揭示了古蜀人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三星堆所反映的古蜀国灿烂辉煌的文明令人叹服，给予人们无限的遐想和探索的空间。

武王伐纣的证据

武王伐纣开辟了周朝的统治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后世将其与商汤伐桀相提并论，称之为“汤武革命”。它不再单纯代表一次战争，而且这种革命的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军事理念产生了深刻悠远的影响。然而周人的这次胜利由于历史久远，后世学者已很难辨清其中的详细根底。

商朝末年，居住在岐山脚下的周人逐渐崛起，领袖姬昌被封为西伯侯。他励精图治，广罗人才，使周邦大振，颇受各方诸侯的拥护。他生前开创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面，开辟了推翻商朝的道路。姬昌去世后，其子姬发继承先父遗志，在孟津与诸侯会盟，兴兵讨伐商纣王。商周之间的决战发生在牧野，根据《尚书·牧誓》《逸周书》等文献的记载，姬发率领各路诸侯联合军队在距商纣行都朝歌70里的牧野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诸多罪状，动员军队要与商纣王决一死战。此时商纣王仍在饮宴作乐，得知周军兵临城下后慌忙召集军队，由于商朝的主力部队在外作战，所以临时组织城中的奴隶和战俘开赴前线御敌。商纣王的残暴统治早已失去了民心，军队一遇周军便倒戈投降，引导周人进攻纣王。纣王惨败而归，自焚身亡。周人势如破竹，一战取得了商都，商朝就此灭亡。

由于古籍记载的阙失和亡佚，历史的真相逐渐被变幻的时空笼罩，越来越扑朔迷离。武王伐纣发生在哪一年，一直困惑着古之学者，甚至事件本身也遭到一些疑古学派学者的否定，成为千古学术讼案。直到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了一处周代窖藏，其中一件名叫“利簋”的青铜器为我们弄清武王克商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是一件方座附耳簋。这种方座簋流行于西周早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簋的内底铸有铭文4行32字，讲述的就是武王伐纣的战争，甲子日那天的清晨，岁星正当中天，周人一举歼敌，战斗从黄昏到第二天早晨，仅用一日便推翻了商朝。七天之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地赏赐给利优质的铜料，利铸此宝簋以做纪念。这短短的32个字证实了武王伐纣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业的真实性，并且为学者探讨武王克商的年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全国的学术力量，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对武王伐纣的年代进行了科学研究。学者根据利簋铭文中记载的克商战役当日的天象——岁星在天空的位置，结合《国语》等相关文献记载，利用天文学的知识，推断出武王克商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作为商周历史断代重要的标准器，被赞为“镇国之宝”，当之无愧。利簋利簋铭文拓片

度尽劫波的大盂鼎和大克鼎

明代诗人曹学佺在《金陵怀古四首和汪仲嘉》中写道：“江东列郡领丹阳，鼎足三分此一方。总为石头成虎踞，不知巫峡下龙骧。”诗中用“鼎足三分”描述三国分立的历史局面，就是借用上古三代青铜鼎的三足形制而作的文章。三足圆鼎的形象早已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盂鼎和大克鼎雄伟凝重、气势宏大、精美典雅，成为西周时期的重器，它们坎坷的身世也与近代中国一个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有大盂鼎，顾名思义，必然还有小盂鼎，这两件鼎都是清朝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小盂鼎出土后几经周转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亡佚了，仅剩铭文拓片存世，而大盂鼎刚一出土就被京当乡财主董天有转让给了当地豪绅宋金鉴。岐山县令周赓盛早对宋家的大盂鼎垂涎三尺、觊觎已久，他利用权势将大盂鼎从宋家诳走，暗地里卖给了省城的古董商，辗转销运到北京琉璃厂。道光末年，在北京翰林院供职的宋金鉴来到琉璃厂德宝斋闲逛，可巧的是正遇到从家中丢失的大盂鼎，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立刻让宋金鉴花了3000两银子将宝鼎再次请回了家。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将大盂鼎折价700两银子卖给了袁世凯的叔叔袁保恒。袁保恒为了感激上司左宗棠对他的赏识，又把宝鼎献给了左氏。数年后，左宗棠被人诬陷，被召进京问罪，工部尚书潘祖荫驰援相救，左宗棠才幸免于难。左氏得知潘祖荫喜好收藏，家中文物山堆海积，为报答其救命之恩，便将大盂鼎赠予潘祖荫。至此，大盂鼎便由潘祖荫珍藏。大盂鼎

大克鼎的现世与大盂鼎很相似，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同出的还有一套七件克鼎、一套六枚编钟，另有盨二件、镈一件。其中体型最大的那件鼎就称为大克鼎，七件小鼎则称小克鼎。大克鼎最先流入天津，被金石收藏家柯劭忞买下，而潘祖荫与柯劭忞是旧交，又花重金从柯氏手中购得。从此这两件稀世重宝落户潘家，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险阻。

潘祖荫在得到大克鼎的次年便去世了，他的所有藏品由其弟潘祖年运回了苏州老家。潘祖年将宝鼎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然而慕名前来求访者络绎不绝，其中也不乏图谋不轨者。两江总督端方，嗜古成癖，酷爱收藏，他先是从陈介祺后裔手中购得毛公鼎，又想趁热打铁把潘家的两件宝鼎也收入囊中，几次三番去潘家讨扰，起初提出要重金购买，退次便想借几日观赏，乃至仅求一见，都被潘祖年严词拒绝。20世纪20年代，曾有美国人专程赴苏州，以600两黄金和一幢洋楼为诱饵，欲购宝鼎，但遭到潘家的断然拒绝。1926年，潘祖年去世后，守护家藏的重担便落在了年仅20岁的孙媳潘达于的身上。潘达于恪守祖训，不畏强暴，坚毅果敢，之后或有政府要员强逼勒索，或有外商重金利诱，或有小偷窃宝盗掘，但宝鼎都被潘达于机智巧妙地保护无恙。日寇侵华期间，苏州沦陷，潘达于将宝鼎深埋于屋内地下，上面布满伪装，平安躲过了日寇无数次的侵扰。1951年，潘达于出于爱国热忱，将两件大鼎捐献给上海文管会，消沉了60年的国宝重现于世。1959年，大盂鼎被调拨给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留在了上海博物馆，皆为两馆镇馆之宝。

这两件青铜鼎之所以珍贵，原因就在于它们蕴藏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大盂鼎为西周早期康王时器，有两立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一周兽面纹，兽面巨睛突出，凝视远方，三柱足，足上端饰兽面。腹内壁铸有铭文291字，记述的是周康王对贵族盂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立国的历史经验，总结西周王朝建立的原因在于各级官吏在办事和祭祀时都杜绝饮酒，提出应该吸取商人因酗酒亡国的教训。接着周天子对盂进行了册命，命他辅佐朝政，帮助周王掌管军国大事，并赏赐给他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及上千人数的奴仆、家臣。最后，盂强调制作此宝鼎是为了祭祀他的祖父南公。这篇铭文涉及殷人因酗酒亡国的内容可与《尚书·酒诰》相互印证。铭文中还反映了西周早期的赏赐制度和宗法制度，为研究西周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成分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大克鼎大盂鼎铭文拓片

大克鼎比大盂鼎稍小，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器，纹饰更加繁美，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流畅的波曲纹，足部饰兽面纹。腹内壁上铸有290字的长篇铭文，铭文行间又有线条相隔，使得铭文整齐划一。铭文讲的是，职为善夫之官的克，秉承了其祖父师华父的功德，故此周王擢升克为王室近臣，出入王命，并赏赐给克服饰、土地和臣仆。

最后强调此鼎是为纪念其祖父所做。大克鼎铭文反映了周代册命制度的情况，是研究西周宗法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重要资料。

这两件宝鼎不仅历史价值极高，而且艺术价值丰厚，尤其是铭文的书法艺术精湛绝伦，沁人心脾。大盂鼎铭文字体波磔，敦厚隽永，雍容洗练，既端庄伟岸，又瑰丽谲奇；大克鼎铭文圆润古拙，劲健逴荦，舒展端雅，精美灵动。二鼎铭文被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西周书法之圭臬，以至于它们的拓片都是非常珍贵的艺术作品。

盘子上的“家谱”

上自汉宣帝时期，周原的扶风就曾出土过青铜器，直到今天周朝贵族家族墓葬、窖藏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出土的青铜器灿若星辰，数不胜数，举世闻名的毛公鼎、盂鼎、克鼎、禹鼎等国宝重器都出自此地，因此周原被喻为“青铜器之乡”，驰名寰宇。墙盘和逨盘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明星，它们记录着周朝悠远光辉的历史。

1976年12月15日，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白家生产队的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古代的青铜器。他们保护好现场，及时向上级作了报告。周原考古队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探知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共掘出青铜器103件，有钟、鼎、尊、簋、壶各类器物，如此之丰富的西周窖藏实属罕见，其中备受瞩目的就是闻名遐迩的墙盘。

墙盘，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盘深8.6厘米，重12.5千克。双附耳，腹部饰鸟纹，圈足饰窃曲纹。盘内底铸铭文284字，分为前后两段。前段追颂的是周代文、武、成、康、昭、穆诸位先君贤主的丰功伟业，并赞颂时王恭王的美德。后段是墙自述其家族的历史。从铭文内容可以了解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为商代遗民，墙的第一代高祖本是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封国的官员，担任史官的第二代烈祖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归降了周朝，被周公安置在周原定居。从此经历了乙祖、亚祖祖辛、墙的父亲乙公以及墙几代人的发展，日渐兴旺发达。其家族世世代代担任周朝的史官，效忠周室，恪尽职守。由于墙的家族累世充任史官，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所以铭文不仅字体规整秀丽，而且文采斑斓、辞藻丰富，在歌颂历代周王时都要在王的名号前冠以溢美之词，令人叹绝。正因如此，墙盘现世30余年，文史专家纷纷撰文考证，但其中古奥生僻之字至今未能解读。墙盘墙盘铭文拓片

墙盘发现之后27年，2003年1月19日，眉县杨家村的五位村民在村北的土坡上为砖厂取土，无意中挖开了古窖的一个小孔。他们惊奇地发现里面存放着不少青铜器，随即派一人上报县文化局。宝鸡市文物局得知消息后立刻组织专家亲赴现场发掘，发现这是一座经历了两千余年未曾塌陷的周代窖藏，里面的青铜器依旧是当时叠放的原状，没有后世盗扰的迹象。经过清理，共发现鼎12件，鬲9件，壶2件，盂、盉、盘、匜各1件，共27件青铜器。令人兴奋的是，每件器物上都铸有铭文，铭文总数加起来超过4000字，是西周考古的空前发现，堪称盛世吉金。

在这批窖藏中有一件重器鸿宝，即被誉为“天下第一盘”的逨盘。逨盘通高20.4厘米，口径53.6厘米，圈足直径41厘米，腹深10.4厘米，腹部及圈足饰窃曲纹。与墙盘不同的是，它的口沿下有一对辅首，造型为兽首衔环，圈足下还附有四个兽足。更重要的是盘内底还铸有气势恢宏的长篇铭文，铭文分为21行，共372字，记载的是逨所属的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的历史：单氏家族与周族同为姬姓，是另立门户的小宗。第一代高祖单公辅弼文王、武王，兴周灭纣；第二代皇高祖公叔为成王之臣，驱逐了不驯的异族方国，安定了天下；第三代皇高祖新室仲贤明仁德，帮助康王治理朝廷，使得四方的邦国前来臣服；第四代皇高祖惠仲盠父深谋远虑，辅助昭王、穆王，南伐荆楚；第五代皇高祖零伯磊落坦荡，不懈不怠，佐理恭王、懿王；第六代皇亚祖懿仲刚正不阿，忠心效力于孝王、夷王；第七代逨的父亲龚叔斋庄中正、恭敬谨慎地襄助厉王，促使朝廷政通人和；第八代逨饱受祖先功德的庇护，颇受宣王的器重，由于日夜勤勉，忠心耿耿，宣王赏赐给他很多服舆贵物，并册命他佐助上司管理天下山川林泽的物产，供应王室用度。逨盘铭文对周王世系的详细记述，俨然一部简明的西周史，同时也是一部周代贵族家族史。饶有趣味的是，墙盘铭文虽然也是追述自己家族的功绩，但是将自己祖先的事迹列于周王之后，而逨盘却迥然有异：逨将祖先的鸿德伟业贯于历代周王之前，肆意夸耀，抬高身价，从中可以觉察出西周晚期以单氏家族为代表的一些世家大族势力膨胀、权可倾国的政治风向。逨盘逨盘铭文拓片

墙盘和逨盘的铭文反映的都是西周世族政治的特征。西周的官僚贵族按照世卿世禄制度繁衍生息，承受祖先功勋的荫庇，继续先人的官职地位，勉励后代子孙保持坚守，这就是西周王朝政治生活的秩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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