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赏析与影视改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晓红,徐曼,孟冬梅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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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赏析与影视改编试读：

名著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具有历史、文化等深刻积淀的文学作品。名著欣赏是读者为了满足审美需要，在理解名著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联想、情感、思维、再创造等心理活动，以追求理论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名著欣赏活动是由名著欣赏者与名著欣赏对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名著欣赏的特点产生于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名著欣赏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还赖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适应性。名著作品在自身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同时，通过读者对名著作品的审美欣赏，使作品具有了生命形式，读者的阅读释放了名著生命的活力。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欣赏过程：

1．文化储备阶段

读者步入欣赏领域之前，对欣赏对象——文学文本，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这种选择，既决定于接受主体的世界观和人生修养，也取决于接受主体的审美情趣、文化积淀和审美能力。审美情趣表现为审美偏爱、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还有审美态度。文化积淀主要指读者理解作品的事、情、理所需的知识储量。而审美能力可以理解为读者认识美、欣赏美的能力。

2．文学欣赏的期待视野

接受理论家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理论，指欣赏之前，读者在心理上对作品所怀有的期待和要求，表现为文体期待、意向期待和意蕴期待三个层次。它决定着阅读的选择、重点和效果。问题期待即读者对文学体裁样式的期待指向。意向期待即读者对文学形象的期待指向。意蕴期待即读者对作品较为深沉的情感、意义的期待指向。

3．文学欣赏发生阶段

主要是指读者通过语言媒介，形成欣赏注意，进而感知文学形象的阶段，即“言”“象”阶段。欣赏注意把欣赏活动作为一个动力过程，其伊始就要注重“欣赏注意”的形成。文学创作是一个创造形象的过程，而文学欣赏则是一个再现形象、感知形象的过程。

4．文学欣赏发展阶段

文学欣赏的高级阶段是对意蕴的深入把握，其间伴随着两种心理现象——联想、想象的展开和情感反应的持续。

首先，文学欣赏联想是把两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想象。广义的想象包括初级形态的联想和高级形态的联想。狭义的想象是指大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又分为再现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

其次，共鸣和净化是两种常见的文学欣赏情感反应，是文学欣赏高潮来临的重要标志。共鸣是一种心灵感应现象。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欣赏文学作品时，读者的思想感情与作者的思想感情相互沟通，交流融会，并同忧同喜。二是欣赏同一部作品时，不同的读者产生的心理趋同。净化是共鸣的进一步发展，是指读者通过欣赏活动，实现去除杂念、提升人格、趋向崇高的自我教育过程。

5．文学欣赏延留阶段

延留是读者对文学作品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为主的飞跃，是欣赏活动的最高境界。延留的表现之一是回味；另一种表现是融入。第一节名著界说

在这里所说的名著属于文学范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跻身名著的行列。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呢？一、什么是文学

文学一词，最初是指文章和博学。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中，直接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孔门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来的《魏书·郑义传》这样说：“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可以看到，文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含义。同时，文学从它被使用时起就具有了学识或博学含义，凡是富于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

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排除了“博学”的含义，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含义较为狭窄，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5世纪时在魏晋时期，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文学”从广义文学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相当于今日的“语言性艺术”的内涵了。这就是说，文学实际上被认为具有了语言性艺术的性质。这样，文学的另一个内涵较为单一的含义可以理解了：文学是指那些以表达情感为主并具有文采的语言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往往与学识、甚至所有语言性作品形成复杂的联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它的“缘情”特点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有时甚至还能占据主导地位。

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

在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还提出了“文”与“笔”的区分。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弥合，“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行开来，广义文学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韩愈倡导文学传达“道”或“古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他反对过去那种一味注重“言辞”，相当于“文采”的时风流弊，强调文学传达儒家“古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如果说“学”（学术）的目的是表述儒家之道，那么同样，“文”（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传达“理”——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文”与“学”正是在“道”的基点上统合为一体。

柳宗元直接主张“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他反思自己年轻时只重视言辞及文采的偏颇，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指出：“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坚持认为如果沉溺于“文采”就会阻碍通向“尧舜之道”。这样，从唐代起，文学中“言辞”及“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最高目标，这就为消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铺平了“道”。正由于“道”的主宰作用，“文”与“学”在“道”的基点上重新消除了差异，“文章”与“博学”两义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

从此时起到清代，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的观点代表了这种广义的文学观的一种极致。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在他看来，“文学”一词应当具有如下含义：凡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竹帛上的，就叫做“文”；而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就叫做“文学”。这里不仅明确地沿用文学的文章和学术含义，而且使它无限地扩大到凡“著于竹帛”的一切文字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包括文章和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字（语言）作品的总称。凡是用语言（文字）制作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这就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字）性符号：口头言语、文字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历史等作品。文学既可以指有文采的表情的语言性作品，即今日文学；也可以指传达消息的日常言谈、记事载言的史书、说理论事的学术著述等，即今日的非文学。这种包容一切的广义的文学含义，就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语言性符号”（linguistic sign）一词相近了。这样，文学一词就是人的所有语言性符号行为及其作品的代名词了。所以，文学在广义上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包括今日的文学和非文学。

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分类机制的传入，中国逐渐地形成了如下现代文学术语：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这一现代含义其实是来自现代西方的狭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在现代相互交汇的结果。可以说，西方文学观念为文学提供了现代学术分类机制，而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则为它设置了传统依据。当西方“美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魏晋以来的有文采的缘情性文学观念就被激活了，从而汇合成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这种汇合点在于两方面：第一，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形式美内涵与中国的“文采”得以对应起来；第二，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表情性内涵与中国的“缘情”内涵相沟通。也就是说，来自西方的形式美和表情性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采和缘情性传统观念实现了现代跨文化会通。因此，如果只看到西方影响而忽略中国古代自身的狭义文学观念传统的激活，是无法完整地把握现代文学含义的来由的。因此，文学的现代含义：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反映现实生活，表情达意，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二、文学的性质特征

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精神现象，当它应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产生以后，它就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经历着自身的发展过程。而且，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在阶级社会中）、不同民族的文学，通常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汉赋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汉代产生、繁荣以及后来随社会发展而衰落，史诗这种文学形式在古希腊时代产生、兴盛以及后来随社会发展而消亡，都有它们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必然性，并带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之间，既有某种历史继承关系，又有时代的、阶级性质的区别，也都可以找出其内在根据。

随着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人们对文学的性质和特征也有了逐步深入的认识和把握。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人们对文学现象或者说在当时只是混沌一体的诸意识现象中的文学因素的认识是幼稚和粗浅的，往往把文学以及其他艺术现象视为神的赐予。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学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

在中国先秦时代，虽然人们还把文学与学术混在一起；但对当时文学的主要形式诗歌的性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尚书·虞书·舜典》中就有“诗言志”的说法。稍后，孔子论述了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荀子注意到了诗歌及音乐“入人”“化人”的审美力量。

汉代的《诗大序》和《礼记·乐记》强调了诗乐吟咏情性的抒情性质，并论及了诗乐与时代、现实的关系（见《诗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更在他们的文学理论著作中，进一步深入地把握了文学的性质和特征。他们强调了文学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审美性质；区分了不同的文学体裁的特点；指出了“神思”“感兴”对文学创作的特殊意义；注意到作家的个性、气质和学识深浅雅正对文学创作及作品风格的重要影响；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诸如“文气”“风韵”“风力”“风骨”“形似”“滋味”等，来说明文学的许多特殊品格（见《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

此后，从隋唐到明清的1000多年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取得的对文学性质和特征认识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入微地把握了文学的许多品格。唐代皎然、刘禹锡以及自日本入唐的空海大师等人提出了诗“境”的概念，初步论述了诗歌主观的情、意与客观的景、象相结合所产生的艺术境界的特点，白居易强调文学须“为时”“为事”而作，韩愈倡导文以明道；宋代严羽认为诗有“别材”“别趣”，标举“妙悟”“兴趣”（见《沧浪诗话》兴趣说）；明代李贽鼓吹文学须表现“童心”；公安派提倡诗歌要“独抒性灵”（见性灵说）；清代叶燮认为诗歌是主观的“才、胆、识、力”与客观的“理、事、情”相结合的产物，等等。他们都对抒情文学的特殊性质提出了各自的理解。

对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的特点，明清的许多文人学者也开始有了较深的认识，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述了戏曲的一系列特殊规律，金人瑞、毛宗岗等人在《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评点中，阐发了人物性格的创造法则，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许多学者开始吸收西方一些美学思想同中国古典美学相结合，来观察和解释文学现象。如梁启超强调小说与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阐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的艺术感染力量；王国维接受了康德、特别是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宣扬文学的本质乃是“解脱”人生的“痛苦”，并总结了中国历代关于诗的“意境”或“境界”的论述，对这个概念作了全面界说。“五四”以后，对文学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以至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许多相当完整和精密的美学体系的形成，对文学的性质和特征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不过，它们表现出自己的民族特点，与中国美学大相异趣。三、文学的不同体裁和种类

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文学是具有自身特点的一种样式。而就文学本身而言，它又具有各种不同的体裁和种类。

中国古代有所谓“文”“笔”之分或“诗”“笔”之分，即分为韵文和散文两类。中国现代美学通常把文学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四种体裁。在西方美学中，也有人把文学分为诗歌和散文两种基本类型。还有人从内在性质上——即以文学所反映的对象和内容、所用的塑造形象的方法等为标准，把文学现象分为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三大类。

文学的不同体裁和种类之间，虽有大体上的区别，但无绝对界限。而且不管什么体裁、什么种类的文学作品，都有着共同性和统一性。它们都以反映在作品中的现实生活以及融化于其中的作家的认识、评价和思想感情为内容，以内容的组织结构、存在方式及其语言表现为形式。而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总是辩证地、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杜书瀛）（一）小说

以散体文的形式表现叙事性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是小说的基本特征。

小说起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鲁迅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因为原始民族，穴居野外，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进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先秦两汉的史传散文，在叙述故事、描写人物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给予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滥觞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但这些小说篇幅都较短小，故事情节也较简单，大抵是一些片段。到了唐代的传奇小说，才逐渐形成了比较曲折复杂而又完整的故事情节，宋元时期，出现了话本小说，明代又出现了文人创作的拟话本。经过这样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小说，吸收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长处，又广泛地借鉴了外国小说特别是19世纪西欧和俄国小说的创作经验，使小说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小说已成为中国文学中最重要也最繁荣的体裁。

1．小说的构成要素

第一要素是故事情节。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是展现人物性格、行为、思想、感情和各种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任何故事情节总发生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因而它也是展现人物环境的必要条件。小说的情节具有可叙述性，但一般是通过描写人物思想性格和情感欲望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物关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展开的。反映丰富的生活内容、描写众多人物的小说，往往交织着多条线索，有主要的中心情节，还有若干次要的副情节。

另一要素是人物性格的刻画。小说在故事情节的开展中，应当通过对人物外貌、人物行为和心理状态的直接描写，再现活生生的鲜明个性。小说也有只写一个人物的，但通常总描写一个以上的人物，除了主要人物即小说的主人公外，还描写众多的次要人物。

小说不可缺少的要素是对人物的生活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具体描写。小说的环境描写包括历史背景、时代气氛、人物关系、人情风俗以及自然景物等方面。

小说必具备以上要素，但并非具备以上要素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小说。散体文或以散体文为主的形式使小说区别于诗歌；描写内容不受舞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它区别于戏剧文学；而艺术的虚构则又使它区别于纪实散文和传记文学。但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又是从神话、史诗、戏剧、纪实散文和传记文学中摄取营养而发展起来的。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有些现代主义流派认为小说可以不要情节，不必刻画人物的个性和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也不一定要进行环境的具体描写，强调“表现自我”，主张孤立地描写人的某种情绪、某种潜意识心理。

2．小说的分类

小说按其篇幅长短分为长篇、短篇和中篇。长篇小说指篇幅长、描写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反映比较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的作品。

小说可从不同的角度区分其种类。以题材而论，欧洲中世纪有骑士小说、16世纪西班牙有流浪汉小说、18世纪英国有感伤小说、法国有哲理小说，等等。中国古代，宋代话本有胭粉、公案、灵怪等类，明清有英雄传奇，清代有才子佳人小说、谴责小说，近代、现代则有社会问题小说、心理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神话小说、惊险小说、侦探小说、反特小说、推理小说等。

小说在其历史发展中，反映的生活内容、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以人称来说，多数小说采用第三人称的故事体，特别是长篇小说，作者对所写的故事，只作客观的叙述。但也有第一人称的小说，作者以“我”的身份向读者讲故事，或者采用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等。此外，也还有人采用第二人称的叙述方法。从语言来说，在中国则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之分。“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融古今中外小说的表现形式手法于一体，形成了现代中国小说新的体貌。现代小说继承了古代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粗线条的勾勒和工笔的细描相结合”以及结构上“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散实联”的特点（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茅盾评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又吸收了外国特别是西欧和俄国小说心理刻画和意识流的手法，以及在情节结构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适当运用插叙和倒叙的方法，等等。

随着电影、电视的兴起，还出现了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现代小说拥有的表现手段几乎是无限的，凡是生活中存在的现象而语言又能加以表现的，小说都有能力加以描写。除了描写人物的肖像、语言和行为外，还可以描写人的感受、幻想以至梦境，这就有可能把存在于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的历史画面与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色彩鲜明、惟妙惟肖地在一定篇幅里刻画出来，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同时，小说还可以利用作者的旁白、议论和抒情，使自己的艺术表现获得哲理的和诗的光辉，由此增强作品的思想容量与艺术魅力。因此，现代小说是文学中表现力最强的一种体裁。（二）散文

散文的概念古今有所不同。古代指与韵文、骈文相区别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中国文学散文是从应用文字和学术论著，最早是经、史、子发展起来的，与应用文字和学术论著关系密切。

1．散文的历史沿革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也是书写文学的萌芽。周代出现了大批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名著，其中有不少著作，或其中的某些篇章，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秦汉散文是在先秦散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至东汉以后散文取得了某些独立地位，原来只作为子、史著作的表达工具而存在。这时，除子、史专著外，开始出现了各体单篇散文，如书、记、碑、铭、论、序等。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变化时期。诗、赋和骈文的繁盛，一方面造成散体文的中衰，另一方面也为提高散文的修辞技巧和文采准备了条件。

唐宋古文运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实际是一次关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全面改革运动。在它的推动下，自唐宋迄于明清，逐渐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山水记、寓言、传记、杂文等文学作品。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是中国古代散文体分类的集大成之作，它将文章分为13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的状况。

2．现代散文界说

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并列的一种文学样式，包括叙事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近年来，由于叙事性散文中的报告文学和议论性散文中的杂文越来越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学样式，因而人们也越来越趋向于把它们从散文的范围中划分出去。这样，就又形成了狭义的散文概念，即专指以抒情为主或抒情与叙事并重的“散文小品”。

区别于小说、戏剧文学，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要求写真人真事，或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加工。散文中的人物、事件，必须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至少也应有相当根据；但它所允许的艺术加工程度要比报告文学大些，它强调人物、事件的主要方面符合客观真实，不像报告文学那样，要求所写的人物言行乃至时间、地点、事件都必须准确无误。散文中的“我”，与小说中的“我”有很大的不同，常常是作者自己。散文能真切、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事件和问题，直接表达作者的认识和情感。

散文不同于小说、戏剧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反映现实生活，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不要求完整的人物情节，具有选材、构思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抒情性。如鲁迅的散文，就往往抓住生活中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或一些有内在联系的生活片断，来表达一定的认识和感情，而不求像小说、戏剧那样具有丰满的人物、完备的情节。作者写这个人或这件事，不是为表现而表现，而是要写这个人、这件事给自己的印象、感受和影响，用以感染或启迪读者。散文的这一特点和诗歌很相近，但又不像诗歌那样高度凝练，表现形式也比较自由、随意。

现代散文能将叙事、抒情和议论的功能熔于一炉，并且自由灵活，可以有所侧重，所以，它的表现形式也比小说、戏剧文学更为多种多样，举凡杂感、短评、小品、随笔、速写、通讯、游记、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等，都可以纳入散文范围之内。同时，散文能够做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便于多方面地反映现实，只要具有健康的内容，丰富的生活情趣，能给人以启示和美的享受，都可以成为优秀散文篇章。所以鲁迅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怎么办》）这里所说的“大可以随便”，是指散文体裁风格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既可以叙事，可以描写，也可以议论，可以抒情。根据内容和主题的需要，它可以像小说那样，通过对典型性的生活片断和细节，作形象描写、心理刻画、环境渲染、气氛烘托；也可以像诗歌那样，运用比喻、象征、拟人等艺术手法，创造一定的艺术意境。但是，散文体裁与表现方法的灵活多样，不应理解为可以不假思索地信笔写去，恰恰相反，唯其篇幅短小，更要求艺术的精粹，唯其自然朴实，更须注意诗情和文采。散文贵“散”又忌散，是辩证的统一。无论是讲究巧妙构思的散文，还是结构上浑然天成、不需多少熔裁功夫的散文，都应力求通过“形散神不散”的表现技巧，达到一定意境的创造，把深刻的思想、美好的情怀，通过生动的画面表现出来，而且要内情与外物相融合，诗意与境界相交织，以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同时，为了创造清新优美的意境，在语言方面，散文要求言简意深，短小精悍，精练优美，朴素自然，既要充满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又要具有作家鲜明的风格特点。（三）诗歌

诗歌，是一种文学体裁，透过语言，除了表达文字的意义外，也表达情感与美感，引发共鸣。诗能够自成一格，也能与其他艺术相结合，如诗剧、圣诗、歌词或散文诗，文字配上音乐则称为歌。“诗”根源于简洁、有力地想象觉察，或与经验、想法、情绪反应作联想，将意义、意识和潜意识的表现、象征化、正式或非正式的式样、声音和韵律等以某种规则加以重组安排。这种文学类型包含叙述性、戏剧性、讽刺性、训诫式、情色和个人形式。

诗歌这种文学样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小样式。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语言精练而形象性强，并具有一定的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它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出现最早。诗歌按照有无故事情节来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照语言有无格律来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按照有无押韵来分为有韵诗和无韵诗。

现代汉语将诗歌释为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毛诗·大序》载：“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宋严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中国古代称不合乐的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统称为诗歌。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

它按照一定的音节、韵律的要求，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诗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上古。虞舜时期就有相关文献记载。《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为孔子所编。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中国古代诗歌历经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之发展。《汉书·礼乐志》：“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於诗歌咏言，钟石筦弦。”汉代荀悦《汉纪·惠帝纪》里作“诗謌”。唐代韩愈的《郓州溪堂诗》序：“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明代王鏊《震泽长语·官制》里：“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於诗歌者多矣。”鲁迅《书信集·致窦隐夫》中：“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孔羽的《睢县文史资料·袁氏陆园》：“袁氏（袁可立）陆园在鸣凤门内，……每逢佳日节期，州内文人名士在此聚会。所吟诵的诗歌，后来荟为专集，名《蓬莱纪胜》。”

古时候，信息技术不发达，所以人们从这一个地区到那一个地区传递信息非常不方便，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它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以及祭祀颂词。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欧洲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吉尔、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诗除了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亦反映社会文化，富于想象，语言具有节奏韵律，传统的诗歌亦常常对结构格式有一定要求。诗的特点在于除了可以阅读，亦宜于吟诵，又或者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表演。诗歌通过特定的形象和技巧，让字词除了表面意义之外，蕴含另一层意义，或唤起情感共鸣。

传统的诗被称作韵文（verse），和散文（prose）不同之处在于有独特的结构、节奏和韵律。欧洲语言的字词本身有重轻音节的区别，因此西方的诗也特别着重字词的节奏（rhythm）。从希腊时代开始，不少的诗由轻重格（抑扬格，i-amb）或重轻格（扬抑格，trochee）等的节拍（meter）组成。而在中国，由于中文的词语本身可以由两字或三字等组合而成，例如一句七字句的诗词常常可以分作“四、三”或“二、二、三”的词组。由于这种特性，每个词组之间念起来自然形成短的停顿，形成中国诗词独特的节奏感。

无论西方或中国的诗都着重字词的声韵，常常利用押韵将句子的结尾关联起来。汉语本身有平仄声调的分别，因此不少诗词对字句的声调有一定的格式要求，称为格律。

传统诗对每一句的字节的数目，以及句子的数目都有一定的格式要求，利用整齐的句子或不规则的长短句来达致节奏上的美感，如西方的十四行诗和中国的近体诗有五言绝句、七言律诗等格式。

诗常常会利用字词、句子和段落的组合来赋予涵义的层次性和关联，亦会透过对仗、排比、叠字、叠句等技巧来表现美感。押韵和节奏除了营造音乐般的效果，亦可以达到联想和共鸣的功用。

在内容上诗歌常常运用隐喻、譬喻与借喻等手法来暗示一些文字以外的意义，透过对景物的描写来加强想象，甚至可以创造两个迥然相异的意象互相辉映，如运用歧义、象征、反讽等“诗的语言”的文体手法，使诗作遗留多样、自由的解释空间，分为古代诗和现代诗两类。（四）戏剧

戏剧（drama）[drama；play]旧时专指戏曲，后用为戏曲、话剧、歌剧、舞剧等的总称。指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文学上的戏剧概念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即剧本。戏剧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有两种含义：狭义专指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为开端，首先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继而在世界广泛流行的舞台演出形式，英文为drama，中国称之为话剧。广义还包括东方一些国家、民族的传统舞台演出形式，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印度的古典戏剧、朝鲜的唱剧等。

戏剧文学按容量大小可分为多幕剧、独幕剧和小品；按表现形式，分为话剧、歌剧、舞剧、戏曲等；按题材可分为神话剧、历史剧、传奇剧、市民剧、社会剧、家庭剧等；按戏剧冲突的性质及效果可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

不过最基本、使用最多的分类是悲剧、喜剧和正剧，其中悲剧出现的时间早于喜剧，正剧也称为悲喜剧。悲剧冲突的实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悲剧的审美价值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的审美价值在于：“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正剧是将悲剧和喜剧“调解成为一个新的整体的较深刻的方式。”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已经表述了对戏剧本质的认识。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是对各种生物的行动的模仿。两个世纪以后，印度的第一部戏剧理论著作《舞论》也指明：“戏剧就是模仿。”19世纪以后，对戏剧本质的研讨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主要有观众说、冲突说、激变说、情境与实验室说等。

1．观众说

认定观众是戏剧的必要条件，也是戏剧的本质所在。法国戏剧理论家F．萨赛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他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作品，都是为了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因而，戏剧的一切器官都必须与观众的欣赏相适应。

2．冲突说

以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为代表。19世纪末，布伦退尔指出：舞台乃是人的自觉意志发挥的场所，人物的自觉意志的发挥必定会遇到阻碍，主体为克服阻碍就要与之斗争，这就构成“意志冲突”，戏剧的本质就在于此。美国戏剧理论家J．H．劳森则把戏剧的本质归之为“自觉意志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性冲突。”他认为：由于戏剧是处理社会关系的，而人的自觉意志又必须受社会必然性的制约，因而，真正的戏剧性冲突必须是社会性冲突。这种观念可以一句话来表述：“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中国东汉时期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戏，始于斗兵，广于斗力，而泛滥与斗智，极于斗口。”认为戏剧是最富于冲突的生活场景的升华。

3．激变说

英国戏剧理论家W．阿契尔否定布伦退尔的“冲突”说，他把小说与戏剧相比较，认为小说是“渐变”的艺术，而戏剧是“激变”（crisis，又译危机）的艺术，戏剧所处理的是人的命运和环境的一次激变，这就是戏剧本质的所在。

4．情境与实验室说

早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D．狄德罗就曾把“情境”看作戏剧作品的基础。黑格尔在谈到戏剧的特性时，也曾把“情境”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情境的本体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剧作家J．P．萨特把自己的剧本称为“情境剧”，并把戏剧的对象说成是人在情境中的选择行为。B．布莱希特则把戏剧看作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认为：剧院乃是检验人类在特定情境中行为的实验室。这种观念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界定了戏剧的本质。

戏剧演出对场所要求不高，只要是一个空间，便可以成为戏剧演出的场所，一般称为“剧场”。历史上，有许多专门供戏剧活动使用的场所，有的在户外、有的在室内。这些专供戏剧演出的场所包括剧场、戏院、舞台等。

在中国古代，所谓的舞台最早是用在歌舞仪式上，舞者进行仪式时所站的一块以土堆成的高台，随着戏剧发展逐渐成熟，而出现了戏棚、戏台、戏亭、勾栏等演出场所。

西方戏剧的演出从希腊的露天剧场、古罗马的圆形剧场（即“角斗场”），发展到近世的“镜框式舞台”，适合先锋实验戏剧演出的“黑匣子”（Black Box，或作黑盒、黑箱）、“小剧场”（Experimental Theater）。

关于戏剧的起源众说纷纭。（1）歌舞说

①宫廷乐舞说

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装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中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

②上古歌舞说

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奏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的，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祇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

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绝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

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

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的“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

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

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舞蹈演出包含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

③西域歌舞说

陈村、霍旭初在《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中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

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7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

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年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最清楚的例子是唐中宗时中书令张说为投中宗喜欢“泼寒胡戏”所好，作“苏莫遮”歌辞五首，每首辞后附和声“亿万岁”。到了玄宗开元元年，张说却又上疏曰：“泼寒胡戏未闻典故，裸体跣足，盛德何观，挥水捉泥，失容斯甚。”求禁此戏，玄宗本爱各族乐舞，因政治需要乃崇信道教，至天宝年间，推行“改佛为道”“改胡为汉”的政策，泼寒胡戏便遭禁止，但苏莫遮的曲牌被保留下来，唐代宫廷的泼寒胡戏，突出了“献忠祝寿，永庆万年”“夷邦归顺”的政治说教和玩耍气氛，把民俗内容，西域生活内涵完全抹掉。因此，对苏莫遮歌舞戏仅从见诸史籍上的记载去研究分析是不足取的，苏莫遮中的向行人泼水，起源于波斯民俗供奉不死之神的活动，清水象征着“苏摩”圣水。张说的苏莫遮歌辞第三首有“油囊取得天上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万岁”之句，正与“苏摩”不死之酒的含意相印证。由此可见，泼水沥人是苏莫遮的最关键情节，为此戏的精华所在，亦为此戏原始形态的基础，故在传播中虽经增删变异，但此核心情节始终保留着。“苏莫遮”表演者戴各式面具，是此戏的又一特点。《酉阳杂俎》中的“并服狗头，猴面”都明确记录了龟兹“苏莫遮”歌舞戏的面具表演，面具既刻画了剧中人物性格，又是演绎内容的手段，为戏剧化的重要标志，龟兹“苏莫遮”的面具多样化，表明戏剧的发达，亦即“能感人”教化功能的发展与成熟。据《一切经音义》所载，龟兹以面具表演的戏剧形式，除苏莫遮外，还有“大面”“浑脱”“拨头”，关于“大面”，唐代剧名有“兰陵王”，大面是面具之称，“大面出于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庸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兰陵王》的剧情主要为颂扬“指挥击刺之容。”加以面具之角色装扮，当然不是单纯的舞蹈，而是戏剧性的表演。“兰陵王”大面是受西域影响又按西域大面之称为歌舞戏，早有学者论证过。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如使拨头与拨豆为同音异译，而此戏出于拨豆国，或由龟兹等国而入中国，则其时自不应在隋唐以后，或北齐时已有此戏，而《兰陵王》《踏摇娘》等戏，皆模仿而为之者欤。”唐代，崔令钦《教坊记》载《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弃之。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迭，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这‘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踏摇娘》实为歌舞戏，而非单纯的舞蹈。（2）巫觋说

中国周代盛行的蜡祭，是祭祀仪式中颇具戏剧性的一种。此说较早见于宋人苏轼《东坡林志》（卷二）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仪，亦曰不徒戏而已，祭必有尸，无尸曰“奠”……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

明人杨慎在《升庵集》（卷四十四）中针对楚辞之《九歌》谓：“女乐之兴，本由巫觋……观楚辞《九歌》所言巫以悦神，其衣被情态与今倡优何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皋之衰，九黎乱德，明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巫之事神，必用歌舞。他认为古代的巫觋是以歌舞娱乐鬼神为职业的，同时，古代祭祀鬼神要用人来装扮成“灵保”或“尸”作为神鬼所凭依的实体，则装扮成“灵保”的亦即为巫，他断定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这一做法就是后世戏剧之萌芽，由此王国维认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

闻一多在《什么是九歌》中认为：“严格的讲，两千年前《楚辞》时代的人们对《九歌》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同是欣赏艺术，所差的是，他们是在祭坛前观剧——一种雏形的歌舞剧。我们则只能从纸上欣赏剧中的歌辞罢了。”他还将《九歌》“悬解”为一部大型歌舞剧。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序》：“戏曲肇自古代之乡傩。”傩是古代的一种逐鬼趋疫的仪式，特别是在每年除夕时最为盛大，舞蹈者都戴着面具。（3）宗教仪式说“宗教仪式说”与“巫觋说”相类。较早系统论述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的《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考》一文，他认为：“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为戏剧，决定戏剧发展的各种因素，不必求诸遥远的过去，它们在今天还仍然还活跃着。”周育德在《中国戏曲与中国宗教》中认为：原始宗教开辟了戏曲的源头，先秦宗教孕育了戏曲的胚胎，秦汉宗教产生了戏曲的雏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宗教在戏曲发生阶段的作用。（4）俳优说

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中说到，在西周末年出现了有贵族豢养起来，专供他们声色之娱的职业艺人“优”，有时也称为“倡优”或“俳优”。“优”都是由男子充任的。据说，夏桀时代就有了倡优。刘向《古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喜》中记载：“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关于优的记载，最初见于《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周幽王“侏儒、戚施实御在侧。”韦昭说：“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可见就是当时的俳优。春秋时代，优孟扮为孙叔敖而与楚庄王相问答一事，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戏剧的开端。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俳优》引《列女传》说：“夏桀既弃礼仪，求倡优侏儒，而为奇伟之戏。”清人焦循亦持此说：“优之为伎也，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与今无异耳。”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巫”为戏剧之源头，“巫以乐神，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由此推出，“后世之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春秋战国之俳优，如晋之优施，楚之优孟，既为戏剧之滥觞。顾以歌舞及戏谑为事，尚未演历史故事。自汉以后，始间演之。降及南北朝，遂合歌舞以演一事，但以事实至简，仅具戏剧轮廓，谓之为戏，不如谓之为舞也。”（摘自民俗学家黄现璠着：《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5）傀儡说

此说见于孙楷弟《傀儡戏考源》，他将傀儡戏的源头溯至西周傩礼中方相氏所佩戴的“黄金四目”面具，因为方相氏是用真人来扮饰，而丧家出殡时每用方相氏先就柩开路，由是联系到《旧唐书·音乐志》所载“窟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于嘉会”等语，乃认定傀儡戏当即由方相氏的驱疫蜕变而来。但因方相氏系用真人扮饰，于是悬断“当代傀儡戏有二派：一以真人扮饰，一以假人扮演，二者性质不同，而皆谓之傀儡。”书中还说：“余此文所论，以宋之傀儡戏、影戏为主，以为宋元以来戏文杂剧所从出，乃至后世一切大戏，皆源于此。”（6）外来说

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从中国和印度戏剧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出发得出结论：“中国戏剧变化底陈迹如果不是因为印度的影响，就可以看作是赶巧两国底情形相符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均持此说。（7）民间说

唐文标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中认为：“我认为中国戏剧的主要起源来自民间，古剧所以晚起，所以掺杂无数民间杂艺，它的通俗内容和大众化的语调外形，它的平庸思想，人情世故的主题，它之所以跟世界上希腊悲剧和印度梵剧大异的地方，完全由于它自民间来，以满足平民阶层的娱乐消闲为第一要点，因此它的成熟期也非要等待中国农业社会演化的结果。宋代出现一个具体而微的大众化市民社会不可了。”（8）文学说

文学是诱发中国戏剧发生的重要因素，有以下几种看法：

①讲唱文学。任光伟《北宋目连戏辨析》云：“中国戏曲艺术是由多门类的艺术综合而成的，它的产生固需要各种因素之成熟，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则在于文学，北宋的大型杂剧产生，来源于讲唱文学。”

②黄天骥在“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谈中国戏剧离不开叙事因素……敦煌变文是诱发戏剧的一个重要因素，……细细考察，它实际上是中国戏剧一个很粗的源头。”

③自小说脱胎说。刘辉在乌鲁木齐市“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云：“中国戏曲的缘起与中国的宗教、民俗、歌舞特别是说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戏曲与小说区分后，必然是以第一人称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演出，没有这个，谈不上中国戏曲，必须有角色行为，没有这个，也不是戏曲。”（9）百戏之摇篮说

祝肇年、彭隆兴的《百戏是形成中国戏曲的摇篮》一书：“戏剧是在‘百戏’中间孕育形成的，‘角羝戏’又是直接孕育戏剧的母体。”吴国钦在《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中明确说道：“我认为戏曲形成于汉代，在汉代百戏中已经出现了戏剧实体，像《东海黄公》《总会仙唱》这类节目，就是初期的戏剧，它们都是一种戏剧演出，有演员表演、有故事贯穿、有观众参与。”张衡《西京赋》是这样记载的：“东海黄公，赤刀粤祝，靠厌（伏）白虎，卒不能救，狭邪作盅，于是不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上也有记载：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伏）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羝之戏焉。”东海黄公的演出形式属角羝戏，演员通过戴白虎面具进行角力相扑表演故事，它显然已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戏”，因为角羝是在戏剧规定情景中完成的，输赢早已内定了。汉代的百戏也叫散乐，是当时民间演出的歌舞、戏曲、杂技、杂耍节目的总称。戏曲就孕育在这种“百戏杂陈”的演出环境中，它吸取了各种姐妹艺术的长处，在母体中形成自己的基因。（10）综合而成说

①李刚在《试论中国戏曲艺术综合性的特点及其规律》一文云：“中国戏曲艺术既然是包括歌唱、念白、舞蹈、乐队伴奏种种因素的综合性艺术……这几种艺术各有各的特性，它们综合在一起之后，其各自的特性又各有变化和发展宗教仪式说。”

②周贻白在《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云：“中国戏剧的起源，我个人的看法，认为是用‘俳优’和‘倡优’装扮人物而作故事表演时开始，然后进而结合其他艺术构成一种综合的发展。”

③任光伟在《北宋目连戏辨析》中云：“中国戏曲艺术是由多门类的艺术综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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