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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6 14: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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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F.S.)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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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全译典藏版)

了不起的盖茨比(全译典藏版)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

了不起的盖茨比

(全译典藏版)

作者: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译者:赵瑾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0-01

ISBN:9787540463779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跳到她高呼:“情郎,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我一定得把你要!”[1]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注释[1]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中的一个人物。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章

在我年纪尚轻、涉世未深时,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至今言犹在耳。“当你想开口批评别人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要想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拥有那么多优越的条件。”

他没再多说——我们之间一向话不多,却能相互理解。从那以后,我就习惯于对所有的人保留自己的判断,这个习惯也使得很多性格古怪、爱发牢骚的人对我敞开了心扉。一个正常人表现出这样的品性,心理不正常的人往往会很快察觉并抓住不放。大学期间就有人指责我是政客,只因为我知道很多放荡不羁的无名小卒的小秘密和忧伤往事。其实绝大多数隐私都不是我刻意打听来的,实际情况是,每当我敏感地意识到又有人要对我倾诉衷肠时,我就表现得昏昏欲睡、若有所思、心不在焉,甚至是不屑一顾、充满敌意。因为我很清楚年轻人倾诉的所谓衷肠,至少他们倾诉时所用的语言大多是剽窃来的无病呻吟,有时候甚至词不达意,所以,不妄加评论或者沉默不语,是最明智的选择。直到今天,我仍然担心自己会一不小心就忘记了父亲的忠告——父亲曾以自命不凡的姿态暗示过的,我如今又以自命不凡的姿态重复的:人从出生的时候起,具备的道德观念就是参差不齐的。

在夸耀完我的宽容大度之后,我必须承认,我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人们的行为基础可能坚硬如岩石,也可能稀软如沼泽,可是一旦超越某种限度,我就不再关心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以后,我就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保持同样高度的道德水准。我再也不能参与什么荒唐的游乐,再也不想听别人倾诉衷肠、偶尔窥见别人的内心世界。但是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本书书名中提到的那个人——盖茨比。盖茨比,我从内心里鄙视他所代表的一切。如果一个人的品格是由一系列的成功造就的,那么他的身上则笼罩着一种特殊的光彩,他能敏锐地捕捉到人生的每一个希望,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可以准确地感应到万里之外的每一次地震信息。这种敏感不同于所谓的“创造性气质”,而是一种永葆希望的激情,一种富于浪漫的感性,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我想大概以后也不会发现。当然,盖茨比本人这一生倒是无可非议的;让我对人生短暂的欢乐、痛苦和悲伤失去兴趣的,是那些伤害、亵渎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那在盖茨比的幻梦破灭以后随之而来的乌烟瘴气。

我们卡罗韦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里有头有脸的家族,并且绝对算得上名门望族。据家里传说,我们是苏格兰贵族巴克卢公爵的后裔,不过我们这一支真正的创建者是我祖父的哥哥。他一八五一年来到这

里,花钱找人替他参加南北战争,自己则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直到现在,我父亲还在经营这一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开创家族辉煌的伯祖父,但据说我跟他长得非常像,挂在父亲办公室里那张板着面孔的画像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九一[1]五年,我从纽黑文毕业,距我父亲从此处毕业正好四分之一个世纪。[2]紧接着,我参加了被称为世界大战的,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在打完令人激动的反击战之后,我退伍回到家里,顿觉百无聊赖。中西部荒凉得像宇宙的边缘,与温暖的世界中心隔着千里万里。一番思索之后,我决定去东部,学做债券生意。我认识的人几乎个个都做债券生意,因此我觉得自己也能靠这个谋生。长我一辈的亲戚们像替我挑[3]选私立高中一样商量着,最终,他们表情严肃而犹疑地对我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做吧。”我亲爱的父亲也同意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几经周折,我终于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去了东部,自以为这下是一去不复返了。

离开了中西部宽阔的草地和茂盛的树木,我在东部的生活首先要从找一套房子居住开始。那时正值温暖的季节,因此一位同一办公室的年轻人提议去郊外合租一套房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他找了一处近郊的平房。那是一座饱经风雨侵蚀的木板平房,每月租金八十美元。就在我们要搬去的最后一刻,公司把他调去了华盛顿,我只好一个人搬进了那座小木屋。陪我同去的有一条狗——虽然它跟了我几天就跑了,还有一辆旧的道奇汽车,一个芬兰女佣,她每天为我收拾房间、做早饭,早饭的香味伴着她不停咕哝着的芬兰谚语,一同弥漫在我的小木屋里。

最开始的几天我觉得很孤单,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向我问路的人。“请问西卵镇怎么走啊?”他一脸无可奈何。

告诉他之后,我继续往前走,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再孤单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问路人,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这里的原始居民,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给他指路,让我有一种荣誉市民的优越感。

阳光明媚起来,树木争着长叶,就像电影里的植物快速生长,转眼间就郁郁葱葱。我的信念又回来了——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翻开了新的篇章。

郊外清新宜人的空气让我神清气爽,我也需要多读一点书来充实自己的头脑。为此,我买了十多本银行业、信贷和投资理财方面的书,它们有着红色烫金的封皮,一本本整齐地立在书架上,仿佛铸币厂新[4][5][6]造的金币,将为我揭示米达斯、摩根和弥赛纳斯的致富秘诀。除了这些以外,我还想读一些别的书。我上大学的时候颇有文才,曾经给《耶鲁新闻报》写过一系列虽平淡无奇但绝对严肃的社论。现在,我想重拾自己的文学兴趣,让自己成为“多才多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那种最浅薄的“专家”。别以为这只是一句俏皮的警语——仅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毕竟要显得成功得多。

纽约市正东方向有个形状奇特的细长小岛,上面有北美最离奇的小镇,纯属偶然,我租的房子就位于这个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观外,还有两处不同寻常的地形。离城大约二十英里,有一对硕大的鸡蛋形状的半岛,二者外形几乎一模一样,一直延伸到长岛海峡,一条小湾从中间把它们隔开了。虽然它们并不是标准的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所讲的鸡蛋那样,在碰过的那头都呈压碎的扁平状,但是如此相似的外貌,哪怕是从此地飞过的海鸥,也会惊讶不已。人类虽然没有翅膀,却能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现象:这两个“鸡蛋”除了外形极其相似外,其他方面则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镇,两个“鸡蛋”中不算时髦的那个。其实用“时髦”这样的词,真不足以表达两个地方之间各种诡异的不同。我租的房子恰好位于鸡蛋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的距离,左右两边是每季租金在一万二到一万五的豪华别墅。右边那一栋,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算得上一个庞然大物,而且简直就是诺曼底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矗立着一座崭新的塔楼,上面爬着稀疏的常春藤,还有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游泳池,偌大的草坪和花园足足有四十多英亩——这就是盖茨比的公馆。准确一点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有钱人住的公馆,因为我现在根本不知道盖茨比是何方神圣。相比之下,我的小木屋实在太简陋了,我有点庆幸它那么小,那么不引人注意,这样我才可以自在地欣赏海景,欣赏盖茨比公馆一望无际的草坪。并且,与这样一位百万富翁做邻居,我感到欣慰,而这一切只需要我每月拿出八十美元。

小湾的对岸就是东卵。东卵有一片豪华的住宅区,洁白的、宫殿似的豪宅在水边熠熠生辉。故事就在我开车去东卵的汤姆·布坎南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拉开了序幕。汤姆是我大学时就认识的,他的夫人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在芝加哥待过两天。

我表妹的丈夫汤姆擅长各种运动,曾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出色、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可以说全国闻名。像这种二十一岁就在某一领域登峰造极的人,想要超越自己就变得很困难,此后的人生也仿佛走了下坡路。他家财万贯,早在大学时代就因挥霍无度而遭人非议,这次从芝加哥搬到东卵来,那排场更叫人咋舌,用“叹为观止”来形容也毫不夸张。举个例子来说吧,为了打马球,他竟然从森林湖运来一大群马。在我辈人中,竟有人如此阔绰,干这种“烧钱”的事,若非亲眼所见,我是万万没法相信的。

至于汤姆夫妻俩为什么搬到东卵来,我不知道。或许根本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他们曾经在法国待过一年,后来一直居无定所,东飘西荡。他们去过的地方有两个共同点,就是周围都是有钱人,这些有钱人都喜欢打马球。我表妹黛西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他们这次来东卵就算是定居了。对此我很难相信,我表妹的心思我向来是看不透的,至于她的丈夫汤姆,我觉得会因为迷恋而追逐每一场不可测的马球比赛,从而继续这样东飘西荡下去。

就这样,在一个微风徐徐的温暖的晚上,我开车去东卵拜访这两个我并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豪华气派——一座乔治王殖民时代风格的豪宅,以红白为主色调,光彩耀目地矗立在长岛湾畔。还

有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草坪从海滩起步,一路穿过日晷、砖径和红火的花园,直到豪宅跟前,然后仿佛又借着势头爬上墙,变成了绿油油的常春藤。房子正面一溜儿法国式落地窗迎着黄昏的暖风敞开,并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着灼目的光芒。前门廊下,汤姆·布坎南身穿骑装,叉开双腿站着。

跟纽黑文时代比,他的样子变了很多。如今三十岁的他,头发呈稻草色,嘴角略带狠样,看上去体格健壮,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而傲慢的眼睛引人注目,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印象。优雅得近乎女气的骑装也难以掩饰他身躯的强壮——他仿佛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连皮靴的每根带子都撑得紧绷绷的;当他转动肩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薄薄的上衣下一大块移动的肌肉。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粗鲁而沙哑,反映出性情的暴戾。他说起话来爱带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气,哪怕对喜欢的人也是这样,因此在纽黑文时代就有不少人对他恨之入骨。

他的样子像是在说:“虽然我力气比你大,但我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你可别以为这些问题都是我说了算。”当年我们参加过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但是并没有发展起多么亲密的关系。我觉得他是很看重我的,而且带着他特有的野蛮、粗横的神气,希望我也看重、喜欢他。

在阳光照耀的门廊上,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这里很不错。”他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跟我说。

他用一只胳膊将我转过来,大手对着眼前的景物一挥——这些景物包括一座下沉式的意大利风格的园林,半英亩浓郁的玫瑰园,一艘在岸边随浪潮起伏的翘鼻子的汽艇。“这里原来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将我转了回去,客气但不容分说,“去里面看看吧。”

于是我们穿过一道很高的走廊,来到一间玫瑰色的、宽敞明亮的客厅,两头的落地窗把它巧妙地嵌在这座房子当中。半敞着的窗子晶莹闪亮,映衬出一片外面的草坪,宛若那绿油油的草一直长到了屋子里。微风吹过,两头的窗帘一边往里摆,一边向外扬,就像是一面面白旗卷曲着扑上有着结婚蛋糕似的装饰图案的天花板,然后落下来,有如风吹海面般拂过绛色的地毯,留下一阵阴影。

整间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要算那张庞大的沙发椅了,上面两个年轻的女人就像浮在一个固定的大气球上。两个人都穿着白衣,衣裙在微风中飘荡,好像她们刚绕房子飞行了一圈似的。我肯定是站了好一会儿,我听见风吹过窗帘的噼啪声和掀动墙上壁画的嘎吱声。突然“砰”的一声,汤姆·布坎南把后面的落地窗关上了,室内的余风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那两个年轻女人也终于缓缓地降落到地面上。

两个女人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我不认识。她在长沙发的一头平躺着,身子纹丝不动,下巴稍稍向上仰,好像在极力平衡着生怕掉下来的什么东西。也许她用眼角看到了我,但她没做任何表示;这反而让我觉得自己的到来惊扰了她,差点张口跟她道歉。

另外那个女人,我的表妹黛西,表情真诚,身体微微前倾,好像要站起身来。突然,她轻轻地扑哧一笑,滑稽又可爱。我跟着她笑了,随即走上前去。“我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好像觉得自己说了一句俏皮话,又笑了一下。她拉住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好像这世界上她最想见的人就是我了。这是她特有的表情,她低声地告诉我那个仰着下巴搞平衡的姑娘姓贝克(听说黛西这样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人更靠近她,不过这不相干的闲话丝毫无损她那巨大的魅力)。

不管怎么样,贝克小姐总算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几乎察觉不出地冲我点了点头,接着又赶紧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好像她一直在保持平衡的东西歪了一下,吓了她一跳。我又一次忍不住要道歉了。她这种我行我素的神态真让我大开眼界、佩服得很。

我转过头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让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这是种让你不得不侧耳倾听的声音,好像她的每句话都是一串不会重新演奏的音符。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她有明媚的眼睛,热情的嘴,飞扬的神采。她的声音里含着一种让人激动的特质,是那些为她倾倒的男人难以忘怀的:那声音抑扬顿挫,有喃喃低语,有种种暗示,有丝丝魅力,她用它讲述刚刚做过的开心事,就好像很快还有更开心的事发生一样。

我告诉她,在我来东部的途中曾经在芝加哥逗留了几天,那里有十几位朋友让我代他们向她问好。“他们都很想念我吗?”她简直欣是喜若狂地喊道。“整个城市都凄凄惨惨。所有人都把汽车的左后轮涂上黑漆当花圈,城北的湖边更是整夜哀号声不绝于耳。”“简直太棒了!汤姆,我们明天就回去吧!”随即她又说了句毫不相干的话,“你应该看看我们的宝宝。”“我很想看看。”“她现在睡着了。她已经三岁了。你从没见过她吗?”“嗯,从没见过。”“哦,那是应该看看她。她……”

汤姆·布坎南原本一直忐忑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现在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尼克,你现在干什么买卖呢?”“债券投资。”“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我所在的公司。“嗯,从没听说过。”他很干脆地说。

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你会听到的,”我有点不满,“在东部待久了,你就会知道的。”“哦,你放心,我肯定会在东部待下来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先看看黛西,又看看我,好像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会引起误会,“除非我变成天字第一号傻瓜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那是肯定的。”贝克小姐突然说。我吃了一惊。进屋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话。大概她自己也觉得有点吃惊吧,因为她随即打了个哈欠,跟着一连串灵巧的动作,她迅速地站了起来。“我好像都麻木了,”她抱怨着,“真不知道在那张沙发上躺了多久。”“别看我,”黛西说,“整个下午我可都在劝你去纽约呢。”“不要了,谢谢,”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食品间端上来的鸡尾酒说,“我

正在进行正儿八经的锻炼呢。”

男主人以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她。“是真的吗?”他喝下自己杯里的酒,好像那是最后一滴,“我实在不知道你能干成什么事。”

我看看贝克小姐,对她能“干成”什么事感到纳闷。我挺喜欢看她的。她身材娇小,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当她像军校的年轻学员那样昂首挺胸时,就显得姿态挺拔了。她用那双被太阳晒得眯起来的灰色眼睛看着我,可爱的小脸略显苍白,又带着愠色,流露出彬彬有礼的好奇心。这让我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或许是见过她的照片。“你是住在西卵吧,”她带着轻蔑的口气对我说,“我认识那边一个人。”“我谁也不认识……”“盖茨比你总该认识吧?”“盖茨比?”黛西追问道,“你说的是哪个盖茨比?”

我还没来得及说盖茨比是我的邻居,用人就进来宣布开饭了。汤姆·布坎南不由分说,架着我的胳膊把我推出了房间,就像把一颗棋子从棋盘的一个方格推到了另一个方格。

两位女士手搭在腰上,袅袅婷婷地摇曳着,先于我们走到了玫瑰色的阳台上。落日的余晖洒在阳台上。风小了很多,餐桌上有四支蜡烛,烛光在微风中闪烁。“干吗要点蜡烛?”黛西皱着眉满脸不悦地说,用手指掐灭了烛火,“再过两个星期,就要迎来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了。”她看着我们,满面春

风,“你们是不是总在等这最长的一天,结果还是错过了?我就老是在等这一天,可是每次都会错过。”“我们应该计划一下干点什么才好。”贝克小姐打着哈欠说,好像要上床睡觉了似的在桌边坐了下来。“好啊,”黛西说,“我们计划干点什么好呢?”说着她把脸转向我,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人们都在计划些什么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一脸严肃地把目光转向了她的小手指。“看,”她嘟囔着,“我把手弄伤了。”

于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她有点青紫的小手指。“我讨厌笨拙这个词,”汤姆抗议道,“哪怕开玩笑也不行。”“笨拙。”黛西继续犟嘴。

有时候黛西和贝克小姐闲聊,内容毫不引人注意,也就是无关紧要的玩笑话,也算不上唠叨,就像她们那白色的衣裙以及她们那超然无欲的眼睛一样淡漠。她们坐在这里应酬汤姆和我,如同客客气气地应酬客人。她们也知道很快晚饭就会吃完,这一晚上就会过去,时间不过是随随便便打发掉罢了。这一点和西部完全不同。在那里,晚上待客都是非常迫切地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最后推向尾声,整个过程让人充满期待而又不断感到失望,要不然就是紧张地等待着结束时刻的到来。“黛西,你让我觉得自己很不文明,”喝完第二杯带着软木塞气味、但口感相当不错的红酒,我坦白地说,“你就不能谈谈庄稼或者别的什么吗?”

我说这句话本来没什么别的用意,却出乎意料地引发了话题。“文明正在崩溃,”汤姆气势汹汹地说,“我最近对这个世界非常悲观。你看过戈达德写的《有色帝国的崛起》吗?”“哦,没看过。”我对他的口气感到很吃惊。“我跟你说,这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如果我们不加小心,白种人就会……就会湮没。书上讲的都是科学道理,都已经被证明了。”“汤姆现在变得很深刻了。”黛西说,脸上带着点忧伤的表情,“他看过一些深奥的书,书里有很多深奥的字眼,对了,那是个什么字来着,我们……”“我跟你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汤姆继续说,很不耐烦地瞅了她一眼,“那家伙已经把一切都讲得一清二楚了。我们白种人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要不然其他有色人种就会掌控一切……”“我们必须打倒他们。”黛西低声地说道,同时不停地对着炽热的太阳眨眼。“你们应该到加利福尼亚去安家……”贝克小姐刚开口,汤姆就在椅子里费力地挪动了一下他庞大的身躯,打断了她的话。“这本书主要的观点是我们作为北欧日耳曼民族——我是,你是,你也是,还有你……”他略微迟疑了一下,点了一下头,算是把黛西也包括进去,这时黛西冲我眨了一下眼,“我们创造了所有构成文明的东西,包括科学、艺术,所有的一切。你们明白吗?”

他那专心致志的劲头,让我觉得有点可怜。现在的他好像比刚才还要自负,可他自己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男管家离开阳台去屋里接电话。黛西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脸凑到了我跟前。“我要跟你说个家里的秘密,”她很兴奋地在我耳边说道,“是关于男管家的鼻子的。你想知道这其中的故事吗?”“这不就是我今晚来的目的吗?”“你知道吗,他原来不是做管家的。他原来在纽约给人擦银器,那家人有一套供两百人用的银餐具,他每天从早到晚地擦,渐渐地鼻子就受不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贝克小姐接了一句。“是的,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最后他不得不辞职了。”

有那么一刻,夕阳的余晖温情脉脉地洒在她红润的脸上,她那独特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地凑上前侧耳倾听。余晖渐渐消逝了,每一道光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就像孩子们在黄昏时依依不舍地离开热闹的街道一样。

男管家回来了,凑在汤姆的耳边咕叽了几句,汤姆听完眉头一皱,把椅子往后一推,一言不发地走进了屋子。汤姆的离去好像使黛西重新活跃起来,她又一次向前探身,声音像唱歌似的动听。“能在我的餐桌上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尼克。你让我想到了一枝……一枝玫瑰,一枝真正的玫瑰,是这样吗?”她转向贝克小姐,期待她的附和,“一枝真正的玫瑰,是吗?”

这纯粹是胡说,我跟玫瑰哪里有一点相似之处呢?她就是随口一说,可其中饱含动人的激情,好像她的一片真心就藏在那热情洋溢的话语里,亟待向你倾诉。突然,她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说了句“对不起”,就走进屋里去了。

贝克小姐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里面并没有任何意思的表述。我刚要开口说话,她猛地坐直身子,警告似的“嘘”了一声。这时我听见屋子里传来低低的、激动的谈话声。贝克小姐探过身去毫无顾忌地仔细倾听着。低语声有几次几乎能够听清,紧跟着又低了下去,之后又变高,最后完全消失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位盖茨比先生,是我的邻居……”我提起话头。“别说话,我要听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吗?”我天真地问。“难道你不知道?”贝克小姐一脸惊奇,“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哎呀,这个……”她迟疑了一下,跟我说,“汤姆在纽约有个女人。”“有个女人?”我茫然地重复着她的话。

她点了一下头。“我觉得她起码应该识点大体吧,怎么能在吃饭的时间打来电话,你说呢?”

我还没明白她的意思,就听见一阵衣裙的窸窣声和皮靴的嘎吱声,黛西和汤姆回来了。“真是没办法。”黛西强作欢颜,大声地说道。

她坐下来,先看了贝克小姐一眼,又朝我看了一下,接着说道:“我刚才到外面看了一下,外面真是浪漫极了。我看到草坪上有一只[7]鸟,可能是搭丘纳德或者白星轮船公司的船过来的,好像是一只夜莺。它一直在那里不停地歌唱……”她的声音也宛若歌唱,“真的浪漫极了,是吗,汤姆?”“真是浪漫至极。”他说,然后又一脸沮丧地转向我说:“吃完饭天还早的话,我带你去我的马棚看看。”

就在此时,屋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看到黛西果断地对汤姆摇了摇头,于是,关于马的话题——事实上所有的话题,就此化为乌有。在我残破的记忆里,我记得最后五分钟,餐桌上的蜡烛不知怎么又点着了,那一刻,我很想看看大家都是什么表情,同时又极力地躲避所有的目光。我猜不出汤姆和黛西在想些什么,我怀疑甚至像贝克小姐这样我行我素、玩世不恭的人,对这第三位客人尖锐刺耳的铃声是否能做到置若罔闻。也许对某些人来说,这样的局面还挺有趣,我本能的反应却是打电话给警察局。

不必说,马棚的事没人再提了。在暮色中,汤姆和贝克小姐慢慢地溜达着去了书房,那样子就像是去灵堂守夜一般。而我一面装聋作哑,一面表现得饶有兴趣,跟着黛西穿过一连串走廊来到前面的阳台。夜色苍茫中,我们在一张柳条编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黛西把脸捧在手心里,像是在轻轻地抚摸自己可爱的脸庞。她出神地望着天鹅绒般的暮色,看得出来她心潮澎湃。于是我问了几个关于她小女儿的问题,想以此缓解一下她的情绪。“我们彼此并不熟悉,尼克。”她忽然对我说,“虽然我们是表亲。你连我的婚礼都没参加。”“那时候我还在打仗。”“也是。”她犹豫了一下,“唉,我过的这日子,可真够受的,尼克,我几乎把什么都看透了。”

很明显,她话里有话。我等着听,可是她没有接着往下说。沉默了一会儿,我只好又支支吾吾地把话题转移到她的小女儿身上。“我想她肯定会说话、会吃饭,什么都会吧?”“嗯,是啊。”她心不在焉地对我说,“尼克,听我说,你想知道她出生的时候我说了什么话吗?你想听吗?”“非常想听。”“你听完,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看待世事了。她出生还不到一个钟头,汤姆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从麻醉中醒来,觉得孤苦伶仃,立刻问护士是男孩还是女孩。她跟我说是个女孩,我接着就转头哭了起来。‘好吧,’我说,‘我很高兴是个女孩。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是女孩在这世上最好的出路了,做个美丽的小傻瓜。’”“你知道了吧,我觉得一切都糟糕透顶,”她用一种确凿无疑的语气继续对我说,“我知道,每个人都这样认为,那些了不起的人也不例外。我哪里都去过了,什么人都见识过了,该干的都干过了。”她两眼炯炯有神地环顾着四周,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像极了汤姆,然后放声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可怕的嘲讽,“真是饱经世故……天哪,我真的是饱经世故。”

她话音刚落、不再勉强我关注和相信她时,我就觉察到她刚刚说的根本不是真心话。这让我觉得不安,好像整个晚上完全是个圈套,一切只是为了使我相信她并付出一份感情。我沉默了。果然,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时可爱的脸上带着明显的假笑,像是在告诉我,她和汤姆一样,都属于那个上流社会的秘密团体。

那边屋子里灯火辉煌。汤姆和贝克小姐分坐在长沙发的两头,她念《星期六晚邮报》给他听,声音很低,语调没有任何起伏,每一字每一句都让人心神安定。灯光在汤姆的皮靴上闪亮,却把贝克小姐的黄褐色头发映衬得很暗淡,她翻过一页时,胳膊上细细的肌肉颤动着,灯光则一晃一晃地打在纸上。

我和黛西走进了屋子,贝克小姐举起一只手示意我们不要说话。“待续。”说着,她把杂志扔到了桌上,“欲知后事,请见下期。”

她膝盖一挺,噌地站了起来。“十点了,”她说,好像天花板上写着时间,“我这个好孩子该上床睡觉了。”“乔丹明天要去韦斯特切斯特参加锦标赛。”黛西解释道。“哦,你是乔丹·贝克。”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看起来那么眼熟了,她那可爱的傲慢表情,曾经出现在报道阿什维尔、温泉城和棕榈滩体育赛事的众多报刊上。当然我还听说过她的一些闲话、绯闻之类,但具体是关于什么我可早就忘了。“明天见。”她轻声说,“八点钟叫我吧,好吗?”“只要你起得来。”“我肯定起得来。晚安,卡罗韦先生。改天见。”“你们肯定会再见面的,”黛西肯定地说,“其实,我觉得我该做个媒。尼克,你多来几趟,我想办法……呃……把你俩凑到一起。比如说,不小心把你俩单独关在储藏室里,又或者把你们一起拽到小船上往海里一推,诸如此类……”“明天见吧,我什么也没听见。”贝克小姐从楼梯上喊道。“她可是个好孩子,”过了一会儿汤姆说,“他们真不该让她这样到处乱跑。”“谁不该?”黛西冷冷地问。“当然是她家里人。”“她家里只有一个老姑妈。再说,以后尼克就可以照应她了。是不是,尼克?今年夏天她将在这里度过很多个周末,我觉得这里的家庭环境对她绝对大有好处。”

黛西和汤姆就那样彼此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她是纽约州的人吗?”我赶紧找了个话题。[8]“她是路易斯维尔人。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少女时代。我们那美好纯真的……”“刚刚在阳台上,你是不是把你的心里话都跟尼克说了?”汤姆忽然质问道。“我说了吗?”她看着我,“我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我们好像谈到了日耳曼民族。嗯,我想起来了,我们不知不觉就谈到了这个话题。你没意识到呢……”“尼克,不要听到什么都信以为真。”他告诫我。

我装作很轻松地说我没听到什么。几分钟后,我跟他们告别。他们送我到门口,在一片明亮的灯光里并肩站着。我发动汽车刚要走,黛西突然命令似的冲我喊道:“等等!”“有件很重要的事差点忘了问你,我听说你在西部跟一个姑娘订婚了,是真的吗?”“对啊,我们都听说你订婚了。”汤姆客客气气地附和说。“那绝对是造谣。我穷得叮当响。”“可是我们都听说了啊。”黛西坚持道。她又像花朵般绽放开来,我真的感到很惊讶,“我们可是听三个人说过呢,那肯定是真的。”

我心里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事,可是我真的没有订婚。小道消息说我订了婚,这也是我到东部来的原因之一。毕竟,你不能因为流言就和老朋友绝交,我也不可能因为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就去结婚。

但是,这次他俩对我的关心让我挺感动的,也显得他们不是那么势利和高不可攀了。即便如此,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还是觉得有点困惑,甚至有点厌烦。我觉得黛西应该抱着孩子离开这里才对,但很显然她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至于汤姆在纽约有个女人这种事,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会因为一本书而感到沮丧。不知是什么东西让他开始从陈腐的学说里汲取精神食粮,好像他那壮硕的体格里蕴含的自大已经不再能滋养他那唯我独尊的心灵了一样。

一路上,我发现无论是小旅馆,还是路边汽油站前,都已经是一片盛夏的景象,一台台鲜红的加油机蹲在电灯光圈里。回到西卵的住处后,我把车停在小车棚里,院子里有一架闲置的锄草机,我过去坐了一会儿。晚风已经停了,我眼前的这个夜晚明亮而充满嘈杂的声音。鸟雀在树上不断地拍打着翅膀,青蛙鼓足了劲儿发出连续不断的风琴声。月光中,一只猫的侧影在慢慢地移动,转过头去看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五十英尺之外,有个人从我隔壁豪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两手插在口袋里,仰望着那银白色的星光。从他那悠闲的动作和双脚稳踏草坪的姿态,我断定他就是盖茨比先生,他大概是出来确定一下哪一片天空是属于他的。

我决定跟他打声招呼。贝克小姐不是在吃饭时提到过他吗,权当介绍了。可是我并没招呼他。因为我看到他突然做了个动作,好像很享受这种独处的状态——他对着幽暗的海水伸出两只胳膊,样子很古怪,虽然我离他很远,但是我肯定他正在发抖。我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一盏绿灯,那么远,那么小,可能是一座码头的尽头。当我再去看盖茨比时,他已经不见了,于是我又一个人待在了这暗流涌动的黑夜里。注释[1]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所在地。[2]条顿人即日耳曼人,条顿大迁徙,是主人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幽默说法。[3]为富家子弟创办的私立寄宿学校。[4]米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求神赐予点金术。[5]摩根,美国金融巨头。[6]弥赛纳斯,古罗马大财主。[7]当时两家著名的英国轮船公司。[8]路易斯维尔,美国肯塔基州的城市。第二章

大约在西卵和纽约的正中间,公路匆促地会合了铁路,又与它并行了四分之一英里,为的是躲开一片荒凉的地区——灰烬山谷。那里,无穷无尽的灰土像麦子一样生长,长成山脊、山丘和各种奇形怪状的园子;又堆成房屋、烟囱和炊烟的样子;最后经过超绝的努力,堆成了一个个灰蒙蒙的人,还隐隐地在走,又慢慢地在尘土飞扬中消失。有时候,会有一列灰色的火车沿着一条根本看不见的轨道慢慢地爬过来,嘎吱一声鬼叫似的停下,马上一群灰乎乎的人就拖着铁铲一窝蜂地拥上去,扬起漫天的尘土,叫你完全看不清他们的举动。

这是一片灰蒙蒙的土地,它的上方永远浮动着尘埃,你很快就会从中辨认出T. J.埃克尔伯格大夫的眼睛——蓝色、庞大,光瞳仁就有一码高。这双眼睛并非长在什么人的脸上,它们从一副宽大无比的黄色眼镜下往外看着,而眼镜则架在一个不存在的鼻子上。这该是一个多么异想天开的眼科医生啊,想出竖这样一座大广告牌来招揽生意。大概这位医生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或是撇下它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由于年深日久,饱经日晒雨淋,两只眼睛的油漆已经剥落,光彩也不比从前,但依然若有所思地俯视着这片阴沉的灰堆。

灰烬山谷旁边有条肮脏的小河。每当有驳船通过,河上的吊桥就会拉起来,途经此处的火车便停下来,等待通行,此时车上的乘客就有约半小时面对这片凄凉的景象了。就算平时,火车在此至少也要停靠一分钟。恰因如此,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汤姆·布坎南的情妇。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情妇。他经常带着她下时髦的馆子,留她一个人在桌旁坐着,自己则走来走去,跟所有他认识的人聊天。我虽然很好奇想看看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但是我又不想和她见面。最终,我还是见到了她。一天下午,我和汤姆一起坐火车去纽约,当我们在灰堆旁停下来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不由分说地抓住我的胳膊肘,硬把我拖下了车。“我们在这儿下车,让你见见我的女朋友。”他霸道地说。

也许那天中午他喝多了,这种逼我作陪的做法简直就是暴力行为。也或许他傲慢地以为,星期天下午我根本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可做。

我跟着他跨过一排低低的刷得雪白的铁路栅栏,然后在埃克尔伯格大夫目不转睛的注视下,沿着公路往回走了一百码。眼前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小排黄色的砖房,坐落在这片灰烬的边缘,一条小型“主

[9]街”大概是为本地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左右两边什么也没有。这一小排房子一共只有三家店铺:其中一家正在招租;另外一家是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饭馆,门前用炉渣铺成了一条小道;第三家是个汽车修理行,招牌上写着“乔治·B.威尔逊—修理汽车—买卖汽车”。我随汤姆走进了第三家。

店里空空的,一副不景气的模样。我只看见一辆汽车,那是一辆福特车,破旧不堪且落满了灰尘,颓废地蹲在阴暗的角落里。刹那间我有一个念头,这空荡荡的车行也许只是个幌子,为的是掩盖楼上奢华气派的房间。就在这时,车行老板出现了,他站在一间办公室的门口,拿一块抹布不停地擦着手。他头发金黄,面无血色,不大有精神,样子还不算难看。一看到我们,他那对浅蓝色的眼睛立即流露出一丝暗淡的希望。“嘿!威尔逊,”汤姆一边嘻嘻哈哈地说,一边拍拍他的肩膀,“你这家伙,最近生意怎么样?”“还行吧,”威尔逊毫无底气地回答道,“你想好什么时候把那部车子卖给我了吗?”“下星期吧。我的司机现在正整修它呢。”“他干得很慢,是吗?”“不,他干得一点都不慢,”汤姆没好气地说,“如果你这么想,我看我还是把它拿到别的地方去卖好了。”“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威尔逊连忙解释,“我只是觉得……”

他支支吾吾,最后声音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汤姆不耐烦地向车行四面张望。接着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不一会儿工夫,办公室门口的光线被一个结实的女人挡住了。她看上去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身子胖胖的,但是像有些女人一样,胖得很美。她穿着一件沾了油渍的深蓝色双绉连衣裙,从她的脸庞上,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美丽,但是她的活力显而易见,好像她全身的神经都在不停地燃烧一样。她慢慢地笑了一下,接着大摇大摆地穿过她丈夫的身边,就好像那男人只是个幽灵。她走过来跟汤姆握手,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然后用舌头润了润嘴唇,连头也没回,就那么低低地、粗声粗气地对她丈夫说:“你怎么不知道拿两把椅子让人家坐下?”“是,好的。”威尔逊连忙答应,接着马上向小办公室走去,他的身影和墙壁上的水泥色马上混成了一片:他深色的衣服、浅色的头发,以及周围的一切,都被一层灰白色的尘土笼罩着——除了他的妻子。她走到汤姆身边。“我要见你,”汤姆急切地说道,“就搭下一班火车走。”“好吧。”“我在车站的报摊旁边等你。”

她点了点头,然后从他身边走开,这时威尔逊从办公室里搬出来两把椅子。

就这样,我们在公路上没人看见的地方等她。过不了几天就是七[10]月四日了,路边有一个骨瘦如柴、同样灰蒙蒙的意大利小孩沿着铁轨在点放一排“鱼雷炮”。“这是个多么可怕的地方,是不是?”汤姆一边皱起眉头看着埃克尔伯格大夫,一边对我说。“糟透了。”“所以换个环境对她有好处。”“她的丈夫同意吗?”“你说威尔逊?他肯定以为她去纽约是看她妹妹。那是个蠢得要命的家伙,连自己的死活都不知道。”

于是,汤姆·布坎南、他的情人,还有我,三个人一同踏上去往纽约的旅程——也许不能说是一同去,因为威尔逊太太很识相地坐到另一节车厢里。汤姆做出这样的让步,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可能在这趟车上的东卵人的反感。

威尔逊太太换上了一件棕色花布连衣裙,火车到达纽约,汤姆扶她下车的时候,她那又肥又胖的屁股紧紧地裹在花布裙子里。在报摊[11]上,她买了一份《纽约闲话》和一本电影杂志;在车站的药店里,她买了一瓶冷霜和一小瓶香水。在楼上那阴暗有回音的车道里,她略过了四辆出租车,最后选中了一辆新车:淡紫色的车身,灰色的坐垫。我们便坐着这辆车子驶出阴暗庞大的车站,开进了明媚的阳光里。突然,她又猛地从车窗前扭回头,身子一探,敲打着前面的玻璃。“我要买一只那样的小狗。”她无比热切地说,“多有意思啊,养只狗。我要买一只那样的小狗养在公寓里。”

于是,我们把车子退到一个白发老头跟前,他长得像极了约翰·[12]D.洛克菲勒,真有点滑稽。在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趴着十几条刚出生的、难以确定品种的小狗崽。“它们都是些什么种?”老头刚走到出租汽车窗口,威尔逊太太就急切地问道。“什么种都有。您要什么种,太太?”“我想要一只警犬。我看你那儿不一定有吧?”

老头怀疑地望望他的竹篮,把手伸进去捏着颈皮拎起来一只,小狗的身子直扭。“这不是警犬。”汤姆说。“是的,这不一定是警犬,”老头说,声音里满是失望,“这可能是一只硬毛猎狗。”他用手抚摸着狗背上棕色毛巾似的皮毛,“你看看这皮毛,多好的皮毛,这只狗绝对不会伤风感冒给您找麻烦的。”“真好玩,”威尔逊太太高兴地说,“多少钱?”“这只狗吗?”老头开始用赞赏的神气看着它,“要十美元。”

就这样,这只硬毛猎狗转了手——它的血统里肯定什么地方跟[13]硬毛猎狗有过关系,但是它的爪子出奇地白——它很快就安然躺进了威尔逊太太的怀里,她则欢天喜地抚摸着它那不怕伤风着凉的皮毛。“它是雌的还是雄的?”她委婉地问。“您说那只狗吗?那只狗是雄的。”“那是只母狗,”汤姆不容置疑地说,“给你钱,拿去再买十只狗。”

我们坐着车子来到第五大道。在这个夏天的星期日下午,空气温暖柔和,很有田园风味。就算有一大群雪白的绵羊突然从街角拐出来,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停车,”我说,“我要在这儿跟你们分开了。”“不行,你不能走,”汤姆连忙插话说,“如果你不上公寓去,茉特尔要生气的。是不是,茉特尔?”“去吧,”她恳求我,“我打电话把我妹妹凯瑟琳叫来。很多有眼力的人都说她很漂亮。”“唉,我很想去,不过……”

于是,我们继续前行,又掉头穿过中央公园,向西城一百多号街那边驶去。出租车驶入一五八号街。这条街上有一大排白色蛋糕似的公寓,车子在其中一幢前停了下来。威尔逊太太四下扫视一番,俨然一副皇后回宫的架势,然后捧起小狗和她买的其他东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我要请麦基夫妇上来,”我们乘电梯上楼时她宣布道,“当然,我还要给我妹妹打电话。”

他们的房间在最高一层——一间小客厅、一间小卧室、一间小餐厅,还有一个洗澡间。一套大得很不相称的、带织锦靠垫的家具把客厅挤得满满当当,如果在室内走动的话,你将会不断地绊倒在法国仕女在凡尔赛宫花园里荡秋千的画面上。一张放得特别大的照片算是墙上挂的唯一的图片,乍一看,它好像一只母鸡蹲在一块模糊的岩石上;可从远处看过去,母鸡则化成了一顶女帽,一个胖老太太笑眯眯地俯视着屋子。桌子上放着书报:几份旧的《纽约闲话》,一本《名[14][15]字叫彼得的西门》,还有两三本百老汇的黄色小刊物。威尔逊太太首先关心了一下她的狗。一个开电梯的工人很不情愿地弄来一个垫了稻草的盒子和一些牛奶。他还自作主张买了一听又大又硬的狗饼干——在装满牛奶的碟子里泡了一块,就那样泡了半天也没人管。这时,汤姆打开一个上着锁的柜子,拿了一瓶威士忌出来。

我这辈子只喝醉过两次,第二次就是在那天下午,所以虽然公寓里到晚上八点的时候依然阳光明亮,但现在想来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好像在雾里一样模糊不清。威尔逊太太坐在汤姆的膝盖上打电话,一口气打了好几个。后来香烟没了,我就到街角的药店去买烟。回来的时候,他俩都不见了,我很识相地坐在客厅里,看了《名字叫彼得的西门》中的一章——或许是书写得太糟,或许是威士忌把东西变得面目全非,因为我完全看不出来一点名堂。

汤姆和茉特尔(喝完第一杯酒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彼此喊教名了)刚刚重新露面,客人们就陆续来敲公寓的门了。

茉特尔的妹妹凯瑟琳,苗条,俗气,三十岁左右,一头短而浓密的红头发,脸上的粉搽得像牛奶一样白。她的眉毛是拔掉后又重画的,画的角度有点俏皮,可是天然的力量要恢复旧观,因此把她的脸部弄得有点眉目不清。她走动的时候,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因为她胳臂上许多假玉手镯会跟着上上下下地抖动。她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像主人一样;又对家具扫视一番,好像东西是属于她的,这也让我怀疑她是否就住在这里。但是等我问她的时侯,她先是放声大笑着大声重复了我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她和女友一同住在旅馆里。

麦基先生是一个白净的、有点女气的男人,住在楼下一层。他刚刮过胡子,颧骨上还带着一点白色的肥皂沫。和屋里的每个人打招呼时,他都毕恭毕敬。他跟我说他是“吃艺术饭”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摄影师,墙上那幅威尔逊太太母亲的放大照片就是他拍的,那照片像一片胚叶似的模糊。他老婆没精打采,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人虽漂亮但非常令人讨厌。她得意扬扬地跟我说,结婚以来她丈夫已经给她拍过一百二十七次照。

不知什么时候威尔逊太太又换了一套衣服,她现在穿了件下午做客穿的礼服——一件精致的奶油色雪纺绸连衣裙。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衣裙窸窣作响。她的个性也因衣服的影响起了变化。原来在车[16]行里那明显的活力变成了目空一切的hauteur。她的言谈举止,她的笑声和姿势,都变得越来越矫揉造作,同时随着她的自我膨胀,屋子显得越来越小;后来,满屋烟气缭绕,她仿佛坐在一个咯吱作响的木轴上不停地转着——“亲爱的,”她装腔作势地大声跟她妹妹说,“这年头谁都想欺骗你。他们脑子里只有钱。上星期我找了个女的来看脚,等她给我账单的时候,不知道的话你肯定以为她给我割了阑尾呢。”“那个女人姓什么?”麦基太太问。“埃伯哈特太太。她经常上门给人看脚。”“你这件衣服真漂亮,我喜欢。”麦基太太说。

威尔逊太太非常不屑地一扬眉毛,否定了这句恭维话。“这不过是件破烂的旧货,”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形象的时候,就随便穿一穿。”“可是你穿着显得特别漂亮,”麦基太太紧接着说,“如果切斯特能把你这个姿势拍下来,那一定会是幅杰作。”

我们都默默地看着威尔逊太太,她撩开眼前的一缕头发,笑盈盈地看着我们。麦基先生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她,然后伸出一只手在面前慢慢地来回比画。“我得调整光线,”他过了一会儿说,“我很想表现面貌的立体感。并且我要把后面的头发全部摄进来。”“我觉得根本不应该调整光线,”麦基太太大声地说,“我认为……”

这时她丈夫“嘘”了一声,于是我们大家又把目光转向了摄影的题材。就在这时汤姆·布坎南大声地打个哈欠,站了起来。“麦基家两口子你们喝点什么吧,”他说,“茉特尔,再弄点冰和矿泉水来,要不大家都要睡着了。”“我早就跟那小子说送些冰来。”茉特尔一扬眉毛,对下等人的懒惰无能表示绝望,“这些人!你不盯着他们是不行的。”

说着她看看我,忽然就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接着,她连蹦带跳地跑到小狗跟前,欢天喜地地亲了亲它,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厨房,仿佛那里有十几个大厨师在等候她的吩咐。“在长岛那边我拍过几张好的。”麦基先生肯定地说。

汤姆看看他,一脸茫然。“楼下那两幅镶了镜框的就是那次拍的。”“两幅什么?”汤姆追问道。“两幅习作。其中一幅我给它起名叫《蒙托克角——海鸥》,另一幅我叫它《蒙托克角——大海》。”

这时那位叫凯瑟琳的妹妹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你也住在长岛那边吗?”她问我。“我住在西卵。”“是吗?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去那儿参加过一次聚会。是在一个姓盖茨比的人的家里。你认识他吗?”“我就住在他家隔壁。”“哦,人家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的侄儿,或者什么别的亲戚。他的钱就是那么来的。”“真的吗?”

她点了点头。“他让我觉得害怕。我可不愿意落到他手里。”

麦基太太突然伸手指着凯瑟琳,打断了这段关于我邻居的引人入胜的“报道”。“切斯特,我觉得你肯定能给她拍一张好的!”她大声地嚷嚷着,但麦基先生只是懒洋洋地点了点头,注意力又转移到了汤姆身上。“如果有人介绍的话,我很想在长岛多搞点业务。他们能帮我开个头。这是我唯一的要求。”“问茉特尔好了。”汤姆哈哈笑着说,正好这时威尔逊太太端着个托盘走了进来,“她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是吗,茉特尔?”“写什么信?”她吃了一惊。“你写一封介绍信给麦基,叫他拿着去见你丈夫,那样他就可以给你丈夫拍几张特写。”他的嘴唇动了一会儿,但没发出声音,接着又胡诌,“《乔治·B.威尔逊在油泵前》,或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这时,凯瑟琳凑到我身边,小声地跟我说:“他俩谁都受不了自己的那口子。”“是吗?”“是的。”她先看看茉特尔,又看看汤姆,“要我说,既然受不了,何必还在一起过呢?换成是我,我就离婚,然后马上重新结婚。”“她也不喜欢威尔逊吗?”

出乎我的意料,茉特尔恰巧听见了这个问题,就用既粗暴又不干净的话答复了我。“你看吧!”凯瑟琳得意扬扬地大声说。接着,她又压低了嗓门说道:“其实是他老婆弄得他们不能结婚。她是天主教徒,不赞成离婚。”

可我知道黛西并不是天主教徒,这个煞费苦心的谎言让我有点震惊。“等哪天结了婚,”凯瑟琳接着说,“他们计划到西部去过段日子,避避风头再回来。”“到欧洲去更稳妥些。”“哦,你喜欢欧洲吗?”她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我刚从蒙特卡[17]洛回来。”“是吗?”“是啊。去年,我和另一个姑娘一起去的。”“在那里待了很久吗?”“没有,我们取道马赛,只去了蒙特卡洛就回来了。动身的时候我们带了一千两百多美元,但是不出两天就在赌场的小房间里被人骗光了。回来的路上,我们可真是吃了不少苦头。跟你说,老天,我真的恨死那个城市了。”

窗外,傍晚的天空闪烁生辉,宛如蔚蓝甜蜜的地中海。瞬时,麦基太太尖锐的声音又把我的神思唤回到屋子里。“我差点也犯了错误,”她精神振奋,大声地说,“我差点嫁给了一个犹太小子,他追了我好几年。我知道他配不上我。所有的人都对我说:‘露西尔,那个人比你差远了。’但是,如果我没碰上切斯特的话,他肯定会把我搞到手。”“就是,好在你并没有嫁给他啊。”茉特尔·威尔逊摇头晃脑地说。“我当然没嫁给他。”“但是,我嫁给了他,”茉特尔一语双关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不同。”“可是你为什么嫁给他呢,茉特尔?”凯瑟琳质问道,“也没有人强迫你。”

茉特尔想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个上等人,所以才嫁给了他,”她半天才说,“我还以为他能有点教养,谁知道他连舔我的鞋都不配。”“可是你有一阵子爱他爱得发疯。”凯瑟琳说。“什么!爱他爱得发疯?”茉特尔大受冤枉似的喊道,“谁说我爱他爱得发疯啦?我从来没爱过他,就像我没爱过那人一样。”

她突然用手指向我,于是大家都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我极力做出一副并不指望什么人爱我的样子。“跟他结婚是我这辈子做的唯一发疯的事。我很快就知道我犯了个错误。结婚那天他穿的是别人做客穿的衣服,还一直没告诉我,直到后来有一天他不在家,人家来讨还衣服。‘哦,这套衣服是你的吗?’我说,‘我还真没听过这事呢。’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把衣服给了他,然后我躺到床上,号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她其实真该离开他,”接着凯瑟琳跟我说下去,“十一年了,他们一直住在那汽车行的楼顶上。汤姆还是她的第一个相好呢。”

已经是第二瓶威士忌了。此刻大家都喝个不停,只有凯瑟琳,什么都不喝就已经飘飘然了。汤姆按铃叫来了看门的,让他去买一种很出名的三明治,据说吃了能顶一顿晚餐。外面暮色柔和,我应该出去向东朝公园方向走走,但每当我起身打算告辞时,一阵嘈杂、刺耳的争论就会裹挟住我,就好像有根绳子又把我拉回到椅子上。我们这排黄澄澄的窗户高踞在这个城市上空,暮色苍茫的街道上,如果有过客观望,一定会遐想:不知道这窗后隐藏着多少人类的秘密,而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个人,一面观望,一面寻思。对这人生的千变万化,我既身在其中又置身其外,既感陶醉又觉厌恶。

这时,茉特尔把她的椅子拉到我的椅子旁边。她吐出的热气立刻朝我喷来,她絮絮叨叨地跟我讲起了她和汤姆初次见面的故事。“事情发生在火车上,当时我俩就坐在一向剩到最后的那两个面对面的小座位上。那次我去纽约看我妹妹,打算在她那儿过夜。他穿着一身礼服,一双漆皮鞋。我总是忍不住去看他,但他每次一看我,我就假装是在看他头顶上方的广告。等我们走进车站的时候,他紧靠着我,雪白的衬衫前胸蹭着我的胳膊,于是我对他说我要叫警察了,但他心里很清楚我在说假话。我就那样神魂颠倒地跟着他上了一辆出租汽车,还以为是上了地铁。当时我心里翻来覆去地只想着一句话:‘你不能永远活着,你不能永远活着。’”

她转过头去跟麦基太太说话,不自然的笑声充满了整间屋子。“亲爱的,”她喊道,“这件衣服穿过之后我就把它送给你。明天我得重新买一件。我得把所有要办的事情列个单子:按摩、烫头发、给小狗买条项圈、买一个烟灰缸——小巧玲珑的有弹簧的那种;还有,给妈妈的坟上买一个假花圈,挂黑丝结的可以摆一个夏天的那种。为了不忘掉做哪些事,我一定得列个单子。”

已经九点钟了——一会儿,等我再看表时已经十点钟了。麦基先生两手握拳放在大腿上,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好像一张活动家的相片。我拿出手帕,擦掉了他脸上那一小片叫我看着难受了一下午的干肥皂沫。

小狗在桌子上坐着,两眼在烟雾中迷茫地张望,不时轻轻地哼一声。屋子里的人忽隐忽现,商量着到什么地方去,突然又找不到对方,找来找去,却发现彼此近在咫尺。快到半夜的时候,汤姆·布坎南和威尔逊太太面对面地站着争吵起来,争吵的主题的是威尔逊太太有没有权利提黛西的名字。两个人的声音都非常激动。“黛西!黛西!黛西!”威尔逊太太几乎声嘶力竭地喊着,“我愿意什么时候叫就什么时候叫!黛西!黛……”

汤姆·布坎南敏捷地伸出手,一巴掌打破了威尔逊太太的鼻子。

紧接着,浴室里满地都是血淋淋的毛巾。一片混乱中,只听见女人的骂骂咧咧声,其间夹杂着断断续续痛楚的哀号声。这时麦基先生醒了,懵懵懂懂地朝大门口走去。走到一半,他又转过身来对着屋子里的景象发呆——他老婆和凯瑟琳一边骂一边哄,手里拿着急救用的东西在拥挤的家具中间跌跌撞撞地来回跑着,至于那个躺在沙发上的凄楚的人形,一面血流不止,一面还在把一份《纽约闲话》往织锦椅套的凡尔赛风景上铺。麦基先生又掉转身子,继续朝门外走去。我把帽子从灯架上取下来,跟着他走了出去。“改天过来一起吃午饭吧。”在我们的呻吟声中,电梯下行,麦基先生提议说。“在什么地方呢?”“随便什么地方都行。”“不要碰电梯开关。”开电梯的工人很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碰到了。”麦基先生神气十足地说。“好吧,我一定奉陪。”我同意了他的提议。

我站在麦基先生的床边,而他在两层床单中间坐着,只穿着内衣,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美女与野兽》……《寂寞》……《小店老马》……《布鲁克林大桥》……”

后来,我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下层很冷的候车室里半睡半醒地躺着,一边瞪眼看着刚出的《论坛报》,一边等着那班清早四点钟的火车。注释[9]美国小城镇往往只有一条大街,商店集中在这条街上,通称“主街”。[10]美国独立纪念日。[11]美国药店兼售糖果、香烟、饮料及其他杂货。[12]美国石油大王,亿万富翁。[13]这种狗背上和身体两侧往往是黑色的,其余部位是棕色的。[14]当时流行的一部通俗小说。[15]纽约戏院集中的地区。[16]法语:傲慢。[17]世界著名的赌城。第三章

整个夏天的夜晚,我的邻居家都有音乐声传过来。在他蔚蓝色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如飞蛾般漫步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下午涨潮的时候,我看到客人从他木筏的高台上跳水,或是躺在他私人海滩的热沙子上晒太阳,他的两艘小汽艇也乘风破浪,拖着滑水板驶过翻腾的浪花。每到周末,他那辆劳斯莱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从早晨九点到深更半夜,不断地往来城里接送客人;他的旅行车也像一只轻捷的黄硬壳虫,一刻不停地去火车站接所有的火车。每到星期一,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会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他们要用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等工具,整整苦干一天。

每个星期五,都会有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这里。每个星期一,这些橙子和柠檬就变成一座半拉果皮堆成的小金字塔从后门运出去。他的厨房里有一架半小时之内可以榨两百只橙子的榨汁机,男管家只要用大拇指把按钮按两百次就行。

至少每两周一次,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来到这儿,带来足有好几百英尺的帆布帐篷,以及无数的彩色电灯,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很快就被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一样。自助餐桌上放满了琳琅满目的冷盘、一只只五香火腿、五花八门的沙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大厅里面,布置着一个装有真正的铜栏杆的酒吧,配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以及早已罕见的甘露酒,而大多数的女客太年轻,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乐队在七点以前到达,可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而是整班人马配备齐全,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最后一批游泳的客人也已经从海滩上回来,此刻正在楼上换衣服。车道上停着从纽约来的轿车,五辆一排。所有的穿堂、[18]客厅、阳台都已五彩缤纷,女客们的发型争奇斗艳,戴着卡斯蒂尔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头纱。酒吧那边也是一派兴隆景象,一盘盘鸡尾酒被传送到外面花园里的每个角落,空气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脱口而出、转眼就忘的打趣寒暄,以及彼此始终不知姓名的女士们之间亲热无比的会见倾谈。

太阳蹒跚着离开了大地,电灯显得越发明亮,此刻乐队正在演奏淫靡的鸡尾酒会音乐,如大合唱般的人声又提高了一个音阶。笑变得越来越容易,每时每刻都在毫无节制地倾泻而出,一句笑话就可以引起哄然大笑。人群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忽而随着新加入者增大,忽而又分散,然后又立即重新组合。有些人已经开始东游西荡——在比较稳定的人群中间,脸皮厚的年轻姑娘钻进钻出,一会儿成为一群片刻欢腾的人注意的中心,一会儿又在不断变幻的灯光下穿过变幻不定的面孔、声音和色彩,得意扬扬地滑进另一人群。

忽然间,一个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的姑娘从这些吉卜赛人式的女人中跑出来,伸手抓来一杯鸡尾酒,一口干下去壮了壮胆子,接着像弗[19]里斯科一样手舞足蹈地一个人跳到了篷布舞池中间开始表演。片刻的寂静之后,乐队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节拍。随后突然响起了一阵[20]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谣言迅速传开——此人是富丽秀剧团的吉尔[21]德·格雷的替角。晚会就此正式开始。

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到盖茨比家去,我相信我是少数几个真正接到请帖的客人之一。人们并不是被邀请来的——他们是自己来的。他们坐上汽车到了长岛,之后就莫名其妙、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盖茨比的门口。到了之后总会有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介绍一下,然后他们就开始像在娱乐场所一般言谈行事。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连主人的面都没见到,他们这一心赴会的满腔热诚,大概可以算得上一张入场券了吧。

而我的确受到了邀请。在那个星期六的清早,一个身穿蓝绿色制服的司机穿过我的草地,替他的主人送来一封请柬,措辞非常客气。大意是说——今晚如蒙我光临他的“小小聚会”,他将不胜荣幸;他之前已经看到过我几次,并且早就打算拜访我,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下面是落款“杰伊·盖茨比”,笔迹非常神气。

晚上七点钟一过,我便走过去到了他的草坪上。身穿一套白色法兰绒便装的我,在一群群不认识的人中间晃荡,感觉颇不自在——虽然偶尔也会遇见一张我在区间火车上见过的熟面孔。我很快就注意到客人中有很多年轻的英国人:他们个个衣着整齐,面有饥色,并且都在低声下气地跟殷实的美国人谈话。我敢说他们肯定都在推销什么——债券、保险,或者汽车。最起码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赚钱的机会近在咫尺,并且他们相信,只要说几句投机中听的话,钱就到手了。

我一到地方就想去找主人,可是打听了两三个人,他们都颇为惊异地瞪着我,并且一致否认知道他的行踪。最后我只好悄悄地溜到供应鸡尾酒的桌子那里去——一个单身汉可以流连一下而不显得无聊和孤独,整座花园里也就只有这个地方了。

就在我百无聊赖地准备喝个酩酊大醉的时候,乔丹·贝克从屋里走了出来。她在大理石台阶的最上一级站定,身体微微向后仰,用轻蔑的神气俯瞰着整个花园。

不管人家欢不欢迎,我觉得我必须依附一个人,不然,恐怕我就要跟来来往往的陌生客人寒暄了。“哈罗!”我大喊一声,朝她走去。在花园里我的喊声听上去似乎大得很不自然。“我猜想你也许会来的,”等我走到跟前,她心不在焉地回答我,“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不带感情地拉了拉我的手,以示她待会儿再来搭理我,然后侧耳去听站在台阶下两个穿着同样黄色连衣裙的姑娘讲话。“哈罗!”她们一起喊道,“可惜你没赢。”

她们说的是高尔夫球比赛。她输掉了上星期的决赛。“你不知道我们是谁,不过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这儿见过面。”其中一个穿黄衣的姑娘说。“你们后来染过头发了。”乔丹说。我听了一惊,可是两个黄衣姑娘漫不经心地走开了,所以她这句话就当说给早升的月亮听了。无疑,她这句话和这顿出自酒席包办者篮子的晚餐一样,都是顺手捞出来的。我把乔丹纤细、金黄的手臂挽起,我们从台阶上走下来,在花园里四处闲逛。暮色苍茫中一盘鸡尾酒飘到我们面前,我们就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同座的还有那两个穿黄衣的姑娘和三个男的。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全都是咕咕哝哝一带而过。“你经常来参加这些晚会吗?”乔丹问她旁边那个姑娘。“我上次来就是见到你的那一次。”姑娘回答,声音机灵而自信。接着她转身问她的朋友,“露西尔,你是不是也一样?”

露西尔也是一样。“我喜欢来这里,”露西尔说,“只要玩得痛快就行,我从来不在乎干什么。上次我来这里,衣服在椅子上剐破了,他就问了我的姓名和住址——不出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克罗里公司送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你收下了吗?”乔丹问。“当然收下了。本来今晚我准备穿的,可是它胸口太大,必须改一改才行。那是件淡蓝色的衣服,上面镶着淡紫色的珠子。二百六十五美元。”“竟会有人干这样的事,真有点古怪,”另外那个姑娘说,“他谁也不愿意得罪。”“谁不愿意?”我问。“盖茨比。有人跟我说……”

两个姑娘和乔丹把头诡秘地靠到了一起。“有人跟我说,他们认为他杀过一个人。”

这话让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那三个男人也把头伸过来,竖着耳朵听。“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露西尔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很可能因为他在大战时期当过德国间谍。”

这时,三个男人中有一个点头表示赞同。“我也听人这样说过,这个人对他可是一清二楚,从小跟他一起在德国长大的。”他确定无疑地说。“哦,不对,”第一个姑娘接着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战期间他明明在美国军队里。”于是我们又倾向于相信她的话。

她兴致勃勃地把头伸向前说道:“趁他以为没人看他的时候,你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明白。我敢打赌他杀过一个人。”

说完,她眯着眼睛颤抖起来。露西尔也开始哆嗦。我们大家转过身去,四处张望着寻找盖茨比。有些人早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避讳,但现在这样窃窃私语地谈起盖茨比,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来,他确实引起了人们极为浪漫的遐想。

这时候第一顿晚饭——午夜后还有一顿——开始了,乔丹请我去花园那边跟她一桌的朋友一起坐。那边一共有三对夫妇,还有一个陪乔丹一起来的男大学生,这个人有点死乞白赖的意思,老是旁敲侧击,很显然他认为乔丹早晚会委身于他。这帮人并不到处溜达,而是正襟危坐,自成体系,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庄重的乡村贵族代表——东卵屈尊光临西卵,却又对它灯红酒绿的欢乐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咱们离开这儿吧,”乔丹低声地跟我说,这时候差不多半个小时已经莫名其妙地浪费了,“对我来说,这里真是太斯文了。”

于是我们站了起来,她称我们要去找主人,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盖茨比,为此感到非常局促不安。那位大学生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

我们先到酒吧间看了一下,那里挤满了人,但盖茨比并不在那里。她站在台阶上往下看,没发现他;又看看阳台,他也不在。我们满怀希望地推开一扇很神气的门,走进一间高高的哥特式图书室。图书室的四壁镶着英国雕花橡木,看上去像是从海外某处古迹原封不动拆过来的。

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正醉醺醺地坐在一张大桌子边上,他戴着一副很大的猫头鹰式眼镜,迷迷糊糊、目不转睛地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看到我们走进去,他兴奋地转过身来,把乔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你觉得怎么样?”他冒冒失失地问。“什么怎么样?”

他把手朝书架一扬。“它们。其实我已经仔细看过了,都是真的。你用不着仔细看了。”“这些书吗?”

他点点头。“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都有。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些装帧好的硬纸壳子,可实际上它们确实是真的。一页一页的——等等!我拿给你们看。”

他认为我们必定跟他一样多疑,就赶忙跑到书橱前,拿回来一本[22]《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看!”他得意地嚷道,“这可真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印刷品。我完[23]全被它蒙住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贝拉斯科。简直是巧夺天工啊。多么逼真!多么一丝不苟!并且知道见好就收——连书页都没裁开。但是你还要怎么样呢?你还指望怎么样呢?”

他把那本书从我手里一把夺走,一边急急忙忙地放回书架的原处,一边嘟囔着如果挪开哪块砖头的话,整个图书室就有可能塌掉。“谁带你们来的?”他问道,“或者是不请自来的?我是有人带我来的。多半客人也是别人带来的。”

乔丹机警而高兴地看着他,但并没有答话。“一位姓罗斯福的太太带我来的,”他继续说,“克劳德·罗斯福太太。你们认识她吗?昨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碰上了她。我以为在图书室里坐一会儿可以醒醒酒,我已经醉了个把星期。”“那你醒了吗?”“我觉得可能醒了一点吧。还不好说。我才在这儿待了一个钟头。对了,我跟你们说过这些书吗?它们可都是真的。它们是……”“你跟我们说过了。”

我们庄重地和他握了握手,然后走出了图书室。

这时花园里有人在篷布上跳舞。有老头子推着年轻的姑娘,一边向后倒退,一边绕着无休无止的难看的圈子;有高傲的男女抱在一起扭来扭去,守在一个角落里跳着时髦的舞步;还有许许多多单身的姑娘,或者在跳单人舞,或者帮乐队弹一会儿班卓琴,或者敲一会儿打击乐器。到了午夜时分,狂欢更加热闹。有一位著名的男高音唱着意大利歌曲,还有一位声名狼藉的女低音唱着爵士乐曲,在两个节目中间还有人在花园里到处表演“绝技”……花园里,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夜的天空。那两个黄衣姑娘——原来她们是一对双胞胎——演了一出化装的娃娃戏。与此同时,一杯杯的香槟端了出来,杯子比洗手指用的小碗还要大。月亮越升越高,三角形的银色天秤在海湾里漂着,并随着草坪上班卓琴铿锵的琴声微微颤动。

我仍然和乔丹·贝克在一起。跟我们同坐一张桌子的有一位与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子;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吵吵闹闹的,动不动就要放声大笑。现在我也玩得挺开心了。喝过两大碗香槟后,我眼前这片景色变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根本性的、充满奥妙的东西。

在娱乐节目中间休息的时候,同桌的那位男子微笑地看着我。“您很面熟,战争期间您是在第一师吗?”他很客气地说。“是啊。我就在步兵二十八连。”“我在十六连,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刚才我就觉得以前肯定在哪儿见过您。”

接着我们谈了一会儿法国一些阴雨连绵的灰暗的小村庄,很显然他就住在附近,因为他跟我说他刚买了一架水上飞机,明天早晨准备去试飞一下。“老兄,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呢?就在海湾沿着岸边转转。”“什么时候?”“只要你方便,随便什么时候都行。”

我刚想问他的名字,话已经到了嘴边,这时乔丹转过头来朝我一笑。“现在玩得开心吧?”她问我。“好多了。”我转过头对着我的新朋友,“对我来说这真是个奇特的晚会。到现在我连主人都还没见到呢。我就住在那边……”我朝着远处看不见的篱笆挥了一下手,“这位姓盖茨比的先生派他的司机给我送了一份请帖。”

他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道。“啊!什么!”我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哦,真是对不起。”“我以为你知道呢,老兄。我恐怕算不上是个好主人。”

他心领神会地笑了笑——这是种极为罕见的笑容,远不止心领神会,其中含有你这一辈子都不会遇见几次的永久的、善意的感情。它在一刹那面对或者似乎想要面对的是整个永恒的世界,然而在你身上凝住了,仿佛为了表现对你不可抗拒的偏爱。他了解你,恰好到你本人希望被了解的程度;他相信你,就像你乐于相信你自己那样。更重要的是,他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印象恰恰就是你最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就在这一刻,他的笑容消失了——于是我看到的只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三十一二岁,说起话来文质彬彬,甚至有点可笑。说话字斟句酌——这是他在表明身份之前留给我的强烈印象。

几乎就在他说明自己身份那一刻,一个男管家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向他报告说有芝加哥的长途电话找他。他微微欠身道歉——对我们大家。“实在抱歉,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老兄,”他很诚恳地对我说,“过会儿再来奉陪。”

他走了之后,我马上转向乔丹,迫不及待地要把我的惊异告诉她。我原本以为盖茨比先生肯定是个中年人,红光满面,肥头大耳……“你可知道他是谁?”我急切地问。“他就是一个姓盖茨比的人呗。”“我是问他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现在连你也开始琢磨这种问题了,”她有点厌倦地笑着说,“他曾经跟我说他上过牛津大学。”

刚要从模糊转向清晰的他的背景,突然又被她接下来的这句话重新拉入雾里。“可是,我并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相信他上过牛津大学。”她固执地说。

她的这种语气让我想起刚才那个姑娘说的话——“我敢打赌他杀过一个人”,于是我的好奇心被大大激发了。你说盖茨比出生于路[24]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区也好,出生于纽约东城南区也罢,随便哪里都是可以理解的,我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接受。但是他这么年纪轻轻,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地出现,并且在长岛海湾买下这么一座宫殿式的别墅,真是太匪夷所思了——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举办了大型宴会,而我也喜欢大型宴会,”像大多数城里人一样,乔丹不屑于谈具体细节,所以换了话题,“这样显得多亲热。如果你想和某人说个秘密,在小聚会上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阵大鼓轰隆隆响过,乐队指挥的声音突然传来,盖过了花园里嘈杂的喧闹声。“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应盖茨比先生的要求,现在我们为大家演奏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先生的最新作品,这部作品五月份在卡内基音乐厅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关注。那可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各位看看报就知道了。”

他微微一笑,带着轻松而居高临下的神气接着说:“那可真叫轰动!”这句话引得众人放声大笑。

最后,他用洪亮的声音说:“这支乐曲就叫作《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的爵士音乐世界史》。”

关于这个托斯托夫先生的乐曲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继续追究。因为演奏刚开始,我就看到了盖茨比,他独自一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满意的目光在人群中间流转。他的皮肤晒得黑黑的,紧紧地绷在脸上,很漂亮;短短的头发,看上去好像每天都修剪似的。我实在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诡秘的迹象。也许因为他不喝酒,他跟他的客人们就截然不同;随着沆瀣一气的欢闹,气氛越发高涨,他却显得越发端庄了。等到《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的爵士音乐世界史》演奏完毕的时候,姑娘们变得姿态各异:有的像小哈巴狗儿一样乐滋滋地靠在男人的肩膀上,有的开玩笑似的向后晕倒在男人怀里,甚至倒进人群里——她们知道肯定有人会把她们托住。但是没有人靠到盖茨比的肩头,也没有姑娘晕倒在他的怀里,更没有人组织四人合唱团来拉盖茨比加入。“对不起。”

这时盖茨比的男管家忽然站在了我们身旁。“贝克小姐?对不起,盖茨比先生想单独跟您谈谈。”他说道。“跟我谈?”她明显吃了一惊,大声地说。“是的,小姐。”

她慢慢地站了起来,对我惊疑地扬了扬眉毛,然后跟着男管家向房子走去。这时我注意到她穿所有的衣服,包括穿晚礼服,都像穿运动服一样——动作矫健,仿佛她当初学走路的时候,就是在早晨空气清新的高尔夫球场上。

我又成了独自一人。已经快两点钟了。有好一会儿,一阵阵杂乱而引人入胜的声音从阳台上一间长长的、有许多窗户的房间里传过来。乔丹的那位大学生这会儿正在和两个歌舞团的舞女大谈助产术,还邀请我加入,但是我溜掉了,走到了室内。

大房间里挤满了人。其中一个穿黄衣的姑娘在弹钢琴,一个高高的红发少妇站在她身旁唱歌,她来自一个有名的歌舞团。她大概喝了太多的香槟,在她的歌声中好像一切都那么不合时宜、异常悲惨——她不仅在唱,简直在哭。但凡歌曲中停顿的地方,她都用抽抽噎噎的哭声来填补,接着继续用震颤的女高音去唱。眼泪经画得浓浓的睫毛阻挡之后变成了黑墨水,犹如两条黑色的小河,在她的脸上慢慢地往下流。有人拿这个开玩笑,建议她不如唱脸上的那些音符,她听了之后两手往上一甩,醉醺醺地倒在一张椅子上,呼呼大睡起来。“有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刚跟她打过一架。”我身旁一个姑娘解释说。

我看看四周,现在女客中的多半都在跟她们所谓的丈夫吵架。连和乔丹一起从东卵来的那伙人,也由于意见不合四分五裂了。男客中有一个正和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谈得劲头十足,他的妻子一开始还装作满不在乎,想保持尊严、一笑置之,但后来完全撑不住了,开始旁敲侧击起来——她时不时从他身边冒出来,像一条发出咝咝声愤怒的响尾蛇一般,对着他的耳朵从牙缝里嘶喊:“你答应过的!”

然而,不舍得回家的并非只有这些任性的男客。此刻穿堂里就有两对夫妇:丈夫们毫无醉意,怒气冲天的太太们正提高嗓门对着诉苦。“每次一看见我玩得开心,他就要回家。”“这辈子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自私的人。”“我们每次都是第一个走。”“我们也是。”“但是,今晚我们差不多是最后了,”其中一个男人怯生生地说,“半个钟头以前乐队就走了。”

虽然两位太太确信这样大煞风景简直是心肠恶毒,但二人还是被各自的丈夫拖抱起来,两腿乱踢着消失在黑夜里——一场争辩终于在短暂的揪扯中结束了。

我在穿堂里等我的帽子送来的时候,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同从图书室里走了出来,他还在跟她说着什么。这时有几个人走过来和他告别,他陡然收敛了原先热切的态度,变得拘谨起来。

乔丹带来的那一伙人早就不耐烦了,在阳台上一个劲儿地喊她,可她还是逗留了一会儿,跟我握了握手。“刚才我知道了一件天大的惊人的事,”她神秘地小声说,“我们在那里边待了多长时间?”“哦,大概一个钟头吧。”“这件事情……真的太惊人了,”她简直有点出神似的重复着,“我发誓绝不告诉别人,可是我现在已经逗着你了。”她对着我的脸轻轻地打了个哈欠,“如果你有空就来找我吧……电话打到西格妮·霍华德太太名下,她是我的姑妈。”她一边说着,一边活泼地挥了一下那只晒得黑黑的手以示告别,然后就跟她那一伙人一块儿消失在门口了。

第一次来就待到这么晚,我觉得怪难为情的,于是走到包围着盖茨比的最后几位客人那边去。我要跟他解释一下我刚来就四处找过他,顺便为刚才在花园里与他面对面却不知道他是谁向他道个歉。“没关系的,”他很诚恳地跟我说,“千万别放在心上,老兄。”他非常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这动作比那个称呼还显得亲热,“记得明天早上九点我们要乘水上飞机上天。”

这时,男管家来了,站在他背后。“先生,有一个费城的长途电话找您。”“好,知道了。告诉他们我就来。晚安。”“晚安。”“晚安。”他微微一笑。一下子,我成了最后走的那一个,但这好像是他所希望的,有着某种愉快的深意,“晚安,老兄……晚安。”

可是,当我走下台阶时,才发现晚会并没有完全结束。离大门五十英尺的地方,在十几辆汽车的前灯照射下,我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闹哄哄的场面:一辆新的小轿车,一只轮子被撞掉了,右边向上,奄奄一息地躺在路旁的小沟里。这辆车离开盖茨比的车道不到两分钟,车轮脱落的罪魁祸首大概就是那堵墙的突出部分。现在,有五六个好事的司机在好奇地围观,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自己的车子就挡住了路,后面车上的司机就不停地按着喇叭,本来就很混乱的场面被这一片刺耳的噪音搅得更让人不堪忍受。

从撞坏的车里出来的一个穿长风衣的男人,此刻正站在大路中间。他看完车子看轮胎,看完轮胎又开始看旁观的人,脸上的表情愉快又困惑。“快看!车子开到沟里去了。”他解释说。

显然,他对这个事实感到不胜惊奇。这不平常的惊奇口吻引导我认出了这个人——他就是早些时候在盖茨比图书室遇到的那位。“怎么搞的?”

他耸了耸肩膀。“我对机械可是一窍不通。”他肯定地说。“究竟怎么回事?你撞到墙上去了吗?”“别问我,”他说,“我不大懂开车,我对开车几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他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既然你知道自己车开得不好,干吗还要在晚上开?”“可是我根本没试过,”他气呼呼地解释说,“我连试也没试啊。”

旁观的人听了几乎惊得说不出话来。“你是不是想自杀?”“还好只是撞坏了一只轮子!根本就不懂开车,甚至没有试驾过!”“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猫头鹰眼镜”罪人继续解释说,“我根本就没有开车。还有一个人在车子里。”

这句解释引起了一连串的“哦……啊……啊”的惊呼。就在这时,那辆小轿车的门慢慢打开了。人群——这会儿已经是一大群了——不由得向后一退,片刻阴森、可怕的停顿之后,车门完全敞开了。一个脸色煞白、摇来晃去的人一点一点地从撞坏了的汽车里出来,一只大舞鞋在地面上试探着。

这位摇晃着出来的幽灵被汽车前灯的亮光照得睁不开眼,汽车喇叭声让他更加稀里糊涂。他站在那里,又晃荡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个穿风衣的人。“怎么啦?我们的车没汽油了?”他很镇静地问道。“你自己看!”

五六个人指着撞下来的车轮跟他说,他瞪了那车轮一眼,然后抬头看看天,仿佛在怀疑轮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轮子撞掉了。”有人跟他说。

他点了点头。“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我们停下来了呢。”

又过了一会儿,他深吸一口气,挺起胸膛,声音坚决地说:“谁可以告诉我,哪儿有加油站?”

围观的这群好事者,其中几位比他稍微清醒点——开始跟他解释,车子和轮子,现在已经基本脱离关系了。“倒车,挂上倒车挡。”他又有了新点子。“轮子都已经掉了!”“试一试也没关系嘛。”他迟疑了一会儿说。

尖声怪叫的汽车喇叭声达到了高潮,我掉转身,准备穿过草地回家。我回头望了一眼,一轮明月从盖茨比别墅的上空照下来,夜色美好,月光下的花园依旧光辉灿烂,但欢声笑语已消失不见。巨大的空虚,此刻不请自来地从那些窗户和巨大的门里冒出来。盖茨比正站在门廊上,举起一只手做出正式的告别姿势,那模样显得无比孤独。

重读一遍以上所写的东西,给人的印象好像我所关注的就是这三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事实恰好相反,这些都只是小事,是夏天里的插曲罢了,我关心自己的私事远胜过关心它们;直到后来,它们才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每天清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沿着纽约南部摩天大楼之间的白色裂口朝着“正诚信托公司”匆匆走去。年轻的债券推销员和其他的办事员都跟我混得很熟,我和他们一起去阴暗拥挤的小饭馆里解决午饭——吃点猪肉小香肠加土豆泥,喝杯咖啡。我甚至和一个姑娘谈了一场短暂的恋爱,她在会计处工作,住在[25]泽西城。可她的哥哥大概看我不顺眼,爱给我脸色看,于是我趁她七月里出去度假,就让这事悄悄地黄了。

晚饭我一般在耶鲁俱乐部吃——说不上为什么,这是我一天中最凄凉的时候——饭后我会去楼上图书室待一个小时,学习、研究一下投资和证券知识。同学会里经常会有几个爱玩爱闹的人来,好在他们从不进图书室,所以那里倒是个工作的好地方。学习结束以后,如果天气好,我就沿着麦迪逊大街溜达,一路经过古老的默里山饭店,再穿过三十三号街,最后走到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觉得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奔放冒险的夜晚情调、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往来车辆,都给我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前所未有的满足。我喜欢在第五大道上溜达,在那里我可以放肆地看人群中风流的女人,幻想着或许几分钟之内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并且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更不会对这种事说什么。我有时会在脑海里想象我跟着她们走到神秘的街道拐角,到了她们所住的公寓门口,她们回眸一笑,接着穿过那扇门,隐没在温暖的黑暗之中。大都市迷人的黄昏,让我时常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比如那些徘徊在橱窗前面穷困的青年小职员,总是独自去小饭馆打发晚饭时光——黄昏中的青年小职员虚度着夜晚,虚度着生命中这最令人沉醉的时辰。

有时候到了晚上八点钟,出租车就五辆一排、热闹非凡地挤满四十几号街那一带阴暗的街巷——都是前往戏院区的。每到这时,我心中就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出租车在路口暂停的时候,车里的人身子靠在一起,讲着听不见的笑话,欢笑一阵阵地传出来,点燃的香烟在车里造成一个个模糊的光圈。想象中,我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匆匆赶去寻欢作乐,分享他们内心的激动,于是我在心底暗自为他们祝福。

我有好久没见到乔丹·贝克了,一直到仲夏时节我才又找到了她。刚开始我觉得能陪她到各处去很荣幸,因为她是个高尔夫球冠军,她的大名无人不知,但后来我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我并不是真的爱上了她,而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温柔的好奇心。因为大多数装模作样的言行到最后都是为了掩盖点什么,所以我觉得她对世人摆出的那副厌烦而高傲的面孔后面肯定掩盖了点什么,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那是什么。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到沃里克参加一次别墅聚会,下雨的时候,她没把借来的车子的车篷拉上就停在了雨里,后来却说了个谎。突然间,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黛西家里想不起来的那件关于她的事——在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发生了一场差点闹到登报程度的风波,有人说在半决赛那一局她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移动过球。这简直要成一桩丑闻了,但后来事态平息了:一个球童收回了他说的话,另一个仅有的见证人也表示可能是他搞错了。虽然如此,但这个事件和她的名字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本能地回避聪明机警的男人,大概是因为她以为,只有在对越轨行动不以为然的社会圈子里活动才比较保险。她的虚伪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在世人面前保持傲慢的冷笑,同时为了满足她那生硬、矫健的自身的要求,我想她大概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开始耍各种花招和手段、撒各种谎了。

对我来说,这完全无所谓。女人撒谎,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只是微微感到些许遗憾,很快就忘了。我跟她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奇怪的谈话。那次我俩一起去别人家做客,她开着车经过几个工人身旁,因为靠得太近,车子的挡泥板擦到了一个工人外衣的纽扣。“你真是太粗心了,”我提出了抗议,“你应该小心点,不然你干脆就别开车。”“我已经很小心了。”“不,你根本不小心。”“没关系,反正别人很小心。”她完全没当回事。“可是,他们小心跟你开车有什么关系?”“他们会小心地躲开我,”她依然固执,“只有双方都不小心才可能造成车祸嘛。”“如果你碰到一个像你这样不小心的人呢?”“我希望永远都不会碰到,”她说,“我最讨厌不小心的人了,所以我喜欢你。”

她笔直地盯着前方,灰色的眼睛在太阳的照耀下眯得紧紧的,她有意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爱上了她。但是,我迟钝的思想和满脑袋的清规戒律,对我的情欲起着刹车作用,并且我很清醒地想到了家乡那段还没结束的感情纠葛——我每星期都会写一封签着“爱你的尼克”的信件;更重要的是,我心里总能想到那位小姐每次打过网球,她的上唇上边都会出现的一溜像小胡子一样的汗珠。不可否认,我跟家乡那位之间有点模糊的意思,只有先委婉地将它解除掉,我才能自由。

大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至少有一种最主要的美德,对我来说它就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诚实的并不多,而我自己,恰好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注释[18]西班牙一地区,以产头巾出名。[19]西班牙喜剧舞蹈演员。[20]富丽秀(Follies),20世纪初百老汇的一种歌舞综艺秀,以美女如云、场景华丽来吸引观众。[21]吉尔德·格雷(Gilda Gray),名噪一时的纽约舞星。[22]斯托达德,美国演说家,著有《演说集》十卷。[23]贝拉斯科,美国舞台监督,以布景逼真闻名。[24]贫民窟。[25]在纽约市附近。第四章

星期天的早晨,当沿岸村镇响起教堂的钟声的时候,时髦社会的男男女女又来了,在盖茨比别墅的草坪上寻欢作乐。

那些少妇一边享受着他的鸡尾酒一边在他的花园里闲逛,还不停地窃窃私语:“他是个私酒贩子,他曾经杀过一个人,那个人知道他[26]是兴登堡的侄子,魔鬼的表兄弟。亲爱的,给我一朵玫瑰,再往那只水晶杯里给我倒最后一滴酒。”

有一次,我把那年夏天到盖茨比别墅来过的人的名字记在一张火车时刻表的空白处,表上印着“本表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起生效”的字样。现在这张时刻表已经破旧不堪,有折痕的地方几乎要断了,但那些暗淡的名字我还认得出,它们给你的印象绝对比我的笼统概括更清楚。那些人对盖茨比一无所知,却到他家里做客,好像这也表达了一种对他微妙的敬意。

让我来一一介绍吧,从东卵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夫妇、利奇夫妇、一个姓本森的是我在耶鲁认识的,还有韦伯斯特·西维特大夫(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淹死了),霍恩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布莱克巴克全家,这帮人总是在一个角落里聚集,对走近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孔。还有伊斯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哈和克里斯蒂先生的老婆)。还有一个埃德加·比弗,据说他的头发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无缘无故地变得雪白。

我还记得有个叫克拉伦斯·恩狄的是从东卵来的。他穿着一条白灯笼裤,只来过一次,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姓埃蒂的二流子干了一架。也有从岛上更远地方来的人:齐德尔夫妇、O.R.P.施雷德夫妇、佐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艾布拉姆夫妇,还有菲什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内尔夫妇。这个斯内尔在去坐牢的前三天还来喝得烂醉,他在石子车道上躺着的时候,尤利塞斯·斯威特太太的汽车恰巧从他的右手上轧过。还有丹瑟夫妇、年过六十的S.B.怀特贝特也来了,莫里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路加以及贝路加的几个姑娘。

从西卵来了一群跟电影界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波尔夫妇、马尔雷迪夫妇、塞西尔·罗巴克、塞西尔·肖恩、州议员古利克、卓越影片公司的后台老板牛顿·奥基德、埃克豪斯特和克莱德·科恩、小唐·S.施沃兹以及阿瑟·麦卡蒂。还有卡特利普夫妇、本贝格夫妇、G.厄尔·马尔登(他的兄弟就是那个后来勒死妻子的姓马尔登的人)。投机商达·丰塔诺也来了,还有埃德·勒格罗、詹姆斯·B.费雷(诨名“坏肠”)、德·容夫妇和欧内斯特·利利——他们都是来赌钱的。当你看到费雷开始逛花园的时候,就表示他已经输得精光,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第二天肯定又将让他有利可图地涨落一番。

有一个姓克利普斯普林格的男人来的次数又多,待的时间又长,大家就叫他“房客”——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家。格斯·威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尔、乔治·德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来自戏剧圈。来自纽约城里的还有克罗姆夫妇、贝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夫妇、罗素·贝蒂、科里根夫妇、凯利赫夫妇、杜厄夫妇、斯科里夫妇、S.W.贝尔彻夫妇、斯默克夫妇、现在离了婚的小奎因夫妇和亨利·L.帕默多——后来他在时报广场跳地铁自杀了。

本尼·麦克莱纳亨总是带着四个姑娘一同来。每次来的都是不同的姑娘,但模样都很像,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以前来过的。她们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大概叫杰奎琳,要么就是孔苏埃拉,或者格洛丽亚,或者茱迪,或者琼。至于她们的姓氏,不是音调悦耳的花名和月份的名字,就是美国大资本家的庄严的姓氏,如果有人追问,她们就会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远亲。

除了这许多人,我还能记得一些人:福斯蒂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贝德克姐妹、小布鲁尔(他的鼻子在战争中被枪弹打掉了)、阿尔布鲁克斯伯格先生和他的未婚妻黑格小姐、阿尔迪·费茨彼得夫妇、曾当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朱厄特先生、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和一个被认为是她的司机的男伴,还有一位亲王——我们管他叫公爵,也许我曾经知道他的名字,但后来忘掉了。

上面说的这些人都在那年夏天到过盖茨比的别墅。

七月底的一天,早上九点钟,盖茨比华丽的汽车沿着岩石车道颠簸着,开到了我家门口,三个音符的喇叭发出一阵悦耳的声音。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家——这之前我已经去过两次他的晚会,在他的热情邀请之下时常借用他的海滩,并乘过他的水上飞机。“早上好,老兄。今天我们一起进城吧,中午一起吃饭。”

他在车子的挡泥板上站着,以美国人特有的灵活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年轻时没干过重活,并且通过各种运动造就了这优美自然的身姿。他本来是个举止有点拘谨的人,此时却一刻也不安静:要么一只脚在什么地方轻轻地拍着,要么一只手不耐烦地一开一合。

他看出我对他的汽车流露出了赞赏的目光。“很漂亮,是吧,老兄?”他跳下车来,以便我看得更清楚一些,“怎么,以前你从没看到过它吗?”

我当然看到过,所有人都见过。瑰丽的奶油色车子,镀镍的地方闪着耀眼的光芒,车身四处鼓出琳琅满目的帽子盒、大饭盒和工具盒,层层叠叠的风挡玻璃映射出十来个太阳的光辉。我们跨进温室一样的车厢,在绿皮椅上坐下,向城里进发。

在过去一个月里,我跟他曾有过五六次谈话,但我发现他没多少话可说,这让我很失望。所以我渐渐觉得我当初把他看作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是不对的,他更像是隔壁一家豪华的郊外饭店的老板。

那次同车之行实在让我有些窘迫。我们还没到西卵镇,盖茨比就把他文绉绉的话打住了,用手拍打他穿着酱色西装裤的膝盖,显出犹疑不决的样子。“我说,老兄,”他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

我一下子有点发蒙,只好含糊其辞地搪塞他。“算了,还是让我来告诉你我的事情吧。”他打断了我的话,“你肯定听说了很多闲话,我可不希望你对我产生什么误会。”

我这才知道,那些他客厅里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他一直都知道。“上帝做证,我跟你说的都是老实话。”他突然举起右手,仿佛准备接受上天的惩罚似的,“我出生在中西部一个有钱的人家,不过家里人都死光了。我在美国长大,在牛津受教育——我家祖祖辈辈接受的都是牛津教育,这是家庭传统。”

说完,他斜着眼睛看了看我——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会说他在撒谎。他说“在牛津接受教育”这句话的时候,急匆匆地一带而过,吞吞吐吐又含糊其辞,一副心虚的模样。有了这样的怀疑,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些话都有点不靠谱,我猜他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中西部什么地方?”我随口一问。[27]“旧金山。”“哦。”“我家里人都死了,所以我继承了很多钱。”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在为家族的突然消亡悲痛。有一刻我怀疑他是在耍我,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便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样。“后来,我就跟那些年轻的东方王公一样,到欧洲各国首都去当寓公——巴黎、威尼斯、罗马,有时候搞点珠宝收藏,当然主要是红宝石,有时候打打狮子、老虎,有时候画点画,都是为了消遣,同时让自己尽量忘掉好久以前的一件伤心事。”

我好不容易才憋住笑,他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那一堆陈腐的措辞,让我在脑子里勾勒了这样的形象:傀儡戏里一个裹着头巾的[28]“角色”,在布洛涅公园里追着打老虎,一边跑一边有木屑从身子的每个孔洞往外漏。“后来,战争开始了,老兄。对我来说,这倒是莫大的宽慰。虽然我想方设法去找死,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有神灵保佑着我。战争刚开始,我被授予中尉军衔。阿贡森林战役中,我带领两个机枪连的小分队勇往直前,结果因为两边都有半英里的空地,步兵无法跟上推进,于是我们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挺刘易斯式机枪,在那儿待了两天两夜。等到后来步兵开上来的时候,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德国师的徽记。于是我被提升为少校,所有同盟国政府都给我发了一枚荣誉勋章——其中甚至包括亚德里亚海上那个小小的门的内哥罗。”

小小的门的内哥罗!他仿佛把这几个字举了起来,并冲着它们点头微笑——他了解门的内哥罗动乱的历史,并对那儿人民的英勇斗争怀有同情之心。他完全理解那个国家所有的情况,而正是这些情况使得小小的门的内哥罗小小的心发出了这种热情的颂扬。此时此刻我的怀疑变成了惊奇,简直就像匆匆忙忙翻阅了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于是一块系着缎带的金属片滑进了我的手掌心。“这一个就是门的内哥罗给我的。”

我惊异地发现,这块金属玩意儿竟然好像是真的。那上面刻着一圈铭文——“丹尼罗勋章,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古拉斯”。“翻过来。”“杰伊·盖茨比少校,英勇过人。”我念道。“我还有一件随身携带的东西,是在三一学院校园里照的,属于牛津时期的纪念品,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相片上有五六个年轻人,穿着运动外衣,悠闲地站在一条拱廊下,[29]背后可以看见许多建筑物的尖顶,盖茨比也在里面,手里拿着一根板球棒,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一点,但也年轻不了多少。

这样看来,盖茨比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30]幅画面:在他那座大运河上的宫殿里挂着一张张五色斑斓的老虎皮,他打开一箱箱红宝石,借它们浓艳的红光来稍稍抚慰一下他那颗破碎的心。“今天我有件大事要请你帮忙。”他一面说,一面很满意地收起他的纪念品,“因此我觉得应该让你了解我的情况。我不希望你把我看成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其实,我经常跟陌生人打交道,因为我想东飘西荡,好尽量忘记那件伤心事。”他犹疑了一下,“今天下午你就可以知道那是件什么事了。”“吃午饭的时候?”“不,今天下午。我刚好听说你约了贝克小姐喝茶。”“难道说你爱上贝克小姐了吗?”“不,老兄,我没有。贝克小姐同意我跟你谈谈这件事。”

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指的是什么,我也没什么兴趣知道,反倒有点厌烦。我请贝克小姐喝茶,可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敢肯定他一定有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有那么一会儿,我真后悔当初踏上他那客人过多的草坪。

他什么也不说了。离城越近,他好像变得越发矜持。途经罗斯福港时,一艘远洋轮船正泊在那里,船身漆着一圈红漆。然后我们沿着一条贫民区的石子路疾驰而过,路的两旁排列着依然有人光顾的阴暗酒吧,它们是二十世纪初褪色的镀金时代的产物。接着,灰烬山谷从我们两边伸展开去,车子疾驰而过时,我瞥见浑身是劲的威尔逊太太在加油机旁喘着气替人加油。

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车子一路飞奔着,好像半个阿斯[31]托里亚都被我们带进了光明中——只能是半个,因为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间穿行的时候,一辆机器脚踏车熟悉的“嘟——嘟——噼啪”声响了起来,接着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出现在车旁。“好了,老兄!”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速度停下了车,盖茨比从皮夹里拿出一张白色卡片,在警察眼前晃了一下。“行了,好了,”警察满口应承着,并轻轻地碰了碰帽檐,“不好意思,盖茨比先生,下次就认识您啦。请原谅!”“你给他看的什么?”我问道,“是那张牛津的相片吗?”“不是。我曾经帮过警察局长一次忙,所以他每年都寄给我一张圣诞贺卡。”

大桥上,阳光透过钢架,照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闪闪发光,河对岸城区的楼像一堆堆白糖块一样,高耸在眼前,它们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味的金钱盖起来的。从大桥上看过去,这座城市永远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引人入胜,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仿佛都藏在其中。

这时,我们身旁经过了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车上堆满了鲜花;两辆马车跟在灵车后面,拉着遮帘;还有几辆比较轻松的马车拉着亲友,从他们忧伤的眼睛和短短的上唇可以看出他们是东南欧那一带的人。这些亲友从车子里朝我们张望,在他们凄惨的出丧车队中能看到盖茨比华丽的汽车,我很替他们高兴。经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我们的车子被一辆大型轿车超过了。司机是个白人,车厢里坐着两个花花公子和一个女孩,三个时髦的黑人。他们满脸傲慢争先的神气,还冲我们翻白眼,我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过了这座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什么事都有可能……”

因此,出现盖茨比这种人,也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

炎热的中午。我赶往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盖茨比约我在这里一起吃午饭。我先眨了眨眼,把外面马路上的亮光驱散,然后才隐隐约约认出了盖茨比,他正在休息室里跟一个人说话。“卡罗韦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斯海姆先生。”

一个鼻孔里长出两撮浓毛的塌鼻子矮小犹太人抬起他的大脑袋,打量着我。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于是,我瞥了他一眼,”沃尔夫斯海姆先生一边继续说着一边热情地跟我握手,“然后,你猜我干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我很有礼貌地问道。

但很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因为他放开了我的手,同时把他那富有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我把那笔钱交给了凯兹保,同时对他说:‘凯兹保,就这样,如果你再不住嘴,一分钱也拿不到。’他马上就住了嘴。”

盖茨比一手挽着他,一手挽着我,走进了前面的餐厅。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咽下了他刚想说的一句话,露出如醉如痴的神情。“要姜汁威士忌吗?”服务员领班问道。“这家馆子不错,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沃尔夫斯海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仙女说。“好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盖茨比对服务员说,然后,转向沃尔夫斯海姆先生,“那边太热了。”“的确是又小又热,”沃尔夫斯海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那边哪一家馆子?”我问。“老大都会。”“老大都会,”沃尔夫斯海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多少朋友曾经在那里聚集过,如今他们都不在人间了。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那个晚上,他们开枪打死了罗西·罗森塔尔。我们一桌六个人,罗西大吃大喝了一夜。快天亮的时候,服务员面带尴尬的表情来到他跟前说外面有个人找他。‘好吧。’罗西说着立刻就要站起来,我一把把他拉回到了椅子上。“‘罗西,那些杂种要找你,就让他们进来,但你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那时候已经是早上四点钟了,掀起窗帘就会看到外面天已经亮了。”“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当然去了。”沃尔夫斯海姆先生把他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还回过头来说:‘别让服务员收了我的咖啡!’说完,他就走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那伙人朝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了。”“其中有四个人坐了电椅。”我想起了这件事。“连贝克在内五个。”他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把鼻孔转向我,“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

他这两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这时盖茨比替我回答道:“不是,他不是那个人。”“不是吗?”沃尔夫斯海姆先生似乎很失望。“我跟你说过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他只是一位朋友。”“对不起,我弄错人了。”沃尔夫斯海姆先生说。

一盘鲜美的肉丁烤菜端了上来,于是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气氛,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缓慢地转动着两只眼睛,把整个餐厅巡视了一圈;接着他又转过身打量了一番靠着我们后背坐的客人。我想,如果我没坐在这儿的话,他肯定会把我们的桌子底下也巡视一遍。“我说,老兄,早上在车子里的时候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话。

那种笑容又出现在了他的脸上,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我不喜欢故弄玄虚,”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坦率地说出来你要什么,为什么非得通过贝克小姐。”“哦,请你相信这绝对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跟我保证,“你知道的,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绝对不可能做不正当的事。”

突然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了餐厅,留下我和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在桌子上。“他要去打电话,”沃尔夫斯海姆先生一边说,一边目送他出去,“是个好人,是吧?一表人才,并且人品极好。”“是的。”[32]“他出身牛劲。”“哦!”“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听说过。”“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你认识盖茨比很长时间了吗?”我问道。“认识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战争结束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我跟他谈了一个小时,就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于是我对自己说:‘他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母亲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但他一说我就看了看——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镶造的,看上去有点眼熟,又有点奇怪。“它们是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跟我说。“真的!”我仔细看了看,“这个主意不错。”“是的。”说着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衣服里面,“不错,在女人方面盖茨比是非常规矩的。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刚被夸完的人回到了桌边。沃尔夫斯海姆先生一口喝掉自己的咖啡,站了起来。“这顿午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走了,免得你们两个年轻人嫌我不知趣。”“别着急,迈尔。”盖茨比说道,但你从中丝毫感觉不到他的热情。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则象征性地举了举手。“你们对我这老一辈的人倒是很礼貌。”他严肃地说,“不过你们坐在这里谈谈体育,谈谈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代替了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名词,“至于我嘛,已经五十岁了,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了握手,然后转身离去。我看到他那忧伤的鼻子好像又在颤动。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说了什么得罪了他。“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盖茨比解释说,“他是百老汇的地头蛇,在纽约是个人物。”“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不是。“牙科医生?”“你说迈尔·沃尔夫斯海姆?不,他是个赌徒。”盖茨比犹疑了一下,接着若无其事地补充说,“一九一九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就是他。”“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了一遍。

我愣住了。竟然会有这种事!我记得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被人非法操纵的事,但是我一直以为那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结果。我从来没想过有人会像一个撬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地愚弄五千万人。

过了一分钟我才反应过来。我问道:“他怎么会干那个?”“他就是看中了机会。”“他怎么没坐牢呢?”“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们逮不住他,老兄。”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汤姆·布坎南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跟我来,”我说,“我看到一个熟人,过去打个招呼。”

一看见我们,汤姆就跳了起来,朝我们这个方向迈了五六步。“你最近去哪儿了?”他急切地问道,“你总也不打电话来,黛西简直要气死了。”“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南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忽然,我发现盖茨比脸上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窘迫表情,这倒真是不常见。“这阵子你到底在干些什么?”汤姆问我,“这儿这么远,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吃饭?”“我来这儿是和盖茨比先生一道吃午饭的。”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却发现他不见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当天下午,乔丹·贝克挺直地坐在广场大饭店茶室的一张直靠背椅上,为我做了以下的叙述)

我正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一半走人行道,一半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在软绵绵的地面上走,鞋底的橡胶疙瘩会留下印痕,所以我更喜欢走草坪。我还穿了一条新的方格呢裙子,有风吹过的时候,裙子会随风飘扬。当时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也在风中展得笔挺,并且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

黛西·费伊家的旗子和草坪都是最大的。她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她穿白色的衣服,开一辆白色的小跑车,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青年军官个个为她兴奋着迷,个个想独占她晚上的全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头吧!”

那天早上我走到她家门口时,看到她的白色跑车停在路边,车上坐着她和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两个人全神贯注地彼此对视着,完全没有看到我,直到我走到离他们五步远的地方。“嘿,乔丹,请你过来。”她出其不意地喊道。

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现在她要跟我说话,这让我觉得很光彩。她问我去不去红十字会做绷带。我说去。然后她请我告诉他们那天她不能去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就一直盯着她看——用的是那种每位姑娘都会巴望的神态。我觉得那真是浪漫极了,以至于后来这个情节一直记在我心里。那个军官的名字叫作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大约四年多的时间,我就没再见过他——后来我在长岛遇到他,也没想到原来二者是同一个人。

那一年是一九一七年。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有了几个男朋友,同时也开始参加比赛,所以就很少见到黛西。她来往的那帮朋友都比我年纪稍大一点——如果她还跟人来往的话。到处传播着关于她的荒唐谣言——有一个冬天的夜晚,她母亲发现,她正收拾行装,准备到纽约去和一个即将赴海外的军人告别,家里人成功地阻止了她。但从那天起,有好几个星期,她都不跟家里人说话,并且从那时候起,她再也不跟军人一起玩了,她来往的就只是城里那几个根本不能参军的平足或近视的青年。

直到第二年秋天,她才变得跟以前一样活跃起来。战争结束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听说,二月份她跟一个新奥尔良来的人订了婚。六月份,她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结了婚。路易斯维尔从未有过那么隆重的婚礼。男方请的客人足足有一百位,包了四节火车车厢一同赶来。他们还在莫尔巴赫饭店租了整整一层楼,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珍珠,估计值三十五万美元。

我是她伴娘中的一个。婚礼举行前夕,有场送别新娘的宴会。在宴会开始之前半个小时,我去了她的屋子,看到她穿着绣花的衣裳,美得像那个六月的夜晚。她一手拿着一瓶白葡萄酒,一手捏着一封信,喝得烂醉,躺在床上。“恭……喜我,”她口齿不清地咕哝着说,“我从来没喝过酒,今天喝得可真痛快。”“你怎么了,黛西?”

我当时真有点惊慌失措,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女孩醉成那个样子。“喏,心肝宝贝,”废纸篓放在床上,她从里面乱摸了一会儿,翻出了那串价值不菲的珍珠,“把这个拿走,还给它的主人。跟所有人说,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说着她哭了起来——哭个不停。我跑出去找来了她母亲的贴身女佣,我们锁上门,给她洗了个冷水澡。但是她死死地捏着那封信不放。直到进了澡盆,那封信变成湿淋淋的一团,又化成雪花一般的纸屑,她才让我拿开放到肥皂碟里。[33]

只是她就此不再说一句话。我们拿阿摩尼亚药水让她闻,在她脑门上放上冰块,然后又帮她穿好衣裳,把那串珍珠重新套在她的脖子上。半小时以后,我们离开了房间,一场风波就算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她就跟没事人一样,跟汤姆·布坎南举行了婚礼,然后出发去南太平洋进行他们三个月的蜜月旅行。[34]

三个月以后,我在圣巴巴拉见到了他们。我从没见过谁像黛西那样依恋自己的丈夫。只要他离开屋子一会儿,她就会惴惴不安、四处张望,连声问:“汤姆上哪儿去啦?”直到他重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脸上的恍惚神情才会消失。她经常坐在沙滩上,整个钟头都坐在那里,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她一边无限欣喜地看着他,一边用手指轻轻地按摩他的眼睛。他们俩在一起的那种情景,看了绝对让你感动——你由不得静静地微笑。那时候是八月。在我离开圣巴巴拉大约一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汤姆开车在文图拉公路撞上了一辆货车,撞掉了一只车前轮。同时上报的还有跟他同车的姑娘——圣巴巴拉饭店里一个收拾房间的女佣——她的胳膊撞断了。

第二年四月,他们的女儿诞生了,接着他们去法国待了一年。有[35][36]一年春天在戛纳,我见到了他们;后来在多维尔,我又见过他们;再后来,他们就在芝加哥定居了。你知道的,黛西在芝加哥过得相当风光。他们交往的全是些有钱又放荡的年轻人,整日花天酒地的,但是她能出淤泥而不染,名声始终清清白白。这也许跟她不喝酒有关系。在一帮爱喝酒的人中坚持不喝酒,那可真是好处多多——你可以守口如瓶,也可以在别人喝得烂醉的时候搞些小动作,反正那些醉鬼看不见也不会理会。也许黛西从来不爱搞什么桃色事件,即便她的声音里总有点什么异样……

后来,大约六个星期以前,她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字。这么多年来那是第一次。你还记得吧,就是我问你认不认识西卵的盖茨比那次。你离开之后,她就去了我的房间把我推醒,问我:“哪个姓盖茨比的?”我在半睡半醒之间把他形容了一番,她说一定是她过去认识的那个人。她的声音当时极其古怪。那一刻,我才想起当年坐在她白色跑车里的那个军官,并把他跟这个盖茨比联系了起来。

乔丹·贝克说完上面这些差不多用了半个钟头,随后我们离开广场大饭店,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穿过中央公园。夕阳西下,太阳在西城五十几号街那一带电影明星们居住的公寓大楼后面摇摇欲坠,孩子们像草地上的蟋蟀一样聚在一起,闷热的黄昏中传来他们清脆的歌声:我是阿拉伯的酋长,在我心上有你的爱情。今夜当你睡意正浓,我将爬进你的帐篷——“多么奇妙的巧合。”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巧合。”“怎么不是?”“盖茨比之所以买下那座房子,就是因为黛西住在海湾对面。”

这么说来,那个六月的夜晚,他所拥抱的、他所向往的绝对不只是天上的星斗了。想到这里,盖茨比仿佛忽然从他那豪华无比的子宫里分娩出来,成为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他想知道,”乔丹继续说,“你能不能找一天下午请黛西到你家里去,他想过去坐一坐。”

我真为这个简单到几乎微不足道的要求感到震惊。他足足等了五年,买下了这座华丽的豪宅,把无数次夜宴和辉煌的灯火给了那些毫无关系甚至根本不认识他的人……竟然为的只是在某个下午去一个陌生人的花园里“坐一坐”?“让我知道这一切,就是为了拜托我这点小事吗?”“他怕你不理解。其实他很害怕,因为他等得实在太久了。其实他是非常顽固的。”

我还是觉得纳闷。“他为什么不直接请你安排一次见面呢?”“他想让她看看他的房子,恰好你的房子在他隔壁。”她解释说。“哦!”“我觉得他肯定幻想过她哪天晚上能翩然而至,参加一次他的宴会,”乔丹继续说,“但是她始终没来过。后来,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听她,寻找认识她的人,我就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那天晚上在舞会上他派人去请我就为了这个事。你是没听到,当时他不知转了多少个弯儿才说到正题,真是煞费苦心。我当时立刻建议他们在纽约一起吃顿午餐,谁知他急赤白脸像要发疯。‘我可不是要做什么荒唐事!’他一再强调,‘我只想见见她,就在隔壁。’“后来他听我说你是汤姆的好朋友,又想取消这个计划。他告诉我虽然他几年如一日地看芝加哥报纸,希望碰巧可以看到黛西的名字,但是他并不了解汤姆。”

这时天黑了,我们的马车来到了一座小桥下面。我伸出胳膊,搂过乔丹金黄色的肩膀,请她共进晚餐。那一刻,我想的不是黛西和盖茨比,而是身边这个人——一个干净、结实、智力有限、对世间一切抱着怀疑态度的女人。她很识趣地往后靠在我伸出的胳膊上。我忽然想起一个令人激动的警句:“世界上只有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疲倦的人和忙碌的人。”“也应该给黛西点安慰。”乔丹喃喃地对我说。“她愿意见盖茨比吗?”“盖茨比不想让她提前知道这事儿。你只需请她来喝茶。”

经过一排黑黝黝的树丛,五十九号街出现在眼前,楼上雅致苍白的灯光照到了下面的公园里。不同于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南,不会有什么情人的面影沿着阴暗的檐口和耀眼的招牌缥缈地浮动到我的眼前来。我把身边这个女孩子搂得更紧一点,拉得更近一点。她嫣然一笑,于是我把她搂得再紧一点,直到贴着我的脸庞。注释[26]兴登堡(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军总司令。[27]旧金山在西部海岸,不属于中西部。[28]在巴黎郊外,有大片森林。[29]牛津校舍大多为哥特式建筑,塔尖林立。[30]指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大运河。[31]皇后区的一个地段。[32]牛劲,“牛津”的讹音。[33]主要成分是氨水,对昏迷、麻醉不醒者,嗅入本品有催醒作用。[34]加利福尼亚的海滨旅游胜地。[35]法国南部海港,旅游疗养胜地。[36]法国西北部旅游胜地。第五章

那天晚上我回到西卵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我怀疑我的房子着了火。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但半岛的整个那一角亮如白昼,光线照得灌木丛像假的一样,路旁的电线映出一丝一丝的闪光。转过弯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邻居盖茨比的别墅从塔楼到地窖都灯火通明。

开始我以为又是一次狂欢的盛会——整个别墅完全开放,好玩捉迷藏或做“罐头沙丁鱼”之类的游戏,但很快我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晚会不可能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的耳边只有风刮过树丛和电线的声音,电灯忽暗忽明,仿佛房子正对着黑夜眨眼。我乘坐的出租车呼呼开走后,我看到了盖茨比,他正穿过他的草坪朝我走来。“府上看上去像在举办世界博览会。”我说。“是吗?”他心不在焉地转过头去看了一下,“我刚才随便打开几[37]间屋子看了看。老兄,咱俩开车到康尼岛去玩吧。”“现在太晚了。”“嗯,那我们去游泳池里泡一泡怎么样?我一夏天还没泡过呢。”“我得上床睡觉了。”“哦,那好吧。”

他眼巴巴地望着我,我知道他在等待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贝克小姐已经跟我说过了,我明天会打电话给黛西,请她来这里喝茶。”“哦,那好,”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千万不要给你添麻烦才好。”“您哪天方便?”“您哪天方便?”他马上纠正了我的话,“千万别给你添麻烦。”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有点犹疑地说:“我想找人平整一下草地。”

我们不约而同地低头看了看草地——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把我那乱蓬蓬的草地和他那一大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深绿色草坪分得清清楚楚。他要平整的肯定是我的草地。“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他有点含糊,并犹豫了一会儿。“你是不是希望晚几天再邀请她来?”我问道。“哦,不是那个意思。起码……”他笨拙得不知该先说什么好,“呃,我猜……呃,我的意思是说,老兄,你挣钱不多,是吧?”“是,没多少。”

我这个回答使他稍微平静了点,于是他找到了信心似的继续说下去。“我猜想你挣钱不多,恕我冒昧——你知道,我顺带做点小生意,搞点副业。我觉得既然你挣钱不多——你在卖债券,是吧,老兄?”“我在学着干。”“哦,那我接下来说的你可能会感点兴趣。正好有一件相当机密的事,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你就可以挣一笔可观的钱。”

现在想来,当时如果不是处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之下,那次谈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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