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超越自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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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超越自己试读：

内容提要

敢于“推翻历史三千载”的人——做人要超越自我、勇于创新、敢于向历史挑战，敢于向现在挑战，敢于向未来挑战，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力量，北大历史名家邹衡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不断超越自我向历史发出挑战的人。

■邹衡：敢于“推翻历史三千载”的人

■人生范本：邹衡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人，就是他自己。而一个创新的人，首先就要超越他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固有思想的束缚，才能为历史的突破注入新鲜的血液。

超越自我，突破自我首先表现出对现实自我的不满足而力求改变的内在动因。事物的变化周期，无论反映在日常中，还是个人发展上，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序列，一种像四季一样变化着的系统。生活的车好像未曾有一日停止，但却有周期的演替，当旧的一轮周期寿终正寝时，新一轮周期也就负起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一种周期既经完成，我们应做好准备，着手应付即将出现的新的无序和混乱，不能在“完成”之后止步不前，躺在成绩上睡大觉。过去已成陈迹，而未来尚不确定，唯有认真掌握现在。如果不能继续突破自我，继续推进事业发展，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已经取得的一切，就将慢慢地被断送掉。“成功”、“完成”或许只是形式和原则上的过渡，更艰苦的工作又摆在眼前，我们要突破自满的藩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成功需要创造力。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虽然不会在太大的风险，但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只有突破思维定势，不断超越，进行创新性的思考，你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创造力属于那些具有要求自己更进一步习惯的人，它会使你产生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也会产生使你立即改正错误的决定，更重要的是，它会使你紧紧抓住成功的机遇。

国画大师齐白石曾刻过一枚印章，曰“胆敢独造”，表明他在艺术上的宏大气魄，柳亚子先生也有过“推翻历史三年载”的豪句。在学术研究中，何尝不需要这种气魄、这种胆略？“搞学术要有自己的分析，要敢于提出挑战”，这是邹先生的气派。正是这种敢于挑战的“狂妄之气”，使他面对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容庚、李济等大师而毫无惧色，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在考古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的成功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就是突破前人窠臼、勇于独造的历史。

邹先生既服膺权威，又不怕权威，不但不怕现代的权威，而且不怕古代的权威。八十年代，根据对山西南部曲沃县晋国遗址的深入发掘与周密论证，他大胆地作出晋国不在太原而在天马——曲村的结论。这一论断非同小可。晋都位于太原之说，早在东汉的班固郑玄时期就已经确定，以后诸朝都沿用此说，故后来有晋祠之建立，于是以讹传讹，穿凿附会，几成定论。而邹衡意敢对班固提出异夜，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是的，只有邹衡有此胆量。15年来，以邹先生为首的考古学者，以文献记载为线索，应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经过周密调查和大规模发掘，证实了先生的论断，终于使这个埋没近两千载的晋国古都重见天日，堪称中国学术界一大盛事。

关于夏文化的论争可以说是邹先生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夏文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大题目，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否定夏文化；而在国内，对于夏文化的具体地域和时期也存在着重大分歧。1977年，邹先生石破天惊，首次诊断偃师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全部是夏文化，顿时掀起学术界一场轩然大波，一时对手如林，非议频出。然而，在经历了国内外学术界十几年的“围剿”之后，先生的诊断仍“我自岿然不动”，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天垮下来我也不怕，我希望别人都反对我。”邹先生对笔者这样说的时候，是那样的自信，那样坚定，因为他握住了真理。他独创了辉煌的历史。

不因循守旧，不拜倒在权威脚下，大胆否定前人旧说，这只是邹衡先生学术精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直、诚实的学者，他也不惮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抛弃自己学说中的错误。超越别人诚然不易，超越自己则更难。

他说：“搞学术没有不犯错误的，要勇于修正错误，抱残守缺只会固步自封。”

几十年来，邹先生在燕园悉心耕耘，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考古界的俊才，有许多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专家，如现任北大考古系主任兼赛克勤博物馆馆长李伯谦教授便是他的高足。如今，他带着5个博士生，数目之多在北大也是屈指可数。“润物细无声”，“桃李满天下”，这是先生应该引以骄傲和自慰的。学海无涯，后继有人，这是邹先生之大幸，也是学术之大幸。

□创新是一种生的力量

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格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北大学者们不断进取，勇于创新，为北大的生命力注入了自己一腔热血。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代又一代北大人挥汗如雨，广学、精学，厚积薄发，为后人们留下一个又一个学习的典范。

从第一任北大校长严复开始，创新就是北大人的一种精神面貌。严复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当时之中国真可谓“前无古人”之举。但就是凭着勇敢的创新精神，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又一次泛出了青春的光华。

蔡无培，做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的一校之长，自其上任起，便大整北大不良之校风，革除传统思想中的封建与弊端，化腐朽为神奇，兴利除弊。

蔡元培自1917年起就任北大校长，在此之前，北大的封建主义、官僚习气还非常浓厚的。学校如同衙门，教师无心学术，学生则多系官宦富豪人家子弟，一心把求学当做升官发财的捷径，对读书了无兴趣，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学校内乌烟瘴气，亟待改革。

蔡元培主校后，立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举利除弊，匡正校风校纪，使北大迅速踏上振兴之路。

1917年1月9日，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大主张，并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的高等学府性质，明确了大学生们“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石激起千层浪，蔡元培的全新主张，立即在校内引起强烈的反响。

蔡元培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不废除旧人旧学的同时，大兴新人新学。

他三顾茅庐，恳请因主办《新青年》，大办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享誉海内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职，担任文科学长。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身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北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紧接着，蔡元培又陆续诚聘了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具有革新思想的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为北大师资力量充入新鲜血液。

同时，众多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如马寅初、沈尹默、徐悲鸿、熊十力、陈垣、萧友梅、沈兼士……也纷至沓来，被蔡元培请入北大，在文科、法科等处担任教授之职。

一时间，北大的文科变得实力异常雄厚，理工科方面显得相对薄弱，蔡元培立即在科学界广招贤才，聘请到李四光、丁燮林、何杰、丁文江等著名科学家来北大任教。

经过一系列精心调整，原本死气沉沉的北大，骤然间变得名流云集，人才荟萃，思想及学术活动都异常活跃，教学及科研均史无前例地盛况空前，呈现了一派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

除了在教学方面实施了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蔡元培还积极倡导思想自由，试图从最为根本人的思想方面对北大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他在校长内发动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国文学会、哲学会、史学会、心理学会等覆盖面广的学会，几乎每系都有，同时校内还有许多大型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北大新文学研究会、北大书法研究会、北大武术会……很多社团还拥有自己的刊物，如《少年中国》与《新潮》，在校内外广有影响。有几家社团邀请蔡元培校长但任会长，他均欣然应允。各学术团体还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既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与生活，也极大地活跃了校内的学术空气。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下，北大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的活跃局面，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从文，这位由旁听声起步从而成为北大教授的文学家，在其工作中，到处充满着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沈从文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科班教育，但在教学方法上，却灵活多变，更加富有特色。

由于自身即是正处创作旺季的著名作家，因此沈从文更注重言传身教式地向学生传授写作的实际经验与技巧。

他实行开放式的教学，从不让学生写什么命题作文，而是让他们完完全全地自由发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进行写作。命题作文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更不可能造就作家，对此，他深有体会。

沈从文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观察世界、认识万物的能力，认为观察仍是写作之本。

沈从文在教学中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仅要求学生们写，自己也常常动笔和学生们一起“写作文”，而后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起分析、研究文章的得失所在，通过深入细致的培析，使学生们对写作产生更真切明晰的认识与理解。

他这种独具一格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也许是因为自己在创作之路上走过了太多的弯路，也许是为了感念北大先辈师长们当初对自己的关怀，沈从文对青年学子们，尤其是文学青年，总是倾注了自己的满腔心血，对之进行鼓励、引导。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北大的任教生涯一共有12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虽然，沈从文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高于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他将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名垂青史，但是，作为一名认真、勤勉、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学教授，作为一名知才爱才、精心育才的辛勤园丁，沈从文先生亦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热爱。

彻底清除门户之见开创全新的局面

院系调后的北大系曲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科与原来的北大历史系三部分人马组成，各有各的门户。翦伯赞被认命为新组成的历史系主任。有人问他接受这项新工作有何感想时，翦伯赞叹道：“北大的一批人是胡适的旧部，清华的一批人是蒋延黻的旧部，燕京的一批人是洪煨莲的旧部，各有师承，各有门户，我只是孤家寡人一个，谁肯听我的。”此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翦伯赞当时的心境。

面对这种情况，翦伯赞到任后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地与老师进行了接触，或登门拜访或相约会见，了解大家的思想，沟通大家的心灵。经过一番深入的了解，使他感觉到门户之见并不那么严重，只要贯彻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历史系就能形成强有力的教学实体。展望未来，他已成竹在胸。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历史系群英荟萃，各教室研室主任要么是民主党派成员，要么是党外人士。翦伯赞对任何人都是重德重才，没有丝毫偏见。不仅如此，翦伯赞还十分关心教师们的生活，在党组织的协调下，解决了一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老师的生活和工作问题。面对来自不同年龄段的来访者，他都热情地接待，谈话内容不拘形式，从思想到教学、科研、学习、生活无所不谈，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翦伯赞已经成为教师们的良师益友和核心人物。门户之见的情况在北大历史系已了无痕迹了，北大历史系迎来了新的纪元，一个强大的教学和科研实体正在形成。

为了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阵地，并使北大历史系早日走向成熟和强大，翦伯赞不仅注意方向道理问题，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实际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改革，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翦伯赞十分重视党和国家对历史战线提出的任务，解放初期，就积极参与发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在日常研究工作中，他十分注重史料的整理工作，主张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史料，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历史科学的重要基本建设。他主持过多种资料的编纂工作，如《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等。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他还十分注意扩大史料的来源，不仅从正史、野史、笔记中找寻材料，还从戏曲、小说中挖掘具有有史料价值的资料，而且还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印证、对比，去伪存真。除了各种文字资料外，翦伯赞也十分注重考古资料，主张对历史文化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从而彻底清除了“门户之见”，开创了北大文化发展的全新局面。

季羡林主张“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他认为写文章可分为主动与被动两大类，他曾写道：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1000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贴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在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少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出“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志，惟学是务，勤各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吧。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梦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劳什子“地心吸力”干吗呀！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几十年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熟读圣书，心中先有一件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作垃圾卖给叫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你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写开写开。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写文章如此，做人以何偿不是如此呢？没有创新，何谈生存呢？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历史已经将这一点充分地证明给我们看了，没有创新，就没有生的力量。

□创新是一种精神

中华民族有很多种优秀的品格，有很多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多少年来，北大的一代又一代继承着先辈们用一生实践来的优良传统，并把它们不断地发扬光大，已成为了一种精神。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李大钊先生曾在北大工作10年。在一次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北大两字，本旁视者对北京大学之缩称，吾校人员亦省而用之，外人即不免认吾校自我北大，带有骄气，其实此正北大之精神。盖吾校要研究各种学术，自然算大。希望同仁以后都从大字上做去，发扬伟大的精神。”北大，已不单单是北京大学的缩称，而且被人们赋予了特殊而丰富的含义，它代表着一定的实际水平，某种程度的尊重，蕴含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人文精神，北大精神，一种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何为北大精神呢？北大校长丁石孙曾这样说过：

北大有其独特的校风，但是要让我用非常准确的语言来刻画北大校风或者叫‘北大精神’，这也是非常难的。北大90周年校庆时，我是从以下几方面来刻画的：

北大的学生是不断要求改革，常常不满意现实的。当然不满意现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北大学生总想把历史不断地推向前进。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精神，因为我们的社会总是要前时的。“北大的学生有历史的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我可以说北大学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都如此。有些从外面来的人同北大学生接触以后告诉我，北大学生谈自己的事情比较少，谈国家大事、谈事业的比较多。我认为这是好的。这种精神要发扬……”“与此相联系，北大学生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就是说，为了科学的进步他们可以废寝忘食，为推动社会前进提出主张，他们可以不顾个人安危，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得很。”“我觉得恐怕还有一点，我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北大的学生非常严谨和踏实。民主和科学都包括在内，严谨就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随便乱说话，一切都服从真理；民主就是说我们不惧怕权威。”

可见，北大时时处处无不散发着一种令人奋进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实际上，丁石孙校长这几句话，我们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字：北大的大，就在于北大人身在校园，心系天下。北大人的心中装得天下，当可谓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与古圣先贤们一脉相承之优良传统。即使面对今天走向新世纪的一派繁荣景象，北大学子中仍不乏忧心忡忡者。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给她中学时代的老师写信说：“大学生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英语了，过级、出国、考研，样样离不了它，自习室里刻苦钻研者有一大半在学英语，怪不得有人戏称北大是美国大学的预科班。在北大，为出国而奔忙已经像一日三餐那样平常了。”另一位北大学子说：“北大人才大量流失，或远走他乡，或隐匿于民间，很少为国家所用。虽然以北大之素质，行走世间也算从容，但毕竟缺乏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向心力，莫非真要到国难临头，方能显世间英雄本色。”

从使命感向责任感发展，北大人正走向成熟。作为北大的学子，首先应该秉承北大的创新精神。

要创新，就意味着要摆脱旧的东西，增加新的创意。正所谓去旧立新。

首先就要排除固有的旧的固定人的思维的观念

大象能用鼻子轻松地将一吨重的行李抬起来，但我们在看马戏表演时却发现，这么巨大的动物，却安静地被拴在一个小木桩上。

因为它们自幼小无力时开始，就被沉重的铁链拴在无法动的木桩上，当时不管它用多大的力气去拉，这木桩对幼象而言，是太沉重的东西，当然动也动不了。不久，幼象长大，气力增加，但只要身边有桩，它总是不敢妄动。这就固定的观念作用的结果。如果人也如此，在生活工作学习中被“拴”在“木桩”之上，而却不能发觉，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多么地可怕。

所以，我们应增加创意，不断地向更新的方向发展。

北大的一位教授有一次参观北京市的一所公立高中时，走进一间高三的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书一个实心的小圆。他问学生：“这是什么？”90%以上的学生都说那是一个点，其他的学生则说是一个句号。

而在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教室里又重复一次这个实验时，结果出现了27种不同的答案，从“我爸爸的秃头”到“路灯的眼睛”都有。

小学三年级和高三学生的答案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答案就是，右脑充分发展所致。1981年罗杰·史派瑞因为发现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球，各有不同功能，而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在左脑职司逻辑、线性及分析性思考；而右脑则控制想象力、创造力及冲动性思考。左右两半球虽然各司其职，但动作却相辅相成。例如：当我们想到某人时，右脑的动作使我们想到他人脸，左脑则使我们联想到他的名字。

遗憾的是，我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鼓励的是左脑的活动（例如记诵一些已发生的事实，然后来填写试卷），较少鼓励右脑的活动（创意思想等）。结果是，我们在左脑过度发展。而在北大，你就不会有这种遗憾。“创新”精神，是北大治学精神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这种“创新”，决不是胡思乱想、哗众取宠的胡闹；而是发于勤奋、严谨、探索、求实，继而又善于独立思考之基础上的功到自然成的智慧的迸发与闪耀！

现在的北大，学术诘难、争鸣之风依然彼伏此起，相互竞争和敢为学派的创新之事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愿重复导师所设计的现成的道路，宁愿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

北大出现了如此“混乱”的局面和如此多的“逆徒”，可是学校领导和老教师们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的欣喜，因为在他们眼里看到的北大的勃勃生机和无限的希望。

在北京大学，无论是祖师爷辈的老师，还是师爷、师父辈的老师，也无论是刚刚转为老师的师兄师组辈的老师，他（她）们都特别喜欢和鼓动学生“反对”自己的观点。他（她）们经常在课堂上或课堂下同学们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动脑筋，要善于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去分析问题，要学会发出新的材料、新的问题，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善于提出新的观点或看法；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不必按老师的观点去答卷，完全可以写上自己的观点，老师的也只是一家之言。只要你们阐述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时，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是与老师的观点完全相反，也照样可以得高分！”社会学系的一位老师谈到他的评分标准时，说得更详实：“完全照笔记回答的给八十分以上，答自己想的给九十分以上，而完全照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回答问题的很少有九十分以上的。”历史学系的一位老师也曾说过：“你们按照我讲的内容和观点答卷，等于把我给你的知识又还给了我，这没有多大的意义。”

北大的老师说这番话，决不是谦虚之词，更不是客套话；而是肺腑真言。北大的学生在这方面也是从来就“不谦虚”、“不客气”的。“逆徒”是一代接一代。

有无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有无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创见，是北大考核学生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北大精神锐气的关键所在！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是一个优秀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在过去是如此，在将来的社会里更是如此。邹衡先生说过：“世界经济和技术正面临着一个连续的时代。换言之，在技术和经济政策上，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理论上，都将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问：‘明天将会成为什么样？’而应考虑‘今天要做些什么才能创造出我们所憧憬的明天。’”新世纪已经来临，21世纪的竞争呼唤着创造型人才，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在竞争中失败。当前，各国的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创造力将是未来人才的首要素质。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人才不具备世界级的创造力，那么，这个国家将无以在21世纪的国家竞争找到立足之地；同样，一个人不具备较强的创造力，那么，他也不可能在未来世纪里找到其发展之地。因此，江泽民主席说：创新是一个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北大在长期发展和斗争历程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显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生动体现了中国人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也是北大永葆生机的重要动力。这种优良传统和精神动力，要永远发扬光大。

□发扬创新精神，用创意点击人生成功的火花

创意每个人“救活”自己的异常思维和才智，从而激活自己全身的能量。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投石问路者，或难或易、或明或暗，或悲或喜，仿佛不停地挣扎在一个个“陷阱”之中，因此用有效的创意点击人生火花，成为突击生存的梦想和手段。谁要抓住创意，谁就会成为赢家；谁要拒绝创意，谁就会平庸！这就是说，一个有效的创意绝对闪亮人生！

生活需要信仰，就是像菜需要盐一样。

一个有信仰的人，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截然不别，后者浑浑噩噩；前者有追求，有理想。

在众多信仰当中，创意是最独特的，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活信仰，能帮助你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人生的起点。

北大资深教授邹衡在告诫青年们时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能拯救自己，始终陷入一种痛苦的挣扎中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却无健康的大脑，完全不能根据自身条件和时机寻找一条有创意的道路。创意是你在百般无奈时、沉思默想时意外的发现，是一种精细的观察，是一种才智的爆发！

生活中，创意更是不可缺少的。从求职为例，职业的多样性，给每个求职创意的人提供了可能。假如只有一种职业适合自己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它本来就缺少创意，仅仅是一种不愿努力改变自身被动状态的懒惰心理而已。

北大教授认为：“工作惟有改变才能创意人生。这就是说，现代人试图改变人生的方法就是把智慧用在工作的创意中，力戒一种工作适合于己的观点。用不同的工作挑战自我，就是最大的创意！”

只有学会创意，你的职业人生才会多姿多彩，避免烦恼。

北大是广博的，她包容着师生们鲜明的个性，更允许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邹衡学生时代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看到老师们针对马克思主认体系的问题各抒己见，甚至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对于看惯了千篇一律、一下一致的邹衡来说，这无疑点燃了他脑海中久被禁锢的思想火花。他深深地记得，不止一位老师说过：“考试的时候，你们把我讲的内容全部复述出来，最多也只能得‘良’，我要的是你们自己的思想。”这种学术上的包容不仅开拓了他的思维，影响到他的学生时代，而且对他今天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都是一个启迪、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

□求索之路，总在时代的前沿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精神，都有着代表这一个时代的特点。而每一个时代却都有着一个共性：不断求索创新。每一个时代的前沿，都有着最勇敢的人在为更新的发展努力拼搏，寻找着生命的活力。

北大人是善于尊重和继承优良传统的，北大人更是勇于开创新局面的。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北大人总是“敢为天下先”的，也是敢于正视自我和善于突破旧我而蜕变新生的！

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为知识和智慧的竞争，而知识和智慧的竞争，又归结为学习的竞争。

知识经济是学习竞争经济，是人才经济。人才是学习的最佳体现和载体，是知识的命脉。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才之争。

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国民创造力的竞争，是创造性人才的创造速度的效率的竞争。在知识经济，人才和学习创新能力，比资金的投入与积累、市场的占有与扩大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人才是未来知识经济的制高点，是这场新的国际竞争的焦点。国内外许多高技术企业都是在有了技术创新人才和能看到潜在市场的人才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它需要的人才也应该是一种新型的人才，这种人才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是学习的完美效果体现。21世纪更注重能力，漠视职位。由于公司等级制度的崩溃和组织间界限的消失，工业时代的优越性便成了时代的障碍。明天的技术不再需要数百万粗通文化的人在一起干不断重复的工作，不再需要怕丢了馆碗而惟命是从的人，而是需要能够当机立断的人，能够在新的环境里迂回前进，还要敏于发现迅速变化的现实中的新规律。这就是适应和创造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需要这样的创造性思想深入骨髓的人。北大正是培养这些人的摇篮。

北大一位教授曾指出：一个创造性人才，应该具有以下素质：首先，应该具有创新精神，应养成推崇创新、追求创新和以创新为荣的意识；应该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次，应该学会创造思维，能够打常规，突破传统观念，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从而使思维具有一种“超前性”。第三，应该具有创造力，具备宽广而扎实的基础知识、广博的视野，以及善于综合、开拓新领域的能力，掌握创造新知识的方法论。第四，应该具有健全的人格，必须具备献身科学、献身人类事业的坚强意志，具有敢闯、敢冒风险、敢于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

面对21世纪的挑战，社会要求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明显得突出了。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简单地扩大知识面，高校应重视学生创新能力、获取知识和信息能力的培养。大学应教全学生怎样去思维、创新，从而成为人才。所谓高层次的人才，应当具有接受终身教育的素质，这是因为在生产实际中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产品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大学生不但要学会学习，而且还要学会生存。

邹衡曾说：全面素质教育应包括科学素质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两个方面。受过良好的素质教育的学生，应该具有全面的素质，能独立思考问题，成为适应力极强的多面手，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化素质教育不是古典的人文教育，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归，而是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文化素质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古典的人文素质教育关注的是人在自身道德和理性的发展，近代的科学技术革命给教育注入了丰富的内容，注重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结果、认识世纪。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文化素质教育，从内容上说，应该包括人文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两个部分。

邹衡举过建国初期，教育上的失误的例子。

解放以后，我国沿用了苏联的教育体系，采用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只注重知识灌输，不注重技能的训练，不注重动手能力的锻炼。以考试为手段，以高分为目标，使学生偏重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致学生的质疑能力差、辨识能力差、冲击能力差。用此来说明传统教育扼杀人才的创造力。

而目前，高校教育普遍存在功利化倾向，迎合学生的功利性要求，微观教育太多，宏观教育太少，技能知识教育太多，对学生的教育素质感染太少，这样培养的人才在素质上存在重大缺陷，他们只能成为高级打工仔，难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独占鳌头。

杨振宁教授有个评论：“中国的留学生，学识成绩都是很好的，但知识面不够宽。还有就是胆子太小，觉得书上的知识就是天经地义不能随便加以怀疑，跟美国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学生学习很刻苦，书本成绩很好，但是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明显不足。”

如此之学生，怎会在时代的浪潮上站住脚呢？两位学者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打中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要害。诺贝尔科学奖代表了世界科学一流水平。一个国家从立国到获得诺贝尔奖所需的时间，据对前苏联，捷克、波兰、巴基斯坦和印度5国的统计，平均数是37年。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已达半个世纪，至今没有完成零的突破。这固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传统教育扼杀了人才的创造性，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时代对我们的学习提出了新要求，大脑不能永远成为单一的接受器和存储器。否则诺贝尔奖将永远与我们这块国土无缘。知识经济时代的轴心转移更是从各个方面对传统的学习内容、方式和教育机制进行了深刻大批判，要想在新的社会中脱颖而出，创造性的学习空前的重要了。

无论历史多么的宏伟，无论现实多么的美好，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总应该去探索、去创新！北大及北大人在探索、在创新中永葆青春活力，永居时代前沿，永立于不败之境！

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孝远曾说：“人的生命的高峰体验，不是对彼岸世界的玄思，而是在今天有限存在中把生命体验发展到极限。人们要问一个问题：有一个有限的时间段中，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有趣事情，你从不试着去尝试、去做？为什么在你告别这个美丽的世界时，心中会有那么多的遗感？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进行过生命的高峰体验，哪怕只是一分种、一秒种？作为一种人生的营养液，史学出现了时间的超越，即要打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界线，以便让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都成为构筑今天生命大厦的砖瓦”。

□厚积薄发，不断进取，走创新之路

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应该有底蕴。只有广纳百川于胸中，融汇贯通并为我所用，关键时刻迸发出新的力量，有一种游刃有余之势，这样，在创新之路上才会思源不断，才会与众不同，才会想别人所不能想，成别人所不能成之事，才会在竞争激烈、强者生存的今天，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亿年前，地球上到处是体积硕大的恐龙。后来，地球上发生变故，恐龙在很短时间中灭绝。迄今，科学家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恐龙因为无法适应这种变故，而遭致绝迹的下场。

能变通者才能生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准则，不仅适用于上古时代，同样也适用于科技文明的现代社会。不论是生物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承认，在一场激烈的竞赛中，凡是不能适应者，都会被淘汰。

社会如战场，刀枪本无情，如果一个人在作战的中途倒下，显示其生存的条件不够。不幸的是，在各个工作场所中，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太多的“恐龙式人物”存在。他们顽固、严苛、立定不前、缺乏弹性。

在工作上，他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无法适应环境。在他们周围有许多学习新技术、深造、更换职务、创新企业等机会，但是他们往往视而不见，根本无心寻求新的突破。

工作与生活永远是变化无穷的，我们每天都可能面临改变，新的产品和新服务不断上市、新科技不断被引起、新的任务被交付，新的同事、新的老板……这些改变，也许微小，但每一次的改变，都需要我们调整心情重新适应。

面对改变，意味着对某些旧习惯和老状态的挑战，如果你紧守着过去的行为与思考模式，并且相信“我就是这个样”，那么，尝试新事物就会威胁到你的安全感。

这群人不喜欢改变，他们安于现实，没有野心，没有创新精神，没有工作热忱，满肚子目前的状态，不设法改进自己，不让自己有资格做更好的工作。

他们不肯承认改变的事实。他们不愿为自己制造机会，而情愿受所谓运气、使命的摆布。因为不相信自己能掌握命运，所以会选择错误，不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蹒跚前进，就是一辈子坐错位置。

这群人犯的最大毛病，就是无法视变化为正常现象。他们没有衡量自己适应变化的能力，包括步调、新观念、做事的弹性和效率，他们更不会探索自身的潜能，遇到变故发生，宁可坐以待毙。

不再成长，使得这群人过去所有的优点，逐渐都变成缺点，譬如，对工作的野心转变为勾心斗角、玩弄权术，对公司的忠诚转变为逢迎拍马，为了取悦上司，结果却对下属粗率无礼。他们让自己受限于困境，恐惧局限了他们的眼界，当然也降低了他们行事的能力。

他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一个人能否获得个人成就，看他是不是愿意尝试。乐于冒险，喜欢试验，能变通。这些才是获得学习和进步的唯一途径。

北大的一位教授学得好：“新技术、新知识的储存，正如同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时候一定会有利息可拿。”在工作的领域中保持革新，随时都要清楚自己要如何用新方法做事。如果你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写下10件你想做但有点冒险的事。把它们由易而难按照顺序排列下来，从第一项开始，每天冒一个险，做完后就从清单上除去，然后记住对自己说一些好话，鼓励一下。

今天就开始行动，冒险总比墨守成规让你更有机会出头。如果你不想被淘汰，你必须竭尽所能获得相关领域任何的新知，耕耘出一片专属的园地，并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还记得恐龙是怎样从地球上消失的吗？不要学做现代“恐龙”。

中国不是没有极富“野心”的青年。中国人的智商并不低，那么差距又在哪儿呢？华裔诺贝尔奖获得得者朱棣文先生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普遍的缺少一种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一直推崇中庸之道。

中国缺少“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鲁迅先生早就鼓励中国人“吃螃蟹”，但现在“敢于吃螃蟹的人”还是很少。人类只有不断地向大自然进行新的挑战，向权威挑战，向极限挑战，向新的领域挑战，高科技才能真正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缺少创业者，缺少新型的企业家，缺少真正的风险投资家，中国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

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社会，要想把握机会，迎接挑战，要创造自己的事业，必须远离胆小、懦弱等不良的心理素质。

勇敢是和冒险紧密相联的。要具备勇敢精神，就是善于冒险、敢于冒险、敢于博击新领域，敢于领风气之先。

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断地进取与创新。北大的一位教授曾举比尔·盖茨的例子。

当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拥有一个开放的头脑，这也正是造就他的成功和财富的内在特质之一。能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证就是微软公司在互联网时代的战略转型。早在1993年，比尔·盖茨就以7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荣登《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首位。到1995年时，微软公司更是以操作系统和软件雄霸个人电脑市场。但当时比尔·盖茨几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及时地意识到互联网的引入将使整个信息产业和全球经济发生根本性的革命。然而由于他随时保持对周围世界的敏感性，并及时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使他改变了看法，全面调整了微软的战略。

要想了解盖茨到底是为什么一开始对警告信号视而不见并不困难。早在90年代初，当互联网络奇迹般地由个人网络摇身变而成为全球性的通信与计算机媒介之时，盖茨的微软公司增长正旺。销售额增长了两倍，达到38亿美元。员工也由1990的5600人增至1993年的1.44万人。这主要是出于视窗软件的成功。

到了1993年，技术方面的消息灵通人士发现了“万维网（WWW）”，万维网可以让你在网络上轻松的显示图表和照片。尤为重要的是，你只需用带“小丁”的鼠标在某个地方轻轻一点，万维网就可以让你在网络计算机间跳来跳去。然而，在当时的微软公司和比尔·盖茨看来，万维网不过是个普通的新鲜玩艺儿罢了。

比尔·盖茨说：“我是不会说，‘现在已清晰可见万维网将在今后几年里迅速发展’之类的话了。如果当时你们问我大多数电视广告是否会在广告内容中加入万维网地址，我会放声大笑。”而且盖茨和他的经理们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考虑。政府的决策者们对微软公司反竞争行为的调查正在进行。微软还有一个秘密小组正在创建一个服务项目以同“美国在线”一较高低。尤为重要的是，众多的程序员们正忙于研究后来的Windows95。

微软公司对万维网所作出的公开反应一直沉默不语。直至1995年秋，万维网的猛烈发展势头给微软公司敲响了警钟：它已对微软公司造成了威胁，已有约2000万人不用微软公司的软件而沉迷于网络。更糟的是，在太阳微系统公司所开发的一种新的计算机语言的推动下，万维网作为一种新式“平台”正在崛起。这对视窗个人电脑上的霸权地位，以及整个个人电脑时代构成了挑战。

盖茨坐不住了。1995年12月他举行了一次大型活动，表明微软公司打算全面参与并赢得这场网络时代的软件大战。微软公司将生产网络浏览器、网络服务器，并对微软公司现有的程序进行网络化。从那时起，微软公司总部的每个人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有着35座建筑物的大院里，每个角落都进行着网络项目的开发工作。1996年2月份成立了专门从事网络产品开发部门的员工人数增加到了2500人，这一数字比网络公司及紧随其后的五大网络新贵的员工人数之和还要多。盖茨说；“当前，互联网络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它将带动一切。我们的软件个个都是核心产品。”

为什么盖茨这么快就醒悟了？因为盖茨对历史非常熟悉，有些市场的领导型企业，比如通用汽车、IBM之类的公司由于其高经理人员未能洞察到整个行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而载了跟头。而且盖茨对市场情况看得很清楚：到1996年中，互联网的动力就变得极其强大，而网景成了万维网的新领地内统治者——网景至少占有游览器市场的2/3。

如果当时盖茨固执不已，那么可能真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微软公司是否会被国际互联网置于死地？”但是盖茨没有给其他人这样的机会，他根据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调整了自己的思维。在数字化时代，没有什么比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更重要。而这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头脑，需要勇于进取的精神，需要广泛的知识做基础。任何墨成规的人，或固执己见没有知识眼光的人都无法成不一个永续的成功者。

后来，有人评价比尔·盖茨的战略转型时说：“微软以惊人的敏捷对它所犯下的近乎致命的错误做出反应。比尔·盖茨在1994年就犯过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他未能及时地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但到1995年5月，他就领悟了。就像他在一个内部备忘录里写到的，现在我把互联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互联网是IBM在1981年引入了个人电脑后研发生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互联网是潮流。它改变了游戏规则。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遇，也是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挑战。”

只有掌握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把握自己的命运。

21世纪的社会，有许多新的知识有待人们去学习和掌握。谁掌握了新知识，谁就开辟了新领域，解决了新课题，从而成为了成功者。未来学者认为，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向更高、更新、更尖、更精方向发展的时代，人类将进一步认识自然，开辟新能源，征服癌症、艾滋病等困扰20世纪的疾病。科技化社会将给人们带来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更大的方便。但是，人们在享受着高科技恩惠的同时，也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森林毁灭、土地沙化、污染严重、酸雨肆虐、温室效应、臭氧危机、矿茂耗竭、淡水缺乏、放射性物质、动植物物种的灭绝等，都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幸福与安全。而这一切对于有志于探索和攻克这些难题的人来说，却是难得的机遇和挑战。无疑，谁功克了难题，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而这种成功者靠什么攻克难题呢？当然最主要的是知识。因此，知识在21世纪的成功中具有前所未有的作用。

由于知识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锻造自我，首先是知识的学习和获得。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各项体制的健全，以往那种“痞子发财”的现象，正在逐步弱化，失业下岗者也大多是知识水平较低者，而知识先富阶层正在逐步崛起，干部队伍和知识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在本世纪末已经开始出现，以后只会日益明显。

在北大，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范围，是博与精的结合。博是指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涉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精是指在自己的专业或本职工作的范围内，尽量掌握高精尖的知识，并不断树立自己的观点。

学习和掌握知识，最关键的是刻苦认真，持之以恒，不要拖延。

不仅在社会上是这样，学生也应该努力掌握新知识，扩大知识面，这对于面对新世界挑战的青年人来说，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北大的师生以知识广搏，基础扎实见长。他们一贯强调和重视“打发基础”的重要性。

北大哲学系统启伟教授回忆说：

洪谦先生是弛誉国际哲坛的著名哲学家，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之一“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我在195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很长时间里虽久仰其大名，却无缘得识，因为在50年代初期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是不许登台授课的。只是到了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即1955年秋天，由于我选的论文题目是“批判休谟的不可知论”，系里请洪先生做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我才有机会去拜见了他，我发现，洪先生待人很平和，也许是初次见面吧，对我很客气。他似乎不善言谈，而且说话也很谨慎，除了谈毕业论文的写作并指定几本必读书外，几乎没有什么题外之言。但是，有几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至今难忘。洪先生说：“你这个论文题目只有一半，只有休谟哲学这一半，我可以做些指导，至于批判这一半，你恐怕要自己多思考。批判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学马克思主义大概还不如你们同学学得多。苏格拉底说得好，‘我知我为无知’。（我后来知道，这是洪谦先生非常喜欢的一句格言）我不能以自己无知东西去指导别人。”但是，他接着说：“不论你怎样去批判休谟，你首先要认真地读休谟的书，弄清楚休谟自己究竟是怎么说的，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

其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就是一年之后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他还曾屡屡以此教我的治学第一要义，用他的话说，就是研究一个哲学家，首先就要“沉下心”读他的书，“钻到”他的书里去，真正把握他的思想，不要事先有个批判的框子，把人家的思想“切割了往里塞”。对洪先生的这个教导，我在1956年11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读书应浸沉于书中，深知其当然其所以然之故。慎勿先存威爪为批判而寻章摘句，必不能沉下心读书也。”

洪先生反复对我说，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好比盖房子，地基不牢，盖不了高楼大厦。又说，知识基础要像铁板钉钉一样牢固、扎实。他甚至用手指着头说：“就是要把基础的东西地钉在脑子里。”我们好几届研究生学制是四年，为了打好基础，洪先生要我用一年半的时间读西方哲学史。他说，你研究休谟也好，研究别的哲学家也好，都必须有深厚的哲学史的功底广泛积累，才能有所用，正可谓‘厚积而薄发’。有人讲维也纳学派目中无史，不重视哲学史，洪先生认为，其实石里克（维也纳学派领袖，洪先生的博士生导师）有很深的哲学史的修养，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时，哲学史是必读的。

此外，洪先生还要我全读或选读了许多西方哲学的古典名著。他总是讲一定要读哲学家自己的书，一定要读原著，这是“基础的基础”，有的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还特地请对希腊哲学研究有素的方书春先生做好几次辅导，为我解答疑难问题。

北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梦奎教授认为他现在的学术成就得益于求学时牢固的基础知识，他指出：

北大对我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治学方法的训练。

北大的专业知识教育是扎实的。当时陈岱孙、罗志如、樊弘、赵靖等有名的教授都给本科学生开课，甚至给低年级学生开课。赵靖先生开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课，是全国高校的首倡。罗志如、樊弘、范家骧等先生开的西方经济学课，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厉以宁先生当时只有三十岁左右，他讲授外国经济史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深受同学欢迎。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就是榜样。图书馆是开放的，丰富的藏书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借阅包括解放前出版的图书、报刊和杂志。经常举办学生自由参加的各种讲座。我没有浪费这几年的宝贵光阴。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因病休学大半年时间，在校学习的五年没有回过家，所以的寒假、暑假及至星期天，都是留在学校读书的。除读经济学，还漫无计划地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东西，使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以经常学为主的杂家。当是我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产生了兴趣，学年论文题目写的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毕业论文写的是的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因此而研究了一些关于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资料。指导老师赵靖先生教我怎样做卡片，怎样似论文大纲，以及文章的起、承、转、合，使我受益匪浅。我感觉到，所有授课的老师，在教学中都是毫无保留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点东西。也许是巧合，甚至是幸运，我从北大毕业后一直从事笔墨生涯。先是做编辑工作，后来长期在国家领导机关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公余种“自留地”，自己写些东西，成绩都还不算太坏。基础是在北大打下的。在北大所受的教育，使我享有终生。

许多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进入了理想大学的青年人都认识到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强调学习应抛却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1996年陕西省文科高考第一名王凌指出：“从求知出发看高考，会平静那浮躁的心态，抛却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我认为高一、高二不应只盯着高考，而要夯实基础、拓宽眼界。在知识积累和思考习惯上做到深广合适，协调有机。”

1996年广西省文科高考第一名熊远萌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特别强调“牢固掌握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万丈高楼平地起，扎实的基础是进一步提高能力、取得好成绩的前提。对知识掌握得牢固，考试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

1993年广东省高考文科第一名陈健在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厚积薄发是学习的方法，也是事物运行的规律。厚积，就是扎扎实实地打基础，一点一滴地扩大知识面；薄发，就是游刃有余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取得成功。厚积薄发，用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厚积是量的积累，薄发是质的飞跃。学习知识是讲究厚积薄发。”

进取，创新是时代的要求，厚积薄发，学习知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智慧的模仿和创新也是成功的一条途径

创新有很多种途径，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你尽快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模仿——智慧的模仿就是其中之一。

北大经济学院一位教授认为：人生大部分的学习，其基本观点之一，就是从他人的成功里汲取经验。智慧型的模仿或者说创造性的模仿是建立在发挥自己的特性、肯定自我的基础上。不仅要学习别人的经验，还要能不拘一格，不断地寻找更多的、更有效的方法，去达到你的目的地。

能推动和撼世界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擅长模仿的人，他们精于学习的艺术，能踩着别人的脚印前进而不是贸然前闯，因为他们知道人生有涯。

要向卓越模仿，你要像个侦控，像个测量员，不断地质疑并找出得以成功的痕迹来。

在科技领域中，每往前跨进一步，都是循着先前的发现和突破。在经济世界里，不从以往学习，不会像创作艺术般经营的公司，必然消失。这个道理是我们都深信不疑的。

然而，人类行为的世界，却是依然使用过时理论及资料的少数领域之一。我们中有许多人，还在那种19世纪心智行为的模式中打转。例如把某种事命名为“沮丧”，你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就真的沮丧了。真的，那些理论还真是丝毫不爽的预言家呢。

模仿是件有力的工具，但那只是让你用来拓展你自己的方式、你自己的做法，你自己的透视力，没有任何做法是能永远畅行无阻的。

模仿对每个人而言都不困难，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孩子是怎么学会说话的？体坛新手怎么跟前辈学习的？一个有抱负的商人又是怎么成立他的公司的？全是模仿来的。这里举个在商场中简单的模仿例子。现代社会有个通性，就是在甲地可行的，往往在乙地也能适用。所以在商场有些人能够赚大钱，就是透过我们所说的跟进方式。如果有人在北京，开了一家生意鼎盛的快餐店后，那你看着吧，在上海也会成立相同的商业店；如果有人在广州经营一家专门供应奇装异服以达宣传效果的生意，很有可能在沈阳和大连也会有相同的生意出现。所以有很多人事业成功，就是在市场尚未饱和之前，把甲地成功的做法，依样画葫芦地搬到乙地去，就这么成功了。类似的同样情形，你可以学习别人证明有效的方式再制一个。如果可能，再加强一下，要成功就有如探囊取物了。

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模仿者应当首推日本。日本经济令人目眩的背后是什么？是了不得的创新？可能有一些吧，但是如果人翻开过去20年的工业历史，就会发现很少有重大的新产品或尖端的科技是发源于日本。日本人只不过剽窃了美国的点子和商品，从汽车到半导体的一切东西，再加以巧妙的模仿，只保留精华，改进其余部分。

有许多人公认钢铁大王卡内基是世界首富，你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吗？很简单，他模仿洛克菲勒、摩根和其他金融巨子。他留意好些人的一举一动，研究他们的信念，模仿他们的做法，就有了今天。为什么张海迪不只是活下来，而且能够从别人所无法忍受的打击中振作起来？当她还躺在病床上时，他的亲人就为他念一些曾经克服重大难关之人的事迹，这让他有模仿的对象，使得奋发的意念压过了所遭受的悲惨经历，他也有了今天。所以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他的境遇，而在于他选择从什么角度去看自己，从那些方面去着手行动。

在今天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已形成了现代成功者的必备素质，智慧的模仿者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自己必备的东西，从而为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伊索寓言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动物在森林里聚会，突然间一只猴子出来跳舞，动物看到它的舞姿都赞不绝口。你一句，我一句，大家热情地赞美猴子。一只坐在角落里的骆驼，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非常羡慕。骆驼心想：“我也想个办法，让大家称赞一番。”于是，骆驼就站起来大声说：“各位，请安静一下，我要跳一支骆驼舞给大家看。”动物听了都很兴奋，张大眼睛看着。骆驼鞠躬之后，开始摇摆身体，它滑稽、丑陋的舞姿，不仅没有获得动物的赞美，反而引来大家哄堂大笑。骆驼觉得很难为情，就偷偷地溜出森林躲起来了。

寓言中的骆驼因为愚蠢模仿的结果，很难为情地躲进森林里。其实，并不是所有模仿都会落得如此不堪的下场。模仿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愚昧无知、不用大脑、东施效颦式的模仿。另一种类型的模仿是智慧型的模仿，即在模仿的时候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故事中的骆驼正好与刚才所讲的例子相反，没有创造力的模仿，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和损失。只有保持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别人所没有注意的，把握时机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才能使自己走向更好的未来。

著名的宁红集团是一个以保健茶为核心的现代化集团，该集团创业初期曾面临负债780万元的困境，正是由于总经理涂翌利率领集团精干力量开发新产品，使得宁红集团走出了一条新路。1991年春节刚过，宁红的几十名精兵强将奔赴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去进行市场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国内的“回归大自然”之风已经悄然兴起，生活富足的城市居民渴求身体健康，而市场上的保健品虽然花样繁多，但优劣难分，而且保健茶处于萌芽期，市场品种稀少，保健功能也处于摸索阶段，国内的市场潜力巨大。正是在这样全面而细致的市场调查基础上，涂翌利成立的“宁红保健茶业中心”从此一发不可收，推出了大量保健茶的新品种，在国内同行企业中获得领先优势。

创新在这里不仅是企业兴旺的促发因素，更是维持企业长盛不衰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还将是推动企业走向未来辉煌的关键因素。

□突破前人的束缚

我们在学习前人的优秀的同时，也为自己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前人固有的思想的一张网。这张网给了我们学习中的许多知识，但有时候也网住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此时，只有勇敢地否定前人，冲破这张网，才能够创造新的东西，得到新的发展。

凡事不破不立，破才能立，破是为了立。因此说，批判的态度是激发创造性思维的动力，批判的精神是科学家的可贵品质。不加分析地跟着别人跑，这对创造是有害的。邹衡曾举个一个反学界的例子。

18世纪化学界流行“燃素学”。这种认为物体能燃烧是由于物体内含有燃素的错误学说，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误使许多科学家都去积极寻找燃素，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瑞典化学家舍勒也是热衷于寻找燃素的人，他从硝酸盐、碳酸盐的实验中，得到了一种气体，实际上就是氧气。但他却以为自己找到了燃素，命名为“火气”，并解释为火与热是火气与燃素结合的产物。舍勒如果不受燃素说的影响，当时就得到了氧气的发现权。英国人普利斯特在实验中也得到了氧气，可是也因为笃信燃素说，而把氧气说成“脱燃素的空气”，遭到了舍勒同样的命运。

后来，普利斯特把加热氧化汞取得“脱燃素的空气”的实验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却未从众，他不受燃素说的束缚，大胆地提出怀疑，经过分析，终于取得了氧气的发现权，使化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要敢于否定前人，培养提出问题的能力。学习新知识，不能完全依靠老师，也不能盲目迷信书本，应勇于质疑问题。勇于提出问题，这是一种可贵控索求知精神，也是创造的萌芽。创造的机制是：由于知识的继承性，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容易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概念世界，而当某一些经验与这一概念世界发生冲突时，惊奇就会开始产生，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人们摆脱“惊奇”和消除疑问的愿望，便构成了创新的最初冲动，因此“提出问题”是创新的重要前提。

1922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冬夜》。该诗集收录了俞平伯数年间创作的一百余首新诗，在我国的新诗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当时，由于我国的新诗发现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新诗创作的理论探讨与总结，就显得格外需要与迫切。俞平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在此方面卓有建树。

在《冬夜》的自序中，俞平伯现身说法地总结道：

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真实。做诗原来是件具体的事情，很难用什么抽象概念说明它。但若不如此，又很不容易有概括的说明，只要不十分拘执着，我想也或无碍的。“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的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意去创造哪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在此，俞平伯无所顾忌地道出了自己的两大创作理念，一是自由，二是真实。他的所有创作都是基于上述理念完成的，因而带有鲜明的个性与时代特色。这两大创作理念也可以被看做是新诗创作中具有共性的基本原则。

在新诗的艺术形式上，俞平伯的主张可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畅通无阻——什么格律、音韵，什么“主义”、“流派”……以往诗歌创作中的清规戒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他束缚，他只需用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丰富的自我，丰富的世界，那么，这就是诗。

这一段关于新诗创作的宣言，对新诗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均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总结，对当时我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诗创作运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俞平伯就是这样，以北大为舞台，以诗歌创作为出发点，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之路。

偷平伯是一位敢于向前人“争锋”的“破网”之人。

俞平伯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也就在于红学研究领域。而初步文坛时以诗歌创作为主的俞平伯，又是怎样走上红学研究之路的呢？

早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着扎实功底的俞平伯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已熟读《红楼梦》，并对部伟大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日后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俞平伯与他的老师胡适先生关系非常密切，胡适对俞平伯十分欣赏，曾邀请俞平伯帮助增删《尝试集》；而俞平伯对胡适也是极其敬重，因而在学术研究上，也便不知不觉地受到胡适的很多熏陶与影响。

1921年初，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其本人潜心精研《红楼梦》，写作完成了著名的《〈红数梦〉考证》。受其影响，他的弟子中掀起了一股“红楼”热。

这段时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有半年之久，他与胡适、顾颉刚等人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系，主要通信内容，即是探讨《红楼梦》的种种问题。可能是由于初涉红学领域，此间他并未拿出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胡适红学大师的对话与切磋，为俞平伯日后在红学界一鸣惊人，奠定了功不可没的基础。

到了1922年的春天，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就红学研究的不同方法，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二人在报刊上你来我往地论战，引起了俞平伯极大的兴趣，也促使他将自己的红学研究进一步进行深入化与系统化。

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是以重考证的“自传说”为基石，与胡适不谋而合，而与蔡元培的“索隐派”针锋相对。

面对德高望众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俞平伯这个初生牛犊没有丝毫的畏缩。也许，正是由于蔡元培所大力倡导的学术自由的北大校风所使然，俞平伯竟然大胆撰文，对蔡元培的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无所顾忌的批评。

敢于校长争锋，也许，这是仅能在北大才会出现的奇迹。

原本在红学界藉藉无名的俞平伯，就这样一炮打响，正式踏入了红学研究这块神圣的学术领域，并一举成为以研究作家的身世、情感与思想发展为主的“新红学”的代表性人物。

这年的7月，俞平伯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红楼梦辨》，并在本书中提出诸多新颖独到的看法与观点，给当时的红学界，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与生机。从此“新红学”不仅可与“索隐派”分庭抗礼，而且渐渐占据了优势。

俞平伯就是这样勇于否定前人，敢于走创新之路，从而成为了红学界的大师。

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不知有多少次为创新而向历史发出挑战了，或许人们已经把他们的容貌淡忘了，但他们的精神，他们对历史做出的贡献却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北大人，影响着千千万万的青年人。这也许正是北大的魅力源泉吧。北大把“创新”作为治学之精神，不仅仅是希望北大人能够成为创新的代表，而且更希望创新精神能让中华民族泛出更耀人眼目的光彩，能使中国的进步在前进的世界中加快步伐。

■赵国：以平常心对待人生

■人生范本：赵国

常人应该何持一颗平渖心。而事实上，常人最难拥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平常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眼看着身边的人住别墅、开汽车，常听别人侃侃百谈高档消费，如果是有一种坚定的志向和信念，我想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何持，谈泊的心态的，而在北大，正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为学术而奋斗，让眼花镣乱的世界在他们的面前引退了。他们勤恳，他们甘于寂寞，他们以罕见的执着和坚定，使学术的光芒更显得灿烂而澄澈。赵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赵国，女，1945年2月生，河南尉氏人。师从王摇、乐黛云，1981年在北大中文系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为批判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大一学者这样评价她：

赵国常说自己的“老”。但是她凌厉的谈锋，时而发出的富有感染力的笑，使你觉得，她所谓的“老”，或许更指一种境界。在这个字的庇护下，她可以更加坦然地摒弃浮躁的心态，摒弃虚夸，而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她不再易受外界的纷扰，“老”使得她游离于“圈子”之外，更以平常心来面对学术与人生，她甚至谈漠于别人的评论。“我清晰地体验着发生在自己这里的衰老过程，觉察到生命由体内的流逝，甚至听到了生命流逝中那些细碎的声音”。对于一个刚刚五十出头的人来说，“衰老”这个词尚显得滑稽，可是这种渐入老境的心态，对于学术上如日中天的学者而言，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它使她得到了摆脱借口，心灵更加自由，无所羁绊，空前从容。如果你在她的文体当中读到了前所未有的淋漓的品评，读出了删繁就简如三秋树的表达背后所蕴涵的洗尽铅华之美，那么，你会觉得，“老”给赵园带来的可绝不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或者恰恰是相反也未可知。赵园自己，也时常“害怕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自得共乐、无不满不平、持论公允稳健”的蔼然长者。几年前有人在文章中称赵园为“旧式的女性批评家”，想到自己在所谓新人眼里，已是“过时人物”，她不禁失笑，彼时的心境，似乎听到谈论另一个人，漠不关心，不妨随喜一乐。“老”来怡然，不乏幽然，总不会掳上袖口来干仗。

赵园又可算得上是我所里的最坦然的。她的不加掩饰不留余地的直率，有时候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语名的斩截率真与文丛的曲折掩映成了有趣的对照。生活中的赵园，对师，对友，总是任性而为，出语无忌。对颇具师道尊严的王瑶先生，她也不一味恭顺，有时甚至不惮顶撞；即使在纪念王瑶先生的文章中，她也不忘指摘他的震怒中所显露出的“旧式”的“病态自尊”。这就是赵园，不隐讳，不造作，在艰涩沉重的文体后面，你倾听的是真实的“独语”，不必提心受欺骗；她可能故意遗漏某些片段，但凡她所叙述的，决没有煽情般的夸张，也没有着意编的轶事传奇。学者的散文，也不善于吹“肥皂泡”，读后，别是一种风味，似与时下的文风不同。无病的呻吟，在她是不可饶恕的。

在纯粹思辨的世界之中，女子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也许从生理学上得到某种牵强的解释。在而学术研究中的女性倾向，却是所有女子者之大忌。而赵园却是例外的处之泰在的一个。她并不刻意追求所谓女性风格，但是也决不回避、隐藏，她不欣赏的，只是那种故作粗犷的“假小子”的习气。然而在赵园的学术世界里，并不缺秒思辩。虽然完备的、体系化的训练并不具备，但她在大不时代所积攒下来的哲学养料，却实在使她以后的学术生涯受益无穷。在赵园的著作中，你也许一点儿也嗅不到有“女性标记”的某些气味。她的文风，犀利、斩截、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顾影自怜；她的论断，精警透辟，往往发人所未发，独具方家慧眼；她的选题视野广阔，自辟蹊径，其深度与文度均令人望而却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得以在众多男子所“盘踞”的学术天地中卓然不群，自树一帜。

她写道：“我在作为对象的形象世界中游走，试图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整个文学时代；度图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控录这个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同时，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时代的感性面貌。”而事实上，赵园一直在寻求对自己终极能力的挑战——陌生的知识领域，陌生的理论架构，以至于陌生的表述，她尤为心向往这的，是思维能力、认识能力惟及将认识理论化的能力。她力图达到“生命的深”。

赵园戏称自己是“邂逅学术”的。所谓“邂逅”者，不期而遇也，选择了学术，选择了书斋生活，在她是偶然而幸运的。枯寂与清贫，确也是书斋生活必然的伴生物，但她并不打算用安贫乐道、献身学术之类冠皇的话来自慰或是解嘲。她相信她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必有人做的，其价值无须特别论证。多少年来，因为弄学术，她已经习惯了听取满腔同情的半悲悯半慨叹的评语：太清苦了。每逢这时候，她真想仿庄惠之辩反问一句：“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是的，学术给予她的，是不受纷的一份宁静，她在学术中清晰地体验到生之力的扩张与延伸，“激情迸发时任激情迸发，平静谈中写平静淡漠的文字”，她甚至对上苍的安排心存着深深的感激。自然，书斋生活之中也有不可弥补的缺撼。整日安坐在书房的一隅。沈溺于思考与表达，对于活泼的生命，“永远地丧失了游戏的态度，永远地丧失了悠悠怡然，以至于迟钝了对四季流转、寒暑交替的感觉”，竟至于“一年年地忽略了初春时柳梢那烟似的鹅黄，到瞥见枝头翠色欲滴，才照例地悚然一惊”。书斋是纠缠她的矛盾与迷惑的所在，她有时竟不可抑制地压倦，强烈地向往她不曾拥有的生活，在投入与逃避、兴奋与疲备之间游荡，既惧怕喧嚣又不耐沉寂，这是她初期常有的状态。她曾不无神往地叹道过“我哪怕是一个健壮的村姑呢”，我听得出神往后面的怅惘与苍凉。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空旷的天地间独行的旅人，永在途中，注定了漂泊，体味着“孤独者的甜蜜与惆怅”。

人到中年，便很容易为“宿命”的意念所缠绕，是的，由事后看来，那些当时于懵懂他促之间所作的抉择，是决定了人生不可逆转的航向，怎样刻骨铭心地塑造了人的整个灵魂禀性，想来是令人惊诧莫名的。1964、1978年两次鬼使神差跌跌撞撞地踏入北大，在赵园，正是这样的宿命，无从诠解。如果说她是在躁动、浪漫，而不无忧伤困惑的革命激情中度地了好个难以怀的“前文革时代”，那么当1978年重回燕园，在而立之年又漫步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的时候，她的心境却带上了某种苍凉的紧迫的意味。对赵园而言，北大更犹如乡土，它不是那种可以无所牵系地走出世界，它在记忆的深处潜伏着，偶一提起，便会兀自怦然心动，在北大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中，她写了《属于我的北大》。北大在她心目中，是三四挚友的神奇而持久的遇合，是王瑶先生充满睿智与才情的暖而大的客厅，是师友间的纵情谈笑，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也许正是由于离开了燕园，她才能以更超然的眼光来瞩望它、思念它、品味它——内心里聆听乡土的声音。

这就是北大的一员，在她的身上，散发着北大的气息——一种幽幽的清香能润时间的长河，能育岁月的花草，能结芬芳的天下桃李，中平淡却又平凡。淡然这中透着对人生的追求和执着，平平实实的生活支了体现着做人的真谛。平和的心态中蕴育着高远之志，清晰、坚定的。没有华丽的色彩和修饰，也没有浮华的声音与场面，有的只是坚定的心和明确的态度。这也许就是北大所蕴育出来的人物的特别之处吧。

□做人，首先要明志

有志者，事竞成。足可以见“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了，只有明确了你的志向，你才可能选择你的道路，在后开始你人生的旅途。如果一个人无“志”，就像航海没有航灯一样，最终只能在大海中摸索，甚至会被海浪湮没。人要立志，更要明志。北大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它们做人的时候应该借鉴的。他们不但立志、明志，而且还决不“失志”。

马寅初先生便是这种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可“失志”的典型。50年代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的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居乃琥曾回忆说：

后来，我逐渐了解到，马老早年留学回国，就拒绝种种升官发财的机会，到北大执教。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断发表文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四大家族”并针砭时弊，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中“马首是瞻”的“民主斗士”。马老从1955年起就高瞻无瞩地提出控制我国人口的正确主张，并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但却遭到错误批判，马老师坚持真理，不向权势屈服，毅然于1960年1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更可看出马老的“志”有多坚。马寅初先生早在1914年至1927年就在北大任教，1919年推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6月1日，69岁的马寅妆先生从浙江来到北应该，出任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当天，北大师生在民主广场上举行欢迎马老就职的集会。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介绍说：“马老嫉恶如仇，绝不讲情面。马老的治学精神和正派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表明，他是一贯坚持和发扬北大的民主传统与作风的！”在30年后的1981年在马老重新得到肯定的时候，人们看到为坚持真理，马老竟付出了20年的代价。也许这正是马老所经受的教育吧。

早在解放初期，马寅初就十分重视和对国家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他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江浙一带视察。科学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与人口激增千万的尖锐矛盾使马寅初感到不安。他得出结论：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以矛盾，必须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着想。在当时，这真可谓是“天下第一人”了。因为那个年代还在强调“人多力量大”。

直至1957年4月初，马寅初谈了人口问题。接着又在北大发表了人口问题的演讲。6月，马寅初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成为一篇《新人口论》，选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了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后又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马寅初呼吁：“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会棘手，愈难解决。”很可惜，这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马寅初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情出发，在他费尽心血的《新人口论》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人口的问题的实质、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并且指出：“如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来推算，10年以后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奖达9亿8千万，50年将增加到26亿。”“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

接着，他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三条根本途径：1.积极发展生产；2.控制人口数量；3.提高人口质量。并且，马寅初在控制人口问题上提出了定期普查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以及提倡晚恋晚婚晚育、避孕等具体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和远见旧识很快被当成毒草遭到批判。结果是，错批一个人，我增三亿人。

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不许左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文章责难马寅初：“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

康生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中当着马寅初的面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遭到口诛笔伐。北大校刊和学报接连发表了18篇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刊辟专栏，大肆批评马寅初。《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刊，陆续发表了近60篇批马文章。憨直忠厚的马寅初仍抱着科学态度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始志不谕。阅读批判他的文章，写大字报进行辩论。他表示，在人口的问题上，“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寅初为自己的志向坚定不移，不但不有屈服，而且更加不断向前。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

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暴力屈服、批判者们投降。他没有投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相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确的。

马寅初还在一次批判他的会上表示：说我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凭良心说我至今还弄不通。批判我见物不见人，我更搞不通。我的人口论，既重视客观规律，也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只见物不见人。坚持了自己的志向，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痛苦。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便再次加码。

由于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落入康生手中。康生对当时的北大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左派进攻，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左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底到1960年1月中旬，北大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甚至马寅初在校的住宅燕南园63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召开了三次，还精心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从此，马寅初从一位正直进步的民主战士，变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

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要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

他还说：“我是根据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大胆地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的。我勇于更正错误，但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

这就是真正的北大人，他体现的正是一种纯粹的北大精神。明确志向，为理想而斗争，为正主和真理而奋斗做人应该有如此的品格。

□去尽浮躁，洗却铅华，保持真我之志

北大有自己的特色，北大人有自己的风格。第一代北大人都继承和发扬了北大自己的风格，他们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优良的品质在北大人身上一代代星火相传。

在一篇回忆温儒敏的文章里，曾这样描写他的处事各为人：“这是镜春园内一处极平静的住宅，深秋之时繁华落尽，一片萧索。满院的秋菊，柘荣交偃仰俯卧，一任天然。主人的天性，恐怕是爱花的，可是于修剪经营之事似不经意。窗前几丛竹子长得尤其盛大，隔着窗房看去，竹影婆娑，很有一点韵致。主人蔼蔼如也，与他叙谈的时候，他的语调始终舒缓平和，即使激动时也绝不高亢，正可谓温文儒雅，名实相符。怪不得有位同窗说，与温老师一度闲谈一身浮躁之气便扫荡殆尽，他的沉重的气质，别是一种不露痕迹的力量。”这也许正是去尽的浮躁之后的一种沉静洗去铅华之后的一种力量吧。

自从1978年进入北大，二十个寒暑交替。从年方而立到知天命之年，他把人生最浓重的一笔写在了北大。北大，几乎意味着他的一切，这并不夸张。“让我说些什么呢？”他摊开两手，很率真地笑着。他并非故作谦逊避让之语，对于一个半身心性命都融入北大的人来说，想置身事外，心静如水地梳理于北大的种种思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十年中，他划过了青年到中年一段深刻的轨迹。他虽然没有惊天泣鬼神足以彪炳汗青的大功业，可是，在这里，生命的历练，学术的造，信仰的抉择，一天天地走向丰满成熟，对此，他不能不对北大怀着举深深的感激。“北大给予我的很多，我回报北大的太少”，这是他的心里话。温儒敏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人生与学术取向有着很清醒很客观的认识。他的童年，经历了崭新的中国的洗礼。中学时代，又怀着近乎朝圣者的忠诚与理想主义，经历着一次次运动，经历着饥饿、狂热、疑惑和对知识的渴求。

高中时负笈他乡，在那间用两块半钱租来的潮湿发霉的小屋里，他编织着文学之梦，乐此不疲，身心俱醉。“读书使人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与超越”。那一代人，对于艰难，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坚强的抗御力与容纳力。当时他并不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悲壮的预想，在这种昂扬的精神里面，是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色采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颗向往的心，就是凭着这一腔执着，他们透视过时代的艰辛，走着自己平常而又伟大的路。“现在的年轻朋友往往用更现实而怀疑的眼光去看我们那一代的单纯与理想主义。不管怎样，我确实是在理想的激励之下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发奋读书的，好时我很充实。”他执着地坚信，“富足，可能销蚀人的意志，助长惰性”，“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古训在这一代人身上实践着，不仅是身行，而且还有心灵就是凭着这种洗去铅华，浮躁的沉静与安然，他们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但对于那一代的理想主义，却不能置微词，而始终怀着由衷的崇敬。

温儒敏不无调侃地说，大喧时代对于未来生活所有的梦想，不外乎一间书房，几册书，一架收音机而已。由现在看来，这三样东西颇富象征色彩：书房，代表着必要的生存空间；书籍，代表着精神的寄托与自由创造；收音机，则昭示着他们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的心态。这三大件，不客气地说，几乎成为现代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欢愉与痛苦的根源。他们在痛苦中磨练着自己，锻造着沉静的灵魂这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但也正是由于生存空间的熏陶，他们对于现实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敏感，即使蜗居书室的冷静的学者也不例外。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在某些现代青年看来近乎虚妄而幼稚，可这种品质在他们身上却根深蒂固，几乎同对于磨难生活的隐忍宽容的态度一起，成为他们的第二种本能。对于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使命感决定了他们的独特的学术取向——学术与生命，在他们那里合二为一水乳交融。中国式的书生，往往自得于他们的“辽阔”，而温儒敏们却完全不同，对他们而言，学术固然要求纯粹，但纯粹并不等于完全超然的技术操作。他们在其中贯注了深切的历史责任，他们的理想与人格。也代表了北大人的理想与人格。

温儒敏说他最难忘的是导师王瑶先生，忘不了导师对他的学术生涯一次次的引导与教诲。他尤其感铭于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他的勉励，劝他振作精神，埋头著述，不必东张西望。“在行生弥留之际，他对人生对死亡有过许多形而上的思索，没有感到生命的虚妄，因为他同鲁迅一样，是很入世的，是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即使预感到死神的将到，也还是对于事业的发展，青年的进步抱有信心。他同样不愿将恶劣的情绪传染给别人。”

他喜欢一个人漫步，沉浸在一种静美空灵的境界中，与湖光林色融为一体，在他的心目中，北大极普通，就如同他自己的一部分；北大又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落，挥之不去的自由的学术空气，精神的富足，雍容廓大的气象，在中国，具有这种气质的学府无疑是可贵的。温儒敏说：“北大学风的存在，对于中国是一种幸运，很难得，应该珍惜。”自1996年秋开办以来，来自不同的领域、持不同观点的学人纷纷登坛亮相，在此切磋砥砺，交相辉映，在燕园引起不少的轰动，对于年轻学者的学术创造，他总是坦言：“我可能不赞成他们的结论，但我赞成他们的存在。”

在王瑶的弟子身上，我们不仅仅看到钱理群的激越冲动，将生命体验注入学术；赵园的妙悟，以直观驾双纷纭；再如吴福辉的机智细腻，陈平原的才气横溢，温儒敏的稳健严整，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的活泼多姿的气象。可是他们共同格守着王瑶先生的治学风范，同时又都保存着一腔对学术的执着和热忱，用一颗真诚而宁静的心去面对学术，面对纷繁的社会，坚定地走着前进的路。

身逢百年校庆，温儒敏不能不生出万千感慨。北大赋予他学术灵魂，给了他梦想和幸福，但是北大并非完美无缺，在现实的烧铸之下，他和北大一起，有着并不平坦的过去。他并非没有遗憾，但他一如既往地以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去面对生命与学术。他处世和平，而决不苟从，待人老成，却不世故，于圆通之中自有板眼。而今，他已50岁，他达观知命，澹泊名利，自信而且从容。他仿佛进入一个丰硕的收获季节：已发表专著四部，论文百余篇，洋洋百万言，共中《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两书，被学术界誉为新时斯以来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坚强而有创见”的专著，被国内外许多大学指定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而且都被翻译到海外，在异国引起反响。除了写书教书，他还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当过中文系主任，近来又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他说，因为自己太认真，不见得合适“当官”，何况行政事务对于自己做学问有太多耽搁。然而学校指派自己做，没二话说，即使对个人的学问有些损失，也得认真去做。这是一种责任感。他对自己并不满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学术无止境，事业无止境。对于北大，对于自己，他在沉静的审视中寄寓着希冀。

钱穆治学不盲从，不随流俗独有一份清新，淡然沉静。保持着真我色彩。钱穆的治学态度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治经学，敢向康有为挑战；治先秦诸子，敢于章太炎、梁启超论短长，与胡适争论谁的“老子”更“老”；讲近300年学术史，根本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另起炉灶，研究历史，在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疑西思潮盛行之时，他打着信古的旗号，重整了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生命脉络。钱穆对待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据说《先秦诸子系年》写成时，先送清华大学丛书出版，但清华有人指责其体裁不当，令改撰。钱穆二话不说，转送商务印书馆；后《国史大纲》写完后，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钱穆坚持不从，经过多次争执，终于依原稿出版。这就是北大人，他们的身上，总有着北大的真我色彩。

而北大的传统是对于学术问题，自己可以坚持已见，但也要容许别人坚持已见，而且择善而从的事也不少。

不断保持沉默也不成，逼得梁漱溟非开口不可。1974年2月，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半天的发言，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认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我现在认识到文化，孔子是代表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我认为林彪没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有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就是我对林彪严厉的批判！

正因为保持真我本色，梁漱溟发言后，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对抗“批林批孔”运动。有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的感情时，梁漱溟答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被勒令作出解释时，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持他自己的‘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梁漱溟以铮铮之言抵制了批孔，反映了他不畏权势、不畏时流，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他为了自己心中之“志”不畏强暴，体现了北大人的一种做人的风格。

对于文化大革命，梁漱溟有自己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了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凭着这种信念，梁漱溟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在文革的喧闹声中，写作《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也就是凭着对人生的平常而执着之心，梁漱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壮美的人生图画。“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作，我及可以互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令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正是这样的一种品质，感召着北大无数颗赤诚的心灵。梁漱溟的为人之道，不但执着而坚定，同时又赤诚而正直。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人格使历史为之动容，使生命为之倾倒。这样的做人方式，不仅影响了北大的代代学人，同时也感召着一代代华人，使之是为学习的楷模。

在北大，论做人，不无这种精神品质，这是应该在我们手中代代相传下去的一种无尚的财富。

□真风流出自真内涵

真正的才华不是装出来的，真正的品质是从内心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丰富的阅历，博大的知识积累，这一切，才会使你周身焕发着一种特别的韵。正如苏东坡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真正有内涵的人，他决不会矫揉造做地表现什么，反而会自有一番气度，反之，一个只心追求外在的东西的人，他所表达的，也许只是简单的肢体语言。北大，正是以博大的胸怀培育了无数的有博大胸怀的真正名士，在他们身上，流露出的，是一种自然的气势。

在现在这个崇尚个性的社会里为了引人注目，不惜进行十分拙劣表演的学生也不乏其人。在一所师范学院校里看到过的一个小伙子，他穿着一件非常破旧的绒裤，绒裤显然已经有很多年头了，像是旧社会的产物，恐怕很快就可以成为古董进博物馆了，可以清晰地看到绒裤上打了很多补丁，但仍有几个醒目的窟窿在捕捉着过往的行人，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左右腿上的四个大字：左边是“穷人”，右边的是“没钱”。他的这一装束招来了不少人的观望，但他丝毫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似乎更加神气得意，仿佛“穷”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后来据说系领导认为该生的行为影响了校容和校风，决定找他谈话，劝其收敛一下，但该生坚持认为他就是穷人，就是没钱，装不出很文明很有钱的样子，有什么办法呢？领导说系里可以考虑给予困难补贴，或者动员学校力量为其募捐，却遭到了该生的婉拒。实际上，他的家境并不困难，他之所以那样，只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个性，做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这其实只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以为表面的东西是一种不随流俗的自我表现。恰恰想反，这正是这种人的可笑可弃之处。

而真正的风流是源于内涵之中的，所谓的“能人”、“名人”决不是装出来的或刻意“做”出来的，而应该是一种真实自我的自然表露，是才华的自我表达。

有个胡适的故事：胡适以我行我素而闻名于世，珍珠港事变前，我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书托美国车会图书馆代为保存。

书籍运到华盛顿后，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努索·埃文斯特请胡适前往察看并派大员陪同。岂料胡大使这种“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自不禁地席地而会，旁右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那些陪他前来的大员和图书馆馆长被冷落在黝黑的书库走廊，大踱其方步。最后，当胡适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后，又开始和这批与“善本”无缘的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经纬。

这些事，在外交圈子里自然有失身份，但胡适我行我素于不自觉之中，是真名士自风流，因而别人也认为了是位“学者大使”，由此他的怪行反而被传为佳话。这正是因为他表露的是一种纯正自然的学问，而非故意装出来的“自我”。

1927年胡适到纽约时携去100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的博士论文，由杜威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而胡知一生中接受34个名誉博士学位这不是能“装”出来的，也不是能用衣服“穿”出来的，而是凭着真才实学“换”来的。

在学者中，保持自我“真性情”人比比皆是他们的身上，有着大家风范，有着真正的名士风流。陈平原这样评从自己的老师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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