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周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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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试读：

本书的主题是阐述改革30多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为了让读者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总体历程有一个概略的了解，本章对改革前的30年、300年和3000年的中国农业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一 3000年的中国农业1.农业的起源

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绝大部分时间以采集与渔猎为生，依赖自然界提供的食物。在采集和渔猎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把植物栽培成作物，把野兽驯化为家畜，把飞鸟饲养为家禽，由此形成了原始农业。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开始用自己的劳动生产自己所需的食物的标志，也是文明时代诞生的标志。农业的起源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原始农业最初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它仅是采集和渔猎活动的补充。

原始农业是在最容易耕作的地方诞生的。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原生或次生的黄土，土层深厚，结构松软，植被稀疏，极易垦耕。这是该地区成为中国原始农业起源地之一的重要原因。

先人们最早感受到的是水对农业造成的危害而不是它能够带来的好处，所以最初采取的是消除水害的措施。这是原始农业中最早出现[1]的是用于排水的沟洫体系而不是灌溉渠系的重要原因。最初的沟洫是以农户为单元配置的，虽然农户尺度上的沟洫配置都是合理的，但它们加总在一起却难以成为一个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这样的沟洫体系显然会影响排水效果的发挥。针对存在的问题，农田沟洫配置出现了农户合作，随着农户合作尺度的扩大，农田的沟洫体系变得越来越合理了。

先人们花了很大力气为农田修建沟洫，自然不愿轻易轮耕或休耕，于是发明了可实现农田连续种植的垄作法。所谓垄作法，就是把六尺（2米）宽的畦做成三沟三垄，种子播在沟中，出苗后锄垄土壅苗，渐至垄平，垄和沟的位置年年轮换，使耕地中利用部分和闲歇部分轮番交替，实现土地的用养兼顾。从土地利用上看，这种在同一块地上轮流耕种的垄作制农地利用方式与西方国家在不同地块上实行二圃制农地利用方式相比，土地利用既更为集约也更为合理。为了保障连续耕作的有效性，先民们又创造了轮作倒茬方法。所谓轮作倒茬，就是在不同的年份或不同的耕作季种植不同的作物。鉴于完全依赖自然过程恢复地力难以满足连续耕作的要求，先民们采取了施肥措施。垄作制度、倒茬方法和施肥措施三位一体，实现了用地和养地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农地在集约耕种的情形下地力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水对农业的危害得到控制之后，先人们开始考虑引水入田，以资雨水不足。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和尔后进行的改进又大大提高了先人们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黄河流域的灌溉得到了发展，但受水资源稀缺的约束，旱作农业仍然是该地区农业的主体。先人们在探索如何充分利用土壤中的水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包括施肥改土、品种选育和轮作倒茬等内[2]容的“耕—耙—耢—压—锄”相结合的旱地农业耕作技术体系。

简言之，原始农业走的是先求保收、再求稳收和多收的技术路线。

其他类型的原始农业的起源具有相似性。例如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的长江流域，雨量充沛，水源充足，河湖密布，河湖两旁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极易耕作。这是长江流域成为中国农业起源另一个中心的重要原因。湖区农业是从枯水季节在湖滩地上种植水稻开始的。[3]最初的水稻生产采取火耕水耨的形式，就是用火把湖滩地上的杂草残茬烧掉，然后灌水种稻；所谓水耨，就是在稻苗生长期间灌水淹草。为了提高湖滩地耕作的稳定性，先民们筑堤，将湖滩地改造成湖田。进而又筑堤把面积较大的低洼沼泽地围住，外以捍水，内以护田，堤上设闸排灌，达到旱涝保收。堤内的田叫圩田或垸田。在江岸或江中沉积的沙滩或沙洲，开沟引水排水，垦为水旱无忧的良田，叫沙田或渚田。湖田和圩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农田的主要形式。为了解决围田与蓄洪排涝之间的矛盾，需要定时疏浚河道，由此逐渐形成了河网化[4]的塘浦圩田体系。

在耕作水田的过程中，先人们研制出了适合育秧移栽的整地要求的耙—耖，创制了曲辕犁，发明了耘荡，形成了与烤田、排灌、促[5]进土壤熟化等技术密切相连的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以及水旱轮作、稻麦两熟的复种制度。这是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的标志。2.农业的发展

古代农业的发展是从农地改良、农艺改善、农具改进和顺应农时四个方面推进的。（1）农地改良

农业是从辟土造田开始的，但不同的时期，辟土造田的重点区域有所不同。秦汉时期的重点是黄河流域的黄土区，唐宋元时期的重点是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区，明清时期的重点是中西部的丘陵山地，以及边远的牧区和林区。从表1-1可以看出，中国的耕地面积是逐渐增加的，由春秋战国时期的2.3亿亩，增至秦汉时期的5.72亿亩、明代的10.7亿亩和清末的16亿亩。从长期看，辟土造田是阶段性的工作，农地改良是持续性的工作，即农业生产所依赖的主要是人工肥力而不是自然肥力。在持续的农地改良的探索中，土地改良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具体的措施包括如下几种。表 1-1 中国耕地面积的变化

第一，改地。对北方的盐碱地，除了沟洫排盐、灌水洗盐、放淤压盐外，还采取种植耐盐树种和深翻窝盐等办法。对南方的冷浸田，则采取犁冬晒垡，开沟烤田，熏土暖田和施用石灰、骨灰、煤灰等办法。中国的耕地大多是逐渐改造成良田的。

第二，养地。鉴于农地完全依靠自然恢复无法满足连续耕作的要求，先民们采取了一系列养地措施。一是用水淹或火烧方式使芟除草木变成肥料。二是将作物秸秆、糠秕、枯草树叶、动物皮毛骨羽等充当肥料。三是将人畜粪溺充当肥料。四是将草皮泥、河泥、塘泥和水生萍藻充当肥料。五是种植苜蓿等绿肥作物。六是种植大豆等养地作物。七是引泥沙含量高的河水和洪水溉田，将河淤运到田里，把灌水和肥田二者结合起来。八是将榨油后的枯饼、酿造后的渣糟充当肥料。为了提高养地的效果，还采取了发酵腐熟等提高肥效的措施。这是我国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第三，整地。鉴于天气既无法改变也难以控制，先民们把适应农业环境条件的努力放在整地上。翻地后先用耙把坷垃耙碎，再用耱把表土耱细耱平，切断土壤毛细管，避免水分蒸发，形成上虚下实、保水保肥性能良好的耕层结构。播种后及时镇压，使种土相亲，并连通土壤的毛细管，把土壤中的水分提上来，以利出苗。

第四，用地。所谓用地是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汉代出现了塘水用于灌溉，塘内养鱼种莲，堤上植树的用地模式。明清出现了低洼地挖池，堆土为堤，池中养鱼，堤上植桑，桑叶饲蚕，蚕屎饲鱼，池泥壅桑的用地模式，如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稻基鱼塘等。明末清初出现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桑叶饲羊，羊粪壅桑的用地模式。这些用地模式巧妙地利用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提高了用地效果。（2）农艺改善

第一，栽培。一是代田法，把六尺宽的畦做成三沟三垄，种子播在沟中，出苗后锄垄土壅苗，渐至垄平，垄和沟的位置年年轮换，使耕地中利用部分和闲歇部分轮番交替，劳息相均，用养兼顾。二是亲田法，每年选出部分耕地，加倍精耕细作、施肥灌水，轮流培肥地力。三是精耕法。借助于耕—耙—耱—压—锄这一精细而巧妙的耕作体系，消除春旱和低温的威胁，促进作物生长；借助于耙耧把土壅在麦根上，达到保墒保暖和抑制小麦冬前生长的功效。

第二，合理密植。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便于间苗除草，排灌互补，改变涝渍返碱的土壤环境，创造良好的农田微气候。

第三，轮作倒茬。一是豆科或绿肥作物与禾谷类作物轮作，以增强地力，减轻病虫害和杂草的危害。二是间作套种，充分利用耕地、作物生长季节和物种间相生相克关系达到趋利避害的功效。它要求高秆与矮秆、喜阳与喜阴、深根与浅根以及生育期和肥料需求不同的各种作物合理搭配，互不妨碍，互相促进。三是多熟种植。南方地区出现以稻为主的两熟制乃至三熟制，北方地区出现以麦为主的一年二熟或二年三熟制。多熟种植通常与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利用，以提高单位耕地面积产量。这是对水、肥和耕作管理要求都很高的耕作制度。

第四，选种。中国的传统方法是：年年选种，以积累优良性状；经常换种，以防止退化；选种、繁种和防杂保纯相结合。

第五，育种。选取一个具有优良性状的单株或单穗，连续加以繁殖，直至培育出新品种。基本做法是：单独种植，加强管理，单收单藏，作为第二年的大田种子；种子储藏保持干燥，防止生虫。播种前除去秕粒，然后晒种，有时采用药物拌种、浸种催芽等方法。

第六，引种。我国栽培的农作物不少是从国外引进的，如粮食中的小麦、玉米、高粱、番薯、马铃薯，纤维中的棉花，油料中的花生、芝麻等。中国的先民们不但善于创造，而且善于借力，他们几乎引入了一切能种在自己国土上的植物。小麦是原产于西亚冬雨区的越年生作物，既不适合黄河流域冬春雨雪稀缺的自然条件，也不适合南方稻田渍水的环境。为了种植这种外来农作物，先民们开展了长期的适应性改进。明清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张同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的引入和推广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些外来物种为开发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增加食物总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玉米对土壤、气候条件的要求不高，种收省工，高产耐饥，没有完全成熟也能采食。玉米作为粟谷的替代物最初在山区种植，后来扩展到华北、东北等平原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甘薯引入后，恰遇福建因台风灾害发生饥荒，其被当作救荒作物种植，为灾民度荒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甘薯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地获得迅速推广。马铃薯生长期短、适应性强，无论在气候冷凉地区还是瘠薄山地，均可种植。

第七，杂交。人类干预动物遗传变异的最常用的方法是种内杂交。此外，还开展动物种间杂交育种。例如马和驴杂交，育成具有耐粗饲、耐劳役、挽力大、抗病力强等优点的骡。黄牛和牦牛杂交，育成肉、乳、役力均优于双亲的犏牛。（3）农具改进

第一，作业工具。熟铁农具代替了铸铁农具后，农具的坚韧和锋利程度显著提高，农具种类更多、专用性更强。水田整地工具除耕、耙、耖外，秧田平土有平板，大田平土有田荡，中耕有耘荡等。经过改进，许多农具更为灵巧、高效、省力，如翻土用的曲辕犁，中耕用的耧锄，收割用的推镰。最值得一提的是将直长辕改为短曲辕。曲辕犁有三个特征：一是富于摆动性，操作时可以灵活转动和调节耕深耕幅；二是装有曲面犁壁，具有良好的翻垡碎土功能；三是可由单牛挽拉，单人操作，简易性达到了极致。

第二，灌溉工具。春秋时有了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的桔槔，东汉末创制了利用齿轮和链唧筒原理汲水的翻车，即龙骨车。最初的人力驱动翻车是手摇的，后来改为脚踏，唐代出现了畜力驱动翻车，宋元之际发明了水力驱动翻车。元明之际又有了风力驱动水车。（4）顺应农时

农作物大多是一年生植物。要使其萌芽、生长、开花、结实与气候的周期节奏保持一致，必须根据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所透露的信息去掌握农时，在此基础上巧妙地安排各种农业生产活动。于是先人们潜心观测天象，并形成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以土圭实测日晷为依据，准确地反映了地球公转所形成的日地关系。在二十四节气形成的同时，先人们又整理出与之配合使用的七十二候。中国农业由此形成了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原则。3.农业发展的成效

农业发展的成效可以用农产品总产量、单位耕地面积的平均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来表达。相比较而言，单位面积耕地上的平均粮食产量是更为稳健的指标。在历史上，农产品总产量是根据纳税量和纳税耕地面积反推出来的。用该指标来衡量农业发展成效会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纳税对象和标准被调整的影响，二是纳税耕地面积与实际耕地面积差异的影响，三是各个朝代疆域不同的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则会受到人口总量因战争、瘟疫等因素发生急剧下降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学者们做了很多探析。根据查阅到的史料，有的学者估计了特定朝代或特定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有的学者估计了历代的粮食亩产量。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估计的粮食亩产量有所不同，但他们大多认同粮食亩产量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提高的判断。所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做了熨平处理，例如赵冈（2001）和吴存浩（1996），有的学者没有做熨平处理，例如吴慧（1985）和余也非（1980）。

无论是用史料中特定年度的数据做分析，还是随机地选择一些年份的数据做分析，粮食亩产量出现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用粮食亩产量的变化来评估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发展，必须熨平波动。熨平波动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用多年度的平均粮食亩产量来熨平波动，把特定年份之间的差异消除掉；二是用已有研究成果的相互验证来熨平波动，把过于偏离变化趋势的极端值消除掉；三是从远期数据与近期数据的对接入手熨平波动，把远期数据高出近期数据的问题解决掉。做这个调整的基本假设是：远期特定年份的粮食亩产量有可能高于近期特定年份的粮食亩产量，但远期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不可能高于近期的粮食平均亩产量。

学者们强调波动，旨在说明灾害、战争、垦殖等历史事件对粮食单产的影响。灾害、战争、垦殖对特定年份或少数年份粮食亩产量的影响确实是显著的，但是它们对上百年乃至几千年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的影响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探析近3000年的农业发展，一定要熨平波动，将它们的影响消除掉，而不是把它们的影响凸显出来。

灾害。水旱等灾害一方面会造成粮食减产或绝收，另一方面会促进能适应此类变化的野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例如，湖区种植业和水产业的关系是：“滨湖水滋稼败，而鱼虾聚焉；若水旱不侵，年谷顺成，则鱼稀至”。大水灾之后，农民“或采菱、芦、藕以谋生”[6]“或收鱼、虾、鳌、介以给食”。1930年代，冀朝鼎先生搜集了大量的实例，以论证我国南北各地洪水泛滥给位于冲积平原、河谷或者旧河床、旧湖床等处农田耕地带来的施肥作用，即所谓“秋禾所失，[7]夏禾倍偿”。

战争。从短期看，战争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但从长期看，其对农业的影响是有限的。研究大尺度的农业发展进程，不宜夸大战争的负面影响。

垦殖。自然肥力较低的边际土地被开垦出来以后，会对粮食平均亩产量产生负面影响，但新垦的耕地与耕地存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对于经营了几千年农业的中国来说，每年新增耕地与耕地存量相比是非常有限的，其对粮食平均亩产量的影响就更加有限了。更为重要的是，耕地肥力是可以培育的。从长期看，耕地自然肥力对粮食平均亩产量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从表1-2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粮食平均亩产量的估计部分很相近，部分有些许误差。这些数据为我们熨平波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8]从图1-1可以看出，粮食平均亩产量由40斤增加到80斤和120斤，各自都用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粮食平均亩产量由120斤增加到160斤和200斤，分别用了大约600年和400年的时间。4000年来，中国的平均粮食亩产量，前3000年具有递减增长的特征，后1000年具有递增增长的特征（参见图1-1）。表 1-2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估计续表图1-1 中国各个时期粮食平均亩产量4.中国农业的特点

中国作为世界农业起源的三个中心之一，与其他两个中心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中国的种植业以粟黍和水稻为主，西亚以小麦和大麦为主，中南美洲以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第二，中国的养殖业以猪、鸡、水牛为主，西亚以绵羊和山羊为主，中南美洲以羊驼为主。第三，中国的农业起源具有多元性。黄河流域是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长江流域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华南地区是以种植块根、块茎类食用作物为主的雨养农业。各种起源的农业都为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有文字记载的4000多年来，中国农业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但中国农业发展历程没有中断过。中国凭借着一套精耕细作的农艺技术，使其单产达到很高水平。耕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不衰，堪称奇迹。中国农业的强大生命力，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

在数千年里，我国的人口分布主要是由农业发展条件决定的。我国人口最早集聚在更易于垦殖的地区。随着工具的改进进而垦殖能力的提高，我国人口逐渐集聚到更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区。原始农业的初始阶段，黄河流域发展得比长江流域更好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黄河流域的采集渔猎条件不如长江流域，转换采集渔猎方式的迫切性更强。也就是说，严峻的自然条件会激发人们开展生产方式创新，而优厚的自然条件会助长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即农业发展的关键并不是优厚的自然条件，而是人们克服面临困难的能力。第二，黄河流域覆盖着大面积的黄土，易于耕作的面积显著大于长江流域。第三，区域内可耕作的面积越大，农业可容纳的人口数量就越多。以区域做度量单位，人的平均智商是没有差异的。农业可容纳的人口越多，能人总数就越多，农业耕作方式得到改进的概率和频率就越大，农业技术体系趋于完善的条件就越好。由于农业发展条件的改善是东部快于西部，中部快于北部，于是出现了人口逐渐向东部和中部转移的变化。二 300年的中国农业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很不错的，经济的衰败是近300年（1644～1949年）里发生的事情。这是笔者把这个阶段单列出来进行讨论和分析的主要原因。贝洛赫的研究表明，在工业革命（1750年）前，各国之间以真实人均收入指标衡量的经济水平，基本上是相等的。即便是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相比，也仅为1.8∶1。[9] 麦迪森的计算结果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按照他的计算：1700年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不大，中国人均GDP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公元1年至100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25%左右，公元1000年至1500年减少到23%左右，虽有下降，但仍高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份额。170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优势逐渐丧失。1840年至1950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经济总量增加了6倍多，人均GDP提高了2.8倍。由于中国的人均GDP处于缓慢增长阶段，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降为17%，1913年降为8.9%，1950年降为4.5%。1820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90%，1870年减至61%，1913年减至37%，[10]1950年减至21%，变成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跌入低潮，中国也没有成为例外。尽管如此，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衰败，仍然是个需要分析和评估的问题。简略地说，1500～1800年，世界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遗憾的是中国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动；1820～1949年是世界工业化加速期，虽然一些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统治当局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中国步入衰落阶段的主要原因。1.农业处于缓慢增长的常态阶段[11]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的顶峰在唐宋时期，进入明清就停滞不前了。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经济衰败的分析就可以从农业的衰败入手。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农业仍在继续增长。该时期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是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倘若没有农业的继续增长，人口是难以保持持续增长的。

从表1-3可以看出，1880年代至1930年代的50年间，农业净产值从99.87亿元增加到166.4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05%，耕地、就业人数、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分别由63047千公顷、160118千人、158.37元/公顷、62.36元/人，增加到93886千公顷、200444千人、177.25元/公顷、83.02元/人，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80%、0.50%、0.23%和0.59%。这些数据不支持明清后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判断，但支持农业处于缓慢增长阶段的判断。表 1-3 1880年代至19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币值：1936年元）

从已经发表的成果看，勾勒这一时期的农业增长，帕金斯（Dwight Perkins）和麦迪森给出的数据完整性最好。遗憾的是，他们的数据都做出了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变的假设。其中，帕金斯假设1840～1935年的近百年里中国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均为353公斤，麦迪森假设1650～1952年的300多年里中国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均为285公斤。他们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变的假设下根据人口数据推算出粮食总产量；再根据亩均粮食产量的估计，推算出粮食种植面积。倘若只有人口和亩均粮食产量数据，采用这种估计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学者们为弄清该时期的耕地面积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所以更为适宜的做法是利用亩均粮食产量和耕地总量的估计推算出相应年份的粮食总产量，再根据人口统计资料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

从表1-4可以看出，何炳棣、吴慧和史志宏三位学者利用史料所做的耕地面积估计非常相近，周荣的估计显著高于其他学者，所以将这三位学者的估计整合在一起，而将周荣的估计排除在外。从图1-2可以看出，虽然留下的几个估计仍有较大的差异，但毕竟具有共同的走向，所以计算了各年份的平均值，并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数据用多项式拟合的效果最好，R2达到0.93，但它的变化率太强，外推的有效性较弱。用指数形式拟合的效果位于第二，R2为0.895，但变动率较低，外推的有效性较强，所以选择了指数形式的回归方程。其他形式不仅拟合效果不好，变化率也很大，所以都舍弃了。表 1-4 最近300年中国耕地面积的估计续表

这些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利用耕地面积拟合方程和粮食平均产量拟合方程对相应年份的耕地面积、平均产量进行调整；根据特定年份的人口统计资料估计相应年份的人口数量。基于麦迪森的人口数据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将其作为人口数据调整的参照系之一。调整的原则有二：一是消除人均耕地面积的波动性大于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波动性，后者大于人均粮食占有量波动性等不合情理的现象；二是尽量体现变化趋势而不是波动。其实，史料上的波动大多是减税免赋等因素造成的，并不是波动的真实反映。图 1-2 最近300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的估计图 1-3 最近300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的拟合状况

从表1-5可以看出，最近300年，首先人口增长得很快，由1.41亿人增加到5.49亿人，增长了2.9倍，年均增长4.7‰；其次是耕地面积，由4141万公顷增加到9043万公顷，增长了1.2倍，年均增长2.7‰；再次是单位面积耕地的粮食平均产量由每公顷1350公斤增加到1912公斤，增长了0.4倍，年均增长1.2‰；在耕地面积和平均产量双增长的共同作用下，粮食总产量由5591万吨增加到17291万吨，增长了2.1倍，年均增长3.9‰。由于人口增长更快，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由0.29公顷减少到0.16公顷，下降了45%，年均下降2.0‰；人均粮食占有量由397公斤减少到315公斤，减少了21%，年均下降0.8‰。由此看出，人均粮食占有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鉴于中国耕地的80%用[12]于粮食生产和实际耕地面积至少少报20%的实际情况，本文把估计的耕地面积等同于粮食种植面积，而不再做一增一减的调整。表 1-5 最近300年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指标2.农业并未导致中国经济衰败（1）该阶段中国农业仍具有相对优势

关于农业生产力的评价，大多是从自然条件、土地质量、劳动技能、技术水平等方面入手的。其实，最为简易的办法是用播种量与收[13]获量的比值来评价农业生产力水平。这个比值不仅容易计算，也容易观察到。中国的这个比值超过1∶20，而欧美国家不到1∶15，由此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比较高的。

李伯重针对江南人口最密集地区所做的研究表明，每亩稻田投入的人工数，明末为12.1个，清中期为10.5个，1936年为13.75个，[14]1941年为11.25个，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由此说明，中国的农业并没有出现衰退的现象。（2）该阶段中国农业技术差距还较为有限

如果中国经济衰败是由农业造成的，必定是因农业技术跟不上时代步伐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最近300年中国农业技术没有多少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创新，但是农业生产力仍在继续提高。农业部门对外部事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国外品种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并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李约瑟认为，中国科技从3世纪到13世纪一直处于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地位，自15世纪开始逐渐落后欧洲，这种变化最早出现在物理学、天文学[15]和数学领域，然后是化学和生物学，医学和农学相对要晚得多。（3）该阶段工业革命对农业施加的积极影响还非常有限

虽然该阶段发生了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应用到农业部门。例如美国，虽然拖拉机在1892年就实现了商业化生产，但一直到1914年，只生产了1000台。化肥、农药的情形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欧美国家与中国一样，农业仍停留在畜力时代。在相似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发展不可能出现明显的差距。3.中国经济颓势加剧的原因（1）自成体系的家庭经营对分工分业的制约

与很多国家不同，中国很早就改长子继承为诸子均分继承。家庭内的农地平均30年就要分一次。30年内土地增加一倍或若干倍的家庭很少，而兄弟二人或多人分家的家庭却很多。由于土地扩张的速度赶不上男丁增长的速度，土地经营规模必然变得越来越小。据对16省55个地区的调查，农户稻麦平均耕作面积，1890年为20.3亩，[16]1910年降至15.9亩，1933年更降至13.8亩。

为了解决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带来就业不足的问题，家庭部门就既要从事农业又要从事手工业，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家庭的各种需求。每个劳动力都追求技能多样性而不是技能熟练性的做法，极大地制约了分工分业的发展，工业或手工业就难以独立地发展起来。所以，纵然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这种萌芽也是难以促成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

农业经营规模过小，手工业又难以实现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所有生产活动依赖人力、畜力和水力、风力等自然力就足以满足需要，因此产生不了对机电动力的需求。于是，非农活动的重点集中在观赏性的奢侈品的精益求精上了，机械的创新和应用也集中在奢侈品生产上。

农业的技术创新和农户层面的生计策略，都是围绕着挖掘超小经营规模的生产潜力展开的。一方面通过精耕细作不断提高超小经营规模的适应力；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生计策略化解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即主要通过吃好一些或吃差一些来调节粮食产量的波动，而不是主要依靠谷物储存来调节产量波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对1931年湖南、湖北、江西、皖南、苏南、皖北131个水灾县份的调查表明，灾民食粮较常时“减少三分之一”，所以有些人用“糠菜半年粮”对灾年居民膳食结构做出形象的概括。（2）耕作面积拓展对产业升级的制约

中国有很多丘陵和山地因无法种植谷物而一直保持蛮荒状态。高产且耐瘠薄的玉米、红薯和土豆的引入，使中国的丘陵山地得到了广泛开垦，并导致清代耕作面积的大幅度增加。1661年中国耕地面积5亿多亩，1911年增加到11.56亿亩。250年里的新增耕地面积比过去几千年累计的总量还多。

丘陵山地的开发是同移民相关联的。进入丘陵山地的农民带去了深耕、选种、施肥、复种等农业技术，使这些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大幅度提高。同期，农业较发达地区也普遍增产，只是幅度较小而已。[17]耕作面积的显著扩大，粮食总产量的快速增加，强化了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生命力，导致人口增长率在短期内迅速上升。清朝初期粮价缓慢上升，中间出现较长时间的粮价下跌，说明粮食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大体平衡的。（3）天朝意识对改变现状的制约

所谓天朝意识就是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但中国表现尤甚。中国各级地方官员最大的兴趣就是向皇朝展示盛世繁华。当政者则满足于眼前成就，沉醉于眼前繁华，甚至进入衰败期后，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不愿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例如，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记载，1793年8月13日，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噶尔尼伯爵时表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外夷的东西，因为茶叶、瓷器、丝绸等是西洋各国必需的东西，朕体谅西洋各国的难处，所以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满足你们生活的需要”。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当政者将正常的外交往来视为各国向天朝朝贡，对别国快速发展的绩效置若罔闻。尽管到了必须雇用外国人来订正历法和照料钟表、精巧机械的地步，仍然认[18]定他们都是野蛮人。

从表1-6可以看出，1913～195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由13500万人增加到17500万人，增长了29.6%；同期，日本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5.5%；美国、西欧、苏联的农业劳动力分别减少了23.5%、15.6%和8.3%。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他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222.1%、53.1%和56%。中国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仅为19.1%，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1.6%的平均增长率。表1-6 1913～1950年世界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的产业结构迟迟没有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把农业作为立国[19]之本，一直以农业为中心，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没有跟上世界经济转型的步伐，没有进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换。所以，扭转中国经济颓势必须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入手。三 改革前30年的中国农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她面对的是一个以农民和农业为主体、积累率很低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加快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尽快实现赶超发达经济体的目标，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农业剩余，达到[20]10%以上的积累率，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工业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

集中农业剩余可以采取金融和财政两种方式。采用金融方式需要有精准灵活的金融政策、布局合理的金融机构、灵巧多样的金融工具，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不得不采用财政方式。采用财政方式又有提高征税强度和扭曲贸易条件两种途径。鉴于旧政府的高税负已使国民痛恨不已，新政府肯定不会延续重税的做法，所以选择了扭曲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的做法，中国称之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扭曲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工业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

当时，中国的非农产业是被私营业主控制的。私营业主不满足于在收购环节拿到政府扭曲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的好处，他们还采用囤积居奇等手段扰乱市场秩序，迫使城市居民承受更高的生计成本。鉴于扭曲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新政府又实行了主要农产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政策。

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把农业剩余集中在政府手里和降低城市居民生计成本的问题，但是政府不可能对所有农产品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中国那时的农业以自给为主，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农民从增加自己福祉的角度出发，做出了少生产统购统销的农产品、多生产未统购统销的农产品的选择。国家无法以农户为调控对象落实农产品统购统销计划，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能便于管理农民的组织体系，人民公社体制就是当时认定的最佳选择。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副总理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户宛如妇女头上的头发，很多、很分散，不宜抓住，人们公社的作用就是把很多、很分散的头发梳成一条辫子，便于抓住。人民公社体制以统一组织生产为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统购统销计划无法分解到每个农户的难题，达到了按照统购统销任务进行农业生产的目标。

由此可见，扭曲贸易条件、统购统销政策和人民公社体制三位一体，是由集中农业剩余、降低城市居民生计成本、促进工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内生出来的一套制度。凭借着这套制度，中国在人均GNP很低的欠发展阶段，达到了10%以上的积累率，以及最大限度地降低工资率和工业原材料价格的目标，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取得了研发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成功。

虽然工农产品贸易条件是扭曲的，但凭借一套严密的财务核算制度，有效地杜绝了寻租现象。所以，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不是腐败，而是农业生产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广大农民一直处于贫困状态。从表1-7至表1-9可以看出，从开始实施人民公社体制的1958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的20年里，中国人均农产品占有量和农业人口人均商品性农产品供给量都没有明显的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平均每年不足3元。同期，由于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的自生能力很弱，产品的竞争力很弱，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运行。这是该阶段集中起来的农业剩余主要投向重工业，但重工业处于自我循环、轻工业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国际贸易仍以农产品为主的主要原因。限于篇幅和不偏离主题，这里就不展开了。表 1-7 1957年～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主要农产品产量续表表 1-8 1957～1978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性农产品供给量数量表 1-9 1957～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

在改革前的30年里，虽然农产品总量不断增长，但农产品短缺问题一直比较严重，直到70年代末，仍有数亿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集体分配的人均收入不足50元。农产品供给不足始终是制约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在“五五”规划时期，粮棉油进口每年花费14.63亿美元，占进口消费品总额的64%和进口总额的12%。

虽然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52年的57.7%下降为1978年的28.4%，但就业结构转换缓慢，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份额仅从1952年的83.5%下降为1978年的70.5%。虽然该时期几乎所有的资本都被集中到了城市，但按人口度量的城市化率仅从1952年的12.5%提高到1978年的17.9%。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只有工业的16%，服务业的24%；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份额高达83%，其占城乡居民储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份额却分别为不足25%和40%多一点。

改革前，向农业索取过多固然是农民温饱未能普遍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但农村经济组织缺乏效率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有关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力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20多年里，农业总要素生产力为负。这期间农业技术肯定没有退步，它不可能成为农业总要素生产力为负的原因，所以这个负值完全是组织与制度安排缺乏效率造成的。农村广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总要素生产力即刻变为正值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判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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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田沟洫体系用于排水而不是灌溉的主要理由是，灌溉渠系应从引水源开始，由高而低，把水引到田面，而不会从田间的畎开始，依次经由遂、沟、洫、浍，逐级加宽加深，最后通于河川。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遗址大多在黄河支流两岸的台地上，台地的坡降很小，排水不畅，发展农业必须处理好排水问题，农田沟洫体系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出现的。

[2]这里的耕、耙、耢、压、锄都是指作业，不是指工具。其中，耕是用锄头或犁翻地，此时土块较大。耙是用耙把较大的土块弄小，使地块基本平整。耢是用耢把较小的土块弄细碎，消除地块表面凹凸不平引起的蒸腾，以更好地保墒。压是用碾子压，是为了使小麦根系与土壤密接，增强其根系对水分的吸收能力，促进分蘖，并抑制地上部生长，促进地下部生长，防止冬小麦上部长势过旺，寒潮来了受冻害。锄一是除去杂草，二是锄松土壤，使其表层含有很多气隙，阻断水分蒸腾，三是促进植物的根向土壤深处生长，以便获取更多的水分和营养。

[3]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商务印书馆，2010。

[4]缪启愉：《太湖地区塘浦圩田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

[5]这里的耕、耙、耖、耘、耥，都是指作业，不是指工具。其中，耖是在耕、耙后用耖将土块弄得更细碎，使地块更平整。耘是用耒（一种农具）除去作物植株周围的草，并把除去杂草的泥土聚集在作物植株周围。耥是将耥（一种农具）放入稻田中，顺着稻行株距的走向前后推动，把稻田弄平，并清除杂草。

[6]夏明方：《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

[7]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0～21页。

[8]据估计，渔猎和采集时期的平均人口承载力为0.02～0.03人/22km，原始农业的平均承载力为0.5～2.7人/km，后者是前者的25～90倍。这里隐含了大约百分之一的土地被用于原始农业的假设。引自陈耀邦主编《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9]Paul Bairoch，The Main Trends in Nat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dit by Paul Bairoch and Maurice Lévy-Leboyer，Londres，The Macmillan Press，1981.

[10]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李根蟠：《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12]转引自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3]王思明、刘馨秋等：《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转型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4]李伯重：《明清江南水稻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15]Joseph Needham and Dorothy Needham，Science and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Science Outpost，London：The Pilot Press Ltd，1948，pp.253-258.

[16]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7]方行：《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绪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18]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60页。

[19]韩茂莉《中国历史为何选择农业立国》，《中国人大》2013年第24期；韩长赋：《农业是中国立国之本》，《人物周刊》2012年2月22日。

[20]W.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12，No.1 （1959）：1-16.第二章农业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贫困地区率先展开的，最初的做法具有个别性、分散性和局部性，主要措施是实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50年代实施农业集体化体制以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各地农民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之一，所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新的做法是中国政府允许它们存在，并以它们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为依据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给予支持。为了形成全党、全社会的共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论证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提出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农业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都长期不变的主张。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深刻阐明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和“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两个论断。1984年的“一号文件”将土地承包期由原来的3年延长到15年。在三个“一号文件”的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得到了普遍推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79～1984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6%，加上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15%，农村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农业改革初期主要采用包产到户的做法，即集体土地分别承包到户，由农户负责生产与管理，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但包产到户很快就转为包干到户，即农户承担向国家交纳税收和完成农产品定购任务，以及向集体经济组织交纳土地承包费的责任，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对这部分生产活动进行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农户成为生产经营和经济核算的基本单位，这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产生了矛盾。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又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改革。具体的做法是把生产队改为合作社；撤销生产大队，设立行政村；撤销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成立乡政府。到1985年5月，这项改革全部完成。全国共建乡、镇政府91138个，成立村民委员会940617个，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

中国的农业改革实际上是沿着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的。一是为应对贫困的挑战而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为应对周边地区发展更快的挑战而实行的对外开放。提出这种说法的依据是：1978年11月18日，广东省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和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下属的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约，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这个活动在时间上并不晚于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改革伊始，深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采取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和分田到户（社员只承担上缴公粮和出售余粮的义务，除土地属集体所有外，社员与生产队没有经济联系）等改革措施，而且发挥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措施。

第一，瞄准香港市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1979～1980年，深圳将65000亩稻田改造成27000亩鱼塘、9250亩鱼塭（一鱼一稻）、8621亩菜地、7910亩果园、12000亩花圃和药圃。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民收入。例如，南头公社翻身大队在适宜养鱼虾的1350亩水田里放养鱼虾，发展外向型的水产业。1980年养殖收入12.6万多元。福田公社新洲大队开挖鱼塘50多亩，围垦海滩250亩，养鱼养虾。

第二，开展过境耕作。地处边沿的生产队在香港新界的“插花地”种植蔬菜、鲜花和其他经济作物，产品在新界出售，收入的港币购进生产资料。1980年附城公社莲塘大队利用地处边沿的条件，在新界办厂、设场，种菜、养鱼，收入港币67万多元，捡拾废旧物资收入60万元，这两项收入占大队当年总收入的44%。

第三，开展横向联合。福田公社灵活地采取股份分红和租借土地等形式，发展各种类型的联合企业。1980年收入270万元，占全社总收入的24%。下梅大队根据石山多的特点，与外界联办石场、茶场等，共增收12.6万元。福永公社凤凰大队第15生产队与外商合营种菜，1980年全年总收入比1979年增长43.1%。

第四，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发展规模化养殖业，兴办小型来料加工企业和装配企业等。截至1979年年底，深圳累计引进426个补偿贸易项目，1980年工缴费和利润分成2700多万港元。布吉公社开展来料加工和建材生产，全社总收入由1979年的169万元增加到1980年的520万元，增长了2倍多。

第五，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地处边沿的农村社队，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后，农副产品可以小额自行出口新界。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深圳过境小额贸易为1874万元，占总收入的1/4。罗湖区与香港新界水土相连。采取上述措施后，1980年总收入1800多万元，比1978年增长1.5倍。附城公社渔民村大队利用靠近香港的有利条件，走渔工商副综合发展的道路，1980年人均分配2000元，劳动力平均分配[1]3800多元。

一种观点认为，合作化、公社化工作过急、过快、过粗，是农业集体经营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仔细推敲，这种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工作过急、过快、过粗造成的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解决，说明除了过急、过快、过粗的原因外，方式不当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农业适宜采用家庭经营方式，是由农业生产难以实现有效监督、劳动质量难以准确度量等特殊性决定的。家庭经营可以满足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合一、生产经营与家计安排合一的要求，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和谐关系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督成本，所以家庭经营能较好地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集体经营难以对农业劳动实现有效监督，难以对劳动者的劳动质量做出准确度量，难以制止部分人免费搭车的行为，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的农民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这是农业集体经营中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

除了实行承包制外，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是促使该阶段农业生产增长的重要原因。据记载，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时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有相应提高。农机、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1979年和1980降低了10%～1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引发了改革之初至1984年期间的农业非常规增长。但它推动农业增长的效应是一次性释放完毕的。19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增长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培育农村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机制等作用的结果。在发育农产品市场方面，中国采用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即通过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逐步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农产品市场的双轨制，体现在农产品价格的“调”“放”结合上。中央政府在改革初期就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采用了超购加价的方式。农民出售给国家的粮食越多，得到的平均价格越高。农产品价格的提高，直接刺激了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复种指数的积极性。林毅夫的一项计量研究表明，1978～1984年农产品[2]收购价格提高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6%。一 农产品市场改革

在1953年至1978年的25年中，只有1961年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较上年增加了28.0%，其他年份的农产品收购价格都非常稳定。以1950年的价格为100计算，从1961年到197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从201.4上升到209.2，16年增加不到8个点。其中1962年到1971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还出现下降的情形。由此可见，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确实发挥了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作用。1.逐渐缩小农产品统购征购的范围

1978年，国家计划管理的农产品有113种。1979年，国家推出了减少农副产品统派购品种、放开农村集贸市场、恢复议购议销等改革举措。1980年，国家开始调减统购、派购种类和计划收购的范围。除粮食、油料、棉花、甘蔗、烟叶、黄红麻、茶叶、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和木材等继续实行统购派购外，其他农产品都划为第三类农副产品。1983年，继续缩小农产品统购派购范围，把原来属于第二类农产品管理的水果等调整为第三类。1984年，农产品统购派购范围进一步缩小。商业部系统管理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21种减至12种，统购品种为粮食、油脂油料和棉花3种，派购由18种减至9种，放开的9种是茶叶、花生、牛肉、羊肉、鲜蛋、苹果和柑橘等。1985年国家定价的农产品减少到38种，1991年国家定价的农产品减少到9种，1993年只有棉花、烟草和蚕茧等少数农产品市场没有放开。粮食计划收购在农民出售的商品粮金额中只占1/3左右。2.逐步减少统购征购的数量

改革初期，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调减了统购农产品的征购基数。1979年国家下达的粮食统购任务减少了25亿公斤。水稻产区人均口粮在200公斤以下的，杂粮产区人均口粮在150公斤以下的，一律免征购。

1981年，政府准备推行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制，试图通过合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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