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房龙：余杰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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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试读：
前言
在平静无知的山谷中，人类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着绵亘不绝的山脉。
一条知识的小溪，沿着幽深破败的溪谷缓缓流淌。
它发源于昔日的高山，消失在未来的沼泽。
它不像河流那样声势浩大，但对于村民的低级需求绰绰有余。
在晚上，当他们饮完牲口灌满木桶时，就会心满意足地坐下来享受生活。
守旧的老人被从阴凉角落里搀扶出来。他们在那里待了整个白天，对一本古书的神秘内容苦思冥想。
他们向子孙咕哝着一些奇怪的词，但孩子们却更想玩自远方带来的漂亮卵石。
这些词的含意经常很不清晰。
但它们是1000年前由一个被遗忘的部族写的，因此它们很神圣。
在无知的山谷，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敢于否认祖先智慧的人，正人君子会避之而唯恐不及。
所以他们都和睦相处。
恐惧总是如影随形。如果他们得不到园中果实的应有份额，又该怎么办？
晚上，在小镇狭窄的街道里，人们低声讲着情节模糊的故事——那些敢于质疑的男男女女。
这些人后来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还有些人曾试图攀登挡住太阳的岩石高墙。但他们的白骨堆积在崖脚下。岁月如梭。
在平静无知的山谷中，人类过着幸福的生活。
漆黑的外面爬着一个人。
他手上的指甲已经被磨破。
他的脚上缠着因长途跋涉而被染成血红色的破布。
他步履蹒跚地来到最近一座棚屋的门前，敲了敲门。
然后他昏死过去。在颤动的烛光下，他被抬上了一张吊床。早上，整个村子都知道了这条消息：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周围，全都摇头。他们明白，这是注定的结局。
失败和屈服总在等着那些胆敢离开山脚的人。
在村子的一个角落，守旧的老人们摇着头，低声说着恶毒的话。
他们并非天性残忍，但律法毕竟是律法。这个人犯了违背守旧老人意愿的罪过。
他的伤一好就必须接受审判。
他们本想宽大为怀。
他们还记得他母亲那双奇异明亮的眼睛，也回忆起他父亲的悲剧——他30年前在沙漠失踪了。
然而，律法就是律法；律法必须遵守。
守旧的老人将执行律法。
他们把这位漫游者抬到集市，人们恭敬而肃穆地站在周围。
漫游者因饥渴而仍显虚弱，老人们就让他坐下来。
他拒绝了。他们命令他闭嘴。但他偏要说话。他转身背对守旧老人，双眼在人群中搜寻那些不久前还是他同志的人。“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你们得高兴起来！我刚从山那边回来。我踏上了一块新土地，感受到了其他民族的亲切抚摸，看到了奇妙的景象。“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世界是父亲的花园。“自从创世以来，东南西北四面疆界早就确定了。“当我问疆界后面藏着什么时，人们就会嘘声连连，不断摇■ 无知山谷头。当我坚持要问时，我就被带到岩石这边，让我看那些敢于蔑视上帝的人的白骨。“我大声哭喊道：‘撒谎！上帝喜欢勇敢的人！’守旧老人就会走过来，给我读他们圣书中的内容。并解释说，上帝的旨意已经通过津法表现出来，他已安排好了天地万物。山谷由我们拥有和掌管，百兽、花朵、果实、鱼虾都属于我们，并听众我们的安排。但大山是属于上帝的，就算到世界末日，山那边的事我们也永远一无所知。“他们这都是在撒谎。他们欺骗了我，更欺骗了你们。“那边的山上有牧场，当然，牧草肥沃得很；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们和我们拥有血肉不差分毫，所有的城市经过上千年的经营发展得非常好。灿烂辉煌。“我已经找到了康庄大道的路，已经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曙光。来吧，我带你们去。那里也有上帝的笑容，因为上帝无处不在。”
他则停下来，人群里就响起了一个惊人的喊声。“亵渎！”守旧老人就喊，“这是亵渎圣灵。要让他付出付价！他已经丧失理智，竟敢嘲弄1000年前定下的律法。他罪该万死！”
人们举起沉重的石头，杀害了漫游者。
他的尸体被扔到山崖脚下，以此警告所有敢怀疑祖先智慧的人。
没过多久，遇上了一场大旱。知识的小溪很快干涸了，牲■ 孤独的漫游者畜因干渴而毙命，粮食在田里枯萎，无知的山谷一片饥荒。
但守旧老人并没有灰心。他们预言说，最后一切都会好的，因为他们眼里最神圣的篇章就是这样写的。
况且，他们自己几乎不需要食物。因为他们太老了。
冬天来了。
村庄上一片荒凉。
半数以上的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去。
幸存的人，把仅有的希望寄托在山那边。
但是律法却告诉他们，“不行！”
律法必须遵守。
一天夜里，爆发了叛乱。
那些因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因失望而有了勇气。
守旧老人极力地抗争着。
他们被搁置不理。他们开始抱怨命运，诅咒忘恩负义的孩子们。但是当最后一辆马车即将驶出村子时，他们拦住车夫，逼他带他们一起走。未知之旅开始了。距那个漫游者回家之时已经有很多年，要探索出他当年开辟的道路并不容易。在找到第一个圆石堆路标之前，成千上万人因饥渴而倒下死去了。从那以后，旅途上的磨难少多了。那位细心的先驱已在丛林和无边无际的乱石荒野中烧出了一条宽敞的大道。它一步一步带人们轻松迈向新土地的绿色牧场。人们相互看着，先是一片沉■ 新的家园默。“终究还是他对了。”人们说，“他是对的，守旧老人错了。”“他说的是真的，守旧老人撒了谎……”“他的尸骨还在崖下腐烂，而守旧老人却坐在我们车里唱他们的老歌……”“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毁了他……”“对此我们很难过，但是如果我们当时就知道的话，当然……”
然后，他们解下马和牛的套具，把牛羊赶进牧场，建起自己的房子，规划出自己的土地。此后他们幸福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几年后，人们准备把那位勇敢先驱埋在一座曾为智慧老人建的雄伟的新大厦里面。■ 可怕的冬天
一支肃穆的队伍来到已荒芜的山谷。但当人们到达先驱者的尸体本该所在的地方时，尸体却不见了。
一条饥饿的豺狗早将尸体拖进了洞穴。
然后，人们把一块小石头放在那位先驱足迹所踏之处（现在它是一条大道），石头上刻着这个率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是他把他的人民引向了自由的新生活。
石头上还写着它是由感恩的后代建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 纪念石碑——就像现在一样——不过将来（我们希望）不应该再发生。
第1章 无知的暴虐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夫（他来自尤斯库布，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引起激烈争夺的铁路枢纽）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正是因为他的命令，古代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制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一座埃及神庙。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信徒侵入尼罗河谷之后，这座神庙就一直延续香火，已有几百年了。
这座神庙位于菲莱小岛，离尼罗河第一个大瀑布不远。自从人类有史记载以来，这个地方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为什么，在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悲惨地销声匿迹之后，这个女神还受人尊奉。直到公元六世纪，这个岛一直是理解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在这里，一小部分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他地方已被遗忘的工作。
现在，因为一个文盲农夫（他被称为“皇帝陛下”）的命令，神庙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财产，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文字专家被投入大牢。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因饥饿孤独而死去时，历史悠久的象形文字工艺就成了一种消失的艺术。
这一切太遗憾了！
假如查士丁尼（这该死的家伙！）不做得那么决绝，把一些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一个类似“诺亚方舟”的安全地方，就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虽然我们能再次拼写出奇怪的埃及文字（这全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但对我们来说，要理解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仍然非常困难。
在古代社会的其他民族中，同样的事情太多了。
那些留着奇怪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整座整座刻满宗教文字的砖场，当他们虔诚地疾呼“将来谁能理解天国上帝的忠告”时，他们脑子里是如何想的？他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解释这些圣灵的律法，把这些圣灵的旨意刻在城市最神圣的大理石柱上，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圣灵的？为什么他们会突然极其宽容，鼓励教士研究高高在上的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又突然变成残酷的刽子手，当他们的邻居对如今已无人在意的宗教礼节稍有疏忽时就施以骇人听闻的惩罚呢？
我们至今尚未弄清楚。
我们派了探险队去尼尼微，在西奈的沙漠中发掘古迹，解释了几英里长的楔形文字书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寻找打开藏有神秘智慧的宝库大门的钥匙。
然后，突然——几乎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宝库的后门一直敞开着，我们随时都可以进去。
然而，这扇方便的小门并不在阿卡德或孟菲斯附近。它位于丛林深处。
它几乎被异教徒所修神庙的木柱遮挡住了。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接触到了他们乐于称之为“野蛮人”的人。
这种相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以投掷长矛、张弓射箭的方式欢迎他们。来访者则用他们的大口径短枪回敬。从那以后，平静而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的机会就很渺茫了。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肮脏懒惰的废物，他们信仰鳄鱼和枯■ 东西方的会面树，任何灾难都是他们所应得的报应。
然后是18世纪的变化。让·雅克·卢梭开始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观察这个世界。他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所打动，也掏出手帕，加入到流泪的行列中来。
愚昧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而3000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今天，至少在特定的考察领域里，我们知道得更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比较高级的家畜，他和它们的区别其实并不大。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能劳有所获。野蛮人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他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通过对野蛮人的深入彻底认识，我们窥见了人类诸多奇怪的天性，这些天性深埋在一层薄薄的礼仪习俗的外壳之下，而这些礼仪习俗是我们人类历经5000年变迁而形成的。
这些发现并不能一直提升我们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了解了我们曾经摆脱的环境，欣赏了我们取得的许多业绩，会增加我们的勇气来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就是促使我们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保留更多的宽容。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的书。
但宽容是个范围很广的命题。
偏离主题的诱惑很大。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我们将在哪儿打住。
因此，还是让我用半页纸的篇幅来恰如其分地解释我所说的宽容的意义吧。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断的。因此，卑微的学生应该拜倒在一本权威典籍之下，因为其权威性已被大多数说这种语言的人接受了，这本书也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
我所指的是《不列颠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忍）：容许别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对有异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但就本书的目的，我不妨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话来做引导。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某个明确的宗旨上，那么我还是从野蛮人时代开始，来向你们揭示我从人类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的宽容是什么样的。
人们一般都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由一些简单的咕哝组成，原始人拥有一定的自由，只不过在世界变得“复杂”以后就消失了。
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过去50年在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居民中进行的调查表明，事实正好相反。原始社会极其复杂，原始语言的形式、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都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言之，他们是凄惨可怜的生灵，在畏惧中生活，在恐怖中死去。
我上面所说的和人们的通常想象——勇敢的红皮肤的人类在大草原上悠闲地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似乎相差甚远，但更接近事实。
事情怎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呢？我读过许多关于描写奇迹的书。
但它们却缺少一个奇迹：人类生存下来的奇迹。
这些毫无防范能力的哺乳动物到底是如何抵挡住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并最后成为所有生灵的主宰的，我在这一章就不多谈了。
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一个人绝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些。
为了获得成功，原始人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复杂的独具特色的部落中。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至高无上的求生欲。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因此，所有其他欲望都服从于这一最高要求——活下去。
个人算不了什么，集体高于一切。部落成了一个活动的堡垒，它要自己求生存，一切为了部落，一切归部落所有，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物才能获得安全的保障。
但问题比刚才说的还要复杂。我刚才说的只适合于能看见的世界；在人类历史初期，可预见世界与不可预见世界相比微不足道。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不同。他们不知道因果法则。
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春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派人去请医生，让我小儿子尽快铲掉那些东西。认识因果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春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一些能止痒的药，铲掉常春藤可以避免再次发生痛苦的事情。
真正的野蛮人反应会截然不同。他根本不会把皮疹和有毒的常春藤联系起来。他生活在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世界。所有死去的首领都变成了神灵，死去的邻居变成了精灵，他们仍然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一步不离地陪着每个活着的人。他们和他同吃同睡，站着看守大门。活人应考虑的问题，就是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或得到他们的友情。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会立即遭到惩罚。由于活人不可能知道如何一直取悦所有的精灵，因此他总是害怕神灵将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到自己头上。
所以，他不会把每件异常的事情归结于最初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精灵的干涉。当他发现胳膊上有皮疹时，他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嘟囔道：“我得罪了神灵，他来惩罚我了。”他会跑到医生那里，不是要消除常春藤毒的药，而是要一道比愤怒的神灵（而不是常春藤）扔给他的符更加灵验的符。
至于常春藤这一造成他所有痛苦的根源，他却不理不睬，任其像往常一样生长。如果白人偶尔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了，他还会骂白人招惹是非。
因此，一个所有事情都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生灵操纵的社会要想持续生存，必须有赖于人们严格服从能平息神灵怒火的律法。
在野蛮人看来，这种律法的确存在。他的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给了他，他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保持律法不受侵犯，并将它完美无缺地传给他的孩子。
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荒谬。我们坚信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地改进。
但“进步”是近年才形成的概念，而所有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是，由于人们从不知道别的世界，因此他们认为现状已经完美无瑕，没有理由再做改进了。
假设上面说的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依此建立的社会形态发生改变呢？
答案很简单。
即刻惩罚那些拒绝将公共条例看作上天旨意的人；说得浅显一些，就是靠刻板的专制制度。
如果我据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人，并没有侮辱他的意思，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他生存的环境中，专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味地容忍，那么他的部落赖以保护人身安全以及保持头脑冷静的律法就会遭到践踏，部落生活便会遭受威胁，这是最大的罪过。但相对有限的几个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又是如何保护一整套口口相传的律法条例的呢？而我们今天却有几百万军队和几千名警察，可是推行一些普通法律都很难。答案同样简单。■ 忌讳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靠精确的估算制订了无法用武力推行的方法。
他发明了“忌讳”（taboo）的概念。
也许“发明”这个词文不达意。这种事情很少是灵光突现的产物。它们是长期实践和积累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创造了“忌讳”的概念，因此省去了许多麻烦。“忌讳”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它的含义。我们自己的世界也充满了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例如吃饭时提到我们刚做完的一个手术，或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但我们的忌讳绝不会那么严重，它们只是礼节的一部分，而且很少会干扰我们的幸福感。
但对原始人而言，忌讳极其重要。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是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他们（用希伯来语说）是“神圣”的，人们绝不能冒即刻死去的痛苦危险或付出永恒磨难的代价，谈论或涉及他们。对于胆敢违抗祖先意志的人，可以痛斥。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忌讳，还是为维护忌讳才产生了教士这个职业，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也许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婆出现之前就存在忌讳了。后来宗教刚出现，他们就成为忌讳的顽固支持者，并以非常巧妙的手法滥用这个概念，从而使忌讳被推而广之，成为史前时代的“禁物”象征。
在我们第一次了解巴比伦和埃及时，那些国家仍把忌讳置于重要位置。没有一条原始的忌讳粗糙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而是被严肃庄重地改造成了约束人类行为的否定准则，以“你不能”之类的法律形式出现，就像我们都熟悉的基督教《摩西十诫》中的六条一样。
不用说，在那些国家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概念根本无人知晓。
我们有时看到的宽容，不过是由于无知而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而已。
我们从未发现国王或教士有一丝诚意（哪怕微不足道），来允许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而这一点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想。
因此，除非以一种非常消极的方式，否则本书不会让研究史前史或通常所说的“古代史”的人产生兴趣。
为宽容而战，是在个性被认可以后才开始的。
在现代最伟大的发现中，个性发现的荣誉应归于希腊人。
第2章 希腊人
位于地中海一个偏僻角落的一个岩石小半岛，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为我们今天的世界奠定了较完整的文化基础，包括政治、文艺、化学、物理以及其他未知的领域，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都困惑不解，哲学家也在努力寻找答案。
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不像化学、物理、天文及医学领域的专家，他们总是以一种恶意隐藏的蔑视态度去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古老法则”的一切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大有用武之地的东西，在人类领域的研究中似乎难有作为。
也许是我大错特错，但我认为这些法则一定存在。事实上，我们至今并没有发现多少东西，我们的探索也不够努力。我们一直忙着积累事实，而没有把它们煮一煮，使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炼出智慧——这些智慧对于我们人类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真的有些价值。
我诚惶诚恐地投身于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此借用科学家作品中的一页内容，提出如下原理。
根据现代科学家最杰出的研究成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就开始了。
把这句话翻译成历史学概念如下：“只有当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状态和比例时，高级文明形态才会突然且貌似自发地出现。”
让我举几个反面例子来详尽阐述这句话。
大脑发育尚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不会繁荣昌盛，即使在天堂也是如此。
如果出生在乌佩尼维克岛附近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双眼紧盯着冰上的海豹捕猎洞，那么伦勃朗就不会画画，巴赫就不会作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不会创作雕像。
如果达尔文必须在兰开夏郡一家棉纺厂谋生，他就不会在生物学上作出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农奴，住在罗曼诺夫王朝的一个偏僻村子里，他就不会发明电话。
作为第一个现代文明的发祥地，埃及气候宜人，但那里的土著居民体魄却不强健，进取心也不强，政治经济环境也很糟糕。巴比伦和亚述王国同样如此。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民族，气候也没有问题，但政治和经济环境很不理想。
在巴勒斯坦，气候一般，农业落后，除了横穿该国连接亚非两洲的大篷车商业通道之外，其他地区商业凋敝。更何况在巴勒斯坦，政治完全由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操纵，这当然无助于任何个人事业的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还行，人也强壮，经商条件也不错，但这个国家的经济却严重不平衡。由船主形成的小阶层掌握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政策。这样，早期的推罗和西顿政府就落入了富人手里。被剥夺了辛勤劳动这一最基本权力的穷人变得冷淡而漠然，腓尼基最终和迦太基一样，由于统治者的短视和自私而毁灭。
简言之，在每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有所欠缺。
公元前五世纪，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出现在希腊，它只存在很短时间；而且奇怪的是，它并不是出现在希腊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对岸的殖民地。
在另一本书中，我描述了连接亚欧大陆的著名的岛屿桥梁，在人类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的商人就经过这些岛桥来到欧洲。他们这一行动既通了商，又把亚洲的文化带到了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海岸一个名叫爱奥尼亚的狭长地带。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几百年，一些来自希腊陆地的部落征服了这块90英里长，并且仅数英里宽的多山地带，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基思、厄立特里亚和米利都。在这些城市，成功的条件最终以非常完美的比例呈现出来，以至于它们的文明发展到了很高程度，其他文明有时最多与之并肩，却从未能超越它们。■ 希腊首先，这些殖民地居住了来自十多个不同民族的最活跃、最具进取心的人。
其次，这里拥有新老世界和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所得的大量财富。
第三，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给了广大自由民机会，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人才华。
如果我没有提到气候，不过是因为对于只从事商业的国家而言，气候无关紧要。无论晴天雨天，都可以造船，都可以卸货，只要不是冷得港口结冰，或者城市被洪水淹没，人们就不会在意每天的天气预报。
除此之外，爱奥尼亚的天气对文化的发展极其有利。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靠人口耳相传，城镇的水井附近就成为最早的社交中心和最老的大学所在地。
在米利都，人们一年中有350天坐在水井周围。早期的爱奥尼亚教授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气候优势，他们成了科学发展的先驱。
我们有记载的第一个人（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谋杀了家人，并从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利都来的。没有人知道他的祖先，不知道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或者说（用我们博学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是北欧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这个坐落于米安德尔山口的小小古城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世界中心。它的市民（就像今天的纽约）来自各个地方，因此人们凭表面印象来判断他们的邻居，而不会特别注意其家庭背景。
既然本书不是数学史或哲学手册，因此就不必过多地阐述泰勒斯其人了。但需要说明的是，他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的态度曾盛行于爱奥尼亚，当时罗马还是偏远无名地区一条泥泞小河旁的小商镇，犹太人还是亚述人的俘虏，北欧和西欧还是野兽横行之地。
为了了解发展状况，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富庶的特洛伊城堡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当时，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仍然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他们就像早熟的孩子，认为生命就是一场漫长而光荣的搏斗，充满了刺激的角斗、赛跑以及诸如此类的竞技——我们自己若不是为生存所迫而埋头苦干的话，也会乐意去做这些的。
这些热血沸腾的武士对待他们的上帝坦率而质朴，就像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一样。住在高大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公元前10世纪曾统治着希腊人的世界，他们都是地球上真实的形象，和普通人区别并不大。人和他们的上帝是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分道扬镳的，一直是未解之谜。即使如此，高居云端的上帝对拜倒在地面的臣民所怀有的情谊从未间断，并一直保持着亲切而富有个性的色彩，这赋予了希腊宗教独特的魅力。
当然，所有出身良好的孩子都知道，宙斯是强大而万能的统治者，他留着长胡子，偶尔狂暴地使出法力让电闪雷劈时，世界末日似乎就到了。他们稍稍长大并能够被自阅读古老的传说时，就开始分析这些可怕神灵的缺陷。他们还在摇篮时就听过这些神灵的故事，而现在这些神灵却出现在愉快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相互间不断地恶作剧，参与尘世朋友的政治争论，因各自不同观点而激烈争吵。因此希腊尘世的每次争论必然会立即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纷争。
当然，尽管具有人类的这些弱点，宙斯仍然是非常伟大的上帝、最强大的统治者和神灵，冒犯他可不安全。但他还是“通情达理”的，在华盛顿专门对议员进行游说的说客对这个词的含义了解得很清楚。宙斯通情达理，如果方法得当还可以疏通他。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幽默感，不把他自己和他的天国太当回事。
也许这并不是对一位神灵的最好评价，但它有着明显的好处。在古代希腊，从未有森严的条例要求人们应该把哪些奉为真理，把哪些视为谬误。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中的“信条”，没有僵化的教条和职业教士阶层（他们靠绞刑架强制推行教条），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修改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天国概念。
住在奥林匹斯山咫尺之遥的塞萨利人对自己可敬的邻居（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当然远不如住在拉科尼亚湾一个遥远的村子里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认为他们有守护神雅典娜的护佑，就可以对这位女神的父亲（宙斯）放肆随便了；而居住在远离通衢大道的山谷中的阿卡德人却固执地坚持更淳朴的信仰，他们对所有轻浮地对待宗教这一严肃问题的人很不满。至于福西斯的居民，他们靠人们对德尔法村的朝圣维持生计，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理应得到那些不远千里、口袋里还有几个钱的人的特殊崇拜。
如果犹太人不是聚集在一个城市，势力强大到足以击败所有与之竞争的朝圣地，并保持宗教垄断近千年，那么要让人们只信奉唯一的上帝（这一点使犹太人不久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是不可能的。在希腊可没有这种条件。雅典和斯巴达都未能使自己成为希腊人公认的首都。他们的努力只导致了徒劳无益的长期内战。个性如此强悍的民族能为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也就不足为怪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和《圣经》毫不相干，它们只是书而已，从未被列入“圣经”。书中讲述了某些传奇英雄的冒险，而这些英雄又总被认为是当时希腊人的祖先。它们包含了许多宗教知识，因为天神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凡人的争吵中各自支持一方，为了尽情欣赏在自己版图上发生的罕见大厮杀而将其他事情抛诸脑后。
然而，希腊人的脑子里从未想过，荷马的著作是不是在宙斯、米纳瓦和阿波罗的直接或间接启示下才写成的。荷马史诗是光辉的文学篇章，是漫漫冬夜陪伴人们的优秀读物。此外，它们还使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而感到骄傲。
这就是一切。
在这种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在这座弥漫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上发出的呛人气味、点缀着富丽堂皇的东方丝织品、洋溢着心满意足的人们的欢笑声的城市，泰勒斯降生了。他在这座城市工作、学习，并在这个城市离开人世。如果他的结论和大多数■ 商业城市人的观点分歧很大，我们就不会忘记他的思想会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点。一般的米利都人都知道泰勒斯这个人，就像一般的纽约人都听过爱因斯坦的大名一样。如果问他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回答说爱因斯坦是个留着长头发，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家伙，还写过关于一个人穿越火车的故事，这篇文章曾刊登在一家名为《星期日》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真理那微弱的光芒，最终推翻了（至少大大改变了）过去6000年来的科学结论，但它并没有引起千百万慵懒的市民的注意（只有当他们喜欢的击球手试图推翻万有引力而受阻时，这些市民才会对数学感兴趣）。
古代历史教科书通常会绕开这个难题，只印上“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640～546年)，现代科学奠基人”。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米利都报》上的大字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但泰勒斯究竟是如何以及在何时、何地超越前人的老路并独自探索出新路的，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里，他的智慧也不是从内心想象出来的。公元前七世纪，科学领域的大量探索工作已经展开，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供学者利用。
巴比伦的星象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的建筑师在仔细计算之后，把一些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内部小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行，可以预测雨季和旱季，为农民提供了使农业耕作规律化的日历。
然而，解答了这些实际问题的人仍然认为，自然界的力量是某些看不见的神灵意志的直接表现。这些神灵掌管季节、星象运行和海潮，就像总统内阁成员掌管农业部、邮政部或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种观点。但他和同时代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愿在公开场合讨论它。如果海边的水果贩子遇到日食而趴倒在地，因害怕这种怪异的景象而祈求宙斯保佑，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告诉他们说，任何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学童都会预测到公元前585年5月25日会有日食，此时此刻月亮会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米利都城将会经历几分钟的相对黑暗。
这次著名日食发生（它的确发生过）的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由于光线不足，他们停止了相互残杀。但泰勒斯不相信这是吕底亚诸神（效仿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著名先例）创造了奇迹，突然使天国的光芒熄灭，以便让他们支持的一方获胜。
泰勒斯达到了一种境界（这正是他的伟大业绩），那就是他敢于承认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绝非人们想象出来的天神的支配所致。他认为，即使那个特殊的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打架，或在哈利卡纳索斯举办一场婚宴，而没有更重大的事情发生，日食照样会出现。
通过自己的科学观察，泰勒斯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正确的）万物皆起源于从四面八方包围这个世界并自创世之初就与世共存的水。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泰勒斯自己写的东西。他可能将他的思想写成作品（因为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他的文稿一点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对他和他的思想的了解，全仰仗从他同时代人的书中找到的些许资料。然而，就靠这些资料，我们了解到泰勒斯是个商人，和地中海各地区的人有过广泛接触。顺便说一句，这是早期大多数哲学家的一大特征。他们是“智慧的恋人”。但他们从不忽视这一事实：生活的秘密就在生命中，并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物而吃饭”一样极其危险。
在他们看来，世上各色人等好坏参差不齐，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空闲时，会耐心地按人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人这个奇怪的生物，而不是凭想象去研究。这使他们能和周围的人相处融洽，而且远比让他们向人们指出通往太平盛世的捷■ 哲学家径更有影响力。他们极少提出限制人们行为的森严的清规戒律。
但他们以自己的榜样作用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灵魂深处（一切幸福都寄托于此）的安宁。以这种方式获得周围人的好感之后，他们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深入到一般被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权掌管的领域探险。作为这个新福音的先驱之一，泰勒斯把他有益的一生长期献给了这项事业。
尽管他分解了整个希腊世界，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小部分，并公开质疑自古以来大多数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人们还是允许他在床上寿终正寝——即便有人曾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进行解释，我们也无据可查了。
一旦泰勒斯指明了方向，就有许多人热切地追随其后。
例如，克拉佐梅尼的阿那克萨哥拉36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以“诡辩家”的身份度过余生，还在希腊几座城市当过私人教师。他专攻天文。他告诉学生，太阳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由天神驾驭的天堂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要大几千万倍。
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天庭也没有因为他的放肆言论而用雷电劈死他。他在理论上又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亮表面被山脉和山谷覆盖着；最后他甚至暗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某种“源物”，它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
但是，正如他之后的其他科学家发现的那样，他进入了一个危险领域，因为他讨论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太阳和月亮太远了，平民百姓并不在乎哲学家如何称呼它们。但当这位教授开始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源物”的原始物质中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时候，他就有点显得太过分了。这种论断和天神丢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完全背离——是天神在大洪水后用小石子变成了无数男女，让这个世界重新人丁兴旺起来。所有希腊孩子在童年时代就听过这个故事，因此否认这个无比庄重的故事的真实性，对现存社会的安全造成威胁。它还会让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这绝对不行。于是，阿那克萨哥拉成了雅典父母同盟猛烈攻击的目标。
在君主制和共和制早期，城邦统治者或许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一个宣扬不受欢迎的教义的老师，使其免受古雅典无知农民的愚蠢迫害。但此时的雅典民主制已发展到了极致，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况且当时受大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位伟大天文学家的得意弟子，因此对阿那克萨哥拉的依法治罪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人们借此掀起了一场反对城邦旧独裁者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一个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他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使一条法律获得了批准，该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或对一切神明坚持己见者立即治罪”。根据这条法律，阿那克萨哥拉真的被关入了大牢。但城市的开明势力最终占了■ 希腊传说上风，阿那克萨哥拉交了很小一笔罚款之后获释，并迁居到小亚细亚的朗萨库斯，在那里活了很长时间，满载着荣誉，直到公元前428年与世长辞。
他的例子表明，官方压制科学理论只会一无所获。因为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留给了后世；而且在两个世纪之后，引起了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注意，并将它作为他的科学假设的基础。在经过千年的漫长黑暗之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传给了伊本-艾默德（通常以阿威罗伊的名字而为人所知）。这是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然后，他结合自己的观察，将它们写成了许多著作。这些书被及时运过比利牛斯山，一直送到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在那里，它们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全盘接受了这些思想，以至于今天它们成了科学入门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被认为和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回到阿那克萨哥拉身上来。在他受审以后经过了几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希腊科学家获准教授与民众信仰有所分歧的学说。到公元前五世纪末，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的受害者是普罗塔哥拉，他是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殖民地爱奥尼亚的阿布德拉村。该地已因作为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声誉不佳。德谟克利特是最富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了一条法则——“一个社会只有以最小的代价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结果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交给警察持续看管。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在那里经过几年研究，便宣称：人是衡量万物的准绳，生命太短暂了，不应耗费宝贵的时间去探讨神灵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应将全部精力用于创造更美好、更愉快的生活。
这一论述当然直奔问题的根本，肯定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言论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何况这一理论是在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处于关键时刻提出来的，人们长期遭受失败和疾病的折磨，已经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很显然，这时因质疑上帝的超凡能力而激怒上帝实在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被勒令屈服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但已不在人世。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前往西西里的路途中，他的船就失事了。他可能淹死了，因为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至于迪亚哥拉斯（另一个遭到雅典人恶毒迫害的人），其实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青年作家。由于神灵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帮助他，他就把个人怨恨全都倾泻在他们身上。他长时间为自己假想的冤情沉思苦想，最终思想发生变化。他四处奔走，说着各种亵渎的语言，诽谤当时在希腊北部人中间深受敬仰的“神圣玄机”。由于这种不理智行为，他被判处死刑。但在临刑前，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他来到科林斯，继续诅咒他在奥林匹斯的敌人，终因脾气暴躁而一命呜呼。
我们最终看到了希腊人最臭名昭著、最著名的专制的例子。这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记载。
只要谈及世界依然没有改变，谈及雅典人的心胸和后人一样狭隘，人们必然会说出苏格拉底的名字，以此作为希腊人冥顽不化的可怕例证。但是今天经过对这个案例详尽的研究之后，我们了解得更多了。这位富有才华却又令人讨厌的街头演说家平凡的一生，对公元前五世纪盛行于古希腊的自由精神做出了直接贡献。
在普通百姓仍然坚信有许多天神的时代，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是某位神灵的先知。尽管雅典人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谓的“精灵”（即告诉他该说什么和做什么的内心神灵的声音）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完全能注意到他对邻居们奉若神明的思想观念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对既有习俗也极其不尊重。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这种观点被牵强附会地用来说服民众）和审判结果实际上毫无关系。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但收入微薄，因此苏格拉底没有钱进正规大学读书，因为当时的哲学家大都很现实，教单独一门课程经常要价不菲。此外，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来说，追求纯粹的知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良心，那么即便不懂几何学也会做得很好，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对于拯救灵魂来说也不是必要的。
然而，这个白天在街上和无业游民争论不休，晚上则在家听着妻子训斥（她为了养活一大家■ 天文学家人而被迫给别人浆洗缝补，可是她丈夫却把谋生视为可以完全忽略的生存细节）的长着塌鼻梁、衣着邋遢的朴实的小个子；这个曾参加过多次战争和远征的受人尊敬的老兵；这个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却被从当时众多的教师中选出来，为了他的信仰而接受惩罚。
为了了解事情的经过，我们必须知道苏格拉底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做出痛苦的牺牲（他后来被认为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时，雅典的政治状况。
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旬），苏格拉底都在试图告诉世人：他们正在浪费机会，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耗费在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为了几小时的虚荣和自满而一味地挥霍伟大而神圣的上帝赐予的礼物。他完全相信人的崇高命运，这就彻底打破了一切旧哲学的藩篱，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因为后者只是说“人是衡量万物的准绳”，而苏格拉底却宣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应该是）万物的最终准绳；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塑造了我们的命运”。
苏格拉底在那些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有500名法官，他们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都是最鼓舞人心的话语，而不论他们对此是持什么态度。
这位哲学家辩论说：“世界上没有人有权力告诉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自由思考。”他还说：“只要那个人有良知，那么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妻小，甚至没有家庭，他也会成功。但若不彻底研究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完全的自由，而且不受官方干涉。”
对苏格拉底这个被告来说，他不幸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论断。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在雅典富人与穷人、主人与仆人之间关系极度紧张。苏格拉底是个“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两种政权体系的利弊，又力图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所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当然让他在双方都不受欢迎，但他们那时候势均力敌而顾不上对付他。
终于到了公元前403年，彻头彻尾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国家，赶走了贵族，苏格拉底就难逃厄运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事。他们建议他最好离开这座城市，不要太晚了，而且这样做是很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和朋友一样多。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个“口头评论家”，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以揭穿那些将自己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为嗜好。结果，他的大名在整个希腊东部家喻户晓。他上午说的趣事，到晚上全城就都知道了。有人写了关于他的戏剧。当他最终被捕入狱时，整个雅典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的各个细节极其熟悉。
在实际审判中占主角的人（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为知道上帝各项旨意，因此在起诉中最卖力的可敬的粮贩子），深信他们是在为社会做出伟大贡献，是在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高度危险的人，一个其学说只能让奴隶学会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护，竟使得陪审团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释放他，并且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放弃辩论、争吵、说教的可怕习惯——简言之，只要他不再干涉别人，不再用他那无止境的疑问去打搅他们，他就可以被赦免。
但苏格拉底不听这一套。“没门儿！”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只要我体内微弱的心声，还在推动我前进，给人们指明通向理智的道路，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说出我内心的想法，不论后果怎样。”
既然这样，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判处这个囚犯死刑。
苏格拉底被缓刑30天。每■ 普罗塔哥拉年一度去朝拜戴洛斯的圣船还没有返航，雅典法律规定期间不准行刑。这位老人在单人牢房里安静地待了整整一个月，努力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人们给了他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不枉此生。他累了，准备走了。直到行刑之际，他还在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追求的真理教导他们，要求他们多考虑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
然后，他喝下毒药，躺在床上，让所有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一度被公众可怕的愤怒吓坏了，觉得离开他们过去的活动场所不失为明智之举。
但什么都没发生，他们又回来了，重操旧业公开讲学。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10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更受欢迎了。
与此同时，雅典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五年了，战争以雅典人失败而斯巴达人最后获胜告终。这是一场体力战胜智力的胜利。不用说这是难以持久的。斯巴达人从未写过一句值得记住的话，也没有对人类的文化发展有过任何贡献（除了一些军事战术，它们保留在了我们当今的足球比赛中）。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因为对手的围墙被推倒了，雅典舰队也大大减少了。但雅典人却丝毫没有丧失敏捷的才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10年之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重新聚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海军将领在希腊联合舰队中再次冲锋在前。
何况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赏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正如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一样。不管是罗马、西班牙或非洲的富人，只要想让他的孩子接受时髦的教育，那么即使孩子只被允许参观卫城附近的学校，家长也会飘飘然的。
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非常困难，但那时候生存问题被看得很重要。
在异教文明早期基督教敌人的影响下，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极其不道德的人。他们肤浅地崇拜一些古怪的神灵，剩下来的清醒时间就大吃大喝暴餮天物，欣赏埃及舞女的妙歌曼舞；有时纯粹为了嗜血的乐趣，他们还出去打打仗，屠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当然，希腊和罗马都有大量的商人和战争贩子（罗马甚至更多）。这些人积攒了百万财富，完全不顾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被迫接受他们。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拥有社会的尊重，或者被认为是当时值得赞扬的文化代表。
我们挖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别墅。作为帮助尼禄洗劫罗马及其殖民地的歹徒之一，这个人大发了横财。我们看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起来的有40间房屋的宫殿废墟，摇头叹道：“多么腐败啊！”
然后我们坐下来，读爱比克泰德（他曾是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家奴）的著作，我们会发现自己在和人类最崇高的灵魂对话。
我知道，人们最喜欢在背后评论自己的邻居或邻国，但我们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正代表，正如埃帕菲罗迪特这个朝廷走狗也具有其代表性一样；而且2000年前人们追求尽善尽美的欲望和今天一样强烈。
毫无疑问，那是一种与今天■ 苏格拉底迥然不同的尽善尽美，是一种基本上欧化的产物，和东方社会毫不相干。但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想并把它作为最崇高目标的“野蛮人”正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慢慢发展出了一种生活哲学。如果我们赞同纯正的良心、简朴的生活，再加上健康的身体和适度而充足的收入是幸福和满足的最好保障的话，那么这种哲学就会被广为接受。这些人不会对灵魂的归宿很感兴趣，他们只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是有文化的特殊动物，高居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之上。他们常常谈到上帝，就像我们今天使用“原子”、“电子”或“乙醚”等词一样。万物之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爱比克泰德口中的宙斯只是一切疑难问题的代号，就像欧几里德数学题中的X和Y，既可以含义很广，也可以很小。
那些人最感兴趣的是生活，仅次于生活的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遵循由苏格拉底创造并普及的推理方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他们有时因为追求完美的精神世界而走到荒唐的极端，这不免令人遗憾。但人无完人。不过柏拉图却是古代众多学者中唯一因对完美世界的挚爱而走向鼓吹不宽容教义的人。
正如人们知道的那样，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也是他的思想的记录者。
他利用这一优势，随时将苏格拉底曾说过或想过的一切编成对话，这些完全可以被称为《苏格拉底福音书》。
完成这项工作之后，他开始详尽阐释老师的理论中比较深奥难解的观点，并写了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文章来解释它们。最后他开了许多演讲课，将雅典人关于公正和正义的理想传播到了雅典以外的世界。
他在所有这些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全力以赴和无私奉献精神，我们几乎可以将他和圣徒保罗相媲美。但圣徒保罗过着极其漂泊的日子，不停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带到地中海各个地区；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舒适花园的座椅，他让全世界都来向他请教。良好的家世和足以使其独立的财产，让他能做到这点。首先，他是雅典公民，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直接追溯到梭伦。其次，他一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过上优裕生活的财产。最后，他口才非常出众，以至于那些获准在柏拉图大学哪怕只听他讲过几次课的人都情愿长■ 苏格拉底之死途跋涉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年轻人非常像。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是个摔跤赛跑好手，却从未在运动场上取得过好名次。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国外旅行，曾横渡爱琴海，到埃及北部暂短观光，就像他著名的外祖父梭伦在他之前曾做过的那样。但他自从回国后再也没有外出过，在后来的50年内，他在一个景致宜人的花园的阴凉角落里安静地传授他的教义，这个花园位于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柏拉图学园由此得名。
柏拉图最初是一位数学家，但他逐渐转向政治学，并在这个领域为我们现代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础。他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进化是持续不断的。他教导说，人的生命是由较低级向较高级缓慢发展的，世界也从美好的实体发展为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上升为美好的思想。
这种思想写在羊皮纸上倒是不错，但当柏拉图试图制定某些具体原则，以此作为他的理想国的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正义的热情和愿望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不能接受其他的想法。他所谓的共和国一直被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认为是适合人类生存最完美的世界。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共和国，已经并将继续反映那些退伍上校的微妙偏见，他们一直过着有充裕个人收入的舒适生活，喜欢参与政治，对下层社会非常不信任，免得忘了自己的“地位”，并想分享那些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的学者中备受尊崇。在这些人手里，著名的共和国成了他们向宽容开战的非常可怕的武器。
这些知识渊博的学者健忘的是，柏拉图得出其结论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于12、13世纪。
例如，就基督教教义来说，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对于他的祖先敬仰的神灵，他一直深恶痛绝，认为它们是来自偏远的马其顿的粗俗的乡巴佬。他曾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灵的丑恶行径深感羞辱。但当他走向成年，年复一年地坐在他的小橄榄树园子里，被家乡各个小城邦之间的愚蠢争吵越来越激怒，并看到旧的民主理想彻底失败时，他逐渐相信，宗教对平民百姓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他的理想国就会立即陷于混乱状态。于是他坚持认为，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机构应该制定出规范所有公民行为的明确准则，自由人和奴隶都必须遵守这些规范，否则就要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像是对苏格拉底不久前还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这正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一态度变化的原因并不难找，因为苏格拉底扎根于大众，而柏拉图却害怕生活，并且从令人厌烦的丑陋世界躲进了他自己臆想的王国。他当然知道，他的理想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独立的小城邦时代——不论想象的还是实际的——已经过去了。中央集权的时代已经开始，不久，整个希腊半岛就将并入从马里查河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的广阔的马其顿帝国。
但在征服者的巨掌尚未征服这个古老半岛上难以驾驭的民主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诞生了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永远怀念那个如今已消失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一个在当时就已经通晓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并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宝藏的人。他的书成为智慧的温泉，他以后的50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无需绞尽脑汁地学习，就可以从中获得让他们满意的精神食粮。18岁时，亚里士多德离开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在柏拉图学园听课。毕业后，他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返回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一座花园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讲学的学园，它很快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奇怪的是，雅典人对于在自■ 柏拉图学园己的城堡兴建学园之事根本不感兴趣。当时的城邦开始丧失传统的商业重要地位，它所有精力旺盛的市民都搬到了亚历山大、马赛和其他城市。那些留下来的人，或者一贫如洗，或者懒惰成性。他们是老一辈狂暴自由民最墨守成规的残余分子，他们曾是苦难深重的共和国的荣耀，却也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好感。在柏拉图去世10多年后，他最著名的学生又回来了，公开讲授仍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灵威力有限的教义。于是老保守派严肃地摇着头，低声咒骂那个正在将他们的城邦变成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的人。
如果按他们的意愿行事，他们就会把亚里士多德赶出国境。但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因为这位眼睛近视、身体矮胖的绅士以知识和衣着上的良好修养而闻名，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不是一两个雇佣打手就能把他赶出城邦的无名小教授。他不仅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而且和皇子们一起受过教育。更重要的是，他刚完成学业，就被任命为王太子的家庭教师。八年来，他和年轻的亚历山大日夜相伴。这样，他就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保护。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照看周到，以免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受到伤害。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刚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危险中。他回想起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想遭受同样的下场。他像柏拉图那样，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他对民主政府的厌恶和对平民执政能力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当雅典人勃然大怒地赶走马其顿驻军时，亚里士多德便渡过尤比亚海峡，在卡尔基斯住了下来。在雅典再次被马其顿征服，并因其叛乱而受到惩罚之前几个月，他在卡尔斯基离开了人世。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要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为不忠的确切背景可不容易。但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到处都是业余演说家的国度，他的活动必然会和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而且他不受欢迎，是因为他对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的偏见的蔑视，而不是因为他散布了什么会使雅典遭到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
但这已经无关紧要。
独立小城邦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成为他们众多行省中的一个。
然后，所有的争吵结束了，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其臣民自由思考，但前提是臣民不能质疑政治上的某些随机应变原则，因为罗马政权自远古以来之所以能保持安定繁荣，全都有赖于这些原则。
西塞罗同时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和伯里克利的追随者们所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的老一代领袖把他们的宽容建立在某些明确的结论基础之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认真实践和冥思苦想才总结出来的。罗马人则认为，他们不必进行这方面的初步研究。他们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对自己的行为引以为豪。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尤其蔑视空谈。
如果其他人愿意下午在老橄榄树下讨论统治理论或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很欢迎的。
此外，如果外国人的知识有实践价值，那就会受到罗马人的进一步关注。至于哲学探讨，以及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等没有价值的事情，最好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人，好心的丘庇特创造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去摆弄这些不值得正统罗马人关注的东西。
与此同时，罗马人要倾尽全力掌管日益扩大的领土；他们还要训练足够数量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他们的边沿各省，巡查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很大精力，以维持几百个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我们应该将荣誉送给值得送的人。
罗马人工作很精心，他们创建了一个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个很伟大的成就。罗马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上帝或十几个上帝，甚至所有充斥各种神灵的庙宇，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人们选择信仰什么，混居在这个世界性大帝国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施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者人亦待己宽”。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大门内陌生人的事情。即使他们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神灵被亵渎了，也不必跑到官府那里去寻找解脱。“因为，”正如提庇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所说的，“如果这些神灵认为必须补偿他们遭受的损失，他们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正是有了这句不足道的安慰话，法庭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为个人见解之类的问题打官司。
如果一群卡帕多西亚商人决定在哥罗西人的土地上定居，有权力信仰自己的上帝，并在哥罗西镇建造自己的庙宇，那么，如果哥罗西人为了类似的原因而搬到卡帕多西亚人的土地上居住时，他们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力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经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这样一副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多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蛮部落都同样轻视。这可能是正确的。我不能肯定。但事实是在500年中，近乎彻底的宗教宽容一直在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得到了严格维护；而且罗马人发展出了一种统治艺术：以最低限度的摩擦，换取巨大的实际成果。
对许多人而言，太平盛世似乎来临了，相互宽容的状况似乎会持续到永远。
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永远存在。至少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帝国是不能长久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她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尸骨遍布上千个战场。■ 亚里士多德
在近五个世纪中，社会精英们都把精力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庞大的工作中。
最后，副作用出现了。
以一个城市的体力和脑力统治全世界，这项事业拖垮了罗马。
随后，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人们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乡村和城镇住房，拥有了他们曾希望使用的所有游艇和马车。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吃遍了每一样食物，看遍了所有美景，听到了所有妙音。
他们尝遍了每一种美酒，踏遍了所有的地方，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间所有用文字写成的书籍进入了他们的图书室，世界上画得最好的图画挂在他们墙上。全世界最卓越的音乐家在他们吃饭时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就接受最出色的教育。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枯燥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许多人情愿寻找一个体面的机会离开人世。
剩下一种兴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冥想。
然而，旧的上帝已在许多年前死了，聪明的罗马人不会再沉醉在幼儿园对丘比特和米纳瓦的愚蠢赞歌中。
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和昔尼克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所有这些哲学体系都宣扬仁爱、克己、无私和有意义生活的美德。
但它们太空泛了。它们在齐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中讲得倒是很动听，这些书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
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缺乏必要的营养成分。罗马人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因此，这种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的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它们的确是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悦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几乎全都属于上流社会，他们早已经享受到了能干的希腊教师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对普通百姓而言，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却什么都不是。他们也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似乎都是粗俗而愚昧的祖先孩童般的发明。但他们还不可能赶上那些所谓的有智慧的人，还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因此，他们做了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会做的事情：表面上很正规地推崇共和国官方的上帝，实际上却为了寻求真正的安慰和幸福而信仰某些神秘宗教，这些宗教过去两个世纪在台伯河畔的古老城市中受到了最真诚的欢迎。
我上面用的“神秘”这个词源于希腊。它原来意味着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这些男女必须“守口如瓶”，不得把他们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这些秘密只有他们才能知道，而且像大学兄弟会的咒语或海鼠独立教的秘密咒语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然而，在公元一世纪期间，神秘宗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崇拜形式、一种派别。如果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请原谅时间上的小小混淆）已经离开长老会而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他就会告诉他的邻居，说他已经参加“另一个宗教”了。“教堂”、“苏格兰长老会”和“贵族院”是比较新的■ 对立的宗教词语，当时人们还不知道。
如果你碰巧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知道当时罗马的情况，下周六就买一份纽约报纸，任何报纸都行。在这些报纸上，你会看到四五栏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引进的关于新教旨和新神秘宗教的广告，这些广告全都给人们以健康、财富和灵魂永恒拯救的特殊许诺。
和我们的大都市相似，罗马充斥着外来的和本地的宗教。由于罗马的世界性地位，使这一点难以避免。从小亚细亚北部青藤覆盖的山坡上产生了对自然女神的崇拜，弗里吉亚人把自然女神尊崇为众神之母。伴随着崇拜自然女神而来的，是一些不合乎礼仪的感情狂欢。于是罗马当局被迫一再关闭自然女神庙，最后还通过了一项果断的法律，禁止任何宗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鼓励公众喝得酩酊大醉，并做出其他更糟的事情。
埃及这块自相矛盾而又神秘的古老土地，产生了五六个怪诞不经的天神，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的名字在罗马时代就像阿波罗、得墨忒耳和赫耳墨斯一样为人熟知。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几个世纪之前就为世人献上了抽象真理和行为法典的雏形体系。这时他们出于道德考虑，又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外国居民提供了声名远播的艾蒂斯、狄俄尼索斯、俄耳甫斯和阿多尼斯等“神秘宗教”。从道德角度来说，这些神灵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但他们却颇受欢迎。
腓尼基商人在整整1000年的时间里经常去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伟大的上帝巴力（耶和华不共戴天之敌）和巴力的妻子阿斯塔特。为了这位神奇的女神，所罗门老年时在耶路撒冷中心建造了一个“高坛”，使他所有忠诚的臣民大为震惊。在争夺地中海最高权力的漫长斗争中，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一直被公认为是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她在亚洲和非洲的庙宇全被摧毁以后，又以最令人尊敬的基督教圣人的形象回到了欧洲。
但在所有神灵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神，他在军队中极受欢迎。在从莱茵口到底格里斯河源头的罗马边界线的每一堆残砖破瓦下面，都会发现他的破碎金身。
这就是伟大的密斯拉神。
据我们所知，密斯拉是掌管光、空气和真理的古老的亚洲神，在里海低地平原受人崇拜。当时我们最早的祖先占有了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准备在山峰峡谷之间定居下来，这里后来成了人所共知的欧洲。密斯拉给了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人们认为这块土地的统治者之所以能施展权力，完全是依靠他万能的旨意。密斯拉终日处在天火之中，作为天恩的象征，他有时会把一缕天火降在身居高职的人身上。虽然他早已离去，名字也被人们忘记了，但是中世纪那些仁慈的圣人头上的光环向我们提示了一个早在教堂问世1000年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古老传统。
尽管密斯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深受人们的崇敬，但要稍微准确地再现他的一生却非常困难。这是有其原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密斯拉神话的仇恨要比对一般神话的仇恨更甚。他们明白，印度神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因此他们竭尽所能地毁掉一切可能使人们想起他的存在的东西。他们的努力大见成效，所有的密斯拉神庙荡然无存，关于这一宗教的文字证据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个宗教在500年中曾盛行于罗马，就像今天长老会的卫理公会在美国盛行一样。
不过，得益于一些亚洲资料，以及人们对一些废墟的仔细搜索（在炸药还没有发明之前，建筑物不可能被彻底摧毁），我们已经填补了这个空白，现在掌握了关于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密斯拉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密斯拉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出生了。他还睡在摇篮里，附近的几个牧羊人就来祭拜他，还送礼物逗他高兴。
密斯拉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各种怪异的冒险，其中很多冒险使我们想起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使赫拉克勒斯成了希腊孩子们最欢迎的英雄。但赫拉克勒斯总是那么残酷，而密斯拉总是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角逐，把对方打翻在地。但是他胜而不骄，而是宽容大度地和太阳神成为手足兄弟，以至于人们经常将他们搞错。
当罪恶之神意欲毁灭整个人类而降下一场干旱的时候，密斯拉用他的箭射向一块岩石，看啊，泉涌般的水冲向了干裂的土地。当艾赫里曼（这是密斯拉不共戴天之敌、罪恶之神的名字）又想以一场可怕的洪水达到其卑鄙目时，密斯拉得知了此事。他告诉了一个人，让他造一艘大船，把他的亲属和家禽都带上船，这样又把人类从毁灭中救了出来。最后，为了拯救世界，使其不致因自身的各种弊病而遭到恶报，他竭尽了力气，然后又升入天国，永远掌握着正义和公正。
那些想加入密斯拉崇拜行列的人，必须通过一种仪式，必须吃一顿隆重的面包和酒作为礼餐，以纪念密斯拉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享用的著名晚餐。还有，他们必须在圣水前接受洗礼，做很多在我们看来毫无特殊意义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早在1500年前就不见了。
一旦加入密斯拉崇拜的行列，所有虔诚信徒都会被同等相待。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一起唱同一首赞美诗，一同参加每年12月25日举行的庆祝密斯拉生日的节日。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这一天为“星期日”，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天神。他们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以等待末日审判，那时好人会得到公正的报答，而恶人则被投入永恒的烈火中。
这形形色色的神话的成功，以及密斯拉在罗马士兵中的广泛影响，表明了人们对宗教的极大兴趣。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在不停地寻找某种能够满足民众精神需求的东西。
但是在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事。一艘小船从腓尼基驶向佩加城，该城是通往欧洲的陆路起点。在乘客中有两个没有带行李的人。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一人持有罗马护照，还通晓非犹太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旅程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了。
第3章 桎梏的开始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这件事有时被人们作为佐证，来强调基督教思想来源于天国。我并不想争论这个观点，只是想指出，大多数罗马人水深火热的生活和最早期传教士的成功颇有干系，就像困苦生活导致人们喜欢神话寓言一样。
至此，我已向大家展示了罗马图画的一个方面——士兵、政客、企业家和科学富翁的世界，这是些幸运儿，他们住在拉特兰山山坡、坎帕尼亚山脉峡谷和那不勒斯海湾，过着幸福而文明的生活。
但他们只代表故事的一个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却几乎难以看到那种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激发演说家把奥克塔维安比喻成丘庇特的繁荣盛况。
就在那儿，就在那人头攒动、臭气冲天的一排排漫长无边、凄凉悲惨的租赁房屋中，住着的是一大群劳苦大众。对他们来说，生活不过是无休止的饥饿、流放和痛苦。在这些男女的眼里，只有一个朴实的木匠讲的精彩故事才是真实可信的。这个木匠住在大海对岸的一个小村庄，他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换来了每天的衣食，热爱贫苦之辈，因此被冷酷贪婪的敌人谋害了。的确，所有罗马人都知道密斯拉、爱西斯和艾斯塔蒂，但这些神都死了，在千百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人们也只是根据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传闻才知道了他们的事迹。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基督，也就是被希腊传教士称为救世主的人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提庇留大帝统治时期，如果有人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过他的演说。
还有其他人：街角的面包师和邻街的水果贩在亚壁古道旁边的黑暗小花园里曾与一个叫彼得的人说过话；伽百农村的一个渔夫曾去过各各他山附近，在先知被罗马政府士兵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可怕的下午，曾目睹了此事。
如果我们要理解人们为什么突然热衷于新的信仰，就要记住这一点。
正是这种人的接触，正是这种亲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获得了高于其他教义的巨大优越性。耶稣的这种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民众的呼声，并且传到了四面八方。他说的话是否使用与后人完全一样的词汇毫不重要，奴隶们能够理解。他们在崇高诺言面前战栗着，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新希望的光芒。
他们终于盼到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在世界权势面前，他们不再是可怜、卑贱、可恶的生灵了。
相反，他们成了慈父的宠儿。
他们要继承这个世界以及属于它的富足的一切。
他们还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萨姆奈别墅高墙之内骄横跋扈的人所独霸的欢乐。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产生了。基督教是第一个给予普通人关怀的实实在在的宗教体系。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只是想说，在腐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好事情必然会以极快的速度点燃情感烈火，并得到传播。但是除了个别情况外，历史是不关注普通人的精神冒险的，不管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这些卑微的人被整齐地划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当他们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来缴税，并被强招入伍为征服其他民族而战时，他们才会吸引编年史家的注意，受到重视。因此，尽管我们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很多，却对它的创始人知之甚少。这的确很遗憾，因为基督教的早期发展是最值得探讨的历史之一。
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最终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堂，实际上是两个相冲突的利益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这是耶稣亲自教导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的地方主义，由于它的根深蒂固的束缚，使得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疏远了。
说得浅显些，这种地方主义将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专横联系在一起，结果建立了压抑人的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这种统治行之有效，却不合逻辑。
为了理解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保罗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头50年，而且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威胁到了犹太王国的统治者，而不是别人。
耶稣在世时，正在掌权的法利赛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这种鼓动宣传的严重后果，因为它威胁说要对政府的精神垄断提出质疑，而这种垄断只是建立在野蛮的武力基础上的。为了不被赶走，他们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动，在罗马当局还没来得及插手带走他们的对手之前，就把敌人送上了绞刑架。
谁也说不准，假如当时耶稣还活着，将会采取什么对策。他遇害时还没有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也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追随者应该怎样做。
结果证明，这倒成了福音。
由于没有文字形成的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规则汇编，反而使信徒可以自由地遵循其导师的精神，而不是他的法规文字。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那他们很可能会把全部精力用在标点符号之类的迷人话题的讨论上。
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之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趣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他众多教派的覆辙，以精心写成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那些争吵不休的理论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告终。
在过了近20个世纪之后，我们了解了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严重危害，但令人惊讶的是，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像匈奴人和哥特人的侵略一样，罗马当局竟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们当然知道，正是这位东方先知导致了家奴的巨大骚动，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上帝会很快重现，而且许多老人还一本正经地预言地球即将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但这已经不是贫苦阶层第一次为了某个新的宗教人物而疯狂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警察密切关注，贫穷的狂热者就扰乱不了帝国的安宁。
情况就是这样。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找不到诉诸武力的任何机会。新的宗教追随者以一种很值得效仿的方式在做自己的事情。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起初，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旧的主仆关系，但圣徒保罗赶忙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尘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以期在天国得到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也在对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束缚进行抗争，她们得出结论说，基督教是解放、男女权力平等的同义词。但保罗又跳出来，以一连串娓娓动听的字眼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那样将会使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产生疑心；而且他还劝她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这一直是女人的本分。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对法律的极大顺从，很值得效仿，因此对罗马当局来说，基督教传教士可以随意往来，因为他们的说教最符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正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群众表现出来的宽容精神却不如他们的统治者。因为他们贫困潦倒，即使良知准许他们为了必要的财富积累而做出妥协让步，他们也不会成为快慰和富足的品格高尚之人。
古罗马的最下层人，由于数世纪以来沉湎于免费的大吃大喝和职业拳击赛，都毫无例外地遵守着上述法则。起初，他们从那些一脸严肃的男男女女那儿获得了大量粗俗的快乐，这些男女全神贯注地听着耶稣像其他普通罪犯那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而且他们把为那些流氓无赖（他们朝耶稣投掷了无数石头和泥土）高声祈祷看做是自己的责任。
然而，罗马教士对这种新发展却不能泰然处之。
罗马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在某些特定时节举行的隆重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这些钱自然进了教堂主管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抛弃旧的圣地，而投奔另一个不收任何钱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这当然让他们不高兴，不久他们就竭力诽谤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说他们背叛了祖先的上帝，而且为了纪念异邦的先知而进香。
但城市中另一个阶层的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们是些骗子，他们就像印度的瑜伽信奉者和爱西斯、阿施塔尔、巴力、自然女神和阿提斯神话中伟大而唯一的祭司长一样，年复一年地挥霍着偏听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假如基督教建立了一个竞争性组织，为他们自己的上天启示而收取一定的费用，那么巫师、看手相者和巫术师行会是没有理由抱怨的。生意毕竟是生意，预言行业并不在意其他人也干这行。但这些基督徒却出了些该死的主意——他们竟拒绝收取任何报酬，甚至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把无家可归者请到家里住，而这一切竟不收任何钱。这太过分了，除非他们有某些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否则他们不可能这样做。
这时的罗马已不再是自由民的城市了，它是来自帝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失去了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统治大多数人行为的玄奥法则，却总是憎恨那些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对那些无缘无故想过体面而节制生活的人怀有戒心。时常喝上一杯酒、（偶尔）还替别人付钱的好心人的确是好邻居和好伙伴；但自命清高、拒绝去圆形大剧场看斗兽表演、不为在凯皮特林山的街道上游街的一批批战俘而欢呼的人，却成了扫兴的人和大众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贫民居住的地方，这一事件导致了对基督徒第一次有组织的进攻。
一开始有人谣传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命令在首都放火，以便除掉贫民窟，按照他的计划重建罗马城。然而大家知道得很清楚。这是那些犹太人和基督徒干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那幸福的日子，那时天国大火球就会降临，这邪恶的世界将化为灰烬。
一旦这种说法有根有据，很快就会传开。一个老妇人听到了基督徒和死人说话；另一个人得知他们偷小孩，割断他们的喉咙，把血涂在稀奇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没有任何人亲眼目睹这些丑恶的勾当，但这仅仅是因为基督徒太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这次他们终于被当场抓住了，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有多少虔诚的教徒在这一事件中被私刑处死我们毫无所知。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不用说，这场愚蠢的民众性的可怕大发泄自然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高贵姿态是对新信仰的最好宣传。尼禄在短暂而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他在公元68年自杀）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的罗马当局有了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是两码事。
我们很难责怪他们犯下的这种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清晰地表明，犹太教堂其实是一个情报交换所，新信仰通过它传到了世界各地。
要记住，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小心谨慎地遵守着祖先的古老律法，几乎只对犹太听众演讲。他离开家乡只有一次，而且时间很短，但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他的犹太同胞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同胞。他所说的话，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会使普通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有什么细微区别。
耶稣努力想做的实际上是下面这些：他已经清楚地看到各种可怕陋习进入了祖先的教堂，他曾经大声疾呼并有效地和这些陋习做了斗争。但他为之奋斗的只是内部的改革，他从未想过要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人。假如当时有人向他提到这样的事，他会认为这主意荒唐可笑。但就像在他前后的一些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不能再调和的境地。他的过早死亡反而使他免于遭受路德和其他许多改革者那样的命运，这些人本来也只想在“内部”做一点好事，可是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为所属的组织“外部”的一个新团体的首领时，他们陷入了困境。
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这个名字是很久以后才有的）是犹太教一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犹大村和加利利村有几个支持者，而且从未超出叙利亚省的范围。
正是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朱利斯·保罗斯（即圣徒保罗）首先意识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宗教。他那饱受磨难的故事告诉我们，犹太基督徒是如何强烈反对将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希望它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只对他们自己民族的人开放。他们深恨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扬灵魂拯救的人，因此保罗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如果不是他的罗马护照保护而使他免遭被怒火填膺的同乡撕成碎片的话，他肯定会和耶稣的下场一样。
不过还是有必要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罗，把他安全地带到港口城市，再从那里乘船回罗马参加那前所未有的著名审判。
他死了几年之后，他一生经常担心而又不断预言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了，在耶和华神庙的所在地建起了祭祀丘庇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改为爱利亚首都，犹大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罗马行省的一部分。至于当地居民，或者被杀，或者被逐出家园，在废墟周围数英里内，不许有人居住。
这座曾给犹太基督徒带来过许多灾难的圣城终于被摧毁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在犹大内地移民的一些小村子里会发现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穷人”，正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团体的残余。我们可以在15和16世纪的书中不时地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怪诞的教义。在这种教义中，对使徒保罗的仇恨是其宗旨。但公元七世纪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这些所谓的拿撒勒人和爱比恩特人的踪迹。获胜的伊斯兰教徒把他们全杀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无法使历史倒退。
罗马把东西南北聚集在一个大的政治联合体之下，使世界接受一个全球性宗教的条件渐渐成熟。基督教既简单又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因此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密特拉教以及所有其他参与竞争的宗教肯定会失败。但不幸的是，新信仰从未摈弃自身的一些不良特点，而这些特点显然是与其初衷相悖的。
一艘小船曾载着保罗和巴拿巴从亚洲来到欧洲，带来了希望和仁慈。
但另一个乘客也悄悄溜上了船。
它戴着神圣高贵的面纱。
但面纱后面的嘴脸却是残忍和仇恨。
它的名字就是宗教专制。
第4章 诸神的黄昏
早期教会是很简单的组织。一旦人们明白世界末日并不是迫在眉睫，末日审判也不会在耶稣遇难以后立即到来，而且基督徒还要在灾难中煎熬很长时间时，人们就觉得需要某种形式的统治体系了。
最初基督徒（由于他们都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堂集会。当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产生冲突之后，非犹太人就到别人家的屋子里开会，如果找不到足够大的房子容纳所有虔诚（和好奇）的信徒，他们就在露天或废弃的石场开会。
起初这些会议都在星期六举行。但是当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恶化之后，非犹太基督徒便放弃了过安息日的习惯，而把耶稣复活的星期日作为聚会时间。
然而，这些庄严的仪式体现了公众特点和感情特点。没有固定的讲演或说教，也没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就可以在集会上站起来表白内心的信仰。如果我们相信保罗的描述，有时这些虔诚的弟兄“雄辩的口才”会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普通百姓，没受过多少教育。没有人怀疑他们即席良言的真诚，但他们常常过于激动，以至于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教会虽然顶得住迫害，却禁受不住冷嘲热讽。于是，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颇费力气地维持秩序，以抚平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所导致的混乱。
刚开始，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和基督教信仰的民主精神似乎正好是对立的。不过人们最后还是考虑到实际情况，使集会成了固定仪式的东西。
人们以朗读一首赞美诗开始（为的是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合唱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而谱写的赞歌。
唯一预先拟好的演说，是耶稣倾注了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在几个世纪中，布道完全是自发的，只有那些感到心里有话要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但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总是对秘密团体保持警惕的警察开始干涉了，因此有必要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与外界打交道。保罗曾高度评价过领导的才能。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过的小团体比作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颠簸的小舟，如果要闯过怒涛汹涌的大海，就必须有聪明的领航员。
于是虔诚的信徒又聚集在一起，选出了男女执事。他们是些虔诚的男男女女，是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非常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产，还要料理所有日常琐事。
再后来，教会成员越来越多，事务性管理对兼职的执事来说太复杂了，于是选了几位“老者”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称呼是“长老”，现在被称为“神父”。
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政策。于是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负责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不久，帝国的所有大都市都有了主教，安条克、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的主教都是很有权势的人物，他们和当地的军政长官几乎同样重要。
起初，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并死去的地方的主教当然广受尊敬。但自从耶路撒冷被毁以及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荒废的宫殿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总监”代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伟大使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他主教一样，也被称为“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表示热爱和尊敬的一般称呼。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几乎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当人们提到“圣父”时，指的只是一个神父，即罗马的大主教，而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非常自然的发展过程。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没必要再加上“合众国”一词，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或哈佛大学校长、国联主席。“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文件中是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处在皇帝的权势之下。但是在接下来的300年中，由于经常受到外侵内乱的威胁，恺撒的继承人开始寻找更加安全的新国土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在国土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座城市，它叫拜占庭，是根据一个神话英雄拜扎斯的名字而得名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在这里登陆。由于拜占庭位于几条将欧亚大陆分割开来的海峡之畔，控制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商业要道，因此它控制了几个重要的垄断项目，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商业地位，以至于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而打得不可开交。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的。它沦为马其顿一部分不久，就被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现在经过十个世纪的财富积累，这个“金号角”海港中就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人民只能听任哥特人、汪达尔人等野蛮人的宰割。当他们看到皇宫接连好几年空荡荡的，看到政府部门一个接一个搬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守在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时，他们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皇帝走了，留下来的主教成了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皇冠荣耀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继承人。
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新的毫无束缚的机会。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最有智慧的人，这使主教们变成了精明的政治家。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那么急，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抓住机会即可；而不必像其他人那样，因为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而仓促做出决定，最后出错失败。
但最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有一个目标，只向一个目标坚韧不拔地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代表上帝意志的尘世教会更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当野蛮部落的洪水席卷欧洲大陆而毁坏了一切时，当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坍时，当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像垃圾一样冲散时，只有教会仍然坚强地屹立着，它是时代的坚石，更是中世纪的中流砥柱。
然而，虽然最终胜利，但代价却惨重。
基督教起源于马厩，却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它本是以抗议政府发展起来的，但后来自命能沟通人神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普通人无条件地服从教会。这个团体不断地成长，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竟发展成为新的拥有超级神权的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反而成了幸福快乐的公民居住的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既合乎逻辑而又不可避免。下面我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瞻仰圆形大剧场，在被风吹拂的围墙里是一块凹陷的土地，数千名基督徒殉道者作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倒在了这里。
不过，尽管在那里的确发生过几次对新信仰拥护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不宽容无关。
这些迫害全都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大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称自己由于宗教信仰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肆吹嘘和平主义，而且在各种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因此这种基督徒被视为国家的敌人，遭到了应有的处决。
基督徒是按照自己最神圣的信条行事的，可普通的警方法官却不管这个。当基督徒努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性时，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罗马的警方法官毕竟只是凡人。他突然发现自己应召来审判犯人，而犯人的官司在他看来却毫不重要时，他简直不知所措。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的所有争论应采取超然态度；而且他还记得，皇帝的许多敕令曾告诫公职人员，在和新教派打交道时要“策略”些，于是他用了各种手段进行理论。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时，使用逻辑方法也就收效甚微了。
最后，行政长官面临两难的抉择：或者放弃法律的尊严，或者坚持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完全而绝对的服从。但监狱和折磨对那些教徒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还热烈欢呼能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去享受天国之乐。
因此，当局和基督教臣民之间爆发的游击战痛苦而漫长。我们没有全部死亡人数的官方数据。但依照公元三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他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很容易统计出来”。
另一方面，我们只要仔细研究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因此我们不禁会感到奇怪，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究竟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无论我提供什么样的数字，一定会有人指控我是心怀偏见的骗子。因此我保留自己的见解，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只要研究一下德西厄斯皇帝（249～251）和瓦莱里安皇帝（253～260）的一生，那我们对迫害行为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就会有比较清楚准确的结论了。
此外，如果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皇帝这样开明睿智的君主都承认自己很难处理基督教臣民的问题，那么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官来说，他们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那些想尽忠职守的小官们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邻居，因为这些人不能也不愿遵守帝国政府为了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的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同城异教臣民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而是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
公元四世纪后期，格瑞提恩皇帝应罗马元老院基督徒的要求（这些人抱怨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开会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下令把那座矗立在恺撒建立的宫殿长达400年之久的胜利女神像搬走。几个元老曾进行抗议，但无济于事，结果还导致他们中一些人被流放。
这时，一位享有非凡荣誉的忠诚爱国者昆图斯·奥勒留乌斯·塞玛楚斯挥笔写下一封著名的信，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不能和基督徒邻居和平相处呢？我们仰望的是同样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片天空之下。每个人自己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秘太伟大了，通向答案的道路不可能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分析问题并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的政策传统正在受到威胁的人。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的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这次争执引起了世所未闻的关于宽容的最富有才智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斯提乌斯是讨论的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贞不渝。但当瓦伦斯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觉得必须让皇帝明白自己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领域，任何统治者都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道德王国，尤其是个人宗教信仰方面。在那个领域实施强制，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因此，对统治者来说最好是容忍一切信仰，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是项神圣法则，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愿意容忍多种不同的宗教。也只有上帝能够判断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喜欢人们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采用的某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采用的其他礼仪。”
这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没有人听。
这个古老的世界连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迅速崩溃。军队是一群叛乱的外国雇佣军。边境发生了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当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过去几个世纪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轻人发现，自己只有一条晋升之路，而其他路子都被堵死了——这条路就是进教会。作为西班牙的基督教大主教，有望获得以前由地方长官控制的权力；作为基督教作者，只要全身心从事理论方面的研究，就能获得广泛的公众影响力；作为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 逃离罪恶的世界冒险深入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内地，获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平步青云。最后，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主管，还有望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当时最大的地主和最富裕人家的快速致富的领地而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已经看到了本质相同的事情。直到1914年，那些野心勃勃、不想依靠手工劳动谋生的欧洲年轻人几乎都想挤入政府部门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上了军官。他们把持着高级法官的位置，掌握着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指望变得很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足够聪明、勤奋和诚实，就可以过上美满的生活和令人尊敬的晚年。
然后爆发了战争，它把旧社会的封建结构的最后残余涤荡一空，下层阶层掌握了政权。有些前任官员太老了，难以改变一生形成的习惯，便典当了自己的勋章，离开了人世。然而，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无法避免的事实。他们从小接受教育，把做生意当成低下职业，对此不屑一顾。也许做生意是门低贱职业，但他们必须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区。为信念而宁愿挨饿的人总是一小部分，因此大动乱后没过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前任军官和政府官员都心甘情愿地做起生意来，而十年前他们是绝不会涉足此事的。此外，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出生于世代从政的家庭，都习惯于指挥别人，因此他们在新的行当中进展得比较容易，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加幸福和富足。
工商业在今天的情形，正是教会在16世纪以前的写照。
要让一些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拉克勒斯、罗慕路斯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接受一个奴隶出身的朴素牧师的教诲，可不那么容易；然而，这位奴隶出身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正是这些把祖先追溯到赫拉克勒斯、罗慕路斯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轻人所热切盼望的。因此，如果双方都是明智人的话（他们很可能是这样），很快就能学到彼此的优点并和睦相处。因为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事情表面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人类初始以来，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聪明的男女进行统治，而大部分不太聪明的男女则受制于人。这两类人在不同时代分别有不同的名字，其中一方总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则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操纵人类发展事业的神秘法则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披上陈腐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诚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这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隐藏并继续隐藏着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它强调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那些痛恨自己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这一事实的人很容易对这种论点产生反感。他们称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等等。因为他们一直把历史当作令人愉悦的神话故事，因此当他们发现历史也是一门科学（它受制于操纵宇宙其他事物的铁律）时，便大为震惊。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呢。
我个人奉劝他们还是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总有一天才会变得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再是那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结成的联盟。
谁要是怀疑这种观点，就请在我前几页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证据吧。
请他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伟大领袖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教会领袖都出生于古老的异端社会的某些阶层，在希腊哲学家那里受过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教会。当然，他们中有几个人是受新思想的吸引而真心诚意地接受基督教诲的，但大多数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为效忠天国统治者，则是因为后者晋升的机会更多。
就教会而言，它也总是通情达理，并不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动机而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而是极其认真地为所有人做好事。那些向往实际利益和凡尘生活的人，会得到机会在政治经济领域大显身手。对那些情趣不同、对信仰情深义重的人，会寻找机会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以便在安静中深思生存的罪恶，以达到他们认为使灵魂获得永恒幸福必不可少的个人圣境。
起初，过上这种信仰上帝、沉思冥想的生活非常容易。
教会在最初的几个世纪只是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百姓有松弛的精神约束。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并成为一个在意大利、法国和非洲拥有大片肥沃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旧日好时光”，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把时间花在做善事和祷告上。为了重获幸福，他们人为地创造一些条件，再现那种自然形成的生活。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社会在接下来1000年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忠诚的突击队。
对此我们不必惊讶。
濒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拥有古老的文明，而且人们已经筋疲力尽。仅仅在埃及，自从第一批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开始，就有十种不同文化此起彼伏，以不同的方式循环往复。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空虚无聊，人类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益，路旁边成千上万座庙宇和宫殿的废墟就是写照。欧洲年青一代接受基督教，是因为它体现了对生活的强烈期望，激发了他们的精力和热情。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不同的看法。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从“活着”的痛苦中获得盼望许久的解脱。他们沉浸在对死亡的快乐时光的期待中，从他们记忆中的停尸场逃离出去，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而不再理会现实生活。
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改革似乎总能对士兵产生特殊的号召力。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加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此外，他们还明白，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勇士，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第一个把精神落伍者组成了一个简单的组织，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兵。他名叫帕乔米乌斯，是个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加入到一小群隐居者当中，这些人的头目是一个叫安东尼的人，他与帕乔米乌斯来自同一个国家。这些隐居者离开城市，与沙漠上的豺狗和平相处。不过，由于隐居生活往往会产生各种奇怪的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度虔诚的行为，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度日（这给了异教徒极大的笑料，使真正的信仰者伤心欲绝），于是帕乔米乌斯决定把整个运动建立在更加实际的基础上。这样，他就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奠基者。从那时起（公元四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小群隐居者都服从一个首领，称他为“总管”，他可以任命修道院院长管理不同的修道院，把林立的修道院当成了主的堡垒。
帕乔米乌斯死于346年。在他去世之前，他的隐修思想被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斯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借此机会，逃离了现实世界的邪恶和欲壑难填的债主的勒索。
然而，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本性使得创始人的最初计划必须稍做修改。在冰天雪地里，饥饿和寒冷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此外，西方人很实际，作为神圣的东方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表现出来的既肮脏又邋遢的一面，不但不会让他们受到启发，反而让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会这样扪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那些善事有什么用呢？几小群瘦弱的狂热分子住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修，难道寡妇、孤儿和病人就能真的从中受益吗？”
西方人坚持要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更合理些，这一改革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镇人。他叫本尼迪克特，通称为圣人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去上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教灵魂充满了恐怖。他逃到了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禄皇帝时代一座古老的乡村行宫的废墟中。
他在那里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美德的盛名开始传遍整个乡村，希望与他接近的人很快激增，足以组建六七座完整的修道院。
于是，他告别了地牢，成为欧洲僧侣制度的立法人。他首先制定了法律，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的规定的僧侣可别指望过游手好闲的日子，在不做祷告和静思的时候，他们就得在田野里耕作。如果年纪太大而不能干农活了，就要教育年轻僧侣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尽职守，使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在近1000年中独揽教育，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获准教育才能超群的年轻人。
作为劳动的报酬，僧侣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可口的食物和床铺，每天不干活或不祷告的时候还能在床上睡两三个小时。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僧侣们不再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而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为了配得上新的尊称，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修炼自己，继而在传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承担起直接而积极的角色。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个别传教士的劳动必须得到常住居民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侣们扛着铁锹和斧头，带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遥远冰岛的荒野之地。他们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文明的基本要素，而以前大多数人对它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所有教会的最高管理者——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各种各样的人类精神力量。务实的人可以得到机会，使自己有别于他人而名扬天下，正如做梦者能找到丛林静谧深处的幸福一样。没有白做的运动，也没有浪费的事情，它的结果就是■ 七山的罪孽之城权力的增长。不久，如果皇帝和国王不屈尊关注那些自认为基督追随者的臣民的要求，就难坐稳宝座。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颇为有趣，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现实原因的，绝不是（像有时候人们认为的）一时间迸发出来的势不可挡的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残酷迫害，发生在戴奥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
让人倍感奇怪的是，戴奥克里先绝不是借助禁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可是他却遭到了统治者曾遭到的各种非难。他连最基础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迅速走向瓦解。他戎马一生，深知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一体制把边界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了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已逐渐丧失了斗志，变成了爱好和平的乡下人，将白菜和胡萝卜卖给那些本来应该远离边界的野蛮人。
戴奥克里先不可能改变这个古老的体制。因此，为了解决当前困境，他建立了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几周之内就能开赴帝国任何遭受入侵的角落。
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但正如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它需要大笔可怕的开销。这些钱必须以赋税的方式由国内的老百姓缴纳。
不出所料，老百姓群情激愤，大声疾呼，声称再要交钱就家徒四壁了。皇帝答复说他们误解了，并把以前只有刽子手才有的权力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却债务缠身，因此都抛家舍业，蜂拥到城里，或干脆成为流浪汉。然而，皇帝陛下不想半途而废，又颁布了一项解决困难的法令，■ 君士坦丁大帝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已经彻底堕落为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他一纸令下，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变成了世袭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师的儿子一定会成为面包师，即使他们在音乐或典当方面极有天赋；水手的儿子必须在船板上漂流一生，即使他们在台伯河划船会晕船。最后，那些出卖苦力的工人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因此和普通的奴隶没什么区别。
指望一个对自己的能力极度自信的统治者，能够或者愿意容忍一小部分根据个人好恶去遵守或反对某些规定和法令的人继续存在，那就有点儿荒唐可笑了。但是在评价戴奥克里先对基督徒的残暴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已经陷入了困境，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对他的忠诚，这些人只知道在皇帝的庇护下捞取好处，却拒绝替国家分忧解难。
还记得吗？最早的基督徒从未写过任何东西。他们本以为世界随时会毁灭，何必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那十年之内就会被天国大火焚烧殆尽的文学成就上呢？但是新天国并没有出现，基督的故事（经过100年的耐心等待之后）开始被人添枝加叶、改头换面地口口相传，虔诚的信徒变得无所适从了。于是，人们觉得在这方面需要一本权威性的书，便把耶稣的几篇短传和圣徒的亲笔信综合成一大卷书，这就是《新约》。
这本书中有一章叫《启示录》，它里面有关于一座建立在“七山”之上的城市的预言。自从罗慕路斯时代以来，人们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上。的确，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小心谨慎地把他深为憎恶的那个城市称为巴比伦，但帝国官员还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读到了这座城市是“鸨母”和“地球的污点”，说这座城市浸满了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注定要成为所有魔鬼和邪恶灵魂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的鸟类的巢穴，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贬抑词句。
这些言论可以被说成出自一个可怜的宗教狂热者的胡言乱语，他因为想起了过去50年来被杀害的许多朋友而被怒火蒙蔽了双眼。但这些句子是教堂庄严仪式的一部分，要周而复始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因此旁观者自然会认为，这些话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这座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充分的理由产生那样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克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词语日益熟悉起来，这个词就是“异教徒”。起初“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被选定”相信某些教义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这一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正统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教义的人；或者用圣徒的话说，是“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几个仍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指责，因为他们仍然待在基督教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不允许解释他们自己的观点。同样，《新约》中有些话也有伤皇帝的尊严，如“异端邪说是一种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谋杀、叛乱和酗酒”，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出于礼貌，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摩擦和误解又导致了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教囚徒，刽子手杀死了许多基督徒，虽然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克里先陷入了绝望，放弃了皇帝宝座，回到了达尔马提亚马海岸的家乡萨洛尼亚，一心一意地做更有趣的事情——在后院里种大白菜消磨时光。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由于无望通过武力铲除基督教，他决定好好做一笔不光彩的交易，通过给敌人一些特殊好处来赢得好感。
这事发生在313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我们有朝一日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正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教皇、总统、市长等享有“大”称号的人，都要以这个委员会的特定准绳来衡量，那么他们当中站在这个法庭前需要仔细审查的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着长矛，从英格兰的约克郡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他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外甥（一个七岁的男孩），杀了其他一些地位低卑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他在向自己最危险的对手马克辛提乌斯进攻时，为了获得基督徒的支持，他一时间惊慌失措地大加许愿，结果赢得了“摩西第二”的声誉，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他无论生或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他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他至死都在试图通过蒸祭祀羊的内脏来预测未来吉凶。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只是注意到了那部著名的《宽容法》。这位皇帝想通过它来保护可爱的基督教臣民“自由表达个人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公元四世纪上半叶的教会领袖都是些现实的政治家，当他们终于使皇帝签署了这项永远值得纪念的法令时，基督教就从小教派的行列中上升到了尊贵的国教。但他们知道这一成果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也知道，尽管他们想用伶牙俐齿来掩盖它，但终究纸包不住火。“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西奥多修斯皇帝说，“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和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站在你这边，打倒你的敌人。”
在过去20个世纪的历史中，双方还有过其他交易。
但是这种无耻的妥协在历史上很少见，他正是这种妥协使基督教登上了权力顶峰。
第5章 囚禁
当帷幕最后一次落在古代社会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本该有更好的命运，但却过早地死去了，并且背着一个没人喜欢的“叛教者”的称号。
我指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他于331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首都。337年，他那声名显赫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立刻扑向他们共有的遗产，像饿狼般打成一团。
为了除掉那些可能要求分享遗产的人，他们命令杀死住在城里和附近的皇亲。朱利安的父亲就是受害者之一。他母亲生下他几年之后就死了。这样，他在六岁时就成了孤儿。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与他在一起读书，学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宣扬基督信仰的好处，由和蔼但却平庸的尤斯比乌斯主教授课。
这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远些，免得引起别人注意，重蹈拜占庭小王子们的厄运。他们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生活虽然单调乏味，却使朱利安有机会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卡帕多西亚山民是朴实人，仍然信仰他们祖先的神灵。
在那里，朱利安根本没有机会担任什么要职。当他要求专心做研究时，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米迪亚，那是少数几个还在教授古希腊哲学的地方之一。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完全放弃了从尤斯比乌斯那儿学到的知识。
然后他获准去雅典，打算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圣地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也被暗杀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唯一在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乌斯，想起只有他和他的堂弟——朱利安这位小哲学家是皇族中至今仅存的两个男性，便派人把他接回来，亲切地接待了他，还以极度的善意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嫁给他，并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看来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了比辩论更实用的东西。357年，阿拉曼尼人威胁法国，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击垮了他们的军队，还巧用计谋把默兹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省份。他住进了巴黎，在图书室重新装满了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书。尽管他生性严肃，这回却很高兴。
当这些胜利的消息传到皇帝耳朵中时，希腊却没有点燃庆祝的火焰。相反，他们制定了除掉对手的周密计划，因为朱利安有点儿太成功了。
但朱利安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一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客气地请他回去，但回去就要斩首），便闯入他的宫殿，当即宣布他为皇帝；同时还四处宣扬道，如果朱利安拒不接受就杀死他。
朱利安是个明智的人，他接受了这种拥戴。
即使是那时候，罗马的道路仍然秩序井然。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岸。但是在他到达首都之前，他获悉堂兄君士坦丁乌斯驾崩了。
就这样，一个异教徒又当上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朱利安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奇怪的是，像他这样聪明的人竟然认为，已经逝去的东西可以借助某种力量复活；只要重建卫城的废墟、在荒芜的学园树林里重新住上教授、教授们穿着过时的宽外袍并相互用五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在世界上消失的语言交谈，伯里克利时代就可以复苏。
然而这正是朱利安想做到的。
在他执政的短暂两年时间里，想努力恢复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的古老科学；想重新点燃对僧侣统治的世界的研究热情，这些僧侣目不识丁，认为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都包括在一本书里，独立研究和调查只会导致信仰丧失和使地狱燃起烈火；还想重新点燃具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生活乐趣。朱利安四面楚歌，许多比他更坚忍的人也会被这些反对之声逼入疯狂绝望的境地。至于朱利安，他在这种情况下快要崩溃了，但他至少暂时奉行了伟大祖先的开明原则。安条克的基督教众向他投掷石块和泥土，但他并没有惩罚这座城市。头脑迟钝的僧侣想激怒他再次掀起新的迫害■ 荒废的寺庙悲剧，而朱利安皇帝却一再告诫官员们：“不要再有人流血牺牲了。”
363年，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朱利安奇怪的一生。
对于这位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了。
如果他活得再长一些，他的宽容和对蠢行的憎恶会将他变为当时最专横的人。如今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能宽慰地回忆起在他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见解而被处死。可是对他的这种仁慈，他的基督臣民却报之以永恒的仇恨。他们夸张地说是皇帝自己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士兵）射死了他，还精心谱写了赞歌来颂扬凶手。他们造谣说，朱利安死前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认了基督的权力。为了诋毁这位一生过着俭朴严谨生活、全心全意为自己臣民谋取幸福的正人君子的名声，他们挖空心思地把公元4世纪盛行的污言秽语全都泼向了他。
朱利安被抬进坟墓之后，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诩为帝国真正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摧毁残存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每个偏僻角落的反对势力。
在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兄弟联合执政的364～378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罗马人向旧天神祭献牲畜。于是异教教士被剥夺了收入，必须另谋生路。
但这些规定和狄奥多斯皇帝颁布的法律相比还算是轻的。他规定，所有臣民不但要接受基督教义，而且只能接受“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他自己则成了天主教的保护者，天主教垄断了人们所有的精神思想。
这项法律颁布之后，所有仍■ 新世界的帝国然坚持“错误观点”的人，仍然坚持“疯狂的异端邪说”的人，仍然信仰“可耻教义”的人，都要自食拒不服从法律的后果，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死。
从那以后，旧世界快步走向了最后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一座都不见了，不是被需要石头的建筑商拆去建造桥梁、街道、城墙和水利工程，就是被重新改造为基督徒的集会场所。成千上万座从共和国建立时开始积累下来的金制和银制神像，不是被公然没收，就是被偷盗，即使侥幸残存下来的也被打得粉碎。
六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尊崇的亚历山大的塞拉佩雍神庙被夷为平地。有一所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然保留着，继续教授和解释古代哲学，结果吸引了大批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学生。亚历山大的主教下谕不许关闭这所大学，但教区的僧侣自行其事。他们闯入教堂，私刑处死了最后一位伟大的柏拉图学派的教师西帕蒂娅，把她大卸八块扔到了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丘庇特的庙宇被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经典《预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由著名主教图尔斯统治的高卢，旧天神被宣布为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旧神的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如果边远乡村的农民偶尔起来保卫自己敬爱的神庙，这时军队就会开来，用残暴武力平息“撒旦的叛乱”。
在希腊，破坏进行得慢一些。但是到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禁止。希腊国家这一生活中心（从未间断地进行了1170年）一终止，其他事情就更容易被扼杀了。哲学家一个接一个地被驱逐出境，最后查士丁尼皇帝一纸令下，雅典大学也被关了，维持其运转的基金被没收。最后七位教授失去了谋生之路，逃到了波斯。波斯国王乔思罗斯倒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过着宁静的晚年生活，玩一种叫“棋”的新颖神奇的印度游戏。
公元五世纪上半叶，克里索斯托大主教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著作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和荷马（更不必说被所有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被扔在阁楼和地窖里，被世人遗忘了。600年之后，这些人才重见光明；在此期间，人们只能听凭神学家的任意摆布。
这就像一种奇怪的节食，但（按医学行话讲）并不平衡。
至于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敌人，却陷入了多重困境。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神灵烧香祭奠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很容易被制服的。他们是异教徒，法律则支持基督徒。但要命的是，东哥特人、阿拉曼人和朗巴族人为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斯关于基督真实面目的观点是否正确，而住在同一城市的阿里乌斯的死对头阿忒那修斯是否错误（或正好相反）而争得面红耳赤；朗巴族人和法兰克人就基督与上帝“并非同类，只是相像而已”这个问题争执不休；汪达尔人和撒克森人为尼斯特尔所说的圣母玛丽亚是“基督之母”而非“上帝之母”是否正确而打得不可开交；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耶稣是否具有半人半神的二重性而互不相让——所有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义的野蛮人虽然在观念上不幸误入歧途，但他们还是教会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不能以一般的诅咒和永恒的地狱炼火去惩罚他们。
他们必须用婉言说服，指出其错误，将他们带回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首先有明确教会宗旨，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而必须抛弃的。
由于人们要求把各种各样的信仰统一起来，因而导致了那次■ 竞相匹敌的监狱著名的集会，即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或“全世界基督教大会”。自从公元4世纪中叶以来，这种大会就不定期地召开，以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教义带有异端邪说的萌芽，要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第一届大会于325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56年后，第二届大会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三届大会于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大会连续在查尔斯顿开了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届大会于869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但是从那以后，大会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某个西欧城市召集。因为至公元四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了一个事实，即皇帝虽然有召集这种大会的权力（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可是权力强大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尽管我们不知道是谁主持了第一届尼西亚会议，但后来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这些神圣会议达成的决议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可以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气候更宜人的地方去看看。
宽容与专制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方认为宽容是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诋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表现。我并不想从纯理论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承认，当教会的支持者在辩解对所有异教徒的残酷镇压时，倒是说得头头是道。他们说：“教会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或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律和规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凡是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发誓要尊敬总指挥，并遵守法律。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就要自食其果，从教会滚出去。”迄今为止，这些都是非常正确合理的。今天，一位牧师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教义，可以改信卫理公会，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 异见者而不再信仰卫理公会的教义，还可以改信唯一神教、天主教或犹太教，也可以改信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世界广阔，大门敞开着，除了他饥肠辘辘的家人，别人不会反对他。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无限商机的时代。
而公元5世纪的世界却没有这么简单，当时罗马主教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们当然可以去波斯或印度，就像许多异教徒那样。但路途遥远，生还的机会渺茫，而且还意味着永远与家人分别。
最终如果一个人真的认为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对他而言说服教会稍微修改一下教义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想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像一群数学家因为对x的绝对值难以达成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自以为是和专制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如果有人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分辨孰对孰错”，并以此为依据来倡导宽容的话，还会有生命危险；因此他们通常会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书本中，而能够理解他们意思的聪明读者却不会有几个人。
第6章 生活的纯洁
这里讲一个在历史书中并非离题的数学小问题。
把一根绳子绕成圈，如图所示：
在这个圆圈中，各条直径当然是相等的。
AB=CD=EF=GH，等等，以此类推。
但是，轻轻地拉绳子两边，圆圈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的平衡就会被破坏，各条直径变得参差不齐。AB和EF被大大缩短，其他线，尤其是CD却变长了。现在把数学问题引申到历史问题中来。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先假定：AB代表政治；CD代表商业；EF代表艺术；GH代表军事在图I中，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都一样长，对政治的关注与对商业、艺术和军事的关注是相同的。
但是在图II（它不再是完美的圆圈了）中，商业受到了特别优待，其代价是政治和艺术几乎完全销声匿迹，而军事却稍有发展。
或者使GH（军事）成为最长的线，而其他方面则趋于消亡。
你将会发现这就是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灵巧钥匙。
我们就用它来试一下希腊吧。
在短时间内，希腊还能够保持各行各业的完美圆圈。但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愚蠢争吵很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于无休无止的内战耗尽了整个国家原本阔绰的精力。士兵们不再被用来保卫国家抵御外来侵略。他们奉命向同胞开火，因为这些人投了另一位候选人的票，或者提出了希望有更好的赋税法等观点。
商业作为这类圆圈中最重要的直径，第一次感到了无法伸展，到完全走投无路时，便逃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因为生意在那里更加稳定。
贫穷从城市的前门进来，艺术便从后门溜走了，从此不再露面。资本也乘坐周围100海里以内最快的船逃走了。由于知识等智力活动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好学校也难以为继。最优秀的教师匆匆逃奔到了罗马和亚历山大。
剩下来的都是一群二流公民，他们靠传统和常规生活着。
这都是因为政治这条线的增长超出了比例，完美的平衡的圆圈遭到破坏，其他线，如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几乎不见踪影了。
如果把这个圆圈的问题应用于罗马，你就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条在不停地增长，直到其他所有线条都被挤掉了。于是，筑成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条细细的直线，也就是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如果你把中世纪教会的历史简化成这种数学问题，就会发现下面的情况。
最早的基督徒曾经极力使自己的行为保持为完美的圆圈。也许他们忽略了科学的直径，不过既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也就不要指望他们会过多地关注医学、物理或天文。有用的科学对于这些只想为末日审判做好准备、并认为尘世只是通往天堂前厅的男男女女来说，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
但对于基督的其他虔诚的追随者而言，他们却在想方设法（尽管很不完备）要过好日子。他们勤奋而仁慈，和善而诚实。
然而，当众多的小社团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强大组织时，旧的精神圆圈的完美平衡就被新的世界性责任和义务无情地破坏了。半饥半饱的木匠和采石工人的信仰是建立在贫穷和无私的原则基础上的，要他们遵守这样的信条还很容易。可是罗马皇位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和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财主却不能像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某些外省城镇的小执事那样过简朴的生活。
或者用这一章的圆圈术语来讲，代表“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径伸展得太长，而代表“谦卑”、“贫穷”、“无私”和其他基督教基本美德的直径却日益缩短，甚至微乎其微了。
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在谈到中世纪的愚昧时总带着一种包容态度，知道他们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之中。的确，他们在教堂里点蜡烛，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起居，没有什么书，甚至不知道如今小学和稍好些的精神病院里教授的东西。不过，知识和智力是全然不同的东西，这些优秀的自由民很聪明，正是他们建立了我们现在仍在采用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如果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其他人对教会的恶毒诋毁束手无策的话，我们评价他们时还是留点情吧。他们至少对自己的信念还是充满勇气的，他们会与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作战，完全不考虑个人幸福和舒适，以至于在断头台上结束自己的一生。
除此之外，我们不能提更多的要求了。
确实，在公元后1000年中，很少有人为自己的思想而牺牲。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教会对异端的反感不如以前强烈，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无暇顾及那些相对无害的持不同观点的人。
首先，在欧洲许多地方，奥丁神和其他异教神仍然是最高统治者。
其次，发生了一件很不妙的事，它使整个欧洲几乎面临毁灭。
这件“不妙的事”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新先知，一群追随真主“安拉”的人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我们在孩提时代读到的充满了“异教徒”和土耳其人残酷恶行的文学故事，容易使我们认为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
其实，这两个人属于同一个种族，说同一个语系的方言，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1000年前就矗立于波斯湾畔的祖籍。
然而，这两位伟大导师的追随者虽是近亲，却一直相互仇视，彼此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2个世纪还多，至今尚未结束。
现在再做“假如”的猜想毫无意义，但的确曾有那么一段时间，罗马的死敌麦加差点儿接受了基督教。
阿拉伯人像所有沙漠民族一样，把大量时间用在放牧上，因此有充裕的时间沉思默祷。城里人可以从终年不断的乡镇集市中获得乐趣，而牧民、渔民和农夫却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需要某种比热闹和刺激更实际的东西。
阿拉伯人在寻求救赎的过程中，尝试过好几种宗教，不过他们明显偏爱犹太教。这很容易解释，因为阿拉伯到处都是犹太人。公元前10世纪，索罗门国王的大批臣民因为对沉重的赋税和统治者的专制感到不满，逃到了阿拉伯。到了500年后的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征服犹大国时，大批犹太人再次涌向南部沙漠地带。
犹太教由此为人们所熟知。而且犹太人只追求唯一真神，这与阿拉伯部落的志向和理想完全一致。
任何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麦地尼特从《旧约》的一些章节中借用了大量智慧。
以实玛利（他与母亲夏甲一起埋葬在阿拉伯中部的至圣所）的后裔并不敌视拿撒勒的年轻改革者的思想。相反，当耶稣说只有一个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时，他们也热切地接受了他的说法。他们不愿意接受拿撒勒木匠（耶稣）的追随者大肆宣扬的那些奇迹。至于耶稣复活，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不过他们总体还是倾向于这一新信仰，愿意给它一席之地。
但是，穆罕默德在一伙基督教狂热分子手里吃了大苦头。这些缺乏判断力的人，没等他开口，就斥责他是骗子和伪先知。这件事再加上迅速广为流传的认为基督徒是崇拜三个而不是一个上帝的偶像崇拜者的说法，终于使沙漠居民放弃了基督教，并宣布自己更喜欢麦地那那个赶骆驼的人，他对他们只讲一个上帝，■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而不是搬出三个神来糊弄他们，一会儿合为一个上帝，一会儿又分为三个，全凭当时形势和官方教士的利益而定。
这样，西方世界便有了两种宗教，它们都宣称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神，而把其他神说成是骗子。
这些观点上的冲突很容易导致战争。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
在不到12年的时间里，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成为大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到656年底之前，整个北非沿海都把安拉奉为神圣主宰。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地中海变成了伊斯兰教的一个内湖，欧洲和亚洲的一切交往都被切断了。直到17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一直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教会不可能把教义传到东方。它希望保住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它选中了德国、巴尔干半岛诸国、俄罗斯、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作为进行深入精神开发的肥沃土地，这项工作大获成功。偶尔也有像查理曼那样强悍的基督徒，虽然为了教会的利益，却用暴力手段屠杀了更喜欢异教神而不是外来上帝的臣民。不过，基督传教士大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是诚实的人，宣讲的东西简单明确，所有人都能理解，而且为充满流血、斗殴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某些秩序、整洁和仁慈的因素。
虽然前方进展顺利，但是教会帝国内部却诸事不顺。（用本章开头的数学来讲）世俗的线条不断变长，直到最后教会的精神因素完全从属于纯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虑；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增加，对以后12个世纪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是土崩瓦解的某些因素已经显现，老百姓和教士当中的智者也看出了这一点。
现在北方的新教徒把教堂看成一座房子，每七天中有六天空荡无人，到了星期日人们去那里听布道和唱赞美诗。我们知道一些教堂有主教，这些主教偶尔在城里开会，那时我们周围就会有一群衣领翻到后面的和蔼的老绅士。我们可以从报纸上得知他们已宣布提倡跳舞或反对离婚；然后他们又回到家里，我们的生活依然平静而幸福，没有任何干扰。
我们现在极少把这种教堂（即使它是我们自己的教堂）与我们的生死以及所有活动相联系。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候，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组织，它会呼吸，也存在着，用国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各种办法决定人的命运。第一批从慷慨的诸侯那里接受馈赠土地并放弃了古老的贫穷理想的教皇，很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个政策会导致的后果。起初，基督的忠诚追随者向圣徒彼得的后继者赠送一些世俗礼物似乎很有益而且合情合理。然而，从约翰·奥格罗斯到特莱比赞德、从迦太基到乌普拉沙，到处都有复杂的监督管理体制。想想还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和抄写员，更不用说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都要住房、穿衣、吃饭。还有横穿整个大陆的信使的费用，今天去伦敦、接着从诺夫哥罗德返回的外交使臣的旅行费用，以及为了保持教皇信使与世俗诸侯在一起时穿着体面、平起平坐所必需的总开支。
即使是这样，回顾一下教会本来代表什么，想想如果环境再好一些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发展似乎是极大的遗憾。因为罗马很快变成了一个超级国家，而宗教色彩却只剩下一点点了，教皇则成了一位世界专制君主，控制着西欧各国的命运。与他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反而显得温和大度。
就在教会似乎成功在望时，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对教会统治世界的野心是致命的一击。
主的真正精神又一次在民众中崛起，这对于任何宗教组织都是很不舒服的事。
异教徒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
一旦出现人们可能反对的单一信仰统治，就会有持异见者。他们的争执与教会一样古老，它使欧洲、非洲和西亚在数世纪内成了相互敌视的阵营。
但是多纳特斯教派、撒比利乌教派、莫诺菲赛特教派、摩尼教派和尼斯特里教派之间的血腥争斗本书是不会讨论的。一般来讲，阿修斯的追随者的不宽容与阿塔那修斯信徒的不宽容都是一样的。
此外，这些争执总是围绕着一些模糊的神学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已经被逐渐遗忘了。我可不想把它们再从羊皮纸的坟墓中挖出来，也不想耗时费力地写出一本书来挑起神学的战火。我写这些只是想告诉子孙后代自由的信念，他们的祖先曾不惜牺牲为之奋斗。我还想告诫他们，不要养成教条主义的独断专行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已经导致过去两千年来许多沉痛的灾难。
可是到了13世纪，情况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的异教徒不再只是持不同见解的人，不再只是为《启示录》中哪句高深的话的误译或《圣约翰福音书》中哪个神圣字母的拼写错误而固执己见。
相反，他成了某些思想的斗士，在提庇留当政时期，一个来自拿撒勒村庄的木匠曾为之而死，而且，他站在那里，似乎他才是唯一真正的基督徒！
第7章 宗教法庭
1198年，塞格尼公爵罗太里奥继承了他叔叔保罗在几年前才得到的崇高荣誉，以英诺森三世之名登上了教皇的宝座。
他是所有曾经入主过拉特兰宫的人当中最显赫的。他就任教皇时37岁，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秀学生，富有而聪明，精力充沛而抱负远大，善于使用权力，因此可以自称“不仅掌握着教会，还左右着整个世界”。
他把驻罗马的总督赶出了罗马城，再次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地区，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只好完全放弃了他在阿尔卑斯山那一侧的领地。通过这些，他使意大利摆脱了德国的掌控。
他组织了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这次东征从未到过“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屠杀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抢走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由于他们的行径令人发指，以至于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无不担心被当作亡命徒绞死。英诺森三世的确表示过，不赞同这些残暴行径，它们使得少数德高望重的基督徒感到厌恶和绝望。但英诺森是个务实的人。他很快就接受了不可更改的事实，让一个威尼斯人去顶替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空缺。通过这个聪明策略，他使东正教再次处于罗马统治之下，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随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也表现出了极深的造诣和圆滑的策略。
在经过近1000年的犹豫之后，教会终于开始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件神圣的事，必须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真正生效。当法国的菲利普·奥古斯丁和莱昂的阿方索九世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时，他们很快就得到教皇的警告，要记住自己的职责。他们都小心处世，立即遵从了教皇的旨意。
甚至在北方高地，尽管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准确无误地意识到谁是他们真正的主人。国王哈康四世（海盗同伙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他的统治范围除了他所在的挪威之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但是他在旧天主教堂加冕之前，必须向罗马法庭交代清楚自己复杂的身世。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
保加利亚国王一味屠杀希腊战俘，有时还会折磨拜占庭的皇帝，因此他对宗教思想根本不感兴趣，但他还是赶赴罗马，谦卑地恳求当教皇的仆人。在英格兰，几个贵族想用一些规则来约束他们的国王，但教会却粗暴地声明他们的宪章无效，因为“它是依靠武力获取的”；接着，他们又因为起草了那份著名的《大宪章》而被逐出了教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英诺森三世对那些敢于质疑教会法律的朴实的纺织工和目不识丁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敢这样去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所有异端邪说都是令人极其费解的。
异教徒几乎都是贫苦大众，没有搞宣传的天赋。他们偶尔会写几本拙朴的小册子阐述自己的见解，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但它们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密探发现，并被立即销毁。因此我们只能凭借异端邪说的审判记录中的线索，以及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向虔诚信徒揭露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新的撒旦阴谋》的文章来了解大多数异端学说。
结果，对这些人我们通常会得到较复杂的印象：他们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空地窖里，拒绝接触崇高的基督食物，坚持只吃蔬菜，只喝白水，对女人避而远之，叨唠着救世主第二次下凡的奇怪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由于恶意攻击万物的既有规律而让他们体面的邻居感到厌恶。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令人讨厌，而那似乎正是自命不凡的人应有的下场。
没错，很多异教徒是以非神圣的热情去追求神圣生活的。他们脏得像个魔鬼，臭气冲天，那些关于真正基督生活的怪诞思想通常会把他们家乡的平静生活搅乱。
不过，我们还是要赞扬他们的勇气和诚实。
他们可能所获无几，却失去了一切。
结果呢，他们失去了一切。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有序化。最后，甚至那些根本不相信组织的人如果想有所成就，也必须成立一个“无组织促进会”。喜爱神话、沉湎于感情的中世纪异教徒也不例外。自我保护的天性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在自己神圣教义的外面裹上了两层玄奥神秘的礼拜和礼仪来做掩护。
但是，大多数忠诚于基督教会的人却不能区别这些不同的组织和教派。他们把所有异教徒混为一谈，称他们是肮脏的摩尼教徒或其他不恭的东西，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这样，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我当然不是指一个有明确纲领的政党，就像数年前在俄罗斯帝国确立了统治地位的那个政党。我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如今人们也用它来诅咒所有的敌人，包括从收房租的房东到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的电梯工。
对于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来说，摩尼教徒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可是由于没有真凭实据对他进行审判，所以就指控他为异端。这个方法和一般的法庭审判相比，既不怎么引人注意，也比较快，不过它常常稍欠准确，导致了大量的冤案。
在可怜的摩尼教徒的案子中更应指责的是，这个教的创始人是个名叫摩尼的波斯人，他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他是个历史人物，于公元三世纪前25年出生在一个叫艾卡巴塔那的镇子里，他父亲帕塔克是那里很有钱财和影响的大人物。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采斯雯受过教育，他青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就像如今的纽约，具有国际性、语言混杂、人性虚伪、不信上帝和追求实利，并充满空想。在从四面八方赶来两河流域大商业中心的人群中，各种异端、宗教和教派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摩■ 普罗旺斯尼倾听着各种传教士和预言家的言论，把佛教、基督教、密特拉教和犹太教融合在一起，再掺上一些古巴比伦的迷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如果不考虑摩尼教徒有时会把摩尼教义推向极端，那么可以说摩尼只是复苏了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上帝和坏上帝。坏上帝总是与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古代的万恶之神与《旧约》中的耶和华相联系（于是耶和华变成了摩尼教的魔鬼），把洪福之神和四福音书中的“天父”相联系。而且（这里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身躯是天性邪恶卑鄙之物，所有人都应该不断磨砺躯体，严格遵守节食和行为规范，以摈除自己的世俗野心，不至于沦入万恶之神的魔掌，不被炼狱烧为灰烬。结果，他恢复了一大批禁饮禁食的规矩，只让追随者喝凉水、吃干菜和死鱼。这后一项教义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吃惊，不过教徒们一直认为，海里的冷血生物对人的不朽灵魂的损伤要比陆地上的热血亲族小一些，这些宁愿死也不愿吃一块牛排的人，吃起鱼来却津津有味，毫无愧疚感。
摩尼轻视女性，这表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主张人类走向消亡。
至于对最初由犹太派创立、由施洗约翰发起的洗礼以及其他仪式，摩尼则深恶痛绝；因而想入教的人不必将身体浸入水中，而是行按手礼。
25岁时，这个怪人开始向全人类解释他的思想。他首先来到印度和中国，在那里非常成功。然后他返回家乡，想把他的教义的祝福带给自己的同胞。
但是波斯教士们开始发现，摩尼教那些超凡脱俗的教义的成功使他们丧失了许多秘密收入，于是转而反对摩尼，要求处死他。起初，摩尼受到了国王的保护，但是老国王死后，新国君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于是摩尼被交给了教士阶层去处置。他们把摩尼带到城墙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剥了他的皮挂在城门上示众，以警告那些对这个艾卡巴塔那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由于和当局的激烈冲突，摩尼教自身也分崩离析了。但是这位预言家的思想火花却像众多的精神流星，在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土地上传播开来，在以后很多世纪里在朴实贫苦的百姓中继续产生着巨大反响，他们不自觉地捡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细审视，发现它们很合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具体是在何时以及怎样进入欧洲的，我也不清楚。
很可能它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来到欧洲，然后翻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那里，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凯瑟利”，也就是“过纯洁生活的人”。这一让教会苦恼的教义迅速蔓延，以至在整个西欧，“凯赞”或“凯特”成了“异端邪说”的同义词。
不过，请不要认为“凯瑟利”是一个固定教派，根本没人试图建立一个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人却仍然坚持自己是基督教会的虔诚信徒。这使这种特殊形式的异端邪说非常危险，而且难以察觉。
对于普通医生来说，要是某些病菌的体积大得在地方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到，那么由这种病菌引起的疾病是比较容易诊断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