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其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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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论(十三五)试读：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十版）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论（供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等专业研究生用）主 编
王庆其（上海中医药大学）
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邢玉瑞（陕西中医药大学） 陈 晓（上海中医药大学）
周安方（湖北中医药大学） 袁德培（湖北民族学院医学院）
钱会南（北京中医药大学）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平（山东中医药大学） 田永衍（甘肃中医药大学）
刘凯军（江西中医药大学） 张 焱（长春中医药大学）
陈 钢（成都中医药大学） 岳小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周发祥（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红斌（浙江中医药大学）
赵 博（贵阳中医学院） 曹继刚（湖北中医药大学）
秘 书
陈 晓（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论/王庆其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8（2017.5重印）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ISBN 978-7-5132-3056-8
Ⅰ.①黄… Ⅱ.①王… Ⅲ.①《内经》-症状-理论-研究生-教材 Ⅳ.①R221②R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6478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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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850×1168 1/16 印张 26.5 字数 661千字
2016年8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3056-8
定价 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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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是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材建设研究会统一组织编写，供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等专业研究生学习使用。《黄帝内经》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理论的渊源。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常将《黄帝内经》看作一部单纯的理论著作。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发现，《黄帝内经》不仅是一部讨论中医学理论的书籍，它本身的内容还汇集了汉以前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如果说《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那么其中的理论体系和病证学则是中医学的两朵奇葩。《黄帝内经》中有关病证的记载是后世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根和源。有鉴于此，《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论》突破陈说，对《黄帝内经》中有关病证的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提炼、研究，并结合后世的临床应用，予以适当发挥，从而形成一本新型的研究生教材，旨在为全面学习、继承经典、发展临床医学提供参考。
本书的编写原则：立足原著，正本清源；提要钩玄，发遑古义；融会新知，激活临床；充分体现继承性、创新性和实用性。总论部分重点阐述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述、原理及研究概况等；各论部分选择《黄帝内经》叙述较为详尽的26类病证进行重点阐述，各病证按病证概论、临证指要、病案举隅、内经原文四部分进行编写。本教材所辑原文，《素问》据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据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灵枢》。
本教材总论由王庆其、陈晓编写；各论风病类、前阴及小便病类由陈钢编写，热病类由赵博编写，咳嗽类、喘病类由王庆其编写，呕吐哕类、胀病类由郑红斌编写，泄泻类由钱会南编写，虚弱类、睡眠病类、眩晕类由田永衍编写，汗病类、心痛类由王小平编写，偏枯类、痹病类由刘凯军编写，厥病类、痉病类由周发祥编写，痿病类、消渴类由曹继刚编写，积聚类、胁痛类由岳小强编写，水病类由袁德培编写，头痛类由周安方编写，腹痛类由邢玉瑞编写，腰痛类、神志病类由张焱编写。全稿完成后由主编、副主编、秘书统一修改定稿。
本教材在体例设计、内容编排上力求创新，既能反映古今医家对《黄帝内经》的研究成果，又可体现时代特色。编写过程中，编者们虽尽心竭力，但仍可能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恳请同道专家及使用本教材的师生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论》编委会2016年6月总 论第一章 概 述《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一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应用技术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使中医学术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及人民的身体健康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这也是《内经》之所以被历代奉为“医家之宗”的重要缘由。及至今日，《内经》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发展及临床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内经》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理论的渊源。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常把《内经》看作一部单纯的理论著作，其实这一看法不够全面。翻看《内经》162篇，直接以病证及其治疗名篇者有40余篇。如《素问》中有“热论”“评热病论”“疟论”“气厥论”“咳论”“举痛论”“痹论”“痿论”“厥论”“刺热论”“刺疟”“刺腰痛”“刺齐论”“刺志论”“长刺节论”之名。《灵枢》中有“寒热病”“癫狂”“厥病”“杂病”“周痹”“胀论”“五癃津液别”“淫邪发梦”“水胀”“寒热”“痈疽”等名。在这些篇章专题讨论了该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证候分类、治疗原则及预后等，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约占整部《内经》的1/4。即使在其他篇章里，在讨论某些理论问题时，也常以临床病证为范例进行剖析和演绎。如果把这部分内容计入临床医学范畴，那么所占《内经》的篇幅超过了一半。无怪乎金代医家张子和说，《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其中的含义应该有二：一是说《内经》所论述的理论原理是临床诊治疾病的指南和法规；二是说《内经》汇聚了秦汉以前临床医疗的经验和成就，这些经验可以直接指导临床防治疾病。第一节 《内经》病证名称辨析《内经》时代，关于疾病的概念尚未形成确切的定义，因此在《内经》中对于病、证、症的描述常难以分清，这给后世学习和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如同一名称，后世理解时，有作病名的，亦有作证名的，还有认为只是症状名而已。故有必要将《内经》中有关病、证、症的论述进行整理分析，以了解两千多年前古人对疾病名称的认识。一、《内经》关于“病”的辨识
“病”，在《内经》中常见的形式为“病名曰（某病）”“名曰（某病）”或直呼某病，或具备病的特点但未有“病名曰”“名曰”。《内经》中被直呼为病的有：热病、寒热病、厥病、胎病、婴儿病、少阳病、太阳病、阳明病等（《灵枢》）。被明确赋予“病名曰”“名曰”的有：肺痹、肝痹、肾痹、心痹、脾痹、疝瘕、瘛（《素问·玉机真藏论》）；阴阳交、风厥、劳风、风水（《素问·评热病论》）；骨痹（《素问·逆调论》）；寒疟、温疟、瘅疟（《素问·疟论》）；鼓胀、血枯、伏梁、厥逆（《素问·腹中论》）；阳厥、酒风（《素问·病能论》）；息积、伏梁、厥逆、脾瘅、胆瘅、厥、肾风（《素问·奇病论》），以及《灵枢·痈疽》中的18种痈疽。共54种。
现行“病”的概念是在病因的作用下，机体邪正交争、阴阳失调而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演变过程，具体表现出若干特定的症状和各阶段的相应证候。如疠风、脾瘅、劳风等。
如疠风之病因病机为“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卫气有所凝而不行……荣气热腑，其气不清”，症见皮肤溃疡，肌肉愤，麻木不仁，鼻柱坏而色败。再如脾瘅，由“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使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津液在脾，其气上溢而出现口甘、腹满之症，可转为消渴。可见《内经》当时确实对某些病的病因病机、病变过程、症状了解得比较全面，概括亦很符合临床对这些病的认识。
其他的名称则不同，如热病，“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素问·热论》），是外感热病的总称，非某一单独的病。厥病，为《灵枢》中的一篇名，是厥心痛、真心痛、厥头痛与真头痛等一类病证的总称。再如阴阳交，其虽有“汗出辄复热，而脉躁急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等证候，但此属外感热病过程中的一组危重的症状，提示病已进入邪盛正衰、阴液亏损、心包受邪、胃气已败阶段，与其说是病，不如说是病机更为确切。
值得注意的是，《内经》中还有一部分虽未被名，但确实是具有病的基本要素，可归于病的一类，如薄厥、煎厥、肠覃、石瘕等。薄厥之病，起于大怒等情志过激，病机为怒则气上，血随气升，“形气绝而血菀于上”；症见突然昏厥，不省人事，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既然对病有认识，那么当然就有对病的鉴别诊断。薄厥可与煎厥相互鉴别，煎厥是由阳亢阴虚，精气虚衰，加之暑热相逼，两热相合，如煎如熬，导致突然昏厥。但与薄厥不同的是，临床没有“伤于筋”的表现。
综上所述，《内经》时代对于病已有所认识，亦有了初步辨病论治的方式，但这部分内容比较少，因为当时对病名、证名、证候之名的分界并不清楚，更没有层次上的不同，故有“名曰”病者可能是病也可能是证，而不“名曰”病者可能是病的情况。二、《内经》关于“证”的辨识
“证”之一字，在《内经》成书时尚未出现，但在王冰所补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出现了1次，即“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但未对证做进一步的阐述。
按现行“证”之含义，是指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以一组相关的脉证表现出来的、能不同程度地揭示病位、病性、病因、病机，为治疗提供依据，指明方向的证候。《内经》中有许多疾病的描述可属此类“证”的范畴。
如以脏腑辨证方法分析证的各种证候，是《内经》中常见的方法，见于《素问·刺热》《素问·咳论》《素问·胀论》《素问·痹论》《素问·痿论》《素问·刺疟论》《灵枢·厥病》等篇章中。
热病，《素问·刺热》将其分为肝热病、心热病、脾热病、肺热病和肾热病，“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而肝热病、心热病、脾热病、肺热病、肾热病可以认为是热病的5种证型。又如，痹病，《素问·痹论》将其分为皮痹、肉痹、筋痹、骨痹、脉痹和心痹、肝痹、肺痹、脾痹、肾痹等多种证型。
再如《素问·热论》，用六经辨证的方法，将伤寒的6个阶段证候特点显示出来：“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厥证，《素问·厥论》中分为十二经之厥，“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不可以运”。如《素问·刺腰痛》中分析腰痛证：足太阳脉腰痛，引项脊尻皆如重状；少阳腰痛，如以针刺皮中，不可以俯仰；阳明腰痛，不可以顾。整篇共论述了16种脉的不同的腰痛证。《内经》还有以病因、虚实、阴阳、寒热、五体、表里、上下、标本、顺逆、气血津液辨证等命名的方法。总之，可以说明当时对于证的辨识已经相当丰富。三、《内经》关于“症”的认识《内经》中没有“症”字，《内经》论述症状，用得较多的是“愿闻其状”“愿闻其形”“病形”“病能”“形状”等。《内经》对于症状的描述是非常详尽的，略去重复的不计，有1340种，加之“七篇大论”中的450种，共计近1800种。比之《诸病源候论》有过之。当然，因《内经》是诸多医家的作品，故对同一症状的描述，用词亦有不同，以致造成名称颇多的情况。如鼻塞，作“鼻鼽”“鼽窒”“窒鼻”“鼽”；如面色青，就有“颜青”“色青”“面青”“色苍苍然”等义同词不同的描写。
同为小便不利，又可称为“水溺涩”“癃”“癃”“闭癃”“气癃”“内闭不得小溲”“不得小便”“小便闭”“前闭”等。可见当时对症状的描述不规范。这亦是症状多的原因之一。此外，还可看出当时医生对症状观察十分仔细，如对心痛的观察，真心痛者是“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而其他心痛者则可能有“心痛引喉”“心痛引小腹满”“心痛引背不得息”“心痛引背食不下”“心痛引腰脊”等牵引痛、放射痛的症状。
如泄泻，又分溏瘕泄、洞泄、濡泻、飧泄、溏出糜、下利、出黄如糜、泄利、虚泄、气泄、后泄、泄注、大泄、遗矢、漏病等。
对于众多的症状，大部分已在论病、论证时涉及。但还有相当多的症状则是在论述经脉病变时出现的。如《灵枢·经脉》中每一条经脉均有“是动则病”“是主（某）所生病”“气绝”等，其后就罗列出一连串的症状。这与本文第二部分所论经脉辨证的不同之处在于彼是以某一病证为主，辨证分为几种类型；此是将经脉病变或气绝时可能出现的症状归于一处。《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则是将五脏脉象的急缓大小滑涩与症状相互联系起来论述的。还有的是对单个症状进行细致分析的，如《灵枢·口问》对亸、欠、嚏、噫、哕、振寒、唏、泣涕、涎下、太息、啮舌、耳中鸣等12种症状逐个分析机理，其分析可谓细致入微。
可见，症状虽小且单纯，但医生还是想方设法要理清其头绪和病理。
综上所述，《内经》时期，对症状的认识最为详尽，而对证的认识不多，但从字里行间分析，《内经》对许多病采用了分证叙述的方式，已初步构建了辨证的框架，为准确施治奠定了基础。《内经》对于病的认识，反映了当时的医学水平，所记载的病种很多，认识详略不一，亦有一些辨病论治的内容。第二节 《内经》病证分类情况
历代对于《内经》病证的研究当首推秦伯未的《内经类证》。全书分中风病、伤寒病、温热病、暑病、湿病、霍乱病、疟疾等44类，每病又下设若干证，计311证。后有张吉等编著的《内经病证辨析》，将其分为六淫病证、五脏系统病证、精气血津液病证、情志病、内科杂病、妇科病、口腔病、痈疽病等9类病，下设类证计180个。王洪图主编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将其分为六淫、形体、脏腑病证，妇人病证，官窍病证，疮痈病证4大类，下列273个类证。
王庆其主编的《内经临床医学》通过对《内经》病证的系统梳理，将其分为风病类、热病类、疟疾类、咳嗽类、喘病类、呕吐哕类、泄泻类、肠澼类、虚弱类、汗病类、血病类、睡眠病类、眩晕类、偏枯类、厥病类、痉病类、痿病类、痹病类、癫狂类、隔病类、黄疸类、积聚类、胀满类、水肿类、消渴类、头痛类、肩背痛类、心痛类、胁痛类、腹痛类、腰痛类、疝气类、前阴类、小便病类、虫病类、外科类、妇科类、眼科类、耳科类、鼻科类、喉科类、口腔科类，计42类，下列230余个病证。
可见，《内经》时代认识的疾病比较广泛，虽然所记载的内容详略不一，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医疗水平，这些内容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内经》中的临床医学具有深远意义。第三节 黄帝内经病证学的学术特点《内经》中有相当丰富的病证诊治理论，其学术特点大致如下。一、发病有因，非鬼作祟《内经》对疾病的认识是从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出发，认为任何疾病都是可以认识的，其发生均有原因可循，由一定的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才令人发病，所以，没有一种疾病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内经》作者所处的年代巫医不分，崇尚鬼神的风气甚浓。但《内经》作者高举“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素问·宝命全形论》）的无神论旗帜，勇敢地宣告与鬼神、巫术彻底决裂，“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藏别论》）。对于有的疾病病因不明显或难以确定者，人们就往往会认为是鬼神所致，《内经》则分析指出，虽然从表面上看，“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志，卒然而病者”，其实“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似鬼神”。说明患者体内本身已有故邪，又有七情刺激，两者相加，渐积而发，从而产生疾病，说明疾病根本与鬼神无关。二、百病始生，阴阳三部《内经》的医家在探索疾病病因时，首先将病因分为阴阳两大类。《素问·调经论》云：“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这段原文说明两点：其一，把自然界气候变化与人的疾病紧密结合，自然界风热火湿燥寒六气在太过不及，或非其时而至，或变化急骤，人的生理变化不能与之相适应时，便成为非常之气，侵犯机体发生疾病，即外感致病因素。因其病邪从外而入，故属阳；其二，认为人本身情志饮食劳伤等因素也会影响脏腑功能，成为发病的内在因素。因其病邪自内而发，故属阴。病因阴阳两分法，实际上就是病位内外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方法，主要依据病位的所在，结合其阴阳属性，确定其病因在阴、在阳。病因阴阳两分法对于区分疾病的外感内伤，辨别疾病的阴阳虚实表里属性，以及分析判断具体病邪的属性都有指导价值。《灵枢·百病始生》的病因三部分类是在阴阳两分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黄帝问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愿闻其会。岐伯曰：三部之气各不同，或起于阴，或起于阳，请言其方。喜怒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可见，其是以发病部位确定邪气的性质，从而进行病因分类。病位在外，属阳，多为风雨寒暑清湿等外邪所致；病位在内，属阴，多由饮食、喜怒、劳倦引起。而在外者，又有上部属阳为风雨所感，下部属阴为清湿所袭。它将三部病因归于阴阳学说，说明各类病邪致病特点与发病部位有一定规律性。勾勒出病因-阴阳三部分类的轮廓，为临床辨析病因提出了初步的纲领。三、分析病机，创十九条《内经》称之为“病机”，是疾病病理变化的关键。疾病发生后，其发展变化虽有一定规律可循，但因病邪性质、发病部位、禀赋体质、气质性格、治疗经过、环境气候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使之出现复杂多变的局面，令医生难以把握。故古代医家对疾病发出“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的感叹。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临床表现中迅速抓住要领，去繁从简，采取针对性的治疗，从而达到桴鼓相应、拔刺雪污的疗效，是古代医家在探索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中的重中之重。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古代医家认为辨识病机是最重要的环节。《内经》中有关病机分析论述颇多，其中最著名的有“病机十九条”，这是古代医家对当时临床常见的病机变化进行的总结。《素问·至真要大论》告诉我们仅掌握发病的病因和“盛者泻之，虚者补之”的治疗原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懂得“审察病机”。具体方法是“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十九条病机的内容提示我们，在审察病机时，既要确定疾病发生的部位，又要弄清疾病的原因和性质。“病机十九条”的学术意义决不囿于其内容本身，还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分析病机的示范，对后世病机理论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四、辨证方法，已立雏形《内经》在先秦时期辨证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医家的总结发展，已经形成了多种辨证方法。《内经》辨证虽未形成体系，但已初步建立起辨证的框架。后世所立脏腑辨证、经络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八纲辨证、体质辨证均可在《内经》中找到其雏形。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经》对脏腑辨证的记述比较系统，不但通过特征性症状辨脏腑病证，还按虚、实、寒、热进行分类，并且对于同一种病证根据其兼证不同分别归属于不同的脏腑，此外还结合五官、五体、五府的症状表现来判断脏腑病位。由于经络“内属于藏府，外络于支节”，因而在《内经》中谈经络证候不能离脏腑；谈脏腑证候亦不能离经络。《内经》中广泛运用了经络辨证的方法，可分为六经、十二经、奇经八脉辨证。在病因辨证过程中可辨六淫、辨饮食、辨情志和其他病因。“病机十九条”对病机的分析是审证求因的依据，亦反映了中医辨证的基本方法。《内经》中并无“八纲”一词，但其却奠定了八纲辨证的理论基础。“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已经将阴阳作为辨证的基本纲领，且通过“阳盛则热，阴盛则寒”来辨阴阳寒热属性，而“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论》）至今仍是八纲辨证中虚实的定义，尤其对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证进行了虚实分析，使辨证更加准确。《内经》开体质辨证之先河，对体质进行多种分类，并从阴阳、勇怯两方面来辨体质。此外《内经》运用有关气、血、津液的理论，通过分析疾病的证候特征，来辨气、血、津液的病变。
以上表明，《内经》中已有多种中医辨证方法之雏形，把辨证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以审察病因、分析病位、判断虚实寒热属性、辨析病证轻重缓急和动态变化为特点的整体辨证过程，为后世辨证方法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五、认识病证，知病终始《内经》临床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记载了约五百种病证，有的是专篇论述，有的则散论于各篇之中，而有的仅是简单的症状描述及归类。其中专篇论述的病证，如热病、咳病、痛病、风病、痹病、痿病、厥病、水肿病、脾瘅、积证、痈疽、胀证、腰痛、癫痫、狂证等，对其病因病机、疾病传变、临床症状、治则治法、预后、预防等疾病的整个过程和治疗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部分内容是古代医家认识具体病证的重要文献，对临床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至今仍有不少内容被中医各科的教材所引用。
如《素问·痹论》专篇论述痹证的病因病机、分类、疾病传变、临床症状、辨证分型、治则治法，其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从病因上强调了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认为多种外邪的共同作用是痹证发病的条件，也是痹证病因学的特点，提示了病情的复杂性，要求诊治时必须全面考虑，分清主次。对于痹的分类，提出了行痹、痛痹、著痹的病因分类法，这对临床辨证论治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行痹，由风邪偏盛所致，“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故表现为肢体关节酸楚、疼痛，痛处游走不定，波及范围较广。痛痹，由寒邪偏盛所致，寒性凝滞，故导致气滞血凝、痹阻不通，以疼痛为主症，寒主收引，故伴有挛急僵硬等症状，寒为阴邪，得温则痛减，遇寒则增剧。著痹，由湿邪偏盛所致，湿性黏腻重着，故表现为肢体关节沉重，麻木不仁，证情缠绵不愈。这些要点均是临床辨证之眼目。六、四诊合参，尤重色脉《内经》中倡导的诊断方法是全面诊察，四诊合参。四诊，即望、闻、问、切诊法，是中医独特诊法。《内经》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在收集疾病信息方面，无法凭借诊断仪器，因而充分调动一切感知觉功能，以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全面地捕捉患者的症状和体征。长期的医疗实践不仅使各种诊断技艺日臻成熟，而且逐渐形成了系统的诊断体系，即通过察形观色，司外揣内；切脉动静，脉象主病。然后对四诊得来的信息分析处理，进而测知疾病的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最后做出正确的诊断。《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指出望色、切脉与诊察形体、揣度尺肤当相参合，如此才称得上一位技术全面的医生。工巧神圣，是对医者高超诊断技艺的高度概括和赞誉。《内经》认为医家不可偏执于某一种诊法而摒弃另外几种方法。在《素问·征四失论》中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那些“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的医家被其斥之为“弃术于市”的愚人。
在诊法的具体内容论述中，《内经》偏重望诊和切诊两部分，望诊部分又重在色诊；切诊部分中以脉诊内容尤为详细。
如色诊，望色以知病性，有望头面部的明堂图；有常色、善色、恶色的具体描述，并强调了望色的要点，“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抟，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这些至理良言至今仍为临床诊病指南。
再如脉诊，从诊脉部位而言，《内经》常用人迎寸口对比法、三部九候诊脉法，以及独取寸口法。从诊脉方法而言，《内经》有“切循扪按”四法，并提出了平息调脉法，即医生可以调节自己的呼吸节律测知患者的脉率；同时，《内经》还指出诊脉最佳时间，以及胃气脉、真脏脉的概念及区别，并重视脉应四时。从脉象主病而言，不同的脉象提示不同的病变。古人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一部分异常脉象与病变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诊察到的脉象，可以了解到其体内阴阳气血寒热虚实的病理变化，从而测知其五脏真气的盛衰、胃气的存亡。《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总结上述诊脉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观察脉体应指部位的长短，可以了解气血的运行正常与否；脉形的粗细可观察病证的虚实；脉体的大小可以掌握病势的发展。其二，观察脉的频率、节律可以判断脏气的正常与衰败。其三，观察脉盛的前后上下分部的不同，提示邪气盛滞上下部位。其四，观察脉气滑利艰涩的状况，可了解气血的运行情况。
此外，还有尺肤诊、虚里诊、腹诊等，总之，切诊的方法非常丰富。其中虚里诊是古代对心尖搏动的最早记载。七、揆度预后，观神有无《内经》已经认识到医生诊治时应对疾病预后有基本的判断和评估，使之对疗效有所把握。《内经》评估预后的方法和内容有多种，诸如观脉有无胃气、病有四易治及四难治等。其中，有一项内容是不可缺少的，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医生要观察患者的神机盛衰与否。《素问·汤液醪醴论》云“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谓神不使？岐伯曰：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神”指的是人身之“神”，是以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的生命机能，包括病人对治愈疾病的愿望、信心等精神状态及自我抗病能力、对针药治疗的及时反应等方面。一旦神机的物质基础“形弊血尽”，则神机将无以依附，表现为病人的精神状态低迷、抗病能力低下、对各种针药的治疗无所反应，等。“神不使”的原因，是“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导致“精气弛坏，荣泣卫除”，从而到达“精神不进，志意不治”，神机丧失，对任何治疗措施都不能做出反应的困境。诚如张介宾对神机作用所做的分析：“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施治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药剂治其内而脏气不应，针艾治其外而经气不应，此其神气已去，而无可使矣，虽竭力治之，终成虚废已尔，是即所谓不使也。”（《类经·论治类》）
有神机存在则预后良好，病势虽凶，犹能挽回；无神机运转则预后凶险，医家虽竭尽全力，仍可能回天乏术。因此，医生察病治病、判断预后，对患者的神机存亡的观察和判断，是其临床医学的特色之一。八、治之大则，用之不惑《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这些表明，《内经》早已道出疾病治疗是有原则、有层次的。“治之大则”是对疾病治疗的总要求，它是在《内经》基本学术思想指导下，以保证或恢复人体健康为目的，体现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精神的治疗疾病总体性原则。诸如治病求本、异法方宜、标本先后、三因制宜、协调阴阳、因势利导、升降浮沉、攻邪养正和“治未病”等，皆可属于《内经》云“治之大则”。
其次，在治之大则的指导下，针对不同证候而提出的具体治疗理法，包括寒热温清、虚实补泻、表里异治、正反逆从等，《内经》称其为“治之大体”，即多种治法的集合。这些治法每每因病位、病性、虚实的不同而有变化，故它们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病证而制定的具体治疗方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实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等。
这些临床指导性颇强的治则治法为临床医家提供了治病的方法，指明了治疗疾病的切入点，使医家临证用之不惑。九、治疗手段，针灸为主
治疗疾病，除了要确定治之大则、治之大体之外，还要选用恰当的治疗手段，方能取得桴鼓相应的疗效。《内经》中记载的治疗手段丰富，包括砭石、毒药、灸焫、九针、导引、按摩、放血、放水、截趾、敷贴、熏洗、汤浴、吐纳、祝由、劝慰、食疗等。《灵枢·病传》说：“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此“诸方”，即指多种治疗方式和手段。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内经》在治疗疾病时，以砭石、针灸为主，而略于方药。针灸，尤其是针刺治病，在《内经》中得到广泛应用。《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可见，在治疗中，古人提倡多用针刺，少用毒药，尽力避免药石对人体的副作用。《灵枢》在“九针十二原”“官针”“九针”中还介绍了九针的形态和作用，为临床治疗各种疾病提供了依据。如《灵枢·官针》云：“凡刺之要，官针最妙。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针刺可用以治疗痈疽疮疡，并可用于切开排脓，如《灵枢·玉版》说：“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针刺可用以治疗内伤杂病，如《素问·血气形志》云：“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针石。”《内经》详细论述了针刺的经脉、俞穴、刺法、禁忌等内容，尤其在《灵枢》中内容最为丰富，故其在晋代被称为《针经》。第二章 黄帝内经病证学原理第一节 黄帝内经病证学的指导思想《内经》融合医学和其他自然、人文科学的成就，集秦汉及之前临床医疗经验之大成，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也确立了有关临床医学的指导思想，为后世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帝内经病证学的指导思想可概括为：以形神合一之“人”为医疗重点；以注重个体化、动态化为诊治原则；以调动和激发自主抗病力、达到平衡和协调为核心治疗目标；以“治未病”为医疗至高境界。一、以形神合一之“人”为医疗重点
1.重在医患病之“人” 众所周知，中医学研究的对象重点是完整的“人”，而不是构成人的器官或组织；中医临床诊疗服务对象重点是患病的“人”，而不是人所患的病。这与《内经》有关人命为贵，而医为仁术的认识紧密相关。
中医学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内经》临床医学指导思想的确立与其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对人生命的尊重历来被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道家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其一焉。（《老子》）”说明“道”是一切事物之本源，是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地为万物父母，而人则为万物之首。道家的天人关系主张“人为贵”；儒家也持相同的观点，《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内经》对人生命的态度显然遵循了儒道二家的观点：“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素问·宝命全形论》）”强调了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以人的生命最为贵重。因此，无论皇家贵族还是黎民百姓，都依靠天地自然之气而生存，随四时生长收藏的规律而生活，人人都希望保全身心的健康。这种以人为贵，重视人生命价值的认识是《内经》以“人”为医疗重点的思想基础。正由于此，后世孙思邈以“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千金要方·序》）”作为承担救死扶伤，保全生命的医生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精神。
所以，基于“人命为贵”认识的中医学就不是一般纯技术的学问，而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也就是道德的要求。《灵枢·师传》说：“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表达了以医学普济天下的美好愿望。《内经》以“人”为医疗重点的指导思想还体现在医患关系的认识上。《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这里“病”是指病人及其所患疾病，“工”指医生及其医疗手段。而在两者关系中，前者是主要的、根本的，为“本”；后者是次要的、枝节的，为“标”。也就是说，治疗的重点应该放在病人之上，各种治疗措施要以人为本，适应病人的体质、年龄、性别、地位、经济状况、病势、病程、病状等具体情况，如此才能标和本相互发生作用，产生治疗效果。否则，容易导致“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的不良结果。
2.形神合一之“人” 既然医为“仁术”，那么在医疗过程中就应该处处体现对人生命的尊重，体现“仁爱”之心。人作为万物之灵，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事物，不但有血有肉，而且还有精神意识思维和情感，所以，《内经》特别强调，人有形、有神，形神和谐才为健康之“完人”。自然，从形神合一出发，诊治“完人”成为了黄帝内经病证学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内经》在认识形神合一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神”是依附于“形”而存在的，且世界上并没有超自然的“鬼神”存在。
追根溯源，《内经》的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形神关系的认识有关。中国古代一些具有可贵理性思维的哲人，严肃认真地思考和探讨了形体与精神的关系。荀子明确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命题，强调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鬼神观念的认识根源，认为“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荀子·解蔽》）。在他看来，世上本来并没有什么鬼神，人们之所以觉得鬼神存在，一般是以自己在神志不清的时候所产生的错觉来做判断的。这种对形神关系唯物的解释，无疑成为了中医理论中有关形神关系认识的思想基础。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影响下，《内经》厘清了形神关系，树立了较为科学的形神观，也就决定了中医学研究和医疗服务的重点在于“人”，而且是形神兼具的“完人”，在临床诊疗上必须从形神两方面考察患者。如《内经》认为养生的目的不仅是身年虽寿而动作不衰，而更应是“形与神俱”（《素问·上古天真论》）；病理上既有“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灵枢·本神》）之形伤导致神伤的变化，又有“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灵枢·本神》）之神伤导致形伤的情况；在诊断上既“察色按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其脏腑盛衰变化，又“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灵枢·本神》）；治疗上既视形体脏腑盛衰补虚泻实，又重“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素问·宝命全形论》），主张“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灵枢·师传》）。可见《内经》治病始终把治神放在第一位。
正因为《内经》临床医学的研究和服务重点在“人”，所以在诊疗中还十分重视人具有的社会属性，重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治疗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医师必须了解患者“人事”变化，把“人事”也作为病情，而“必问贵贱，封君败伤”（《素问·疏五过论》）等社会信息。
总之，《内经》认为人是形神合一的万物之灵，其生命弥足珍贵，因此，中医学在临床医疗过程中，始终把人作为服务的对象，把形神和谐作为治疗痊愈的目标。所以说，以形神合一之“人”为医疗重点是其临床医学重要的指导思想。二、以注重个体化、动态化为诊治原则
1.注重个体化诊治原则 关于注重个体化诊治原则指导思想的基础，亦与前述中医学注重患病的“人”的思想有关。注重患病的人，把每个个体的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长期对个体的人诊疗的经验告诉《内经》的作者，患同样的病，在个体的表现是不同的，病机也是不一的，预后是相异的，这就决定了治疗也是个体化的。如《灵枢·通天》说：“古之人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灵枢·论痛》云：“同时而伤，其身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认为体质不同，对外界致病因素的反应亦会有差异，并可影响疾病的预后和转归。《素问·征四失论》将“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列为“治之三失”。可以说，《内经》注重病变个体化诊疗原则的指导思想，是中医学辨证论治临床诊疗体系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
2.注重动态化诊治原则 运动变化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属性，也是生命存在的固有特征。《素问·玉版论要》说：“道之至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运动变化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天之生物，故恒于动，人之有生，亦恒于动。”（《格致余论》）《内经》认为，病变不仅是个体化的，而且是动态化的，医生在诊疗中必须掌握疾病动态变化的规律，采取相应的诊疗措施，方有比较好的疗效。《素问·六微旨大论》说：“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认为生命的活力是在不断运动中实现的，一旦运动停止，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同样，疾病的病理变化也是在阴阳消长、正邪盛衰的不断运动变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包含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说“物之生谓之化，物之极谓之变”，反映在病理上便表现为“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重阳必阴”“重阴必阳”等变化。因此，从运动变化的角度认识疾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学术观点之一。基此，也就有了疾病传变的概念，有了对疾病变化规律不断探索的理论和学说。如“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客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廪于肠胃”（《素问·皮部论》），论述了外邪由表入里的传变过程。再如“五藏之久咳，乃移于六府”（《素问·咳论》），论述了疾病脏腑间传变的规律。当然，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中，也存在相对稳定的阶段或状态，如《素问·热论》中伤寒第一阶段，病在太阳，第二阶段病在阳明，第三阶段病在少阳等。抓住这一阶段或状态的病理特征，即为正确治疗奠定了基础。可见，古代哲学的动静之辩对《内经》理论的建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后世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温病学家创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等，都是在《内经》注重动态化诊治原则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三、调动和激发自主抗病力，达到平衡和协调为核心治疗目标
1.注重调动和激发自主抗病力 《内经》认为，疾病的发生，是邪气和正气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灵枢·百病始生》），强调了虚邪与正气虚同时存在才可致病。在两者之中，正虚起着主导作用，邪气侵入定居的场所往往为正虚之处，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素问·评热病论》）。因此，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时，充分调动和激发自主抗病力，即调动激发正气的抗邪作用，是《内经》临床诊疗中又一指导思想。
如《内经》认为，自然反常气候是滋生邪气的原因，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地调节、适应自然的变化，维护天人阴阳之气的协调，从而保持健康。《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抟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人包括精神在内的一切生命活动正常与否，与自然界阴阳之气变化有关。顺应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可使阳气固密，御邪防病。所以人可以通过聚合精神等调节手段，适应自然界阴阳之气的变化，保持机体健康。
调动和激发自主抗病力还表现在治疗疾病时，充分利用正气抗邪而形成的祛邪的病势，因势利导，借力发力，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灵枢·逆顺肥瘦》说：“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将治病比作从堤坝最深处开掘，不费功力而水皆放尽；再比类循着地下孔穴开挖水渠的工作，因其势而方便省力，效果显著。
是否能调动和激发自主抗病力，也关系到治疗措施能否取效的关键。《素问·汤液醪醴论》有“神不使”之说，即强调治疗措施只有在正气抗邪能力尚存时才能发挥作用。当正气衰败，形弊血尽时，正气已败，再好的治疗方法也不能发挥应有的疗效，即神气不能役使。强调了治疗的核心目标不是邪气，也不是具体治疗方法，而是在于调动激发正气，祛邪外出的指导思想。
2.平衡和协调为核心治疗目标 《内经》治疗的核心目标，是达到平衡和协调。包括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形与神的平衡协调，以及人各脏腑经络组织间的平衡协调。《内经》认为，人健康的前提就是各层次平衡协调的维持，人发生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上述各层次平衡和协调的丧失。如“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调经论》）；“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素问·五运行大论》）；“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以临床诊治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用各种治疗措施，恢复平衡和协调。《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即用阴阳的观点阐述了平衡协调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内经》在治疗上十分强调“以平为期”（《素问·三部九候论》），“平治于权衡”（《素问·汤液醪醴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至真要大论》）等，诸如此类的治疗原则。四、“治未病”重于治已病
在《黄帝内经》病证学指导思想中最有战略意义的是“治未病”的思想。对于“治未病”，《内经》有比较充分的论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其“治未病”包含两层意义：
一是指“未病先防”即强调养生防病。通过精神调摄、运动保健、饮食调养、起居调节等方法，保养正气，通畅经络，可使脏腑功能正常，达到保持健康，抵御邪气的目的。纵然有暂时邪气入侵，也能通过自身调节，很快祛邪外出，保持阴阳平衡。正如《素问·经脉别论》所说“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
二是指“既病防变”即强调发病之初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止病邪深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此指正邪相对于虚邪对人体的危害比较轻浅，发病的早期临床症状明显，而上工经过仔细观察就能在疾病的萌芽状态发现病情，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素问·刺热》曰：“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热病从部所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则死。诸当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大出也。”也是说明疾病虽然未发，但通过对先兆表现的掌握也可以达到救其萌芽的作用。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提出了“病家十要”，其中第三要“宜早治，始则容易，履霜不谨，坚冰而至”，亦是这个道理。《灵枢·逆顺》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说明遵循“治未病”的原则，掌握针刺的时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随着病情的进展，邪气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传变，如果在疾病传变之前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阻断疾病的传变，也是“治未病”的重要内容。薛立斋指出中风病的发病特点“病之生也，其机甚微，其变甚速。达士知机，思患而预防之，庶不至于膏肓”，两者思想几乎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病证学的指导思想，是古人长期临床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无数医家临床经验和思考的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影响和渗透的结晶。相比《内经》所蕴含的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本文所罗列若干的指导思想可能只发掘了其中部分而已，但这些指导思想的确在其后的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今天，它们仍然指导着中医临床的预防、诊断、辨证和治疗的各个环节，显示了其巨大的学术生命力。第二节 黄帝内经病证学的病因病机理论一、病因学说
中医学归纳导致病证发生的“六淫”“七情”和饮食、劳伤、居处等病因，在《内经》中都有相当的认识。《内经》认为，虽然临床所涉病因颇多，但其可概括为阴阳两大类。如《素问·调经论》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即风寒暑湿燥火等所有外因都归于“阳”性病因的范畴；而所有情志、饮食、居处等病因则属于“阴”性病因。《内经》对风寒暑湿燥火外邪的认识是建立在对自然界六气属性认识的基础上的。如《灵枢·岁露论》云：“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揭示风邪就像自然界中对世间万物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大风一样，其性轻扬，迅捷，易袭人体之阳位。再如自然界之寒气可使物体收缩，使水凝结成冰，其性凝涩，故犯人体之寒邪也有凝滞收引之性，因此，“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素问·举痛论》），感寒则“皮肤急腠理闭”（《灵枢·岁露论》）。
总之，六淫之邪从外而至，病发初期大多在属阳之表，故为“阳”性病因。
情志不节可直接伤及五脏。《灵枢·百病始生》云：“喜怒不节则伤藏。”具体而言，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五脏内藏五志，脏伤多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情志失常。如《灵枢·本神》载：“怵惕思虑者则伤神。”而不同情志对神所造成的伤害也各不相同，如大悲则“竭绝而失生”、大喜则致“神惮散而不藏”。
饮食致病，大体上有3种途径：伤脏腑、伤气、伤形。而这三者之中，伤脏腑是核心病机。《素问·生气通天论》即指出：“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素问·痹论》亦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述了饮食失宜损伤脏腑之气，“气伤于味”。《素问·生气通天论》论述了大饮对气机的影响，“因而大饮，则气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饮食五味失宜伤形，“味伤形”。
此外，过劳、居住环境、外伤等致病因素，《内经》中也有论述。此类病因大多从脏腑内容所发，证候表现多在里，故属“阴”性病因。二、发病学说
1.正不胜邪则病（1）两虚相得，乃客其形 《灵枢·百病始生》云“两虚”的概念既包含了邪之虚，即此邪为四时不正之气，又包含了人体之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个“虚”字，即人体之虚。《灵枢·岁露论》的“三虚”除了外邪犯人的时间季节问题，还包含了患者自身年老体衰这一因素，“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说明正气在发病中起到主导作用。（2）勇者气行则已，怯者著而为病 人体正气的强弱不仅与其年龄、性别及养生方式有关，还与其先天体质有密切关系。《素问·经脉别论》论述了素体强壮之人，即便感受外邪，也可通过自身调节将疾病消于无形；而体质怯弱之人受到同样的外邪侵犯，则无力抗邪外出，也无力通过自身正气的调节，恢复机体的正常机能，因此会“著而为病”。（3）须避外邪 《内经》对外邪致病的认识是辩证而全面的。全书不仅强调正气的重要性，还指出虚邪对人体的破坏性，而《素问·刺法论》论述了瘟疫毒邪其性峻猛，无论什么样的体质都应以避之为上：“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在特殊的情况下，人的抵抗力即正气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只有隔离才是上策。（4）因加而发 《灵枢·贼风》提示我们，微弱的邪气反复侵犯人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正气的承受能力，从而导致疾病发生：“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加而发焉。”又如《素问·痹论》记载了痹证内传于脏腑，成为脏腑痹的原因之一，即反复感受风寒湿邪：“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
2.生病起于过用 《素问·经脉别论》提出“生病起于过用”的发病观：“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所谓“过用”，即使用太过，超越常度。无论什么“过”则为害，就人体而言各种“过用”因素均可造成机体疲于耐受，脏腑功能损伤而发病。“过用”的因素很多，依《内经》所论主要有饮食五味、精神情志及劳逸等。三、病机学说
1.百病之生，皆有虚实 《素问·调经论》有“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之论，也正因此，后世认为分析疾病中邪正的虚实关系，是辨证的基本要求。（1）邪正之要，不离虚实 虚实是从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看疾病的病机，有无则是从机体内循环的状态言病机。何为虚实？《素问·通评虚实论》最早给出了虚实的概念：“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实”是指邪气盛；“虚”是指正气虚，即“精气”不足。正气能抗邪者，为实证；反之，即为虚证。具体而言，阴阳气血津精的不足、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功能减退，运化无力皆属虚；而病邪偏盛，使人体正气不能战胜之，则为实。此处“邪”可为外邪，也可为内邪。《内经》又通常以“不足”和“有余”来指代虚实病机。如《素问·调经论》详细阐述了形神气血虚实在临床上的不同表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血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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