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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5 23: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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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建强,杨钢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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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视角下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研究

市场化视角下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试读:

前言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对当前处于复杂形势中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开启了国有企业发展的新篇章。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指导意见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

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大,数量多,历史遗留问题繁杂,既得利益集团众多,国有企业改革任重道远。但只要沿着市场化的道路前进,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中国的国有企业就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辉煌。吴建强2017年6月第一章资源配置方式研究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三种经济形态。自然经济以相对分散的个体为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分配资源。计划经济体制是在一国范围内,通过计划方式分配资源。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历史实践证明,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关。市场配置资源是最为有效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就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进行。一、资源配置的三种方式

按照资源配置方式内容的不同,可将资源配置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其中,自然经济以小生产者为主,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一)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是指在生产力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条件下,物质资料再生产在一个经济单位内实现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自然经济不依赖市场,其生产的目的在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本身,所反映的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是直接的个人间的关系。自然经济表现为以人力或人力加手工工具为基础的个体劳动,劳动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

在自然经济阶段,社会分工不发达,物质资料的生产局限在狭窄的范围或地域内,生产关系横向联系不多,商品货币关系位于从属地位,人与人的关系较为直接。自然经济主体是相对分散的个体,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二)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是指国家对生产、资源分配及产品消费等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由行政指令性计划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和组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单向的命令—服从关系,资源配置的重大决策全部由政府做出;二是政府规定各企业和产业部门的指令性生产指标,把相应的资源分配到各企业和产业部门;三是统一规定投入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包括劳动工资、资金利率和产品价格等;四是没有考虑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计划成了微观经济组织主要的导向信号,企业围绕计划被动经营和生产。

计划经济的实施主体是政府,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的管理者,而且还是微观资源配置的直接指导者,并成为实际上的利益掌控者。不仅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种资源由政府直接安排,而且连企业自身也成为政府配置的对象。在这种体制下,个人与企业失去了自主决策权,其自身利益的实现依赖于政府的决定。

计划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集中社会经济资源办大事,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协调经济发展,可有力保证投资的指定方向。但总体而言,这种传统体制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生产效率低下,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计划经济进行反思,对计划与市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所引导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注重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企业或个人按照市场竞争原则自主调节资源的配置,政府不进行指导和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信号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资源配置通过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动实现。市场经济使市场主体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资源的配置,将可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资源要素分配到经济效益好的环节中去,保证社会总供求达到均衡状态。

市场经济有三个特征:

1.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

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市场交换完全是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增进了公共福利,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市场经济明确了所有权关系

市场经济明确了所有权,所有者能根据需要自由处置自己的物品,使得生产者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生产和交换能够顺利进行。

3.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了价格的调节作用

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利益,为了得到好的经济效益,企业会主动地把资源投放到价格高的产品生产上。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经历了艰难的探索,最终选择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在中国行不通,市场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一)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1)计划经济采取以生产能力为出发点的行政化指令方式,忽视了市场需求。在计划指令下,由于缺乏市场价格和竞争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2)计划经济依靠政府行政指令的强制约束力推动,资源配置结果与个人和企业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无关,经济主体工作缺乏积极性,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率。(3)计划经济通过计划的方式分配资源,由于计划者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所了解的信息有限,其决策往往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偏差。(4)计划经济以行政指令为主,官本位思想严重,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而且容易产生条块分割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5)计划经济干预价格,使价格反映的信息失真,容易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计划经济所导致的价格扭曲,阻碍了市场的发育,减缓了经济的增长。(二)市场经济能使资源配置最优化

1.市场经济能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引导人们进行生产和消费,从而实现准确的生产数量和种类。通过市场价格,人们可以了解资源的稀缺程度,并使资源分配效用达到最大。价格信号实际上反映了资源的边际收益,它引导资源所有者的偏好。由于资源边际收益由资源边际生产率决定,因此资源会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产业。

2.市场经济有利于反腐倡廉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配置资源通常更加公开透明,便于接受公众的监督,个人主义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在阳光下难以生存。

3.市场经济倡导公平竞争

市场竞争实行优胜劣汰,如果产品不符合消费者的要求,就会被淘汰。在激烈竞争中,商品与服务的品质得到提升。

4.市场经济有助于企业创新

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企业和产业必须不断创新,才能吸引各类资源。资源在选择流向的时候,会遵守比较优势规律,从而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使整个社会充满创新的活力。

5.市场经济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在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下,由于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作用,一般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在我国,“去产能”之所以会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不高,在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模式下,很多项目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在投资,导致企业效益低下,投资收益差,甚至严重亏损。(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缓解中央财政困难,国家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在当时的情形下,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始显露。经济发展中政企不分、忽视价值规律、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等现象,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影响了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使得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加快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报告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通过市场来调节。该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开始注重市场的调节作用,这对于以单一的指令计划为特征的传统经济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突破。

2.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指出改革计划体制,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的论断使我们在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上有了重大突破,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束缚。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环节中去,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优点,促进供求平衡。同时,大力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并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大会报告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认真抓好四个重要环节:(1)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它们推向市场,增强企业的活力,提高企业的素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和落实企业自主权等,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及市场竞争主体,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应当进一步完善经营承包制,积极试点股份制,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不断总结经验,制定和完善有关法规,使股份制改革有序健康地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联合、兼并,组建企业集团。部分国有小型企业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2)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

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积极培育包括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在内的资本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加强市场法规制度建设,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封锁和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根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理顺价格关系,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为主的价格机制。(3)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进一步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施利税分流及分税制。加快工资制度的改革,建立起符合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自身特点的工资制度及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待业、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4)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转变的途径是政企分开。对国家法令规定属于企业行使的职权,政府都不要进行干预。对国家下放给企业的权利,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都不要截留。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制定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要进一步完善计划、投资、财政、金融和一些部门的管理体制,强化审计和经济监督,健全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步形成。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履行好政府职能,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大会还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与以往相比,此次全会把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到了决定性,反映了对市场机制认识规律的深化。“决定性作用”表明,市场在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主体地位,对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商品价格拥有直接决定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其作用在于,以利润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以竞争决定商品价格,以价格调节供求关系,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衡,生产要素的投向、产品消费、利润实现和利益分配依靠市场交换来完成。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其他任何力量都不可替代。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国深刻地认识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历史证明,凡是市场作用发挥得比较好的地方,经济活力就较强,原因在于市场有强劲的利益驱动、快速的信息传递、高效的资源配置等功能。市场配置资源,能使经济效率更高,生产力发展更好。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诸多红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发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一)消除了很多思想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积极性从传统的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思想禁区进一步被突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产量从改革初期的2 500亿千克增长到1984年的4 000亿千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缩小到1 ∶ 1.8。改革引入到城市后,调动了许多人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企业的责任制、承包制改革到后来引入股份制、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都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路径,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了人人都关心市场改革的良好局面。(二)各种所有制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成为中国数量最大、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创新、增加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资料显示,2014年,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取得了70%以上的发明专利,创造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小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78.7亿元迅速跃升至2015年的67.7万亿元。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78.7亿元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仅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仅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平均每年上升约1万亿元,2001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2—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2006年突破20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约10万亿元,2015年达到67.7万亿元(见图1-1)。图1-1 1978—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加,在世界各国中经济总量的排名稳步提升。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排名世界第十位;2008年便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更是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四)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5元,1987年达到1 123元,1992年达到2 334元,2003年超过万元大关至10 666元, 2007年突破2万元至20 505元,2010年突破3万元大关至30 876元, 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9 351元。与此同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5 68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见图1-2)。图1-2 1978—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五)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三次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加强,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197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7.7 ∶ 47.7 ∶24.6,201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变为9.3 ∶44 ∶ 46.7,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9 ∶ 40.5 ∶ 50.5 (见表1-1)。表1-1 改革开放后部分年代三次产业结构情况 单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六)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确保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 966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 19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422元。与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4元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得了大幅的增长。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最终确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遵循这一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凡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再进行不当干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的价格;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扩大金融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此外,无论是在建设用地市场,还是在金融市场或科技创新领域的改革,“市场”都成为关键词。(一)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1.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当前资源短缺正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在市场竞争中,利用价格发挥信息传递和行为指导作用,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效益,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2.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就交给市场和企业去做;社会中介组织能够担负的职能,就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去做。这样不仅有利于政府切实转变职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上来,而且有助于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根源,减少和消除腐败。

3.有利于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

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自身的发展。竞争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动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能激发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热情,促进企业采取新技术和新工艺,不断降低成本,以在市场中求得生存。

4.有利于解放生产力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归根到底就是要进一步打破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让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充分流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满活力。

5.有利于打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使政府真正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不断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合理正确地履行职责,做好政府该做好、该管好的事情,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6.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当前我国的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以及太阳能光伏、风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些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干预、依靠大量财政补贴和信贷资金发展起来的。此外,政府有关部门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审批项目,也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市场配置资源是由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决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能尽量减少各种非市场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让市场自发调节生产经营行为,形成市场均衡价格,缓解行业产能过剩。

7.有利于发展开放型经济

开放型经济涉及市场准入和体制改革,要求我国加快改革投资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公平和透明的投资准入,使微观主体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投资权限,使政府部门向反垄断和安全审查等宏观管理职能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国适应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要求,推动我国迈向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

8.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政府定价或管制的价格仍然较多,这些问题导致多种要素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变化。与此同时,地方追求速度型经济增长,加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政府以不当方式直接干预资源配置,扭曲要素价格、干扰市场机制作用,误导资源配置。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保障措施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实中仍然存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壁垒,政府职能还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妨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公平竞争。在某些领域,政府对微观经济进行了直接干预,对国有企业实施了隐性补贴,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从而导致市场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和信号失真。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推动资源配置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率的最优化。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破除垄断,激发市场活力。

与30多年前相比,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来打破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障碍。要通过对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需要依靠市场化力量做好以下工作:

1.统一认识

改革是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的重要工作,要形成合力、凝聚共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当前,反对改革的声音还不时存在,有的地方或者部门可能还会拖延改革。有的人认为改革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再走下去就会改旗易帜;有的人担心改革会引发一些问题,造成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局面。而实际上,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是巩固而不是动摇了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提高要素生产率。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适用于所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遵循这条规律。今天的中国,面临一系列的矛盾,必须深化改革,改革再也拖不起了。

2.建立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础。要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商品及要素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替代通过行政管理体制配置资源的做法。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市场准入制度,破除市场垄断。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使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建立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加快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对价格进行不当干预,包括放开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和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的价格。加强市场监管,着力解决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严厉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反对行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3.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必须承认,一方面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诸多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疑会成为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比如房地产领域的利益集团,在十多年来特殊的制度环境下成长起来,与政府和金融界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形成了巨大的阻力。

4.加大协调力度

过去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今后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在内的“六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需要协调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和宏观调控改革等,而“六位一体”的改革,需要协调的事情更多。

5.关注市场化改革环境

当前改革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持有偏见,并散布“中国威胁论”。从地缘政治来看,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不确定性增加。从内部环境来看,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过去中国经济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新常态后开始以6%~8%的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显现,需要随时加以关注。

6.推进改革的法制化

改革试点要上升到国家层面,将它变成法律法规,以指导今后的改革实践。此外,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需要不断改进,原来设立的一些规则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了,这就要求相关的政策法律体系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要对相关政策法规进行认真梳理,以释放改革的红利。

7.转变政府职能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政府自身的行政体制同样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是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也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未来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应围绕下放权力,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政府要做到不恋权,适当分权。政府主要职责是创造自由公平的制度环境,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政府在市场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领域要坚决退出,要改变行政审批制度,包括投资体制改革等,以解决政府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决策。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和市场价格进行配置,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当前政府服务还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需要政府适当下放一些权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要引入竞争,通过竞争来不断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

8.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要解决权力的公平配置问题。改革不是为了要特权,恰恰是要去掉特权;不是为了要优惠政策,而是要公平竞争的环境。过去搞了很多试点,各类实验区、示范区、园区等都很多,有些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来争取特权和优惠,向上级要帽子、要钱、要项目。这是伪改革,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改革就是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改变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局面。

9.加大金融改革力度

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长期以来,我国的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体现为信贷集中投放在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较小。特别是近年来信贷资金过多地流向了房地产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新一届政府应从金融资源错配入手,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偏离实体经济,畅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

10.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产权清晰是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没有清晰的产权就没有交换关系和供求关系的出现,也就谈不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和保护各类公有产权,努力提高公有财产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进一步明晰和保护公有财产权利,公有财产才能避免被侵占和流失,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矿山、森林和土地等公共资源,也要进一步明晰和保护其产权,引入市场竞争,使公有财产按实价购买或租赁公共资源的使用权,以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效遏制公共资源被非法利用和浪费的现象。

二是要进一步明晰和保护各类私有产权,努力提高私有财产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只有进一步明晰并保护好私有财产所具备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剩余索取权,才能从根本上调动个体私营经济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繁荣。第二章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研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未来的前途和命运。自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在监管体制、公司制改革、影响力和控制力以及市场主体层面,国有企业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的现象仍然存在,与国外知名的跨国公司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在塑造主体方面,有些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在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还不是很完善,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以及公司董事会形同虚设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在国有资产监管上,还存在一些漏洞,等等。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市场的完善是国有企业成长的力量源泉。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要取得成功,其资源配置就必须由市场来决定。要打破行政垄断,制定公平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取消国有企业在资金、资源获取等方面的特权,厘清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展开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沿着市场化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一)初期放权让利阶段(1980年前后)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一阶段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通过放权让利来增强企业的活力,扩大自主权和实行利润留成制度,激活传统体制下国营企业的盈利意识和发展意识,为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奠定基础。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受到指令性计划的控制,市场体系尚处于萌芽状态。(二)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1982年起)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出现了承包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税利分流以及股份制试点等多种经营方式。

1987年年底,全国预算内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有78%实行了承包制。此阶段的承包制仍属于放权让利的范畴,承包制存在的体制缺陷仍未消除政企不分的问题,但承包制的实施使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迈出了向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转化的第一步。(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2年起)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至此,我国进行了计划、价格、财税和金融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初步形成,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逐步硬化,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的方向深入推进。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199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加快了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和境内外重组上市的步伐,推动了国有资本进入市场。

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为国有企业建立能进能出的人员流动机制提供了支撑,加快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四)国有经济布局实行战略性调整(1997年起)

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分化。在一大批国有企业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有不少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国有企业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自此,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步伐加快。

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专门文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抓大放小,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搞好国有小企业。

按照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国有企业进行了战略性改组。经过重组上市,一大批国有企业竞争力显著提高,一些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退出了市场。(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2年起)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管资产要与管人、管事相结合,中央政府和省、地市两级地方政府要设立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由此,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省、市两级地方政府国资委相继组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局面。

2009年5月1日,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有了最高层级的法律约束与规范。(六)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2012年起)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积极实施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内容,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自此,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开启。二、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不断优化,国有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国有企业布局发生重大变化

通过改制、兼并、租赁和出售等方式,国有企业逐步从中小企业层面退出,战线大大收缩,国有企业布局结构得到优化;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使一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平稳有序退出市场,并对职工进行了妥善安置;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的生产加工行业退出,更多地流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一批国有企业在竞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不断增多。(二)政府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初步进行了分离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资监管重大原则。地方各级国资委的组建,在机构设置上实现了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则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变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三)国有资产监管方式不断完善

建立和完善业绩考核及重大责任追究机制,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企业负责人薪酬;加强产权流转监管,通过覆盖全国的国有产权交易监控平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利用财务监督、外派监事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和巡视监督等多种方式,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初步形成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督体系。(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深入推进,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要求,多数国有企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国有企业决策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明显提升。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逐步深化,许多企业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员工竞争上岗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对市场化选聘企业高层管理者也进行了试点和探索。(五)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得到提升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简称国有企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全年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454 704.1亿元,其中中央企业271 694亿元,地方国有企业183 010.1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3 027.5亿元,其中中央企业16 148.9亿元,地方国有企业6 878.6亿元。完成应交税金38 598.7亿元,其中,中央企业29 731.4亿元,地方国有企业8 867.3亿元。2015年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 192 048.8亿元,负债总额为790 670.6亿元,所有者权益为401 378.2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642 491.8亿元,负债总额436 702.3亿元,所有者权益205 789.4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549 557亿元,负债总额为353 968.3亿元,所有者权益195 588.8亿元。2015年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前十九位均为国有企业。(六)行业分布较广

从中央企业来看,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一些垄断性领域,如石油、石化、电信、金融和军工等,同时也涵盖一些竞争性行业,如房地产等行业。从地方国有企业来看,行业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当地支柱产业,如上海市经营性企业资产大都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陕西、河南省属国有企业资产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和有色金属等。另一类是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如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一家企业的资产就占省属经营性资产总量的一半以上。(七)地方国有企业差别较大

从各地来看,地方国有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上海市为例,当地政府一直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整体改制上市,国有企业正逐步完成从资产到资本的过渡。而对于计划经济较早进入的东北地区,国有经济占当地经济的比重较大,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艰巨。各地国有企业的发展差异,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不能搞“一刀切”。(八)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中央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集体崛起。1975—1980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中是零记录,2013年世界500强中国有企业达到83家。从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来看,中国国有企业规模迅速壮大,与美欧日企业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呈现加快“走出去”的趋势。三、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国有企业发展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应当进行保护,就应当实施一些行政垄断,给予一些特殊政策。一些地方政府以各种理由对社会资本设定门槛,或者用行政手段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实际上,经济发展了,百姓安居乐业,人心安定,党的执政基础才牢靠。如果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既不利于充分就业,也不利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更不利于增加政府税收,反而会影响党的执政基础。(二)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行政色彩浓厚

由于很多国有企业的高管既是行政官员又是企业高管,其任命与免职遵循的是行政化的选人方式,他们没有动力去提高公司业绩,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相去甚远。有的国有企业高管“官本位”思想严重,对企业的使命和责任感缺乏足够认识。有的将企业作为个人行政升迁的跳板,利用国有资产炮制一些毫无市场前景的政绩项目,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浪费。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三)现代企业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但目前董事会的考核和外部董事的选拔、任用和评价机制还不够完善,董事会的运行机制还不健全,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经营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仍然存在,企业内部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四)决策不够科学

中国国有企业很多虽然经过了改制,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仍然存在。大股东“挟股权优势”做空董事会,中小股东只能成为企业中的“弱势群体”。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股东操控的董事会形成了“一言堂”,大股东利用不正当手段侵害投资者的利益情况时有发生。现实中,很多重大决策都由大股东拍板决定,没有经过广泛的论证,缺乏科学依据。(五)退出机制尚待健全

我国在20世纪末进行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改革,赢得了后来的良好发展局面。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是一个市场经济主体,有其生命周期。当企业出现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时,就应当按照《破产法》进行破产清算或破产重整。目前,我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经营失败,出现了困难,有的甚至亏损,资不抵债,本应退出市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无法破产和倒闭,只能苦苦支撑,难以有效退出。(六)“僵尸企业”大量为国有企业

当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库存严重积压的行业中,除了部分为民营企业外,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大量的“僵尸企业”构成中,主要是国有“僵尸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未形成能进能退、能生能死和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不少本应退出的国有企业仍然依靠政府的补贴、银行的贷款,勉强维持,形成了大量的国有“僵尸企业”。(七)局部的改革有倒退现象

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倒退的现象。以部分中央国有企业为例,近几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中“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基本上停止了“退”的步伐,全面进入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包括许多竞争性行业,如房地产、钢铁、煤炭、水泥、玻璃、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行业,导致国有经济分布过宽,资源未能合理配置。(八)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中国的不少国有企业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但计划经济的色彩浓厚,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不能够对公司管理层形成真正的制衡和约束,公司经营者经常游离于监督之外,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提供了方便。国有企业“人治”色彩浓厚,董事长的话就是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举措。(九)资产权属不清

受以往国家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很多国有企业对无形资产的管理未能引起重视,专利权、商标权和特许权等无形资产没有进行注册、申报和授权,使得现在国有企业对这些无形资产理不清,产权界定也存在困难。比如有的企业使用他人商标或者商标无偿提供给他人使用,但专利却没有及时进行申报。(十)国有企业出现大规模扩张

近年来国有企业由于大量使用廉价的土地资源、资金资源乃至行政资源,助长了国有企业大规模的扩张。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有企业依靠规模扩张的方式发展壮大已经没有可能,许多国有企业开始显现出疲态。2014年中国500强企业榜显示,500强企业中共有43家亏损,其中42家为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以辽宁省为例,《2015年辽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14年辽宁省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企业亏损面高达50%左右,国有企业的亏损呈现出由点到面的发展趋势。(十一)一些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

我国在电信、金融、能源、交通等领域,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由于垄断程度高,缺乏市场竞争,国有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技术水平低,成本控制也较为不力。一些行业在价格上未能与市场接轨,在服务质量上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国民福利被剥夺,引发了公众的不满。以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例,在某些时段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中国的油价却变化不大,备受消费者的质疑。(十二)国有企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职能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肩负着社会责任的重担。在改革过程中虽然对社会职能进行了剥离,但仍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存在着老国有企业留下的历史痕迹和负担。截至2013年年底,各级国资委系统的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16 593个,从业人员达178万,成本支出达1 384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办社会机构为7 337个,从业人员达70万,支出为932亿元。若要企业卸掉这些“包袱”,改革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十三)中央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偏高

在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国有企业高管在享受着市场化高薪的同时,还享受着行政级别所带来的特权。国有企业高管们身兼两种身份,他们不光是市场环境下的公司管理者,又是权力序列中的行政官员,其薪酬待遇的考量与核算也是一种交织着市场与行政的双轨制。由于身份的混杂与薪酬双轨制,导致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福利过多、职务消费过滥等诸多不合理现象。(十四)薪酬存在总量控制

目前国有企业薪酬仍然有工资总额的限制。工资总额的本质是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人为地加以控制显得不太合理。企业人员的工资在市场上都有标准,但实行总量控制后,与市场接轨操作起来就存在难度。(十五)劳动用工制度没有市场化

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进行了用工制度改革,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但要真正做到“能进能出”还有很大困难。当前的普遍现象是,进了国有企业就等于端了铁饭碗,国家一包到底,只要不犯错误,职工就可以干到终身直至退休。在现行体制下,一些国有企业冗员问题十分突出。四、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的经济已步入新常态,国有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以往的一些红利已经消失,大部分中央国有企业都面临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有的国有企业开始亏损,个别国有企业甚至陷入经营危机。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克难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一)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缺乏改革积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等1+N个文件。在文件发布后,国有企业改革呈现了上热下冷的局面。地方政府对中央出台的国有企业改革文件大多持按兵不动的观望态度,国有企业本身缺乏改革的主动性,基本上处于被动改革的状态,社会上对这些文件的反映也比较冷淡。(二)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心存忧虑

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对参股国有企业并不热情,主要是担心投资后被国有资本控制。由于在大多数行业和领域,国有企业要保持独资或控股地位,因而民营企业只能采取参股的方式。参股意味着民营企业仅仅是小股东,在政府没有放弃对国有资本的资源和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在中小股东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参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民营资本被国有资本控制的风险,且民营企业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几乎没有发言权,有的发言权甚至被剥夺了。显然,民营企业不愿意参与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三)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会遭遇重重阻力。在一些行业和领域,长期以来的市场准入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企业利益集团,他们具有很强的话语权,经常把自身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似乎取消了垄断就会损害国家利益。这些行业和领域一旦放开,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所得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因而是难以接受的,他们会千方百计阻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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