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滢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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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全媒体生产链重构试读：
序言
史安斌青年学者刘滢副教授的《国际传播：全媒体生产链重构》一书如期付梓，作为她曾经的导师，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本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字字句句皆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我能够作为“第一读者”，行使“耳提面命”的导师之责，自然对这本书怀有难以讳言的私淑之心。由于双方平时都深陷于各种繁杂事务，师生之间关于论文写作的交流大多借助于本书所着力引介的“虚拟世界主义”的话语体系和传播平台（主要是微信）来展开。今天再次浏览书稿，欣然作序，此情此境远胜于14年前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首部英文专著由美国一家主流学术出版社推出时的兴奋和喜悦，切身体会到了古人所云“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深意。
抛开个人喜好的因素，这本专著确实是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可贵尝试，也是清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指明了方向。同时，新闻传播学也是总书记讲话中重点提及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在中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大发展。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7个专业布点达到1244个，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占高校在校本科生人数的1.4％，就业率达80％，从事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队伍也超过5万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然而新闻传播学的“大跃进”带来了一个突出问题：西方中心的学科本位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出现了不少“盲点”“断点”，甚至是“裂缝”“断层”。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是亦步亦趋地以欧风美雨为马首是瞻，为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提供“中国案例”来佐证其普遍性；还是像总书记说的那样，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如果选择前者，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位难以改变，学术产出既触摸不到国家社会的主流脉动，也进入不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如果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思路，我们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就能够抓住中国与世界重大变革中出现的“真问题”，才能做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
2002年底，我放弃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职，回国加盟刚成立不久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冀望于将百年清华积淀的“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教育理念融入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改革和创新当中。在领导、前辈和同事们十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跻身于全世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列，形成了清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和科研的特色：贯通中西、融汇古今、学术并重、与时俱进。这里所说的“中西”“古今”和“学术”都是以中国特色的“外宣”事业和全球传播的变局为参照系，所谓“中”与“西”指的是源自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论与中国本土实践，所谓“古”与“今”指的是全球新闻传播和中国“外宣”事业的历史与现实，所谓“学”与“术”是指相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日新月异的媒体与传播模式、技术和策略。随着“全球、全民、全媒”的传播变局业已成为一个无可否认和回避的现实，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和媒体变革都进入到“攻坚”的阶段，清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仍然有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信息舆论场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使我国的新闻传播更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由此，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将变得更加紧密。有鉴于此，我国新闻工作者要站在负责任大国的立场上，向世界传递延续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决心，以及倡导世界多元、全球和谐、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理念的努力。这需要新闻传播学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按照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原则来推动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下，本书的问世可谓适逢其时。作者从理论、实践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对国际新闻传播进行了“再语境化”的反思和审视，得出了一些富于启示意义的发现和结论。在理论层面，作者引入了当前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中最为前沿的“虚拟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康德式的“世界主义”理论和当下“命运共同体”的主流政治话语，为在“全球”范围内“全民”参与产制和扩散的“全媒体新闻”这一当下媒介传播的“新常态”提供了理论层面的依据和支撑。
本书还对近十年来国际新闻传播领域中文和英文相关研究成果做了全景式的总结和梳理，对中央主要外宣媒体引入“互联网思维”、拓展对外传播的实践也做了以点带面的归纳和提炼，这对我国学界业界理解和把握这一领域发展的动态和趋势是大有裨益的。
在实践层面，作者以“延展性”（spreadability）作为核心理念，从生产流程、话语体系和传播效果三个层面对“全媒体新闻”演进的脉络、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归纳和耙梳。此外，作者熟练运用话语分析、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既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又为丰富和完善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作者先后在人大、清华两所各具特色的国内一流新闻传播学院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又在业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亲身参与了“国社”推进海外社交媒体传播的规划与运营，还到位于《时报》广场（即坊间以讹传讹的时代广场）边的CUNY（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等引领“新闻创业”（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的顶级“脑库”访学深造，并与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研究团队展开跨学科对话与交流，成就了今天这本融汇中西、术道并重的佳作。她的成长之路也为众多新闻传播学子——尤其是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教学与科研的博士生——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镜鉴。
诚然，作为一本“初试啼声”的学术著作，本书在理论、实践和方法论层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大量前沿概念和理论的引入也带来了逻辑和头绪不够清晰的问题。由于作者认知水平的局限和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作者对全球新闻传播变局的政治经济学动因和我国对外传播中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未能做出进一步的开掘，一些结论和发现流于浅表，这也是作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值本书出版之际，作者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三尺讲台上开始新的职业生涯。我衷心祝愿她能够承袭百年清华的学术传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创新国际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科研、推动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第一章绪论本章核心观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政府对外交往的新名片●“世界主义”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虚拟世界主义”是由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促成的世界主义●全媒体新闻生产、传播，渗透着虚拟世界主义理念第一节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近年来，“命运共同体”一词在中国政治话语中频频出现。最早在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一段文字出现在会议报告里：“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胡锦涛，2012）。此后，“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中跃居核心位置，国家领导人在重要讲话中常常提及，甚至作为演讲的主题。
根据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统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讲话中75次提到“命运共同体”，仅在2015年9月访问美国和出席联合国大会中提到这个词就达11次之多。其中，9月28日参加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2015a）讲话的题目就是《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2月，在中国江南水乡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2015b）又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强调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应该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从而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经过不同角度的阐释和解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对外交往的新名片，标志着中国从被动地融入国际秩序到开始主动布局，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等倡议的实施以及强化中国在维和、女性权益保护、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的话语权，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超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藩篱，将“世界主义”和“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付诸实践的开端（史安斌，2015）。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突出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一个合作发展的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符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这是中国向西部国家开放、探索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需求，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则是调动周边国家和多方力量参与的共同事业，可以带动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从政治话语到国家战略均在推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它丰富了全球化秩序的想象，有助于应对全球化风险。
在学术领域，与“命运共同体”理念最接近的概念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又称“寰宇主义”，比世界的范畴更大。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世界主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与特征清晰可辨。从《论语》的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到《中庸》的长句“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视，故曰配天”，从明代王阳明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到清代康有为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之“大同之社会”，世界主义的立场和气魄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根基和灵魂。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潮再次高涨，从当时创办的以“世界”或“大同”命名的刊物可窥一斑。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重新讨论中国的世界观，应从“天下”去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思考问题的单位，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提高世界责任意识，创造一种新的世界制度和世界理念（赵汀阳，2011）。也有学者开始思考重建世界秩序的可能，提出应从“天下”理想转向“新世界主义”，为后霸权的世界秩序奠定一种跨文化的普遍主义规范基础（刘擎，2015）。
在西方，世界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犬儒主义者的“宇宙公民”和斯多噶学派的“世界公民”。进入18世纪，世界主义在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19世纪后期，这一理论在民族国家理论和文化哲学中再次受到关注。近30年，世界主义重新成为学术热点之一。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曾就世界主义展开论述。马克思（2002）的人类解放思想尤其体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在批判继承康德和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基础上，他确信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人类将组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哈贝马斯（1999）也认为，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民族国家功能的削弱和民族国家的消亡，今天所有民族和国家愈来愈集合为一个“风险共同体”。贝克（2008）则强调要防范文明风险，提升忧患意识，提出解决世界当前危机的紧迫性，认为实现“世界主义转型”是民族国家的必然方向。
世界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多学科交叉和学科间互动的一项研究，具有一种多学科共有的议题研究的特征（Fine，2007）。在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学科中，国内外学者们已经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讨和阐释。讨论的范畴从世界主义的观点、要素，到相关概念的定义，涵盖范围广泛，内容驳杂，理解不尽一致。
通过对“世界主义”理论在国内外发展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作为近年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之一，后者比前者更富有感召力和感染力，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体现了中国在世界主义全球实践中积极主动的姿态。
在对世界主义的探讨中，有一个领域很少成为讨论的核心，但是却一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那就是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哈贝马斯（1999）曾经预言，随着世界范围内传播与信息网络的建立，各个不同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正在被逐步超越，未来将走向更加全球化的国际公民社会。哈贝马斯的阐述把媒体推向了学术界关于世界主义理论探讨的聚光灯下，开启了这项研究的新领域。贝克（2004）在讨论全球风险时也认为“世界主义是一个媒介化程度的问题”，间接论及传播媒体的作用。兰塔能（2005）在《媒介与全球化》一书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媒介化的世界主义”，认为承认媒体的作用是分析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媒介化的作用也是一个需要准确地解决的问题。他指出，人们不仅使用一种媒介和传播形式，而是创造性地结合了所有的媒介和传播形式，人们联系的过程不再是两级传播，而是通过传播的“根茎”或网络，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结合起来，传播网络的存在打开了世界主义认同的大门。
在中国，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既有“一人之报”，也有“一党之报”，更有“一国之报”，还有“世界之报”。他认为以全世界的人类利益作为宗旨的报纸，就是“世界之报”。梁启超所说的“世界之报”可以理解为理想中的“全球媒体”（史安斌，2015）。有学者认为，伴随国际关系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演变，全球传播理论大致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跨国化这三个基本阶段，其中，跨国化阶段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世界主义化”的兴起和“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的受众，与以传统媒体为主的跨国传媒集团合作构建内容生产和流通的网络，信息在民族、区域、地方和世界这四个层面上持续重构与流动，这一过程成为传播的主体（卢嘉、史安斌，2013）。
那么，如何准确定义媒体在世界主义全球实践中的位置？一个承前启后的、以媒体为中心的衍生概念近年来脱颖而出——“虚拟世界主义”（Virtual Cosmopolitanism），即由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促成的世界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网络传递。与“有形的世界主义”相比，观点跨越国界传播的范围更广（McEwan et al，2011）。世界主义与虚拟世界主义同时存在于全球与地方的张力中，其中，文化被假定为动态的（Sobré-Denton，2015）。
这一概念出现的背景是基于数字传播技术的全媒体新闻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以及Twitter、Facebook、YouTube、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流行。全媒体新闻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使虚拟的社区构建和参与成为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在网络上即时交流观点、建立联系并实施行动，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全媒体新闻的生产、传播过程渗透着虚拟世界主义的思想和理念。与精英化导向的、依靠政府、企业、大学等推动的“自上而下”实施的“世界主义”模式不同，“虚拟世界主义”强调以媒体为中心，通过“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影响全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倡导在全球性媒介平台（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上展开跨文化对话（史安斌，2015）。
作为“世界主义”概念的延伸，“虚拟世界主义”凸显了技术在跨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中所起的作用，其中，无线网络、数字媒体和赛博空间技术是强调的重点。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和飞速发展使新闻传播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互联网和智能化、可携带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的普及，新闻生产不再只是专业化的组织机构的“特权”，个体传播者的成功案例不断涌现，“众包”“众筹”与“公民新闻”等现象使新闻生产越来越向社会化的大生产转型，来自全球各地的普通民众通过跨越国界的社会化媒体向全世界传播着人类普遍关心的、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议题及相关新闻。
另一方面，专业组织机构生产的新闻经过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复杂效果。新闻作品的完成不再终结于专业组织机构，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不断被“改写”“修正”和“补充”，最后呈现的可能是“面目全非”的一个新作品，也有可能永远没有结束。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专业传播与个体传播、单向传播与交互传播相互交织、彼此融合，共同勾勒出全球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新图景，助力世界主义的全球实践。
综上，本书试图讨论的焦点问题是：在虚拟世界主义的视阈下，全媒体新闻生产与传播呈现出哪些与此前不同的特点与趋势。具体而言，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子问题：
第一，在虚拟世界主义的视阈下，全媒体新闻生产流程与以往有何不同？
第二，在虚拟世界主义的视阈下，全媒体新闻话语体系出现了什么新特征？
第三，在社会化媒体的参与下，全媒体新闻传播效果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三个问题同时构成了本书的研究框架，即生产流程形成、话语体系重构和传播效果评估，而这三个方面也是全媒体新闻生产与传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第二节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为了厘清虚拟世界主义视阈下的全球新闻生产现象，掌握其规律并预测发展趋势，本书以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汇聚了各种类型传播主体的社会化媒体为切入点展开研究，聚焦并深入挖掘全球新闻生产的变革规律，试图揭示从“世界主义”到“虚拟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中，媒体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更进一步，跳出传统的“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的藩篱，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中探讨“全球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机制。有学者在展望2015年对外传播研究的突破口时指出，应以网络的眼光来分析这个世界，建立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吴飞、展宁，2015）。本书正是努力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从理论层面分析社会化媒体对传统新闻生产的颠覆，以及虚拟世界主义时代的特征与未来走向。一、概念界定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虚拟世界主义视阈下的全媒体新闻。其中，涉及的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主要概念包括“全媒体新闻”“社会化媒体”“新闻生产”“新闻话语”和“传播效果”，下面按照研究的需要对这些概念分别做出界定。1．全媒体新闻
近年来，数字传播技术的兴起使全球新闻业掀起了全媒体新闻生产的热潮。所谓“全媒体新闻”，在业界和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在业界，全媒体新闻一般指的是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等传统媒体手段和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生产、传播的新闻，强调的是新闻的形态。对此，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以新华社为例，全媒体新闻包括社会化媒体新闻、多媒体集成报道、客户端新闻、现场新闻等。“社会化媒体新闻”既包括在微博、微信等国内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生产的新闻，也包括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国外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生产的新闻。“多媒体集成报道”是2013年新华社提出的一种新报道形态，它是指对相同主题的很多报道内容模块化处理，按照需求配置各种不同形态的报道，从而形成多个既独立又能自由组合的报道模块，既有利于各种不同类型媒体用户的采用，也有利于新闻的多媒体呈现。“客户端新闻”指的是在移动客户端上呈现的新闻报道。“现场新闻”是新华社2016年提出的一种新的全媒体新闻概念，即在无人机上加装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摄像设备，生产出新颖的体验式、沉浸式报道产品，使其与客户端匹配，让受众的感官全面接入新闻现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学界，史安斌（2012）提出“全球、全民、全媒”理念。其中，“全球”指的是从采访、编辑、制作、分发到落地等各个新闻生产环节均实现全球化，也就是所谓的“去疆界化”，传统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变为以全球受众为指向的全球传播，国际传播媒体向全球媒体转变。“全民”指的是受众由“沉默的大多数”变为“主动参与生产的消费者”，特别是公民新闻的兴起，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社会化媒体更使个人用户可以迅速聚合为具有影响力的社群，新闻传播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全媒”指“全媒体”（Omnimedia）和“全传播”，即包含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所有媒体形态和传播渠道的新闻报道及其传播方式。在这一理念下，“全媒体新闻”不仅具有新闻实践上的创新意义，更具有理论上的研究价值。
由此，本书将“全媒体新闻”定义为：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在“全球、全民、全媒”理念下，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等传统媒体手段和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的生产与传播。2．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又被译作“社交媒体”，前者更强调其在公共信息传播与社会事务中的价值，后者主要突出相关应用在个体的社会关系拓展层面的个别意义（彭兰，2015）。本书采用“社会化媒体”的译法，因为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媒体的新闻生产，而新闻具有鲜明的公共信息属性，因此，“社会化”比“社交”更为贴切。
对于“社会化媒体”的定义，没有统一的说法。最先提出这一概念的安东尼·梅菲尔德给出的定义是：社会化媒体的主要特点是参与、对话、公开、社区化、连通性，它是一系列在线媒体的总称。梅菲尔德将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形态分为若干类：博客、社交网站、论坛、维基、微和博内容社区（Mayfield，2007）。这一定义在社会化媒体发展的早期较好地概括了其特点，但是，随着聊天类社会化媒体的出现，用户之间可以开辟单独的窗口进行对话，社会化媒体又表现出了一定的“私密性”特点。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是用来描述Web2.0时代的各种互联网服务，这些服务使用户可以创造并分享数字内容（O’Reilly，2005）。用“服务”来定义社会化媒体不是十分贴切，因为服务通常是单向的，由一方提供给另一方，而社会化媒体最突出的特点是交互。
维基百科英文版给出的定义是：社会化媒体是以计算机为中介的工具，这种工具允许人们在虚拟社区或网络中创造、分享或交换信息、观点及图片/视频等；它被定义为一组基于思想和Web2.0技术的互联网应用程序，允许用户自制内容的创造与交换；更进一步，社会化媒体依赖移动和网页技术以创造高度互动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个人和社区分享、协作、讨论和修改用户生产的内容。这一定义比较全面地从技术的视角描绘了社会化媒体的特征，但是，本书更强调的是它作为媒体，特别是新闻传播媒体的特征。
在我国，新媒体研究学者彭兰（2015）将“社会化媒体”定义为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通过互动双向的网络平台，形成共同意义空间的某种社区，从而吸引用户主动参与其中（林升梁，2013）。百度百科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等。以上定义的共通之处在于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内容生产与交换的平台，人们可以参与其中，进行对话和分享。
国际上，最有代表性的社会化媒体包括Twitter、Facebook、YouTube、Instagram、WhatApp等。其中，Twitter创办于2006年3月，是短信、SNS、博客等的一个结合体，比较适合新闻信息的传播。Facebook的起源是基于朋友之间照片共享的SNS应用，创办于2004年2月，随着不断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化媒体。YouTube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创办于2005年2月。这三家网站是国外传统媒体开展社会化媒体新闻生产最重要的平台，如今也成为我国媒体开展国际传播活动最重要的平台。
在我国，社会化媒体以微博、微信为突出代表。根据Kantar Media CIC发布的2015年中国社会化媒体格局图，微博是用户了解实时新闻的最快途径，一条微博的传播数量能够达到百万级别；微信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生活需求，使线上和线下的生活更为紧密，影响力持续扩大；此外，汽车、母婴、时尚、健康等垂直类兴趣社区也是比较热门的社会化媒体。其中，最重要的新闻传播类社会化媒体是微博（类似于国外的Twitter），虽然微信上的媒体公众账号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是目前来看，微博在新闻传播上仍然具有更大的优势。
综上，本书把“社会化媒体”界定为互联网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把研究重点放在国外的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国内的微博。3．新闻生产“新闻生产”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中期功能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新闻机构受到各种社会力的多重影响，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新闻来源、阅听人等（Tuchman，2002）。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是一种不系统的社会知识，新闻生产是为了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需要（Park，1940）。为了回应并适应外在力量，新闻组织必须建立一套内部的作业程序来完成每天的新闻采集、编辑、分发工作，即新闻生产（McQuail et al，199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新闻生产研究热潮，出现以下定义：新闻是制造出来的；新闻如何制造不是由个别记者的态度来决定的，其主要因素是新闻机构的组织情境以及所处社会的脉络背景；新闻生产的行为是现实本身的建构而不是现实的图像的建构（Altheide，1976；Gans，1979; Tuchman，1978）。这些定义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定义新闻生产，把新闻生产当作社会过程来考察和研究。
国内学术界鲜见有关“新闻生产”的明确定义，相关的研究范畴有三种取向：
一是延续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方向，认为新闻生产其实是新闻体制的构成因素（潘忠党，1997），用充分的细节来叙述新闻生产活动，从而考察蕴含其中的权力关系的特征（陆晔，2003），指出新闻生产的控制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张志安，2006）。这一定义基本上是延续了美国新闻生产研究的思路。
二是借用吉登斯的社会构成“结构化”理论，认为新闻生产的结构性特征是新闻工作者获取新闻消息并对其加工、扩散的专业工作，凭借这项工作来获得社会对于新闻职业的认可，把新闻生产的实质归结为配置性资源（消息源）、生产规则（新闻生产规范）和权威性资源（社会的关注和信任）三个要素（王辰瑶，2010）。这一定义把结构化理论借用到新闻生产研究中来，颇有新意，但是把复杂的新闻生产过程仅仅归结为三个要素似乎不够全面。
三是从新闻采编和内容分发的角度分析，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新闻生产是指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对新闻的选择、加工与传播三大主要环节，它是一条单向的链条，由生产主体、生产客体及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构成（操慧，2012）。这一定义适用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
近年来，新媒体的兴起使新闻界再次掀起了新闻生产研究的热潮，有关新闻生产的研究成果更多的侧重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如目击媒体冲击下专业新闻机构新闻生产正在变革和转型（黄雅兰、陈昌凤，2016）；移动化、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下，新闻业的某些环节面临着被重新定义的可能（彭兰，2016）；技术革新解放新闻生产力，扩大了自动化新闻生产优势（王悦、支庭荣，2016）。这些成果更加重视技术的作用，描述并预言了新闻生产的变化趋势。
通过对“新闻生产”概念源头及发展的爬梳，根据本书的研究需要，笔者将这一概念界定为新闻素材采集、制作、传播及反馈的过程。生产者既包括专业的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也可能包括其他主体；生产过程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或多向、可逆的；生产关系是动态、可变化的。4．新闻话语
索绪尔曾经谈到语言的两个维度，一是语言（language），二是话语（parole）。前者代表语言的社会性、同时性，后者是前者与个人语言机能的共同产物，具有个人性、历时性（陈力丹，2004）。综观对于话语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以下三个方面是关注的重点：第一，基于话语文本的语言分析；第二，针对文本的生产和解释过程的进一步研究；第三，对话语机构和社会环境等的更为全面的分析（Fairclough，1992）。
本书聚焦的是新闻话语，相应地，研究的关注点是新闻文本的表现形式、话语和语态，以及新闻文本的传播、落地过程，同时还包括新闻文本与所属媒体机构及其外部环境之间产生的互动关系。在实际操作层面，即编辑和记者怎样写新闻，如何编辑、传播信息，通过何种方式与读者或观众互动等（Bell，1991）。
荷兰学者冯·戴伊克认为，新闻生产主要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话语安排形式。他认为，同其他文本和话语一样，新闻报道有自己的系统结构，即“上层结构”，包括总结、新闻故事、标题、导语、情节、评论、事件、后果/反应、预言、评价、背景等。他是按照结构主义的符号分析来进行新闻话语的分析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文本的内在结构；二是新闻文本与社会语境的外在关联（李彬，2012）。
由此，本书将“新闻话语”的概念定义为：新闻文本的表现形式、话语和语态，以及新闻文本的传播、落地过程，同时还包括新闻文本与所属媒体机构及其外部环境之间产生的互动关系。5．传播效果
所谓“效果”，即由某种动因或原因所产生的结果；后果。相应地，“传播效果”，即传播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或后果。在这一概念上，传播学界的定义比较一致。
对于传播效果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魔弹论”，拉斯韦尔192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是其中的代表。后来，认为大众传播只有较小效果的有限效果理论占了上风，代表成果是发表于1948年的《人民的选择》、1960年克拉珀的《大众传播的效果》、1964年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等。接下来受到重视的是适度效果模式，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要大于“有限效果”，代表研究包括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1973年纽曼的“沉默的螺旋”，1976年鲍尔—罗基奇和德弗勒的依赖理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更多学者认为，只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运用恰当的传播技巧，大众传播的效果可能是很强大的，又被称为“强大效果模式”，代表成果有1982年的全国精神健康研究所电视与行为报告，1984年的“伟大的美国价值观测验”等。
综上，本书认为，“传播效果”即传播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或后果，关注的重点是基于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二、研究思路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思路可以分为三条脉络：
一是宏观的理论脉络，涉及的概念包括几组，即“世界主义”与“虚拟世界主义”，“对外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对外新闻”“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等，这些概念既有历史上的传承性，也有范畴上的涵盖关系，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重点。其中，“虚拟世界主义”和“全球传播”是两个统摄性概念，统领整个研究的框架和内容。“虚拟世界主义”既是此项研究开展的背景，也是贯穿全书的线索，它对媒体作用的强调为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假设。“全球传播”这一概念用“全球”替代“对外”或“国际”，把整个世界作为传播活动的发生地，不再用国土疆界生硬地区分“国内”和“国外”，而是使二者回归浑然一体的本来面目，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更进一步，在实践层面用“全球新闻”替代“对外新闻”和“国际新闻”，一方面聚焦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共同议题，另一方面扭转国家利益所引起的新闻报道倾向。理论脉络的设定使本书跳出单纯的新闻实践探讨范畴，从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视野看待人类传播现象。
二是中观的媒体进化脉络，即在传播技术升级换代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向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转型带来的整个全球传播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给世界主义实践注入的新能量并使其向虚拟世界主义演变。从19世纪60年代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到20世纪中叶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从20世纪末互联网兴起到如今社会化媒体普及，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带来了媒体形态的颠覆性变化。如果说早期的“世界之报”呈现的主要是精英眼中的异域文化，那么，如今的社会化媒体则让生活在地球不同角落的普通人有机会直接对话，向对方展示自己周遭的一切，并原汁原味地获取对方所在国家、地区发生的新闻。在“后手机时代”的各种新兴媒体助力下，世界主义前所未有地贴近几乎每一个“地球村”的村民，虚拟世界主义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产生的。媒体进化的线索使本书得以从纵向上进行比较，探寻全球新闻生产与传播变革的技术动因和媒体结构化动因。
三是微观的新闻生产脉络，从早期功能主义观点的新闻生产研究，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新闻是事实的建构”的强调，反思新闻生产的三种传统，即政治经济学、现象学和民俗方法论、文本研究。审视近年来新媒体和媒体融合研究的各种路径，包括生产系统路径、媒介维度路径、“传－受”关系路径、传播模式路径等。通过对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比照和分析，提炼新规律的要素和趋势，提出打造“延展型新闻”的新的新闻生产理念。同时，对当前学界流行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对民族志、统计学、计算机等方法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
这三条线索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观照，也有中观层面的原因分析，更有微观层面的实践探讨，在全文中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彼此映照。总体而言，世界主义与全球传播的相关理论是根基和重点，技术进步与媒体进化是分析的辅助工具，全球新闻的生产、话语和效果则是研究的具体对象。这三条线索共同构成贯穿本书的研究思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既紧紧围绕这一思路，又尽可能地进行了一些延伸思考和讨论。图1.1 本书的研究思路
具体而言，本书把全媒体新闻的核心组成部分确定为“生产流程”“话语体系”和“传播效果”三大方面，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相应地由这三个部分组成，即生产流程形成、话语体系重构以及传播效果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全媒体新闻的努力方向应为旨在推动全球沟通与治理的全球新闻（如图1.1所示）。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需要，本书采用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特别是国际上有关全球传播和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书主要使用的数据库有社会科学类期刊全文数据库（SAGE Journals）和中国知网，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和新华社图书馆的馆藏文献。在文献检索上，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全球传播理论的演进及其哲学基础，世界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各个学科的研究情况；二是社会化媒体近几年的发展情况，以及社会化媒体研究关注的焦点、采用的方法等；三是新闻生产的研究历史、现状，特别是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研究的新路径。这三个方面的文献检索与梳理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础。
其次，在质化方面，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三种方法。
陈向明（2000）在《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一书中曾指出，质的研究是对个人的生活世界，或者对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开展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新闻采编室观察研究”在新闻传播学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具体而言，是指研究者长时间在新闻媒体机构内部开展观察，亲自参与新闻产品的采编制作，并且依据观察到的现象，对新闻媒体内部的运作和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具有理论意义的、概念性的深入分析。笔者在新华社工作十年，一直从事与新闻实践密切联系的国际传播和新媒体研究工作，其中，对外报道和社会化媒体是笔者关注的重点领域，对媒体新闻生产的长期观察是本书写作的基础。2015年1月-2016年2月，笔者参与新华社海外社会化媒体工作方案的起草，作为研究人员参加海外社会化媒体运营团队的工作，几乎每天浏览海外社会化媒体网站，每周开一次团队例会，期间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调研，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一手材料。我的观察内容集中于四个主要方面：一是社会化媒体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二是社会化媒体上的新闻采编与传播；三是社会化媒体运维团队的工作情况；四是国际媒体在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传播策略。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一线从业者的海外社会化媒体新闻生产实践，探寻社会化媒体新闻生产与传统新闻生产的不同之处，特别是流程上有哪些变革，笔者选取新华社海外社会化媒体报道团队中的16位编辑，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受访者分别来自新华社总编室、对外部、国际部、音视频部、摄影部、技术局、亚欧总分社、非洲总分社、中东总分社、新华网等部门，均直接参与了海外社会化媒体的运维工作。由于访谈对象的工作地点比较分散，访谈采取面访、微信语音、电子邮件三种方式进行。受访者为本书贡献了宝贵的观点和鲜活的案例素材。
为了解中国主要媒体驻外分支机构的社会化媒体运作情况，2015年7月至8月，笔者对新华社北美总分社社长关心国、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顾震球、中国日报美国公司总裁里戈、中国日报美国版执行总编（美联社前副社长兼执行总编）比尔·阿赫恩（Bill Ahearn）以及新华社北美总分社、联合国分社和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的新媒体运维人员进行了访谈。
此外，从2013年至2015年，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美国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对世界各地新闻学院院长、知名教授和媒体一线人士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访谈：第一次为2013年底，访谈人数为50人；第二和第三次分别为2014年和2015年底，访谈人数分别为61人和106人。这些访谈的内容主要聚焦于新的传播生态环境对新闻业带来的改变及未来新闻业的发展趋势。笔者参与了此项工作，并对访谈文本进行了细读。作为补充，笔者还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的4位教授进行了访谈，这些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数字媒体、深度报道、媒体技术等，他们结合美国传媒业的发展状况，就社会化媒体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谈了各自的观点。
为了研究传统媒体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话语体系建构，笔者选择新华社的“月球车玉兔”集成报道作为案例，通过提炼、建构社会化媒体新闻话语体系，探索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互动模式和形态。在基于传统媒体的“倒金字塔”和基于网络媒体的“水平金字塔”结构的基础上，本书尝试提出一种“正金字塔”结构的全媒体新闻话语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分析国内外媒体以及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联动效应，绘制了内外一体化传播的“涟漪”模式图。
第三，在量化方面，运用了计算机辅助的统计分析方法。
由于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与传统媒体报道有较大差异，自采率、首发率、落地率等传统报道传播效果评估指标无法准确、客观、全面地衡量媒体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效果，必须建立起一套新的、专门为海外社会化媒体量身定制的评估体系。为了更加科学、客观、准确地评估传统媒体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效果，在广泛吸纳、参考现有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建立了一套海外社会化媒体传播效果评估体系。
为了抓取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数据，经由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中国日报—中科院自动化所联合新媒体实验室合作，利用实验室的“全球媒体云”平台抓取数据，对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等七家中国媒体账号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三大海外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情况进行了一次抽样评估。四、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在理论上，引入“虚拟世界主义”概念。文献分析发现，尽管传播媒体在世界主义的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各个学科对于“世界主义”的探讨中，媒体和传播却常常缺席。随着全球传播理论的演进进入“跨国化”阶段，有必要将其哲学基础“世界主义”突出强调。那么，如何将新闻传播学对“世界主义”的讨论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对接？“虚拟世界主义”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纽带作用。“虚拟世界主义”强调以媒体为中心，突出社会化媒体的作用，既是“世界主义”的衍生概念，也是跨国化阶段全球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虚拟世界主义”概念的引入为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搭建了一座桥梁，为全球传播领域对全媒体新闻的深入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建立了社会化媒体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基本框架，运用了计算机辅助的统计分析方法。社会化媒体新闻生产是全球传播研究近几年兴起的新领域，对于社会化媒体传播效果的评估是此前的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在国内的研究成果中更是罕见，因此，本书建立的评估体系框架及其核心指标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中国日报—中科院自动化所联合新媒体实验室的“全球媒体云”平台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技术上的支持，运用计算机辅助统计方法进行社会化媒体研究是一种文科和理科相结合开展全球传播研究的新尝试。
三是在实践层面上，本书的研究体现了国家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战略传播思路，提出未来新闻业的努力方向是旨在推动全球沟通与治理的全球新闻，同时密切结合中国媒体对外传播的社会化媒体实践，提炼、总结了国外主要媒体的全媒体新闻运作经验，为我国媒体在全球传播领域的下一步运作和发展提出了可操作性较强的策略建议。本书在全媒体新闻生产策略、新闻话语体系的建构、传统媒体在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第三节主要内容和章节安排
基于上述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以及方法设计，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各个章节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分析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提出研究问题，交代研究的理论基础，界定本书的研究对象，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整体思路。
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对本书涉及的理论追根溯源，对此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分析。在理论基础部分对虚拟世界主义理论的形成、内涵及其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进行溯源和辨析。在研究现状部分，从新闻生产、话语体系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对全媒体新闻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得出本书的研究方向。
第三、四、五章是本书研究的主体，分别从全媒体新闻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生产流程”“话语体系”和“传播效果”讨论绪论中提出的研究问题。
第三章讨论绪论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全媒体新闻生产流程的形成，分析传统新闻采编室是如何针对传播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外传播的一体化趋势，重新设计报道选题，改变生产过程、运营模式和传播方式的。首先，从国际视角和本土经验两个维度分析传统媒体在新传播技术背景下的变革趋势。其次，以新华社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剖析全媒体新闻生产的产品运营、人力支撑、内容生产、市场推广等方面的策略，总结提炼新的新闻生产模式。
第四章讨论绪论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全媒体新闻话语体系的重构，在总结传统媒体时代“倒金字塔”结构和网络新闻时代“水平金字塔”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正金字塔”新闻话语体系。通过剖析新华社“月球车玉兔”集成报道案例，具体说明新的话语体系的内涵、形成与特征。更进一步，总结出一种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内外一体”的新的传播模式。
第五章讨论绪论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全媒体新闻传播效果的评估，首先就本书基于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建立过程与方式方法进行了具体说明。接下来，搭建了社会化媒体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就评估体系核心指标的定义逐一进行解释。最后，对七家中国媒体海外社会化媒体账号的传播效果进行了抽样评估。
第六章是结论与讨论，系统归纳和阐述本书的研究发现和结果，集中回答绪论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提出未来新闻业的努力方向应为旨在推动全球沟通与治理的全球新闻，为中国和中国媒体的全球传播实践提出对策建议。此外，在指出本书贡献的同时，说明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作出展望。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本章核心观点●全球传播进入跨国化阶段●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深度融合●新媒体新闻生产呈现与以往迥异的图景●新闻话语体系与传播技术密切相关●社会化媒体对外传播效果评估十分罕见第一节虚拟世界主义理论的内涵与应用
大致而言，全球传播理论的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国际化、全球化和跨国化。民族主义、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分别是这三个阶段全球传播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卢嘉、史安斌，2013）。本书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全球传播理论之上，并针对这一理论演进三个阶段之中“跨国化”阶段的哲学基础“世界主义”，结合社会化媒体发展的时代特征，引入“虚拟世界主义”的概念。
从全球传播理论演进三个阶段的各自特点来看，在“国际化”阶段，“民族国家”是国际传播的主体，政府将国际传播视作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技术以收音机广播为主。在这一阶段，全球传播的主要哲学基础是“民族主义”。
在“全球化”阶段，传播的主体从“传者”向“受者”过渡，全球化的媒体市场蓬勃发展，资本运作与流动是全球传播的主要推动力，传播技术的代表是卫星电视。“普遍主义”原则是“全球化”阶段的哲学基础。
在“跨国化”阶段，新媒体技术赋予个体以传播的权利，“世界主义化”和“全球公民社会”是突出特征。“跨国化”阶段理论建构的核心观点和哲学基础即“世界主义”，这一阶段传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跨国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个体公民和非政府民间团体。
由于世界主义理论突出强调了个体的力量，媒体的中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从各个学科对世界主义理论的探讨来看，媒体的作用都较少被提及。但事实上，随着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媒体在世界主义理论的全球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虚拟世界主义”是世界主义的衍生概念，旨在强调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促成的世界主义，突出媒体的力量和作用。“虚拟世界主义”是对世界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延续，更是对全球传播“跨国化”阶段特征的更为精准的提炼和概括（如图2.1所示）。图2.1 全球传播理论演进的三个阶段一、虚拟世界主义理论的溯源“虚拟世界主义”是“世界主义”的衍生概念，也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为了辨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追根溯源，从“世界主义”理论在东、西方的历史渊源和近年来的发展谈起。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世界主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与特征清晰可辨。中国古代就有传统的世界主义思想，《论语》的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表现的就是世界主义的立场和气魄；《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世界主义为最高追求；《中庸》的长句“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视，故曰配天”，可谓视野开阔，超越国家，囊括寰宇。
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经对先秦政治学说进行阐发：“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承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梁启超，1999）。有历史学家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天下为一体的观念，可以为全球化现象开拓一个“人类社会的共同体”（许倬云，2010）。明代王阳明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康有为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之“大同之社会”，梁启超的“世界主义国家”理念（陈泽环，2013），无一不闪耀着寰宇理想的光芒，潜藏着“世界主义”的思潮。有学者认为，其中既有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意在打破“国家中心论”；也有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意在打破“区域中心论”；还有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意在打破“人类中心论”（张耀南，2005）。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潮再次高涨，从当时创办的以“世界”或“大同”命名的刊物可窥一斑，如《世界与中国》《自由世界》《世界月刊》《世界周报》《民主世界》《经济世界》《自由世界论文集》《世界学典通讯》《世界农村》《幸福世界》《世界文艺》《大同》《大同半月刊》《大同学志》《大同杂志》等（马克锋、孙钦梅，2014）。
20世纪90年代，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的“重思中国”运动在中国学术界迅速发展，有学者认为，“重思中国”的根本目的是重思世界。要把“世界”作为分析问题的思考单位，致力于从“天下”层面理解世界，从而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提高世界责任意识，创造出一种新的世界制度和世界理念（赵汀阳，2011）。
随着中国的崛起，有学者开始思考重建世界秩序的可能，提出应从“天下”理想转向“新世界主义”，通过重新阐释“华夷之辨”“求同存异”以及“和而不同”等概念，试图为后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跨文化规范基础，从而探讨对于构想跨文化的普遍主义基础，中国传统思想有何启发意义（刘擎，2015）。
在西方，世界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18世纪在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19世纪后期在民族国家理论和文化哲学中再次受到关注，近30年重新成为学术热点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犬儒主义者为了对抗认为个人属于特定的团体的传统观念，把个人看作宇宙公民。斯多噶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首先要对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体”负责，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这就是古典世界主义观点（Nussbaum，1997）。这一观点的提出旨在破除当时盛行的认为希腊人在人种和语言方面均优越于野蛮人的“希腊优越论”（张耀南，2005）。
近代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曾就世界主义展开论述。世界主义是康德政治哲学的重要落脚点，他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即“世界公民权利”，还提出为了保证主权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应建立“世界主义秩序”，即由普遍的公民社会和国际法权威共同支撑的世界秩序，契合了“世界主义者”跨越国界的、对人类的博爱的核心理念（陈秀娟，2010）。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尤其体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在批判继承康德和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基础上，他确信，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人类将组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强调的重点是在世界历史时代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人类整体，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是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人类共同体（章国锋，2008；郗戈，2012）。哈贝马斯（1999）同样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民族国家的功能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最终将走向消亡，今天所有民族和国家愈来愈集合为一个“风险共同体”。更进一步，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号召全人类共同防范文明风险，各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提升忧患意识，统筹安排，共同解决世界危机（章国锋，2008）。
博格归纳了世界主义的三个核心要素，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即个人主义、普适性和普遍性（陈秀娟，2010）。世界主义的分类包括：道德的世界主义、政治的世界主义、文化的世界主义、社会学的世界主义、非主流的世界主义、批判的世界主义（Delanty et al，2011），普遍的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古典世界主义、启蒙世界主义、近代世界主义（巩国莹，2013），左翼世界主义和右翼世界主义（郗戈，2012）等。
尽管世界主义理论在东西方的发展都有悠久的历史，在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学科中，国内外学者们已经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讨和阐释，但是，“媒体”或者说“传播”的作用很少成为这一理论探讨的核心内容。目前能够见到的将世界主义与媒体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文献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本书绪论中提到的哈贝马斯（1999）对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传媒和信息网络”和“走向国际公民社会的未来”的预言，贝克（2004）在讨论全球风险时认为“世界主义是一个媒介化程度的问题”，以及兰塔能（2013）在《媒介与全球化》一书中提出“承认媒体的作用是分析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关文献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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