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济学理论前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石良平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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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理论前沿试读：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创新工程”的机制下，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项目（下称“丛书”）。本丛书力图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阶段学习提供引导，同时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

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为2015年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一批集中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我院首批38个创新团队为骨干编辑撰写。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

在此基础上，2015年到2018年期间，我院将组织编写出版60部左右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前沿重点教材，作为上海社科院“创新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成果展示平台，也为建院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整个项目将分两阶段陆续完成。第一阶段，第二至四年，每年编辑、审定和正式出版学术前沿教材15本左右；第二阶段，后一至二年，结合院“创新工程”各团队标志性成果，新增若干部国内顶级、国际一流的重要系列成果，并对已经出版的前期学术前沿进行必要修订与再版。

本丛书得到王战院长、于信汇书记的全面指导，黄仁伟副院长和叶青副院长策划监督执行，参与本次组织工作的人员包括：朱平芳、佘凌、胡晓鹏、汤蕴懿、王晓丰、杨璇。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编委会执笔：汤蕴懿2016年元月1日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总论部分第一节　方法论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独特性毋庸置疑，但在兼顾学科本身独特性的同时，理论界对于政经方法论的思考也受到西方经济学思潮的影响，集中探究其他经济学科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采用的方法论，是否也可以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研究，是否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分歧。讨论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工具、基本假设四个主要问题上，即政治经济学是否采用与所有学科一致的研究方法，是否可以采用与西方经济学一致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工具、基本假设。二、前沿理论分析（一）研究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上，学者关注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一般抽象法之间的关系，邱海平（2012）[1]的观点极富代表性，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经济学根本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抽象法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是所有科学的一般方法和要求。

其他一些学者分析总结，作为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论，辩证法和唯[2]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户晓坤（2013）认为，辩证法作为科学的、革命的方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承载着“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性重任；另一方面，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3]学基础之上。隽鸿飞（2013）认为，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既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哲学革命，确立了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阐释人类历史的基本原则和理论结构，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则使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批判。（二）研究范式

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问题，理论界重点探讨什么样的经济学范式是适合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能否直接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多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政治经济学有其独特的范式。[4]

于金富（2008）认为，要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必须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范式”这两种极端范式，而且必须扬弃“生产关系+资源配置范式”的折中范式，必须坚持以生产方式范畴为基础、以生产方式理[5]论为核心的科学范式——“生产方式范式”。许光伟（2008）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劳动过程→价值→[6]资本→市场经济。宫敬才（2014）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由如下内容构成：（1）设定劳动人性论的逻辑前提；（2）主、客体两者之间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3）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贯通；（4）让当事人出场说话；（5）解剖典型。在比较的意义上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更科学合理和更具有人情味，探究符合社会历史和当下经验事实的规律时效率更高。

可见学界虽然认同政治经济学范式有其独特性，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究竟为何仍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解，主要源于对“政治经济学范式”本身概念的理解差异，以及考察切入点的不同。（三）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的使用上，理论界的讨论极为热烈，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将定量分析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学者们的意见分成鲜明的两派。[7]

程恩富（2011）明确支持政治经济学采用量化数学工具作为研究方法，他提出数学化是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之一，认为使用数学工具，一是可以为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支撑；二是可以对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的经验材料进行更科学的归纳、整理和分析，并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现代市场现象进行数学解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对比，从而增强人们的理论辨别力；四是可以使理论更严谨和清晰，易于表达，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解释力和说服力。同时，也提出并不能一味使用数学工具，为避免类似西方经济学过度运用数学工具而脱离现实的问题，需将数学方法建立在正确的分析前提上，即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以科学抽象法、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作为分析的基础。

在学科数学化的实践方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系列丛书，丛书包括《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价值转型理论研究》《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新探》《虚拟价值理论与应用》《网络虚拟价值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国[8]际不平等交换多变量影响模型及衍生效应》。其中，马艳（2011）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把现代数学工具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论证、阐述和发展，对于价值理论、地租理论、事业理论、再生产理论等进行了模型设定和实证分析，以弥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不足。[9]

其他一些学者对于数理化持谨慎态度，丁晓钦、余斌（2008）认为，要在合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前提下利用数学工具，严防模型化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10]的扭曲。张忠任坚决反对数学的滥用，认为必须坚持经济理论是[11]第一性的，数学是第二性的。潘石（2008）则明确反对政治经济学数学化，认为数学化已经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引入歧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切不可重蹈覆辙。

多数学者认同将数理工具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工具的发展趋势，但强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的框架下审慎使用；同时，《现代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系列丛书对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提出了有益探索。（四）基本假设

相比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基本假设前提，政治经济学并未有明确提出理论假设，我国理论界近年开始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假设方法的探讨，通过与西方经济学的参考和比较，分析挖掘政经理论中的基本假设。程恩富曾于2007年提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这个“四大假设”引起了理论界的激烈讨论。[12]

陈文通（2010）认为，程的“四大假设”是试图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融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中，而马克思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存在原则性分歧，不可能相互通约和吸收，这种发展违背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观点，具体表现在：一是“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部分偏离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二是从人的本性理解“经济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从抽象的资源和需求约束出发；四是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不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支持者则认为，程恩富的“四大假设”是政治经济学的积极创[13]新。余斌（2010）完全不同意陈文通对于程恩富的批评，认为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国内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力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观点，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途径，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展开正面的论[14]战。方兴起（2011）不同意陈文通教授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立，认为这种片面性实际上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完全否定的回归。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定历史环境中提出的经济学原理和当前的一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程恩富教授以理论假设的形式进行探讨，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推进了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

其他一些学者专门探讨“经济人”假设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乔榛[15]（2010）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社会经济人”，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经济人”，两者是相互对立的。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两者存在的假定基础不同、包含的内容不同，也正是因为其假设的不同逻辑起点引起了理论体系的不同，而以社会经济人假定来构筑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会出现一个较西方经济学更加[16]丰富、更加现实、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刘凤义（2009）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假设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分析工具层面，而是在经济世界观和理论硬核层面上，西方经济学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所以它的研究方法是从假设出发，而不是从对客观事物的科学抽象出发；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所以它的研究方法是遵循从科学抽象到具体假设的研究思路。杨戈、杨[17]玉生（2011）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关于“经济人”的思想，在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市场经济层面上，即在流通领域有关经济变量的分析上，存在一些共识；但两者在更深层次的[18]本质的经济关系的分析上有着本质区别。王志东（2009）则认为，两种理论对于“经济学人”的假设本质相同，但有细微差别：马克思的劳动者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不可避免地具有私有者、理性人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谓“经济人”特征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下，劳动者必然地只能是“理想经济人”。三、述评

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工具和基本假设四个问题上，学者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具有自成一套完整体系的方法论，必须关注自身方法论的独特性，审慎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同时，独特性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可以摒弃所有学科普适性的方法论，一部分学者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数理化、基本假设等领域开始了实践，尝试对于西方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进行借鉴和超越。

在定量研究工具、基本假设等问题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否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性分歧，能否借鉴西方的工具和方法，以及如何科学地借鉴，都将成为理论界持续讨论的热点问题。虽然归根结底，政治经济学无法全盘接收西方经济学普适性的方法论，但这样的比较和梳理对于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理论完善仍具有重大意义。第二节　研究对象一、问题的提出

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性的问题，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向。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含义和范畴在理论界始终存在着讨论和争鸣。国内学者先后提出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总体”等，都曾被列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引发讨论，但至今仍未有统一结论。

这一对于学科理论体系基础性且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尚待解决，近年来学者们也的确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讨论热点之一。近年来，理论界主要基于此前对于研究对象的提法展开讨论，深入剖析生产关系总体的理论范畴和内涵。二、前沿理论分析[19]

卫兴华（2010）认为，生产关系中四环节的关系并不等于生产关系，不是研究对象的全部，因此，不应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20]限定于生产关系的三方面或四环节之中。同时，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范畴应界定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胡钧（2009）从政经产生的历史入手，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面，明确地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对于吴易风此前提出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21][22]林金忠（2012）、吴宣恭（2013）等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并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又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不能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通过生产方式这一中介或平台得以转化，因此，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它作为一个中介性范畴。[23]

相似的，颜鹏飞、刘会闯（2013）提出以生产力—中介范畴—生产关系模式为特征的研究对象总体论。生产力诸因素可以区分为“生产力的永恒因素”（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活劳动、生产资料等）以及领先因素（科学、管理、信息等），生产关系诸因素可以区分为原生态生产关系和“派生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不可能直接与生产力发生作用，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中介环节和中介运动，才能与现实生产力相结合。[24]

许光伟（2008）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包括基础范畴、中心范畴和运行范畴，是一个有机整体，即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对象和基础范畴、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对象和中心范畴、交换关系作为社会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研究对象的总体性可以提炼为“基础论”与“中心论”的对接和统一，即确立以一定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三、述评

在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析中，学者目前整体倾向于认为生产关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并由此进一步剖析其内部的层次含义：卫兴华（2010）、胡钧（2009）从学科本源出发界定了生产关系的含义；林金忠（2012）、吴宣恭（2013）、颜鹏飞、刘会闯（2013）、许光伟（2008）等人都支持研究对象总体性的思想，深入分析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之间的深层关系。即便尚未得出统一结论，这些争鸣的观点分析已愈发深入，深度剖析了研究对象内部的层次、关联和相互作用机制；这对于明确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节　学科建设一、问题的提出

在政治经济学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学科地位弱化的背景之下，学科建设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学者们着眼于学科建设的流派化、体系化、创新化，从学科内部发展的情况着手，梳理现有学科内部流派情况，分析目前理论体系框架的缺陷，对学科未来创新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并讨论学科地位弱化的原因及巩固办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一）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流派的梳理与总结；（二）理论体系框架建设；（三）学科未来创新发展方向；（四）学科地位的建设和巩固；（五）教材编写情况。二、前沿理论分析（一）流派

薛宇峰梳理总结了国内流派体系，其他一些学者介绍了西方马克思生态学、空间政治经济学、后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流派的发展情况。[25]

薛宇峰（2009）总结出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形成的八个主要流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流派、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流派、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本流派、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流派、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转型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后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并指出今后流派的分歧和争论将不可避免的日益扩大，而多个流派的共存与争鸣将有益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此外，一些学者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流派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派方面，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12）[26]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态批判文章，同时，还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及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受限于时代条件，只分析了自由竞争阶段的生态问题的特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巴兰、斯威齐以及史奈伯格等人分析了垄断资本[27]主义阶段的经济浪费等而导致的生态问题。万冬冬（2014）对马克思生态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伯克特的思想进行解读，认为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不仅捍卫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而且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8]

武剑、林金忠（2013）对于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代表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卡斯特尔的空间集体消费理论、哈维的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苏贾等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与目前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空间经济学进行比较辨析。并从空间集体消费冲突、空间生产同质化、空间产品分配两极分化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具有的启示意义。[29]

张旭、常庆欣（2013）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及鲍尔斯从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入手，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批判中所犯错误，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算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30]

张开、杨静（2014）梳理和总结了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主要包括阶级分析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调节学派对危机的解读，以及《21世纪资本论》的相关内容。（二）理论体系框架

在理论体系框架方面，多数学者明确提出现有理论架构仅是政治体系架构的一部分，应着重参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整体思路对理论架构进行扩充，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31]

孟锐峰（2014）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深入研究，从逻辑起点、辩证方法、哲学基础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方法的科学性和独特性进行梳理，阐明了马克思的方法对于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性，指出构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应着重借鉴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方法。

其他一些学者对于理论体系应包含的具体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32]法，庄宗明（2008）根据马克思在写作“计划”中所表达的原意和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要求，认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任务就是要构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应当包括研究一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国民经济学和研究世界市场运行机制的世界经济学。[33]

卢江、杨继国（2011）提出，将过渡理论应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过渡理论可以界定为研究一定时期内一种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演变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34]

于金富（2011）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而且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与科学基础。同时，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架构提出了具体建议，建议将三种社会形式（生产力或社会的生产形式）和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生产的社会形式或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作为逻辑主线，确立新结构，充实新内容。[35]

张宇（2012）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应主要包括：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关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以及关于经济发展的具体理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结构出发，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作出全面和准确的概括。

理论界一致认为，不应囿于现有理论框架，需参考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思路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一些学者，如庄宗明（2008）、于金富（2011）、张宇（2012）等人对于广义理论体系架构提出了具体的创见，但学界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具体架构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三）创新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面临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新趋势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同时，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从学科竞争的角度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严峻挑战，为此一些学者专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方向。[36]

在学科整体发展方向上，程恩富（2011）的对于学科创新的看法极富代表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应包含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四个学术方向，“国际化”的中心思想是实现“以我（国）为主”的双向交流；“应用化”不仅包括理论为社会实践服务，而且包括其渗透到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中去；“数学化”即要把数学分析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学派化”可以体现研究成果的特色，形成争鸣，有利于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和壮大。

除关注学科整体发展方向以外，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了政治经济[37]学未来的创新点。周文、朱富强（2010）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仍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而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应当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研究具体[38]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以及理论。刘方健（2011）指出，中国社会由“富国”转向“民富”的背景下，应以人本主义经济学为切入点探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角度，展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未来构架。（四）学科地位

针对国内近年在科研和教学上出现的“重西方经济学，轻政治经济学”的现象，学者首先着重讨论了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学科地位上孰轻孰重的问题，分析了政治经济学学科弱化的原因，并对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改革方向提出了建议。[39]

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关系方面，谷书堂（2008）分析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应该是平等的学科地位，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而另一派学者明确提出，应树立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学科地[40]位：程恩富、王朝科（2010）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不仅对社会经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深陷“学术殖民”的应用经济学创新具有引领导向价值，并对如何用现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41]创新进行了系统探讨；石晶莹、秦瑶、马赛（2013）认为，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主张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执政党执政理念以及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需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是促进理论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完成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42]

邱海平（2010）详细分析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学术界被严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世界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转型、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西方经济学的竞争与泛滥等外部原因，更应该着力反思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包括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学术上的不规范；进而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摈弃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努力建立学术研究规范。

学界对于是否应树立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学科主体地位有一定分歧，但毋庸置疑的是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理论经济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时，其学科地位下降和弱化的现实也已充分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反思。（五）教材编写

2010年以来，每年均有新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这些新出版的教材对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在理论体系创新上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

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2011）编写的《马[43]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除阐述商品和货币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外，还新增了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伍柏麟、史正富、华民（2014）编著的《新编[44]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主线，分为自然经济、商品市场经济、自由资本主义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进行阐述。

其他一些教材一改传统按照经济制度为主线的划分方法，按理论[45]模块建立体系框架。如程恩富、冯金华、马艳（2011）摈弃将政治经济学分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叙述的方法，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六分册体系的精神，除了导论和尾论之外，第一编分析直接生产过程，第二编分析流通过程，第三编分析生产的总过程，第四编分析国家经济过程，第五编分析国际经济过程。将有交叉联系的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割为几部分，并在各部分中再分章叙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法，而在每章内部均按[46]照“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来阐述。沈爱华（2013）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理论模块的形式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运行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七大理论模块。三、述评

政治经济学学科被削弱、被边缘化的趋势已充分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学者们已从体系框架、科研教学改革、创新发展方向等角度给出了加强学科建设的意见。但很多问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讨论，包括对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全面梳理和总结、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具体架构等问题，都可能成为未来理论研究的前沿方向。

同时，近几年新出版教材也反映了理论界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改革实践，在吸收马克思经典体系框架精神的同时，教材多采用模块化的方式，更加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补充。此外，注重考察近期国内国际实践经验，大量加入开放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经济危机等相关内容，丰富和完善了理论体系。第四节　比较研究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和对立，与西方经济理论的比较，有助于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度挖掘、系统梳理和全面阐发，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理论界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与西方经济学和与新制度经济学两方面。

一是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理论范畴、基本原理和体系框架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是我国经济理论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全面的学科比较具有其必要性。

二是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在西方经济学派中独树一帜的新制度经济学，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诸多方面具有共同点或相通性，然而作为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两者又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差别。通过比较分析了解两者的对立性与互补性，探索两者学科综合的可能性，对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有着重要意义。二、前沿理论分析（一）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对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2010年后有两套比较重要的专著出版：吴易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47]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共三卷）对两大理论体系的几乎所有重大理论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和全面阐发。何爱平、宋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48]（共三辑）在全面比较研究外，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和综合的基本思路，以期在比较和综合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推动中国本土经济学范式的建立与发展。

其他一些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专题比较研究主要包括：杜朝晖的《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竞争理论[49]的比较》、乔榛的《马克思“社会经济人”假定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定之比较》、邵晓、任保平的《就业与工资关系的两种[50]不同理论比较研究》（2009）、宋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51]经济学的垄断理论比较》、赵雅沁、石冀平的《马克思经济学与[52]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基础理论的比较》、朱楠的《马克思主义经[53]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社会保障理论比较研究》。（二）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等方面具有其相似性，许多学者以此为出发点对于两种理论进行了比较。[54]

于金富（2008）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本质性制度，但制度经济学属于表象性制度，缺乏对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没有阐[55]明这些因素的本质联系。程恩富（2009）持类似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虽然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但这两种理论是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因而它们研究的理论逻辑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具体表现在制度的重要性、私有制是否具有最高的效率、制度的现象与本质、制度范畴的内涵、制度范畴的研究重点及两类制度理论的基本结论等方面。[56]

李怀、邵慰（2009）关注了两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参照系。

此外，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专题进行比较，主要包括：产权理论方面，白云朴、惠宁的《马克思经济学[57]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比较》、胡立法的《产权理论：马克[58]思与科斯的比较中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以及李灵燕、石高宏的[5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比较》。三、述评

纵观近五年的成果，比较研究促进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内部其他领域之间的深入对话，同时有利于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

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已渐成体系、逐步深入，尤其是两套与西方经济学全面比较的研究著作，覆盖全面，观点突出。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一方面，以西方经济学已经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作为参照物，完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另一方面，针对有价值的热点、难点问题，在细分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分析，以期进一步的理论突破。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制度，但其内在含义和逻辑基础不同，相应的理论内容也有所差异。但两套理论体系仍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主要在于强调制度的作用，以及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多数学者认为，两个学科的相通性和互补性使学科综合成为可能，这一研究方向将有望成为未来比较研究中的前沿焦点之一。第五节　与其他流派的关系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本源与发展，政经与其他理论体系的渊源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最新的理论观点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与古典经济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渊源；（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关系。二、前沿理论分析（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思想的继承发展[60]

赵义良（2013）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维度研究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认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主要表现在，通过赋予概念以新的含义，确立理论的逻辑起点，一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向不是为了运用理论解释现实问题；二是为了改变社会现实而进行理论研究；三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61]

周尚君、陈志勇（2010）分析了从休谟、卢梭、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认为其思想演进过程是对“资本立法”原则的辩护，这不仅奠定了现代法治的市民社会基础与经济学逻辑，而且深刻暴露了这种逻辑背后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法哲学建构就是从这一问题展开的。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方面，李金和（2012）[62]比较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前后研究主题的转向，指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政治经济学建构从理论视阈、研究路径、思维方法三个方面直接启迪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王文臣（2013）[63]黑格尔在完成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用“需要—欲望”思辨机制构建精神思辨体系，而马克思谈论需要问题则是面向人类生存之根本并对前者构成批判。（二）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影响

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的影响，刘新[64]庚、肖继军（2014）认为，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两面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去意识形态论、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思想严重冲击了中国政治经济学；而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干预、福利国家、经济制度等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65]积极的影响。徐梅、保建云（2010）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理论演变的历史相关性，两者之间在研究对象与目的、研究工具与方法、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方面差异显著，彼此之间在诸多领域存在着理论观点的对立、矛盾及持续不断的论争。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在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竞争与[66]相互借鉴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与发展。郭广迪、沈萌（2013）关注新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借鉴，指出新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位重要先驱者，所关注的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非经济领域中的运用，而且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已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这些事实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实际上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或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尽管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接受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67]

汪正龙（2014）分析了从马克思思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路径和思想传承，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中已经注意到的商品交换的符号性和象征性，逐渐在列斐伏尔、鲍德里亚那里发展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大的方面列斐伏尔没有脱离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鲍德里亚则走向对[68]马克思思想本身的背离与修正。王文臣（2014）通过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家卢卡奇、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批判，得出结论，认为上述几位批判家要么回到纯粹思辨或走向虚无，要么抛弃人类生存的现实生活，最终都具有局限性。

在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刘维兰、刘维春（2010）[69]对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对商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人的需要和商品拜物教的否定，从而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应该辩证的看待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学理论，认为其具有其深刻性，但同时存在着局限性，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严重误读和颠覆。林宏彬[70]（2014）对鲍德里亚《生产之境》一书的评议，认为其全面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成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试图颠覆生产逻辑而代之以符号/价值，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指出鲍德里亚关于“生产之镜”以及符号与价值“断裂”的思想，不仅不是一场革命，而且最终走向了象征交换的虚幻的乌托邦世界。三、述评

对于西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学者们主要通过代表人物的思想发展梳理了对于马克思思想承袭和批判的发展路径，并一致认为西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局限性。但由于西方政经批判的框架主要在哲学范畴下，因此分析框架也相应的囿于哲学范畴之内，对于经济理论的批判继承方面几乎没有涉及。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影响方面，多数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大体系的论战是有益的，政治经济学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部分观点，丰富完善了自身体系；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新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思想的认同和吸收，佐证了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先进性。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思想的继承发展方面，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自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及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同时从根本上超越了前述思想；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性和科学性。

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流派的渊源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维度已比较全面，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前人的思想渊源，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互影响，及后人对其的批判继承三个角度入手，这对于全面理解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整体地位、理论价值有着重要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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