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温度：1912—1949书影流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肖伊绯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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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温度：1912—1949书影流年试读：

肖伊绯，四川成都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曾游学法国、印度等地，长期从事人文领域泛文化研究。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风景的标记》、《虚构的风景》、《十城记》、《孤云独去闲》、《革命样板戏》、《民国表情》等。自序“剔旧”与“怀旧”

从小就不喜欢跟人争东西，同样，《民国温度》也不是一本争鸣性质的书。不是七弯八绕的“捡漏体”书话，也不是四两拨千斤的“掌故体”书评；没有特立独行的“语录体”思想，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标题党”才情，这只是一本平实得近乎平淡，认真得近乎较真的小书。但我相信，这会是一本有温度、有思量的书。

原本，家里没有多少与民国沾边的事物。除了据说在1949年远泊台湾、至今无踪的祖父之外，除了几枚或铜或银的民国硬币之外，再无何事何物与“民国”能扯上关系。“民国”是一个遥远的年代，是一处陌生的时空，本来与我这样一个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瓜葛。

大学时代，偶然遇到的一次图书馆“剔旧”大清仓，让我与民国时代有了一次擦肩而过的短暂邂逅。在我看来，许多封面设计新颖、内容闻所未闻的民国书籍，实在是有点“天外来客”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从前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好书呢？为什么我们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各种读物，与这些书相比较，一下子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呢？为什么一定要在封面或扉页上钤盖一枚极不美观的“剔旧”图章之后，这本书才能如释重负的回归到珍爱者的怀旧视野之中呢？

当我抱着一大摞各式各样的民国书籍，在五毛钱一小本、一元钱一大本、两元钱精装本的超低价中贪恋不已、兴奋莫名之际，我感到自己与这些民国书籍开始结下不解之缘。虽然硕大难堪的“剔旧”章，仍让我遗憾不已，但毕竟如此这般之后，我才获得了廉价怀旧的权利。在此之后，很少再有这样的天降奇缘，没有了“剔旧”的机遇，只得以更为不菲的代价去寻觅故纸。即便如此，还是乐此不疲，一发不可收拾。

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徐志摩、张爱玲等一系列民国之星，在我后知后觉的对民国书籍产生兴趣时，早已被喜欢研读民国书籍的先行者们，出于各式各样的兴趣与目的，探索考证得一清二楚、有板有眼了，选集全集类的各种整理出版物也早已琳琅满目、可圈可点。自然，与这些民国之星相关联的各类民国原版书籍，价格也随之扶摇直上——可能仅仅是在某位藏书名家的一篇随笔中提及，旧书店里的某册书就身价陡增，拒人千里了。“捡漏体”书话与“掌故体”书评，不单单是后来者的索引清单，也成了书商们的价格指数。怀旧的成本，自然不会再有“剔旧”式的便宜，这是近十年来的憾事，也是我远离这两类文体的根本原因所在。

仍是出于不与人争的天性，我主动放弃了追逐这些民国之星的梦想。我开始着意搜求一些远离人们视线的民国人物及相关书籍，我开始用心体会那些在星光掩盖之下的脉搏与体温。我想，在星光灿烂的民国时空里，一定还有离我们稍为遥远一点的星座，原本的光芒亦并不逊色。只是苍茫天地中，要看我们能否在故纸堆里，耐心的而且有力的，把这束黯淡星光上的尘埃，轻轻拂拭到逐渐清晰罢了。这本书的完稿，我想也就是这么一个搜聚故纸、拂拭尘埃的过程罢了。

民国，给了人们一个在整数纪元里怀旧的理由。越来越多的昔日的旧书读者，变成了量度时代体温的怀旧作者。旧书里的人物与轶事，不再是冰冷的文字符号；通过一定量级的文献配置、语言整合、情境再现、时空重组，民国成为一个越来越有体温、越来越有人情味儿、越来越有理想的生命体。那些原本已经璀璨得无以复加的民国之星，也开始还原喜怒哀乐的血肉凡胎；那些原本看似遥远的民国过客，也开始复苏与时代同步的参差脉搏。

幸运的是，我可以抱着一摞从图书馆里“剔旧”出来的故纸，成为怀旧作者之一；更为吊诡的是，这样的写作与此刻出版的这本新书，都只是以萦绕与深入到一堆被剔除废弃的旧书之中为前提的。或许，图书馆的“剔旧”，新书中的“怀旧”，都是费尽思量的一桩难事罢了。

剔旧还是怀旧，都是我们人生中必得二选一的题目，有时我们选择前者，有时我们选择后者。在这一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我们开始不自觉地书写各自的历史。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名言，历史只是客观的幻觉。如果历史的最终定义只是幻觉，无论其前缀修饰是客观还是主观，我想，本质上到底仍是主观的。其实，无论“剔旧”还是“怀旧”，从本质上讲都是主观的。“剔旧”是改写历史，“怀旧”是追索历史，但这两种行为本身也在构成历史，也同样是历史本身。

我终于明白，拂拭尘埃的客观效果，的确能让事物的轮廓清晰，而最重要的主观效果，乃是复苏一个时代的体温。所有的怀旧者，都是在刻意的追求客观效果，但最终是在主观意义上达成历史的。

或许读一本书，除了廓清一些故旧之外，只是要去感受一个时代的体温——我们主观的去看待历史、感受历史，我们本身就是历史。

本书分为两大类行文——文艺和学术。每类所选书籍大致按出版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书中配图均为作者及友人藏品扫描或拍摄而成。是为文。2012年10月民国·文艺《流霞书屋遗集》：亡国外史后宫剧

1921年9月30日，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在醇王府内吞食过量鸦片，自杀身亡。这一幕真实的后宫剧，在民国时代也无非是一则报刊上的豆腐块新闻而已。虽则惨烈，却无人问津。此时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已近十年，据说瓜尔佳氏之所以自杀，是因对复辟帝制已然绝望所致。

这一年，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自我排遣，他让内务府为他在养心殿安装了一部电话。电话局跟着送来了电话号码本，据说溥仪翻着翻着，突然看到京剧名角杨小楼（1878—1938）的电话号码，便对着话筒叫了号，他学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啊？”对方哈哈大笑问：“您是谁呀？”显然，电话是接通了。瓜尔佳氏与溥仪

这桩巧事儿，也许是继杨小楼进宫为慈禧做“内廷供奉”以来，与逊位后的清代皇室一次意外接触，纯属偶然。但南社才子邹铨（1887—1913）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杨小楼不但因入宫演戏而与皇室交往颇多，而且还是瓜尔佳氏的情人，甚至还曾闹出过一出殉情的大戏来。瓜尔佳氏之死究竟是因不争气的溥仪，还是因宫外的情人，一下子又悬念丛生了。

早在瓜尔佳氏自杀身亡之前8年，年仅26岁的上海青浦人邹铨在苏州与南社友人们游玩之际，突然咳血不止，1913年2月3日，猝死于沧浪亭畔。由于逝世过于仓促，无论是邹氏本人还是其友人皆始料未及，匆匆整理出一册《流霞书屋遗集》来，以兹纪念。这一册由柳亚子亲自主持编录的邹氏遗集中，录有一部尚未完稿的传奇剧本《杨白花》；这个剧本所演绎的故事，就是杨小楼与瓜尔佳氏的私情逸事。《长坂坡》剧照，杨小楼饰演“赵云”

剧本第一出《传书》，剧中人“某福晋”即开场表明身份，她自言自语道：“继德宗龙殡，吾儿溥仪，竟得嗣位入宫，赞承大统。”但她又道出“所不满意者”，即“如金屋阿娇，雀台深锁。未尝不怀我故人，常萦梦寐”。而这位“常萦梦寐的故人”，就是杨小楼。

剧中人后来的台词中，就有非常直接的自白：“杨小楼，杨小楼，你太觉负心了。你可想吗？”“小楼小楼，你索要与我再会一遭也。”“某福晋”独自惆相思一番之后，迅即写了一封书信，让贴身婢女，交与了杨小楼。杨小楼此刻也正在居中害着相思病，于是二人约定，在戏院相会。“某福晋”到戏院时，杨小楼正准备出演《白水滩》。台上台下的四目相望，其情其境，恍若戏中戏、剧中剧。当然，散场之后，二人的欢会情状，也可想而知。但紧接之后的第三出《闻警》，主角却是摄政王载沣，即溥仪的生父。在这一出戏文中，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上下的仓皇失措，描写得尤为生动传神。

剧中接到武昌警报的载沣惊恐地说道：“好端端的一个太平世界，忽地里说什么武昌城在顷刻间，被革命党占领去了，教我如何对付。”他迅即召集了奕劻、载泽、荫昌、萨镇冰、盛宣怀等商议对策，和谈还是开战，七嘴八舌、乱作一团。最终在萨镇冰主战的建议中，这场亡国之际的“乱弹”才草草收场。退场时，载沣又大哭一场，哭泣中的自诉耐人寻味。

他说道，“我自摄政以来，不及三载，凡百新政，次第举行。欲想借此政策，牢笼那一般希荣慕利的汉人。以实行我开明专制、中央集权的主义。我面上虽大倡调和满汉、实行立宪之说，我暗中却处处裁制汉人，只赏他几个无聊的官阶，不令他握一个实在的权位。果然那资政院落、咨议局等等一般不要脸子摇头摆尾、非驴非马的议员，只消一个四品京堂，已将他们弄成个顺孙孝子。那里想到还有这不受笼络的一班革命党，趁了这回收路风潮，竟把长江中枢的武昌、汉阳两城，占据去了。张彪、瑞澄，不知下落，湘赣皖豫，岌岌可危，如此大局，教我如何收拾他。这一座好江山，恐怕又欲归汉人有了。”

这番哭诉，实际上是载沣及大部分晚清皇室的真实心态，改良、新政、洋务、立宪等诸多看似革新政体、救亡图存的举措，实际上都只是想起到笼络人心、调和矛盾的效果，也都只能起到暂时维系帝国危局的作用。只是载沣在国难之际，更想不到也没工夫去想，他的夫人瓜尔佳氏已经另有私情。国破家亡的宿命，正悄然演绎；只是剧中人载沣在一边哭亡国之恨，而瓜尔佳氏则在一边圆新欢之梦，这一番同时折腾着的红尘大戏，多少还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

第四出《报警》中，当瓜尔佳氏的贴身婢女向其密报，武昌起义及载沣大哭之事时，瓜尔佳氏首先惊奇的不是帝国剧变，却是这摄政王的大哭。她言语道：“越发奇了。你家殿下，乃是一个无用之人。凡百政治，皆信那一班奴颜婢膝的朝臣。七软八倒，彼不过唯唯诺诺，糊涂了事。所以终日终夜同欢佛一般，我从未见他吊下过一滴泪来。今夜究竟为了何事，这样的痛哭。日前革命党汪精卫谋刺你家殿下时，他也不过发呆了两个礼拜，亦没有哭过一场。莫非是老佛爷要垂帘听政，把我的麟儿置在脑后哩。”

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到瓜尔佳氏对其夫君载沣的极端蔑视与不满，当然还有对自己荣华富贵的极端维护。作为权倾一时的皇帝生母，她所关心的仅仅是老佛爷是否要垂帘听政，是否要将溥仪废黜等，武昌起义的亡国大祸竟然可以视而不见、不知所谓。

在婢女后来的再三陈述之下，瓜尔佳氏与杨小楼在将信将疑中逐渐感到大事不妙，杨小楼的一番分析言语也颇代表了当时代普通民众对革命党人的认识。他说道：“这革命党果然比不得从前，此番的起事，真如迅雷不及掩耳。我再也料想不到。我算他革命的事业，出出没没，已经第一十七次了，革命党的毅力，真是不凡。黄花冈死了七十二人，此时又是轰轰烈烈，在南中起事。中国男儿，直多的了不得。”在“情人”这样一番详尽分析之下，瓜尔佳氏终于意识到亡国大祸在所难免，她与杨小楼的生离死别也行将不远。

在两人“今宵有酒今朝醉”的这最后一场欢会之际，载沣仍然蒙在鼓里，还屡次派婢女请瓜尔佳氏入宫议事，但皆被婢女以“宿醉未醒”之由推脱阻拦。正当载沣欲亲自前往探询时，却因宫内太监急报老佛爷得知武昌之变后痛哭不已，不得不火速入宫探望而作罢。瓜、杨两人的私情，就这样逃过了被撞破的一场虚惊。但婢女却为此思前想后，虽然知道二人的私情都是杀头的大罪，但自己这条小命却还要小心保住才好。于是出现了第五出《设计》，即婢女要想方设法让瓜尔佳氏尽快回府，不再逗留杨府，私情丑事只要暂时不撞破，奴才们的小命也就算保住了。这番思量与伎俩倒是与此刻的载沣摄政监国的策略相近，能忍则忍、能瞒就瞒，只要最后能躲过一劫就好。政权根基上已经崩溃的帝国与情感上已经寄托外人的贵妇，实际上没什么两样，表面上勉强应付维系的只是暂时局面。虽然终有破局的一天，可眼前的婢女与载沣都还得忙前忙后、里外张罗，一刻也不得闲。

在婢女的再三催促之下，瓜、杨二人的浓情蜜意还是在这一场生离死别中久久挥散不去。他们还在山盟海誓、依依不舍，并没有在这一场国难家变中迅即作鸟兽散的意思。眼见着主子迟迟不肯回府，婢女计上心来，将事先安排好的两位王府家人唤至杨府门外，声称是府上有急事，特来寻人。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本已若惊弓之鸟的二人，此刻都认为载沣已察知二人奸情，回府定然也没有好结果。横竖都是一死，剧中杨小楼淡定提议：“不如携手偕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罢”。瓜尔佳氏也回应说：“罢了。事到其间，也不得不然了。杨郎，我与你就此去罢。”

至这一场《殉情》大戏时，整部剧本戛然而止。后续是否还有章节，无从得知。邹铨撰写的这部《杨白花传奇》到此为止，以瓜、杨二人的私情为明线，载沣等人误国亡国为暗线，勾勒出一幅亡国外史浮世绘。剧中没有对瓜、杨二人给予明确的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谴责，对载沣等人的亡国之痛也算是白描实写，并无过分夸张丑化之意。作为野史而非信史的一段轶事，邹氏这种就事论事的入情入理之演绎，在千年帝制崩溃、三民主义开国之际，在那一重要历史时刻的文坛内外都是让人耳目一新、触目惊心的。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对邹铨的《杨白花传奇》记忆犹新，列举了当时不少名流对此的由衷咏叹，如高天梅云：“风流亡国凭谁写，才子文章杨白花”；胡寄尘云：“一窗风云灯无力，寒夜人翻杨白花”；等等。邹铨遗著《流霞书屋遗集》，胡朴庵题笺邹铨遗著《流霞书屋遗集》，所附《杨白花传奇》

此外，《杨白花传奇》的命名也很特别，与当时众多警醒世人的革命题目相比较，并不那么咄咄逼人、振聋发聩，多少还有点古典、含蓄的意味。事实上，“杨白花”源自一个颇有点传奇色彩的古典爱情故事。据史书记载，北魏胡太后原是北魏宣武帝的妃子，宣武帝死后，其子继位称帝，她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执掌大权。但年方三十余、不免孀居寂寞之感的太后爱上了名将杨大眼的儿子杨华。《梁书》卷三十九记云：“杨华，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足歌之，声甚凄婉。”胡太后“逼通”杨华，而杨华惧祸不愿与一个胆大妄为的太后有私情，于是率部曲投奔了南朝。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写下了一首《杨白花》歌以作感念。“杨白花”也因此成为贵妇屈尊追求爱情的传奇之代名词，虽尚不足以千古传唱，却也多少让人惋惜那个“贵族无真爱”的年代之无奈罢。

而眼前的这一部《杨白花传奇》，似乎还不能与这个史料凿凿的故事相提并论。将千余年之后的瓜尔佳氏比附北魏胡太后，将杨小楼比附杨华，是邹铨的文学想象与敏锐才思所在。若真如剧中所写，瓜杨二人双双殉情，则其情其事恐怕更比这千余年前的“胡追杨逃”更为可歌可泣。但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学，活生生的人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需要的是慢吞吞的忍耐而不是眼睁睁的赴死，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与京剧大师杨小楼也概莫能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距就在于，一个可以天马行空地幻想，一个只能埋头弯腰地过活。瓜尔佳氏、杨小楼、邹铨、载沣、溥仪，毕竟都还不只是戏剧中的人物，他们都活生生的系于那个时代，有着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有着实实在在的苦痛与结局。邹铨遗著《流霞书屋遗集》，由柳亚子等南社友人搜集整理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月十四日，那天正巧是农历正月十五，杨小楼病逝，享年六十有一。生前被称为“活赵云”的这位著名京剧武生，死后各界追悼极为隆重，名流显宦纷至沓来吊唁，一场风光大葬彰显生前荣耀。而此刻，距瓜尔佳氏吞食过量鸦片而死已经17年，距《杨白花传奇》作者邹铨咳血身亡沧浪亭更已达25年之久。传奇中的预言没能实现，预言中的传奇终究也没能成为现实；历史自有其戏剧性，但历史不会按照剧本演绎。在白纸黑字中流传下来的，一册剧本中的戏剧性种种，让后来人无限遐思与感叹的，终究是世事无常与人心难测罢了。

附注

邹铨（1887—1913），字亚云，江苏吴江章练塘（今上海青浦练塘）籍，浙江嘉善人。少学于黎里自治学社，与柳亚子为同学，为金天翮弟子。后入南社，主上海《天铎报》，兼华童公学教授。卒年仅二十六岁。生前所著诗文杂作，由柳亚子搜罗汇集，刊《流霞书屋遗集》，附《杨白花传奇》。《瞿园杂剧》：可以唱的赛金花

几乎与曾朴（1872—1935）完成前20回本小说《孽海花》同时，同名杂剧《孽海花》（又名《金华梦》），也悄然完稿刊印。与分别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两年（1905、1906）在东京印刷出版的小说《孽海花》不同，杂剧《孽海花》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国内印制出版，收录于一册名为《瞿园杂剧》的集子里。由于是作者本人出资私印，此书并不在坊间公开出售，为回收工本费只有极少部分寄售。所以这部杂剧《孽海花》经百年时光流逝，一直少为人知。《瞿园杂剧》封面，钤有“特本”印鉴

杂剧《孽海花》作者袁祖光（1868—1930），又名袁蟫，字晓村，别号瞿园，安徽省太湖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二十九年（1903）进士。在进士馆学习政法3年，毕业后，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直隶候补知州、湖北候补道尹。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本考察政治，经许世英介绍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回安徽被选为议员，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后调豫鄂皖三省帑捐局局长。晚年定居安庆市，后在小南门袁氏寓馆病故。

袁氏尚著有诗文集《瞿园诗草》、《缘天香雪箨诗话》、《端木诗》、《摘星诗杂》、《古今齐谐》等，所著杂剧有《一线天》、《金华梦》、《望夫石》、《暗藏莺》、《仙人感》、《藤花梦》、《长人赚》、《玉津园》等。编入《瞿园杂剧》的为《孽海花》（又名《金华梦》）、《暗藏莺》、《仙人感》、《藤花梦》、《长人赚》（又名《卖詹郎》）。其余各剧编入《瞿园杂剧续编》，有单行本及“晨风阁丛书”本。

袁氏所作杂剧大多篇幅短小，除《望夫石》一种为四出加楔子，系标准的元杂剧体制外，其余剧作均仅一折，这与明末清初以降传奇杂剧体制规范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瞿园杂剧》为袁氏最早出版的杂剧集，其中《孽海花》以赛金花故事为原型；《长人赚》描写印度奴隶买卖；《暗藏莺》抒写东南亚海外婚恋风俗；即使是《仙人感》以八仙之一吕洞宾为主角的故事中，也借吕氏之口对外国列强入主中国而大发感慨。《瞿园杂剧》的特点，是关涉大量国外人物与风情，这与晚清国门洞开之后的国人眼界随之打开有关。袁氏作为这一特定时期的杂剧创作者，借外国人讽喻国内时局，以此抒发忧思困惑，成为其剧作的鲜明特色。

可以看到，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本考察政治，经许士英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段经历对袁氏一生影响颇大；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袁氏创作了大量特性鲜明，形成了大量引入国外风俗，反映西方文化背景的杂剧作品。这些作品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破坏中国文明、荼毒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抒发了作者为近代中国现状忧愤交集的情怀，并希望以一种反讽方式的警醒国人。《瞿园杂剧》收录袁氏剧作五种，其中目录第三种题为《孽海花》，正文题作“《金华梦》，一名《孽海花》”。剧情仍以传统的“宿命论”思想为主导展开叙事，故事背景是赛金花（小字彩云）因虐婢案被判回姑苏原籍，只得在阊门江上租一只小船和丫头们过活。某日黄昏时，赛金花忆想当年的荣华富贵之生活，不由懊恼万分，夜深睡去后，恍惚入梦。因梦遇金雯青鬼魂、“死得好闷人”的瓦德西鬼魂和被赛娘毒死的凤龄鬼魂等“孽海宿魄”，醒后赛金花感悟尘世孽缘、深悔自己当年行径。阴曹地府中两名小鬼将赛金花押送至“孽镜台”前时，赛金花临镜自叹的那一段唱词尤其让人刻骨难忘，犹如一曲汉语意译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唱词曰：

大都来恶因缘，逃不出无遮会。可知道你原是伊，伊原是你。你替他生、俺为你死，翼双飞、枝连理，见面无期。此别呵到破镜重圆非易易，则索把《孽海花》儿，从头唱到尾。漏尽钟鸣一枕鸡，说因缘唱这出收场戏。待俺寂坐了蒲团，慢慢去提。《瞿园杂剧》扉页，印有剧本名目五种《瞿园杂剧》第三种《孽海花》杂剧，正文首页《瞿园杂剧》第三种《孽海花》杂剧，正文末页

就这么简单明了，袁氏通过看似传统的“宿命论”来理解赛金花，似乎远远没有小说《孽海花》中，那种大开大阖的现实主义批判色彩。但须知杂剧创作毕竟不同于章回体小说，尤其是单折杂剧篇幅有限，不可能在两三个角色的来回周旋之间，通过几套唱词和数句说白、动作去演绎过多的现实场景及事件。袁氏拈举“宿命论”来表达赛金花——这个介于历史与传奇之间的近代人物，看似轻描淡写的实景呈现，实则浓墨重彩地阐示出个人命运与历史潮流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个人无论怎样看待和对待历史，历史的发展进程赋予每个人的欢悦与悲痛都在不经意间，注定了某种可以预知却又无法确证的均衡度。赛金花中年时代照片民国初年实寄明信片，印有赛金花青年时代照片

赛金花也罢、瓦德西也罢；行将就木的大清国也罢、张牙舞爪的西方列强也罢，历史剧变的同时，个人命运也随之浮沉。没有哪一个个人能拥有改变历史的能量，只有历史进程本身正在或压抑或放大、或扭曲或解放着人的命运。历史行进到某个特殊时点之际，人们赋予其特殊意义之际，再反过头来将历史行进过程中的某个人标榜为正面或反面典型时，这一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本身不正是一种“宿命论”的翻版吗？这本身不正是一种本末倒置、但又看似极端正确的“宿命论”变种吗？

袁氏剧作以其短小简明的叙事结构，常常以一种看似传统的“宿命论”思想贯穿始终，然而常常在这“理所当然”的种种故事结局中，让人体味到历史的无规律感与人性的无归宿感。与其说是袁氏剧作在为“宿命论”重建近代叙事体系，倒不如说这是扛着“宿命论”大旗反“宿命”。袁氏剧作中对现实情景的关照，最终在戏剧性的转折中，走向“虚无主义”，这即是袁氏剧作“现代性”的最大体现，也正是其以古典格式标注出来的现代精神所在。《孽海花》杂剧中梦遇鬼魂的赛金花，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披着古典衣裳的现代胚子之符号。袁氏其余剧作中的现代胚子之符号，无不照此办理，无不如此塑造。《孽海花》小说——可以读的赛金花。《孽海花》杂剧——可以唱的赛金花。《孽海花》杂剧与《孽海花》小说，虽同为以赛金花故事为底本谱写而出，但因文字体裁与精神诉求的差异，几乎同时完稿的两部作品却不可能彼此参照。这两朵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姐妹花，这一对近代新文化天空中的双子星，却也在某种大尺度、大视野意义上遥相呼应、两两相望。

读袁氏剧作，我们可以意识到，近百年来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的二元抉择中，原来除了莎士比亚、易卜生之外，除了关汉卿、汤显祖之外，我们还可以有不那么非此即彼式的要么西洋、要么古典的选择。古典格式中的现代精神，本来就是近百年中国杂剧创作乃至整个戏剧发展史的看点所在。《瞿园杂剧》就给我们展示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袁氏剧作本身就正是这一看点之中的样本之一，能读到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幸运快慰的，还应是有所启迪、有所反思的罢。赛金花手迹《雪昙梦》：情殇·东亚病夫“东亚病夫”这一称谓，稍有阅读史的国人并不陌生。当然大多数人接触到这一称谓，或多或少的会跟武学大师霍元甲或其弟子陈真扯上关系。一脸愤怒的陈真，用脚劈碎东洋武馆里的“东亚病夫”牌匾，这一经典场景会让很多国人记忆犹新。“东亚病夫”这一词汇，是否曾经真的出现于霍元甲及精武门的相关历史事件之中，是否有确切史料佐证，或许已并不重要。作为西方列强乃至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对晚清以来中国国力与国人体质的刻骨讥嘲，“东亚病夫”这一特定历史词汇，毋庸置疑的包含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沉痛的时代记忆。

事实上，“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名为“东方病夫”，出自于梁启超的译文“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译文源自上海《字西林报》（这是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主办的英文报纸Tzu Lin Hsi Pao, 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年8月30日创办于上海）于1896年10月17日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

原来，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申报了近30个参赛项目，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竿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从此，“东亚病夫”就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贬称。“东亚病夫”一词看似明讽中国人身衰体弱，却也暗刺中国人思想沉疴难起，封闭落后。1972年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剧中他饰演的陈真扛了一块“东亚病夫”的招牌到日本武道馆，并在日人面前将其踢破砸烂的场景，成为后来人们接触到“东亚病夫”一词的经典画面。曾朴（1872—1935）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却有一位自称“东亚病夫”的人，其知名度并不亚于霍元甲与李小龙，他的名字叫曾朴。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1872—1935），对国人而言，不应陌生。这是一位里程碑似的人物，开启了讽刺小说及翻译外国文学的先河。至于他为什么自称“东亚病夫”，则一直云山雾罩，无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1905年，《孽海花》刊印出来时，作者曾朴就首次使用了笔名“东亚病夫”，或许是表明身体欠佳，或许也以此示弱，以求躲避政治迫害。当然，也有人从主流价值观的、正面的喻义去理解这一自称，认为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警醒与鞭策：再不振作、再不奋发图强，中国人就真的会任外国奴役与宰割，就此一病不起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会不会上述理解兼而有之，还另有所指呢？

反过来看这部作者署名为“东亚病夫”的小说内容本身，《孽海花》以影射真人真事的写作手法而备受时人关注与后来研究者重视，小说中如金沟指洪钧，傅彩云指赛金花，翁叔平指翁同龢，梁超如指梁启超等，这些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小说人物与对应着的近代名人，形成了这一作品的独特价值与最大看点。其实，在《孽海花》之前，在曾氏以现代笔法抒写世态炎凉之前，他还有一部更为重要的传奇作品《雪昙梦》。这部作品同样以真人真事为影射展开文学建构，同样以古典笔法抒写个人际遇；尤为特别的是，这还是一部戏曲体裁的青年曾朴自传。或许，读完《雪昙梦》之后，就知道这位曾先生的“病根”究竟在哪里了。病夫之病看似映照着时代大局，实则源自个人生活史。曾朴著：《雪昙梦》传奇，1931年6月真善美书店初版

据其子曾虚白所撰《曾孟朴先生年谱》，在“一八九○—一八九一”时段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先生年少才雄，登第后，文名籍甚，意气凌轹一世，不料运神作弄，在他最得意的时候，给他一下当头的闷棍。在九月里他中式了举人，十一月里，圆珊夫人便产了一女。在产前四天，大小都很平安，那里料到四天之后，突然变病，病不到半月，就演成死诀的一折悲剧，所遗女婴，没有几月，也就夭亡。先生是情感最浓郁的人，怎禁得了这样的打击，因此意懒心灰，又走入颓废的途径。在这时期中，先生的作品有第二部诗集《羌无集》及《雪昙梦院本》四卷。后者完全是纪念圆珊夫人的悼亡之作。”

年谱中的圆珊夫人，是指曾朴的原配、汪鸣銮之女，二人于前一年（1889）才新婚燕尔。诚如年谱“一八八九—一八九○”时段中开篇即语：“这一年在表面上是孟朴先生最得意的一年，既进学做了秀才，又完婚娶了美妇，‘金榜挂名时’、‘洞房花烛夜’两件快活事凑在一起，正是何等花团锦簇的生活。”可惜这样的生活只有一年时光，曾氏旋即面临了妻女皆丧的世间大悲。十九岁的英俊少年伏案撰就了《雪昙梦》传奇，按照他当时熟悉的古典曲词的格式，谱写了他在《孽海花》之前的另一朵奇葩。曾朴著：《雪昙梦》传奇，正文首页

传奇第一出《标旨》以一支《蝶恋花》曲词开场，词曰：“没个商量花落去，要借神仙略略消愁绪；漾出孤山春一缕，翻新排起鸳鸯簿。华曼倘许双双住，雏凤离鸾，总算虚无语；人世难圆天上补，蟠桃红照相思树。”从开场词中可以看到，才情洋溢的少年曾朴有着怎样的沉痛，一腔才情又赋予“人世难圆天上补”的创作基调，也由此明确了这是一部无论从体裁格式还是内容结构都归于古典套路的戏曲作品。《标旨》中还明确交代了这部传奇中男女主角，甄逋生与王镂冰，剧中人名字无疑就影射着此时已阴阳两隔的曾朴、汪圆珊夫妇。

在此后长达三十二出的剧本中，始终围绕曾朴的丧妻之痛展开故事虚构，“人世难圆天上补”的创作基调最终衍化为故事结局。剧中人甄逋生与王镂冰，被预设为天上仙人，前世为林逋与梅仙。因为在仙界得罪了封十八姨与卷舌星君，被贬下凡间，完成一场人世间的姻缘大梦。在这场人世姻缘中，男主角同样经历了金榜题名的荣耀，女主角也同样因产子身亡，唯一不同的是，经历种种磨难直至阴阳两隔的剧中男女，最终在仙界力量的成全撮合之下，双双魂归天国，在天上再续恩爱美满。这种大团圆式的戏剧，虽然无足为奇，但对于作者曾朴而言，无疑是自我排遣的安慰剂罢。

无论如何，曾氏夫妇生前的恩爱种种，在此剧中都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达，其中一些生活片段特别耐人寻味。如第十一出《簪谏》，描写夫妇二人以头簪为例谈论人生价值，最终在夫人的循循善诱之下，恃才傲物的夫君对此有所触动，在待人接物、处世应对方面深受启迪。这一出剧本描写细腻动人，充分折射出了曾夫人的冰雪聪颖与曾氏夫妇的恩爱有加。

剧中写道，王镂冰在堂中手持一对金簪、玉簪，请甄逋生品评孰优孰劣，也由此展开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人生哲理之探讨。剧中人的对白如此安排：“［生］我见的是经史子集，识的是诗赋歌词，这些妇女之物，那里懂得？［旦］可又来别人请教你，你倒居奇了。你道我直个没有辨别么？不过因你常说，我的心便是你的心，特地借此试试。［生］自然是玉的好。［旦笑介］逋郎，倒底我的心不是你的心，你的心也不是我的心。（唱）笑你同床各梦难相凑，硬把两片心儿无端团就。［生］如此说来，你爱金的了。”

自命清高的青年才俊，在金、玉的喜爱程度上，当然还是偏向于象征世外高洁的玉而否决象征世俗财富的金。于是，他告诫女方说：“金银一辈子是俗物，你若爱了他呵，（唱）便道庸脂俗粉寻常有，愧煞人呼扫眉班首。”一番告诫之后，书生又列举了诸多玉的品性好处，如坚而不蹙、折而不挠等等坚贞高洁的事例来。没想到，女子却微笑着将玉簪在桌边敲折，在书生的惊愕中，她娓娓道来：“咦，他是不蹙的，却会脆；不挠的，却会碎。咳，不中不中，不蹙不挠，不过博得有心人几声惋惜，自己有何益处！”紧接着，女子与书生合唱一曲［长拍］，为这番金玉之辩告一段落。

［长拍］浪说坚刚，浪说坚刚，坚刚何在？剩得乱琼残玖！逋郎呵，你是差了，你纵然读破万卷，还是未达一间。你看纯刚脱手，绕指委宛胜人只争能柔。［生作恍然悟介］呀，你讲了半天，那里说的是玉簪金簪，原来是那里主文谲谏，托物进规，我几乎被你瞒过。良医寓言示，好一个女中曼倩，婆心苦口。

剧本中女子对书生的规劝，可以说极尽巧思，极富感染力。为了使夫君不再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为了使夫君能审时度势、中庸处世以自保自全，她以一支玉簪的折断点拨了自命清高的书生，表达了符合中国家庭利益、世俗传统的价值观。无疑，这对作者曾朴而言，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青少年时代的逞才狂放到后来撰著《孽海花》时的聚讼无休，直至最终弃官从文、译介小说等等经历，种种因才高志傲而招致的人为苦难与意外挫折，都一一印证了当年这段夫妻密语中的种种隐喻与预设。

剧中《情诀》与《苦灵》两出，极尽悲凉渲染，几乎就是当年曾氏与发妻生离死别之际的现场记录。《情诀》一出，以哀伤的商调过曲、缥缈的双调北曲、迷幻的仙吕调南曲交相迭唱，将发妻弥留将逝之际的情状与作者本人的惊惶表现无遗。在最后一曲大哭哀唱的曲词中，曾氏笔下的书生竟在一次又一次的呼唤逝者中晕死过去，足见其情之切。《哭灵》一出，更使用了难度极大的［九转货郎儿］曲调格式，以九支哀泪满腔的曲词为爱妻送葬。昆剧名作《长生殿》中曾出现过这种曲调格式，曲学大师吴梅（1884—1939）也曾经对此特别激赏，在其专著《南北词简谱》中有过专门阐论；恐怕吴氏也想不到当年19岁的曾朴即以这样古奥的曲词为自己的爱妻“哭灵”罢。这一方面是曾氏才情高格使然，更是其对爱妻一往情深之映证。

无论是雪花还是昙花，都是短暂一瞬的虚幻景物而已。曾朴的《雪昙梦》，在雪花与昙花的短暂绚丽之外，自导自演了一场如梦初醒的人生戏剧；整部剧本折射出人生如梦的宿命情怀。最终，曾氏安排出一场“人世难圆天上补”的大结局，早逝的爱妻与高傲的书生在仙界团聚，终于摒弃了俗世的种种烦忧与遗憾，在神游天国中达到了心灵的抚慰与安宁。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曾氏本人的自圆其梦，20世纪的大幕徐开，近代中国的苦难与剧变种种还将接踵而至，又岂止是青年才俊的丧妻之痛与一己之梦？《雪昙梦》之后，不过三年光景，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曾朴入京师同文馆勤习法文，自荐总理衙门而未果。刚经丧妻女之痛的他，欲为国家效力的大梦至此又戛然而止、中途梦醒。《孽海花》之后，署名“东亚病夫”的他开始着手翻译法国文豪雨果的名著，弃官从文的他有着怎样的心病，非得跨国寻梦？书生意气贯穿一生的他，也与同时代其他众多青年才俊一样，要么曾经壮志凌云，要么曾经儿女情长，却终究也得面对如雪花消融、昙花一现的时光与记忆。

1927年，曾朴与长子曾虚白在上海创设真美善书店，开办《真美善》杂志。到1931年时，已经翻译了法国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共计31篇（部）的老才子，终于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位如梦初醒的倦客停刊了杂志，搁置了译笔，悄然返乡养老。这一年，他开始回顾和整理自己的著述种种，将《雪昙梦》列为其文字生涯的“第一时期”之戏剧代表作。这一年6月，《雪昙梦》整理付印，在自家创办的真善美书店中出版发行。

四年后，曾氏病逝于常熟乡里。当时没能亲自参加曾氏葬礼的郁达夫，在《越风》杂志上以一篇《记曾孟朴先生》抒写追思，他写道：“现在虽和先生的灵榇远隔千里，我只教闭上眼睛，一想起先生，先生的柔和的风貌，还很鲜明地印在我的眼帘之上。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这一道大桥梁，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的这一位最大的先驱者，我想他的形象，将长留在后世的文学爱好者的脑里，和在生前见过他的我的脑里一样。”生前与曾氏有过交谊的郁达夫，无疑是幸运的。而对于后世读者而言，理解这位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作为大桥梁与先驱者的曾氏，《雪昙梦》却是再不容错过的。

读《雪昙梦》，就是一次与曾氏神交面晤的机缘。《雪昙梦》所覆载着的弥足珍贵的雪泥鸿爪、音容宛在的真情流露，已不仅仅是文学技艺、文学史意义上的所谓“专业高度”，迭现其间的更多的则是人生的难度与情感的温度。除了抒写赛金花本事的《孽海花》、译自法国文豪雨果的《钟楼怪人》之外，70年后还能阅读到《雪昙梦》的读者，无疑是幸运的。在这样一部自斟自酌的曾氏自传中，体味到的是人生本来蕴藉着的戏剧性，感悟到的又是戏剧反过来所彰显的人性。这样的阅读本身，就已经超越了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这样的阅读本身，就直接探寻着人生的哲理与价值。

一场情殇，一个病夫。一册旧书，一种感动。读《雪昙梦》，无须学究，只有感动；不用考证，只有感悟。这样的阅读，或许感性，却何其幸运，又何其难得。《悲秋杂识》：扬州版“浮生六记”

按：《浮生六记》的凄美故事，几乎人人皆知。这段发生在苏州的红尘轶事，因为爱情，每一个看过《浮生六记》的读者心中，沈三白与芸娘的名字再难磨灭。其实，像沈三白与芸娘这样的深情伉俪，与其故事原型相近的，也有诗文记载的，在扬州还有一对儿有情人。在《浮生六记》面世两百年之后，一册《悲秋杂识》再次叩开世间有情人的心扉，重新叩问这世间，情为何物。1．早逝才女魏诗庾

民国庚午年（1930）晚秋，扬州江都仙女庙的王家大院。业勤文化社送来了一摞新印制的小册子，出资刊印者王永鉌不在家，其父王景琦留下了这一摞小册子。他的儿子王永鉌（字奉明）到淮南当了官差，一个漂泊无依的小官职，却少不了诸般应酬，也就少有归家；老爷子一边手抚着小册子，翻开一页就黯然皱眉，偶尔也是要叹息一番的。

小册子很精致，刚好有一个巴掌大小；小册子一打开，就是一帧女子的遗像，清秀端庄。关于这名女子的生平，真可以用“岁月无情，命比纸薄”一席话来形容。《悲秋杂识》，魏氏遗照

原来，据册中所印《王君奉明妻魏夫人传》中记载，女子原系衡阳魏慕陶之女，名诗庾，字宜秋，号咏萸。在光绪戊戌年（1898），其父赴任江右，在任职期间的壬寅年（1902）身亡，之后于当年10月，女子诞临魏家，实为遗腹女。因为魏慕陶无子嗣，将侄儿魏诗其过继入室；而又因为魏诗其当时侨寓广陵（今扬州），于是魏诗庾投奔至扬州。1924年，22岁的魏诗庾下嫁至王家，至此与王景琦之子王奉明结为连理，终有依靠，夫妻二人至为恩爱。

但新婚三日之后，魏氏即得肝病顽疾；用尽各种方药都无济于事。后来有良医以泻肝之剂调理，方才痊愈。魏氏自幼知书习文，又精通织绣；勤俭持家，又待人宽厚，在王家备受爱戴。曾为王家诞下一儿一女（还有一子早夭），儿孙绕膝之乐让其公公王景琦颇感欣慰。在王家大院短暂的六年生活中，她始终与王永鉌夫唱妇随、举案齐眉；时常诗文相娱，恩爱有加。当时因性格内向、安于现状的其夫王永鉌并未谋得一官半职，也未有任何商业筹措，家里开销相对拮据，她对此始终耐心开导、娓娓劝慰，并不曾因此有过任何争执与不快。这样一位贤慧的女子，却终于在民国庚午年（1930）六月十三日，因为身体长期虚弱与操劳过度，未满29岁就黯然逝去了。在其弥留之际，其夫欲唤儿子过来与母亲见最后一面，这原本是人之常情的举动，却被她阻止了——她不愿让刚睡着的儿子来见快死的娘，还为此劝说夫君不可“扭于世俗之见”。

据其夫王永鉌在《悲秋杂识》中所记，魏氏留有遗诗一首、遗嘱一则。其中那首遗诗，可能即是这位秀外慧中的贤良女子的唯一作品，诗云：

依依执手已临终，方寸清明鬼亦雄。热泪不伤连岁病，私心惟悯数龄童。

未供妇职惭愆重，上有尊亲莫祭丰。钿合金钗须记取，勿教遗失乱离中。《悲秋杂识·悼亡诗》，王奉明撰

遗诗语言平实，却将一位江南望族大院中的持家主妇形象，勾勒得明晰动人。不舍不忍、不甘不弃之情于前阕细叙；而贤良淑德、精心操持又于后阕娓娓道来。身前事、身后事交代得一清二楚，让人感叹莫名。遗嘱一则，则更为明了简洁，为眼前这个无意于功名进取，且又不善经营世故的夫君做了交代，曰：

既来之，则安之。毋忘斯言。从兹捧负提携，应对两雏。

怜乳臭，薪桂若米珠，若恰当今日不必铺张扬厉，只须一瓣爇心香。

2．14首挽诗写尽相思

有此良妇，夫复何求。无怪乎，悲痛欲绝的夫君一口气写了6副挽联，14首悼亡诗，每一副挽联、每一首挽诗都沉痛悲凉，恍若举世间再无依赖与留恋。这些诗句心声，都与其妻的遗诗、遗嘱合璧于此册，为后世存一故事。挽联中有云：

生死亦何常，已到垂危，犹教待我悬孤，强为支持三日去。（六月初十为鉌生日，是日夫人濒于死者凡三次。卒能勉强支持，至十三日始逝）

升沉虽有定，若论既往，最是忆卿却扇，不堪潦倒八年来。

从王永鉌联中的附注来看，可以得知魏氏死前三日，是年六月十日，恰逢他自己的生日。而这一天，魏氏的病情加重，已接近死亡，并出现濒死状态三次。因为舍不得弃夫君而去，且又恰逢夫君生日，魏氏强撑了三日之久，终于撒手人寰、香销玉殒。若不是联中附注，这些恩爱细节，又岂能为外人所知？也正因如此，如今读来更觉凄美。当然，其中甘苦沉痛，亦只得夫君一人得其三昧罢。无怪乎，在又一副挽联中，他哀叹道：“宜室宜家成幻影，秋风秋雨怅予怀。”《悲秋杂识·祭王氏魏宜秋夫人文》，其夫王奉明撰《悲秋杂识·王君奉明妻魏夫人传》

另有十四首悼亡诗，将王永鉌与魏诗庾从初见到定婚，从完婚到生子；从初染肝疾到久病沉疴，从“闺房记乐”到“香消记痛”诸过程一一以七言诗句道来，堪称又一部缩编本《浮生六记》。其中一首诗曰：

故园风趣恋林泉，教觅封侯亦枉然。（夫人对鉌素以远大相期，鉌则宁作风尘下吏，不愿去家。）

君厚安贫缘乐道，华存服药便升天。（夫人初病即坚拒医药，迨病革遂在不治，刚肯服药遽夭去。）

常将隐恨罗胸里，终使沉忧到眼前。

畴夕无端惊噩梦，前身明月竟难圆。（病笃时，鉌梦夫人来别，告以前生有缘，今缘尽当去。）

其实，生性淡泊的王永鉌，本就无意功名仕进。而自娶入意中人魏氏之后，虽妻子对他期许远大，但他本人却更不愿外出做官。长相厮守的恩爱背后，却是因夫君未能有事业前途，无法支撑家业而渐趋窘迫。魏氏染疾后，不愿就医服药，多半也与家境清贫有关。看着病重的夫人，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即便偶尔睡去，梦里也尽是他俩的前世今生种种。而当她刚刚开始愿意服药治疗时，却又突然亡故，这令王永鉌难以承受的同时，更为愧疚不安。

还有一首诗，是回忆当年二人初见时的情形，读来尤为亲切感人。更为特别的是，诗中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二人原是中表亲戚，本有家族血统，是以往传统婚姻中所谓的“亲上加亲”。诗中写道：

记当行聘昔年时，屏后呼名事亦奇。（鉌与夫人本为中表行，行聘之日，鉌及舍弟俱闻屏后有呼鉌名者，视之阒焉无人，殆先母也。）

犹幸病瘥嘉耦称，宁知命舛宿缘移。（夫人来归，甫三日即撄狂疾，以为不治，厥后竟愈，且生子焉。）

五纹刺绣劳空想，十载佣书负所期。

愧我芸窗勤诵读，那堪学作悼亡词。

原来，王、魏二人本是表哥、表妹关系，王永鉌的母亲即为魏氏的姑母。就在王家人给魏家送去聘礼之际，还恰巧遇到了正在魏氏家中逗留的王永鉌的母亲。或许，碍于礼数，她不便露面，暂时躲在屏风背后，但还是忍不住轻声唤了唤儿子。可想而知，王、魏二人的这段姻缘，在家人看来，是多么的美满幸福，还是可遇不可求的“亲上加亲”；表哥表妹就此做了新郎新娘，一家人其乐融融，好不喜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魏氏刚入王家门，才三天工夫，即突然患上肝病，情形之严重，当时王家人皆以为不治。但不久竟然治愈了，原本突如其来的悲伤一下子又换作了不可思议的惊喜。但殊不知，这也正是天意弄人、旦夕悲喜的境遇。这样的惊喜，仅仅过了六年，还是因魏氏的病逝，弹指间又告灰飞烟灭。可以想象，当年拿着聘礼，春风满面踱入魏氏门庭的王永鉌；到后来“亲上加亲”的大喜事最终确定，再到后来在魏氏患重病突然治愈之后的欣喜若狂，再到六年后眼睁睁看着夫人香销玉殒，他内心中翻涌着的那份悲从中来、茫然无措，是何等的情难自控、莫名沉痛。看着夫人遗留的精美刺绣，想起自己十年寒窗，却功名无望的那种自卑、自责、自愧、自恨，可惜一切都无法重来，可恨一生即这样痛失爱侣。更令他感到讽刺的是，他自负的一生才学，没能实现夫人的期许，此刻却只能用来书写“悼亡词”——这是冷酷的现实给清高才子的一记响亮耳光，也算是他所深爱的魏氏以死为代价给他敲响的最后一次警钟。

深爱的人就此作别，人生如梦的闲适生活也就此终止。温柔乡因此作了他乡，在扬州王家大院里的鳏夫已了无生趣，人生的滋味对他而言，已浑如嚼蜡。悼亡诗中最后一首，已隐约预示了他此时的心境与将来的去向。诗中写道：

在家无父嫁无姑，生不逢辰泪早枯。

论事只知凭曲直，对人常喜辨贤愚。

娇儿忍使伤慈母，巧妇原应弃拙夫。

惆怅扬州城外草，为谁憔悴傍归途。

王永鉌仍然还在怀恋爱妻，想到了她当年孤苦伶仃的苦楚。“在家无父嫁无姑”这一句是说，魏氏从小过继至扬州叔父家中，没有真正的父爱，已经至为缺憾；出嫁时原本应有疼爱她的姑母作陪，却又因“亲上加亲”的缘故，姑母今后只能是作为婆婆的身份出现。种种的阴差阳错，种种的命运多舛，却也并没有完全动摇魏氏生活中的信心与意念，她聪慧直爽的性情，还是常有流露，她的夫君对此既怜惜又敬佩。娇儿与慈母，巧妇与拙夫，在王永鉌看来，正是这个家庭成员的真实写照，没有了慈母，没有了巧妇，还苟活于世的娇儿与拙夫，除了悲痛之外，更多的还是惆怅与憔悴罢。惆怅扬州城外草，为谁憔悴傍归途。这一句诗，更是点明了这一场足以令这个小家庭破碎的变故，拙夫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需要接受更多的磨难，他应该结束闲适的居家生活了，他理应告别那个曾令他片刻也不愿离开的温柔乡了。3．未亡人难了情债

恍然间痛失爱侣的王永鉌，在抒写完14首悼亡诗之后，莫明其妙的却又是意料之中的，开始了仕途生涯。当年秋天，他远赴淮南，在盐运司谋得一个小差事。或是为了赡养遗孤，或是为了暂离伤心地，这么一个平素他完全不屑一顾的小官职，他却一门心思地埋头去做了；以至于这一册《悲秋杂识》印毕之际，他都还在淮南官衙内一板一眼的端坐如旧。其实，他在为魏氏所撰的祭文中，那些四字一句、一句一顿的悲伤字眼，是点明了他此刻的心志的。他写道：

愧我无能，橐笔扬州。守株待兔，未展远猷。今岁应试，倘许能售。而今而后，载沉载浮。萍踪莫定，海隅山陬。灯前顾影。谁与为俦，鸳鸯瓦冷。莫共衾裯，卿归黄土。我等浮沤，生死虽异。他年得志，再与铭幽。人生天地，有如蜉蝣。蓬蒿转眼，共卿一邱。与卿相聚，速于置邮。

原来，王永鉌对因自己的清高自傲而带来的清贫家境，已经深有痛悔之意。面对逝去的爱侣，他暗下决心，倾力谋取功名。并希望“他年得志”后，再与魏氏于九泉之下相会，了却自己所欠的这一番情债罢。

当然，历史往往是事与愿违的——在得到的时候没能守护好；在失去的时候痛改前非也未必能得偿所愿。“恩爱夫妻不到头”的奇特规律在这一对儿有情人身上应验之后，王永鉌也曾痛定思痛，意欲奋发图强，但求弥补内心愧悔，却最终也未能得偿所愿。他仍未谋得高官厚禄，仍旧碌碌于凡夫俗子丛中，红尘中并未沾得“富贵”二字；同时，也未能继续秉守他原有的出尘之志，从此，只不过成为一位名门望族的普通继承者而已。好在据说其书法也继承了父亲王景琦风范，写得一笔圆润清秀的行楷字，偶尔舞文弄墨，稍事文化应酬还是有的。但余生苦渡，那一笔颇有功底的书法，除了继续给亡妻写祭文、撰诗词之外，恐怕也未能派上什么大用场罢。就这样，一段凄美短暂的传奇、一个让人痛惜的爱情故事，和凡尘中因种种原因无法执守偕老的夫妻故事一样，迅即湮没于滚滚红尘之中。王永鉌与魏诗庾的这一部恋恋绝唱，十四首悼亡诗中的这一段心路骊歌，渐渐的尘埋无声，终至无人听闻，扬州城里再无人知晓。4．民国学者再题记

眼前的这一册《悲秋杂识》，薄薄脆脆；像是一缕风拂过，就能将这八十年前的几片纸给吹成碎片。却正是这几片薄纸铅字，为这段扬州往事存档备忘，让后来人不至于完全遗忘。然而，也可以看到，这段扬州往事，却因当时当地种种原因，没有更多的“文化人”参与发掘与评说，似乎即将沦为一堆终将朽烂掉的记忆罢了。奇特的是，笔者偶然在冷摊上觅得的这一小册子，却曾经还有过一位民国学者的阅读手记，这又是别样的一番风景，又是另一种“节外生枝”罢。《悲秋杂识》，扬州名士颜二民篆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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