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明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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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试读：
侯仁之是谁（代序）
2008年5月，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涌入北京。
这一届奥运会的口号是“新北京新奥运”，可是不管是外地的游客，还是外国的游客，更感兴趣的是“老北京”，在这座建城长达3000年，建都近千年的历史文化古都，人们着迷的自然是它的历史。
在这个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寻访侯仁之。
我的住处在天坛公园附近，介于北京市崇文区和宣武区（现两区已分别划入东城区与西城区）之间，这里是北京宣南文化的重要遗址。
因此，到这里寻找“老北京”的游客更多一些。
在宣武区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北部和南部，我分别看到了刻有“北京建城记”和“北京建都记”碑文的两块石碑，撰文作者为“侯仁之”。
在崇文区崇文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我看到了刻有“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和“北京城东南角楼记”碑文的两块石碑，撰文作者还是“侯仁之”。
此外，在宣武区白纸坊桥西青年湖，有侯仁之题写的《金中都城鱼藻池遗址介绍》；在西城区什刹海前海南岸，有侯仁之题写的《什刹海记》；在昌平区白浮村白浮泉南岸，有侯仁之题写的《白浮泉遗址整修记》；在西城区西便门北京明城墙遗址旁，有侯仁之题写的《明北京城城墙遗址维修记》；在海淀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西北角，有侯仁之题写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碑记。
我在崇文门明城墙遗迹旁边观看碑文的时候，一位小姑娘好奇地问：“侯仁之是谁？”
无独有偶。
一个月后，我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61号侯仁之家里拜访侯先生。期间路过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湖西南侧立一石碑，上书三个大字“未名湖”，落款“侯仁之”。正好也有游客在拍照时好奇发问：“侯仁之是谁？”侯仁之题写的未名湖碑石
侯仁之是谁？
对于一些普通民众来说，不太熟悉“侯仁之”并不奇怪。毕竟，侯仁之的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学并非“显学”。
在互联网时代，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在GOOGLE或者百度上，只要键入“侯仁之”这三个字，就会跳出许许多多的链接。
在全球最大的百科网站维基百科上，对“侯仁之”这个人物词条如是介绍：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祖籍山东恩县，生于河北枣强县，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1940年本科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2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侯仁之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50年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首次阐释了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的区别。他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贡献很大，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等很多重要问题。在北京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侯仁之为保护莲花池、后门桥（今万宁桥）等北京古城遗迹、遗址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北京大学的网页上，对侯仁之的介绍是：
男，1911年12月生，山东恩县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北大副教务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侯仁之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第一次在我国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其在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其还在西北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的考察中，揭示了历史时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导致沙漠化的重要原因，为沙区的治理，在决策上提出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
侯仁之还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等职。
应该说，这些介绍言简意赅，各有其侧重点。可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远远不够。
侯仁之这些重要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他是如何通过一步步努力成就这些身份的？
他的成功，给后人留下哪些珍贵的财富？
到2011年，侯仁之正好100周岁，这位百岁老人的一生走过怎样的历程？
正如侯仁之所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个人所能做的，也只是在长期探索中，尽可能地描绘出北京的起源和发展的总体脉络和轮廓。”
他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是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他被称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没有他，人们恐怕难以像今天这样明白北京的历史。
他曾受梁思成之邀，在清华大学讲授《市镇地理基础》，其中的“重头戏”就是“北京城的成功是规划和建设”；
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兼任研究工作时，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地理角度去论证过去海淀附近园林开发的原因以及进一步利用的前景；
他曾历三十年之功，主编绘制《北京历史地图集》，被英国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李约瑟博士誉为“为北京城在历代中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惊异的图画”；
他曾为北京大学的燕园探源，著述《燕园史话》。
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
他是最早接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中国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
而这些，只是他做出的一部分贡献。第一章童年启蒙：少年辛苦终身事“出生之时，辛亥风云正炽；幼岁体弱，几不得进学，先母订画报启蒙；少年求学辗转，先德州博文中学，后济南齐鲁大学附中，再通州潞河中学……”
在作品《晚晴集》自序中，侯仁之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往事。1、辛亥革命下的中国时局
侯仁之生于1911年，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是在中国历史上都可圈可点的大事。
1月25日，中国第一部专门刑法典颁布。
4月27日，广州起义，72名烈士葬身于黄花岗。
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全国怒潮。
10月10日，武昌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
12月13日，云南都督蔡锷主张迅速组织中央政府，定国名为“中华民国”。
12月29日，孙中山归国，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这些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构成了当时的中国时局。
而这种风云跌宕的时代背景，就是侯仁之出生的时空土地。
这是一个多难的时代，也是梁启超笔下所谓的“过渡时代”：“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
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
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
时势造英雄，这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年代。2、山东河北的故乡风情
侯仁之，祖籍为原山东恩县庞庄，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对其属地人民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
今天看来，原山东恩县庞庄，是一个深受教会影响的地方。
比如，美国公理会1810年成立，开始为联合宗派，后成为公理宗。1828年对华传教。
1867年，山东德州第七屯的八卦教徒吴长泰为逃避官府缉捕来到天津，在公理会教堂听布道后邀请公理会传教士山嘉立到德州传教，此后该会每年都有传教士从天津来此布道。
1872年，恩县庞庄人侯圣清到天津教堂听道受洗。1877年山东大旱，侯圣清请传教士来山东赈灾。山嘉立、博恒理、明恩溥等传教士先后到恩县，利用赈荒机会扩大教会影响，在庞庄建立起第一个教会。
1882年在恩县史家堂建第一所小学，后迁至庞庄，1898年发展成为中学，1907年正式命名为崇正学馆，为4年制中学，附设高小。1893年，女传教士博美瑞办女子寄宿学校，以解放缠足为入学条件，后定名为培贞阁。
1912年，由于恩县庞庄易受黄河水患，连年受灾，该会从庞庄迁往德州，1915年在德州城东南三育村建成教会中心。崇正学馆迁德州后改名为博文中学，而侯仁之正就读于此。
这种教会色彩浓厚的环境，对侯仁之的母亲影响很大，而这又直接影响了侯仁之的性格。
而侯仁之的出生地河北枣强县肖张镇，位于县境北部，距县城十余公里，曾是著名作家李晓明长篇小说《平原枪声》的发生地。3、启蒙教育自母亲开始
著名散文家卞毓方曾在《天津日报》撰文写《侯仁之：体弱多病，母爱无涯》，来纪念侯仁之的母亲刘毓兰。
他认为，侯仁之的童年，一半阴郁，一半阳光，阴郁来自他的疾病，阳光来自他的母亲。《圣经·旧约》有言：“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疾病是侯仁之人生的第一堂课，母亲最终帮他跨越前进的障碍。母亲是儿童的上帝，母亲是帮助儿童驶向生活激流的舵。
初中毕业后，母亲不幸病逝，而侯仁之对母亲的教诲铭记终生。
最新科学研究证明，母亲的素养和作为，直接影响孩子的资质。
侯仁之幼时身体孱弱，也没大病，就是弱不禁风，碰一碰就倒的样子，难以坚持正常上学，总是读一阵，休学一阵，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尤其复学之后，照例要留一级，对于幼小的心灵，更是雪上加霜。
这个时候，母亲的作用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母亲鼓励侯仁之，人生在世，经历这灾那难，是很寻常的，生病不要紧，你年轻，生命力强，经过治疗、休养，很快就会痊愈。
又说，人生是一场长跑，一时的快慢无关紧要，关键是后劲。
为了使侯仁之病中的心灵得到优质的滋养，母亲为他订阅了多种外埠的画报，这在小小县城，是很奢侈的事。
侯仁之的读物别开生面，是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图画。侯仁之从画报了解人生、世界，他苍白的童年也因之变得五彩斑斓，多姿多态。母亲信教，经常拿《圣经·旧约》中的小故事，启迪侯仁之的心智，务使他在疗养中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坦然微笑地拥抱生活。
童年和少年时代，侯仁之在母亲的细心爱护和独出心裁的教育下，养成喜爱读书、爱惜书籍和勤俭劳动的习惯。
母亲生育侯仁之时已年近四十，这是侯家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喜出望外，给他取名光临，学名仁之。
两年后弟弟出生，取名重临，学名硕之。
母亲着力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和劳动习惯，兄弟俩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求他们动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母亲还让他们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瓜植豆，两个人各管几畦。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俩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母亲把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京汉路”——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这么个象征性的名字，哥儿俩觉得自己像个小火车头，扫得更加带劲。
侯仁之的母亲是伟大的，同样是扫地，她只是给甬道一个新的命名，就使枯燥的劳动变成了浪漫的进军，耳旁交织着风声、车轮声、汽笛声，以及发自内心的“加油”。
卞毓方深情地写到：“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打时光的指缝偶然漏出的金色细节，一滴水看太阳，借此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侯母的教育风范。把道路扫干净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我甚至觉得，侯仁之后来迷恋历史，继而又迷恋上历史地理，这种兴趣与倾向，早在他与弟弟争扫甬道时就已埋下了种子。”4、终身难忘的弟弟侯硕之
侯仁之和弟弟侯硕之，兄弟二人一直感情深厚。不幸的是，侯硕之英年早逝，在去西北的路上遭遇土匪，不幸被害了。
据著名学者金克木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一本新书传到中国。这书用通俗文笔描述天象又解释宇宙膨胀学说。
当时，不约而同地有三个人翻译。
一是南京天文台的人，译出书名是《闲话星空》，商务印书馆先出版。
一是侯硕之，当时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生，译出书名是《宇宙之大》，开明书店接着出版。
第三个是金克木，照原书名译作《流转的星辰》。
金克木的朋友沈元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两个译者都是我的朋友，你们也作个谈天文的朋友吧，我来介绍。”
那年暑假刚开始，金克木就收到侯硕之来信，约他去清华观星谈天。
在清华宿舍的一间楼房里，金克木告诉侯硕之，自己没学过数学物理。
侯硕之笑了，说：“我现在学工程，在高中可是学文科的。仁之学的是理科。考大学时我们两人颠倒过来了。他进燕京历史系，我进清华电机系，你猜我入学考试高级数学得几分？两分。”“考大学时我想，得学点实用的东西。中国将来不管怎么样都需要发展电力工业。没有电，什么都谈不到。只要不亡国，就要有电。没有电，迟早还会亡国。不管清华电机系有多难考，我也要进。进时赶了一下没学过的数学，考试居然得了两分。这也许是看我答卷用英文的面子。”
谈到为什么喜欢天文？
侯硕之说，“我进工科，还是喜欢文科，理科中的文科就是天文。”
他们谈着话，黄昏已到，侯硕之拉金克木下楼，介绍清华园几处“名胜”，终于到了一座塔形建筑边。他说：“这是气象台，算它是天文台吧。上去在天文台观天象吧。你看，那颗明星出现了，是木星。金星此刻不在太阳这一边。”
他们就这样，坐在地上，在灿烂的北天星空下，谈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见到光辉的北落师门星和南极老人星。
金克木回忆说，“那一夜，我们谈天说地讲电力，把莎士比亚诗句连上宇宙膨胀、相对论，谈中国和世界，宇宙和人生，文学和科学，梦想和现实，希望和失望，他不掩饰自己的抱负和缺憾。我的倾听表明我的佩服。”
后来，金克木在昆明再次见到侯硕之时，他已经毕业，在一个什么机关里工作了。
那正是欧战爆发后不久。“他完全失去了在清华园时的兴高采烈的气概，一副严肃而有点黯淡的面容使我很吃惊。他说，天文不谈了。在西南开发水电也没什么指望了，不知怎么才能为抗战出点力。我只觉得他和先前那位大学生真是判若两人了。”金克木的回忆中不无感伤。
他把侯硕之称为“人世流星”。5、少时勤奋成一生财富
侯仁之少时体弱，但也因此养成了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习惯。
在传记作者陈光中的记载中，侯仁之中学时代就已经是个活跃的学生。
当时，他就读于博文中学。学校各方面条件较好，尤其是学生的体育活动搞的有声有色。每个班都有篮球队，经常举行篮球比赛。
侯仁之很羡慕，曾壮胆去找篮球队长，申请加入球队。但他那时身材矮小，瘦弱，与其他队员的身材不成比例，几次报名参加，都被排除在外。
一赌气，侯仁之决定自己练习跑步。
每天下午课后，他就围绕着操场一圈一圈跑，坚持跑了一个冬天，从不间断。
转年春天，学校要举行运动会，班里同学找到他，让他参加1500米长跑。
侯仁之感到有点意外：“我怎么会长跑？从来没有参加过。”
大家都说，你当然可以，冬天在操场上天天练习，肯定没问题。
结果，运动会上，发令枪一响，侯仁之拼命前冲，在跑道拐弯时，他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原来，他已把其他人远远地甩在后面。1931年，侯仁之在原河北通县潞河中学（现属北京通州区）秋季运动会上获得1500米赛跑第一名
从这时起，侯仁之的身体开始逐渐好起来。6、潞河中学的人格教育
1931年秋天，尚未满20岁的侯仁之步入了潞河中学的大门。
而当时，潞河中学刚迎来他的第一位华人校长——陈昌佑。
陈昌佑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上任伊始，就对学校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首先改变的是学校的学制，以前是四年制，陈昌佑改为“三三制”，就是初中高中均为三年，这是一个完整中学的教育框架。
而陈昌佑最大的改革，就是取消了传统的宗教课——尽管这是一所教会学校。
因为陈昌佑认为，一所学校培养的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在思想上便不应对学生有任何强制和束缚。
他积极推行的是“循序善诱、三育全备”的“人格教育”。
所谓“三育”，是指智育、德育和体育。
他为学生确定的发展方向是“爱祖国，倡勤劳，尚简朴，重道德”。
一句话，陈昌佑对学生的期待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各个方面取得全面发展，以高尚的人格，卓越的学识，健壮的体魄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由于潞河中学是教会学校，特色之一就是比较注重外语教学，许多课程都是使用英文教授的，同时，国文课也得到相当的重视。
而在教学方法上，国文课与人生、思想、兴趣、欣赏能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对祖国的传统文化能有深刻的理解。潞河中学为纪念侯仁之1931—1932年在此就读，特将学校的一座新楼命名为“仁之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常规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外，潞河中学还设置了许多特殊科目。
比如，学校周边都是农村，为了适应和发挥这一特点，学校专门开设了园艺课，并在校园内建立了养蜂场和苗圃，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养蜂、养鸡、园艺以及果树的栽培、嫁接、剪枝等。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到泰山、曲阜等地游览，以开阔视野。
再如，学校会安排学生到天津的碱厂、盐场参观，甚至去医院、监狱去做调查，借此加强对社会的深入了解。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和氛围中，侯仁之度过了他的中学时光。第二章负笈燕园：转益多师是吾师
莫泊桑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之处就是那几步。
这句话放在侯仁之身上，或许更为贴切。
对他来说，选择燕京大学，并贯穿一生地去研究历史地理学，去研究北京，并非偶然，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在心中埋下了兴趣的种子。
而对这粒种子的培育、施肥和灌溉，则与燕京大学，以及燕大的几位老师密不可分，这些老师在今天看来都是一时学术翘楚，最终让侯仁之也成为了这所大学的老师。1、燕京大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今天谈起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名字，很多人会一脸茫然，因为这些学校已不复存在，他们只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成为永久停留在浩渺岁月中的驿站。
那么，燕京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侯仁之在这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他和夫人张玮瑛在这里是如何学习、工作和成长的呢？
燕京大学原是一所由美国以中国的赔款在中国创办的教会高等学校。校址在北京海淀。1919年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次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并入。成立初期未分学系，仅设本科和预科。1929年，设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应用社会科学院，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心理、教育、新闻、音乐、化学、生物、物理、数学、家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系。1934年设研究院，下分文、理、法3个研究所。
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为第一任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迁校成都。1946年迁回北平（今北京）。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
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园，堪称一大景点。
新建成的燕京大学校园，选址在北京城的西北近郊，是历史上有名的园林区。
校门西向，遥对西山。校门以内，跨过一个波平如镜的池塘上的一座大石桥，就进入了教学中心。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大楼，三面环列，中间场地开阔，绿草如茵。
从教学中心深入校园腹地，岗阜逶迤，林木丛茂。大路起伏，畅通无阻。羊肠曲径，经过其间。出人意外的是穿过这一区岗阜，突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微波荡漾的湖泊，水光天色，视野开阔，这就是享有盛誉的未名湖。湖中有小岛，点缀其间，平添无限景色。男生的宿舍大楼，一座又一座，并列在湖泊的北岸。而在湖泊南岸冈阜密林之后的则是传统庭院式的女生宿舍。
1996年，侯仁之在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大学举行的“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用英文回忆起他１９３２年秋天进入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校园风光。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侯仁之就为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他才了解到，这里原是两百多年前与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叫做淑春园。园中河流湖泊的上游，来自紧相毗连的勺园。而勺园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就已经是一座以水取胜的名园了。可是到了1921年燕京大学在这里开始建校的时候，这两处历史名园的建筑，都已荡然无存。
燕京大学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独出心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座校园的建筑物，一律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在燕京大学研究生宿舍内
大学之大，不仅在绮丽的风景，更在大师之众。据燕京大学研究院的资料，在建校之初，燕京大学就很重视师资力量，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先后采取聘任和兼职的形式网罗了一批名师。他们中间既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博士、硕士，如洪业、冯友兰、萧公权、许地山、吴文藻、冰心、雷洁琼、齐思和等，也有在国内已负盛名的学者，如陈垣、周作人、郭绍虞、钱穆、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邓之诚等。
同时，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下，大量购置珍、善本书籍，到1937年，燕大的中、西、日文藏书已由原来的几万册增加到31万余册。其中，中文书尤以丛书、史地、文集、金石为大宗。有的院系还有自己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校外试验基地。
而“史地”正好包含侯仁之的学习专业。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各大学中，燕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比例一直较低。在稳定发展的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宁可在其他地方节约开支，也基本保持1∶3的师生比，而当时教会大学的平均水平是1∶65。这种比例，对于培养师生感情，促进师生关系，非常关键。侯仁之一生中受几位老师的影响巨大，与这种师生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冰心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写道：“回忆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
当然，就学生学习而言，燕大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通识教育”，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强适应能力，要求掌握好最基本、最必需的知识，为今后深入研究或从事各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每个学生有主系和副系，主辅系可以“跨学院”，课程设置分为主修、必修和选修，或是公共必修、专业必修和选修。
燕京大学规定在本科四年中必须修满140—146学分的课程才能毕业，其中共同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一般要占到95—99个学分。2、圆明园大学：业余生活的意外收获
1940年，侯仁之在北平燕京大学为了教学实习的需要，编写并出版了《故都胜迹辑略》一书，他在前言里写道：“尝读英国史家吉本自传，方其壮年，只身作罗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独步踟蹰于坛庙废墟间，见虔庆跣足之修道士，歌颂晚祷于罗马神堂前。一念所中，不禁有华屋丘山之感。自是乃淬砺心志，卒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绚烂，史法谨严，为近代西方史学一大巨著，150年来无能过之者。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
侯仁之借着吉本的经历，间接表达了自己悉心研究北京城的同感。以后若干年内，他开始对北京城起源和演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1932年夏，因仰慕顾颉刚教授的学识，侯仁之考取了燕京大学奖学金，投师于顾教授门下。“在燕京大学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的大学——我叫他‘圆明园大学’”。
燕京大学被称做“贵族学校”，每逢周末或假期，学生多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侯仁之既没有钱，也没有闲情逸趣去追逐时髦，他有自己的乐趣——到学校邻近的圆明园踏荒。那时圆明园一片荒凉，狐兔出没。
去的次数多了，他产生了一些疑问：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圆明园？这里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听说燕京大学校园原来也是附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那么校园以西的西苑又是怎么个来历呢？整个校园所在的海淀镇附近一带的江南风光又是怎样开发起来的呢？
于是他开始注意圆明园流水的来龙去脉。圆明园不仅把侯仁之的注意力引向西山，而且还把他的视野引向一个更高的学术探讨的境界。
侯仁之多次利用周末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踏勘了颐和园的昆明湖，又一直追溯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上游。在那里他看到有一道长墙从玉泉山麓一直伸向西山脚下，爬上墙去一看，原来是引水石槽砌在上面。
由此，他追溯水源直到卧佛寺附近的樱桃沟和香山碧云寺。以此为起点，侯仁之在实地考察中终于弄清楚了海淀一带园林水道的开发过程。
此后他又把考察范围扩展到北京城的西南郊，踏勘了金朝中都城残存的城墙。
从大量的实地考察中，侯仁之终于认识到北京城址的转移与河流水道变迁的关系。3、冰心：与北京结缘因她而起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中国作家，福建省长乐人，原名谢婉莹，晚年被尊称为“文坛祖母”。冰心深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被认为是以爱的哲学特别是对下层人民的爱的思想贯穿写作的作家。巴金就将“爱”列为冰心作品的主题，表示“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在作品风格上，冰心以文字柔和、清丽见长。与家喻户晓的声名相比，冰心脍炙人口的名作并不算多，现今最为人熟悉的是《小桔灯》、《三寄小读者》等被收入不同时期教材的短篇作品。实际上，侯仁之并没有听过冰心的课，也很少有机会亲聆她的教诲。
但在少年时代，侯仁之却在心里认为冰心是给自己心灵以莫大启迪的第一位老师。
侯仁之第一次与冰心结缘，是在初中一年级。当时，他从一位同学手中，偶然看到了冰心的《超人》这本书，借来阅读后，深受触动。“它好像忽然把我引进到一个心灵中所能感受的新境界，同时也就启发我广泛涉猎当时蓬勃兴起的所谓新文学的作品。”在《奋蹄集》一书中，侯仁之如是回忆说。
就这样，从郑振铎等人的文学研究会，一直到郭沫若的创造社、蒋光慈的太阳社等出版物，无论是小说还是诗集散文，只要接触得到，侯仁之无不感兴趣。
有一点令侯仁之没有想到，在后来报考燕京大学时，正是借着此前因《超人》而引发的“新文学阅读之旅”，才得以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并拿到优厚的奖学金，否则他就有可能被关在燕京大学的门外，失之交臂。
侯仁之所在的高中是通县潞河中学，该校可以保送高中三年达到一定成绩的学生参加燕京大学提前招生的特别入学考试，只考国文和英文。
幸运的是，1932年高中毕业时，侯仁之得到了这个机会。
主考国文的女老师就是冰心，她在黑板上写下两篇作文题目，一篇是《雪夜》，要用白话文来写，一篇是《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要用文言文来写。写下作文题目后，冰心就离场了，由别人监考。
侯仁之当时并不认识冰心，但是之前的知识储备，却让他觉得作文题目得心应手，并且胸有成竹地先交了试卷。
意料之中，侯仁之收到了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一不解之缘，让侯仁之一直对冰心存有谢意。
56年后，也就是1988年夏天，侯仁之担任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
这时，他碰巧又读到了冰心的《我和北京》。于是，他决定把图集奉送给冰心一部。
送书的同时，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表达隐藏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饮水思源”之情。
在信中，侯仁之写到：“您的《超人》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
而在此之前，侯仁之曾在写文章时回忆：“半个世纪以前，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默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感激之情，跃然纸上。“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催屋拔木，但是这粒微笑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文译本序）
侯仁之把这本《北京历史地图集》视为“种子”历经数十年长出的“果实”，赠送给冰心。
此时的冰心，已经是88岁高龄的老人，但仍然笔耕不辍，写作不息。4、洪业：择校不如择师，择师要择名师
洪业(1893—1980），号煨莲，名正继，字鹿岑。1893年10月27日生于福建侯官。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后攻读历史学博士未果。1923年回国，后基本在燕大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旋和邓之诚一起被捕入狱半年，后出狱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1946年春赴美讲学，后定居美国。1948到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1980年12月22日洪业在美国去世。假如说侯仁之最初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察和研究，还停留在专题探索的阶段，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促使他不得不把这些专题探索系统化。侯仁之满怀深情地说：“给我提供这个机会的是我当时另一位老师洪业(煨莲)教授，在科学的写作方法上我得益于他的教导是很多的。”1940年，侯仁之在洪业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
洪业生前曾有“三不主义”，曰“爱国而不从政，笃信基督教义而不作宣传，献身教育而不作校长”。他以此作约束，为的是可以专心治学，并为学生传业解惑以终其一生。
应该说，洪业对侯仁之的影响潜移默化，几乎贯穿侯氏一生。
在侯仁之读大二时，洪业开了一本课，叫做“史学方法”，正是这门课，引导侯仁之走上了治学道路的第一步。
在课堂讲授中，除去一般理论与方法论的系统介绍外，特别重视学生的写作实习，并且提出如下的严格要求：
第一就是要言必有据，在写作中凡所引证，必须详注出处。引证的重要来源，必须是原始资料，为此他曾用“沿流溯源”四个字来说明只有出自源头的水，才是清洁可以引用的，愈到下游，污染愈重，愈不可用。以此为例，来说明追溯原始资料的重要意义。
第二就是要悉心搜集材料，务必详尽，力求分析鉴别以找出各种资料的内在联系，然后加以合乎逻辑的组织，按照科学论文的格式，进行写作。
第三就是要达到科学论文的要求，必须有新发现，用他的话就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这就是要在知识的海洋里，注入自己点滴的新贡献，最要不得的，是以各种手段抄袭他人研究成果，那就是剽窃，是最可耻的行为。
今天看来，提出这些原则和要求，并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学术自律，尤其是，在反复讲述这些原则和要求后，洪业立即开出一连串似乎是茫无际涯的大题目，依次分给班上每一个同学，每人按照自己分配到的题目，去进行写作实习。
选题分配后，“每隔一周，每个同学都要在班上当众报告自己工作进展的情况，例如自己是从哪些工具书入手而后步步深入的，有没有走冤枉路浪费了时间，发现了哪些值得重视的新材料，进展中有什么特殊的困难或问题等，借以交流经验，互相启发，必要时煨莲师则从旁予以指点。”
这种训练的效果显而易见，侯仁之收益甚大。他当时的论文题目是《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洪业审阅后，加了“佳甚”的批语。侯仁之十分珍爱，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历经劫难，保存至今。
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洪业教授突然打电话，把侯仁之叫到自己燕南园54号家中的书房里，侯仁之刚进门一落座，洪业开口一句话就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
侯仁之一头雾水，有些茫然，洪教授接着又说：“你应该到外国去攻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名气不及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去。”
而这番话，决定了侯仁之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5、顾颉刚：难忘师恩山高水长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侯仁之认为，燕京大学的学术氛围浓厚，原因之一就是教师的教导有方。而教师之中，最有影响的三位，是洪业（煨莲）教授、邓之诚（文如）教授和顾颉刚教授。
在顾颉刚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侯仁之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山高水长何处寻》，追述老师。
侯仁之之所以中学毕业就选择投考燕京大学，及选择历史系，与顾颉刚密不可分。
在大学期间，顾颉刚讲授“中国疆域沿革史”，指导侯仁之参与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让他一方面得到为《禹贡》写稿和译稿的训练，另一方面为顾颉刚所主持的《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工作，为计划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做准备。
就是在“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上，侯仁之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代地理的经典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尚书》中的《禹贡》篇。转年春天，顾颉刚联合他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兼教这同一课程的三个班上所有选读的学生，组织起来共同出版了一个刊物，定名为《禹贡》半月刊，主要就是刊登学生的作业。
后来，组织进一步扩大，成立了“禹贡学会”，吸收了多位北京以外以及外地有共同爱好的学生和教授为会员，而《禹贡》半月刊的内容也随之扩展到从历代重要地理著作的研究，一直到现代地理问题的探讨，同时还刊载了若干翻译的文章。
更重要的事情，是1936年夏，侯仁之刚读完大学本科，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所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团”，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集体野外考察，并分担一定的组织工作，让他个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
而这次调查，就是在顾颉刚的主持联系下进行的，尽管他本人因临时有事未能亲自参加。
同时，顾颉刚正好受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而因他推荐，侯仁之得以在做研究生的同时，兼任系主任助理，协助顾颉刚处理行政事务，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
就这样，侯仁之在顾颉刚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历史地理的研究道路。6、司徒雷登：可爱的美国“老校长”
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中国人知道司徒雷登，大多是由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出生于中国、时常以中国人自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成为某种政治较量下的惨败化身。
在历史的吊诡中，真实的司徒雷登也许被遮蔽了。
但就是这个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曾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也曾满怀深情服务于中国。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
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
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1939年8月，侯仁之和张玮瑛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东厢结婚。国难当头，仪式从简，只备便宴。
证婚人正是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二人的老师洪业教授、李荣芳教授和他们的夫人都在座。
从此，侯仁之和张玮瑛二人相濡以沫，从20岁同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程。7、梁思成、林徽因：历史地理学的良师益友
梁思成，男，广东省新会人，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其父梁启超，其子梁从诫，一门三代皆为知名知识分子。
林徽因，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20世纪30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她的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1955年4月1日清晨去世，年仅51岁。当侯仁之还在燕京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就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4期）上读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平郊建筑杂录》。
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写道：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有的是煊赫的“名称”，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偶尔受诗人的凭吊或画家的欣赏。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诗意的感受……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无形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步可信的变迁。这段文字，被侯仁之一读再读。尤其是最后几句话，引起了他极大的共鸣。因为当时的侯仁之正热衷于探索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起源和变迁，已经感觉到单凭文献记载是不行的，需要实地考察，特别是实物的印证。
为此，他常只身跋涉于荒郊野外，对于今昔陵谷的变化，水道的迁移，偶有所得，尝不胜快慰，却很少注意到从掠眼而过的那些风雕雨蚀的古建筑中所透露出来的“时间上漫步可信的变迁”。梁思成林徽因在欧洲参观西方古建筑（1928年）
真正的感悟是在几年后，他大学毕业留校作为顾颉刚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一课，才意识到这句话的个中意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而正是他推荐了侯仁之兼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
并且，在不久后，他又受梁思成之邀，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市镇计划组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为了避免过多抽象的原则性描述，他特别选择了以“北京城的成功是规划和建设”来作为实际案例进行说明，此举获得学生的极大兴趣。“为了开设这门课，我曾深受梁先生的鼓励。”侯仁之回忆说。
实际上，正是这门课程和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兼任工作，成了侯仁之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起点。第三章家国忧患：国计已推肝胆许1、抗战中的燕京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考虑是否把他经营了多年的燕京迁往后方，因为美国政府也要求在华的美国平民迅速撤离，凡不肯撤离者，后果自负。
其实，早在1935年中日《何梅协定》签订时，司徒雷登已预见平津不保，为此开始考虑燕大去留。虽然经过反复权衡，选择了留守，但迫于内外压力，直到1938年6月，司徒雷登仍摇摆不定，怀疑留守是否得当。
他的朋友高厚德的一席话打动了他。高厚德说，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举例说，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
司徒雷登深以为然。反抗未必都是明火执仗上前线，就地反抗也是一种反抗，而且是一种更坚忍、更无畏的反抗，这成了司徒雷登的信念，也成了燕京大学师生的共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
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
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然而，日本人对燕京大学并非没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
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古大师鸟居龙藏，那是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纯正学者。
在后来燕京大学被日寇关闭、燕京师生被赶出燕园的时候，他不顾自己可能受到的迫害，一边站在学校门口，一边向燕大师生鞠躬致歉，并因此得到了燕京人尊重和日本人对他一年的软禁。
司徒雷登也曾经答应招收日本学生，但是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在北京沦陷时期，从来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够在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获得及格而被允许进入燕京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经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对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后曾经撰文回忆。
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据当时在汤生公司工作的燕京校友杨文泉回忆：司徒雷登不住饭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饭店当时住客复杂，特务很多。
一向关注国际形势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就这样，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
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他，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2、日寇沦陷区的牢狱生活
北京炮局胡同，顾名思义，在清代时为收存废炮及军器的场所，占地面积很大，整个胡同都是，所以叫炮局。
清末时改为监狱，后民国时期沿袭下来，抗日战争时期，改成了日本陆军监狱。
炮局胡同21号，分东西两个院，西院是河北第一监狱外案犯人临时收容所，东院是军法处监狱。
据谭伊孝在《旧北平的日军牢房》中考证，军法处监狱戒备森严，既不“放风”，也不“放茅”（上厕所），被关在这里的人，一般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牢房都是10厘米厚的木头门，中间部分为斜木棱，每棱之间留有1厘米左右的缝隙，从外面看牢房，清清楚楚，从牢房往外看，却什么都看不见。
在门的中下方，有一个可以推拉的方口，为送饭所用。牢房内一角有一个0.5平米的水泥台，中间开一方口，作为厕所，臭气熏天，牢房内的人即使找些破布盖上仍无济于事。而为了监视牢房里的动静，屋顶四角各安了一盏电灯，昼夜不熄灭，在牢房及围墙四周的碉堡，也都是日本侵略者改建的。
1942年2月10日，侯仁之等燕京大学11位教授在铁狮子胡同军事法庭受审不久，就被转押在这里，同押在一间牢房。
因为在1941年12月，日军已在燕京大学进行了第一次逮捕。陆志韦、赵紫宸、陈其田等教授与几名学生被“请”到贝公楼加以监禁。
随后，日本宪兵队先把洪业、邓之诚、蔡一谔等教授押走，又闯入天津法租界，逮捕了避居岳父家的侯仁之，押回北平沙滩日本宪兵总部。
至此，日本宪兵队以“抗日嫌疑”的“罪名”前后逮捕了16名教授及行政人员，归为一案处理，他们在牢狱之中滞留半年之久，也是当时有名的“燕大教授案”。
据侯仁之回忆说，他从天津押解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后未经任何审讯就被押往沙滩日本宪兵总部。
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20余人分别住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房之中，每到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
日本宪兵队根据掌握的情报，对教授的审讯重点各有不同，集中在燕大师生与国民党政权之间有什么联系，燕大校内有哪些抗日组织，燕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日合作”持什么态度，等。
在提审侯仁之时，审讯的重点是燕京大学的办学目的何在？侯仁之以“青年教师，无权过问”回答。
在侯仁之入狱后，曾有一位打扫楼道的犯人偷偷给他一个纸团，是洪业教授口述、刘子健执笔的纸条，叮嘱侯仁之过堂时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
原来，侯仁之曾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义务职务，协助过一些进步学生脱离沦陷区，前往大后方或进入解放区，而日本人并不知情。
因此，多次审讯，侯仁之因有所心理准备，都应付过去。
后来，侯仁之回忆说：“我抓进去后，把眼镜、表、钢笔都要交上去，走的时候还给我，然后签名。日军在军事法庭上判决我，上面写的什么，罪名现在想起来真可笑，我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审问我好几次，我就不说，我说是基督教大学，就是这样。结果，在监狱又将近呆了半年，判我一年徒刑，一年减刑，三年缓刑，可以取保开释，找保人开释，就出来了。”
牢狱生活，条件恶劣，这些教授们仍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节。不仅没有向日寇低头，反而相互学习。因为大家彼此研究并非同门，平时难得相聚，却借此机会互通有无，直到释放。
他们利用轮流放风的机会，彼此交换消息，用拨须摸耳、敲墙等暗号传递消息，互相勉励。有时还出题分韵赋诗，旧作新吟，抒情遣怀。
赵紫宸的《系狱集》诗篇在出狱后就收入自己的诗集《南冠集》中。
锒铛入狱的难友生活，让侯仁之与赵承信成为推心置腹的好友。赵承信在《狱中杂记》中回忆说，自己当时得了斑疹伤寒，大难不死，身体羸弱，但他的意志毫不消沉，与侯仁之谈学论道，切磋砥砺。作为社会学家，他为侯仁之讲解都市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的原理，甚至提出利用身在监狱的特殊环境进行人的社会行为研究。
而侯仁之则为他讲述有关北京历史地理、京绥铁路沿线地理以及北京的水利，尤其是北中南三海的沿革变化，和赵承信一起神游北京城。
二人交流各自研究心得，互有启发，兴致颇高，忘记了还身陷囹圄。
出狱后，侯仁之居住在天津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燕大的两名学生被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对燕大学生往解放区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假如他们是因这件事情而被捕，那侯仁之就难逃一死了。侯仁之想必须尽快逃离沦陷区。
在这关键时刻，张玮瑛表现得异常镇静，说：“这样的大事，应当告诉洪业老师，听听他的意见。”
于是，她独自前往北平，当晚返回天津，告诉侯仁之老师的意见：一是侯仁之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他，却又抓不到他，必然要抓他的担保。二是假如再次被捕，甚至被判正法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
听洪业老师的意见，侯仁之决定不走了。不久传来消息说，那两位学生遭受了极为严酷的刑讯，但都坚贞不屈，日本人最后不得不将他们开释。
侯仁之这种临危不逃，勇于担当的精神，也受到了燕大师生的敬仰。3、江西鲤鱼洲的下放生活“文革”十年，是侯仁之经历的第二次人生大劫难。
批斗、挨打、游街、劳改……历尽磨难。侯仁之是个犟脾气，自然被打得厉害。妻子张玮瑛专门给他准备了一条老式的“抿裆裤”，裤裆深、腰身高，这样可以保护后腰，不致在挨打的时候伤了内脏。
1969年，侯仁之从“黑帮大院”被释放出来，前往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鲤鱼洲在鄱阳湖畔，是北大的“五七干校”。
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坝抗洪，挑砖头、背水泥盖房子，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连队各班举行割稻子比赛，割完了才能吃饭。
有一次，在烈日下割稻子，侯仁之晕倒了。年轻人先走了，没人管他。
之后，侯仁之醒过来了，回到住地，别人已经吃过饭午休了。“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一口袋水泥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我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照常干。幸亏我的身体好啊！有一位工人师傅很好，老照顾我。冬天快到了，成立了一个野外打柴队。中午不回来，有人给送饭。晚上回来的时候，每个人还得背很重的一大捆柴。工人师傅让他们背柴，那些锅碗瓢勺和饭桶一类的东西让我挑着，都是空的，不重。我认为他是照顾我，我很感谢，可不能说出来。”
在鲤鱼洲，身体上的折磨可以承受，精神上的折磨却是更痛苦的。侯仁之是被监视的，所有的政治生活都不准参加。
每次晚上在宿舍开政治生活会，他就得独自在外面徘徊。有时天下雨了，侯仁之就扒开稻草堆，讨个容身之洞，在里面躲雨。等看到小屋灯影晃动，散会了，他才能回来。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
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了回来。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71年夏回来后，侯仁之继续劳动。
一天，他像往日一样，到草场去拔草。上面来人通知他说，回去吧，别干了。
他以为那是在考验他，回到家，侯仁之开始把文革前积累的沙漠资料重新整理，开始写作。
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一个学术的春天。第四章游学英伦：为伊消得人憔悴
1946年，在老师洪业的举荐下，侯仁之来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现代地理学的训练。走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并刊发在第30期《燕京学报》。金水河是元朝专为皇家饮水修建的引水渠，对于这篇论文，洪业的评语是“此文佳甚”。1、就读于英国第一所“红砖”大学
利物浦大学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利物浦港，酷似中国上海的外滩，让人产生错觉的原因是这座标志性的建筑物，它与上海汇丰银行大厦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与上海相似的还有这里的历史，它当初也是一个渔村，到１５世纪中叶时，发展成为英国第二大港口城市。
利物浦是英国国家旅游局认定的英国最佳旅游城市，每年都吸引数百万观光客来到海滨参观重建的阿尔伯特港。
拱顶的牌楼下，鹅卵石的街道两旁布满了购物中心、画廊、博物馆、酒吧和写字楼。同时利物浦是一个富于创新的城市，孕育了许多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表演者、喜剧演员、发明家和政界要人。
昔日利物浦市是英国著名的制造业中心，今日该市虽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制造业基础，仍是英格兰的核心城市之一。
而利物浦大学是英国第一个“红砖”大学，拥有100多年的历史。从它的校园里走出了英国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随后产生了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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