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启超 著 朱维铮导读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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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试读：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清代学术概论》导读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初稿著成于一九二〇年十月。正如作者自述，它本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2]写的序言，就是说原来没有打算写成一部书。

然而原题《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的这篇序言，也如作者自述：“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3]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独立”后的长序，已被梁启超当成一部著作，因而在交给他和蒋方震共同主编的《改造》杂志连载的同时，又寄交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单行本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出版，负责的编[4]辑是陈叔通。

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部著作，只能说是无心插柳的一个结果。倘若以今律“古”，这个结果甚至不配称作硕果——难道薄薄五万来字的一本小册子，引用他人论著或本人旧说，多半都不加注，可以认作学术专著吗？

岂知历史效应出人意表。《清代学术概论》，虽属短书，形式又不合后世的学术教条，在出版后却在读者中不胫而走。谁都知道当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持者很有“经济”头脑，他们在梁启超死后第三年即一九三二年，赶在中华书局将本书收入《饮冰室合集》而印出之前又抢先出了本书第八版，便可证本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畅销书未必赢得雅俗共赏。某些俗不可耐的劣作，借助权力、金钱或“关系”，而被趋炎附势的所谓传播媒介“炒”成畅销书，在中外的例证比比皆是。

严格地说，作为总结清帝国二百六十七年学术变迁史的《清代学术概论》，既非同类课题的首出之作，更非具有专门史经典意义的佳作。

当然，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改革家兼政论家的名望，可能是促使本书畅销的一个原因。如胡适在一九二三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一文中，论及梁启超在清末《时务报》、《新民丛报》所作政论文的效应所说的，“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

但文章与学问，属于并不同归的殊途。梁启超从学习桐城派古文而化出更为直捷明快的“新民体”，在自幼诵习八股制艺的晚清读书[5]人看来，确实有梁启超自赞的“魔力”。但正如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倡导的不缠足运动的效应那样，裹小脚的妇女抛弃裹脚布，固然是惊世骇俗的一种解放，而在提倡“天足”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不再裹足的妇女依旧是“小脚女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论著提供的文章范例，那种杂糅桐城派古文与《三国演义》之类小说文体的“新民体”，在清末虽被厌倦八股文程式的青年学子激赏，但在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以后，自然也对读者越来越缺乏“魔力”。

可见，从本书初版以来，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它不仅仍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而且在学者中间，它的价值也不断上升，乃至成了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著，那秘密当然主要不在文字。

不消说，《清代学术概论》所以能够获得雅俗共赏的悠远效应，秘密在于它的内容。梁启超不是思想家，但对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都极感兴趣。他也不是纯学者，但也许饱受康有为教导的缘故，尤其爱[6]好考察“学术源流”。他是清末的改革家，民初更直接登上国内政坛，直到去世前夜，不仅亲历了从戊戌维新到北伐战争的三十年间中国政局的一切变化，而且多次置身于变化的漩涡中心。他是政论家，也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因而他的政论取向，不能不对他的历史认识[7]产生莫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也就是“以史论为政论”，或者说他观察历史，总以他自己的政治经验作为判断尺度。他其实并不隐讳这一点。《清代学术概论》的作者自序，劈头便说“吾著此篇之动机”，首先是因为接受胡适的劝告，记述自己“实躬与其役”的晚清今文学运动云云，即为例证。

可见，《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史著作，同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作者曾在清末舆论界执牛耳的地位，本来就使人们对他在政、学两界的实际经验感到好奇，并且不断歆动学者们的研究兴味，况且作者又强调，他自述这段历史，“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他是否做到了对[8]于“史料上的梁启超力求忠实”，容后讨论，但随着不忠实的风气愈来愈成为叙述与己有关的历史的一种时尚，这种“精神”也愈来愈对读者具有吸引力，似也难以置疑。梁启超与“五四事件”《清代学术概论》初稿问世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一年有半。

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涌到天安门前向北洋政府进行示威活动为开端的“五四运动”，它的历史取向与未来效应，海内外学者仍然异说纷纭，但它的导火线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出卖“国权”，则无疑义。

梁启超没有直接卷入北京的“五四事件”，却可说是引爆这次事件的重要人物。因为他这时正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坐在凡尔赛宫里注视着美英法意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方即所谓协约国的头儿们，如何就曾被德国侵占而后又被日本“承继”的中国领土青岛的主权问题进行争斗。同时又作为京沪名流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的代表，不断将列强间关于“交还青岛”的所谓交涉进程，电[9]告国内。

中国曾经站在协约国一方向德奥宣战。因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认输告终，曾使众多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十分振奋，以为随着“公理战胜”，站在“正义”一方的中国，从此不再遭受“强权”的凌侮。那转折点当然首先是和会将主持“正义”，[10]在山东半岛问题上，“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然而一九一九年一月开幕的巴黎和会，实际进程正好与中国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最终证明大战后的世界仍是“强权”占主宰地位。幻灭化为愤怒，当和会终于以北京政府在大战结束前夜已就青岛主权转让与日本订有密约为口实，同意日本的蛮横要求，这时中国人的愤怒，以北京学生涌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活动为契机，化作决堤的洪水，便是必然的了。[11]

然而“五四事件”恰巧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天发生，则属于必然中的偶然。造成这一偶然性的因素很多，而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的现场报道，无疑起了引爆作用。

事情要从中国怎么会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这次战争始于一九一四年八月，那时梁启超还是袁世凯政府的内阁阁员。他关注的重心是内政。他在清末本是君主立宪运动的中坚，鼓吹“开明专制”，到民初却化身为拥护共和制的明星。两次君主制复辟，无论袁世凯帝制自为还是张勋以武力拥戴亡清废帝重坐龙庭，梁启超都是讨伐战争的策划者。这既使他博得了善变政客的恶名，又使他赢得了[12]“再造共和”的美誉。显然是日本曾以独占中国侵略权益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洪宪帝制的条件，使得梁启超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便将目光移向外交，力促北京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站在协约国一边向德奥宣战。他的理由却还是在内不在外，以为这一来可收到联美制[13]日的效应，保住中国的主权。

当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依赖梁启超的策划起兵讨伐“丁巳复辟”得手而再度组阁时，给梁启超的位置却是财政总长，任务无疑是为新的内战筹措军费。因为当时孙中山正在章太炎等支持下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国会与军政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梁启超再度显示他的机智，于同年八月十四日即广州军政府成立前夕，说服段祺瑞抢先[14]以中国合法政府名义，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对德奥宣战的布告。

但梁启超虽能越俎代庖，替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争得“法统”地位，从而使广州政府难以获得列强承认，却没能做稳“财神”。北京政府财政空虚，而各路军阀却不断向它要钱，作为拥段反孙的代价。梁启超只好违反初衷，向日本银行团借钱济穷，主持签署了“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不消说要以主权做抵押。这当然立即让国人记起“二[15]十一条”，于是舆论大哗。段总理只好牺牲梁财长以保全执政地位，时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那是梁启超官运的终结。虽然他下野后，依然是由进步党变形的研究系头领，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不足五十七岁去世，也没有失去从政的兴趣，但主要活动方向却逐渐转为著书教书。例如他辞去财政总长后家居一年里，便曾致力于研究碑刻和撰写《中国通史》，并为他的儿女们讲授“学术流别”，其中有一个题目便是“前清一代学[16]术”。

不过梁启超到底难耐寂寞，“中止政治生涯”未及两月，他便与[17]朋友筹画组织松社，既讲学，也出杂志，同时“作出游之计”。

欧战以协约国得胜告终，给力主中国参战的梁启超带来了出头机会。他很快取得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由政府提供大半旅费，“以个[18]人资格前往欧洲”。陪同出游的有六人，都是研究系的名流学者。[19]就在他“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的时候，他在天津家中初次会见[20]了特来“趋谒”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

梁启超一行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底从上海启程，一九二〇年三月初返抵上海，除去往返舟程，在欧洲漫游了将近一年。

他赴欧本有政治使命，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头衔便是明证。但他很快发现，这个顾问不好当。原来，一九一八年十月徐世昌任总统后即下令南北休战，并在十一月欧战结束后获得广州军政府响应，双方派员共同组成专使团出席巴黎和会，颇合“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然而历史的教训终究敌不过党派乃至个人的利益，于是专使团又在外国的宫墙里面“内讧”了。

中国专使五人，首席为北京政府前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次席为广州非常国会副议长王正廷，而代表中方与日使争论的主辩手，则是驻美公使顾维钧。争执的焦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要求和会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维护国际和平的十四点主张，取消原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的密约。操纵和会的所谓四强，英法支持日本，美意同情中国，而主持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更属关键。据梁启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旬致北京政府的电报，说是[21]根据威尔逊的主张，密约“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

就在美国尚未对青岛是否转让给日本一事公开表态，中国外交似乎有利之际，王正廷突然致电上海报界，指斥专使团中有“某些卖国贼”。他攻击的首先是陆徵祥，自在意中，但他的“某些”一词的暗示，据来自广州的解释，则包括顾维钧和梁启超。据梁启超在家信中说，此人“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22]因此既排顾、陆，又株连及梁。但无论王正廷此举是否出于私心，梁启超面对“谣言之兴”，必须表明立场。

梁启超的机变显然超过王正廷，在四月三十日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秘密会议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之后，他立即以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身份，致电给他的密友汪大燮、林长民，报告这一消息：“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当然包括广州政府[23]所派专使王正廷——引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林长民自然[24]会意，得电立即捅给报界，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

北京学生受王正廷指斥的鼓动，相信陆徵祥、顾维钧都属于北京政府派入和会专使团内的“卖国贼”。陆徵祥作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外交总长，有“卖国”的前科可征。顾维钧呢？他本是著名的亲美外交家，但据广州传到上海的消息，他即将与北京[25]政府现任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即将转向亲日。

中国人本有将“治国”视作“齐家”的延伸的传统，即如受《新青年》熏陶而自命“新潮”的北京大学学生，也没能脱出将家族利益作为判断国政是非尺度的成见。王正廷的指斥，迅速引起北京学生的回应，进而查找政府中的“卖国贼”，确定为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便是顺理成章的。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决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天皇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那天，上街举行反对政府媚日卖国的大游行。岂知出乎广州政权意外，经过林长民迅即将梁启超“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的电文公诸于众，竟使北京学生将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的日期提前三天，出现震撼中外的“五四事件”，而梁启[26]超也被舆论视作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挑动者。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是否属于辩证法所称的真理，在学者中仍属争论的课题。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相关度，至今也未见专论。但历史的进程表明，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学生聚集天安门前抗议政府出卖国权的群众运动，引爆导火线的是远在巴黎的梁启超，则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属于不争的事实，是梁启超当初并没有预料到他的行为的效[27]应。前揭他的致弟家信作于“五四事件”后三十四天，仍对王正廷对他的攻击不能释然于怀，便是明证。[28]

因此，在巴黎和会结束以后，梁启超和他的“考察团”，非但不乘势回国扩展已在思想界引发的效应，反而继续在欧洲漫游，便是可以理解的了。“迷梦的政治活动”

梁启超说他在启程去国的前夜，在上海与他的研究系同道，包括随他欧游的蒋方震、张嘉森、刘崇杰，留在国内的张东荪、黄群和支持他们的企业家张謇等，通宵聚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29]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用不着讨论梁启超的忏悔是否真诚。这番话见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他回国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就是说属于事后追忆，没有直接佐证。况且即使确有其事，确属真诚，也只不过表征他赴欧前夕的心境，难保以后不变。他稍后发表的《清代学术概论》，不就又自承“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吗？

不过欧游一年，对梁启超的思想与政见的影响确实不小，尽管未必可说“换了一个新生命”，却在言论取向上起了一个大变化。

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末，梁启超是以鼓吹“全盘西化”论扬名于世的。那时他的西化论，名曰“变法维新”，内容很简单，所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30]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逻辑是不错的，却也证明他对所谓西学西政的了解，不过限于在华西方传教士所办《万国公报》与广学会诸译著所介绍的那些皮毛。而且他所仰慕的西化模式，实际是黄遵宪所介绍的日本“明治维新”。这一点，当时在上海的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已看出来了。马相伯曾惋惜这位年轻人不明西方实情而鼓吹西化，并因此指责黄遵宪“贼夫人之子”，而马建忠则自愿充当梁启超[31]的拉丁文教师。

然而梁启超真正明白日本的“变政”并非全盘西化，也非得自马氏兄弟的开导，而是得自戊戌八月政变迫使他成为政治流亡者而长住日本以后的观察。如所周知，梁启超流亡日本，虽成为他的老师康有为创设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俗称保皇会的要角，乃至被时人看作这个古怪组织的副首领。但他的言论，却表明他对模拟明治维新愈来愈不感兴趣，相反却与章太炎恢复旧谊，愈来愈倾向后者鼓吹的“排满革命”论。这使康有为多么紧张，不仅在私函中申斥梁启超[32]“流质易变”，而且发表公开信予以指责，由此引出章太炎的《驳[33]康有为论革命书》，并酿成震动中外的《苏报》案，可证。

奇怪的是梁启超在一九〇四年《苏报》案后，却转而力主保皇，并成为稍后建立的同盟会的劲敌。促他转向的因素颇复杂，而那年他赴北美十个月的见闻，则无疑是一大原因。

这以前，梁启超到过檀香山，到过澳洲，但真的了解西化为何物，却是这次“新大陆”之行。

梁启超本有历史感，行前又向往民主革命，因而对独立战争造成的美国状况，无论政俗民情，都好刨根问底。美国民主过程经历的错综斗争已令他惊愕，美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复杂矛盾也令他瞠目，尤其令他意外的，是同一法制下的白人社会和华人社会，在“政治能力”方面的巨大反差。他到处搜集华人社会状况的资料，用他所谓卢梭式的民主自由尺度衡量，以为中国人非但缺乏“市民资格”、“国家思想”，更缺乏造成西方精神文明的“高尚之目的”，“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他由此推论，生活在法制国的华人尚如此，何况习于专制国的内地人！

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伦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34][35]

这说法其实是黄遵宪“专欲尊王权以导民权”的回声，却又是十年后孙中山“建国三阶段论”的先驱。章太炎早称梁与孙“所争[36]不在宗旨而在权利”，由此也可得一证。因此，当梁启超在美国得知章太炎、邹容在《苏报》案中被捕乃由吴敬恒“告密”的传闻，回应竟是“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乃亡于新党”，“惩新党棼乱腐[37]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这可能是他自饰转向的托辞，却也是他上述逻辑必定演绎出来的心声。[38]

于是梁启超“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了。这使黄遵宪[39]欣喜，也使康有为宽慰。可是梁启超于一九〇六年一月在《新民丛报》开始连载的《开明专制论》，固然惹得《民报》的政论家们大恼，却表明他仍以为光绪皇帝决非彼得大帝。与康有为的期待不同，他寄希望于某个能以专制铁腕推行“宪政”的强人，而无论其为君主还是僭主。由他代清廷五大臣起草出洋考察宪政的奏折，可证他心目中的彼得大帝，实为那个悬赏十万两白银购买他和康有为头颅的慈禧太后。果不其然，同年九月这个老太婆同意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很得意，立即著文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40]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

慈禧岂是能容帝国有反对派合法活动余地的“开明”僭主！梁启超历尽辛苦，拉出学贯中西的政界耆老马相伯，充任他组织的政闻社的“总务员”，却外遭同盟会冲击，内被慈禧封禁，害得他一团高兴[41]化为乌有。

可幸慈禧的假立宪，触发了全国各省的绅商参政运动。早在“庚子拳变”时期已显示脱离清廷控制的东南各省，绅商领袖率先利用慈禧“预备立宪”的许诺，纷纷成立咨议局，保护地方利益，尤其是铁路民办权。这批名流需要非革命的改革论，他们不约而同地赞赏梁启超在光绪、慈禧相继死后出版的《国风报》宗旨，所谓“忠告政府，[42]指导国民”，而将帝国出路归结为速开国会。

可惜政府不听梁某“忠告”。满洲皇家那班纨袴子弟，刚失去老太后约束，便对她的顾命大臣下手，赶跑袁世凯，气死张之洞，这时又继续侮弄巴望以“革政”代“革命”的地方士绅领袖，悍然成立“皇族内阁”，沐猴而冠，好不得意，恰好反证革命党人呼号“排满”有理。连“四民”之首的咨议局士绅，也带头在帝国腹心地区借保路为由同满洲政府大闹，国民岂听梁某“指导”？

于是改变中国历史的辛亥革命，便在似乎无望的时间，似乎平静的地点，由前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招募的武昌新军中向往“满洲一倒，一切自好”的青年士兵，秘密制造炸弹失手的一次偶然事件，被引爆了。

国内风云陡变，使尚在东瀛策划如何说服摄政王开放党禁的康梁不知所措。他们不相信帝国将从此断气。梁启超想出的对策，先是火中取栗，所谓“和袁慰革，逼满服汉”。他不料革命党竟不顾军事失利，在孙中山回国后便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他也不料袁世凯被满洲皇室在途穷无计中敦请复出后，反而依仗武力，乘乱得手，用接受民国招牌作手段，逼迫清室小皇帝和民国大总统，双双退位，自己披上了合法元首的衮服。

梁启超终究善于审时度势，赶紧变策略为移花就木，不惜先在保皇党内部“逼宫”，力劝康有为退隐，以示向共和制输诚。这自然使康有为大恼，却使袁世凯大乐，他正需要梁启超化敌为友，帮助他在舆论界树立新形象。[43]

哪知道事态发展竟被康有为“不幸而言中”。梁启超原把袁世凯当作曹操，指望他“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以奏整齐严肃之治”。[44]直到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打掉孙中山、黄兴仓皇发动的“二次革命”，将孙黄再度赶出国门亡命，而将厉斥他为“新莽”的章太炎变成囚徒，这时梁启超仍然忘记“兔死狐悲”的古训，还替袁世凯出主[45]意，说今后应仿曹操故伎，“挟国会以号召天下”。袁世凯佯作听从，即命在“宋案”后乘国民党议员作鸟兽散而跃居国会第一大党的进步党组阁。梁启超乃此党实际领袖，出任司法总长，而大政方针都由他与总理熊希龄共商草拟。可是这个“人才内阁”，仅开张三个月，便被袁世凯用解散国会的一纸命令，取消了存在理由。它倒台后，梁被袁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他好像还迟迟未悟自己已如被王莽称帝前玩弄的“国师公”刘歆，投诸闲散十个月，才承认无所事事，“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为由请辞，却正好授袁总统奚落他“实无用”以话

[46]柄。

然而袁世凯显然已被皇帝梦冲昏了头，低估了梁启超的能量，把梁氏绝意政治的声明视作书生怯弱的表征，放任他移家出京。随即杨度填补了梁启超留下的舆论领袖空白，替当世王莽做真皇帝鼓噪。已任参政院参政的逊清遗老汪凤瀛大为袁世凯担忧，让其子汪荣宝代草条陈，说是袁之总统权力已举世无匹，“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专制之例矣”，而改总统为皇帝，只[47]能务虚名而招实祸，所谓“七不可”。我们不知梁启超是否见过这道条陈，但知他已与门生蔡锷密谋起兵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他那举国视作为护国运动的先声的《异哉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复辟理由也与汪氏父子条陈雷同。

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终于在以“罪己”令宣布取消洪宪帝制两个半月后羞愤死去。梁启超策划的护国运动取得成功，也洗刷了自己的假共和的污名。

问题是倒袁后北洋军头们群龙无首，南方各派军阀也无所忌惮。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朋友，除拥戴皖系军头段祺瑞组阁外别无选择，却急于制订一部宪法收拾人心。困难在于谋求国际支持以恢复“中央集权”。

那时欧战由于美国参与，形成世界大战，而且形势有利于协约国。梁启超以为乘欧战之机出兵侵占胶州湾的日本对中国威胁最大，但日本正以反德为名受英国支持，于是他想出对策，用对德绝交来联美制日，再利用日本可能因此造成的担忧，迫使其出钱帮助北京政府以扩展在中国的权益。设计似乎不错，缺点在于忘记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他力促段祺瑞宣布对德绝交，却造成重开的国会内各派系剧烈争吵，并造成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黎为逐段下台，解散国会，招请辫帅张勋入京，以北洋制北洋。不意张勋立即与康有为合作，演出了“文武二圣”拥戴亡清废帝重坐龙庭的“丁巳复辟”丑剧。

梁启超这回行动更快，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宣布复辟当天便通电反对，随即说动段祺瑞举行“马厂誓师”，仅用十天便将张勋、康有为分别驱入荷、美驻京使馆寻求庇护。当然，他与段祺瑞“再造共和”，不仅成为段内阁的财政总长，还使他的对德奥宣战的外交谋略化作实践。他没想到藉此诱导日本向段内阁输血的“第二次善后大借款”，却使他栽了大跟斗，仅任财长四个月便黯然下台。从此被北洋军头们抛弃，到死也没能重返政坛。

这就是梁启超自述赴欧前夜与他的派系主要成员忏悔“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的由来。那以后，确切地说是从一九二〇年三月他从欧洲回国以后，到他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病逝前，总共八年多，他主要以学者面目现身。[48]

然而这位至死“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的人物，晚年的学者生涯，其实是中年的政治生涯的直接继续。但迄今为止的梁启超研究，对他中年从政那十年的历史，罕有讨论。这对了解他早年作为政论家的取向不利，更对了解他晚年作为学者论史的命意造成困难。因此，我在讨论《清代学术概论》成稿前，对于那十年梁启超的生涯，略作绍介，也许不算辞费。映现危机意识的“心影”《欧游心影录节录》是梁启超于一九二〇年三月返国伊始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它的首篇《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又分上下篇，分别题作《大战前后之欧洲》、《中国人之自觉》，先后在上[49]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连载，立即引起轰动。

引起轰动的主要是文中的两个见解，那就是对“科学万能”的诅咒，对“东方文明”的讴歌。

据梁启超说，将欧洲打得满目疮痍并诱发社会革命暗潮的列强战争，祸起于百年来催眠欧洲人的“科学万能之梦”，而祸首则在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它使“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于是崇拜势力、崇拜金钱成了天经地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为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50]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梁启超似乎忘记了，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严复“达恉”的《天演[51]论》手稿甫成，首先被迷倒的正是他本人。其实他并不健忘，他在《欧游心影录》中矢口不提斯宾塞便是明证。达尔文称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法则为“自然淘汰”——后人译为“自然选择”更切合原意，而斯宾塞不仅以为生存竞争也是人类社会的“第一原理”，还将它表述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这一点早由严复揭示，继由章太炎与曾广钧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所证明，嗣后在梁启超本人的政论中屡被引作不证自明的人类公理。倘说中国人也曾被进化论催眠，大做“科学万能之梦”，并进而做起“自己本位”之梦的话，那首唱者中便有梁启超。谓予不信，只消一瞥《饮冰室自由书》。

因此，当梁启超在巴黎近郊的寒冷别墅中，与蒋百里、张君劢等旦夕聚谈，而后奋笔讥诮“科学先生”，说是它好比沙漠中迷路的旅人发现的一个“大黑影”，令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拼命追赶，以为它可以成为找到黄金世界的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52]个大关键了。”这时，他究竟在嘲笑欧洲人，还是在影射正在热情[53]礼赞“赛先生”的中国的新青年们，还消说吗？

于是，在近代中国堪称提倡“思想解放”，即把西洋文明视作人类大同的未来楷模的鼓手的梁启超，这时仍然强调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主义的国家”，应该坚持“思想解放”，而且必须“彻底”，却倒过[54]来将目标定位于“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也毫不奇怪。

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曾对世界文明做过巨大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当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名角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将中国的出路寄托在“全盘西化”，甚至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附为《尚书》已有的“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学说，从而如《仁学》宣称西方侵略只会促使中国进化，或者如《康南海传》宣称的利用孔教也必须模拟德国的马丁·路德，那当然是行不通的。可是，欧战固然暴露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弊病，却正如梁启超早在本世纪初发表的《新史学》赞赏的斯宾塞的“邻猫生子”说，假定邻居失火，难道就可反证自家房屋具有避免失火的神奇功能吗？

梁启超恰在这一点上失足。他同情“五四事件”的爱国学生[55][56]，却反对“五四运动”表征新文化的方向。因此，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宣称“西洋文明已经破产”，而造成破产的正是“科学先生”，便只能说是在批评“五四”时期那班新青年将新文化运动引错了路。

不过梁启超对他所谓过信“科学万能”，而在近代西方世界造成的负面作用，也就是他说的“现今思想界的最大危机”的分析，却不能视作纯属危言耸听，不妨引录如次：

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起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沈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的。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57]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

用不着指出这段话在经济学政治学上的理论偏见。单看他把“弱肉强食”，说成科学破坏旧宗教旧伦理权威所诱发的恶果，便是反历史的。前引他和谭嗣同等在戊戌维新时期，都把相传是商朝名相仲虺发明的“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奉作人类公理，那难道是孔德的实证论或达尔文的种源论教诲的结果么？中世纪的中国史家，都好用“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一类说法，来解释政府腐败和民众暴动的起因，岂非将人生目的看作“抢面包吃”在中国古已有之的明证么？

可是梁启超提出了“五四”新青年虔信“德、赛”二先生能救中国所存在的悖论，却是对那时代社会思潮的主流的一种针砭，则无可否认。他的针砭本身也属于悖论，如他在批判“科学万能之梦”一节“自注”所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58]这个悖论蕴涵的矛盾，甚至在他的门徒中也激发争论。后来发生的著名的“科玄论战”，在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上各执一端的双方主将，竟是一同陪他欧游的丁文江和张君劢，就是确证。

问题没有解决，但在欧洲所见与从国内传来的所闻，取向如此相反，却使梁启超焦虑。他既然认定新文化运动已误入歧途，因而不惜再度“难昔日之我”，现身说法，在把“西洋文明已经破产”当作经验事实的同时，转而对他从前曾经以激烈语调否定过的“东方文明”，特别是正遭“五四”新青年们痛打的“孔家店”的传统的未来命运，重作反思，便可以理解。

作为“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早在本世纪初就和章太炎共商[59]编纂一部《中国通史》。时过十六年，即欧游前一年，梁启超在被迫退出民国政坛后，曾把独力撰成《中国通史》当作主要事业。计划照例半途而废，但显然更增强了他的历史感。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

由于《欧游心影录》关于东西文明的论述，引发了“五四”后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明问题的长期论战，由于梁启超在此书《中国人[60]之自觉》末节的结语，被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大加发挥，遂使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思想，成为迄今争论不休的课题。[61]有的西方汉学家乃至将他定性为“新传统主义者”。

这里不想讨论梁启超与梁漱溟的见解同异。还是引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首篇结语中的原话作证。他在以夸张的笔调述说“近来西[62]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之后，有一段对青年的希望，希望青年们研究传统：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

[63]处。

这个四步走的设计，出发点当然是对“菲薄孔子”乃至否定中国[64]全部“旧学”的批评。然而批评别人走一极端，并不反证自己将走另一极端。梁启超在提出这设计前，先对“故步自封”和“沈醉西风”两种倾向，都报以嘲笑，至少表明他对那种非此即彼的直线思维方式，是不满的。他设想未来全人类应共有“新文化系统”，固然已沾上后来陶希圣辈“中国文化本位”论那种臭味，但他以为异质文化应该互补，通过化合，而后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新文化”，便胜似如今实属亨丁顿及其批判者共识的所谓“文明冲突”论。

只是梁启超总也忘情不了政治。他归国后便筹组共学社，宗旨是[65]“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并将研究系的《解放与改造》杂志重组为共学社的机关刊物《改造》，由他和蒋方震同任[66]主编。

这个小团体想为所谓学者社会代表的中等阶级“开拓新政治”，原属空中楼阁，事实也表明他们仍想利用某派军阀的实力支持，从事[67]“国民制宪运动”，但又企图同时抓教育，造舆论，所谓“于社会[68]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然而共学社甫立，三点宗旨如何同时付诸实践，便使身为领袖的梁启超支绌为难。因为无论讲学或办学，著书或作文，创办中外合资公司或为《改造》杂志募集经费，乃至筹画邀请罗素、柏格森等来华讲学，分主其事的社员都要他出头，用蒋方震[69]的话说，“非任公自身出马，先冲出去不可”。

那时梁启超四十五岁，年富力强，精力更显得超群，但要以一身[70]推进“言论与政治并行”，顾此失彼，自不可免。“五四”时期，由于以东南为主的一批学者名流的提倡，认为民国的出路在于“联省自治”，这一政治主张也歆动了某些军阀。梁启超归国后对此说甚表钟情。他说服了直系军头吴佩孚，出面集合各省各团体举行“国民大会”，自任起草宪法，并想借机迫使各派军阀交出兵权，在“国民制宪”的同时掀起“废兵运动”。这更使希望他潜心讲学著述以为团体构筑基础的同道失望，说他是“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的兴趣”，[71]“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

这批评说对了一半。所谓联省自治，似想真实行的唯有湖南军头赵恒惕，曾宣布本省自治，并邀请梁启超替湖南起草一部省宪法。但随即惹怒了吴佩孚，打起了湘鄂战争，“国民大会”成了泡影，“废兵运动”更显出是与虎谋皮。共学社“开拓新政治”就此止于幻想。

然而梁启超在“浮处”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在“实处”毫无成绩。

他于一九二一年秋天应聘到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从此开始了教授生涯，往返南北讲学，影响很大。尤其是一九二三年九月起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以后，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合作，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未来的学术栋梁，那是后话。就是在他最热衷于“国民制宪运动”之际，他仍然成功地取得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的支持，组成了讲学社，有计划地邀请域外学者来华讲学。而当首位应邀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即将到达上海的时候，他却没有南下“亲迎”，理由并非忙于政治，而是忙于著作。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清代学术概论》。并非治清学史的第一人

梁启超不是本世纪研究清学史的第一人，却是“五四运动”后重新讨论清学史的第一人。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在《改造》三卷三期（实为《解放与改造》更名后的首期），夹在大量政论文中出现，而显得似乎不伦不类的时候，那时的读者也许熟悉梁启超惯于以史论为政论的风格，没有对这一点留下惊讶的反应。但我在多年后读到篇前的作者自序——单行本《清代学术概论》照植不误，却对其中第二项的声明感到惊异。

这项声明重提作者的一篇旧著：“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72]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

这里梁启超两次提到“十八年前”，提醒人们注意他“今日的根本观念”，早在一九〇二年便基本定型了。

是这样吗？我虽然没有胡适自诩的“历史癖与考据癖”，却因浸淫于史学太久，凡遇我认为对习史者至关重要的时、地、人、事四要素，必定要征而后信。特别由于以前太多地吃亏的经验，对于各界名流回忆历史，涉及其人亲历的情节，总要寻求本证旁证才敢放心引用。幸而《新民丛报》并不难觅，核查的结果呢？更令我对这位“太老师”的说法起了疑心。《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发表于一九〇二年，连载于当年的《新民丛报》，都是不错的。问题是这篇长文凡九章，而《新民丛报》在当年仅载毕第七章，便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清楚，因为从一九〇三年初起，梁启超便泛舟于太平洋中，作“新大陆”之游。同年仲冬返日本，先卧病，再赴香港出席一九〇四年初举行的保皇党大会，会后又秘密到上海筹办《时报》。到一九〇四年五月再返日本，重掌《新民丛报》笔政，至同年夏天才续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八、九两章。两章作成的时间，与前七章相距一年半，连题目也重拟了，发表时题作《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清代学术概念·自序》引述的那三段文字，均见于此文。就是说，假如承认梁启超在一九二〇年所说“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可信的话，则其中“十八年”，应改为“十六年”，才算属实。

时间的界定是史学家的首要基本功。自从西周共和元年以后，中国历史便以“纪年”的精确性傲视全球。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后，中国史家重视时间的精确性，便显示为“纪月”。以后随《实录》、《大政纪》一类历史编纂形式的定型，记载历史事件的时序，精确到月日，已成宫廷史家的职业习惯。

梁启超从一八九九年作《中国史叙论》起，便表明他通晓此道。因此他分明发表于一九〇四年夏以后的史论，却偏要强调“著”于一九〇二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探究的兴味。那中间一年半，究竟有什么因素，才使梁启超要模拟康有为的惯用手法，用倒填著论时间，来争“论清代学术”的首创权呢？

这两章屡引“余杭章氏谓”，提供了释疑的线索。余杭章氏，只可能指章太炎。这一点，由梁文引章氏谓，主要见于章太炎的《清儒》篇，可得确证。《清儒》是章著《訄书》重订本的第十二篇。这个重订本于一九〇四年首刊于日本东京，与梁著《近世之学术》同年。如前所述，那以前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在上海租界陷身囹圄，到一九〇六年六月才三年刑满，出狱赴东京。他的《訄书》重订本，其实早在一九〇二[73]年在日本流亡时便从事改作。那时他曾寓居《新民丛报》社，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旦夕切磋学术，由他们商定“中国通史略例”可知。梁启超在北美对于《苏报》案的回应，不直吴稚晖，而表同情于章太炎、邹容，也如前述。因此，《近世之学术》屡引“余杭章氏谓”，既表示对章太炎为排满受难的同情，更凸显当年梁启超在学术上的诚实。

难道十六年后梁启超在学术上变得不诚实了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这十六年中梁启超与章太炎在政治上异大于同，尤其是在南北分裂中间，他们的政治态度绝异。这时梁启超著书，即使单从政见考虑，也会缩小他曾从章太炎那里获得的学术启迪。况且他在此篇中要宣布的正是他对“今文学派”所作的猛烈的宣传运动，不仅最终埋葬了清代汉学，还引发了排满共和之论，而章太炎非但是今文学的宿敌，并且是公认的排满革命学说的构建者。这时梁启超当然不会明白地承认曾受章太炎的影响。但他不忘“十八年前”的基本见解，岂非起了提醒读者去追索其来源的效应吗？章太炎和梁启超，兼及刘师培

周予同先生首先指出这一点：“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74]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

因此，一九六一年周先生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便强调《清儒》实为近代论清学史的首出名篇，应为大学历史系学生[75]必读，而坚持予以选入。

作为周先生的老助手，我在“文革”后修订这部教材，决定尊重周先生的意愿，仍收入此篇，并决定恢复它的原初面目。在校注《訄书·清儒》的数月中，我重新将它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以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八、九两章，外加刘师培的名文《清儒得失论》等，详予比照，越发相信周先生的提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章太炎的文笔，以古奥著称，而且如同《訄书》重订本的其他论文一样，《清儒》也劈头便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化总趋势说起，而进入正题，又假定读者对清帝国的全部学术论著及其作者，都同他章太炎一样熟悉，需要的只是厘清史实和揭示底蕴，结果此篇纵使有注[76]释，仍显得异常难懂。

为了便于读者比照，现将我旧作的《清儒》提要，转录如次：

本篇是对清朝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史的系统总结。原篇分三节。首节分析“经”的性质，认为同世界文明古国的记录一样，是夹杂着神话迷信的古史，硬拿来搞“通经致用”，结果既不通历史，又危害政治。次节说乾嘉考据学者恢复了把六经当作历史研究的传统，所以在学术上放出异彩；但朴质的考证，不合文士的口味，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于是又有欣赏《公羊》三世说的常州学派出现，于是又有调和汉、宋学以求名的陈澧等出现。末节是关于清朝经学研究具体成果的评论。最后针对康有为等否定考据学作用的意见，认为考据学家强调无征不信，竭力搜集证据，到未来的历史家应用时，便会看到这种朴实的东西发出光辉。全篇虽对清朝今文学派的批评有失公正，对戴震一派的估价也未免过分，但材料丰富，分析清楚，是近代总结清学的首出作品。以后，刘师培著《清儒得失论》，梁启超著《清代[77]学术概论》等，都明显地以它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我曾考证过《訄书》结集的过程，指出重订本的写作只能在一九[78]〇二年夏天以后，即由日本回国以后。《清儒》便是重订本新增的篇目。前面说过，那年章太炎在日本，与梁启超的关系十分亲密，不仅政见相合，而且酝酿学术合作。前述两人打算编撰一部《中国通史》，其名目正是章太炎首先提出的。

这时梁启超在学术上正受章太炎的影响，还可举一例。

人所共知，“保存国粹”说，在清末民初曾颇为风行。“国粹”一词，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人造作的。首先将它引进中国的是谁？或以为是梁启超，则尚待考证。一九〇二年秋天，梁启超有创办《国学报》的计划，他的理由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取旧学磨洗而光[79]大之”。这论调同梁启超以往憎恶“旧学”即清代汉学的说法完全相反，而酷肖章太炎的口吻。这个计划，受到黄遵宪的反对而胎死腹[80]中，但仍由章太炎力倡，而在一九〇五年“国学保存会”创办的《国粹学报》刊行，才得以实现。十八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代汉学表征的“复古”思潮，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也是由章太炎在清末首唱，并由《国粹学报》的主将刘师培等多方发挥过的意见。

有必要一提刘师培。此人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名声颇劣，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上，他与章太炎的关系，类似梁启超与康有为，而学术的功底与识见，都胜过康门高弟梁启超。

例如前揭《清儒得失论》，发表于一九〇七年，那时刘师培年仅二十四岁，却已在过去四年中刊布了成百种论学论政的文章专著而饮誉学林。《清儒得失论》，着重通过明学与清学的比较，通过揭示清代学者之“病”，说明学术与政术、立言与事功的矛盾关系，认为清廷的文化政策，将大批杰出学者驱入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而在实践上[81]无所作为乃至卑污从俗，“其学愈实，其遇愈乖”。

这不仅弥补了章太炎《清儒》论述的不足，由它首刊于章太炎主编的《民报》而显示获得章太炎的激赏可证，而且也为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所取材。梁启超晚年论清学史，矢口不提刘师培，未免令人奇怪，而倍增人们追溯他的学术先驱的探究兴味。非天才的天才论述

然而，在“五四运动”后，刘师培虽已在运动高潮中死去，章太炎还健在，却似乎已失去了重论清学史的劲头。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在学术上也曾私淑章太炎，其实对清学史，特别是晚清学术史，缺乏了解。这由他封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却不知清末章太炎发表的《订孔》，早已引起过“群言相率诋孔子”的轰动效应，便得佐证。因此，胡适在梁启超出国前主动求见以后，念念不忘要他写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记，便是不奇怪的。

如前所述，梁启超于一九一八年在家赋闲时期，便曾为子女讲授“前清一代学术”，那时他还没有认识胡适。两年后，即一九二〇年九、十月间，他再度会晤胡适，被胡适重提上述要求打动了，恰值蒋方震[82]要他为《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于是有了“著此篇之动机”。其实他于一年多前访英，在伦敦的演说题中，便有《中国的文艺复兴》。[83]可见，他对前清学术，由重作反思，到与欧洲文艺复兴初作比[84]较，而后为蒋书作序，“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也就是契机由萌而“动”，至少已历时两年。

梁启超仅用半个月左右，便写成了五六万言的长文，而且是寓论于史的学术著作，而且稍事增改即出单行本并赢得风行不衰的悠远效应，这在本世纪的学术著作史上是少见的。

我不否认人间有天才，但我以为历史学的研究，要想真正有所成就，依赖的不是天才，而是勤奋。没有对材料的辛苦爬梳，没有对种种矛盾陈述的认真清理，没有对何谓历史实相的细致考察，没有对已有旧论新说的多方比照，没有对历史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是不可能对业成过去的某种历史现象洞幽发微的。人们常常用效应作为判断学者资质的尺度，却往往忽视历史学家的才学识的增长过程。就以梁启超为例。假如他在青年时不曾受康有为特重“学术源流”的熏染，假如他在关注“史界革命”时不曾与黄遵宪、章太炎等切磋，假如他在“五四”前后不曾对“清代思潮”为何物做过再研究再思考，那末他著《清代学术概论》，下笔神速是可能的，但要在学术史上留下悠远的效应，则将令人难以置信。

只是《清代学术概论》成书之速，毕竟令人惊叹。据钱鍾书《石语》所引，熟悉晚清“故事”的陈衍，在梁启超去世后，曾称道他作条陈的本领，说是别人以万言书还不得要领的献策，他只消五千字便说得很分明。看来梁启超晚年论学也是如此。《清代学术概论》叙述明末到清末近三百年的学术进程，凸显所谓“时代思潮”为主线，以佛典所谓生住异灭的流转来比喻清学的蜕变，择取既有研究成果令叙事可信，照顾逻辑首尾一贯以自圆其说，行文简洁明快，似论从史出而实寓论于史，令人读来忘倦，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这不仅非平常学者所能，而且也非严谨学者所能。

因此，《清代学术概论》又堪称一部天才论述，越是离著作情境更远的读者，越易将它看作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较诸章太炎、刘师培的同类力作，这部小书反而后来居上，成为清学史入门必读的经典性名著，那缘由很发人深省。自己给自己作盖棺之论《清代学术概论》，篇幅既短，分节也明，因而我不拟在这里重述其内容。但它的现代价值，既然已经化作清学史的入门书籍，则原书三十三节，仅列序次，不出细目，也使缺乏清学史一般知识的读者，感到难以把握大意。

怎么办呢？多年前，我校注本书，为便于检索，曾信手记下了一份

节目提要

尽管在本书脱稿伊始，梁启超便在“诸朋好”的赞扬声中，忘记了或故意忘记了他以史论作政论的初衷，而自称本书为史，且在单行[85]本初版加题“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与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并列入《共学社史学丛书》。然而本书实非客观的历史论著，却也因此更加彰显。

作为本书第一位读者的蒋方震，便是从论史角度批评本书的第一人。蒋方震，以字百里知名，清末曾留日、留德学军事，归国后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是他的浙江同乡蒋介石的老师。他曾向梁启超问学，终生对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辛亥后成为梁启超研究系的重要骨干，在梁启超欧游途中坚持全程陪同，这时正接手主持《改造》杂志。《清代学术概论》，本是老师俯允为学生著作写序，但成稿“独立”后，反而是老师要学生写序。如此阴差阳错，表明梁蒋的师生关系非同寻常，也正是清末民初学人仍然沐浴在清代汉学家特重教学相长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显例。蒋百里即蒋方震本以鲠直著称，这时承命为老师的书写序，也不负所托。[86]

蒋序同意《清学概论》的基本思路，所谓“由复古得解放”，表征“清学之精神”，随即便就史论史，向老师提出四点疑问。

一问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输入的西方科学，为什么到酷好欧洲天算地理的清康熙晚年“中辍”？

二问清初顾炎武、颜元等力倡的“致用之学”，为什么到后来“转入经典考据”？

三问考据学大师戴震的理欲论，真合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回应是一片沉默？

四问鸦片战争后清廷设江南制造局译西方科技书，何以当时通西文者并不参与维新运动，而由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天下从风，“而纯正科学卒不扬”？

当然还有五问：“五四”后竞言新文化，实际呢？“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实用的[87]意味”，难道这正是“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的同义语吗？

可谓冰寒于水吧，老师显然被学生难倒了，在《清代学术概论》刊行时加了三节，又在两年后结集的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详举史料，修苴补漏。但他说清楚没有？由胡适、钱穆、冯友兰等相继对清代学术史的种种异说，以及陈寅恪借审查冯著《中国哲学史》的报告，说出他的思想仍囿于同光之际、议论止乎曾国藩和张之洞之间的那段名言，可见梁启超的诠释在学者中只能引起争议。

能够在思想界引起争议，在习惯于政治一统下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便是发聋振聩的善举。况且本书的“结论”在爱好以今律古的论者那里，至今仍在暗袭以充己见。因此，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自称“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却又批评自己“数十年来日在旁皇求索中”，最后估计自己的未来：“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88]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

我以为这段话特别有趣。倘说有自知之明，自己在年尚未“知天命”之前，便给自己预作了盖棺之论，这大约可算显例。1996年冬草于高丽大学山居1997年春改于复旦大学北隅[1] 1920年10月4日梁启超致张东荪书，首次提及正为《改造》作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今方得一半”；同年10月18日致胡适函，已提及蒋方震将书稿给胡看了；可知成稿必在这年10月中旬前。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引简称梁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920、922。[2] 参看《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自序，原载《改造》三卷三期（1920年11月），作期署“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后收入改题《清代学术概论》的单行本。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1～2。[3] 前揭拙校注本，页1。参看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已收入本书附录。[4] 1920年12月9日张元济致梁启超函，谓此稿已付印，书名已称《清代学术概论》，并由此函可知处理这部书稿的是陈叔通。见梁谱，页926。[5] “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见前揭拙校注本，页70。[6] 梁启勋曾由其兄梁启超于1893年携至康有为所设万木草堂学习，所述康有为讲学情形较平实，曾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期贴出通告，‘今日讲学术源流’。先生对讲‘学术源流’颇有兴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见梁启勋口述、梁思明笔录《“万木草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25辑，中华书局，1962年4月。1918年夏秋间梁启超致梁启勋函，述说他下野后在天津家中生活，有三通均说他给儿女讲授“学术流别”或“学术源流”，末一通还强调“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见梁谱，页864～865。这正好提醒我们注意他晚年研究学术史，没有完全摆脱早年从康有为学习的影响。[7] 此据陈守实师说。陈先生早岁在清华研究院为研究生，导师即梁启超，毕业论文《〈明史稿〉考证》曾受梁启超激赏。1962年陈先生在《文汇报》发表《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着重阐述史论与政论的关系，那命意当得自梁启超。[8] 前揭《清代学术概论·自序》。[9] 参看梁谱，页879～884所引材料。[10] 此据梁说，见1919年3月中旬梁由巴黎致北京政府外交部汪大燮、林长民电，梁谱页879。[11]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第四章，对“五四事件”的过程，有颇详密的考证。见该书周子平等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本，1996，页11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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