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霍莉·塞登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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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存在的曼彻斯特(亚马逊高分佳作，继《困在时间里的人》霍莉·塞登新作)试读：
此时此刻
萝宾
萝宾小口小口地吸进污浊的空气，又迅速地呼出。看着灰尘在阳光中起舞，她尽量不去想象那些微小的颗粒填满她的肺叶，将她压倒。
屋外，曼彻斯特的人行道阴暗潮湿，空气中却带着一丝清新，有一种春日将至的意味。萝宾不会感受到这些。她才不会让潮气缓缓渗进自己那件已然褪色的黑T恤里，刺痛肌肤。
一辆巴士从窗边疾驶而过，水洼里的积水一时间变成了浪花，溅到萝宾和离她最近的邻居家门前。不过萝宾并没有看见，她只听见积水喷溅的声音，还听见一个女人沮丧地说自己的牛仔裤都“他妈的湿透了”。
昨天萝宾没有出门，今天她也不会离家。只要没有火灾预警或是洪涝，明天她依然会待在屋里，就像过去足不出户的几年一样。直到几个星期之前，她的世界还一切安好。一个温暖安全的保护壳。白天她在计步器上积满每天推荐要走的一万步，收看电视，举起能堆满废旧金属回收厂的重物，外加漫无目的地上网。
萝宾谨慎又克制：只有事先约好的人来，她才会跑去应门；网上订购的日用品要是没有放到指定的位置，就只能被一肚子火气的司机重新运回仓库；意外送来的包裹，她绝对不会认领。马上就要选举了，不过萝宾可没兴趣跟那些穿着劣质西服、局促不安地站在她家门口的热心积极分子讨论政治。
这会儿有人正在敲她的房门，起初还很礼貌，现在已变得越来越气恼。萝宾下巴翘得老高，坚定不移地盯着电视上一档给学步儿童看的节目。屏幕上尽是鲜艳的色彩和温柔的声音。每分每秒都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做成一件小事，帮上朋友的忙，或是学会一种让人高兴的新本事。少儿节目里没有坏人，没有内疚或是恐惧，每个人都欢欢喜喜的。
敲门声变得更加狂躁了。萝宾仍旧固执地盯着电视，有意识地做了一次深呼吸，集中精神感受空气充盈胸腔，而后又从齿缝之间缓缓渗出。
莎拉
有人从我的身边夺走了我的孩子，而我却无能为力。
四天前，维奥莉特牵着她叔叔的手，开开心心地走远了，那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金色的头发、小鹿一般的眼睛和粉红色的小鼻子。
她微笑着，向我挥着手，全然没有察觉发生了什么。我则坐在自家的餐桌边上，听着一项又一项我无权反驳的罪状。吉姆坐在他的父母中间。我们刚刚吃完“家庭午餐”，我花了一个上午才做好的午餐。他没有像平常那样让我收拾盘子，而是清了清嗓子，冲着弟弟点点头，让他把维奥莉特带走，接着便读起了他的控诉清单，一行接着一行，像发射子弹一样。
读完之后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全都惊呆了，一声不吭地坐着，直到吉姆望了一眼母亲，得到她的点头鼓励之后才开口说道：“我们不要再拖了。你得收拾好东西离开这里。我们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住处，没安顿好之前你可以待在那里。”
我双手反剪被押上楼，又在他们的监视下整理好行装，随后吉姆和他的父亲护送着我离开了自己的家，送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我都呆滞地注视着挡风玻璃，惊愕万分，连哭都哭不出来。
我脸色煞白，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吉姆念出来的那份清单，努力想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嫉妒
我还以为他会再多说点什么呢。可他却只说了“嫉妒”这一个词，轻柔而又坚定，视线从没离开过手上的那张纸片。
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这整件事情说不定是个什么玩笑。他的母亲和父亲坐在餐桌旁边，他那个平常很是亲切友好的弟弟则和维奥莉特一起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
然而并没有笑料包袱抖出来。相反，他只是继续念着那份清单。就在吉姆对我、对我们就要满四岁的女儿横加指责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坐在那儿，双手放在腿上，置身事外。
吉姆认为我嫉妒他对维奥莉特的爱，嫉妒他们父女之间的纽带。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他觉得我嫉妒他一下班回家就问上一句“我的宝贝在哪儿”，而宝贝指的是她，我们两个人的小宝贝。尽管我已经喂了她一整天，竭尽全力想要一个人做好家里的每一件事，而我的考拉宝宝却一直黏着我，捂上我的耳朵，咬住我的嘴唇，但只要在下午六点一刻见到吉姆走进家门，她便会嗖地举起手，像小猴子一样声嘶力竭地叫着去够他。
我并不嫉妒维奥莉特，真要说嫉妒的话，我嫉妒的是吉姆。我想要女儿只爱我一个人，但是对于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我并不怨恨，我喜欢看着他们这样。这是爱的表现。一个辛勤工作、体贴慈爱的男人，我和他温馨舒适的家，我们漂亮的小宝贝。
所有的这些排成一排，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1989年
萝宾
萝宾一路沿着墙壁磨着自己那双漆皮鞋子的鞋尖。虽然她个子小，但也不能因此就该被打扮成一个傻里傻气的洋娃娃。莎拉才是那个喜欢看上去光鲜又整洁的人，才是那个站在镜子前左转右转、像迪士尼的长发公主一样欣赏自己那头金发的人。假如萝宾的言谈举止能更像莎拉一点的话，她们的父母都会很高兴的。这个念头让萝宾的嘴里充满了酸水。“萝宾！”“干吗？”“不许往地上吐口水！你怎么回事？”
萝宾抬起头来，怒气冲冲地望着母亲：“我嘴里不舒服！”一边说，一边不假思索地继续沿着墙壁磨蹭自己的鞋尖。“萝宾！该死的，你究竟在干什么呢？”
哎呀！“没干什么。”“这可是双新鞋，你这个小姑娘太不听话了。”
萝宾的母亲站在那儿，双手叉腰，两腿叉开，身后的阳光把她的剪影照得棱角分明。不过她的身体曲线其实是相当柔和的。“这双鞋太亮了。”萝宾回答，但她知道这场争论自己已经输了。
莎拉站在母亲身边，装得和她一样忧心失望。两姐妹同样是在学校里待了一整天，但莎拉的头发还是一丝不乱地编在辫子里，她那条方格棉布的夏装连衣裙一尘不染，也没有黑乎乎的脏东西在指甲里面连成不祥的细线；而萝宾的深褐色头发早在第一个课间休息前就冲出了发带。萝宾的头发浓密有卷儿，那些小卷儿总是一刻不停地乱动，没有哪根头绳能捆得住。若干年之后，萝宾会用厨房的剪刀把它们剪成尖尖的、一撮一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莎拉和萝宾仍旧被归在一起：那对双胞胎。可实际上，她们之间的不同点简直多得不能再多了：一个金发，一个褐发；一个高挑，一个娇小；一个安分乖巧，一个惹是生非。
在她们两个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安吉拉—安吉—也做了双胞胎的父母惯常会做的事情—给她们套上相同款式的帽子、裙子和鞋子。可是莎拉的身材要修长得多，举止也更成熟—几乎从第一天起就是这样—相同的衣服只会突出两个人的不同。甚至有几次—就像马歇尔一家的家族传说记载的那样—完全不认识的人会断定这两个姑娘不可能是双胞胎。“如果不是的话我应该知道的呀，”母亲会夸张地长叹一声道，“我可是把她们两个都给挤出来了呢。”“我的小不点儿。” 萝宾的父亲杰克会这么叫她，要么是在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荡着还够不到地面的两只脚的时候；要么是在悠长的星期日，他正在车库修理一些萝宾母亲宁可干脆换掉的东西，唤萝宾给他递木头、几根钉子和一点胶水的时候。这时他通常会说：“我又不是钱多得花不完，安。”萝宾则会假装叹着气说道：“说得太对了。”
萝宾和姐姐上完了新学期第一天的课，刚刚开始往家里走。两个人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对话渐渐变成了哈欠和牢骚，徒留三明治上的面包皮在午餐盒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过了六个星期做游戏、看电视的日子之后，开学第一天总是非常累人。通常母亲并不会来接她们—姐妹俩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下个月就满九岁了—不过今天是第一天返校，有“特别优待”。萝宾已经被教训了两次，迫不及待地想到明天，能自己拖着步子走回家。尽管还有姐姐作为指定的成年监护人。
十六分钟能造成这么大的差异，真是叫人惊叹不已。“我是最大的。”莎拉总是这么说，而萝宾每次都是白眼以对。要是我个子高一点就不一样了。
萝宾皱起了眉头。前方有一辆亮闪闪的黑色宝马车，压占了大半个人行道，打着双闪灯。那些还有更加年幼的孩子坐在婴儿车里的母亲正在大声地发着牢骚，夸张地说着要越过这个挡路的障碍物有多难。驾驶员一侧的车门啪地打开，一个女人飘了出来。她留着一头富有弹性、光泽亮丽的秀发，穿着一件看起来价格不菲的外套。“真对不起，”她朝着其他母亲所在的大致方位说道，“我不知道该把车停在哪儿。”
其他女人没有理她，这个时候，这位光彩照人、活力十足的宝马妈妈看见了一个人兴奋地挥起了手，是萝宾和莎拉班上新来的那个男孩。男孩向她跑了过去，虽然他的背包一上一下地颠着，发丝却没动，一定是抹了发胶。待他爬进车前座，汽车缓缓驶离人行道，几乎是悄无声息地飞驰而去。
萝宾对此不以为然。莎拉
我们的班里新来了一个男孩。他长得就像新街边男孩乐队里的乔丹·奈特一样好看，而且非常安静。他有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颧骨和“雅典娜”海报上一个模特的一模一样。我们的新任老师是一位优雅的老太太，留着银色的长头发，名叫霍华德夫人，萝宾说她是个巫婆。她让新来的男孩站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没想到他的耳朵变成了粉红色，张开了嘴巴却什么话也没讲出来。最后霍华德夫人撇了撇嘴说：“这位是卡勒姆·格兰杰，刚刚到我们学校来，希望你们能和他好好相处。”
我把“卡勒姆”写到练习本上，还绕着它画了一个爱心，这样我就能记住他的名字了。我才不会忘呢。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一个人坐在“友谊长椅”上，膝盖紧紧地并在一起，一边读着《托马斯·肯佩的幽灵》，一边啃着苹果。男生们在附近打打闹闹，围着一只网球又踢又踩。每次他们跑到卡勒姆附近时，他都只会缩起双腿躲开，然后继续看书。“你好，”我开口说，尽力露出热情友好的微笑，“我是莎拉。”“你好，”他回答说，“我是卡勒姆。”我一时还以为他说不定会伸出手来让我握一下呢。“你知道这是‘友谊长椅’吗？”我问道。
他的耳朵又变成了粉红色，不过他说自己没有注意。“这是你觉得孤单，想和别人一块儿玩的时候坐的地方。”我解释说。跟别人讲解我们学校里的规矩和习惯，总会让我兴奋不已。我从四岁开始就待在这里了，知道这里所有的规矩。
我主动提议带他四处转转。他看了一眼自己的书，小心翼翼地夹进一枚书签把它合上，接着便跟到我的身后。我指给他看我们玩游戏的操场，那个废弃的漏水的游泳池，门房那间闹鬼的小屋，还有—为了逗他开心—露天的女生厕所。他又脸红了。
他告诉我，他是因为爸爸的新工作才搬到桦树梢里来的，他的爸爸是雷丁一家可乐公司里的大人物。不过卡勒姆多半连一瓶免费的汽水也喝不上，因为他的爸爸不喜欢别人问他要东西。听上去，他爸爸是个很严厉的人。
现在该回家了，看在妈妈已经数落过萝宾一顿的分儿上—她一直把自己的新鞋子往墙上磨—我本来已经决定不跟妈妈告她的状了，可后来她又无缘无故吐起了口水，妈妈只好骂了她。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每次都会被抓住。她好像就是要惹上麻烦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惹麻烦，乖巧一点的话，一切都会舒服得多。我想要做个乖巧的孩子，从来都是。
爸爸管我叫他的小书呆子，妈妈则说我是她的掌上明珠。
妈妈喜欢假装自己实在是受够了爸爸，而爸爸则喜欢耍活宝，用“女管家”之类的词语来称呼妈妈，或者是开些有关唠叨的玩笑，不过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相爱的。我们看《眼中之星》或是《罗珊娜一家》的时候，他们会相互依偎着坐在沙发上，妈妈的金发散落在爸爸的胸口，爸爸的手则随意搭在妈妈的腿上。我们在车里的时候，他们俩还会像好几个星期没见面似的说个没完，而我和萝宾也已经不打算尝试打断他们的对话、要一点奥宝水果糖了。我们会玩猜谜游戏或者“黄车”，谁先看到一辆黄色的车，就大叫：“黄车！”再往另一个人的手臂上捶上一拳。虽然最后总会以大哭收场，但是在玩的时候，我和妹妹都会疯狂地大笑，并把鼻子紧紧地贴在车窗玻璃上，这是全世界最好玩的游戏。妹妹常常把我气得发疯，不过要说有什么事情是她一贯在行的，那就是开心快活了。
此时此刻
萝宾透过三楼卧室的窗户，萝宾能瞥见自家屋后九间分开的公寓。要是往下走一层，在备用卧室兼健身房的窗台上站稳，她又能望见另外两边的三间公寓。正对着她家后墙的每间公寓都有三扇朝外的窗户，映满了与她素不相识的生命。宛如西洋镜的窗户一面面彼此交叠，呈现出飘忽来去的人们轻松自如的动作。
现在是上午十点，大多数的窗户跟前都没有人。人们的一切活动暂停，直到黄昏降临。在顶层的公寓里，一位清洁工麻利地推着拖把。色彩鲜艳的上衣在她庞大的身躯周围摆动，活像一顶马戏团的帐篷。她双肩摇晃，萝宾猜她要么是在听着音乐，要么就是在回想旋律。右下角的那间屋子里，那位老太太戴着明黄色的菊花牌塑胶手套，简单实用的尼龙上衣外套着海军蓝的罩衫，做着惯常的家务活。
大楼正中间的公寓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家。喜鹊先生，萝宾最特别的观察对象。“喜鹊先生”自然不是他的真名，他叫作亨利·沃特金斯，他的太太叫作凯伦·沃特金斯。不过在萝宾知道这些之前，观察喜鹊先生—为他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脑袋侧面垂下来的那绺显眼的灰白头发，他其余的头发都是黑色的—已然成了她一天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每天早晨，萝宾都会目不转睛、屏气凝神，直到喜鹊先生和那个小男孩（男孩的名字在网上找不到，所以就叫他小鹊）从单元楼的公共花园里出来，抖掉积在滑板车上的夜雨，从那条隔开两排院子和花园的鹅卵石小巷里七拐八弯地走出去为止。
说一声“早上好，喜鹊先生”是每日必不可少的环节。这句话说完了，这一天才能开始。不到那个时候，她就喝不了茶，吃不了吐司，走不了一万步，举不了杠铃，看不了抚慰人心的儿童节目：什么也做不成。
当然也还有其他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件一件地组合起来，组成萝宾的一天：踏步，举重，把信件分门别类然后小心翼翼地不予理会，隐迹埋名以及仔细观察。永远都要仔细观察，萝宾觉得，自己一不留神，就会有人丧命。和她绝大多数“如果是这样该怎么办”的念头不同，这种想法还是有些道理的。
过去的几个星期，萝宾并没有打算在喜鹊先生的家里窥见什么可以节外生枝的事情。她观察他们，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不想插手干预。喜鹊一家相亲相爱，彼此体贴关怀，毫无异样，是世上一切美好的代表。这是小鹊和喜鹊先生所应得的。喜鹊本就是从一而终的，喜鹊夫妇他们也应该如此。
因此，在见到喜鹊太太和她的朋友沿着小巷一路走来，眉飞色舞地说着话、拥抱、亲吻，接着又更进一步的时候，萝宾没法移开视线。一种怒火中烧却又无计可施的感觉让她呆立在自家的窗帘后面，动弹不得。
这会儿她密切地注视着他们，毫无察觉的丈夫和定时炸弹似的妻子。她在故意找碴儿吵架，对他横加指责。
楼下，邮件已经飞到了地毯上，投信口也啪的一下重新合上。萝宾本来准备下楼去把它们收起来，整理好—原封不动地—加到她那些整整齐齐、越垒越高的信堆里。然而，就在她踏上铺着厚实地毯的楼梯平台的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一个夹着写字板的慈善机构雇员，一个从政的人，或者是一个冷不防上门推销塑料窗框的家伙。又或者，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唯一能够加以确认的方法—除了一把拉开房门，让门外的一切汹涌而入之外—就是等待。
笃笃笃。敲门声依旧彬彬有礼，却没有停下来。
笃笃笃。咚咚咚。这会儿敲得更急促了。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接连不断地拼命猛敲。
这下萝宾明白这是一个“别的什么人”了。一个急不可耐、怒气冲天的访客，一个她不知道姓名、不清楚身份的人此刻就在她家门前。她待在楼梯口，数着那个人的敲击声，不知他要敲上多久才会放弃。
居然是三十七秒。他的坚决让她心里发毛。莎拉2.谎话
我很清楚为什么这一条会出现在清单上。我确实对吉姆说了许多谎话。打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些事情没有告诉他，后来隐瞒变成了粉饰，粉饰又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杜撰。
吉姆和我是在工作的地方认识的，就在我搬到萨里郡的戈德尔明之后不久。这是我长久以来的第一份工作，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干劲。
吉姆问起我的兄弟姐妹的时候，我说我一个都没有，而且父母也去世了。这第一句谎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觉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没有亲人。
他说起自己的家庭和他小小的愿望，我便明白他就是那个对的人。我和他搬到了一起。哦，天啊，我可以呼吸了，可以微笑了。生活是那么正常，那么健康，那么美好，而且我也能应付得来。
谎言接二连三，随之又化作确凿的事实。那么多我不曾料到的问题冒了出来，有许多漏洞需要填补，而且还只能毫无准备地草草填补。一旦撒了一个谎，就是选择了一条路，没法回头。
我选择了吉姆，也选择了去做讨人喜欢、心智正常的莎拉，住在戈德尔明。而且，最重要的是，我选择了维奥莉特。
吉姆和我必须在我们共同居住的房子里，学着一起生活。在我们适应调整的时候，是有一些棘手的状况，但是我们的女儿胜过了这些。她是早产儿，需要额外的照顾。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她。
我曾经在全家都睡着的时候，凝视过这个布娃娃一样的小宝宝，她长着我见过的最纤细的腿脚。我的宝宝。我把这句话如同咒语一般反反复复地轻声念诵：“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我的宝宝……”
与她共度的第一个夜晚，感觉就像是一场天大的恶作剧。这个娇小无比、脆弱至极的生命留给了我。没有点拨指导，医院没有人过来检查家里的状况，没有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我望着维奥莉特那细小的血管伴着心跳一起搏动。仿佛一盏小灯忽明忽灭。她脉搏之间那屏住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正常，不再那么令人恐惧，我才渐渐放松下来，开始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安全。
一开始，我并不是每次都能把她哄得不哭。而且，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常常在凌晨时分绝望地哭泣，在那个时候把吉姆叫醒毫无意义，因为除了看着精疲力竭的我之外，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但我们还是这么过来了，我也这么过来了。
而且过得还不坏。这不只是一段交织着午夜泪水和温热乳汁的难熬日子，更是一次由潮水般的母爱支撑起来的坚强壮举。
吉姆念出清单上的第二条“谎话”的时候，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这个词他念得很轻，仿佛那是骂人的脏话。
我抬眼望着他：“谎话？什么谎话？”
事实上，我应该问：“哪句谎话？”因为我撒的谎太多了。谎言就像鲜血一样从我身上流出来。
1990年
萝宾
今天晚上，萝宾和姐姐平生第一次要在卡勒姆家里过夜。自从她们的父母和格兰杰一家成了朋友—几个月前，两位母亲在本地美发沙龙里的一次偶遇，不知不觉发展成了牢固的友谊—周末就彻底变了样。对于马歇尔一家而言，再也没有端着盘子、边看电视边享用的周六晚餐了。星期六的下午要用来洗澡洗头发，晚上则要坐在餐桌一旁，听大人们讲着无聊的话题，开一些似乎故意就是为了要把萝宾、
莎拉
和卡勒姆排除在外的玩笑，太可气了。希拉里—卡勒姆的母亲—会做一些她在劳埃德·格罗斯曼的《顶级厨师》，或是迈克尔·巴里的《美酒佳肴》上面看来的菜式。菜名里常常会有“佐酱”或是“原汁”之类的词。萝宾非常怀念周六晚上的鸡柳或是比萨。卡勒姆的父亲整晚都在谈钱—他有多少钱，他指望从“奖金”里拿到多少钱，他打算怎么花钱—她的母亲则会极其惹人讨厌地放声大笑，隔天早上就跟父亲吵架，因为他就不会买—买不起—德鲁·格兰杰买的那些东西。
通常，这一晚都会以开车回家、一路颠簸收场，两个女孩提心吊胆地扣好安全带，空气里弥漫着从前座传来的气息，暖暖的，带着酒味。警方对酒驾的打击日趋严厉，用酒精测试仪的次数也更多了，她的父亲说这样不值得，因为一旦被吊销驾照，他就没法工作了。萝宾提议干脆待在家里，不去格兰杰家，却没人理睬她，于是他们转而开始留宿过夜。
虽然萝宾向来都情愿待在自己的家里，吃自家的饭菜，穿牛仔裤而不是那些被强行裹到身上的裙子，但这个夜晚仍旧令她兴奋不已。她和莎拉会头对着脚地睡在卡勒姆的房间里—卡勒姆的床甚至比萝宾和莎拉的父母睡的床还要大—而且大人们还答应让他们在睡前看一部电影。萝宾希望能看《魔幻迷宫》，但莎拉多半会跺着脚说要看《油脂2》或是《辣身舞》之类的，三个人拿到了一张同意书和一英镑的钞票，用来去加油站的影像区租电影看。再拿到一张同意书，说不定还能给萝宾的爸爸买些香烟回来。
卡勒姆会在她们身边的地板上搭一张折叠床睡觉，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平日里的小窝让给这两个小姑娘。如今他的空闲时间多半都和她们待在一起，听她们说话。那些滔滔不绝的话语，那些只有她们自己才懂得的笑话和拌嘴，让他深深着迷。对于独生子而言，这些实在是太抽象了。莎拉
整个星期我都兴奋极了。我喜欢去格兰杰他们家。那里的每件东西都新奇、温暖，而且摸上去软软的。他们家有三间厕所，其中一间在楼下，被希拉里称为“衣帽间”，这个名字总是让我们有点想笑，因为衣帽间是放外套和雨靴的地方。有时候我和萝宾会假装要在自家的衣帽架旁边小便。
格兰杰家的另外一间厕所在最大的浴室里，浴室里面还有一个淋浴房和一只浴缸—我巴望着能试试那个淋浴房。我只在镇上的游泳池里洗过一次淋浴，那水流细得就像滴下来的口水。第三间厕所在德鲁和希拉里的卧室里，名叫“配套卫浴”，我们的妈妈非常想让爸爸在他们的房间里也装一个。“我要把它装在哪儿呢？”爸爸笑她说，“衣柜里吗？”
我期待着跟卡勒姆待在一起。萝宾一直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虽然我并不会告诉她，但是和卡勒姆在一起的时候，她的暴躁和疯癫会收敛一点，而且有他在的时候，她也不会用脚踢我或是做些让人恶心的事情来出风头。
在学校，卡勒姆小心翼翼地围着我和萝宾转悠，就像我们两姐妹彼此形影不离一样。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所以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要待在一间教室里，然而心照不宣的事实却是，要是聚在一块儿玩的话，我们三个就会变成别人取笑的对象。因为男生不该跟女生一起玩，姐姐也不该跟妹妹一起玩。几乎从刚一上课开始，我和萝宾就表现得各自周围都有一片看不见的力场似的，不跟对方靠得太近。这是为了保护自己，我猜。有些人觉得双胞胎很古怪，有些双胞胎也确实很古怪。他们抱成一团，把其他的人排斥在外，还会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这些事情我们一概不做。妈妈说，在我们两个还小的时候，常常会睡在同一张婴儿床上。虽然被放上床的时候是各睡一头的，但是在夜里，我们俩会扭来扭去，直到挨在一块儿为止。开始上学的时候，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才意识到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所以在进学校的第一天，我们俩手拉着手走进教室，还坐在了一起。现在我们再也不这样了，我想我还是很难过的。我觉得萝宾其实并不想跟我有什么瓜葛，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我喜欢做她的姐姐，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友好地相处。
说不定这是因为我们不是同卵双胞胎，正相反吧。实际上，如果有人过来看上一眼正在和卡勒姆一起玩耍的我们的话，大概都会觉得卡勒姆和我才是一家人。我和他都是高个子，金头发。他像个舞蹈演员一样站得笔直，而我也努力这样去做。萝宾则娇小玲珑，深褐色头发，瘦得皮包骨头，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不合身，所以她老是用手去扯衣服，拉上拉下的。
在家里的卡勒姆很不一样。我们在操场上各自和一群人一起玩耍的时候，他的举止属于“正常”男孩当中比较安静的那一类，但他看起来好好的，也没有心事。我们在树林里，在郊外的公园里，或者是在沙滩上，分享各自的饮料和野餐，妈妈们在随便哪块离她们最近的皮肤上抹着防晒霜的时候，他既开朗又活泼，用那种抖着肩膀的滑稽模样不出声地笑着，毫不拘束。可是我们在他家里的时候，萝宾说他就像个老太太，小题大做，慌慌张张。要是萝宾拿起了一件什么东西，他就会涨红着脸，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好像自己非得去把它保住似的。萝宾是有点笨手笨脚，但也不至于那么糟。“你不懂，”卡勒姆说，“就算是她把东西摔坏了，那也会是我的错。”
我们开着自己的那辆旧路虎来到格兰杰家。两家的妈妈如今已经抛起了那种做作的飞吻，起初是开玩笑，现在却已经成了习惯。我注意到，为了这个晚上，爸爸得要做足准备。我们敲门的时候，他会深吸一口气，把胸膛挺起来。他身边的朋友们和德鲁·格兰杰都不一样。他们像爸爸一样是工人，或是花匠，或是砌砖头的，或是修屋顶的。他们其实并不怎么说话，就是开开玩笑，在本地的酒吧里轮流买酒喝。他们穿着从来不洗的工作裤站在吧台边上，把烟灰掸到敦实的烟灰缸里。跟德鲁在一起则要一天到晚说个没完，好像也会开玩笑，但他们说的却不是一回事，一句好笑的话也没有。我觉得我们到这里来，更多的是为了妈妈。她和希拉里是朋友，其他人都要适应这一点。虽然爸爸永远也不会说出来，但是为了妈妈，他做什么都愿意。而妈妈似乎很喜欢这种新生活，有一流美食和美酒相伴，还让妈妈有了唠家常的伴儿，变得健谈起来。我也很喜欢。此时此刻萝宾
啪一声打开。呼啦啦飞进来。哗地落到地上。
邮件到得比平时早了一点，不过处理它们的方法还是一样。传单和广告会放进回收箱里，静静沉睡，直到萝宾能使出一股晚上出门的劲头，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把它们送到外面那只棕色的大垃圾桶里。账单仍旧放在各自的信封里，在书房（空余房间）的文件盒里归档，日期最近的在前。尽管所有的费用都会直接扣款，但萝宾还是要有账单来确保万无一失，她喜欢纸质文件的触感。通常处理完这些就结束了，不过偶尔会有一只白色的信封夹在当中，显得既刺眼又异样。这封信不会被打开，不会入档，萝宾会把它小心翼翼地拿起来，摞到那堆一模一样的白色信封上面，高高地搁在那个闲置的衣橱顶上，这样它就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了吧。
账单并不会让萝宾忧心，费用都会付清。萝宾有钱，虽然数额在减少，但还是足够再维持一阵子的。
她曾经是—名义上现在依然是—英国摇滚乐队“职场太太”的主音吉他手。他们一系列的专辑打入了排行榜的前二十，少数几首单曲吸引了广播节目制作人的注意，冲出了自己的小众市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各种合集唱片里，多的是他们的作品。在某些地方，她的海报说不定还挂在一两间卧室的墙壁上，海报上的她吉他挎在身后，嘴唇撇到一边。甚至还可能有她为《男人帮》杂志专题所拍摄的照片—穿着招牌的短裤和背心，化着并不想化的妆，绷着一张脸，站在一堆光着的屁股中间。标题是：《不可思议却心甘情愿》。
倘若那些昔日的热情歌迷见到她如今的模样，会做何感想？
信件归档完毕—今天没有白色的信封—萝宾徘徊在屋子背面的卧室窗口。屋子的正面是禁区。一块窗帘随着她的呼吸轻轻移动，她试图用指尖让它停住，可帘子只是贴着玻璃荡漾开去。她也这么掀了一下另一块窗帘，试图让两边对等。她急急地使劲咽了一下口水，又咽了一下，好凑个双数。
在沃特金斯（喜鹊）的家里，两个大人正躺在房间后面的沙发上。小男孩坐在自己房间里，在迷你桌子旁边，聚精会神地舔着舌头，用乐高玩具搭着什么。那是一堆彩色积木的大杂烩，还有一片一片的屋顶凸在外面。他向后一靠，欣赏着自己的作品，笑了，随后又小心地俯下身去，跑到毛绒玩具堆里一阵乱翻，拽出了一只小小的、看起来像是兔子的东西。他从自己的乐高大厦上面抬起几片组成屋顶的积木，小心谨慎地把玩具放了进去，就在这时，不知什么事情把他吓了一跳，大厦被撞倒在地，他失落地用小手捂住了脸。
萝宾探头望向主人的房间，看看是什么事情吓到了男孩，她看见两个大人站在厨房里，拼命地挥着手，显然是在吵架。喜鹊先生的手里拿着一部手机，塞到太太跟前，还用手指着屏幕，而她则想把手机给抢回来。小男孩过来了，两个大人迅速地分开，假装摆出漫不经心的姿势—那模样实在太过虚伪，就连萝宾都觉得难堪。夫妻吵架是常有的事，但这次可没那么简单。丈夫只是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了解清楚而已。萝宾决定要帮他一把。
一个年轻男人正要住进喜鹊家楼下的底层公寓。他有一大批帮手，他们把箱子和手提包搬到房间各处的时候，他就在一旁指挥。
他长得有几分英俊，笑眯眯的，然而五官却很不紧凑，像个小孩子。
他有好几种不同的箱子，有一半是崭新的，上面印着搬家公司的名字，剩下的则全都变了形，尺寸也各不相同。萝宾纳闷儿他是不是因为结束了一段恋情才搬的家，这里是不是他全新的“单身汉小窝”，而他是不是正在强作欢颜。
萝宾家餐厅的纸箱上也写着搬家公司的名字，那家公司是她在网上找到的。所有的纸箱都排列整齐，公司的商标朝外，就像一支足球队在进行一分钟默哀。总有一天，她会鼓起足够的勇气把纸箱打开，让箱子里的悲伤流淌到房间里来。不过不是今天。莎拉3.疏于照顾
这一条，吉姆一说出口我就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了。一件陈年旧事，已经过去三年多了。不过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也知道它是不会被忘记的，因为那天他看着我的那种眼神像是一个停顿，仿佛他把看到的画面拍摄了下来，又在脑海里归档保存。不过当时吉姆什么也没再说，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加之那天他没有睡好，事发时才刚刚恢复点精神。
我在照看维奥莉特的时候睡着了。前一天的晚上我过得非常辛苦，她就是安静不下来，不想吃奶，也没有胀气。我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越发泄气地摇晃着她。吉姆已经上床去睡了，我看他疲惫不堪地上了楼，听见他重重地倒在床上，把床垫都压得嘎吱作响。等到维奥莉特总算消停了一点，我抓紧时间断断续续地休息了几个小时，她早已不哭了，可哭声仍旧在我的脑袋里回响。第二天我就像个僵尸一样拖着脚走来走去，而吉姆则像往常一样胳膊底下夹着我给他做的午餐，出门上班去了。
我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枕着靠垫，沐浴在透窗而过的温暖阳光中。电视里的日间节目对着我和女儿絮絮叨叨。我的小宝贝穿着松松垮垮的连裤袜和漂亮的小裙子，一直待在我的身边，心满意足地蹬着自己那又黏又湿的小脚，胖乎乎的粉色小手绕着我的手指。
我的眼睛眯了又睁，下一秒又猛地重新瞪大—维奥莉特摔到了地上，我被她的哇哇大哭惊醒。“可是她应该还不会翻身的呀。”吉姆接到我上气不接下气的电话冲进家门的时候，我难以置信、语无伦次地对他说。“问题不在这儿，”他是这么回答的，我畏缩了一下，“我可怜的女儿！”“我又不是在怪她。”吉姆匆匆把女儿抱走，轻声细语把她哄得不哭的时候，我在他的身后说道。他没有应声。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吉姆在电视机闪闪烁烁的光线里把我推醒。维奥莉特躺在他的胸口睡着了，张着嘴巴，眼睛紧紧地闭着。自从他匆忙赶到家的那一刻到现在，她就一直黏在他身上。“我们应该去医院给她做个检查，”他不等我回答就又问道，“你照看她的时候经常打瞌睡吗？”
我试着解释。孩子睡的时候你也睡，大家都说这样应该没事的。从现在起我会把她放在婴儿睡篮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转过身去，望着屏幕的蓝光。
四天前，我被吉姆那表情尴尬的一家监视着，手脚颤抖地收拾东西的时候，还徒劳地问他：“你说的疏于照顾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听他把话说出来。因为像那样打了个瞌睡，真的就是一件很小很平常的事情，我希望他的话能让他，还有他们，都不要再小题大做。“维奥莉特再小一点的时候，有时你会直愣愣地发呆，不理她，她吵着要你，而你就像没有听见似的。她的尿布该换了，她的屁股都疼了，而你却他妈的—对不起，妈妈—他妈的不理她。莎拉，我说的就是这个。你被我撞见了。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然而并不是。因为后来我又看到了。”
我低下头，拉上旅行袋的拉链，从房间里走了出去。唉，我心想，我还真的以为自己应付过来了呢。1990年莎拉
我们的爸爸是一个花匠。“景观设计师兼树木医生。”他开始这么说自己了，因为他和那个靠推销“了不起的点子”来养活自己的德鲁·格兰杰长谈了一次。德鲁·格兰杰告诉他说，他想管自己叫什么都可以，而且别人也会相信。假如他说自己的活干得比其他人都好，而且看起来也足够自信，那他就可以收更高的价钱。爸爸好像有点吃不准，但妈妈真的找人印了一些新的传单，上面说得就好像爸爸已经用指甲剪给豪宅官邸修了一辈子草坪似的，而且村庄郊外那些大户找他去干活的次数也真的开始多了起来。
对于真正的园艺方面的东西，妈妈从来都没什么兴趣。跟我一样，她对漂亮的绿草和娇艳的鲜花喜欢却并不着迷。萝宾喜欢园艺，我猜这是因为如果能和爸爸一起待在花园里，她就可以弄得一身是泥，脏兮兮的。奇怪的是，我本来还以为希拉里跟我和妈妈是一样的呢。她家餐桌上面摆着的鲜花，他们那幢时髦的房子外整整齐齐的小花圃，以及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与她跪到地上的情景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想到她会真的去触摸泥土了。然而上一次我们去威灵顿乡村公园的时候，我注意到希拉里落到了后面，向爸爸打听一些有关土壤酸度的事情，而且几个小时之后，在吃午餐的时候，他们还在没完没了地聊着播种、塑料暖棚，还有最适合修剪玫瑰花的剪刀。
妈妈的脸上有一种我难以读懂的神情。她对园艺并不热衷，可希拉里是她的朋友，说不定她是在嫉妒爸爸从啤酒屋的桌子上探过身去和希拉里说话，嫉妒他看上去是那么地兴奋，因为终于有除了萝宾之外的人对园艺感兴趣了。妈妈坐在他的身边，却只能将就地听着德鲁·格兰杰对她说着为什么现在是申请埃克西斯信用卡的最佳时机，他还说妈妈和爸爸应该趁着经济景气把我们家的房子给卖了，再买一栋更大的。妈妈小声咕哝了一句什么，随后他们两个就都望着爸爸，笑了起来。萝宾把餐刀掉到了我身边的地面上，我蹲到桌下去捡的时候，好像看见妈妈和德鲁把他们缠到一起的腿分开了。萝宾
萝宾并不想喜欢卡勒姆。他就是“男生版的莎拉”，而她自己和莎拉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她们俩经常起冲突，就像所有的姐妹一样。然而卡勒姆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一种让她情不自禁想靠近的东西。他的眼神，就好像是看见了什么好笑的东西又不敢告诉别人；又像是知道了什么秘密又一直守口如瓶；又好像是，如果他真心相信一个人就会打开话匣子。
在学校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一群朋友。卡勒姆身材高挑，冷静沉着，他愿意的时候能立即加入一场足球比赛，头顶脚踢，非常出色地带球。不过，大多数时候，他都情愿看书，或者是跟身旁的随便什么人讨论书本和电视。他踢球的本事，还有他的身高，意味着其他的男孩子—那些嗓门大、动作快、盛气凌人的男孩子—给了他足够的空间两者兼顾。
在校外，马歇尔和格兰杰一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莎拉的表现几乎就是为了得到卡勒姆的认可。三个孩子爬树，或是编出那种临时起意、规则复杂、说变就变的游戏，莎拉总是最当真的那个。然而尽管如此，萝宾却注意到，自己说的话和做的事似乎更能让卡勒姆抖着肩膀发笑。卡勒姆从来没有对父母说过什么放肆或是无礼的话，可要是萝宾跟妈妈或者爸爸顶了嘴，卡勒姆就会兴奋得浑身发抖，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
虽然这一切始于萝宾的母亲和希拉里，但两家人没过多久就挤到一起，形成了全新的格局。萝宾不由自主地开始期待在格兰杰家里过夜，看电影，或者是学着打“笨蛋纸牌”之类的扑克游戏。尽管这游戏，他们只能在深夜压低声音偷偷地玩。
她还发现，大人们之间的界限在渐渐模糊。两位母亲依旧是聚会的发起人，是知心密友，是私下里单独见面次数最多的人，但大人们更像是一个集体。有时候，萝宾的父亲甚至还会和希拉里结伴。希拉里曾经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出现在马歇尔家的屋子里，头发扎在一条丝巾里面，好让萝宾的父亲带着她去他自己买种子和泥土的那家苗圃，再帮着她一起打理花园。而德鲁和萝宾的母亲之间，也渐渐有了属于他们的小得意和小玩笑。萝宾发现母亲开始重复起德鲁说过的话来，好像那些话就是真理似的，不然就是，讲起与钱或是购物有关的话题时，她都会用“德鲁说”开头。萝宾不喜欢听她这样说话，她猜爸爸也不会喜欢的，可是他好像并没有察觉。此时此刻莎拉4.发脾气
发脾气是吉姆清单上的第四条。“谁都会发脾气的。”我小声地说。他们没有理我。这不公平。为了平息愤怒的情绪，我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即便是在小时候，我也总是拼命忍着不发火。我会攥紧拳头，咬住脸颊内侧的肉，脑袋里想着小马驹。我想让大家夸我是个“好孩子”，从来都想。
可是维奥莉特，维奥莉特就是个好孩子。她会用没完没了的问题让我忍无可忍，会偶尔耍性子让我失去耐心，但我并不生她的气。并不会真的生她的气。
我觉得我们大概是过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渐渐陷入了那种老套的情节—辛勤工作的丈夫回到家里只想清净一下，又累又烦的妻子从早到晚独自应付孩子数不清的要求。我记得自己不知在哪里读过一篇文章，里面强调了照顾婴儿和精神折磨在各个方面的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要表现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是不可能的，而这偏偏是你最想表现的时候。
维奥莉特并不是一个难伺候的孩子，然而孩子都是很难伺候的。他们会一刻不停地吵闹，忽然拔高音量，无休止地抛出变化多端的要求；你既要避免冒险，又要让她记住教训，还要苦苦乞求区区片刻的宁静来好好地思考。思考，在有孩子之前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可有了孩子之后，它就成了一种奢侈。
如今，教育孩子要态度温和、通情达理地商量。而在我和萝宾小时候，妈妈只会叫我们闭嘴。又或者，假如我们两个在吵架，她会忽然从汽车的前排座椅上挥过手来，谁的膝盖靠得最近就在上面狠狠地拍一巴掌。但现在妈妈的做法行不通了。权衡兼顾和调停安抚的努力吉姆都看不到。他出门上班，等回到家里就有做好的饭菜，归置好的玩具，以及一个洗过澡、喂过饭的婴儿。我累得筋疲力尽根本不重要。
我们各有各的角色：我是二十四小时的护工，吉姆则是大方得体、关怀体贴的父亲。
然而吉姆也是一个好人。不管我有多生他的气，这一点还是能看出来的。从我最初认识的那个吉姆，到眼前这个禁止我见女儿的吉姆，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好人。他觉得自己是出于正确的理由，做了正确的事情。
吉姆微微有些驼背，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个头显得太高。他头顶上的头发日渐稀疏，两鬓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刚刚开始灰白。他长得很好看，我觉得是那种不太引人注目的好看。这算是明褒暗贬吗？也许吧。
我无权埋怨他身上的任何一个小缺点，或是任何全天候照顾孩子的辛苦。因为这就是我曾经想要的生活，也是我现在想要的生活。然而我并不完美，我也有失控的时候，丢掉从前的耐心劝诱，一把抓住孩子，大声嚷嚷： “该死的你给我把鞋子穿上行吗，维奥莉特，别闹了！”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说，毫无疑问不应该在他面前这么说。吉姆冲进过道，把我领到厨房里，就像酒吧门口的保安似的。“对不起，”我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我只是有点泄气。”“你是成年人，而她是个小姑娘，你得控制住自己。”
就是这样，我又被记上了一笔。萝宾
萝宾家背对着的那栋公寓楼是典型的曼彻斯特红砖巨无霸。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就像潮汐一样。清晨，人们就像铁屑一样，被一块看不见的硕大磁铁吸出门外，夜晚又被推回家中。就寝时间，无数被灯光点亮的窗户渐次熄灭，一个接着一个被黑色的方块取代。
成百上千的早餐，成百上千的晚餐。
成百上千的忧虑，成百上千的噩梦。
然而，那些在深夜的昏黄灯光下徘徊流连的人，那些伴着闪闪烁烁的蓝色屏幕直到凌晨的人，才是萝宾注意的人。在她暗自观察的时候，那些漂浮于暗色方块的大海之中的孤独色彩，那些在窗户跟前沉默不语的小小脸庞，才是萝宾深深爱上并带着关切细心守望的人。
喜鹊先生是个夜猫子。昨天晚上，萝宾一边缓缓地眨着沉重的眼皮，一边注视着他从主卧走出来，慢慢打开儿子房间的门，走到他的床边站定，然后蹲下身去，把手放在离儿子的脑袋不远的地方，却没有碰到他，多半是担心把他吵醒吧。他转而在床边坐下，后背倚在墙上，脑袋靠在枕头的边缘，直到妻子回到家里。萝宾看见她踩着针尖细的高跟鞋，踉踉跄跄地倒在了沙发上。喜鹊先生轻手轻脚地走出儿子的房间，站在妻子身旁，低头打量着醉得不省人事的她。最后，喜鹊先生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起来，拖着她走开。想必是拖到床上去了。
在他家楼上的公寓里，住着一个每天晚上都会弓着身子坐在手提电脑跟前的年轻女人，她偶尔会起身走开，随后又端着一碗麦片走回来。萝宾猜她是不是个学生。她会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穿着睡裤，一条腿放在身下，不停地敲击着键盘。
楼下，在沃特金斯（喜鹊）家的右边，住着一对老夫妇，常常回家很久后都不脱外套。或许是他们家客厅的暖气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融化曼彻斯特那沁入骨髓的寒意吧，又或许他们只是很喜欢自己的外套。老太太的外套颜色有点像孔雀蓝—因此萝宾称呼这对老夫妇为孔雀先生和孔雀太太—她还戴了酒红色的手套和紫色的帽子。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会走进厨房—在那儿萝宾能把她看得更加真切—她会摘下帽子，脱下手套，搓一搓手，再把水壶灌满。
在那之后，老太太通常都会再次出现在厨房里，那时就不穿外套了。她会慢吞吞地把一条蓝色围裙套过肩头，把硬邦邦的黄色手套戴到手上，然后，像外科医生一样，细致精准地刷洗碗碟。
萝宾刚刚搬来的头几个月里，孔雀先生和孔雀太太看起来就像是两个冷冰冰的老人。萝宾只有在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没有其他的人可看，每天的一万步全都走完了的时候，才会观察他们。
后来，一个春末的傍晚，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孔雀先生穿着衬衫，袖口卷到了手肘上方，分两次把两张餐椅搬了出来，搬到公用的花园里。夫妻二人轻手轻脚地坐到椅子上，喝着看起来像是金汤力的东西，还把酒杯碰到了一起。喝完第一口，老先生把酒放到了自己拖鞋旁边的地面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件东西，吹奏起来。是口琴，他的双手和嘴巴迅速移动，好似一条拉链在乐器上面不断地来回拉，而一边的孔雀太太就像个少女似的微笑着。
孔雀夫妇常常会让萝宾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从来不会这样。
有时候，萝宾的健走会变成焦躁的踱步—在屋里怒气冲冲地穿来穿去。各种念头疯狂地从脑袋里冒出来，记忆会迎面相撞变得分崩离析，重新拼凑起来的时候又全都对不上。她觉得慌张焦虑，坐立不安，没法静下来。
这种骚动过去常常在录音棚里得到释放，抑或是被倾注到歌词的草稿里。
搬进如今这栋位于乔治街的房子时，萝宾告诉自己，这是为了要从那种让她低头就范的、令人窒息的恐惧当中恢复过来，而且她恢复的过程还会被谱成曲子。她会像“美好冬季”乐队一样与世隔绝地创作，只不过创作地点不是小木屋，而是这栋有三间卧室外加阳台的房子。她订购了无数各式各样的乐器设备，大多都还没有拆箱。她在网上搜索最完美的钢笔和书写纸，还有二手的吉他杂志，那些最初教会她弹奏吉他的杂志。
她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没有录，一点灵感都没有。
相反，她每天都要走上一万步，做上几百下深蹲、立卧撑、俯卧撑、硬举训练和卧推。不练到四肢颤抖就不罢手。
余下那些空虚的时间，便只是用来观察注视。她认真编目，仔细研究，把前一天和后一天、这一间和那一间公寓里所见到的场景逐一比对。大多数时间里都波澜不惊，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罢了。用滤锅滤去意大利面或是土豆里的水分，清洗碗盘，男男女女都深吸一口气收紧肚子，对着离自己最近的窗户左转右转，端详着映在玻璃上的影子。
各家各户都静静沉睡，而萝宾的手脚又沉重得抬不起来的时候，她就会看电视。沉默的吉他靠在身边，她一只手搭在上面，仿佛那是一件不同寻常的毛绒玩具。
有时候，她发觉自己轻轻弹出了一段和弦，可是紧接着，儿时记忆当中的面孔会在脑中闪过，她会蓦地停下来。旋律不见了，随着记忆一起碎裂消失，她又开始在那间空余的房间里踏步或是举重。倘若这些都不管用，她就会吃下一粒从网上买来的安眠药，爬到床底下，这个让她感觉像是避风港湾的地方。然而，藏于床底的这种安全无虞、被紧紧包裹的感觉，最近正在不断地削弱。各种令人不安的迹象变得越发难以忽视。
今天，那疯狂的敲门声又出现了。恐惧扼住了萝宾的喉咙，让她口干舌燥，她相信这并不是偶然的造访，不是本该送到邻居家里的包裹，不是什么心怀善意的人。多年的隐居生活让她对各种情况都异常敏锐。可这次是她无法置之不理的情况—有人追查到了她的下落，而且不会因为她默不作声就善罢甘休。
1991年
莎拉
我们能听见楼下乐曲的高音和一阵阵笑声。大人们欣然快活，热情高涨，每个周末都是这样，弄得我和萝宾都把卡勒姆的房间当成了“我们的房间”。他似乎并不在意，可我注意到他把东西藏到了自己的衣橱顶上，以防萝宾兴奋过头的时候摔坏。不知道为什么，随便什么事情，不管责任在谁，在卡勒姆父亲的眼里，犯错的永远都是卡勒姆。
今天晚上，萝宾偷偷地把我们家厨房柜子里的企鹅饼干条、吃剩下的复活节巧克力，还有金色奇迹薯片带到了卡勒姆的房间里。妈妈们把我们安顿上床之后，萝宾便打开自己的背包，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在了床上。卡勒姆立刻慌了：“我不能在房间里吃东西的，如果被我爸爸发现，他会杀了我的！”“可是假如我们把这些东西统统吃光，他就不会发现了呀。”萝宾让他放心。尽管如此，他还是轻轻地起身，把写字台前的椅子卡到门把手下面，以防万一，好让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把东西藏起来。
萝宾满怀热情地投入美食狂欢。她的体重只有我的一半多一点，却能像雄狮一样大快朵颐。而这会儿，吃完还不到十分钟，她就开始捂着肚子哼哼唧唧。“你可不能吐在这儿，会弄得到处都是的。”卡勒姆说。“帮我一起把她带到卫生间里去。”我说。“不要，”萝宾抽噎着说，“我想回家。”现在的她看上去娇小了一些，威风不再，正拽着自己的睡裤，好让它不要勒到自己那瘦瘦的小肚子。我们两个的出生时间只差了十六分钟而已，可她看上去跟我就像两代人。该是我表现的时候了。我喜欢照顾别人，也喜欢带头处理这种状况。我把治疗伤病员的任务交给了卡勒姆：“给她冷敷一下。”“什么？”他拉长了脸。“弄点湿的卫生纸来。”我模仿女护士长的口吻解释说。
他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向卫生间走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湿漉漉的厕纸，我们把厕纸按在萝宾的额头上，好像有了这个她就能活命似的。她在那儿呜呜叫着的时候，我和卡勒姆就像搀扶伤兵一样架着她，牵着她的手，肩并肩走下了铺着厚实地毯的楼梯。
我听见了音乐声，是《开往佐治亚的夜车》，还有爸爸低沉的鼾声。他睡觉的时候就像一条快要干死的鱼，不停地用嘴喘气，气息触到他的喉咙时又汩汩地呼出来。妈妈批评他打呼噜的时候，他就说：“你明明喜欢我的猫呼噜，安。”不过我觉得妈妈并不喜欢。我们走进客厅，客厅里放着崭新的三件套沙发，我看见爸爸躺在其中一张硕大的皮沙发上，双脚搁在扶手上，一只手垂向地板，翕动的“鱼嘴”在昏暗的灯光下张着。把爸爸叫醒一点意义也没有，这种事情归妈妈管。妈妈在哪儿？或者希拉里也行。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妈妈。
我们穿过家具，朝着与客厅相连的餐厅走去。餐桌边上一个人也没有，音响忘我地播放着，均衡器上的声波图形上上下下地波动。这是一套全新的设备，其中的CD播放器最引人注目，据说即便有人往CD上抹了果酱，它们也照样能放。萝宾很想验证一下这种说法可不可靠。所以，卡勒姆每次见她走到音响附近都会脸色煞白。我们走进餐厅，七拐八弯地经过那间闪亮的白色厨房，还是没有见到希拉里的影子。
我们挤进相连的拱廊，萝宾夸张地一头栽到了地上，好像吸了一剂严重过量的海洛因。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妈妈。
这可真是莫名其妙。她正在厨房的一角，紧紧地贴着德鲁·格兰杰。他背靠着角落里的橱柜—那个柜子有可以拉出来的圆形搁架，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东西—而妈妈面朝他。我看见他的膝盖从妈妈分开的两腿中间探出来，而妈妈的裙子被提了起来—她正抓着德鲁的衬衣，就好像他在努力救她起来似的。“妈妈……”萝宾呜咽着说。我觉得她并没有看见眼前的画面。卡勒姆和我对视了一眼，妈妈和德鲁则像一条拉链似的分开了。“出什么事了？”我们背后有个声音问道。我转过身去，看见希拉里正从门厅向厨房走来，她头发卷在卷发夹里，身上穿着一件睡衣。
卡勒姆一句话也没有说，萝宾紧紧地捂着肚子不断呻吟，而我只是呆呆地望着，困惑不已。两位妈妈就像两个经验老到的同事一样，在厨房里走动起来，把萝宾安顿好，把我和卡勒姆送回到床上。“你们的抗胃酸药放在哪儿？”妈妈在希拉里身后喊道，她正在催促我们穿过门厅往楼梯那儿走。“最左边顶上的柜子里。”希拉里应声道。
我这是在《阴阳魔界》里吗？我刚才是看见妈妈趁着爸爸躺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时候，跟卡勒姆的爸爸搂搂抱抱了吗？萝宾
莎拉和卡勒姆已经醒了，萝宾听见他们悄悄说话的声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转了转头，瞥见了放在床边、靠近自己这一侧的小桶。她坐起身来，记起了昨晚的肚子疼，这会儿她觉得饥肠辘辘。“几点钟了？”她有气无力地问。“快九点了。”卡勒姆看着桌上收音机闹钟上的时间，回答道。“你们在说什么？”萝宾问道，他们两个聊天不带着她，还把她给吵醒了，这让她很恼火。“昨天晚上的事情。”莎拉说。“昨天晚上怎么了？”“没什么。”卡勒姆回答，“楼下有包什锦口味的麦片，你想吃甜玉米片的话就给你，萝宾。”
萝宾急忙从床上下来，差点摔了一跤，然后冲出了门口。
楼下，两个小姑娘的父亲还穿着他昨天睡着的时候穿的衣服，套着袜子的双脚仍旧靠在扶手上，不过这会儿他的脑袋下面多了一个枕头，是他的妻子在夜里塞进去的。她们的母亲则穿着睡袍，轻轻地推醒父亲，递给他一只一品脱容量的玻璃杯，杯底有一种白色的东西，正在水中冒着气泡。“早。”她的母亲开口说，但并没有直视自己的女儿或是卡勒姆。“早—”三人齐齐地高声应道，就像在学校里的时候一样。（“早上好，霍—华德太太。”“大家早—上—好。”）
德鲁和希拉里在厨房里。他正喝着咖啡，看着一张大大的报纸，而她正在锅里煎着咝咝作响、冒着油花的培根和香肠。昨晚喝的酒瓶已经整整齐齐地收到了一个纸箱里，因为希拉里最近做起了垃圾回收。“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换衣服？”德鲁·格兰杰忽然冲着儿子生气地大吼。莎拉和萝宾尴尬地低头望着自己的睡衣，双腿紧张地动来动去。“我现在去换。”卡勒姆小声地说。“你感觉怎么样了，萝宾？”希拉里温柔地问道。“我没事，我饿了。”
她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却注意到德鲁·格兰杰蹙起了眉头，还弄皱了自己的报纸。她的母亲正站在通往厨房的拱廊里静静地望着她们。她已经飞快地换下了睡袍，穿着一件崭新修身的夏装连衣裙。“很漂亮。”德鲁·格兰杰对她说，她笑着移开了视线。希拉里继续翻着香肠，萝宾的肚子大声地咕咕叫着。此时此刻莎拉5.瘀青
第一次抱起维奥莉特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鲜嫩的肌肤。她几乎是透明的，而且柔软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她身上有奶香和爽身粉的味道，既古老又短暂。
在所有那些香滑的乳汁把她养胖以前，维奥莉特长着两条娇弱的泛红的小腿，像青蛙腿似的折叠起来。她穿最小号的尿布，在我不得不把布料从她紧握的小拳头旁边绕过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在给一个用鸡蛋壳做成的洋娃娃穿衣服。
她就是个不谙世事的小肉团，对人毫无戒心，仅仅是想到某种面目模糊的邪恶势力会从门缝底下钻进来，触碰到她，我就能恨得咬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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