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炳根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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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一 三坊七巷中的女婴
公元1900年10月5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一个女婴在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出生，按照家族的辈分排行，取名谢婉莹。
关于出生地，晚年冰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1]到我们的屋里来。[2]
福州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名城，城内有三山两塔，隆普营便是在乌山之下，黑塔之旁。隆普称营而不称巷，那是因为这里曾是驻扎军队的地方，后成为民居，位置极其幽静。与隆普营一箭之地，[3]便是当年福州的中心区域、著名的三坊七巷。冰心出生时，福州府城由闽县与侯官县组成，隆普营属于侯官县。◎福州三坊七巷中的冰心故居。
三坊七巷可谓建筑典雅、人文荟萃，是一处既封闭又开放，既有达官贵人居住，又网布平民生活情调的建筑群。所谓封闭，指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大都藏富掖财，坊、巷、府、家自成格局，将楼台亭阁、珠玉繁华藏掩于院门之内，往往是一角小门，关下了一方锦衣世界；但他们又大开大合地走出去，出坊越巷，走出福州，翻越武夷山，远涉太平洋，来到华夏各处，前往世界各地，从而成为高官巨贾、伟人壮士、文化名人。仅仅是冰心出生前后百年的时间内，先后从这里走出的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人物便有：林则徐、沈葆桢、林纾、严复、郑孝胥、林长民、林觉民、胡也频、邓拓等几十位，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如此密集地涌现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极为罕见。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们几乎在滚动历史的车轮，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提供思想与营养。试问，有从事社会变革不受《天演论》（严复译）影响者吗？有进行新文学写作而不受“林译小说”启迪者吗？
面对上述名单时，肯定有人提出质疑，他们属于福州？他们的声名并不都是发生在福州呀！这是不错的，也是问题的关键。福建简称为“闽”，这是一个能反映问题本质的象形字：在门内只能是一条虫，大虫，最多为蛇为蟒也，只有走出了那座门，蛇蟒才可成龙。福州可以称之为骄傲的、所有重量级的人物，均是走出福州之后才出现的，要在福州城内寻找本土养育出的大人物，几乎没有希望。
谢婉莹也走了出闽之路，并且赶早，早到竟是在七个月的襁褓里。
初夏，乌山下的大榕树又吐出新绿，飘忽的气根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幽光。四月南方的天气，时晴时雨，冷热不定。小婉莹装裹不薄，且披了一件大红的真丝滚边斗篷，偎在奶妈的怀里，坐着人力车，要到上海去与父亲团聚。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此时为甲午海战之后重建的北洋舰队海圻号巡洋舰副舰长。女儿出生时，父亲正驾驶着军舰在海上巡逻，七个月了，还不曾见女儿一面。海圻号巡洋舰属于北洋舰队，很少有机会停靠福州马尾港，上海却是经常的停泊地。为了与家人有团聚的机会，谢葆璋决定在昌寿里租房，接妻女与父亲来沪居住。[4]
海圻号巡洋舰，当时是清朝海军吨位最大的军舰。已有近二十年海军生涯的谢葆璋，犹有甲午海战失败的惨痛，如今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总是以舰为家。海圻号的舰长则由北洋舰队帮统萨镇冰兼任。作为巡洋舰的副舰长，谢葆璋深知责任重大，同时也有对萨镇冰这位既是同乡又是长官、师长的情谊。1881年，十七岁的谢葆璋被父亲的老友严复看中，带至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的水师学堂。那时严复是学堂的学监，萨镇冰便是学堂的正教习（教官），作为福州的同乡，谢葆璋自然没有少受到他们的“关照”。晚年的冰心曾经回忆到父亲说过的一席话：“从福建乍一到北方，觉得天津真冷！我穿的是夹裤和很薄的棉袍，幸而那时还年轻。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因为我在宿舍里看《三国演义》，让我的老师、总教习严又陵先生看见了，罚我在院子里站在一张桌子上，整整地站了一夜，手脚都[5]冻麻木了，可是也一样地过去了。”冰心很为父亲抱不平，心想，除夕应该算是假期，《三国演义》应该不算坏书，先生怎能如此罚他？
实际上，军人之间的情谊便是这样结下的，无论哪一个朝代的军人，都必须有严明的铁的纪律。谢葆璋也因为得到如此严厉的“关照”，四年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结束课堂学习，转上威远号练习舰实习，萨镇冰从正教习转而成为威远舰舰长。谢葆璋在威远号上一定发生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小婉莹也都断断续续地听过，以至于给她落下印象，父亲以威远号军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甲午海战。其实不然，谢葆璋是以二副职衔驾驶着来远号巡洋舰，投入了那场惨烈的海战。
1887年初，清政府在德国订购的两艘军舰下水，将谢葆璋推向了七年后发生的黄海血战。那两艘军舰，一艘定名“经远”，另一艘[6]为“来远”。同时，在英国下水的也有两艘，一为“致远”，一为“靖远”。李鸿章决定不再由洋人送舰来华，拟派北洋水师官兵前往接收，用他奏折里的话说，既可免“雇募资遣之烦”，又可使接舰的官兵“复得沿途练习之益”。派往德国接收军舰的管驾官为邱宝仁与林永升，此后他们分别成为这两艘军舰的管带（舰长）。谢葆璋作为见习生参加了这次接舰的行动。派往英国的则是邓世昌与叶祖珪。那次接收军舰的行动，在晚清历史上可说是蔚为壮观的一幕，接舰官兵四百余人，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亲自率领下，乘坐招商局的轮船，浩浩荡荡地从天津出发，越太平洋，过大西洋，转过半个多地心球，先到英国，继而抵德。那时，英德两国为了争取远东帝国丰厚的订单，投入了最先进的技术，设计与打造重量级的装甲巡洋舰（steel armoured cruisers）。接收军舰的大清帝国海军官兵，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当德国的“来远”与“经远”驶抵英国，与这里的“致远”与“靖远”会合时，在英国的朴茨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接舰仪式。不过，在这个仪式上，却遇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按照海军的传统，隆重的军舰交接仪式上，需要演奏国歌，但自大而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根本没有国歌，主方只得临时演奏一首颇具中国情调的民歌[7]《妈妈好糊涂》，代替了庄严的国歌。这件尴尬事给年轻的海军军官谢葆璋留下难忘的印象，以至于多次在女儿面前愤愤地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
不过，接收的编组舰队回国还是浩浩荡荡，气势如虹。官兵都有一种自豪感，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巡洋舰，由着自己驾驶，在10月的秋风里，穿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过好望角，经印度洋，一路乘风破浪。直至一个晨风习习的早间，即1887年12月10日，顺利地抵达福建厦门港，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在晨风中迎接。因为严冬，北方封港，直至翌年的春上，这四艘巡洋舰才过台湾海峡驶往北方，4月25日抵天津大沽，正式加入北洋水师。
甲午海战爆发，先是6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12艘军舰对北洋舰队不宣而战，偷袭了护送援兵赴朝的济远号、广乙号、操江号及运兵船高升号，之后是9月黄海大东沟的海战，当谢葆璋驾驶的来远号在错误的旗语指挥下，排在横队的中心位置迎敌时，已是十分被动了。海战一个多小时后，北洋水师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与“来远”4艘战舰，他们同仇敌忾，与敌死战。当日舰以优势兵力包围[8]上来，来远号的官兵英勇还击。受弹累百，船尾发火，烈焰飞腾，延及小弹子舱，枪弹四射，机舱为浓烟所蒙。各管轮受熏，头目俱眩。三管轮张斌元俯身舱底避烟，以调度办事，闻令钟响，强起，手扪左右针，捩机进退。帮带大副张哲溁、枪炮官谢葆璋，策励兵士救水火渐息，复得归队。及见我队散而复整，且惧有雷艇暗袭，即向东南飞驶而去，华舰跟追十[9]数里，时已向暮，日舰驶甚速，转瞬不见。于是收队，驶回旅顺。
战斗结束后，来远号伤痕累累，当它驶入旅顺港时，中外人士目睹损伤如此严重的军舰，尚能平安返航，大为惊叹。同时，人员伤亡十分惨重，谢葆璋虽未受重伤，但他妻子的一位堂侄在海战中阵亡，炮弹打穿他的腹部，肠子炸出，飞溅到烟囱上，谢葆璋含泪将烧焦的肠子撕下，放回他的遗体内。
后来成了作家的谢婉莹，不知道多少次用文字、语言，满含血泪地讲述了这段悲壮的战事。而且一讲到父亲的甲午海战，就激动，就恸哭，甚至当众毫不掩饰地大哭，她说，她无法平静，毫不掩饰在她的血管里流着军人的血。
来远号没有在大东沟海战中葬身黄海，次年初，又加入威海卫保卫战：（2月5日）夜间，日军在南岸炮台掩护下，在南岸鹿角嘴炮台下偷偷地破拆水雷防材，然后派鱼雷艇进港偷袭，击沉北洋海军“定远”、“来远”[10]（舰上官兵大部殉难，得救者仅为20余人）……
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取消了北洋水师的编制，数以千计劫后余生的海军官兵被遣散回乡。在一个月夜里，谢葆璋回到了福州，当他敲响隆普营那扇大门时，妻子杨福慈为他开门，月光下看到丈夫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此后的三年多时间，谢葆璋与妻子杨福慈才有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以前海上漂泊，总是“会少离多”，战败让他们夫妇终于可以厮守。但厮守也不平静，谢葆璋的心还系在海上：他那曾视之为生命但已沉没大海的舰船，他那情同手足如今已是大海冤魂的兄弟。表面的平静与温柔、内在的漂泊与刚烈的精神渴求，谢婉莹就是在这种情绪下，种下的一颗美丽的种子。也就在这时，清廷决定恢复北洋舰队，原靖远号管带叶祖珪出任统领，原康济号管带萨镇冰为帮统，同时兼任海圻号巡洋舰管带，他挑选的第一个副手，自然便是谢葆璋了。
因为管带为兼职，谢葆璋在日常的军事与管理事务中，便要履行舰长（管带）之职责，除了军舰停泊港口之外，几乎须臾不得离开。在昌寿里租房，接家人团聚，是军人谢葆璋，也是父亲、丈夫、儿子谢葆璋的两全选择。那一刻，谢葆璋将七个月大的女儿抱在怀里，犹如托着一棵稚嫩的幼芽……[1]《我的故乡》，王炳根选编《冰心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2]三山即于山、乌山与屏山，两塔即乌塔与白塔。[3]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4]海圻号巡洋舰，英国Armstrong厂建造，1896年下水，1898年完工，并于1899年夏抵华。排水量4300吨，装备8寸主炮两门（舰首舰尾各有单联装主炮一门）、10门4.7寸炮、12门47mm炮、3门37mm炮。马力17000匹，航速24节。乘员军官45人，水兵431人。海圻号从回国到1937年自沉江阴时，都是中国最大的军舰，排水量在1949年前的中国海军史上仅次于定远号和重庆号。[5]《紫竹林怎么样了？》，《冰心全集》第7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6]“经远”、“来远”属同级舰，长82.4米、宽11.99米，吃水5.11米，排水量2900吨，双轴推进，马力5000匹，航速15.5节（“来远”为15.3/4节），水线带装甲厚9.5～5.1寸，装甲板厚3寸（倾斜处）/1.5寸（平坦处），炮座装甲厚8寸，炮盾1.5寸，司令塔装甲厚6寸，全舰编制202～270人。管带为副将衔。[7]直至1896年，清朝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罗斯作礼节性访问，欢迎仪式上，主方要演奏中国的国歌，李鸿章傻眼，国歌是什么？李鸿章把它理解为一首中国的歌曲，于是，临时找了一首适合清政府口味的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古曲，临时作为国歌使用。歌词为：“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此曲后来改称《李中堂乐》，算是中国最早的一首国歌。[8]包围的阵容为：“岩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松岛”，都是大型舰只，紧紧包围“定远”与“镇远”，其他舰只包围“来远”与“靖远”。[9]《甲午战事纪》，张侠、杨志本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322页。[10]刘传标编，《近代中国海军大事编年》（上卷），海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438页。
二 上海停泊
童年于作家极其重要，能否成为一个作家，童年便已铸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也可以从他的童年生活中寻找。◎父亲谢葆璋。
不用说，冰心有一个充满爱的童年。这种爱当然不是她自己能做主的，一切都掌控在父母长辈的手里。20世纪初叶，中国尚处于封建时代，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能得到多少爱？但谢婉莹这棵幼芽，却得到了格外的呵护。
首先，自然得有爱的条件，谢葆璋作为中国最大的巡洋舰的副舰[1]长，俸禄自然不低，虽不能说锦衣美食，却也是衣食无忧。尤其是谢葆璋已有了初步的民主思想，开明的家庭氛围使得这种爱具有现代文明的色彩。比如，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爱，重要的一点是要塑造她的一双小脚，谓之“三寸金莲”，甚至是越小越好，小脚成了女人第二个美丽的性器官。谢家抛弃了这种封建陋习式的爱，放任女儿的脚与男孩儿的脚一样自由生长。设想，谢婉莹如果裹了小小的一双三寸金莲，会不会羞于、能不能走入现代作家的行列？
婉莹还有一个非常爱她的母亲。三岁的小婉莹，有一次忽然走到母亲的跟前，仰起小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面颊抵住女儿的前额，温柔地、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这“不为什么”四个字，给幼小的婉莹极大的震撼：“从她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她爱我……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2]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母亲杨福慈。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家庭影响与教育。但她幼年不幸，十四岁父母双亡，由叔父杨颂岩抚养成人。在她九岁时，杨父与同为学官的谢葆璋之父谢銮恩在作诗论文时定下了他们的婚事。杨福慈十九岁进入谢家，开始全新的生活。那时，谢葆璋在来远号巡洋舰上服役，常年在大海上漂泊，虽然“离多会少”，但还是生下了两个孩子，却一一夭折，这对母亲是沉痛的打击。小婉莹是在这样一个时刻翩然而至，无论是男是女，怎能不成为掌上明珠？
同时，因为婉莹自小聪明、伶俐、聪慧过人，只不过三个月罢，偏又多病，听见端药杯的人的脚步声，惊怕啼哭时，竟会从围在前的众人中，以乞怜的眼光，不望别人，向着母亲，似乎已经从人群里认识了自己的母亲！七个月时，在福州至上海的轮船上，母亲抱着女儿站在阑旁，海波声中，婉莹竟会呼唤“妈妈”和“姊姊”。
婉莹一岁多便开始爱美，还爱照相。谢葆璋有一套照相的行头，似药箱般大的照相机，架起来得用黑布罩着，还有一大堆冲洗照片的器具——漏斗、盆儿、夹子、烤光板等，这些也成了小婉莹的最爱。清末，虽然照相技术已经传入中国，但家庭能有技术与设备照相的，凤毛麟角。冰心在叙述这件事时，平实得一点也不夸口，倒是以此显示她童年的调皮：儿时的婉莹，头发短又密，没有一刻的安静，左右两个小辫儿，总是梳不起来。没有法子，母亲便请父亲帮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亲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两个小辫子，就这样在逗乐中将就编成。
其实，谢葆璋享受这种天伦之乐的时光并不多，他得驾驶着海圻号巡洋舰在大海上巡逻，一年之中没有几天在家。小婉莹便是天天盼着爹爹回来，母亲为了安慰她，有时夏夜坐在马车上，带她到黄浦滩上去兜风。父亲回到家来，便会呆在家里二门不出，一来陪伴妻子女儿，二来怕舰长派水兵来唤他。一次，有水兵来传父亲上舰，婉莹急了，拉住水兵的手，赶他走，水兵笑了：“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婉莹听说打屁股，忙问：“谁叫打？用什么打？”水兵说：“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打起来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婉莹天真，仰着头看水兵：“绳子打不疼吧？”水兵便用手比划着吓唬她：“喝！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婉莹急了：“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水兵这才摇头笑了：“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干索子。”“那就不疼了吧？”“那就好多了……”说话间，父亲已换好军服出来，婉莹只得眼巴巴地望着父亲出门去了。
小婉莹一次大病，竟能赢得母亲惊恐的怜爱。正是暑月，父亲又不在家。昏迷中的婉莹断断续续说着话，都不是三岁的孩子所能够说出的。女儿奇异的智慧，增加了母亲无名的恐怖。母亲打电报给父亲，说她身体和灵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阵大风雨，重病的幼女、疲乏的奶妈和深忧的母亲，全都沉沉地睡了一大觉。醒来时，像是那一番风雨，把女儿从死神的怀抱中抢回过来了，清新活泼，全无病意。
而最令母亲惶恐的还不是女儿生病，母亲最怕女儿愣神——有时呆坐一两个小时，定定地面壁或看着一个方向，不动，不说话，不哭不笑，令母亲心底发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生身母亲也不知晓！[1]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奕、李鸿章主持，1888年颁发）规定，北洋海军官弁的俸禄，分官俸与船俸，谢葆璋曾任的守备，官俸384两，船俸576两，合计960两白银。副舰长为帮带，正常情况应领游击俸禄，按章程，游击官俸为960两，船俸为1440两。（《清末海军史料》）。[2]《寄小读者》（通讯十），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儿童文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三 海边的“野孩子”
1902年，谢葆璋接受了一项新任命，到山东烟台组建水兵练营，出任管带，次年又以练营管带的身份兼任刚刚创办的水师学堂的监督（校长）。于是，一家人便从大都市的上海，搬到了寒冷的北方——山东烟台。◎山东烟台东山炮台，冰心儿时的“舞台”。
烟台是北方重要港口，三面环绕的大海，一下子便涌到小婉莹的面前，与她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早慧的婉莹，变着花样儿上演着她无数的淘气与可爱。这时保护她、爱她的人，主角已悄悄发生变化，由[1]先前的母亲，转移到父亲身上，所有的故事，便与父亲有关了。
第一堂课就是父亲上的。那时谢葆璋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婉莹却时刻缠着他，问这问那，父亲只得停下笔，指着墙上那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说：“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吗？”于是，婉莹也像父亲一样，拿起一支笔，坐在父亲的桌旁，一边认字一边学写，很快竟也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但全然不知道是啥意思，直到晚年，冰心忆及此事，仍然说：“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几本古书。”
冰心六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个弟弟，之前，是这个海军校长家庭的“独子”，常常跟在父亲的后面，出没兵营、军舰、炮台与水兵之间，而且父亲想让女儿也像一个小水兵，母亲专门缝制了一套小水兵服，婉莹穿着跟在父亲的后面，便显得更神气了。“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清，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冰心说，完全是童年的环境把她惯成了一个“野孩子”。父亲办公的时候，她也不回家，喜爱孩子或讨好上司的下属，便会将其带走，“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2]性。”
于是，她跟着父亲学打枪，砰砰的枪声亦如过年的鞭炮，让她觉得甚是热闹和好玩。
于是，她跟父亲学骑马，海军学校有两匹用来送信送文件的马——老白马与小黄马。老白马温顺，小黄马调皮，但都和她结下了友谊。不过，每回与父亲一同骑马，小婉莹总是骑着老白马，父亲则骑在小黄马上，女儿在前，父亲断后。冰心曾记述过一个骑马的惊险故事：“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3]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后来，白马老死，婉莹为它哭了好几场。
于是，她跟着父亲到海上去划船，到军舰上去看父亲的朋友。有时，当着水兵的面父亲还会夸上两句眼前的小水兵，受到夸奖的婉莹更是得意，有时还会坐在水兵的中间，给他们开讲《三国演义》，“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罗贯中对肥胖的董卓追杀英俊吕布绘声绘色的描写，在七岁的小婉莹嘴里，变得更加有趣，逗得水兵哈哈大笑。
于是，更多的时间是与父亲到海边散步，看潮起潮落，看沙滩上一片片的浪花，看远处芝罘岛的灯塔，看满天的繁星，看月亮从海上升起。
于是，海军的营房、水兵的旗台、架着克虏伯大炮的炮台、军舰进出的码头，还有那周围的海边山坡，都成了小婉莹活动的舞台。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布景。我是这个阔大舞台上的“独脚”，有时在徘徊独白，有时在抱膝沉思。我张着惊奇探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渐渐地，声音平静下去了，天边漾出一缕淡淡的白烟，看见桅顶了，看见船身了，又是哪里的海客，来拜访我们北山下小小的城市了。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道道一层层的，由浓墨而银灰，渐渐地漾成闪烁光明的一片。淡墨色的渔帆，一翅连着一翅，慢慢地移了过去，船尾上闪着橘红色的灯光。……这时我的心就狂跳起来了，我的嘴里模拟着悍勇的呼号，两手紧握得出了热汗，身子紧张得从沙滩上站了起来……风晨，月夕，雪地，星空，像万花筒一般，瞬息千变；和这些景色相配合的我的幻想活动，也像一出出不同的戏剧，日夜不停地在上演着。但是每一出戏都是在同一的，以高山大海为背景的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4]由。
这是晚清封建社会一个女孩子的童年吗？自由、奔放、无羁无束、无忧无虑、独往独来，既充满幻想又脚踏实地，纵然是21世纪的现代社会，一般女孩子的童年也无法比拟！
只是有一回，父亲拉着女儿坐在沙滩上，面对烟台美丽的港湾，像面对大人一样说起了沉重的话来：“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的……”
当女儿提出请父亲带她去看一看的时候，这位海军校长捡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仿佛要将一腔仇恨扔将出去：“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是被挤到这里来的呵。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呵！”
父亲第一次在女儿面前讲起了甲午海战，讲起战败的伤痛，“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永远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赔的款，割的地还少吗？”“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5]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
父亲从未这样沉重地与女儿说话，“只有烟台是我们的”，这些话，包括当时的场景、氛围、语气、语感，冰心记了一辈子，也说了一辈子。
童年的冰心着男装，在驻军最高长官的保护伞下，玩耍于海天，[6]游没于兵营，形成了她后来“海化”的性格。中年的冰心在回顾这些童年往事时，说遗留在她性格中的有五点：第一是人生态度的严肃，喜欢整齐、纪律、清洁的生活，怕看怕听放荡、散漫、松懈的一切；第二是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第三是不喜欢穿鲜艳颜色的衣服，喜欢黑色、蓝色、灰色、白色；第四是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很难勉强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愿意见的人，吃些不愿意吃的饭；第五[7]是一生对于军人普遍的尊敬。也就是说，冰心的性格在烟台水兵与海隅的天地里基本形成。[1]冰心在烟台期间，母亲多病，所以她总是像影子似的跟随着父亲。她曾在《我的童年》中说：“那七八年山陬海隅的生活，我多半是父亲的孩子，而少半是母亲的女儿！”[2]《我的童年》（一），《冰心自述》，第18页。[3]《童年杂忆》，《冰心自述》，第37页。[4]《海恋》，《冰心全集》第6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25页。[5]《童年杂忆》，《冰心自述》。[6]少女时代的冰心，与弟弟们曾有过“海化”的话题，希望做个“海化”的青年。这个“海化”的含义包含：温柔而沉静，超绝而威严，神秘而有容，虚怀而广博……这些特点，均被冰心的性格所吸纳。[7]《我的童年》，《冰心自述》。
四 十一岁之前读过的书
1932年夏天，冰心在香山双清别墅为她的第一个版本的“全集”作序时，曾以怨忧的口气写到烟台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她说：“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作家童年的个性化生活，与一般常态的女孩儿是不一样的，“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再则就是缠着大人们讲有趣的故事，以度童年时光。
20世纪初叶，中国没有像样的儿童文学，最早引进的安徒生童话也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那时，冰心的母亲和奶妈，为她讲的故事只有“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这对充满幻想的小婉莹来说，也十分有趣。以后舅舅杨子敬来烟台，协助父亲在海军学校做事，闲暇时为她讲的故事则上升到了《三国演义》，其战争的场面与故事的复杂性远胜于“牛郎织女”之类，小婉莹听得入神，竟至晚上舍不得睡觉，奶妈哄着，还得哭着上床。但“三国”的故事岂是一天两天可以讲完的？于是，每天都带着悬念，带着期盼入睡。舅舅有时公务忙，便要中止故事，有时竟然间断五六天，“我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边徘徊。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1]看，那时我才七岁”。
从听故事到读故事，就是这样转变的。开始的阅读自然有困难，意思一知半解，不认得的字只得猜，但还是满足了自己的兴趣，不必天天被动地等待，连猜带蒙，竟然可以看出一个大概，且越看越了解，越看越有味，断断续续竟然将《三国演义》看完了。以后又转到《水浒传》，转到《聊斋志异》。看《聊斋》时，小婉莹着迷到如此程度：“《聊斋志异》真是一本好书，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不幸的《聊斋志异》，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凉透了，她气得把书抢过去，撕去了一角，从此后我就反[2]复看着这残缺不完的故事。”
冰心的文学启蒙与积累，便是从这种听故事到读故事中开始的。根据她的回忆，在十一岁之前，所阅读过的文学作品，数量惊人，就是现在一个文学专业的大学生阅读过的文学名著，都不能与十一岁的谢婉莹相比。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她阅读的书目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全传》《凤双飞》《封神演义》和《红楼梦》，而且对它们作出比较，“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3]味的是《红楼梦》”。在这十二部古典文学作品中，《天雨花》已较偏僻了，《凤双飞》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十一岁的婉莹却是读过了。这些作品的总字数大概要达上千万吧，对十一岁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但小婉莹的文学阅读远不止这些。冰心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写到，她在十一岁之前曾读过《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黑奴吁天录》等林纾译的小说，在她的《我的文学生活》中竟有这样一句话：“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这六个字“全部‘说部丛书’”承载着多少的内涵与多大的分量！《说部丛书》是商务印书馆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出版的一部大型丛书，主要是西方的文学名著。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冰心在十一岁之前已经阅读了西方文学名著近百种。
冰心不仅讲到她读的书，还具体地说过这些书怎么来的：一是在军舰上为水兵讲《三国演义》得到的奖励：“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4]馆出版的林译说部。”一是作文写得好，老师批的赏钱：“此后便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嬉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5]竭力的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
冰心看书还不限于书本，“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6]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道出了她“看书”越出了书本的范围，“记得烂熟”也绝非虚言。冰心晚年曾有一文《谢家墙上的对联》，其中有两联便是十一岁之前记下的，八十九岁时凭记忆写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7]典七索九丘”；“庠舍争归胡教授，楼船犹见汉将军”。那时，求知欲特强的小婉莹，只要有字的东西她都看，哪怕是一张极小的纸头，且又过目不忘。八九岁时，她要求老师教作诗，老师就说，作诗要先学作对子，于是当场考试，老师笑了笑，出了三个字“鸡唱晓”，婉莹几乎不假思索，对三字：“鸟鸣春”。老师大喜，以为她读过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实她是从香烟盒上读来的：“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对时脱口而出。
冰心所说的老师，便是她的表舅父王逄逢，是她正式求学的私塾老师。之前母亲和舅舅杨子敬都曾教过她，但那只是认字，王逄逢则要她读正式的课本，新旧都有，新的如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饮冰室自由书》等，旧的则有《诗经》《论语》《左传》《唐诗》等。王逄逢在对冰心进行正式教育时，还列具了班昭的《女诫》，他[8]认为，虽是旧体散文，但富有文采，更可作为道德教育类的内容，要求他的女学生遵从必要的做女人的规范。作为老师的表舅王逄逢比之舅舅杨子敬，要正统得多，在他看来，学问要有章法，不可尽读那些“三教九流”式的野书。这样一来，使得冰心在儿时对“四书”“五经”也下了一番工夫，从而打下了旧学的根基。
冰心十一岁之前的清朝末年，真可说是风雨飘摇了，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革命，早已从南方开始。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在东京领导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次年的冬天，制定了同盟会宣言，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此时冰心的一家虽然生活在北方，而且谢葆璋是朝廷命官，但南方革命的风云不断地从故乡福州涌来，舅舅杨子敬便是同盟会会员，常常有从南方或日本来的朋友，带来或寄来同盟会的报刊与宣传品，其中有章炳麟先生编的《天讨》。母亲杨福慈受哥哥的影响，赞成同盟会的主张，并且以她的病弱之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将宣传品放在肉松筒与茶叶罐中寄出去。母亲在做这些的时候，显得特别神秘而又神圣，自然引起婉莹的好奇，也和母亲一起做了起来。《天讨》在当时绝对属于禁书，但婉莹也和大人一样，在夜里无人的时候偷看，同时阅读的还有《神州日报》与《民呼报》。这些宣传同盟会主张的报纸将小婉莹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原来有那么多的不平、无能与腐败，竟至到了让她在不是关心国事的年龄关心起国事来。[1]《我的文学生活》，《冰心自述》，第106页。[2]《童年杂忆》，《冰心自述》，第34页。[3]《我的文学生活》，《冰心自述》，第108页。[4]《我的文学生活》，《冰心自述》，第106页。[5]《我的文学生活》，《冰心自述》，第107页。[6]《我的文学生活》，《冰心自述》，第108页。[7]《谢家墙上的对联》，《冰心自述》，第47页。[8]东汉女学问家班昭的《女诫》，计七篇，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连序在内不过一千六百多字，内容却相当丰富，对女性的要求异常全面，尤其是女性的“贞节”是班昭高高举起的大旗，从此揭开了大多数女性苦难的序幕。
五 诗人与灯台守
如果将父亲谢葆璋排除在小婉莹求知的视野之外，以为他仅是尽着地让爱女在海边“撒野”，也是不公平的。其实，谢葆璋虽在行伍，职为军人，但在当时的朝廷内外、友朋之间却是有名的“儒将”。就连清末朝廷“直声震天下”的第一御史江春霖，也知谢葆璋是个“裘带歌壶，翩翩儒将”，早就“心向往之”。1910年2月，江春霖因再次弹劾庆亲王奕劻未果，愤而辞职归乡。江春霖是福建莆田人，南下归乡时船过烟台，便在谢葆璋的客室里住了几天，留下了一副对联与一[1]个谜。◎与父亲谢葆璋。
谢葆璋在求知上对女儿的直接影响，是制造了一种文学的环境与氛围，熏陶着未来的女诗人。谢葆璋爱写诗，早年在海上与妻子通信时，时不时便以诗唱和。他们那一代海军大员，如萨镇冰、黄钟瑛等，生活上有着军人的严肃，内心却有着诗人的激情。幼时的谢婉莹想成为他们的追随者，不想却被“性别”阻止。清末的女性难以成为一名军人，但诗人的气质却烙在了她的身上。
烟台海军校长的家中，每至海风清凉的夏天，便有一位大受欢迎的客人光顾，这就是被冰心称之为小舅舅的杨子玉。杨子玉是叔外祖父杨颂岩的小儿子，母亲因为幼年丧母，便由叔外祖父母养育长大，母亲也教过小舅舅杨子玉读书识字，感情笃深。杨子玉比冰心大十四岁，与杨子敬舅舅、王逄逢表舅比，与冰心要亲近得多。那时，杨子玉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报考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专业，每至暑期，便来烟台消夏，而他一来，谢家便热闹非凡。“小舅舅是我们这一代最欢迎的人，他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2]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尤其是小舅舅杨子玉善于制造一种文学的氛围：在可望见夏夜星空、可听到海涛清响的书斋里，小舅舅早早地摆上纸墨笔砚、扇子，还有奖品之类。当海边的灯塔开始闪亮时，小舅舅便会将父亲、父亲的同事邀来，举行赛诗会。赛诗会的题目不得早出，必须当场议定，议定后便各自去吟去写，燃烧一炷香，用作计时，时间到了，一律交卷，相互传诵，当场评定。冰心记得父亲曾得过头奖。这时的谢婉莹和她的堂哥表哥便端坐一旁，尽情地享受诗意之美、文学之光。婉莹感觉自己的父亲，不仅是一位威严的军人，更是一位多才的诗人。直到晚年，她还记得当年父亲在赛诗会上两首不完整的诗。一首为《咏蟋蟀》：庭前……正花黄床下高吟际小阳笑尔专寻同种斗争来名誉亦可香
小舅舅当时称赞诗中透出“军人本色”，父亲则认为是“诗言志”。“笑尔专寻同种斗”，多么风趣之一笔，岂止讲蟋蟀？岂止话昆虫？
另一首为《咏茅屋》，冰心只记得后两句：久处不须忧瓦解雨余还得草根香
赛诗会后，他们还要打坐，直谈到夜深。杨氏一家，杨子敬、杨子玉都是同盟会员，1907年杨子玉还曾从唐山赶赴广东参加潮州、惠州起义，只因路上受阻而未能到达。所以，他们的谈话，也具有相当神秘的色彩，婉莹则早早睡觉去了。
赛诗会的主角看起来是小舅舅与父亲，实际上，真正的主角是那个默默端坐于一旁的小婉莹。每一次赛诗会制造出的文学情境与氛围，都在她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一颗诗的种子，这不是读几本书便可获得的。
还有一次与父亲的对话，也是一次文学的想象。
婉莹居住的军营，入夜时分可见岛上闪烁的灯塔，一盏给远航之人希望与温暖的灯。忽然在除夕的酒后，婉莹在灯光里向父亲请求，长大后要去当灯台守。这让父亲十分惊讶。她的理由是：“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父亲只得如实地指出女儿的“文学幻想”过于美丽。他问：如若病了怎么办？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艇……能做到吗？父亲最后站起来安慰女儿：“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3]守，人生宽广的很！”◎烟台海军学校官兵合影。
婉莹显然不可能实现灯台守的愿望，这只是一次文学的想象，但这次与父亲关于灯台守的对话，却一直像灯塔一样闪烁在女作家的心中。
谢婉莹在烟台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黎明前的黑暗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摇摇欲坠的王朝，深刻的内部矛盾与外部冲突，相互制约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皇室最终退出历史，共和的曙光在前，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身为清末海军学校校长的谢葆璋，也处在矛盾的交织点上。一方面，他要对学校与学生负责，要忠于职守；一方面他同情革命，憧憬着改变现实。十一岁之前的谢婉莹不会理解父亲这种矛盾的处境，但矛盾的结果，谢婉莹是知晓的，并且改变了她的身份与角色。
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斗争中，满清朝廷亦以满汉之争来诠释，而海军历来被汉人所掌控，满人患之，便生出培养满人海军军官以求替代的想法。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夜，海军处挑选满族青年伊里布、博黎青、张德亨等三十人送到烟台海军学堂，这无疑将校长谢葆璋放在了火药桶上。满族青年到校后，凡事均要占先，且又无真才实学，因而时常与汉族青年学生发生冲突，谢葆璋极力调解也无济于事。有时只要一事不合，满族学生便愤然离校回京，更让谢葆璋被动。这年年底，烟台海军学堂年终考试，海军大臣听多了这个学校的风言风[4]语，派出海军部一等参谋官郑汝成来烟台海军学堂充监考官。郑汝成与谢葆璋是天津水师学堂同班同学，毕业时谢名列第一，郑则第二，而现在郑汝成作为海军部监考官临校，颇有钦差大臣的架式。刚到校便要谢葆璋集合全体师生训话，从军人规范到学生纪律到军容风纪，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再加上此公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听者肃然，顿生畏惧。临场考试时不少考生发挥不正常，不及格者人数较多，考后均一一退学。郑汝成回京禀报，说烟台海军学堂“监督谢葆璋办理不善，校政废弛，应予整顿”。海军大臣载洵听信后，便着郑汝成为烟台海军学堂监督，并兼任海军部一等参谋官，谢葆璋则调任海军部任二等参谋官。这个决定，对谢葆璋极不公平，血气方刚的海军将领自然不就，决意辞官返乡，离开了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海军学堂。
是为1911年初秋。冰心写道：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和来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离开烟台，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5][1]即“庠舍争归胡教授，楼船犹见汉将军”这副对联。冰心说，对联当然是扣住父亲是海军学校校长的职位写的，但不知“胡教授”出自何典。[2]《我的童年》（二），《冰心自述》，第30页。[3]《往事》（二），《冰心自述》，第203页。[4]1910年12月4日（宣统二年十一月三日），宣统皇帝下谕设立海军部。之前为海军处，归属陆军部。[5]《我的童年》（二），《冰心自述》，第32页。
六 大家庭中的女红
辞官后的谢葆璋，携家眷老小，乘船离开烟台。八年前婉莹来烟台时，是父母的独生女，现在离开烟台了，已有弟弟三人，大弟谢为[1]涵、二弟谢为杰、三弟谢为楫，分别为五岁、三岁和一岁，很有规律的，每隔两年有一个弟弟出生。婉莹觉得很奇怪，母亲没有为自己生下一个妹妹，连续的都是弟弟，与海军学堂的人一样，都为男性。婉莹也就继续着她的男儿装，稳稳地当她的“莹哥”了。那一刻，莹哥将不到一岁的三弟拥在怀里，在秋日海风的吹拂中，看着客船停泊在上海的吴淞码头。◎与父亲谢葆璋、大弟谢为涵。◎与母亲和小弟谢为楫。
谢葆璋离开烟台海军学堂的时间，几乎是选择一个历史的契机，甚至有点革命党人逃亡的味道。此时，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在南方如火如荼，他要回到革命的南方故乡。就在他们暂居沪上期间，武昌起义爆发，谢葆璋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同学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那些天，上海各报尽是武昌起义的消息，黎元洪致外省的通电、对外国使领馆的文告等等，每每写得慷慨激昂，篇末竟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感动了许多沪上民众。起义与被推翻的双方，谢葆璋都有熟悉之人，革命离自己竟是如此之近，而自己一时激愤选择辞职，现在倒是有心情观察起这场离自己很近的革命了，盼革命之后给中国带来强大与繁荣。谢婉莹也争着与父亲阅读那些报纸，为上海的光复、为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参军参战的英勇行为、为上海援鄂志愿决死团开赴湖北作战的英雄气概而欢呼、感动。那时，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劳军，十一岁的谢婉莹把攒下的十元压岁钱，送到《申报》报馆去捐献。端详着上款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的收条，感觉自己也为这样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献上了一份力量。回到旅馆，婉莹将那一纸薄薄的收条，珍藏了起来。
谢葆璋一家回到故乡福州，已是这年的冬天了。轮船航行在青山碧水之间，纵是隆冬，也是绿意醇浓。看惯了大海的蔚蓝、寒冷的枯黄，第一次回到故乡的谢婉莹，面对眼前的青山、绿水、白雾与细雨，涌起了一缕诗情：清晓的江头，白雾濛濛，是江南天气，雨儿来了——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2]这是我父母之乡！
完全没有父亲辞官的压抑，也没有革命的豪情，一派田园风光，一种回乡的喜悦，一片童真，这大概就是地域与环境的变换而导致的新颖，形成的诗情。大跨度的时空转换，别说在一个孩童的眼里，纵是老夫也会变得活跃起来。第一次回乡的诗情，一直保留在婉莹的心中，直到十年之后，成了“冰心”的谢婉莹，才显示在了文字上。
轮船驶过马尾时，谢葆璋让女儿站在自己的身边，告诉她眼前的罗星塔，恰如芝罘岛上的灯塔，但它是给远涉南洋的游子归乡的向往；告诉她那是马尾船政学堂，中国最早的海军摇篮，“萨统”便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还有甲午海战中许多的水兵和将领，都是从这里走出——谢葆璋在船上，给女儿列举了一串的名字：严复、邓世昌、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最后对女儿说：我们福建人水兵多、甲午海战阵亡的人也多，便是与这座著名的船政学堂有直接关系的。女儿忽然问父亲：为什么不在这里上学，而要远赴天津？父亲告诉女儿，那都是祖父的安排。
现在就要见到祖父了。谢葆璋一家从闽江万寿桥旁的南台码头下船，之后坐了轿子进城。祖父谢銮恩在大厅迎候他们，三个弟弟均未见过祖父，怕生，便躲在了后面，婉莹在上海时与祖父共同生活过，自然记得，便上前向祖父请安。祖父摸着孙女的头，夸她长高长大了，言语中透出慈爱的骨肉之情。
谢葆璋一家没有回到婉莹出生时的隆普营，而是住进了位于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的一座大院里。杨桥巷即是“三坊七巷”中的一巷，属于城中心位置，而这座大院是祖父刚刚买下来的，之前为林觉民一家人居住。也就是数月前，即4月27日，黄兴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当时尚在日本留学的林觉民决意回国，参加了起义，但因消息走漏，起义失败，八十六位起义军战死或遇害。林觉民留下了“卿卿意映如晤”（《与妻书》）的千古绝唱，慷慨悲歌，走上了刑场。当时，林觉民的岳父恰在广州做官，得知消息后连夜派人快马回福州报信，为避株连，家人急忙将房产变卖，全家躲进偏僻的早题巷。买下这座房子的人便是谢銮恩老先生。
晚年的冰心对这座房子的记忆是这样的：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3]室和书房。
不用说，这是一个大家庭居住的房子，有好几个院子，有好几进屋子，还有客厅与书房，不是一般的人家。根据谢葆璋回乡后被父亲安排在这座大房子中居住的位置显示，购置这座房子的钱可能大多出自他在烟台当海军学堂监督的薪俸，即如冰心说的“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从常理上说，大厅两侧的房子为正房，一家之主的祖父居住是肯定的，而住另一侧的要么是家族中的排行老大，要么是排行老小，谢葆璋排行为三，怎么也轮不到他们一家，父亲之所以如此安排，可能是在购房的出资上，谢葆璋为大。
住进大房子后的谢婉莹，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远离了大海，房子再大也不及海军学堂的校舍呀，不再是水兵王国中的公主了。大家庭中的辈分与等级，在她看来，比兵营中还要森严，祖父下有两个伯父、一个叔父，两个伯母与一个叔母，再就是堂哥、堂姐、堂弟、堂妹一大堆，婉莹要在这个大家庭中生活了。母亲教导说：回到福州住在大家庭里，不能再像野孩子似的了，一切都要小心。对长辈不能没大没小的。祖父是一家之主，尤其要尊敬……也就是说，她再也不能像在烟台那样自由任性地当“野孩子”了，不能着男装，不能穿军服，更不能骑马打枪，她必须回到自己真实的身份上：一个大家庭中的女儿！
大人们七手八脚地帮助她找回少女“应有”的气息。堂姐婉聪、婉铿与婉莹算是同龄人，但她们已是一身早熟的女儿装，被裹过的脚，三寸金莲点在地上，一颤一颤的，阿娜多姿，耳朵上也已挂上了银质的耳环。伯母等家中几个女长辈看着一身素装的婉莹，直摇头，十一岁了，脚是不能裹了，但耳眼儿总是要扎的。哎哟哟，小侄女的耳朵怎么这样大，耳垂像个小锤子。女儿男相，有得福享，可耳眼儿还得扎，不然婆家送来的耳环戴哪儿？衣服得换上花的，素花也不行，那是妇人穿的，哪有少女便穿素花的道理？要穿绣花鞋，这个不难，几房的女人干上两个通宵便有了。早晨起来梳头，要把头发盘好，逢年过节还得略施粉黛。小侄女长得水灵，但女儿总要会搽脂粉、会戴花、会穿金戴银。长辈们虽是七嘴八舌，可也不是说说玩的，婉莹在母亲的指点下，一件一件地开始了她的女儿功课。只是在耳朵的大耳垂上打洞，母亲有些不忍，可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倒是父亲理解，说是婉莹“左耳唇后面，有颗聪明痣，把这颗聪明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这才免去了那一针。婉莹后来还爱上绣花，在一方扎好绷紧的白布上，用不同的丝线，绣出玫瑰、荷花、蝴蝶、画眉鸟什么的，让她着迷。
待婉莹的女儿打扮收拾停当，便要过年了。辛亥年的除夕、壬子年的春节，对谢婉莹来说是全新的，地点转换，节目变了，人也不同，身上穿着新做的月季大花棉袄、脚下踏着刚刚换上的金丝百合绣花鞋，从腊月廿三起，便看着大人忙活开了。最先是叠“元宝”，用金银纸箔叠成元宝的样子，并用绳子穿成一串一串的，准备供神供祖的时候烧；然后就忙着扫房，洗刷门窗，擦亮铜锡器具；更要取出糟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则忙着写春联，婉莹站在书案前，看看字、磨磨墨，或是拿着水向砚台滴点儿水，父亲过来帮忙，将祖父写好的春联贴在擦得纤尘不染的大门、中厅或房门的柱子上。祖父还要在自己的书桌旁边贴上“元旦开笔”“新春大吉”之类的吉利话。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自然是少不了的，因为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红纸包里，只是一两角的新银币，但因为长辈也多，加上各自外婆家给的压岁钱，每人几乎都得到好几块钱！还要和堂哥堂姐堂弟堂妹们比，比从自己外婆家得到的东西，谁的好，谁的多，灶糖、灶饼啊，一盒一盒的点心啊。尤其要比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墙上挂的，手里提的、拉的，晚年的冰心活画了她在梦幻般灯的世界里顽皮而得意的形态。尤其是南后街的花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4]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福州过年真是热闹，远胜于烟台！只是开心时得记住身份，时时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女儿家。
有时，却还会当起“两栖动物”。逢年过节，表姐表妹来了一群，往往住在东院，堂哥堂弟们也是一大堆，扎在西屋。东院的姐妹们，“她们在一起谈着做活绣花，擦什么脂粉，怎样梳三股或五股辫子；怎样在扎红头绳时，扎上一圈再挑起几绺头发来再扎上一圈，这样就会在长长的一段红头绳上，呈现出‘寿’字或‘喜’字等花样等等；有时也在西院后花园里帮助祖父修整浇灌些花草。”西屋的堂兄弟们，则在那里吹弹歌唱，下棋作“诗”。刚刚进入这个大家庭、刚刚换上女儿装的婉莹，则是两边来回，哪儿好玩便往哪儿跑，表姐与堂哥们，有的比她大了七八岁，也不把婉莹当回事，做什么事都不拒绝她，也不避开她，有时还让她递个纸条传个情，过目不忘的谢婉莹，在她86岁的头上，还记得纸条上传情的文字：“*妹妆次，自违雅教，不胜怀念，咫尺天涯，未得畅谈，梦寐萦思，曷胜惆怅，造府屡遭白眼，不知有何开罪，唯鄙人愚蠢，疑云难破……”还有一位堂哥向一位表妹写了一首诗，婉莹读后觉得不错，也记下了：“此生幽愿可能酬，未敢将情诉蹇修，半晌沉吟曾露齿，一年消受几回眸；迷茫意绪心相印，细腻风月梦借游，妄想自知端罪过，泥犁甘坠未甘休。”婉莹当时还极是佩服这位堂兄的才华，没想到几年后被她识破，竟是从[5]清代专写妆奁诗的王次回《疑雨集》中抄来的。
在那个笑语喧哗、目迷五色的青少年群里，大有忘其所以而飘飘然的谢婉莹，正是处于求知欲旺盛时期，无论是烟台的“野孩子”，还是福州沉迷的女儿家，只要一见到书，便如鱼儿遇了水，一头扎了进去。祖父的书房就在婉莹居室对面的厢房，那儿有一长列的书柜，婉莹有空便钻进祖父的书房里，从下往上看，从坐着到站着，到踮起脚尖，到站在凳子上，祖父也从不制止，无论什么书，从唐诗到《巴黎茶花女遗事》，都允许看，婉莹便在祖父的知识海洋中畅游，包括这个大院中柱子上、过道中的对联，都被她背个烂熟。“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霁襟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花花相对叶相当，红紫青蓝白绿黄”；“君子才如不羁马，知君身是后凋松”。这些对联或是祖父写的，或是亲戚送的，每副对联均有典出，体现了鲜明的家族文化色彩，谢婉莹自小便是十分的喜爱，直到晚年，还常常将记忆中的对联题赠给求字者。20世纪80年代，福州城市改造，这座大院被拆除了好大一片，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以“林觉民故居”的名义留下了两进。恢复原貌时，房子的布局与住房的功能，均以冰心回忆为蓝本，对联全部出自冰心的回忆文章。2008年，又挂牌“冰心故居”，算是留下了冰心的印记。
辛亥革命之后，旧学废止，新学渐兴，谢婉莹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了谢家第一个上新学的女孩子。在烟台，婉莹也正式读过私塾，但与在福州上学是不同的两回事。首先是环境变了，不在自家，而是在学校，朝夕相处的不是堂兄与表哥，而是陌生的同学。同时，课程设置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全体。如此，从未离开过家的婉莹便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开始不习惯，还偷偷地流过眼泪，但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在这个大家庭中有的长辈是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女孩子的手指又不能当门栓！”在重男轻女的大环境下，虽有父亲的庇护，但传统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婉莹深知这一点，她忍着泪水，一天天孤单地穿过塔巷，来到位于花巷的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
祖父也是开明的，这位受旧式教育的老先生，因为特别喜欢从小不在自己身边长大而又十分聪明伶俐的孙女，他的世界几乎是无保留地对婉莹开放，这让谢家上下都有些不解。但有时又是平等的，其如，那时福州刚有电灯公司，安装电灯时，谢家的孩子一天到晚跟在工人的后面，盼着电灯点亮，但在电灯点亮之后，他们又发现，大权掌握在祖父的手里。所谓大权，就是大院里的总电闸安装在祖父的屋子里，每天晚间九点，祖父便会将总闸关上，无论是东院还是西院，是祖父的南厢房，还是婉莹的北厢房，全都一片漆黑，于是，各个小家便会亮起早已准备好的蜡烛或油灯，不同的灯光下是不同的话题、不一样的女红，祖父则上床歇下。冰心后来回忆道：“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祖父是一家之主！”
祖父在给婉莹以女孩身份上学权利的时候，也对这个最喜爱的女孩寄予厚望，要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世，明了家族的历史，成为一个有出息的女子。这种开明的教育，对已经读过大量书籍的婉莹，极有效。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漂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6]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任何的文字描写都超不过冰心自己的叙述，冷静中透出暖流，愤懑中流露决心，沉重中现出希望，就像横岭村肥沃的土地上，滋生着一棵吸足了养分茁壮向上的幼苗。
这是一次影响了冰心一生的谈话。实际上，祖父这个时候并没有将婉莹视为谢家的女孩，对她可能比对男孩儿寄托着更大的希望！
谢婉莹在这个大家庭中生活了将近两年，祖父并不知道她将来会成长为一个女作家。福州的春节、元宵、端午和中秋等乡土与风俗，给冰心以心灵的滋养，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冰心在成年后认为，福州大家庭中这个角色的转变极其重要，仅仅有烟台野孩子的养成是不够的，女性的人格是不健全的，“我也不能不感谢这个转变！十岁以前的训练，若再继续下去，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心理也许就不会健全。因着这个转变，我才渐渐的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的怀里，[7]而开始我的少女时期了。”这种性格的形成，则影响着她的作品，影响着她的文学精神，影响着她的人生观与文学观。[1]谢为涵，1906年6月23日出生；谢为杰，1908年9月5日出生；谢为楫，1910年10月21日出生。[2]《繁星》一五六，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诗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3]《我的故乡》，《冰心自述》，第11页。[4]《童年的春节》，《冰心自述》，第43页。[5]《两栖动物》，《冰心自述》，第51、52页。[6]《我的故乡》，《冰心自述》，第9、10页。[7]《我的童年》（一），《冰心自述》，第22页。
七 初到北京
1913年的春末夏初，谢葆璋接到北京政府海军部命令，前往北京，担任海军总司令处二等参谋，7月授衔为“海军上校”，一个月之后晋升为“海军少将”，10月提升为“海军部军学司司长”。所有的任命均为“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令”。
谢婉莹便是这个时候从福州进京的，从此成了北京人。当年这位海军少将的公主走进北京，留下的是并不美好的印象。如果用色彩来描述，烟台是蓝色的，福州是碧绿的，而北京是灰黄的。黄土铺就的尘土飞扬的马路，秋日夕照下的苍黄的城郭，灰头土脸的四合院，谢婉莹和三个弟弟坐在马车里，探出头来望着布幔下灰黄的街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流汗奔走的人力车夫，觉得一点儿也不好玩。◎北京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谢家大院”。
在茫然的心情之中，马车把他们送到了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父亲为家眷的到来租住的房子。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处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不大的三合院，便由冰心一家居住。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1]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仙！
海军少将将宝贝女儿安排在北屋的正房。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有雕花的“隔扇”，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多半是《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冰心很喜欢这种装饰，诗句大多是在烟台与福州读过的，但有一首七律从未见过：“飘然高唱入层云，风急天高忽断闻。难解乱丝唯勿理，善存余焰不教焚。事当路口三叉误，人便江头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计，枉亲书剑负耕耘。”冰心觉得很有哲理意味，便在心里记了下来。
住进三合院的谢婉莹，感觉到的是狭仄冷清，既不能与福州前后几进的大院相比，更无烟台的海阔天空。父亲任职的海军部，就在铁狮子胡同，离中剪子巷一箭之地，但海军部的父亲不能像烟台那样让她“跟班”，不能带她去“衙门”，弟弟们又小，周围没有哄着她玩的水兵，屋里也没有一大堆的堂哥堂姐之类的伙伴。她自将烟台与福州的生活喻为“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将北京视为“辇下风光”。那多彩的山中岁月与海上心情都已远去，眼前的辇下风光却未看到，那时故宫、景山与北海都不开放，别的景区父亲也不曾带她去过，婉莹只能整天在家跟着母亲，做一些家务，学些针黹，帮母亲梳头，晚间则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课，俨然成了一位老气横秋的小先生。
在北京做官的父亲，比在烟台消沉多了。新的政府没有令他兴奋，反而使他消沉，婉莹完全弄不明白。父亲既没有兴致带孩子们外出游玩，自己也不出去打牌、听戏、喝酒、应酬，好在父亲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从海军部下班回家，便在院子忙活开来，砌花台，卷起袖子种花、浇水，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还把花园渐渐扩大到门外，又种了野茉莉、月季、蜀葵之类的花卉，还为孩子们立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把这大院称做“谢家大院”。
就在这时，京味文化开始进入谢婉莹的生活：“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们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行车的……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舅舅带着逛了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铜盘[2]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我站在楼上堂客座的栏旁，戏院里人声嘈杂，打手巾把的，熟练地从观众头上高高地扔着手巾……戏台上立着很大的红纸海报，大轴子戏是梅兰芳先生和王凤卿先生的《汾河湾》……忽然间后面有人推我一把，“快看”，梅先生出台了，流水般的踱步，送出一个光彩夺目的[3]人儿，端严的妙目，左右一扫，霎时间四座无声！
从糖锣担子到民俗表演，从放风筝到梅兰芳，这些最能代表京韵文化的符号，都是在烟台、福州所不曾有过的，文化的反差令谢婉莹有一种兴奋与新鲜感，但也有种陌生与惶惑，有时还会产生心理的隔膜与失落。冰心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的：“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萝卜’的声音，再不就是一声声算命[4]瞎子敲的小锣，敲得人心头打颤，使我彷徨而烦闷！”
冰心晚年忆及这段生活时，认为她在北京的头一年，在她少女生活的开步之时，如同列车进入了黑暗的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5]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
婉莹不开心的时候，也曾尝试过写作，想以她的想象与描写，填补生活中的寂寞，冲淡烦闷的心情。与乡贤林琴南以文言文翻译小说一样，她用文言体写作小说，题材却是“说部丛书”式的侦探小说，叫《女侦探》；还用文言体写过一部女革命家的小说，叫《自由花》，也与她在烟台写过的章回小说一样不成功，只留下个题目存在记忆里。另一项文学活动却是成功的，就是给弟弟们讲故事。婉莹讲的故事不是书中现成的，也不完全是杜撰。她将自己看过的新旧译著的几百种小说，差来错去地胡凑人物布局，自成片段，讲起来绘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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