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伊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民国笑忘书试读：
胡适与周作人的“诗生活”
胡适与周作人的交谊，始于“五·四”运动，终于“七·七”事变。在此期间，两人诗文往还，留下许多诗篇，“诗生活”可谓鲜活生动，至今读来还意趣盎然。
1917年初，在家乡绍兴教书的周作人，首先从其兄鲁迅寄来的《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对其中“今日当以白话文为正宗”的主张大为赞许。4月间，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又从文科学长陈独秀处得知留美青年胡适的若干详情。9月，胡适应聘进北大，在一偶然场合，与周作人初遇，其时周33岁，胡26岁。此后，两人同为文科教授，不时相遇于马神庙的教员休息室“卯字号”，又在12月共同参加小说研究组活动。这一年，只是两人相遇、相识的开端，真正的友谊始于1919年。◎1919：小河里的乡愁
1919年初，在有关妇女、儿童问题的讨论中，胡、周两人就“贞操问题”、“老子与儿子”等敏感话题迭发新论，一时惊世骇俗。与此同时，胡适还热衷“诗体解放”，尝试着创作白话新诗，虽应者寥寥，却笃志独行。周作人对此大为感佩，尽管自知非诗人者流，竟也陆续发表数十首新诗，投身于胡适所倡行的白话诗“实验”之中。其间，胡对周的长诗“小河”尤为激赏，赞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认为全诗观点细密，思想深沉凝练，其诗意诗旨不是旧体词调表达得出来的。胡适将其刊于《新青年》1919年二月号卷首，以示赞赏与倡导。
小河
一条小河，稳稳的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水，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样，稳稳的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我喜欢水来润泽我，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里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河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我生的高，能望见那小河，——他是我的好朋友，他送清水给我喝，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彻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出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有工夫对了我的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倒在沙滩上，
拌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个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除夕流水帐
这首长诗，如今看起来，着实算不得周作人的杰作，比之其杂文、小品文上的成就而言，逊色不少。全诗充斥着新文化运动前夕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曾有过的“乡愁”概念，平铺直叙的独白或虚拟对白，以分行而成的“诗行”格式之外，并无十分卓越的思想特色与新诗技法。胡适之所以对其激赏，无非是出于一种惺惺相惜似的“英雄所见略同”，无非是对一贯沉稳低调的周作人能对白话诗有如此的积极回应感到鼓舞。为此，《新青年》卷首，理应表达这种新文化的创举，理应展现这种敢于“一反常态”式的革命性文学。当然，这也充分表达了胡适对二人友谊的一种热望。只要反过来看一看一年前（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胡适自己写的那首“除夕”，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对周作人的这首长诗如此激赏。
除夕
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这个更不容易记。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
诗中所说的“孟和”是指陶孟和（1887-1960），在中国开创社会学学科第一人，当时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的撰稿人之一。胡适的诗句纯是白话，一清二白的流水帐，写来跟普通人家唠家常一样，并无太多深意。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在除夕的传统佳节里，在当时代的语言环境中，用这样的白话文表达了毫无诗意可言的叙事结构，说明了胡适对传统诗学的摒弃，或是表达了生活本身对诗学的调侃等等。这样的引申看似无可厚非，似乎很能把握五四运动前夕的某种文化氛围，实则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自以为是罢了。《除夕》这首诗完全就是当年一场北大教授年夜饭的流水帐，诗中的字句无论怎么深挖细察，也不过是归国的洋博士看到天津的雪梨价昂于市，在京城人家中充作时鲜佳品，由此想到家乡安徽的雪梨还在闭塞的乡村里贱卖，多少有些感慨时事，莫名的怀乡罢了。
洋博士与陶孟和谈了些什么时事、文学之类，统统是记不清楚了，只有那一句“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这本戏和那本戏”，总算关涉一点当时代的文学话题，也不过由此反映西方戏剧的译介确实开始风行于世罢了。除此之外，改良或是革命，统统是看不到的吧。说到底，改良不改良，革命不革命，年总还是要过的。北大教授也罢，资深海归也罢；写春联也罢，作白话诗也罢，在中国过大年，始终就是那么一股子喜庆劲儿和乡愁味儿。没有返归安徽老家过年的胡适，除了一丝乡愁萦绕之外，大过年的，哪来那么多横眉竖眼的理论与争论？同样没有返归绍兴老家的周作人，比胡适老成一点，表达含蓄一点，说辞冷静一点，但那首仍是春节前夕写成的“小河”，不也是对着江南水乡的那么一丁点乡愁在作怪吗？◎合力改订《尝试集》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是新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尝试集》中充满了种种新旧文化的冲突与矛盾,展示出了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该书一经出版，争议不断，毁誉参半。或亦正因如此，吸纳或批判来自各个层面关于《尝试集》的种种意见，成为胡适在这一时期“诗生活”的重点。《尝试集》初版之后，于同年9月再版，在再版中，胡适又增加了六篇诗作，同时又增加了一篇长达14页的再版自序，详细地评述了初版本的得失及其所坚持的“白话诗”理念；至1922年10月第四版时，《尝试集》已非当初的《尝试集》，胡适做了大量的增删。这些大量增删改订的背后，或许，也正是胡适与周作人等友朋之间的“诗生活”使然。新近在国家图书馆发现的周作人的一封佚简，就掀开了当年胡、周二人“诗生活”的冰山一角。胡适著《尝试集》初版本，胡适签赠本。
这封信写于1921年1月18日，是周作人致胡适的回信。这封佚简，可能是二人有案可循的，关于《尝试集》、白话诗等相关话题的最早记录。信文如下：
适之兄：
你的信和诗稿都已收到了；但因生病，不能细看，所以也无甚意见可说。我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
集中“鸽子”与“蔚蓝的天上”等叙景的各篇，我以为都可留存；只有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所以如“我的儿子”等删去了也好。
关于形式上，我也有一点意见，我想这一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本文可以用五号字排；又书页可以用统的，不必一页隔为上下两半，书形也不必定用长方形，即方的或横方的也都无不可。
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一月十八日周作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佚简是与一册胡适批点过的初版《尝试集》搁在一块的。可以看到胡适的手迹标示在初版《尝试集》（附《去国集》）的目录和扉页上。扉页上写着“叔永、莎菲、豫才、启明各删定一遍”，页下又有一行字“十、一．一用墨笔又删去两首”。由此可见，时当1921年，胡适曾让任鸿隽（叔永）、陈衡哲（莎菲）、周氏兄弟各自删定过。目录页内，“鸽子”题下标了“启明以为可存”；在“蔚蓝的天上”题下标出“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其他各题目下，有的用墨笔涂上或画以圈。无须一一列举，只要拿再版的《尝试集》对勘一下，或存或留的改订之迹，即一目了然。由此也可见胡、周二人的交谊之密切，“诗生活”之丰富。
至于对周作人等对其诗集的这番删改，胡适又是怎么看的呢？时隔近40年后，在1959年5月16日这天，他在台北谈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尝试集》，当时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都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
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这段文字见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其中所称“朋友”就是指周作人等——当年参与改订诗集的诸位。事实上，《尝试集》一共三编并附《去国集》；第一编尚未脱胎于旧体诗，第二、三编则属自由诗体的大胆革新。胡适首倡白话文学,并努力进行试验,这本诗集正是其1916年以来白话诗尝试成果之汇集。如果说这是一本看似特立独行、单打独斗的弄潮之作；那么当年胡适驾驶的这一叶孤舟之上，与他同行同志的，还有周作人等友朋。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战斗，一叶孤舟之上的“诗生活”仍旧有友情滋润，依然有周作人的携手共进。◎儿歌里的中西拼盘
当然，周作人与胡适不同，他肯定意识到自己写诗并不在行，而且对白话诗的热情也只是一闪而过，这种热情毋宁说也是一种友情的试探，一种友好的示意。在二人的友谊基本确立之后，周作人也就不怎么写白话诗了；返归本性，他仍旧是那位读书阅世都至精至透的苦雨斋主人了。后来，周作人搜集民间儿歌，曾倾力于歌谣创作，胡适仍旧对此感佩不已。毕竟，这对他主张的白话文学，对他所研究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仍然有那么一点追根溯源、推陈出新的默契。为此，他也曾拟写过一首儿歌，并且自认为是“中西结合”式的一种发明。
天上一个月月，
地上一个影影。
我摇头他也摇头，
我不动他也不动。胡适著《尝试集》手稿之一
这首儿歌开写之前，胡适加前注曰：“儿歌最不易作，周作人先生曾试作一首，我也试作一首。”儿歌写完后，胡适附注曰：“这诗不用尾韵而用双声。一，月，月，一，影，影，摇，也，摇，也，皆双声字。天，地，头，他，动，他，亦双声字。双声可以代尾韵。英国古诗无尾韵而有双声。至意大利诗歌输入后，始有尾韵。”
看来，把英国的双声与意大利的尾韵搞了一个拼盘，再用中国文字做食材，胡适是当了一回“万国美食节”的策划人。当然，中国诗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美食”，另当别论。
1920年代，胡、周二人的交谊还在继续，只是关于白话诗歌之间的酬唱往还告一段落。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学术研究，似乎不再那么诗兴勃发了。当然，胡适的“文学健将”气质仍在漫延，二人原本以诗示好的交谊，差一点成了交恶。原来，在1925年秋，胡适于武昌大学发表演说，对《诗经》中一些诗句作了大胆的新解释。周作人闻知后，旋即在《晨报副刊》撰文，不客气地指出胡的错处，批评胡对《诗经》句句求解其意的方法，是“还中着传统之毒”，甚而以“武断”、“专制”等语相讥，语气苛严，大有批判之意。胡适也自知白话诗闹腾之后，再来新解《诗经》也实在有些力不从心，返归书斋重新定位研究方向，也就罢了。胡、周二人并未因此再来一场“论战”，交情还在，交谊似乎还可以再继续。◎自寿诗中茶与酒
到了1930年代，胡、周二人在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上实际已经分道扬镳，道不同不相与谋。只是同在北大共事，加之昔日交情还不至于破裂，交往还是有的。
周作人到1934年1月13日为50虚岁，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做寿“做虚不做实”的习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体”的打油诗体式，于1月13日吟咏自己的五十大寿，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诗的大意说自己前世为出家和尚，今世却是人世间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闲来无事就在街头听人谈鬼，窗下画蛇；玩骨董，种胡麻；若问这是为什么，请到寒舍一面品尝苦茶，一面听我闲聊罢。此诗表现了周作人五十虚龄时的心态与情态，可谓其后半生人生态度的一份宣言书。
诗中的首联，其实概括了周氏家族中一个流传的典故。据说在周作人出生当晚，一个族叔外出到半夜才回来，走近堂内的门时，他似乎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那里，而周作人恰在此时降生，所以周作人常说自己是“老人转世”。但其族人们却以讹传讹，将“白胡老人”说成是“老和尚”了，因此后来周作人在其《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做的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诗’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这个典故。”
又过了两天，旧历15日（公历是16日）才是周作人真正的生日，他在家设五桌酒席宴请亲友，当日，他又用13日做的诗的原韵写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1月17日，胡适按照周作人原诗的“家麻”韵，学着古人酬唱和诗的模样，也写了一首“古体诗”。虽是“古体”，可格式之内的文字通俗明白，这对于一贯提倡白话文学，一贯标榜现代文学的胡适而言，可谓旧瓶装新酒，仍是新文化做派。诗云: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这首诗里，胡适调侃周作人，说他舍不得拿绍兴酒招待客人，只能泡苦茶装装样子。“吃肉应防嚼朋友”，则又使用了一个典故，来自周作人祖父梦后不敢吃肉，怀疑是故人回报的周家传说。当然，这也可见胡、周二人的交谊深厚，交情一般的友人不可能知道这些家族典故，更不可能信手拈来。第二天，胡适兴趣不减，又再依前韵和了一首五言诗，诗云: 老夫不在家，也不着袈裟。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这首诗不是写周作人的，实际上是胡适自说自话，给自己的自画像。但从诗中自况的一番景象，可以看到，与周作人的心态志趣是完全相反的。周氏在恬静淡漠的书斋生活中，俨然是位枯坐的老僧；而胡适依旧是爱憎分明、直来直去的新文化先锋、新文学斗士。“人间专打鬼”之句，表明了胡适的新文化立场，即要说人话，不要说鬼话；要大力推进现代性，而不是一味地怀古、复古，装神弄鬼搞复辟。“不敢充幽默”之句，表明了胡适的新文学立场，即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小品文创作相反，与其追捧的“幽默文学”之道不同，始终强调文学的通俗明白，且具备现代性的批判眼光，而不是一己之趣味、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
周作人收到和诗后，2月2日又作(为适兄再续八句)，诗云:
双圈大眼晴，高轩破汽车。从头说人话，煞手揍王巴。
文丐叫连天，诗翁满地爬。至今新八股，不敢过胡家。
周作人的续诗，在略微的调侃中，还是表达了对胡适的赞赏。3月5日，周作人又给胡适写信，抄送了他的“五十自寿诗”，以作留念。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收到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韵答之: 肯为黎涡斥朱子，先生大可着袈裟。笑他制欲如擒虎，那个闲情学弄蛇。
绝代人才一丘貉，无多禅理几斤麻。谁人会得寻常意，请到寒家喝盏茶。”
胡适日记中的这首诗，没有再寄给周作人。胡、周二人的此次自寿诗酬唱，算是轻松收场。从这首诗中，还是能看到，胡对周的某种期许，还是能体会到，胡对周的某种惋惜。胡期许的是，周能在书斋生活中，继续为新文学、新文人贡献力量，只要能“斥朱子”，“着袈裟”也不妨。胡惋惜的是，周的才识与能力绝高，却极可能在自怡自得的书斋生活中，逐渐丧失斗智，于当初二人共许的新文化运动而言渐行渐远渐无声迹。“制欲”与“闲情”，在胡看来，皆是斗志衰退、人将暮年的表现吧。◎王小二过年
1935年12月25日，胡适又收到了周作人的新年贺信。胡适迅即写了一首贺新年的诗，以示同贺新年之意。诗云：
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
强梁还不死，委曲怎能全。羡煞知堂老，关门尚学仙。
胡适在写好诗句的信笺末尾，添写了几行字，“知堂先生寄示新年好，戏和一首，博先生一笑。适之，廿四·十二·廿五”。从行文的语气来看，调侃中亦有劝慰，似乎已经理解并认同了周作人此时此地的心态与做派。他用了一个“王小二”的典故来自况，也向周间接说明了时局的纷乱与危险。胡适诗札，戏和周作人新年诗一首，1935 年12月25日。
王小二的故事，发生于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之际。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巡游杭州时，一日微服私访至吴山，因天公不作美，被淋为落汤鸡，无奈之下求助山民王小二家。王小二家中虽贫困，但还是慷慨地用家中仅有的豆腐、鱼头和菠菜，做出了菠菜豆腐和鱼头豆腐，款待不速之客。乾隆吃后感到鲜美异常，回到京城，让御膳房去做，却怎么也觉得不是那味儿。当乾隆再度造访杭州时，便派人找来王小二，穷困潦倒的王小二，如实说出了自己的困境是“一年不如一年”。乾隆为报答王小二的一餐之赠，赏赐金银，供王小二开店，并御笔为店题字“皇饭儿”。至此，王小二生意渐兴盛起来，王小二过年，不再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是一年胜过一年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说的虽然是个人境遇，实际上也反映了整个国家时局状况。王小二是时代的小人物，却可以因为偶然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而出现“一年不如一年”或“一年胜似一年”的巨大生活差异。以“王小二”自况的胡适，也自然有当时的困境与苦衷。
原来，自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杂志以来，胡适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与政治理解，积极参与抨击时政、人权启蒙的工作，先后在杂志中撰写了1309篇文章之多。这本中国现代政论杂志，前两年的经费完全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不但经费筹措要担经济风险，还有“因言获罪”的政治风险。这本杂志标榜“独立”精神，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胡适在杂志中倡行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时局之下，实际上也是两头不讨好的特立独行，“一年不如一年”的困境再所难免。
以胡适为首的一帮新派知识分子，自掏腰包去自谈国事，在周作人看来，这就是“不务正业”，以荒废自己的学术生涯为代价去冒险，得不偿失。事实上，胡适的半部“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等一系列尚未完稿的学术著述，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投身政治运动之后所无法弥补的缺憾。另一方面，周作人怡然自得的书斋生活，在胡适看来也是“学仙”式的自娱自乐，这种生活隔绝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自由精神，也完全抛弃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普世情怀，并不值得倡导。
当然，胡适认定的自由主义精神与政治变革之路，是不会因为这些学术上的缺憾和友人的悖离而却步的，所以才有了“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的自嘲兼自勉之句。确实是只过了一年，《独立评论》杂志在1936年底因造论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一度被迫停刊。“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之句也因之应验，胡适对此或已早有预见。但“强梁还不死，委曲怎能全”，在胡适的百般斡旋之下，杂志又于1937年4月复刊，虽然旋即又因七七事变而被迫停刊。
经过一番走出书斋的论政生涯，历经种种困窘与不堪后，胡适也有着自己的清醒与坚持。他当然也知道，千百年来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始终不曾改变，包括曾奋起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事兼友人周作人也不例外，但胡适做不到委曲求全式的退让与幻想，所以胡适也只得说“羡煞知堂老，关门尚学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七月八日，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离开北平，随后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当年九月至十二月就去了美国，作非正式的外交工作。他见过罗斯福，力争中国抗战获得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并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演讲。至此，胡、周二人天海两隔，通讯中断，再也没有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心情，去诗文往还、倾诉心怀了。◎苦住庵说梦
1938年8月4日，胡适在伦敦作八行诗《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希望周作人即刻离开北平，不要同流合污做了汉奸。诗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周作人诗札《苦住庵吟》，1938年7月21日。
周作人曾自比为苦雨庵中的老僧，胡适希望他到昆明去，所以说“飘然一杖天南行”。胡适担心周作人沦为汉奸，所以有“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话。末句表达了胡适对老朋友的思念。怕日本人审查，胡适用了“藏晖”的名字，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留学美国日记时所用“斋号”。
在北平的周作人接到胡适信后，9月21日做了一首白话诗答“藏晖”，9月23日又附写了信札，直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或许是为了躲过日军的审查，他并不写胡适或胡适之先生收，而是请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当时，已有消息传出，称胡适将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胡安定”是胡适曾用过的别号，知道的人极少，但若胡适本人在使馆中，就一定能收到这封信。周作人将这首诗命名为“苦住庵吟”，诗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印“知惭愧”〕
从先前的“苦雨斋”到如今的“苦住庵”，周作人算是苦到家了，也算是苦不堪言。留在北平“苦住”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不得不为全家老小生计着想，只得如此“苦住”而已。“老僧始终是个老僧”，还是一贯的与世无涉、自成一统的面目，与当年“躲进小楼成一统，关他冬夏与春秋”的鲁迅俨然是同一层级的坚定。周氏兄弟的立场，显然无须南迁的友人们太过担心，诗中已说得明白如画。写毕，周作人附注云：“廿七年九月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不过，又似乎担心一首诗说明不了具体问题，随后又附写了一封信札，将他如何如何、如之奈何的苦衷种种一一说明，他在信中写道：
藏晖兄：廿七年九月廿三日、北平
二十日得前月四日惠寄新诗，忻感无似。即写一首奉答，别纸写上，乞赐览。近日公超暑假北来，述孟真意与兄相同，但弟交系累多，不能离平，此情形孟邻知之较详。弟夫妇只二人，小儿去年北大亦已毕业，本来行止不成问题，唯小女因婿往陕携其二儿寄居此间，又舍弟之妻儿四人亦向来同住，在上海人学时髦，对其家属已有两年不寄一字来，因此敝庵中人口不少，弟若离开则两处需用，更不能支矣。募化米面，尊处译事本是大一份，而近来打六折，又迁香港，想将停顿，神话之本文及研究、神话论已成三十万言，注释繁重只成一章已有二万字，大约注释全部亦当有十馀万言。夏中因病中止，希望本年内成之，了却一桩多年心愿。九日起往司徒氏义塾担任两课国文，每星期去一天计四小时，但不能抵译会米面之半，亦慰情胜无耳。前四十年有人为算命，当中举人，计当教负多年正是学老师之地位，若祭酒司业那有此福分承受，况弟已过知命之年，此当已知之矣。匆匆顺颂 近安 知堂和南〔印“冷暖自知”〕
信中提到的“公超”、“孟真”、“孟邻”、“司徒氏”四人，即叶公超、傅斯年、蒋梦麟、司徒雷登。所谓“尊处译事”及“译会”，系指胡适曾任董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1934年1月出版的《希腊拟曲》，实际上就是该会翻译丛书计划之一，因胡适的力荐，周作人为该会特约译书作者之一。信中反复表达的周氏无法离开北平的苦衷及家居生活的艰苦，虽属自我表白，情状却几近求助。信末又述算命旧事，辗转表达出他只会做教书匠，绝不会涉足政界之意，已近知命之年，不会自毁名誉。这封信相当于《苦住庵吟》的进一步“笺释”，苦水泛滥，周作人没有作吃黄连的哑巴，把苦水都倒给胡适一观。
前一首诗尾，钤有“知惭愧”印章一枚；后一首信札，钤有“冷暖自知”印章一枚，从“知惭愧”到“冷暖自知”，周作人的诗心文胆与生涯抉择，基本已经浮露端倪。当然，此时周、胡二人的交往还仍是诗文酬唱、友谊第一的。◎1939：无人认得胡安定
1939年元旦，“抗日锄奸团”的刺杀行动使周作人险些丧命。1月8日，躲过一劫的他欣然命笔，写了一首打油诗抒怀。诗云：
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周作人1939年元旦遇刺之后留影
先前吃苦茶的老和尚不见了，似乎已经还俗，还喝起了小酒。三杯酒下肚，酒不醉人人自醉，可却是连一宿安稳觉也换不来的。为什么呢？周作人再次申言，“庵里住的好些老小”都受了惊吓，“闹哄哄”的不得安宁哩。这首诗看似坦然无碍，又似有隐忍怀抱；为承担家中老小生计故，这不得已的苦衷，似乎早已不足为外人道也。
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汪伪势力控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聘书，这是所谓其“伪职”生涯的开端。1月14日，他又写了一首打油诗，不知道是为了新任馆长的纪念，还是续写遇刺后的心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诗云：
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
首句的“忍过事堪喜”，出自周作人很喜欢的唐代杜牧《遣兴》一诗。原诗如此：“镜弄白髭须，如何作老夫。浮生长勿勿，儿小且呜呜。忍过事堪喜，泰来忧胜无。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可以看到，周诗的写作背景及其心态，与杜牧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境如出一辙，遇刺脱险后的“泰来忧胜无”，获聘图书馆馆长的“忍过事堪喜”，已经让周自以为悟得了人生三昧——“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以杜枚自况的他，此时似乎“心径”已熟，不再有“穷途”之叹了，在饱经苦楚、“饱吃苦茶”之后，可以相当清醒且极其微妙的“辨余味”了。这种状态之下的周作人，自然可以放言“代言觅得杜樊川”了。
周作人此刻茶酒通吃，既陶醉亦清醒，俨然已经参透世内尘外诸事。于是，他又将这两首颇能体现身心强健的打油诗，和他遇刺后硬硬朗朗地站在八道湾居所前拍摄的照片，一并寄给了胡适。这封信仍然是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
但周作人的这封装有两首诗和照片的信件，与先前的写有《苦住庵吟》的那封信寄到华盛顿中国使馆后，因为谁也不认识这位“胡安定”，都先后被丢在了一边，无从投递。 直到1939年12月13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之后，再次回到华盛顿大使馆，才收到华美协进社孟治先生转来的周作人两次寄来的诗和照片。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诗，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纸，信封上写‘Dr. A. J. Hu，胡安定先生’，由华美协进社转。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搁到今天才转来（最近他问我，我叫他寄来）。”为此，胡适又写了一首《无人认得胡安定》感怀，诗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这首诗后来也辗转寄到了周作人手中，搁在周氏旧箧中，恍恍二十余年过去。直到香港友人鲍耀明提及胡适逝世，他才又将这一页小诗清理出来，睹物思人一番之后，索性又转赠给了鲍氏。他特别在信笺空白处加注“胡适之君诗”，再钤上一枚“岂明经手”的印章，以示郑重说明。这首小诗，即是胡、周二人最后的诗文酬唱。除了惘然之外，了无兴味。
在此之后，还有抗战胜利后周以“汉奸罪”入狱，俞平伯写信向胡求助的轶事；胡适以北大校长名义向法院开具证明，确认周在沦陷期间保护校产；以及后来胡适力劝周不要留在大陆，应赴台湾的轶事等等，虽仍是旧交情谊使然之下的“义举”，但或也只是就事论事的一些情理中事。胡、周二人天各一方，停留在记忆中的旧日情谊或许还在，但毕竟交往难再，难以再续前缘，更不会再有诗文酬唱那么纯粹，那么富于闲适气质的“雅事”了。
1938年10月30日，就在周作人的《苦住庵吟》还在邮递途中之际，驻美大使胡适仍然还有写白话诗的雅兴，他题在自己照片上的那首小诗，至今还广为人们所知，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只是这首诗与照片，当时是送给赴美求援的银行家陈光甫的，而不是送给仍旧留在北平的文学家周作人的。第二年（1939），那封装有周作人打油诗两首的信件搁在大使馆某个抽屉里之际，胡适又忆及这首自己随笔写在照片上的诗，觉得蛮好，又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来，把诗句重新抄录到照片上。这一次，他又将这枚有题诗的照片送给了来访的新任中国驻古巴公使李迪俊，却仍旧没有想到赠送给周作人。看来，“只能拚命向前”的胡适，与只能待在北平的周作人，似乎已经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对话与重逢的可能了。
就这样，胡、周二人的“诗生活”，从1919至1939年，整整二十年间，在向前还是向后的抉择中，渗透着各自的诗意，贯穿着各自的情意。当然，“诗言志”仍是中国诗的基本主题，胡、周二人的二十年“诗生活”，无论是白话诗还是打油诗种种，都皆可作公共知识分子们志趣的剪影，皆可作他们在时代生存境遇中的一册存照。或许，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诗生活”本身，尤其是类似于胡、周二人这样重要人物的“诗生活”案例，重要的不再是文学形式上的格调与韵律，而只是蕴藉其中的心史与志业、抉择与固守罢了。胡适诗札，《答周作人〈苦住庵吟〉》，1939 年12月13日。1938年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存照
胡、周二人的诗文酬唱，仍旧是中国诗史上千百年间案例之一。在这些层累积淀的案例中，酬唱的本意仍是“惆怅”，千百年来文人们的诗文酬唱，说到底不过是抒写自己的“斯文惆怅”罢了，胡适与周作人也不例外。只不过胡适惆怅的是国家兴亡，而周作人惆怅的只是儿啼妇语，各有各的惆怅，最终二人是否一解愁怀，我们只能探究，而无法定论。那个猝死于台湾“中研院”酒会中的胡适，与猝死于大陆自家厕所里的周作人，也只是留下了这么一点“诗生活”的纪录，让后来者继续因之酬唱，继续为之惆怅罢了。
胡适的糖尿病及其他
◎小引：未能定案的“公案”胡适的糖尿病，作为其对待中医的态度的一个典型案例，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桩文化公案。事情原本很简单，胡适早年所患的肾病（有可能是早期糖尿病），经中医名医陆仲安治愈，有胡适本人的日记、题记及其弟子友人的忆述作证，可以说是确证无疑的事。
胡适在1921年时为一幅描绘陆仲安研读医书的画像题跋，明确证实了传统中医的疗效与他本人的感激之情。在这幅原本是大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病症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之上，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人物，以一贯严谨的“实证精神”，写下了他对中医疗效的真实感受，他写道：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他的成份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胡适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当时西医给出的诊断亦是不明确的；而善用芪参治疗疑难杂症的陆仲安，其实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病理说明。胡适的感激之情，在上面这个长篇题跋中表露无遗，但始终也没有说清楚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过题跋中提到与胡适患有同样症状的的马幼渔之弟马隅卿，15年后倒的确是死于心脏病诱发的脑溢血。41年后，胡适也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如果不是巧合的话，胡适在陆仲安那里诊疗的“怪病”，倒的确可能有心脏病的因素掺杂其中。1960年胡适存照
一桩1920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病的大好事，如果是普通患者，这原本应是喜形于色的口碑美谈。却因为患者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身份，更因为胡适在中医就诊之前、就诊之后以及后来的忆述中态度的突变，进而引发了后世从学术史角度、文化史角度来探讨这一桩原本普通的医疗事件。各种意见与评判莫衷一是，各种第一手或第二手的文献资料也层出不穷地引证了出来；说胡适相信中医的是一边，说胡适压根就不相信中医的又是一边，甚至于还出现了说胡适是中西医都不信的“实用主义”者等等，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白吉庵所著《胡适传》，以及华蓓苓所撰的《大剂芪参治消渴——记陆仲安太老师治愈胡适糖尿病案例》一文中，均详述了这桩“公案”始末，这桩“公案”大致有了可以摸索的轮廓。文中写道，1920年夏天，胡适经常患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到1920年秋，胡适请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仅尽人事而已，另瞩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劫数难逃”。周围朋友纷纷劝他不妨延请中医一治。胡说：“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不足凭也，何况西医也已束手。”然几经劝说，胡抱姑妄一试的态度，由马幼渔介绍就诊于北京名医陆仲安。
胡适的弟子、历史学家罗尔纲，后来也详细忆述了这次重要的就诊经过。他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中写道：“关于陆仲安医治胡适的经过，当时著名的西医俞凤宾曾有简明扼要的记载，郭若定编著《汉药新觉》上集第五篇记黄芪后，附录其全文如下：‘附录：俞凤宾博士《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中云：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某西医告以同样之症，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痊愈。处方如下：生绵芪四两，潞党参三两，炒于术六钱，杭白芍三钱，山萸肉六钱，川牛膝三钱，法半夏三钱，酒炒苓三钱，云伏苓三钱，福泽泻三钱，宣木瓜三钱，生姜二片，炙甘草二钱。此系民国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初诊，治至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止之药方。’”（《中药季刊》五卷三号九二页）
这个药方，作为一副为胡适治愈顽疾的“验方”，当然名噪一时，也被当时正在为西医所排挤和打压的中医界人士奉为法宝。另一方面，这个药方的出现，也将胡适的这种“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的顽疾，正式定格为“糖尿病”。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中也提到了这个著名药方，“陆仲安的药方为：‘生芪四两，云苓三钱，泽泻三钱，木瓜三钱，西党三两，酒苓三钱，法夏三钱，杭芍四钱，炒于术六钱，山萸六钱，参七三钱，甘草二钱，生姜二片。’……西医俞鸿宝（即俞凤宾）抄出全部药方，刊登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
不过，到了胡适晚年，这桩医案的认定却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同样是在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记述了胡适在给朋友的两封信中否认了陆仲安曾给他治愈疾病这个事实。在1958年的一封信中，胡适写道：“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这样看来，无论胡适当年是否真的得过糖尿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向中医求助诊治，并且得到治愈本是无可争论的事实。然而，胡适晚年否认其患糖尿病的事实，又让这一事件的文化背景与学术立场复杂化了。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这是胡适根本不相信中医的表现，他在半信半疑之间选择中医本属无奈之举；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表明其一贯尊崇西方科学精神的立场，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属言不由衷之举。所有这些揣测，站在研究者各自的立场上，均给出了看似合理的细节推敲与定性分析；但据此断定胡适完全不相信中医，或实际上非常信服中医，似乎都还缺乏足够的理据与说服力。◎公案之外的公共话题
依赖所谓的“医师案例”、“师门回忆录”、“晚年谈话录”等转述资料，来判断胡适生涯种种，诚然会有不那么“铁证”的诸多客观因素存在。而即使是通过胡适本人的某些书信、日记、文章等第一手资料，来看待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也并非是可以“一以贯之”的定论。
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推崇“科学”精神，治学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所谓“科学方法”。在这样一种治学理念中，中医与西医的比较研究、实证分析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与其一生孜孜以求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各个专题一样，当然不会是一日一时的心血来潮；即或是有“截断众流”式的阶段性假设前提，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完全有继续修正与改判，甚至推翻的可能。因此，对胡适一生中各个阶段的某种学术立场及治学结论而言，绝不可以点代面，绝不可用其六十岁时的言论代言其三十岁时的观念；甚至于还不能就其晚年言行种种反推出某种看似客观必然的规律，再以这样的“规律”去串联其一生的学术生涯，得出所谓的“盖棺定论”。
如法炮制，分析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要么抓住其早年的《秋室研经图》题跋不放，认定其相信甚至推崇中医；要么抓住其晚年谈话录的只言片语，认定其从不相信甚至敌视中医；围绕这两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搜采各种证据加以论证，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须知这样来理解胡适，这样来论证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乃是把活生生的胡适当作了钉死的靶子，无论用手枪还是冲锋枪去瞄准，枪林弹雨之下，早已体无完肤。任何一方阵营，或精巧或粗糙的“枪法”，都会总有击中靶子的概率，都总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甚至于还有凯旋之后的那种得意洋洋。
套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念，人类语言有两种特性，即共时性与历时性。那么，理解一个活生生的人，理解一个人的学术观念，一定不是静止僵死的符号式理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理解与探讨胡适的学术观念，往往陷入一种“共时性”怪圈；即把胡适符号化、象征化，好像胡适是从石头里蹦出的齐天大圣，生来就是一副天不管、地不收，砸烂一切传统的先锋模样。可以说，不运用“历时性”视野，去映照与拟合胡适一生不断更新的学术生涯，是难以充分切实理解胡适的学术观念的。在这一历时性视野中，断言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当然是需要打破的怪圈之一；分执两段的极端评判都是需要重新审视与反思的。
胡适所推崇的“科学精神”，绝不是一种急于下判断、急于搞批判、急于大破大立的粗暴心态，也绝不可能是最终为某个结论固守终生、至死不渝的治学旨趣。诚如胡适本人所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其一生的治学心得，也是其赢得同时代学人普遍认可的一种治学理念。胡适对待中医，也应当是这种态度；不把胡适一生始终趋于变化革新的治学理念加诸其中医研究之上，不在此前提之下进行历时性观察与充分解读，就急于扣帽子、划界限、贴标签式地判定胡适“信还是不信中医”、“支持还是反对中医”，无疑还是犯了“多谈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的老毛病。
笔者向来不认同分执两端的极端观念，但如果说胡适对待中医始终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抑或胡适始终希望将中医理论纳入西方科学体系加以重新审视与评判——这样的观点又无疑是不够鲜明的，是有点“中性”色彩的，似乎也是“左右不讨好”的一种判断。有的朋友说，让我拿出证据来说话，并以胡适的箴言来奉劝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遗憾的是，除了上述有利于分执两端的诸种“史实”之外，我实在还拿不出别的更有力的实证来。但我始终不愿意选择，那种非此即彼的振振有辞；在没有所谓“实证”之前，只能选择沉默而已。◎1919年，胡适开讲中医
机缘巧合的是，新近发现的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以下简称“讲义本”），部分地映证了我这一“中性”观点。这份1919年印制于北京大学，胡适用于讲授中国中古哲学史的珍贵文献，向我们揭示了胡适对待中医的学术态度之冰山一角。
在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中，28岁的胡适，在北大讲堂上向当时的公共知识界报告了他对于中国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将中医理论纳入世界科学体系中加以考察之际，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歧视或忽视中医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过分推崇西方科学的偏见。虽然不至于为中医摇旗呐喊，滥发一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豪言；但其观念“中性”而平和，并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置传统学术于死地的那种先锋做派。他开篇写道：
研究西洋科学史的，知道科学的出身是狠微贱的。古代的天文学是祭司僧侣的遗赐，近代的天文学是从星命学（Astrology）出来的。化学是从炼丹术与炼金术（Alchemy）出来的。物理学与医学也是如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汉代的种种道士的迷信，也可以寻出一些狠有价值的科学上的贡献。
讲义中，胡适站在汉代哲学的高度，将汉代科学技术纳入世界科学史的视野，加以一一阐论。他认为在古代种种迷信自然神力的思维进程中，汉代的医学逐渐从迷信程式中脱离出来，开始成为科学、系统的专门学术。他在讲义中写道：
求长生、求仙药、求神丹，都与医药学的进步有关系。那时代的医学何以能成为系统的学问呢？依我看来，这是全靠那时代的思想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可以用来把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串起来，故能成为系统。这些观念之中，最要紧的是，（一）阴阳的观念；（二）五行生克的观念；（三）五脏分配五味、分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行的观念；（四）气的观念。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页面。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之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他接着写道：《汉书·艺文志》有医经二百一十六卷、经方二百七十四卷、房中术百八十六卷、神仙二百五卷，总名为方技。论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又分论医经曰，“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又分论经方曰“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些议论都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话，可见汉代已有一种有系统的医药学。现有的《黄帝内经·素问》照《艺文志》的叙论来看，大概是汉代的著作。后来的中国医学经验的方面，自然狠有进步，但理论的方面总跳不出内经的系统。
在对《黄帝内经》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此说起于晚周阴阳家，《吕览》说得狠详细，《淮南王书》采用他，变为道家的一部分。大概到了汉代，这种学说始完成。）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炙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炙。初起时，自然是狠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在医学界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自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阴阳五行等观念在当时，确是狠有功效的工具。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中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只是《内经》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治反者反治”一句话。（希腊古代的医学也是以一个“调”字为基本观念。此语见至真要大论）但这个观念全是根据于阴阳五行的学说，若没有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国也许只有许多零碎的、完全经验的方技，但必不能有个系总的医学。（中国自古至今，有了许多化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但没有化学，也没有物理学。这都是因为没有几个基本观念做假设的根据，故不成系统的知识）
在后世研究者的新文化运动各式“审查报告”中，对古代迷信的批判，当然是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份93年前的讲义本中，我们看到，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并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将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在他看来，中医正是将“阴阳五行”的概念活用于人体，并将其演化为一种学术语言范式与理论体系；对这一概念的特定解码运作，竟造就了中医在汉代成为系统科学。
胡适说得很明白，（阴阳五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自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在当时，确是很有功效的工具。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作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古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当然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的，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是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之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胡适明确指出，中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只是《内经》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治反者反治”一句话。而返观世界医学史，希腊古代的医学也是以一个“调”字为基本观念。中医与古代“西医”相比，并不逊色，还异曲同工。但这种基础理论的取得，却正是依赖于后世认为“阻碍进化”、“迷信落后”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历时性”的历史文明进程中，胡适一方面为“中医”的合法性正名。另一方面，他也为之感慨道，中国自古至今，有了许多化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但没有化学，也没有物理学。这都是因为没有几个基本观念做假设的根据，故不成系统的知识。◎小结：“历时性”的胡适
通过讲义本的上述内容，胡适早年对中医的系统研究及其学术评判渐次浮出水面。或许，我们还不能据此证明，胡适一生均持其28岁在北大讲义本中的观念；也不能据此说明，这即是他对待中医的终其一生的明确态度。但至少有一点可能揭示出来，胡适思想的先锋性，并不是以其对传统文化破坏程度为指标的；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中性”却非妥协，有批判也有认可，其“历时性”考察史料的眼光，有一针见血处，亦有融会贯通时。
至于胡适后来所患顽疾是否即是“糖尿病”；中医为其治愈的是“糖尿病”还是“肾脏炎”；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是否又意味着其有某种不可告人的言不由衷等等，所有这些细枝末节的生活史考证背后的极端观念倾向，则实在是可以休矣。关于“胡适信不信中医？”，“胡适支持还是反对中医？”这样的伪命题，也实在可以到此为止了。或许，在讲义本出现之后，将来还会勃兴出一种变通的伪命题方式——胡适在哪一时期相信中医，又在哪一时期不相信中医？胡适在哪一时期支持中医，在哪一时期又反对中医？
为此，答题者们又得广征博引各路文献，转换叙事手法，重新组织起非此即彼的理论体系来。不过还好，这样变通之后的伪命题，至少还是一种“共时性”眼光向“历时性”视野转变的产物。如果有哪一天，我们不再用这样先前的伪命题，以及变通之后的伪命题去考察胡适及其思想，不再追问“胡适究竟怎样看待中医”并为之列出一个所谓的学术年表来，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理解、包容、吸纳并受益于胡适思想的开始罢。
密韵楼中王国维——从藏书、读书角度看王国维学术积淀
◎读尽天下有用书王国维（1877-1927）曾说：“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难舍去者，亦惟此耳！”和所有旧式文人一样，王国维的书生本色是无疑的——读书、治学，再读书、再治学的书斋生活，似乎并无二致。但再进一步观察，同样是以读书治学为毕生志趣的王氏，又与同时代的读书人、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辛亥革命之前的曾倾心于西洋哲学，到辛亥革命之后三五年间全力进行古典文学研究，再到寓居上海期间的淹贯于经史小学众多领域——真正着力于所谓“国学”研究，王国维一生中的这三个治学阶段，其转变之剧、反差之强姑且不论；单单是从购书、藏书、读书的角度而言，难度就相当之大。对于同时代一般学者而言，恐怕很难配置这一囊括中外古今的巨大书库。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样一所巨大书库，要想形成像王氏那样丰厚的学术积淀就没有可能，要想达到王氏那样卓越的学术水准也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如果说王国维早期的读书生涯所需书籍，还比较容易购置；在那个西风东渐、欧风美雨的20世纪之交，大量铅印洋装的译介读物并不昂贵，也极易觅得。那么，后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时所需书籍，则相对而言已经有一些购藏上的难度了。那些所谓集部古籍，即主要内容为诗词文赋的线装古籍，有一些珍稀版本在清末民初，已经身价不菲，绝非一般文士可得染指。况且，王国维要做的相关研究，是追根溯源式的所用不尽其极，对古籍中的字词句章均需逐一比勘，以期从中返本正源，方可进一步精考细研。譬如王国维所撰，被誉为与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同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的《宋元戏曲史》，乃是我国第一部戏曲史专著；为撰写这样一部开辟鸿蒙式的著作，所需查阅的相关史料与古籍数不胜数，有许多不是孤本便是珍本，皆是一些知名藏书家束之高阁的秘笈，非极深交谊不可得见一页半纸。
事实上，王国维本身不是什么顶级的藏书家，也无力购置如此庞大的古籍书库。但好在有罗振玉等友朋相助，查阅这些珍本秘笈尚不在话下。当然，由于王氏学力精深，眼光独到，也有一些藏书家主动登门求见；他们一来是请王氏鉴定版本珍稀真伪，二来是为求得王氏一纸跋文，以期“一经品题，身价百倍”，这在无形中也给予王氏更多接触到珍本秘笈的机会。王国维的读书生涯，所读之书并不完全来自于自购自藏之书，而实际上是天下所藏最为精粹之书，他对此没有所有权却有使用权。他能读到当时代最珍贵、最稀有、最完善的藏书，更能将这些别人的藏书为我所用，将其中的学术价值发现、发掘乃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