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康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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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艾”之路——亲历者说(一)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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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抗“艾”之路：亲历者说．1／张文康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ISBN 978-7-117-21548-0
Ⅰ．①中… Ⅱ．①张… Ⅲ．①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防治⁃概况⁃中国 Ⅳ．①R5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5066号人卫社官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在线购书人卫医学网 www.ipmph.com 医学考试辅导，医学数据库服务，医学教育资源，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中国抗“艾”之路——亲历者说（一）
主 编：张文康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100021
E - mail：ipmph@pmph.com
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7年11月
版 本 号：V1.0
格 式：mobi
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1548-0
策划编辑：吴磊
责任编辑：鲍爱宁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 @ 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
插语
中国首部抗击艾滋病亲历者口述历史
早中期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各界人士回顾亲历事件与难忘经历
卷首语
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仍然是当今全球人类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
自1985年这一传染病魔潜入国门，即迎来了一批批抗击者。如今，首批迎战艾滋病人士许多已进入耄耋之年。在抗击艾滋病的征程上，他们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工作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有着各自的亲历故事与感悟。在他们的回顾讲述中，共同迸发出来的“求是”和“求索”的勇气与精神，无论何时都将熠熠生辉。
30年科学研究攻城略地令人鼓舞，有效疫苗和治愈药物研发鏖战正轩。回首最初之时的“世纪瘟疫”恐吓宣传，到针对行为因素干预措施推广实施，再到有药可治与“鸡尾酒”配方不断增加。患者的生命延长了，生活质量改善了。这些无不鼓舞着我们提出更高的期许：2030年终结艾滋病！这是全人类愿景和意志的共同表达。而要战胜艾滋病魔，更需要智慧的力量。“以史为镜光照未来”，其重要性在于“以史为镜汲取智慧”。今天，我们将抗“艾”者们自愿讲出的亲历故事编纂成册，奉献给读者，或许能从中受益。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是以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为主体的国家级社会组织，非常珍视整个防“艾”阵营与艾滋病抗争中的点点滴滴，并有责任将其中的经验教训、应对之策的曲曲折折、抗艾者们的亲身经历告诉给社会大众。
希望通过本书中抗艾者们所述亲历故事，以及此前我们组织编写出版的《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与策略发展史要（1984～2009）》，共同为我国艾滋病防治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提供可以借鉴的珍贵史料，激励抗“艾”队伍及后来者更好地发扬“求是”与“求索”的精神，继续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三十年中国抗艾之路故事很多，多数年轻的朋友太忙。希望有更多同仁回顾记述所亲历的艾滋病防治大事与难忘故事，积极投稿。我们将继续收集和编发亲历者们的故事，使之更多地呈给广大读者。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2015年6月前 言
我国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至今已整整30周年。
30年来，艾滋病带给中国社会的撼动之大、影响之深，远非其他传染病可比；从政府，到民众，对于艾滋病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而迎战艾滋病人数之多，更前所未有。可以说，从没有一种疾病应对像艾滋病这样融入了那么多的社会力量。在这中间，有众多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和组织，有千千万万的专业人员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也有难以计数的志愿者、感染者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
在抗击艾滋病的征程中，每一位亲历者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这些经历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中国抗击艾滋病的历史。而我国最早一批艾滋病迎战者中，很多人已经年迈，其流失中的记忆是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宝贵财富，也是今人和后人了解中国抗“艾”真实历史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为准确记述我国艾滋病防治发展历程，2014年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完成了《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与策略发展史要》编撰，并正式出版发行。其后，特设立专项，依据该史要所述我国艾滋病防治历史脉络，向亲历者们征集稿件。对于一些年迈和患病卧床的重大事件亲历者，则由其口述，专业人员进行文字整理；或上门采访，为其代笔。进而，将亲历者们所述艾滋病防治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过程，或所经历的难忘故事，编辑集纳成书。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以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为主体的国家级社会组织，我们虽没有行政机关那样大的号召能力，没有专业机构那样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经费，但我们与艾滋病防治各方力量联系最多、最紧密。编纂项目组成员或长期参与国家艾滋病防治政策、策略制订与实施，或长期从事艾滋病防控新闻报道，均较早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亲历了其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熟悉该领域情况，并对艾滋病防治事业感情深厚。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书稿的编辑思想是充分尊重每篇来稿的意愿表达，只对来稿文字做一些必要编辑，力求将来稿原汁原味地呈给读者。对各文所述不同观点，均予以尊重。此外，由于来稿多为个人经历叙述，审阅时我们尽可能对所发现疑点进行了询问与核实，但无法对每篇文稿所述每一事例均做到核实，故本书文稿采取文责自负的通常做法。
漫漫30年中国抗“艾”之路，艰难曲折。任何概述都难以做到全面准确。故本书稿件征集鼓励亲历者讲述自己最难忘的亲身经历，以期多视角反映中国抗“艾”的真实历史。对于所收集到的来稿，也只依照文稿大致内容简单划分几个板块，每个板块中的文稿排列，以其所述之事发生时间先后为序。
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初，抗“艾”之路尤其坎坷。几代人倾力投入，探索前行。因此，我们首先动员了最早一批艾滋病迎战者回顾讲述，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进来，积极参与投稿。我们将继续收集有关稿件，并根据稿源分册编发。
在本册书稿件征集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多地艾滋病防治协会的积极协助，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和支持。我们也曾组织专题会议，邀请相关专业机构有关人员讨论确认重大疫情事件发现的重要史实，从中得到了相关省市专家很多好的建议。
感谢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支持，感谢所有写作者，感谢所有读者。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亲历者说”编纂项目组2015年6月我在现场中国首例艾滋病发现经过
王爱霞口述
段文利整理
王爱霞 1932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同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历任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传染组组长（即感染内科主任）、外宾医疗科主任、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分会副主委和主委。发表论文100多篇，参与主编了多部专著，1995年主持制定了艾滋病诊治国家标准。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华医学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师奖，并被授予“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6月5日的早晨。
刚刚进入初夏的北京，天气已有些燥热。大清早，我刚进办公室门，还未来得及换上白大衣，桌上的电话铃声已急促地响起，是外宾医疗科病房打来的。“王大夫，我们有个特殊的病人需要您过来会诊。”我答声“好的，等我”，便马上穿好白大衣出门直奔老五楼方向。
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是我国少数几家承担外宾医疗保健任务的指定医院。外宾医疗科多年来就设在老五楼。
进了病房，听完报告，调阅病历，我很快了解了病人的基本情况。患者男性，34岁，阿根廷籍，旅居美国15年，此次前来中国旅游，刚从西安来到北京。6月4日下午4：40，因持续的高烧和呼吸困难来我院就医，傍晚6：10由急诊收住院。刚入院时病人神志尚清，但用药后高烧一直不退，尤其是呼吸困难进展迅速。白血球（白细胞）很低，X线片检查显示有弥漫性肺间质浸润，以网状结节影为主，这是卡氏肺孢子虫肺炎（PCP）的典型表现，而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是“艾滋病”最为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之一。当时看到这个病人，我的第一直觉就是“典型的艾滋病（AIDS）晚期”。
1981年6月13日，美国报告了世界首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此后的二三年里，艾滋病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迅速蔓延开来。1979～1982年期间，我正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WEHI研究所和传染病院进修。西方国家那段时间的电视节目里播放最多的就是有关艾滋病的宣教片，所以艾滋病的各种临床表现早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根据患者携带的证件，我院外宾医疗科洪韵琳医师把电话打到患者在美国洛杉矶驻地的电话局，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联系上了患者的家庭医生Dr.Anderson（安特生）。电话打过去（北京晚上洛杉矶正好是中午），安特生医生正在诊所。我刚开口说，“您有位叫阿斯克的病人，现在在我们医院，我们怀疑……”安特生医生说，“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去年被诊断患有艾滋病，合并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只有Pentamidin（喷他脒定）静点（静脉滴注）有效。我们可以将药物快递到中国，如果能赶上最近一趟航班，最早要到6月6日到北京。”“艾滋病”这个概念对于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是闻所未闻的。直到1985年前，中国人仍认为，以性传播为主要传染途径的艾滋病这一“资本主义的专属疾病”，是不会很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的，但这种平静此刻却被一个外国人打破了。我想，如果我们宣布中国发现了艾滋病，无疑是个最具爆炸性的新闻。而要说服国内人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就必须拿证据说话，这个证据就是患者的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6月5日当天，患者被转至重症监护病房（ICU），行气管切开，上了呼吸机。患者开始昏迷。我来到ICU病房护士站，“你们抽血吗？抽的时候，给我留一点，3～4毫升就可以。”叮嘱完护士，我马上返回位于协和老楼10号楼3层的感染病科实验室，并再次嘱咐实验室同事：“一会儿ICU会送来一位病人的血样，你们谁也不许动，就放在桌上，我来处理。”等ICU的血样送来后，我在实验室亲手分离了血清，分离出只有2.5毫升的血清标本。
当时中国唯一有条件做HIV（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是原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我马上与张华远同志联系，将病人的“宝贝”血清标本分了一点儿送到她那里，和她一起进行了检测。检定所使用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1985年刚通过的由 ABBOTT公司生产的 HTLV⁃Ⅲ检测抗体的酶联免疫吸附（EIA）试剂。我们同时还检测了数十份献血员的血清标本。很快血清检测报告出来了，献血员的血清标本均为阴性，而该患者血清HTLV⁃Ⅲ病毒抗体与标准阴性血清OD值之比为59.7（该数值＞5即可判定HIV病毒血清抗体阳性）。
为什么要强调这份血清学证据的重要性呢？在对病人的血培养及痰培养中，我们发现了细菌、真菌，巨细胞病毒（CMV）载量很高，代表表面抗体阳性的OD值（光密度）特别高，这些迹象都指向患者有严重的免疫功能缺陷和合并很多病原菌的感染。这份血清证实了患者HIV抗体阳性，我们才能非常肯定地说他患有艾滋病，而且合并多种感染，包括PCP感染。据此，我国报道了第一例输入型艾滋病。试想，假如没有这份血清，我们只能说，美国已经诊断他患有艾滋病了。
6月6日上午10：10，患者死于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协和医院联系阿根廷使馆，希望通过尸检获取病理诊断。使馆在征得其性伴侣的同意下，当日代为签署了《协和医院病理尸检知情同意书》。6月8日，协和医院病理科张慧信、崔全才等完成了尸体解剖工作。两周后，病理科刘彤华主任亲自终审签发病理报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这一报告与血清学报告共同支持艾滋病的诊断。
在当时，AIDS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起病急骤、发展迅速，又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因而病死率极高，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是谈“艾”色变，将其与死亡和恐惧画等号。距离全球首例艾滋病的发现仅有4年之隔，北京协和医院报告在中国的国土上也发现了艾滋病，可谓举国震惊。当年的报纸、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这位病人去世后，病房的护士们烧掉了他用过的所有床单、褥子、枕头，甚至包括一根银质的气管插管，为此还被闻讯赶来的时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朱预教授痛骂“败家子”。这种恐惧不仅限于中国人，据说阿根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看望病人，也只是远远地站在门口，没敢过去握握病人伸出的手。
一周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院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举办了中国首场关于AIDS的学术报告。两周后，协和医院组织了临床病理讨论会。对如何做好艾滋病防控工作，大家一致认为，AIDS主要通过不正当的性关系、输入带该病毒的血液制品、使用消毒不严的注射器械等途径传染，因此建议国家要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禁止国外血液制品进口，以阻止AIDS可能通过血制品传入我国。中国首例艾滋病尸检经过
崔全才口述
段文利整理
崔全才 主任医师，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主任，从事临床病理诊断、教学及科研工作近30年，临床病理诊断经验丰富，特别擅长消化系统、内分泌及骨肿瘤等病理诊断。承担协和医科大学硕士及博士生课程。承担国家科技部人类肿瘤资源共享研究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甲状腺肿瘤的分子生物学及蛋白组学研究。在胰腺癌的研究中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参与编写多部病理书籍。
1985年，对于北京协和医院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教授等报告了在中国发现的首例艾滋病病例，一时轰动全国。回想起该病人诊治及尸检过程，可以说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病人从6月4日下午入院到6月6日上午死亡，仅仅40个小时。是什么样的感染性疾病，又是发生了怎样的病理改变，能导致这么快的呼吸衰竭直至死亡呢？除了血清检测，病理检查可以说是观察患者艾滋病对全身器官的影响及并发症的改变、探寻死亡原因的最重要方法。该例患者的尸检，对北京协和医院，对中国，乃至全世界认识与了解艾滋病都非常重要。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认识其传染性对我们医务人员，特别是病理医生有多严重，但能争取到尸检，为人类做贡献，是病理医生的责任与天职。
在争取尸检的过程中，医院外宾医疗科与阿根廷使馆联系，获得了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并征得了死者性伴侣的同意。在6月6日当天，大使馆工作人员就代为签署了《协和医院病理尸检知情同意书》。这份编号为498的同意书上面写着：“为了彻底了解病患结果，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我们同意将遗体做病理检查。”
尸检流程完成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北京协和医院作为综合性医院，尸检室主要作常规尸检用，不具备处置传染性疾病所需的污水处理系统，污染物、设备、空间等的处理和消毒条件。当时京内具备上述条件的只有解放军302医院和北京佑安医院（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两家传染病医院，其中尤以302医院条件为好。因此病理科向医务处报告，希望由医院出面联系302医院。当时协和医院的院长是朱预教授，医务处处长是江国柱教授。他们对此事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经医务处出面联系，302医院欣然答应提供解剖地点，但要求协和医院自带器械及防护用品。
尸检时间定在6月8日下午进行。病理科决定派遣张慧信、王若虬和我三人前往。张老师是我科的高年资主治医师，王若虬负责尸检技术工作，我当时还是位住院医师。此时距离国际上首例艾滋病发现时间不到4年，国内很少有书籍介绍相关知识。已经明确的传播途径为血液和性传播，但黏液及呼吸道是否传播仍为未知数。接受此项任务对于我们来讲，的确从心理上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准确地说，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兴奋、好奇，又有些担心甚至恐惧，但总的来说感到责无旁贷。虽然只是我们三个人承担具体工作，但我们身后有强大的协和医院病理科作为坚实的后盾，更有协和医院的坚决支持。为了帮助我们做好防护，我们科的刘彤华主任亲自找到了一本英文原版著作，找出了其中一小段讲“艾滋病防护”的文字给我们看。
6月8日下午4点左右，医院派出一辆212吉普车、一辆西北救护车。吉普车载着我们几位工作人员，救护车载着尸体，从医院东门驶出，经长安街西行到302医院。根据工作需要，一位医务处同志随行，我记得是我们的老党员、老护士长傅永昭老师跟我们一块儿去的。我们带着准备好的口罩、帽子、手套、隔离服、解剖器械等。尸体是我们几个人亲自抬上救护车的。
通常的尸检一定会留大体标本的照片，特别是对于首例艾滋病这样一个特殊的病例。但在当时，一部照相机的价格是非常贵的，一旦污染就太可惜了，要不要带上照相机？我们一直很犹豫。再三考虑，还是没带。为避免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一烈性污染源，解剖室只有我们三人。普通防护，两层面纱的口罩。
5点钟，为亡者摆好体位，我们弯腰鞠躬表示敬意，然后正式开始解剖。张慧信老师担任主刀，我是助手，王若虬负责技术工作。切开后显露各个脏器：腹部脏器位置正常，肺部体积增大，肺水肿；肝、脾体积明显增大。我们将不同器官解剖取出，逐个称重后切开，置入50公分高的玻璃容器，用福尔马林浸泡。
在缝合的过程中，危险还是发生了。缝合针在肚皮上甩出的液体飞溅到了王若虬的眼中，简单冲洗及消毒后，我们继续坚持完成尸检工作。起初的几年里，王若虬还是有些担心是否被感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自己很健康的身体，一颗心就渐渐放了下来。
两周后固定标本被取回医院，经我和张慧信医生对全身组织及器官取材，王若虬制备蜡块、切片，共制备病理切片99张。张慧信老师和我执笔撰写了病理报告，刘彤华教授签发了终审报告。结论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双肺卡氏囊虫性肺炎，双侧肾上腺巨细胞病毒（CMV），双肾上腺皮髓质广泛出血性坏死及多发性硬化，肺、脾及全身淋巴组织胞浆菌病；急性脾肿大，肝灶性坏死，脏器充血，脑水肿。
时至今日，该患者的99张病理切片被完好地保存在我院的病理切片库中，13页之多的病理诊断报告已经泛黄，蓝色的油印字迹边缘已有些模糊。15张显微镜下的黑白照片记录了病理科医生对患者全身疾病形态学研究的心血，每张照片旁边都有张慧信老师的手写文字，对照片中的组织形态改变做了详细描述。
有了尸检报告，临床病理讨论会得以在6月下旬顺利召开。放射科严洪珍医师，内科传染组王爱霞医师，外宾医疗科洪韵琳医师，内科免疫组董怡医师，病理科张慧信医师、刘彤华主任等参加了临床病理讨论会。讨论结果经洪韵琳、周德江整理，以“临床病理讨论第96例——发热、咳嗽、进行性呼吸困难”为题，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86年第25卷第7期上。
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尸检工作的完成，为中国医学界认识和研究艾滋病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回首往事，我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其中感到非常欣慰。在科学与探索的道路上，从来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但与获得的重要发现相比，即便冒更大的风险，也是非常值得的。首例艾滋病患者调查报告的前前后后
温澄璧口述
郑灵巧整理
温澄璧 1930年出生，北京卫生检疫所副主任医师，疾病监测小组组长，1986年9月卫生部首次成立的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10名专家之一，在我国艾滋病防治早期做了大量“防传入”的工作，是我国首例艾滋病发现病例调查与处理方案起草与具体实施者。
屈指算来，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疾病监测小组对国内首例艾滋病病例进行调查与报告，至今已有30年了。提及这一往事，还要从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启动对传染病的监测说起。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传染病病谱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老传染病在减少，有的甚至被消灭，很多新的传染病接连出现。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旅游业不断发展，边境口岸入出境人数激增，以飞机为主的现代交通工具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把疾病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国国境卫生检疫面临艰巨的疫情防御任务。
1970年我响应毛主席“6·26”号召到青海支边，1981年初调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卫生检疫所工作。当时北京卫生检疫所还没有建立传染病监测网络。同年10月，全国空港检疫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全国卫生检疫系统“要结合空港特点，加强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工作”。其后，北京卫生检疫所对传染病检疫方式进行了改革，从原来的防守把关，逐步转向重点监测，为此成立了疾病监测小组，任命我为组长。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疾病监测工作方案。之后，我们开展了相关情况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口岸疾病监测范围，建立了监测网络。这个网络不仅覆盖北京全市所有外宾门诊部，而且覆盖所有涉外宾馆饭店、旅行社、援外单位。飞机机组人员、语言学院相关人员等经常入出境的特定人群，也属于我们的监测范畴。我们的常规工作是，对相关单位定期走访，了解输入性传染病疫情，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发现输入性传染病病例及时报告；我们还经常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卫生知识培训，提高他们对传染病的警惕与认识。通过监测工作，我们发现了输入性的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疟疾、血吸虫病、麻风病、淋病、梅毒、登革热等多种病例。1983年，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的高至刚撰写了有关艾滋病情况综述，引起了我们对这一新发传染病的关注。于是，我们在监测工作中对艾滋病也格外留心了。
1985年6月11日，我和我们监测小组的王晓玲定期走访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门诊部时，该院洪韵琳医师说，你们来得正好，正要向你们报告。6月4日，我们医院收治了一例疑似艾滋病患者，是美籍阿根廷游客，入院时已经病危，经抢救无效死亡。我们遂与病人的朋友通了电话，方知该患者在美国已确诊为“AIDS”，并有同性恋史，来华旅游之前就写好了遗嘱。根据这些情况及患者的临床表现和体征，当时我们保留了患者的血清，以备确诊。
当时，我们国家还从没有发现报告过艾滋病。发现首例输入艾滋病病例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信息！
听罢洪大夫所言，我们一刻也没有停留，立刻回所向朱宝贵所长汇报。朱所长非常重视，让我快速起草一个报告，向北京市卫生局和卫生部防疫司检疫处报告。同时，我还直接向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毅教授进行了汇报。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宿舍大院。当晚我也向住在院内的该防疫站防疫科李友民科长汇报了此情况。
第二天，朱所长紧急召开有关人员讨论会。会议决定，由所领导牵头，成立疫情调查处理小组，责成我制订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包括制作相关的调查表格，迅速投入调查处理工作。随后，副所长高至刚、我、李京民、王晓玲4人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正式开启了现场流行病学系列调查。完成在该院的系列调查后，我、李京民、王晓玲又奉命分赴该患者入境后的所经之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必要的卫生处理。凡是该患者入境后去过的地方、住过的地方，都一一调查。在14天的时间里，我们三人分别对上海、南京、西安、烟台4个城市的21个单位进行了调查，询问了该病例对环境的污染及其污染物的处理情况，并进行了相关卫生处理指导。对40多名与该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做了调查与登记。同时，我们还对相关人员宣传了艾滋病防治知识。
调查工作全部结束后，我主笔写了《首例输入性艾滋病患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呈送卫生部防疫司检疫处和北京市卫生局，并抄报给有关防疫部门和单位。可以说，整个工作做得深入细致。
1985年11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对北京协和医院保留的该患者血清进行了检测，结果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证实该患者确实为AIDS病例；同时检测了与该患者接触较为密切的医务人员血清，结果全部阴性。
随着我们对首例输入性艾滋病患者的调查与报告，艾滋病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其后，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以及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先后举办了一系列艾滋病学术讲座。我作为主要报告专家，到各大医院、外宾门诊部、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以及国际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语言学院等涉外单位，介绍我们对首例输入性艾滋病病例的调查，讲述艾滋病防治知识。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由此向相关单位发放了大量宣传艾滋病的资料，以期促进艾滋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等防控措施的落实。
首例输入性艾滋病患者的调查与报告也进一步促进了国境口岸对艾滋病传入的防范，增强了政府与社会各界对艾滋病输入的警觉。
1986年4月，我们对部分重点人群进行了艾滋病性病的血清学调查。那时候，我们缺少相关设备，也没有P3实验室。北京妇产医院在取样器械上支持了我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专家曾毅教授也给予我们很多技术上的帮助。
1986年7月，我们监测小组对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进行了疾病情况摸底调查，发现留学生人群应该作为重点监测人群。于是报经国家教委批准，对来华半年以上的留学生实施入境后监测体检。与此同时，我们一并开展了对申请来京居留半年以上的专家学者、经商者等外国人及援外归国人员进行监测体检。至1989年7月，监测体检工作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1人。这项工作的开展为其后国家七部委联合颁布《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规定》提供了依据。
1986年9月，卫生部成立了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小组组长是时任卫生防疫司副司长曹庆，副组长是时任科教司副司长刘海林和时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毅。小组成员有10名专家，我是其中之一。受聘专家还有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徐文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郑锡文和苏崇鳌，中医研究院时振声，浙江省卫生防疫站周釥民，上海市卫生防疫站黄雨舜，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王树声，广东省流行病研究所李恭书。我们的职责就是提建议，供部领导决策。一是对国家预防艾滋病方针政策或重大组织与技术措施提建议；二是对预防艾滋病的科研、培训规划及重点科研项目提建议。所有建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艾滋病严加防范。
1987年5月18日，一名爱尔兰旅游者在长城游玩过程中发病，就诊于北京友谊宾馆外宾门诊部，向医生出示了国外医生的诊断书：“艾滋病前期患者”。由于该医生听过我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马上通过有关单位向我们报告了疫情。最终，由我们疾病监测小组监护该患者安全离境。
关于首例艾滋病患者调查报告前前后后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了。难以忘怀的是，第一例病例调查报告过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严防艾滋病传入的政策和法规，我们检疫所内部强化了技术力量，加强了口岸检疫把关。最最难忘的是，还专门为我们配备了检疫车，一有疫情通报，我们随时出发，同事们个个忘我投入，应对疫情不分昼夜。我国有偿供血人群艾滋病传播疫情首例感染之发现
朱效科
朱效科 1952年生，1977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疗系，一直从事临床医疗卫生工作。1991年开始专注从事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历任天津市性传播疾病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天津市防病中心（现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科（所）主任等职。多次参与天津市及国家艾滋病性病专业文件起草。荣获全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个人奖，天津市科技奖、立功奖等。
2013年12月底，我从天津市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岗位退了下来。有多位热心老同志提议，将我所经历和了解的性病艾滋病防治资料实事求是地整理记录下来，使其发挥“存史、参证、育人”的作用。
的确，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40多年，自1991年开始专注从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可谓一名“艾防”老兵。二十几年来，亲历了我国艾滋病防治诸多大事。其中，印象与感悟最深的是对我国既往有偿供血人群艾滋病传播疫情首例感染者的发现和报告。该人群感染涉及多个省份，其疫情应对促使全国艾滋病防治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考虑再三，我整理了该事件完整的原始资料与相关文件，写了如下回顾文字，供后人考证，以对历史尽一份责任和义务。
1995年2月6日，春节长假后刚上班，过年的欢乐气氛犹在。上午9时许，我所在的天津市防病中心性病科收到一份送检的HIV（艾滋病病毒）可疑阳性血样，送检者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张润发大夫。
这份血样实际于1994年12月19日在该医院商业供血人群体检时所采集，检验可疑，于1995年1月26日复验仍可疑。此前，天津市还没有发现国内艾滋病，HIV检测方法比较原始，对于可疑样本重视程度也不高，加上春节临近，所以拖至春节后才送检。
按照天津市卫生局相关职责划分，天津市防病中心性病科负责全市医疗卫生单位性病和HIV可疑样本的检验和报告工作。我时任该中心性病科主任，所以立即安排实验室人员对接收的这份可疑血样进行复检。
当天上午，实验室用HIV⁃PA试剂检测。该试剂为日本富士制药公司赠送卫生部，由防疫司孙新华同志发放给各省市实验室筛查使用，试剂批号是BP41016。检测结果：HIV抗体阳性。
当天下午，我们又用HIV快速蛋白印迹试剂复检。该试剂产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试剂批号为930824。复检结果：HIV抗体仍呈阳性。
说老实话，当时我们实验室只有这两种筛查试剂，那个时期HIV抗体检测试剂很少，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批批检的要求，艾滋病检测试剂国内外市场环境还没有形成。所以，当时我们对检测到的阳性结果不是很有把握。
第二天2月8日，我们实验室继续用巴斯德HIV⁃WB确证试剂进行确证检测。该确证试剂为国外赠送，由防疫司孙新华同志发放给各省市实验室使用，产自法国，试剂批号为ZK184T。HIV确证检测结果：gp160、gp120、gp41⁃43、p24条带均呈阳性反应。
那时候，对于HIV确证检测，卫生部只批准了12家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不在其中。
于是，2月9日上午，我们带上检测结果，去找北京市卫生防疫站HIV确认实验室主任邢玉兰，请她给予指导。邢主任查看实验报告后说，可以判定HIV阳性。当日，我们把这份血样送至北京市卫生防疫站艾滋病监测中心，进行确认实验。2月10日上午，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电话通知我们，其确认实验结果，HIV阳性。
由于事关重大，接到这一电话通知后，我们立即拨通了天津市卫生局的电话进行口头汇报。感染者为河北省永清县养马庄乡人。那时，跨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往往不可行。为慎重处理该问题，天津市卫生局局领导和疾病控制处责成我，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按国家相关规定协调有关单位对该感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追踪调查，查找可疑感染者，并现场采集血样进行核对复验，尽量弄清发生的原因。
2月11日上午，我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协商处理事宜。当日，该院即派遣本院熟悉血源情况的王珏、张润发两位大夫，陪同我驱车去河北省永清县养马庄乡龙凤村查找感染者。尽管有当地“血头”带路，但一直到下午4点多我们才见到了那位感染者。
在感染者家中，我们三人进行了简单的分工。由我单独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陪同的两位大夫负责体检和炕头采血。当时采了200毫升血。其平时有偿供血时，一般每次400毫升。我按400毫升血支付给他现金。当时他们还是有所警觉，问为什么少采了？血有问题吗？
我与该感染者面对面访谈，记录下了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情况： ××、男性，47岁，农民，HIV检测阳性，平素身体健康；有7～8年卖血史，每年数次不等；家庭经济困难，在当地“血头”组织下多次到天津市血站、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医院、血液研究所和北京协和医院、军队多家医院卖血；否认有输血、注射吸毒、婚外性行为和海外关系史。
他还告诉我，在河北廊坊，集中了很多商业卖血人群。由于经济困难，卖血是当地一些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他们卖血的主要地点在北京、天津和廊坊的各大医院和“血站”。
此次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反复沟通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现场笔录的上述原始记录文字，请该感染者看后认可并签字，由我保存至今。
对该感染者的体检，未发现异常体征；其妻回娘家未归，没能采到其血样。
当晚11时我们返回天津，连夜对新采血样进行离心、分装、储存。
2月12日为周日，实验室全天加班，对11日新采血样进行了复检，HIV抗体仍为阳性。
最初，我担心找不到感染者，担心血样弄错，担心试剂质量问题出现假阳性，而可能被批为谎报、错报。这种种担心与悬念，至此已全部消解。然而，随之而来的更大的不安与担忧困扰着我。卖血人群中的HIV从何而来？何时而来？又传向了何处？
2月13日，天津市卫生局主要领导就该事件组织小范围会议，责成我记录和起草个案报告，尽快制订天津市的防范对策。
2月14日，天津市防病中心领导用电话方式向天津市卫生局、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正式报告了这一重大疫情发现。
2月15日下午5时，天津市防病中心收到了北京市卫生防疫站邮寄来的HIV确证报告，于当日18时以公文形式并附监测报告，以特快专递寄送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国家艾滋病监测中心和河北省卫生防疫站。
那时，天津市卫生局也认为天津市供血员中HIV感染者并非一例，通过输血造成的艾滋病传染可能已经存在，艾滋病流行的警钟已经敲响，应加快制订本地艾滋病控制的应对策略。于是，市卫生局部署我们对全市医疗卫生机构采用血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发现，部分医院存在自采自供的用血模式，对国家规定的检测项目执行不力，当时HIV检测试剂市场管理缺失。
针对这些问题，1995年2月底天津市卫生部门及时制订了多项政策性的应对之策。其一，加强天津市采、用血单位的管理，对各单位的HIV检测技术和人员统一培训考核，统一检测试剂，各单位发现的可疑阳性血样快速送市防病中心复验。其二，加强对供血人员体检和血清学检测。查清近年来本市使用廊坊地区血源的数量，各用血单位注意对输血者HIV追踪监测。其三，制订天津市HIV监测有关法规性的文件。其四，加强对性传播疾病病人、暗娼、吸毒者、长途汽车司机的HIV检测。结合天津市情况，抓紧对回国劳务人员、留学生、远洋船员、涉外单位部分重点人群的HIV监测。其五，对HIV感染者的隐私给予保密，定点、定期复查，并对其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安全性行为的指导及教育。其六，加大本市HIV监测专项经费投入，否则不能完成HIV监测和控制蔓延的任务。
与此同时，还对在此项工作中做出一定贡献的工作人员予以表彰。
现在回顾看来，当时天津市卫生部门应对之策的及时出台，对天津市艾滋病的流行控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这起重大疫情发现与报告的亲历者，我感受良多，体会良多。
第一，感染者的发现对天津市艾滋病防治工作震动很大，但也有个别领导认为我们告河北省的状，停止对天津供血。当时由于血液供应减少，给医院病人的抢救和手术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社会和部分医疗单位批评之声很高，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疾控部门对传染病的敏感度比较高，出现疫情后能抓住一切蛛丝马迹，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高效率协调各部门共同工作，短期内为国家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体现出了团队的力量强大。
第三，各级领导的坚定支持和理解是专业人员取得成果的最大保障。在对供血员调查期间，天津市卫生局和市防病中心领导及时指导和全力以赴支持，是该项工作得以完成的根本。2007年卫生部疾病控制局齐小秋局长在卫生部专家会上讲，中国重大艾滋病疫情的早期报告发现，如云南发现报告吸毒人群的疫情，天津报告发现有偿供血员的疫情，都是从基层专业人员发现报告开始的。这是一个国家干部对基层工作的最大肯定。
第四，在当时，医疗机构的传染病监测报告能力不够，是传染病控制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本次疫情事件中，医院于1994年12月已采集了那例感染者的血样，次年2月6日才送疾控部门检测，这值得反思。那两天，我刻骨铭心
孙德贵
孙德贵 1953年生，1979年起到河北省固安县卫生防疫站（后更名固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主任医师，主管流行病工作副站长。1985年开始从事丙肝防治研究，1995年开始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曾荣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专家、廊坊市劳动模范称号，多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也曾获廊坊市市长特别奖。大行动前秘密“流调”
1995年2月26日，河北省紧急部署应对有偿供血人群艾滋病暴发流行重大事件。此前10天，省卫生防疫站以线索感染个例调查入手，在该人群中秘密扩大监测搜索。我和我的同事们奉命参与了这一行动，从中发现了多例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由此成为我永远珍藏的记忆。
1995年2月19日农历正月二十，过大年的欢乐刚刚过去不久。晚上9点钟左右，我所在的河北省固安县卫生防疫站值班室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自河北省卫生防疫站打来，内容是一个紧急通知：明天（20日）上午，省卫生防疫站张作儒主任一行4人将赶来固安县，进行一次秘密流行病学调查。
当时，张作儒为河北省卫生防疫站艾滋病防治科主任。他率队前来，一定与艾滋病相关。那时我任固安县卫生防疫站分管流行病工作副站长，预感到任务重大，所以第二天一早就等在站里。
上午近11点钟，张作儒主任、赵宏儒副主任等风尘仆仆地赶来。在办公室一落座，他们即向我们简明讲了来意，要到单采浆还输血球血站去采献血（浆）员的血。我们问为什么要采血？张作儒主任说：有一个HIV阳性的有偿供血（浆）员，登记是永清县人，在永清县没有找到。永清县卫生防疫站防疫人员讲，献血员假名、冒名人多（因当时还未规范使用身份证），有可能是固安县人。固安县血站多，卖血的人也多，所以前来。
于是，我们当即商议如何采血的方案。那时候，我们搞丙型肝炎随访研究已将近10年，经常要采有偿供血（浆）员的血。因为采全血给钱多，有偿供血（浆）员也愿意让我们采。所以我们决定，以固安县卫生防疫站需要全血为名，对有偿供血（浆）员采血检测，合格者另行通知采全血的时间。
当日下午近1点，我乘坐省卫生防疫站的汽车，先来到东红寺分院采浆站站长家的院内出租房。其正面是该站长家的住房，两侧是出租屋，共10间，住着很多外地来的职业有偿供血（浆）员。在其他地方住的供血（浆）员也常来这里，为的是卖血方便。
当时天气还冷，职业有偿供血（浆）员们都在屋外晒太阳。他们中有人认识我，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理由，动员职业有偿供血（浆）员们采血。吉林省宋某某，1990年多次在县医院卖全血，是我们丙型肝炎防控研究跟踪随访人员。听罢我的动员，立即响应，带头接受采血。于是，我们很快采到了23份血。
其后，我们又到邻村贺家营村贺某家的出租屋。其出租屋有4间，临街的是单间2人住；里面的是大间，每间住4～6人。当时，他家还在临街开了小商店，主要卖副食。因职业有偿供血（浆）员可以欠账拿东西，住他家出租屋的人也较多。所以，我们在那里又采到了13份血。
就这样，我们共采到了有偿供血（浆）员36份血液样本。这些人均为外省籍职业有偿供血（浆）员，分别来自吉林、辽宁、山东、内蒙古赤峰等地。在采血时我们看到，他们中大多数人肘静脉处都有新鲜的抽血针孔。询问得知，就在当日上午，他们刚刚卖过血。
后来，我们得到的反馈信息是，2月20日我们所采到的这36份血液样本，其中7份HIV抗体阳性。大行动中，一天跑了3个村子查了68人
1995年2月26日，河北省全面展开应对有偿供血人群艾滋病暴发流行重大事件行动，廊坊市同日封闭了所有采供血场所，开启对有偿供血员流行病学调查和艾滋病病毒体检测。2月28日，固安县开始进入有偿供血员体检与重新核发健康证的准备阶段，3月5日进入了入村入户的普查阶段，3月13日体检换证工作结束。体检换证工作历时14天。
1995年3月10日，是固安县入村入户大普查的第五天，任务依然是对有偿供血员进行体检，并对其更换健康证。为加强沙垡乡体检换证的进度，固安县有偿供血员体检换证现场指挥部将我从东红寺乡调到沙垡乡，组建固安县有偿供血员体检换证第8个工作组。
早上7点30分，我乘坐县防疫站的汽车出发，7点50分到达沙垡乡政府，与等候在那里的沙垡乡党委书记王敏、乡长许登祥进行了简短的工作介绍。上午8点，王敏书记准时召开有偿供血员体检换证工作会议，传达3月9日廊坊市政府召开的有偿供血员体检换证再动员电话会议精神。
廊坊市张市长在电话会议上强调，一把手亲自抓，务必5天完成任务。他说，目前形势（指疫情）我们拖不起，精神上拖不起，经济上拖不起，望大家振奋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保证完成任务。市政府电话会议后，固安县张县长要求，认真落实廊坊市张市长的讲话精神，内紧外松，要充分利用乡、村干部和“血头”摸清底数。县工作组、乡干部必须入村入户，要找到有偿供血员，采到血，5天必须完成任务。
按血站登记的有偿供血员名单，截至3月10日，在沙垡乡还有409人没有查到，涉及27个自然村。
根据这些任务，王敏书记进行了分组分工，共分了5个组，副乡长李荣霞、纪检书记李秀堂、副书记李宗尧、调研员刘学仁、武装部长刘德忠分别任1、2、3、4、5组组长，我和廊坊市卫生防疫站邱贺民被分到第4组，负责北小营村、北斜村、大吴村3个村77名有偿供血员的普查任务。沙垡乡卫生院护士负责采血。普查方式是先易后难，逐村逐户，按血站提供的有偿供血员名单，逐人进行动员、采血，耐心解释有偿供血员所提出的问题，保证采到有偿供血员的血样本。
9点30分，由调研员刘学仁组长带队，我们先到任务小的北小营村。全村应查6人，上午11点我们采到5人的血，1人外出。沙垡乡卫生院负责采血的护士新参加工作，采血很不熟练，供血员不让她采血。我在现场负责组织、供血员思想工作、保证采到血的同时还要负责采血。
近12点时，我们赶到北斜村。在该村应查16人，采到14人的血，2人外出。下午3点，我们在北斜村书记家吃午饭，是馒头、猪肉炖白菜。当时又累又饿，感觉味道不错。
下午4点30分，我们赶到大吴村时，天快黑了。该村应查55人，在晚上近7点时采到48人的血，7人因外出未查到。村医张大展告诉我们，本村张某某长期卖血，在外地打工，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回来。我们决定等他。等到晚上8点40分时，终于等到了张某某回来。我们先单独做张某某的工作，他就是不同意采血。后来我们又将张某某与他爱人叫到一起做工作，反复讲明普查对本人、对整个家庭的重要意义。抓住张某某勉强同意的时机，我立即采血，得到了他的血样标本。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25分了。
晚上9点35分，我们开车将血样标本送往县卫生防疫站，抵达时已是晚上10点钟。在那里等候接收血液标本的，不仅有固安县卫生防疫站的检验人员，而且有来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河北省卫生防疫站、廊坊市卫生防疫站的实验室专业人员。
送交血液标本后，我们来到固安县政府招待所平房2排会议室，向现场指挥部总指挥、河北省卫生防疫站流行病科主任魏德安，副指挥廊坊市卫生局副局长王广玉等领导汇报当天的普查情况。
晚上10点40分，魏德安主任操着很浓的家乡口音，通过当时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大哥大”，向廊坊市指挥中心报告固安县当天的普查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我们又去准备第二天所需的采血用品，将近午夜12点才回家。
这一天我们跑了3个村子，应查有偿供血员77人，实际查到68人，占88%，9人因外出没有查到。
在我们到沙垡乡入村入户体检采血之前，乡里已两次到村里开展工作，效果甚微。尽管工作高度保密，但人们已隐约知道在查艾滋病。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给毫无约束力的有偿供血员采血检测，难度非常之大。由于我们具备流行病的调查经验，特别是经过1985年固安县5个村全民普查丙肝，10年来连续跟踪随访丙肝病人，熟知与有偿供血员的沟通技巧，才使得当天的任务顺利完成。
第二天7点30分，我们又抖擞精神，开始了新一天的行动。
在3月13日我得到消息，3月10日我们采集的68份有偿供血员血液样本，其中有5份HIV抗体检测呈可疑阳性。最终确认，大吴村有两人为HIV感染者。1995年早春那场大普查永生难忘
刘彩云
刘彩云 1948年5月生，主任技师，1975年开始在河北省固安县卫生防疫站检验科工作，至2003年退休。曾任检验科主任。1985年开始从事丙肝防治工作，1995年开始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曾获廊坊市、河北省科技进步奖。
1995年2月26日，河北省紧急部署应对有偿供血人群艾滋病暴发流行重大事件后，在河北省卫生厅统一组织与指挥下，1995年2月28日至3月12日，在固安县展开了一场针对有偿供血员人群规模空前的大普查，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同时，说服动员其接受HIV（艾滋病病毒）检测。当时我是固安县卫生防疫站检验科主任，在那场重大行动中重任在肩。
2月28日，我们检验室开始进入大普查行动前的全面准备阶段。先进行了1天的人员培训，主要内容有保密原则，采血流程，消毒与预防职业暴露，HIV检测，血清的分装、保存等程序与要求，以及登记表的填写应用。其后，进行了人员详细分工，以及操作方面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诸如准备采血消毒用棉球，就是将1kg的脱脂棉制成一个个小棉球；准备抽血器具、现场采血用试管、化验室分装、保存血清试管，以及配制75%酒精等。
3月5日开始，我们固安县防疫人员连续8天入村入户大普查，至3月12日结束时，共采集了8500余份有偿供血员的血清标本。
在1995年，我县防疫站没有标准的无菌实验室，也没有超净工作台。我们和河北省卫生防疫站、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场检验人员十几个人挤在一个3间连通45平方米的房间里，在尽可能做好自我保护的前提下，每天要完成1000余份血清HIV抗体检测。同时，我还要做协调其他科室的工作，困难可想而知。
记得在3月10日，大普查工作实验室送检进入高峰。从下午5点30分开始，我们实验室陆续接收到各普查组送来的血液标本，到晚上10点钟，8个普查组共送来1855份血液标本。对于每批血液样本，我们逐一核实姓名、逐人登记，分离血清，进行HIV抗体检测。当时，我们使用的是快速检验法（胶体金法），试剂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国家艾滋病检测中心专家带来的。我们在检测中发现的所有阳性标本，都要经过省里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场工作人员一一确认。对于无异议的样本，填报可疑阳性报告单；对于有异议的血标本，第二天上午进行复测。最后分离、分拣，分装血清。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上标明采血时间和血清×××××至×××××号，可疑阳性与阴性血清分冰柜存放。第二天早上，将头天可疑阳性报告单送固安县有偿供血员艾滋病普查现场指挥部，按姓名、性别、住址重新采血复检。
当时，有偿供血员大普查时间紧、任务重，是一项关乎国家安危和百姓身心健康的政治任务。上级领导要求，当天工作必须当天完成。我们实验室全体人员每天都要忙到夜里11点以后。3月10日，我们完成当日检测工作离开实验室时，已是次日凌晨3点钟。几小时后，我们在早晨8点又准时上班，开始了新一天的紧张工作。
在那场刻骨铭心的大行动中，我们每天上午为各普查组准备采血用品，同时准备实验室下午检测HIV抗体所需的物品；下午接收各普查组采回来的血液标本，开始新一轮的实验室检测工作。由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至午夜，晚上我就把正在上初三的女儿反锁在家里。女儿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忙着去上学。见我连日入夜不归很疑惑。女儿问：“你们在做什么？”我说：“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的工作有时候也不完全在实验室。大普查中，对于可疑的HIV抗体阳性的有偿供血员，重新采血复检工作很艰难。当时，人们都已经知道防疫人员在检测艾滋病，抵触情绪很大。我们防疫站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A6⁃099号血是宫村镇曹某某的，第一次普查检测为可疑阳性。防疫站领导知道我们是亲戚，让我和流调组一起去做工作。白天、晚上去了两次，工作都没做通，就是不让再采血。第三天，我找到她表弟一起去做工作，才采到第二次血。经过复检，HIV抗体呈阴性。后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场检验人员将她的血带到北京，再度检测仍为阴性。曹某某一家很感激我们。虽然辛苦了一点，排除了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使我们很欣慰。我懊恼，1995年凉山发现的那例艾滋病不该是首例
李崇行
李崇行 主任医师，自1965年于四川省雅安医士校医学专科毕业分配到四川凉山州卫生防疫站，至2015年离休，一直从事卫生防疫工作，长期主管疾病控制业务，曾任凉山州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等，先后主持承担凉山州多个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现任凉山州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凉山州艾滋病防治顾问等。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凉山州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1995年6月20日，时任四川省凉山州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的我接到昭觉县报告，称该县柳且乡新尼村彝族青年阿木（化名，1967年7月1日出生，现已病逝）长期在云南昆明盲流，沾染上毒品。在昆明吸食海洛因时，因自己从股静脉注射，引起局部感染溃烂，久治不愈，已从昆明被遣送回家，现正在四开乡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
由于多年分管全州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接到这一报告后，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艾滋病”一词。当时，凉山州尚未发现过艾滋病疫情。于是，我非常着急，便与当时的我站检验室主任卫大英技师、慢病科科长段森医师驱车赶往昭觉县四开乡中心卫生院。
在四开乡中心卫生院，我们对该患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到他吸毒，并且长期与他人共用针具注射海洛因。我们还采集了其血液标本带回西昌。在凉山州卫生防疫站实验室，我们对该血液标本进行了两次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结果都呈阳性。
那时，在凉山州卫生防疫站还不能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确认检测。于是，卫大英技师将初筛阳性标本送往成都，请省卫生防疫站病毒所予以确认检测。6月30日，四川省卫生防疫站病毒所确证试验结果得出，仍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由此，确认在凉山州发现了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我们接到四川省卫生防疫站这一反馈信息后，及时报告给当时的凉山州卫生局局长谢宇才，也紧急报告了凉山州人民政府马开明州长和分管文教卫生的刘焰副州长。
当时，凉山州政府紧急召集州卫生局，州卫生防疫站，州一、二医院及州中心血站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通报这起疫情，并对艾滋病防控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明确提出了“五个加强”。一是加强对重点人群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尤其是要对从州外遣返回州的盲流人员及吸毒人员进行监测；二是加强医院管理；三是加强州中心血站管理，立即停止在昭觉、布拖等受毒品危害严重地区征募献血员和采集临床用血；四是加强正面宣传，注意疫情保密；五是进一步加强打击贩毒吸毒的力度。
按照当时州政府紧急安排部署，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全面落实州政府提出的“五个加强”，特别是针对重点人群强化了监测工作。记得当时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我们在车站、戒毒所、看守所等开展了大量工作。那时每从公安部门得到信息，我们都立即行动。我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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