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晖,王中忱,崔之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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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2015年总第4辑)试读：
前言
首先，我想感谢汪晖教授邀请我来华做三场演讲并发表演讲的文本。很荣幸可以向中国读者介绍我最近几年的反思。对我来讲，能够与中国学者面对面讨论我演讲的内容、面对他们的批评以及从他们的非欧洲角度去重新思考问题，的确是个很宝贵的经验。
在这三场演讲中，我总是试图使用某种归纳法。我的第一场演讲从“大都市”的定义入手：在当前资本主义阶段里，大都市可被视为生产价值的主要场所，就是说，社会劳动价值恰好在大都市里被“萃取”。既然活劳动成为以知识、语言、人际关系为主要功能的生产力，劳动价值及其产物就不得不集中在人与人交流并合作的地方，亦即在大都市的空间里面。
第二场演讲的内容与第一场是相关联的：大都市的课题让我对“共同性”概念下定义。在我看来，“共同性”就是劳动力的联合行为的原则：从以前的大工业阶段，到目前的认知劳动的积累阶段，或者说，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阶段，联合行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脑力劳动、科学劳动，或者与信息技术有关的服务业，都依赖社会合作或社会联合。联合行为会加强共同性的精神、生活方式的分享和交换以及生命政治。价值是由“共同性”所产生的，同时也是从“共同性”中萃取的：一方面，劳动者只有在共同性条件下才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资本要剥夺其生产力。不过，共同性构成的劳动合作关系越来越深，其生产力成倍增加。
第三场演讲涉及方法论问题，即我们如何论述大都市、共同性等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想了解剥削形式的内在发展以及权力形式的转化，有必要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与福柯的思想及其关系，允许我们创造一种新的方法。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始终是一种充满矛盾、冲突和辩证法的动态关系。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在资本和权力的关系中交替出现，并有各种各样的结合方式：如果我们从内部去分析权力与对抗权的关系、劳资关系或统治与抵抗力的关系，就能看出当代经济发展里的剥削形式的复杂性。
从欧洲来看，对于价值生产方式的上述分析能得到确认。在全球化时代中，劳动及其社会组织好像有这样的结构。但是，从中国来看也是如此吗？
我的演讲所引起的讨论，呈现出一些疑问和不同意见——当然也有默许和赞成，不过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出我受到的批评。
第一种批评基本上与我对（大都市的）以知识、人际关系、生命政治为核心的劳动概念的分析有关：我阐述的认知劳动理论如何能够解释“大众工人”（mass worker）的存在及其连续的重复性劳动模式？我的批评者说，中国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世界工厂”，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劳动组织和生产过程高度单一化，在中国，这种倾向也很明显，而标准化的泰勒主义劳动模式仍然占很重要的地位。我当然不会怀疑我的批评者提到的数据，不过我在第一场演讲中强调过另一个方面：依我看，认知劳动倾向拥有霸权，而且该霸权的倾向正在贯穿整个生产组织，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如何渗透全球化秩序，我觉得我的理论还能得到肯定。
关于第二场演讲以及“共同性”概念，最大的批评来自“公共”（或“国有”）概念的拥护者：就他们而言，中央权力及其制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能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国家的计划能力以及国家对各种行业的支持和指导，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对这种情况，或对公共权力的关键角色没有任何怀疑。不过，我认为，对“公共”领域的过度强调，会遮住或回避一些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即共同性力量能产生的问题。首先，共同的自然资源越发需要尊重，也需要与经济发展过程建立非破坏性的关系。其次，我们还不能忽略经济和政治的共同价值，亦即联合价值，或作为劳动者的力量的自由和平等价值。当我们说“共同性”的本质在于联合原则的时候，我们不想描写一种社会现象，反而想提出一种政治观念，我们想讨论如何能够建设一种政治共同体。中国文化的传统概念（如“大同”概念）及其当前发展，有可能对我们的思考有帮助：“共同性”概念还能保留自己的中心地位。
最后，关于第三场演讲的内容，虽然基本的方法论框架得到了承认，但是我感觉到，还有人怀疑我的方法论能否应用于目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及其国家制度越来越像一种单面权力。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过程完全改变了统治机构的格局。毫无疑问，一种辩证法的方法论能帮我们了解权力关系和统治的形式，但是还可以展开别的问题，例如，今天金融能否被民主化？再说，社会斗争能否影响到金融资本？这些问题虽然很复杂，但值得我们思考。社会生活的民主组织也许就依赖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和我的中国同行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并加强我们的友谊关系。2015年5月6日写于巴黎[3]作为后工业化工厂的大都市
我很多年前开始探索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和转变：除了分析劳动力剥削形式的变化、劳动组织模式以及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或者说从产业资本主义到认知资本主义的转变之外，我还分析过这些转变的空间维度。我把上述转变解释为“从工厂向大都市的转变”，并对此下了这种定义：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阶级。
在最近几十年，我们注意到了劳资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葛兰西在《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这篇文章中所描写的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变化。为了解这种历史变化的起源及其重要性，我们应该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增长如何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产业发展模式的完美成果。那种资本主义的形式立足以下四个主要特征。（1）知识体系所反映的社会分化，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划分；（2）不变资本里所包含的知识，以及企业管理技术的重要角色；（3）物质劳动的中心地位、泰勒主义模式及其抽取剩余价值的机制；（4）作为技术进步和财产的主导形式的不变资本及其战略作用。
随着福特主义的危机，这四个特征也进入了危机状态。危机的出发点在于所谓“大众工人”（mass worker）的对抗性角色。大众工人通过其抗议运动，对劳动的科学组织提出质疑，让福特主义企业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水平，并且打破福特主义本身的限制。工人运动有两个结果，一是工人收入增加，二是工人收回生产过程的创造力和智识能力。大众工人的对抗性力量导致福特主义模式的崩溃，同时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还创造出共同性的因素，以及一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新的劳动组织。那时候，工人阶级对自己的传统认同进行否定（或至少可以说工人阶级否定了自己的中心地位），进而在“普遍智能”的框架内重构集体劳动者的形象及其主体性条件，并且创造出一种以知识为核心，以知识的普及为基础的新的经济结构。这样，在劳资关系史当中，一个新颖的阶段就开始了，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认知劳动的概念和一种普遍的智识能力。
由于这个历史转变，福特主义和传统产业资本主义的相关规范，如有关收入、劳动价值、财产的形式、收入分配等规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里我想介绍这一巨大转变所带来的结果和它的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颠倒，也是社会与工厂的颠倒。在这新的历史阶段里，无形资本（或非物质资本，也有人称之为人力资本，可在我看来这种定义并不正确），即劳动者受到的教育、培训，他们的工作经验等，大于不变资本，并且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无形资本比不变资本重要：这样的趋势与智识能力的普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这还意味着我们要颠倒知识经济学家的共识，证明转变的核心和主导动力不在于经济学研究所和工作室等私有机构，而在于人们共享的集体生产过程，在于福利制度和别的共同性制度（如免费医疗、教育、公有的学术研究活动等）。这一套共同性制度能够构成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新自由主义对共同性的私有化方案与人们对福利和共同性制度的民主要求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
第二个特征是，劳动（或劳动力）本身会自主地组织生产；这意味着现在最关键的因素再也不是不变资本的积累，而是劳动者的自我培训能力和他们的创造性——换句话说，劳动者会收回不变资本。
第三个特征是，劳动力的形成和再生产条件有直接的生产价值，因此可以说今天的“国家财富”起源于人们在企业之外的合作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种历史变迁，有关知识生产的传统理论（在劳动力之中，只有精英或专业劳动者才能创造知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今天，如果有一个“行业”能够创造知识（对“行业”这个词是否正确，我有所怀疑），那这“行业”就相当于整个社会。于是，劳动概念本身应该包括各种参与经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因素在内。
最后，所谓高等服务，就是说福利制度历史上所提供的服务，其范围以知识、感受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核心，会引起一些新颖的自治实践的出现。
那么，我刚刚描述的资本积累形式的转变，到底取决于哪些空间条件？
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场所，阶级斗争就不会发生：阶级斗争的可能性与某种空间有密切的关系。目前，我们可以把大都市视为阶级斗争最恰当的空间。本来，这样的空间就是工厂，今天我们还可以说是工厂，可是今天的所谓工厂再也不是过去的工厂，今天的工厂就是大都市：大都市及其生产关系、知识生产线、物质生产的场所、商品流通、交通网络、其边界以及它的生产危机和流通危机。在认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大都市能被视为工厂的最现代的形式，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都市还算是最古老的、最经典的工厂模式：流动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来城里打工的人，没有稳定的单位和住所的人，都像奴隶一样遭受剥削，并且剥削机制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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