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春毅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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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试读：

这本书值得一读。

因为它是一本修复国族历史记忆的书，可以帮我们扩展视野，获得许多新的知识；又因为它虽是一篇博士论文，却并不枯燥，而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供专家学者们参考，也适宜广大读者阅读。

关于这本书，应该说的话很多，但据我自己的读书经验，序言太长往往是令人生厌的，所以长话短说，仅就最突出的特点略谈一二。

首先是它的选题和研究对象。本书讨论的是文学作品对1937年南京陷落这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大事件的书写，既包括当时的纪实，也包括后来的记忆与想象。也就是说，它既包括了“抗战文学”，又包括了抗战之后的创作和直至今天的“当代文学”，还包括了日本和欧美国家记录和回忆这个事件的“外国文学”，同时考察不同年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记忆、想象和书写。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那些即时反映抗战的作品，那些记录和报道了战争惨状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悲壮牺牲情景的作品，已经被我们遗忘很久了。不但一般人对它们一无所知，甚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包括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硕士、博士们，也大多所知甚少。这并不奇怪，因为多年来，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讲到抗日战争时期，介绍的作品是《华威先生》和《在其香居茶馆里》，是话剧《屈原》，是《差半车麦秸》，或者是《围城》之类离血肉横飞的战场极远的故事，而那些反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血战台儿庄、长沙大会战以及空军英雄血洒长空的作品，却没有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南京陷落这个悲壮而惨烈的象征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被遗忘，直到近些年才被一些人想了起来。

至于后来对抗日战争的回忆与想象，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南京陷落这样的事件在大陆文艺作品中几乎是一片空白，那场战争的全部惨痛和悲壮几乎同时缺席，不再出现在作家的笔下。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熟悉《红灯记》和《沙家浜》，熟悉《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熟悉《铁道游击队》和《敌后武工队》，却不熟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与南京陷落的情景。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从戏剧到电影，那些千军万马奋勇杀敌和悲壮牺牲的会战，那几百万子弟兵包括二百多位将军的悲壮牺牲，作家们都没有写。他们所致力描写的，是埋地雷、挖地道或芦苇丛中学鸭叫之类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当然与政治形势有关，如果那一次次大会战都像平型关战役，那些英雄都来自陕甘宁，大概就是另一种情形。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代那些能够写作的作家一般不熟悉那些千军万马、悲壮牺牲的大场面，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就是埋地雷、挖地道、芦苇丛中学鸭叫之类的战术；而熟悉那些悲壮场面的人则或者离开了大陆，或者放下了笔。

因此，一个现象就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产生了无数很有影响力的文学、艺术作品，仅好莱坞大片就出现过许多；而东方战场的持续时间更长，战争也更悲壮、惨烈，然而除了珍珠港、中途岛等美国人充当主角的事件在文艺作品中有所反映之外，中国人充当主角的战争却几乎无声无息。这很不公平，当代作家愧对我们的卫国英烈！

学术研究的情况与文艺创作的情况是一致的。多年来，我们似乎有“抗战文学研究”，而且有这方面的专门刊物，但被关注的更多是写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的作品，或者是揭露大后方政治黑暗的作品。

放在这个背景下看，本书选题的意义已经无须多说。作者所做的，是对研究领域的开掘，是对重要空白的填补，是对历史记忆的苦心修复。

其次是本书的思路和作者的辛勤劳作。

做“南京陷落”这样的题目，也可以有多种做法，胡春毅选择了难度很大的做法：他要全面考察有关事件的文字，要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书写都收集起来，看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叙述有什么不同，看看不同时代的叙述有什么不同。这种考察当然很有意义，比如，面对南京大屠杀，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说法差距很大，无视日本人的说法显然不是学者的态度。并且，同是日本人，说法也不一样；同是中国人，想法也大不相同。从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中，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事件本身，而且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不同境界，还可以从闭口不谈或大写特写中发现某些历史的奥秘。

但是，这种写法需要很大的工作量，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这样的工程应该是一个团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才能够完成的，而胡春毅却单枪匹马，像一只孤独的骆驼一样出发了。他从1937年作家们的现场书写，一直考察到新世纪的回忆、调查和想象，时间跨越近80年，区域则涉及中国、日本和欧美。仅是中国作家的书写，就又有大陆作家、台湾作家、港澳作家种种差别。对这一切的考察和分析需要大量的时间、艰苦的劳动。所以，胡春毅的论文做的时间比较长，为了做好工作，他宁愿第六年才申请答辩。说真的，与研究这个选题所需要的时间相比，六年也似乎短了点儿，因为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是在开荒，需要一镐一锹地劳作，无法偷懒，更无法像某些选题那样依靠网上搜索就可以拼凑起来。他的工作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的，甚至为了拿到一个文本，就要大费周折。

令人欣喜的是，他终于完成了。也许仍有残缺，虽然认识未必深入，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许许多多的新材料，是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2017年8月天津社会山花园目录

序

绪论 一、选题的缘起二、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第一章　南京陷落的战时记忆第一节　受难与抗争的见证 一、危城二、抗争与挫败三、浩劫第二节　国破家亡的回声 一、伤悼与控诉二、左翼的反思

第二章　战时小说家的典型叙事第一节　攻防战：《活着的士兵》与《南京血祭》 一、世界第一部关于南京陷落的小说二、中国最早的南京保卫战小说第二节　乱世传奇：爱情+抗战 一、两部传奇二、聚焦保卫战三、佛门避难记第三节　京华烟云：家国的穿越和围绕 一、从海外遥望二、沦陷区里的渴望第四节　烽火天涯：开掘新文学的阵地 一、期望：创写“民族英雄抗战的故事”二、批判：永无止境的追问第五节　日、美籍女小说家的南京 一、林芙美子的《运命之旅》二、《龙子》：南京大地上的反抗传奇

第三章　战后三十年的文学书写（1946—1978）第一节　中国文学中的失声与留忆 一、历史语境二、港台小说中的南京陷落三、来自港台的见证第二节　战后日本的声音 一、《时间》：无畏而罕见的反省二、《中国之行》：受害者的访谈三、《牡丹》：园子里的“恶之花”

第四章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1979—2017）第一节　政治语境与书写状貌第二节　为了铭记：伤悼与见证 一、祭悼中铭记二、见证中铭记第三节　宏大叙事的重启与衰微 一、宏大叙事作品扫描二、宏大叙事中的阶级斗争第四节　突破宏大叙事的成果 一、金陵的风云与烟雨二、对狂欢、爱与创伤的叙写三、女性主体的凝视与呢喃

第五章　海外的回望（1979—2017）第一节　噩梦的拷问 一、南里征典与小林宏：在文化交流中结果二、村上春树与大江健三郎：少数而坚定的声音第二节　华人华裔的南京城 一、南京安魂曲二、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叙事嬗变第三节　欧美非华裔作家笔下的南京陷落 一、不见天堂，唯有帐篷二、别样的“双城记”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A：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文本目录

附录B：有关南京大屠杀规模、人数的历史表述

附录C：南京攻防战图示

附录D：南京大屠杀屠戮纵火地点示意图

附录E：2015年博士论文《致谢》

后记

索引绪论

1937年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陷落(1)之后，至少六周内，日本军队在那里虐杀了30余万中国人。这就是(2)历史上的“南京大屠杀”，日本称之为“南京事件”。近80年来，对此不仅在历史文本里有众多记载，在文学空间内也存留着丰富的表述。中国的文学作品承载了这一国族苦难和伤痛，当时的战时文学，如诗歌、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迅疾地表现出悲愤与悼念，继而小说、剧本以不尽相同的叙述关注和打量着，呈现出面貌不一的社会记忆，乃至今天，仍不绝如缕，或如集体发声，或如个体呢喃，均可视为此岸的“国族记忆”；以南京陷落为题材的日本文学、欧美文学至今已为数不少，却常被忽略，因其所在的政治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斑驳复杂的样貌，与中国作家、作者的文学创作时有呼应，共同编织了南京陷落事件的书写面貌，同在地球之上，以彼岸的镜像呈现出他国他族的记忆。客观地讲，这些此岸与彼岸的记忆都是文化记忆的集成，更是基于国族身份的微妙或袒露的解码。“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研究”这一选题中，至少有两个关键词，即“1937年南京陷落”和“文学书写”。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南京陷落”专指1937年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如何被日本军队攻占、统治——南京攻防战、南京大屠杀以及被殖民的过程；“文学书写”主要是指文学创作与文本传达（叙事、表达或呈现），当然，在相关的历史、影视文本中渗透的“文学性书写”本书也有时将其作为背景。一、选题的缘起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甚至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扭结状态，有的障碍至今似乎仍无法逾越，两国常常在侵华历史问题上争执不休，甚至口诛笔伐，很多话题往往绕不开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南京陷落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文艺作品到底做了多少呈现、具体怎样书写，又是基于何种缘由呢？这些问题直接触发了对本课题的选择。20世纪初期，亚洲社会处在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中、日等国政权更迭，党派纷争也尤为混乱，西方欧美列强在中国也存在多种势力，截至中日战争初期，国内外的各种语境十分复杂。国都的陷落、大屠杀的发生，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后，一代代中国人是如何书写这一国族灾难的呢？这是考验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也是我们省察自身的一个重要视角。试图考察本民族的灵魂与心理推动了这一选题的确立。当愈来愈多相同题材的国外文学作品进入视野，国外作者的写作姿态、腔调或叙事内容、手法，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参照。中外文学同为一种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在全球视阈内，我们自然发现针对某一民族的重大事件所形成记忆的个性与共性。就此省察我们自身将更为深入。

当然，这一选题恰恰是笔者2009年开始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的选题。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导李新宇教授门下，自然要关注历史、考察民生，尽可能填补一些学术空白。于是，做好这一选题就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二、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本书以把1937年南京陷落作为题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国外同题材的文学作品，着力于从已筛选的文学文本的修辞叙事或话语分析切入，在文本分析和文学现象解读的过程中，与社会历史及意识形态遇合，实现从文学文本到社会历史语境的文化突围，从文学思潮的渊源流变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动处着手，追踪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想象等现实议题，进而探询文学史叙述背后的文化语境与历史真相。这样，通过展开不同记忆的历史性褶皱，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拷问与反思，对于文学场域中话语博弈背后文化问题的研究，或许可以有益于对本民族精神与文化要素的认知度量。正如摩罗当年所说：“我们根据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记忆方式，不但可以推断出这个民族当下的价值眼光和人文状态，而且可以推断出未来命(3)运。”

从文学自身来看，研究关于“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将会发掘许多中外文学表达中的复杂问题。战争时期，文学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感时伤事，托物言志，承载了个体的心绪与思考，甚至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吼声。直至当下，我国众多的文学作者打量着这一历史题材，无论是报告通讯、新旧体诗歌，还是小说剧本，都发挥了文学兴观群怨的作用，将民族的历史创伤与个人伤痛一道表现出来。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凸显了人性的多个侧面，透过“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可以深入细致地考察我国新文学中“传统”与“现代”、“先锋”和“通俗”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如何调和在一起的情况。而且，许多国外的作者共同聚焦了这一重大题材，如日本、欧美作者，尤其是华人华裔作家，那是一次次十分难得甚至是不期而遇的精神遭遇战，在这场精神之战里，能看到世界层面上文学作者的叙事内容、创作倾向、书写水平和精神脉络，能够把握到这种书写“勾勒出所论时代的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海登·怀特语），无论是从文学内部还是文学外部考量“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都应该是很有意味、很有意义的事。

随着社会政治生态的变迁，如2014年2月27日中国政府人大常务委员会审定国家“公祭日”，于同年12月13日开始国家公祭，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了《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报并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大陆、“港澳台”乃至全球各地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创伤与文化表征的研究有了一些共识。1937年的“南京陷落”已不单纯是文学审视的一个对象，从跨学科、跨文化视域上思考的话，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和灵魂上的巨大伤疤，而且一定会被视为人类共同的历史创伤，思考它就是思考全人类的创伤、遗忘、人性本质等问题。这样看来，这一选题应该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1) 屠杀人数及规模有争议，可参见附录B：《有关南京大屠杀规模人数的历史表述》。(2) 日方资料表明：“所谓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军在进攻时及占领下对当时的南京政府行政区（包括南京市区域近郊六县地区）的中国军民进行的集体杀戮、个别杀戮、强奸、放火、掠夺等的‘不法行为的总称’。”参见林伯耀：《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背景》，选自［日］松冈环编：《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8页。中方资料表明：“南京大屠杀是对日军侵占南京后所犯屠杀、奸淫、纵火、劫掠等暴行的总称。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公然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极其野蛮、残忍、黑暗的记录。”（《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2012年1月重印〉，第216页）(3) 摩罗：《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不死的火焰》，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242页。第一章　南京陷落的战时记忆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文学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它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本质。关于中日两国的对抗和南京攻防战的文学记忆承载了民众个体的心绪，也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心声。日本这一时期此类(1)创作多被视为“侵华文学”，是中国文学书写的一种很好的参照，相较而言，中国作家的创作则多被称为“抗战文学”。中国抗战文学发展的初期阶段里，“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诚如李欧梵所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活动推向高潮。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在战争的头几年，不同形式的短篇报告文学——通讯、速写、海报、演说、为朗读而写的诗歌和故事，以及在街头和集市表演的独幕剧，(2)作为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几乎取代了篇幅较长的各种虚构作品。”第一节　受难与抗争的见证

中日战火从上海烧到南京，短短一个多月，两大中心城市相继沦陷。实际上，坚持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已经显示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决心，“整个民族开始与顽敌作生死的决斗，争取他的生存与(3)独立”。然而，淞沪会战的结局是中国军队的大溃退，在某种意义(4)上，南京保卫战已经拉开帷幕。1937年11月19日，日军开始了对(5)南京的进攻，三路大军穷追不舍，通往南京的路充斥着血与泪。当时，确定南京保卫战的正式战斗序列十分仓促，11月20日，“唐生智先行到职，（命令二十四日才发表），组织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6)。其实，日军对首都南京的轰炸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8月15日，(7)南京受到日机两轮轰炸，之后的南京城日渐危急，直至12月13日沦陷，出现了大屠杀。在日军轰炸、进攻、占领南京城的整个过程中，有关中国军队、民众的抗争与受难都有诗歌散文甚至剧本小说对其作了书写，是以见证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苦难。与此同时，国外的文学（包括日本文学）也在不同程度上针对南京陷落给予了关注，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极好参照。一、危城(8)

1937年11月中旬，《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来到首都，“很想此时来看看抗战中枢首脑部的气象”，在他的想象中，南京一定是“严肃热烈与紧张”，应该“充盈着热力”，就连敌人看到南京也应该是“一所神圣庄严壮气横溢的城堡”。当他目睹了南京下关中山码头等地的搬迁现状之后，做了细致的记录：下关各码头堆着千千万万的箱笼，没有秩序，没有区分，

没有适当的管理，这一部，那一署通通挤在江岸上。公物固

然有些，而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

如山的什物都在露浴之中，保护的最好的是私人行李，而公(9)

物则听它们自己的造化。

南京保卫战的重要准备之一就是迁都，11月20日，国民政府通过了迁都的决定，首都的各大重要机关单位纷纷组织西迁，远到重庆，近至武汉，自然仓促繁乱。然而，范长江目睹的搬迁为首都传达了不祥的讯息，南京城似乎成了一座危城。国家公职人员的惶乱不堪、假公济私更令全城人人自危。实际上，南京民众有组织地或自发地避难早已开始了，有财力、有条件的市民自然不会守在首都等待日军的到来。余下的中国普通民众大多是贫苦阶层或者是从周边地区逃难而来的难民，这时他们只能任由日机轰炸，等待南京保卫战最后的结局。图1.1　约翰·拉贝：《关系每个人》

为了保障在南京的普通民众安全，使其免受战火的伤害，寓居南京的美国、德国等多位西方侨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创建了难民安全区，他们为此积极奔走，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10)呼吁中、日两国政府批准。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人约翰·拉贝，他是德国西门子洋行在南京办事处的代理人，执意要求留下来和公司的中国职员在一起。在他的日记里，拉贝记录了1937年至1938年南(11)京受难的全过程。这个自称不谙文学的人，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12)写下《关系每个人》一诗，有诗句：

我一再对自己说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这可是缺乏理智的表现！

……

别说废话了——赶紧些，

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13)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14)

城陷后，拉贝在自己的住宅里最多时佑护了600多名难民。城陷前，他组织难民在住宅旁建造了防空洞，防止日机轰炸带来伤亡。每当拉贝带领着难民从防空洞里安全地出来时，他都有一种当了英雄的感觉。

实际上，遭受敌机轰炸是南京失陷前民众所承受的最大苦痛。正如《拉贝日记》记载，只要天气晴朗，日机就会频繁出现。好在首都(15)有全国最好的警报系统和防卫措施，才不至于不堪一击。王陆一的《长毋相忘诗词集》收录诗歌《纪抗战初南京空战》，十分形象地素描了中日空战的情景：“驰车秋林阴，柔桑散行徒。旋见九十六鹢退飞过上都。盘旋鸷瞰迸火珠。此是暴敌所骄之荒鹫，乃如长安城头头白鸟。啄人大屋啄小屋，鸱枭夜黑相追呼。鬼车毛血腥我土，尾旋倾堕如狐濡。硝烟簇空蔽白日，曳光飞弹交萦纡。我军神武压空至，铁阵四合纷驱除，万马行天渥沫汗，射潮潮色如胭脂，翻腾上下争啮(16)尾，星群辟易无顽夫。大声若在世纪末，雷霆私语无硼匍。”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作家王火也曾回顾1937年8月15日的南京空战：“飞在前面的是4架草绿色太阳徽的敌机，一大三小，大的是轰炸机，小的是战斗机，紧跟追击的是3架中国战斗机，用机枪‘哒哒哒’追击敌机。双方机枪吐出火舌，因为飞得低，双方战斗机上戴皮头盔和风镜的驾驶员我看得清清楚楚。飞机掀起的声浪和气浪很大，使人战(17)栗。”

当时，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曾采用报告文学的手法记录了南京的空袭。她看着表，按分、秒逐一记述了一个多小时的空袭实况（大约下午两点三十四分至三点四十分，空袭结束）。她写道：“我每当空袭，循例要出去观察，尤其注意我方怎样地从事抵抗，等一会儿敌机(18)到达的时候，我将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她视察的情形如下：街头的人民，镇静得像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情，那里的

妇女和小孩，听到了空中燃烧的怒吼，看到了附近一家房屋

的倾圮，从容地一些也不觉惊惶，消防员正用皮带和水龙头

努力救火，火势接着就熄灭了。我越过了烟雾弥漫和焦木纵

横的几个门户之后，有人告诉我飞机残骸就在那里，但已损

毁得难于认识。南京的大地上“烟雾弥漫”“焦木纵横”，而南京的上空也有弹花朵朵、银鹰腾挪。直到12月7日凌晨五点宋美龄陪同蒋介石飞离南京，首都的制空权完全丧失，南京到了最危险的阶段。

日军不断地西进，江浙一带的难民不断涌向南京，或迁往大后方，首都南京各处民众都在设法寻找安全的去处，诗歌及时地记录了那里人们的颠沛流离。(19)

1937年11月，王陆一创作的一首词《减字木兰花》，充满了感时忧国的情绪，词有小序说道：“南京垂破矣。乍过双文姊弟于和平门外。夹毂惊欢，城閪凄黯。自云苏州逃来，将之上游。各不胜来日天地之痛，惘惘心情，酷去京邑。成词二阕。”（注：句读为笔者添加）具体如下：飘然别绪。万感幽单无一语。飞堕惊鸿。秋柳孤城画角

风。流离此际。轻惜红衣成苦慰。雪后吴门。唤起梅花去日

心。轻妆临水。心事白吹不起。蜡泪深更。饮散传花劝远行。

山川谁惜。玄武湖波留去笛。月又昏黄。别后何人照断肠。王陆一的这两阕词十分形象地传达出首都战前的态势，逃难民众流离惶恐，正所谓“万感幽单无一语”“别后何人照断肠”。作为旁观者，这时词人已然感受到“南京垂破”的衰瑟之气，不免颓唐，叹息“山川谁惜。玄武湖波留去笛”。(20)

此时，钱仲联正随无锡国学专修馆西撤，乘船途经南京，目睹了扬子江畔的苦难，他有诗《舟过金陵不停泊待舟不得登者万人》(21)为证：“喧舶雷声过下关，难从灯底辨江山。不辞眼前通宵醒，尽有眠求一榻艰。如马吴船偏急去，背人江水更无还。攀舷露立沙头客，援手何从泪暗潸。”南京下关码头在夜色晦暗之中，充斥着求生民众的喧嚷、混乱、焦灼，全诗生动刻画了首都将陷、人人自危的窘境。钱仲联从政府迁都与民众逃难中窥豹一斑，其诗达到了古典诗歌的形(22)象性与抒情性并举。此外，他触景生情，另作《舟中绝句》组诗，不断生发对战乱频仍的思考，其中第一首有言：“茫茫复此大江横，喧岸争舟一夜声。不待颠风先断渡，郎当铃语可怜生。”这是对《舟过金陵不停泊待舟不得登者万人》一诗同主题的再次咏唱，而《舟中绝句》组诗第三首有“玉棺高卧钟山月，莫送降幡出石头”一句，第五首有“江水东流带血腥，研都笔底泣神灵”一句，都可以看出诗人对南京保卫战作出的预言性思索。而对于抗战的前景，诗人期冀“安排用蜀支天下，西望岷峨万叠青”（第五首），继而写下组诗中最后的四句，完整地实现了言情与思想的高度统一。绝句自然而然呈现出沉郁的调子，无不表达出悲怆之情。可贵的是，诗句中透着思想的光芒，诗人从下关乱离的生态里掘发隐忧，并能深远而淡定地面对将来，他所谓“夜叉聚里横身过，到处江山且助诗”。(23)

而女诗人沈祖棻的诗词在轻灵婉丽中透出凝重和深沉，抒发着她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至诚的爱。1937年9月，沈祖棻和程千帆避难于安徽屯溪，并匆促完婚，抗战情形正如她的《菩萨蛮》（四阙）小序所言：“丁丑之秋，倭祸既作，南京震动。”其中《菩萨蛮》第二阙说道：“仓皇临间道，茅店愁昏晓。归梦趁寒潮，转怜京国遥。”第三阙说道：“徘徊鸾镜下，愁极眉难画。何日得还乡？倚楼空断(24)肠。”从以上两阙的词句可以感受到，抗战初期，词人对于首都南京的眷恋之情，将金陵比作长安，虽在屯溪，却感到路途遥遥，“烟尘洞音书隔。回首望长安，暮云山复山”。可以说，沈祖棻以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温婉而透彻地表述出故土难离、京师难忘之情。从她的诗词中可以辨认出离开首都、漂泊在他乡的难民相似的文化心理，首都的安危牵挂在许多人的心头。二、抗争与挫败

战地作家邱东平在报告文学《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中讲述了江阴要塞的失守。守卫要塞的一位上将和他的一个团在12月2日夜里突围，到达南京的时候，只剩下了四十六人。但作者仍然清醒镇定地说：“惭愧，悲愤，不是一个真能战斗的战士的态度。胜利或失败，全是力与力的对比——一切由历史去判决吧！我们的战斗不断的继续着，而我们的历史也正在不断书写着。我们，中华民族，如果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比下完全失败了，那么，历史的判决是公平的，我只(25)能对着这判决俯首，缄默。”江阴要塞属于南京保卫战外围防线中(26)第二道防线（锡澄线）的重要支点，外围战迅速失利，使得南京保卫战的复廓城垣之战提前到来。当时的日本侵华文学也印证了保卫战第二道防线的岌岌可危，1937年11月27日，南京城陷落的主要推(27)手——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阵中日志》中记下一首中文诗《湖东战局之后》：“枭敌运生日渐穷/旌旗高耀湖东空/(28)休论世俗糊涂策/不拔南京黄道倥。”“湖东”具体指太湖以东，日军进攻无锡至江阴一线，12月1日，锡澄线难以守卫，守军撤退。(29)南京保卫战战事日渐吃紧，守城将军易安华在南京复廓阵地牺牲，他借曹植的诗句写下绝笔《示子女》：“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30)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而此时，吴奔星以战歌的形式呼喊：“……任你铁石为心，也应速起干城！听！阵阵轰隆声。看！群群大和兵，汹汹涌涌，将毁灭我们这‘都城’！紫金山上白杨萧萧，隐隐约约，地下发出一片呻吟：‘四百兆’子孙，起！起！起！死守‘南京’！南京，堂堂的京城，‘四百兆’人民，一条心，咿呀唉！保卫(31)‘南京’”！诗人陈禅心在南京集录诗歌《雨花台吊爱国志士》《秦淮歌女鬻歌助国抗日》，其中有云：“不见同怀人，多恨去世早！”(32)(33)“玉人此日心中事，铁骑突出刀枪鸣。”1937年12月奔赴武汉途中，他集唐诗《军撤金陵（二）》：“家国兴亡自有时，经天才业拟(34)何为。鸣鸡已报关山晓，卷土重来未可知。”

誓死反抗加剧了敌人的复仇和屠杀。《中山陵前血战追记》就是第一篇描述誓死捍卫首都的报告，是战地无名记者于1937年12月12日补记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从本月六日起，剧烈的京郊之战，已(35)经开始发生”。后来文中提到“此次京畿之战，决为我暂别京畿之纪念……然而当局以三数万勇敢军士守此孤城，以御三十万敌兵，(36)固守七天（即至叙稿时止）尚无放弃之意”。纵观全文发现，这一战地记者能够将战时首都的孤城背景进行较为细致的刻画，具体到火线战斗的记录也只能是局部的，文中述及中山门、陵园、紫金山等各处的战况十分具体，比如，“他们（敌人）用他们自己兄弟的尸身，填满了我们的堑壕，而践踏着他们自己的骨肉”，“最后我们大发神威……就是（敌人）机械化的师团也惨败，于是他们又踏着他们自己的兄弟的尸身退了回去”，“敌军发生惊惧迟疑，因以被我乘虚击退”(37)等等，战地记者明显对南京陷落前夕的局部速描较为乐观，似乎有失客观，还有鼓吹的色彩。《中山陵前血战追记》是对首都东线紫金山一带防卫的可贵报导，如结合南京保卫战的基本情况来看，这一战线由是教导总队——蒋介石的“铁卫军”负责，虽然最后阶段总队长、旅长们大都提前离开指挥部，未能及时联络作战官兵，但这一线的防守作战应该是战斗最持久的，同样也是最顽强的抵抗之一。多年以后，原教导总队将领的回忆证明了这一情况，例如，一位团长回顾道：“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全线复廓阵地之战事极为猛烈，尤以紫金山第二峰、陵园新村至西山一带的主阵地的战斗为最。因我总队官兵历在孝陵卫营房驻防训练四五年，对地形非常熟悉，而总队之主阵地工事建筑也较坚固，加之我总队官兵有爱国主义的士气，斗志高昂，所以，虽遇敌之中路主力部队猛攻，也能浴血拼杀，英勇奋战，使敌(38)人几日来不能前进一步。”相较于前文，1939年雷焜灼的《光华门歼敌记》更为准确地记录了南京保卫战的关键一幕——光华门攻防战：“不到一小时的肉搏混战，把进门的敌人全数歼灭了，遍地的兽尸和枪械，我们还没有时间去捡获，因为我们把城门克复后，就奉(39)命接守城门。”与日本兵经过三次拉锯冲杀，暂时守护住了光华门，这一过程中，作者还记录下了一个重要的镜头：“顽据城门洞内的敌人给我们完全歼灭了，在五十具兽尸里，发现一个是第九师团的大队长一郎：从他的身上检出军用地图和他的家人送给他的护身灵符，还有他的夫人的像片。我们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和许多战利品呈(40)送到司令部去。”战争的细部就是这样真切地展示开来，战争的残酷体现十足。

从《中山陵前血战追记》的补记到《光华门歼敌记》的发表，这一时段还有一些述及南京保卫战的通讯报告，如《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永不忘怀的南京》《我是怎样退出南京的》等，但这些作品述及抗争的笔墨不多。

汝尚的报告《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记述了首都卫国官兵最后的鏖战。“外面的炮声很疏落的响着，我听得出那是在狮子山以及紫金山一带所发出的吼声，但是，机关枪和步枪声，像暴雨来到时的雨点(41)一样密集，并且从东南角伸长到城中一带”，“城里敌人密集的射击，只换得我方几声疏落的回音而已。但在城外下关一带，迫击炮与机关枪的声音，好像整个长江在沸腾着，我明白这一切的现象了，我(42)知道南京的命运是怎样被判定了”。同月，戾天的《永不忘怀的(43)南京》由汉口战时文化出版社出版，其视野较为开阔，首先写到“血战的经过”，从上海撤退说起，介绍了南京卫戍部队的大体建制，日军的进攻路线、策略，描述了“生平第一次目击”的南京空战，守卫淳化镇的王耀武、张灵甫守军，赛公桥的程智团长，继而是雨花台、中华门的失陷，最后是守军撤退。对这一较大范围进行战况扫描，在当时实属不易。作者不信赖“鼓楼难民区”，便随着溃散的人们亲历了挹江门的逃生之苦：“挹江门已经关闭了两个，剩了一个又开了一半，还堆了许多沙包。有几个人力车倒在地下，一个不留神，人便跌倒了，后面的马上从他身上走过。这样，城门里的缺陷，立刻用人填(44)平了！走在上面，软绵绵的好像在沙发上走着。”而在下关码头，“码头上都站满了人，可是都没有船”，作者到浦口后又听说了逃出南京的各种传闻，真是“可叹可泣”。作者在文末说：我们知道，在我们手中失去的土地，要从我们手中夺回

来。使一篇血账上永远没有透支，我们要一点也不气馁，学

曾国藩的屡败屡战，抗战到底，直流到我们最后的一滴血。(45)

那么，才能把握住最后的胜利。这篇报告被收入作品集《东战场上》，是一篇较为及时、全景式地书写南京陷落的散文，确实较为全面地写出了南京保卫战的客观事实。(46)1938年7月，由《宇宙风》发表的《血泪话金陵》记录了大屠杀幸存者覃氏所见证的卫戍部队在大行宫附近对日军的反抗，而《首都沦陷记》是多位亲历者所诉情况的概述，个人色彩较淡，记述了我军(47)“悲愤撤退”、难民进入安全区、“巷战开始，冲锋肉搏”等等。(48)

1938年7月1日，倪受乾的《我是怎样退出南京的》在《七月》发表，是一位本想“死守南京”的武排长的“口述史”：“我们辜负了一切已失和未失的土地上的人民的期望，一切为祖国牺牲了（的）灵魂都将感觉不安，而最可恨的是在这毫无计划的撤退中，损失了无数的财产（军火和给养），成万的未发一弹的弟兄都成了瓮中物！”1937年12月12日，绝望的南京难民、败兵从南至北不断地涌向了挹江门。作者恰恰在这时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观察视角，他在“人群汇集成一条泛滥的洪流中”，侧耳倾听：“空际交织着一切人类所制造的器物发出的繁响；震动着人们刺耳的忘形的叫喊、叱喝、叹息和谩骂……”在挹江门的城楼下，作者用抓拍的大大的特写镜头：“一个大得出奇的脑袋在我眼前晃动……用脚趾细一探摸，竟是一个人头。”眼前发生的一切，甚至让人产生幻觉：“自己和一切旁的似乎着了魔的人们，正在进行着一件什么事？”如果这就是退却，“这退却未免太突兀，太离奇！”卫戍部队的排长无法相信现实，进而质问现实，直至拷问人性。南京城逃亡的人们在彼时彼地承受着对人性最大的考验。同样，当时下关码头的众生乱象也被武排长尽收眼底：从城里涌出的人流，继续不断的增涨着，码头上有承受

不了的样子。各种声调的方言啊，各种情调的呼喊啊，而枪

声又到处毫无忌惮的响着，粘附着这痉挛的大城市的一切，

喧杂而综合的响声，散布得辽远而广阔，好像某些野兽群的

可怕怒吼。人们都丢弃了一切其他的意念和良心——只挣

扎着力求把自己的生命带向扬子江的彼岸去！扬子江畔的无序、无助、无奈，不免令人想到钱仲联的七律《舟过金陵不停泊待舟不得登者万人》，而此时更为严峻，日军已经突破了南京城垣的防线，日本海军舰艇也即将来袭，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武排长如同一个局外人，他敏锐、镇定、深入地回顾，他已然不再为个人的生死忧虑，只是做出悬在空中的姿势，闪烁冷峭的目光：“江边依旧是惨淡而扰攘的，仍然有些贪求着生的人抱着木板滑向江流中去，好像他们情愿将生命埋藏在波涛里。”对于守军溃退和民众逃离，这里刻画得前所未有的通俗、流畅、深入。

在逃亡乱象的境遇里，《我是怎样退出南京的》也塑造了卫戍军人的铮铮铁骨形象、可贵的品质、壮美的身姿——武排长：我镇静而严厉的发出最后的命令：“把刺刀上起来，子弹压上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四十八双可

耻而怯懦的膝头零零落落的屈向地面，他们中的一个颤抖着

嗓子：“报告排长，为什么我们要冲出去呢，多少万人并

不……”好像一个响雷震破了我的耳膜，全身的血液无节制的奔

腾起来。然而，武排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步兵上士徐金奎的孤注一掷也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一同作战，“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雠仇相遇的恶斗”，“八小时的格斗，完全在我们的记忆中重现了一次，最后，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两人相对会心的笑了”。保卫战虽然失利，但是抗争仍在。

武排长与徐金奎辗转越过了三个山头：“十七日的夜晚，寒冷而凄凉，天上朦胧的月色，从破碎的瓦片中筛落在满布灰尘的神龛上，小庙底破碎的墙，透进来尖利的风，并且断续的吹进栖霞寺底夜深的钟声。”二人不能入睡，这时庙宇内闯进一个“手上执着一柄闪光的刀”的劫匪。国都已经沦陷，生死存亡逼迫着每一个人，“劫匪”带来了恐怖，也具有戏剧性，是徐金奎消灭了这个趁火打劫的人。更离奇的是，第二天早晨，撑船的老者主动联系他们：“要过江吗？五只洋一个人。”武排长与徐金奎乘着小船驶向了江北。

凭借作者倪受乾的叙事能力，文章呈现出退却的南京卫戍军人的慷慨、沉重、冷峻，又不失风骨，继而鼓舞了抗战的士气。“退出南京”是从转战到脱险，成为名副其实的“退出”，这给南京保卫战失利的晦暗添加了一点亮色。纵观全文，可以说，《我是怎样退出南京的》达到了此类报告的最高水平。

在日军进攻南京的路上，也有许多日本随军记者、随军作家跟进，直到进入南京。例如，作家大宅壮一见证了中山陵附近的战斗，他在“《改造》杂志昭和13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香港到南京入城》的报告文学”，在其第二章专门描写攻陷南京的情况：“只有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又一次登上了屋顶。战斗的中心位置已从中山陵移到了中山门，战斗似乎异常激烈，仔细听好像能听到枪炮声和工兵进行爆破的声音，甚至还有人的喊叫声。冬季少有的温柔月光笼罩四(49)周，一派秀美……不，是肃穆的景象。”图1.2　漫画《南京陷落以后》图片来源：《集纳周报》，1937年12月18日第一卷第二期，第27页

至于南京陷落，日本全民为之狂欢鼓舞。那些日军在南京攻略战过程中写下的诗歌与庆祝南京陷落的作品都成为侵华文学的一部分。有学者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举国上下都处在战争的狂热中。本来属于文字游戏式的消遣性的、纯审美的和歌、俳(50)句等，也很快成为战争的工具。”在各种体式的侵华诗歌中，有战线上的将士留下的“阵中日记”诗，如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及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等(51)就“有诗为证”。有以被占领的中国城市为题名的诗歌集，如《歌句集·南京》；有诗人专门书写的新体诗，如佐佐木信纲的《南京陷落》；还有大量向日本前线官兵慰问的诗等等，不一而足，显示出日本全民“膺惩支那”的心声。

佐佐木信纲以“南京陷落”为题创作新体诗，有诗句如下：“皇纪二千五百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后十一时二十分，大本营陆军报道部发表了公报：‘十三日傍晚，敌人的首都南京被完全攻克。’十四日早晨，我手里捧着这份公报，激动地颤抖，泪流不止，沾湿了面颊。我大日本帝国靠神明的庇护，靠大元帅陛下的皇威，终使敌人(52)首都南京陷落。”很难体会出这首《南京陷落》具有美感，但如同简报式的文本却毋庸置疑地确证中日两国间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大元帅松井石根有汉诗为证，确认南京陷落，如《奉祝南京攻略》（1937年12月18日）：“灿矣旭旗紫金城/江南风色愈清清/貔貅(53)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八纮。”他还有《南京入城式有感》（1937年12月18日）：“紫金陵在否幽魂/来去妖氛野色昏/径会沙场感慨切/低(54)徊驻马中山门。”据日本随军记者说，日军入城式当天，诗人西条八十在场，之后这位诗人在杂志《话》上发表了歌颂入城式的诗歌(55)，而且，《朝日新闻》社在12月19日开始为庆祝攻陷南京征集颂歌《皇军大捷之歌》，“到截止日那天，十天内共收到应征作品35991首。评委们从中选出了一首当选作品和五首佳作，当选作品的作者是在大阪的福田米三郎先生，他得到了1500元奖金和一枚纪念奖章”(56)。这位福田先生的诗歌如下：“首都南京终攻陷，灼枪热炮手中卸。队长莞尔露笑意，登上城墙一豪杰。皇威煜煜旭日彩，皇军大捷万万(57)岁！”当时，在日本的新闻报道中还有颂扬南京陷落的作品，例(58)如松岛庆三的诗歌《祝贺成功攻下南京的歌》。相较而言，佐佐木到一少将的自由诗艺术性较高，全文如下：进攻南京之歌

绵延无尽的护城河啊，

七日十日这些日子，

渡啊，渡啊，不断地渡过护城河。

于心不忍啊，

草丛下铺满尸体，

河水中泡满尸体。

悠悠四千年，

千古流淌的长江啊，

江畔是不断行进的马队。

耸立在天边的紫金山啊，

明孝陵就在脚下，

谁不感慨国家兴亡。

夜将过，黎明将至，

旭日沐浴着金陵，

城头高高地飘着旭日旗。

那遥远的东方之海，

是旭日升起的地方，(59)

万岁响彻云霄。当看金陵城头到处飘扬着“旭日旗”的时候，佐佐木到一少将不禁“眼角发热”，并放言道：“我敢肯定，站在南京城头，最有感慨的人莫过于我了。”他因为多年之前在南京住过两年半，看到一个农庄式的地方如今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他曾对中国国民党有过好感，但因为国民党“实行了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的投靠英美政策”而愤然离开南京，现在，他看到了“背信弃义的人终究要受到上帝的惩罚”。(60)从他的诗中确实能感受到感情真切而略显偏执，纤细而不失壮阔的特点。

实际上，当时为南京陷落写诗的日本人已经难以计数，有资料表明，日本民众给前线的日军官兵写信，赞美并感谢他们的“英勇作战”，甚至小学生都写诗去信祝贺，日军第十六师团木佐木久少佐在1938年1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的事，13岁的澄子在信中写了两句诗：“无敌之皇军，一举攻克南京城。”9岁的淑子在信中也写了两(61)句诗：“可喜可贺啊!南京陷落、旗帜的海洋。”为南京陷落而祝贺(62)的行为已弥散至日本各个角落。三、浩劫

首都陷落后，日军便开始了有组织的大屠杀，甚至是虐杀。此时，南京的占领军仍由朝香宫鸠彦亲王直接领导。1938年元旦，不在南京的松井石根又写了汉诗《昭和戌寅年头有感》，竟然表达了不满和决心：“北马南船几十秋/兴亚宿念顾多羞/更年军旅人还历/壮志无成(63)死不休。”而且有资料表明，松井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还写过另一首汉诗：“以剑击石石须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十万战袍红，尽是(64)江南儿女血。”这首诗被认为是松井的“盗版”诗，如能确定该诗为松井创作，此等血腥诗篇无疑是地道的侵华文学作品。

直到1938年1月中下旬，我国文坛才有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如《抗战三日刊》发表了《“皇军”的“王道”》《同胞的惨遇》，《血路》第2期发表了《逃出南京难民区》等。而刊载于1938年2月1日《七月》刊物上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作者汝尚）多年后被收录于文学史，是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汝尚坦言道：“南京今天一变而为血腥的地狱，那吃人喝血的魔鬼的残酷行为，绝不是我这只无力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这一篇记载，仅是我个人所身(65)受的片段报告。”当时南京的防守失败，作者身患热病滞留下来，看到“十四日早晨已经到处飘扬涂着鲜红色的太阳旗了”。城陷之后最初的三天里，他看到、听说了“南京的大劫”，见证了张德老汉家人被残害的情形。从汝尚追忆的情况来看，日军的屠杀确实不是他“这只无力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

1938年2月的《大公报》（汉口版）在第4版开设了“敌寇万恶录”专栏，栏目开篇即表达主旨：“现在敌寇已把奸、淫、掠、掳当成拿手好戏，在各侵占地扮演，对牠这种万恶的罪行，应该记录，藉使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士知晓，并唤醒国人，起来复仇！”(66)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报告是袁霭瑞写的《陷落后的南京》。作者说：“目视我男女同胞，遭日军之蹂躏，真是言之痛心，述之流泪！”他着重记录了难民区的情况，例如，一个12岁的女孩子和一对母女的惨烈遭遇，还有“难民登记”造成许多青壮年无辜被害，估计“死者万余人”。图1.3　“祝敌首都南京陷落”图片来源：摄于“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

1938年7月的《大公报》（汉口版）分四期发表了李克痕的报告(67)《沦京五月记》，这一作品涵盖了九个部分——“乞讨生涯”“南京城里”“难民区”“敌人的兽行”“市面一瞥”“伪组织”“教育与邮政”“其他”和“怎样脱险”。《沦京五月记》的文字之多、连载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在当时也不多见。李克痕是“南京某文化机关的职员”、基督信徒，住在江宁的“板桥”，当时身旁有62岁的老母和病得很重的妻子，他本人又是跛足，真可谓“老弱残废”。文章开头就提到：“残暴的敌人临去时，指着我这残废的腿，发出奇怪的狞笑，啊，就是因为这条残废的腿，我才能活到现在。”在那个恐怖时期，“残废的腿”确实救了李克痕多次。1937年12月9日，日军占领了“板桥”，他的仆人老葛即使已经60多岁了，仍然被日本人抓去当了“伕子”。十二月十日，作者一家三口四处避难，“天黑了，给人带来更多的恐惧成分，广漠惨淡的大地，越觉凄凉了，熊熊的火焰还在燃烧，除了远处传来的密密枪声，一切都现出死的沉默，藉着光影映出敌军岗兵的凶恶身影！”李克痕陪伴着在乱兵和火灾中老迈的母亲和奄奄一息的妻子，见证了南京的陷落。李克痕在国破家亡的这一时刻喟叹不已：“这样的乞讨生涯，过了八十余日，尝尽了人间未有的痛苦，人生的折磨！”他是个东北人，是“九·一八”的炮火造成了他无尽的流浪，如今国都又沦陷，他一个“跛足”怎么能找到出路？《沦京五月记》还用许多文字记载了南京难民区的情况：南京城里有各国所办的难民区，很早就听人说过，但进

城是很困难的，要经过严密的盘查，方可进城，因盘查失言

而死的，不知有多少。进城是这样危险，所以我总没有敢打

进城的主意，直至今年二月间，乡下的土匪闹得越凶了，我

只好决定进城去住，行李是很简单的，背上一个小包裹，同

妈妈向中华门走去。南京陷落时，尚有四十万居民困居城中，难民区成立，

但房价昂贵，一般人裹足不前，在难民区居住者十五万人左

右，难民区以外之居民，多数被敌人残杀，后来难民区也失

去其效用，敌军是同样的抢奸烧杀。以上提到的南京陷落后，乡村有匪患、进城难、难民区内“房价昂贵”等等，为还原历史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细节。这篇报告最后发出号召，向同胞们呐喊：报仇雪恨！这结尾几乎复制了袁霭瑞《陷落后的南京》的结尾。值得补充的是，这两篇文章中都标明一个重要的数据：《陷落后的南京》认为南京城“因故未移者，尚有四十万民众”，而《沦京五月记》中也强调“南京陷落时，尚有四十万居民困居城中”，实际上两人都只能是不准确地估计。从后人的研究来看，他们所估计的比实际人数少，包括李克痕所说“难民区居住者十五万人左右”也同样存在问题，有资料表明，一九三七年五六月份常住人口(68)101万人，在南京陷落时，南京人口总数应在60万以上，其中难民(69)区内最多时有25万人之多。

直到1939年2月1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八期刊发了适越的《第七次挑选》，对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接近尾声。《第七次挑选》出自一位南京难民之口，自然，沦陷区的实况就会被鲜活地展示出来。覃姓难民被招募到南京富贵山一带掩埋尸骸，他发现“每一坑二百人，尸骸都是老百姓，他们的手被用铁丝反绑着，在无情的机关枪炮底下死亡了”。最后逃离南京时，“男男女女脱光全身被检，但大半都被扣留了。我们从南京来时是廿一人，幸运出来的只有四人，其余的想(70)都完了”。覃姓难民经历了日本兵的七次挑选，被选中后在挹江门外遭到射杀：同伴们的血流到我鼻子上来。夜风伴着一些将死者的呻吟。似乎听不见日本兵的笑语了，我略略把头抬了一下，我

想望一下是不是已可以想法子逃走，谁知，还有个狡猾的日

本兵站在那里，他以为我还能动弹，就用刺刀在我的身上一

连戳了几下。终于逃到了江中小岛上，他被一位老农李老汉收留，日本兵蹂躏了李老汉的儿媳，他又和老汉一家一起逃亡。这位南京难民见证了一位普通中国妇女的悲哀：“她的面孔黄得像蜡，头发还是散乱的，两眼无神地望着她的丈夫，胆怯地坐在他的脚下，他却没有看她一眼。”经历了七次挑选，他还是活了下来，然而，李老汉的儿媳投水自杀了，这就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悲哀。可以说，经适越的转述，这篇报告给人们留下了沉重与持久的思考：国都沦陷，守军溃败，女人尽受戕害，男人、国家的责任何在？

在《大公报》（汉口版）《西京平报》《七月》《宇宙风》等较集中地报道南京沦陷情况的刊物中，陈鹤琴、海燕的《首都沦陷记》，林娜的《血泪话金陵》，郭岐的《陷都血泪录》，适越的《第七次挑选》都是由逃出南京的幸存者口述而成，目击者的大量报告将日军统治下的南京刻画出来。从亲历者们的通讯报告中可以知道，当时，他们主要是三种身份——其一是政府职员，其二是抗战军人，其三为战地记者。历时一年左右，前后共有十余篇文章。此类报道大多是由抗战后方出版发行的，主要出自汉口、广州、西安等地。这些报告不仅证实了南京陷落与大屠杀，更为重要的是揭露了日军侵华的暴行，鼓舞了抗战的决心，凝聚了全民抗战的精神。

除了以上的文学书写外，还有两个重要文本以独特的形式见证了(71)南京陷落。1938年9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了黄谷柳的《干妈》。这一年黄谷柳三十岁，他结合个人的亲身经历写了这篇自(72)传体小说。可以说，《干妈》是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第一篇中国小说。黄谷柳作为国民党党员，1937年六月底“在庐山暑期训练团集训一(73)周”，十二月初被派驻南京城内“协助办理粮食工作”，未能及时撤出。《干妈》所呈现的完全是南京陷落后的场景：“十二月十三日，南京的鸦群整天都飞在低云的空中，俯览着大地上人类生命的死灭，(74)嗅着那些不同国籍的人身体中蒸发出来的血腥。”南京保卫战失利后，暴力与死亡成为主题。小说主人公“干妈”承受着巨大的屈辱：有时干妈送东西就老半天不回来，每次回来就倒在床上

哭个半夜，谁也不敢问她为什么哭！因为女人的哭，在南京

几乎每秒钟都会听见碰见的事。我们从地下室爬起来想给她

说几句安慰话，她只是摇摇头，温和而凄咽地说：“睡去吧，

我受罪不要紧，我老了，就只担心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能平安

出去，你们平安出去了，一切都有望了，我受罪算得什么！”

伟大的干妈是因为我们而受罪了，她替南京的女人们——

不，她同南京的女人们一样地受罪了。五十年来不曾受过的(75)

罪，不曾有过的恨，不曾蒙过的辱呵！

日本的国旗在中国首都飘扬的时候，滞留南京的中国人军人和女人在心灵与肉体上遭受的压迫与戕害十分相似，而女性的命运更为惨烈。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直隐匿，见证暴行不多，黄谷柳未能充分书写日本占领军的恐怖，只是听说了不佩戴“亡国臂章”危险的谣传，看到了油布密密盖着日军“军用汽车”，怀疑里面全是尸体。

1939年，一位七十多岁的南京难民逃难到重庆后，遇到陈中凡(76)，讲述国都陷落后所遭遇的残酷，这样就有了陈中凡的格律体叙事长诗《金陵叟》。除了小序外，这首长诗共120字，叙事全面，情感炽烈，诚如潭秋评语：“裂帛渍血，当志此痛，叙述悲凉，宛然乐(77)(78)天今乐府。”而且，《金陵叟》是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吻写就的诗歌文本，开头即道：“叟从金陵来，为述金陵事。未言先欷歔，太息更流涕：‘行年七十余，几曾见烽燧？岂料风烛龄，白日遭妖魅。’”相较于散文，诗歌的这一叙事方式的出现要迟一年左右，也晚于小说的同题材创作。这位南京难民年老体衰，还有妻儿，贫困潦倒，无路可走，就到国际安全区避难，见证了日军在南京沦陷后的暴行。这位亲历者的所见所闻很多都具有史料价值，其对南京城破前后的相关记录如下：

腊月十二日，夜半势特异。火光上烛天，杀声震大地。

巨炮响若雷，弹丸飞如织。妇泣兼儿啼，心胆为破碎。

次早坚城堕，满目尽殊类。枪林列森森，战车阵前卫。

狼奔而豕突，四城逞峰虿。屠戮及鸡犬，纵火遍阛阓。

曩时繁华区，一夕成荒秽。尸骸积通衢，血肉填溷厕。《金陵叟》的记录真实、凝练，令人震撼不已。幸存者与诗作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共鸣，首都金陵促成二者精神的高度契合。家国之忧、家国之愤，在古体的诗中愈发显示出民族抗争的力量。

无论是古体诗式的记录，还是自传体式的小说，同之前提到的报告通讯一样，发挥了文学兴观群怨的作用，将民族的历史创伤与个人的伤痛一道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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