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诺
出版社：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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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新版)试读：
前言
很感激联经公司的林载爵先生和胡金伦先生为我想出来这个书名。这本书里的每一句每一字的的确确都是在某家咖啡馆写出来的，这是多年来我唯一的工作场地。[1]
还要感谢胡金伦为这本书补充一个个注解。我的引述较多来自记忆，较少找出原书誊抄，可想而知不免有所差池，对于有着一丝不苟好习惯的人造成困扰，因此，有个审慎的编辑者校正者真是再好不过了。
在咖啡馆“遇见”这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书写者，当然只是折射性的美丽说法——每天早晨九点到下午两点，是一个朗朗乾坤历历分明的世界，我从咖啡馆二楼临窗的座位下望，永康街人群的多寡依经济景气和当天天候状况而定，唯日复一日，从来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真正神奇的事发生。事实上，这些年连人的容貌都逐渐趋于一致，用朱天心的话来说是，好看全好看得一模一样，难看也难看得一模一样。因此，所谓的遇见，真相是携带，每天清晨我准时携带着他们到咖啡馆工作，书籍、记忆、疑问、连同前一天晚上不节制的所思所想如同尚未在晨光中消散的梦境。也因此，这还是一种保证的相遇，现实世界停止生产供应，你得自备而来；我们全是文字共和国的不懈公民，我们不见不散。
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书里，有一段写萤火虫，解开了我童年搁置到今天的疑问——萤火虫（曾经）很容易抓到，只要有个好的夏天夜晚，但你要怎么做才能让它活下去，在下一个晚上继续明灭地发光？书中那位把萤火虫当首饰，以至于夜里走进来像披着悬浮似梦又感觉庄严的一身光华美丽处女，她把萤火虫放入随身携带的一小截挖空的甘蔗里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不早讲，这上头我们甚至跟遥远的加勒比海一样，萤火虫和甘蔗都是可见的寻常之物（对了，还有每年来的台风），只是从不晓得这样置放进去，神奇就发生了，这么简单就能让这一个个微弱短瞬的光点活下去。
我们只是种植甘蔗携带甘蔗的人，这本书里的一篇篇文字不过是一截截挖空的甘蔗而已——把书的工作者（编辑者、书写者、读者云云）说成是这样的劳动者，其实感觉满好的，甚至有点自夸不是吗？
以前，我相信而且努力想找出来并说服人的是，这一个个了不起的书写者、这一个个珍稀的人思维创造成果是“有用”的，我们是接受者利用者，是得到东西的有福之人；现在，我仍然相信他们随时能打开我们被限定的视野，随时为我们当下的特殊处境提供建言并补充我们不断在现实磨耗中流失的勇气，但事情有点倒过来了，我以为我们一次次重述他们、使用他们，最终极的是要他们存活下去，不是保存尸体，而是栩栩如生的、带着光亮飞出来。美丽的东西没理由死在我们这一代人，这是犯罪行为。施比受的确更有福，施者比受者更容易油然生出某种英勇之气、某种有价值的感觉，感觉出生命有某种确确实实的重量，以为自己是个更好的人。这是现代人愈来愈难得、不百无聊赖（百无聊赖是当前最严重的现代疾病）的心理状态，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有意思地称之为“镇静剂”（“但被需要却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像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剂”），不迷醉不悲伤不虚弱，你会感觉力量是由自己身体内部源源生出来的，一股元气。
二〇一〇，长夏已至，以下是这十四本书、十四名书写者、十四只萤火虫——
·《渡河入林》，海明威
·《正午的黑暗》，库斯勒
·《如镜的大海》，康拉德
·《发现契诃夫》，契诃夫
·《人造天堂》，波德莱尔
·《普宁》，纳博科夫
·《八月之光》，福克纳
·《狄康卡近乡夜话》，果戈理
·《书镜中人》，博尔赫斯
·《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格林
·《波多里诺》，艾柯
·《巫言》，朱天文
·《基甸的号角》，安东尼·刘易斯
·《替罪羊》，吉拉尔[1]简体版已精简。——编者注，下同
渡过这条河，到树林子里死去[1]《渡河入林》，让我们渡过这条河，到那边的树林子里坐下休息，这是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九五〇年的作品。从当时到现在，绝大部分的文学评论者认定，这本书正是海明威一生最糟糕的东西，烂品位、烂风格，而且更要命的，滥情。如此说来，我们今天干嘛还读它呢？
但我们静下心来听加西亚·马尔克斯怎么说——“然而，尽管像是对他的命运的一种嘲弄，但是我仍然认为《渡河入林》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就像他自己披露的那样，这部作品最初是作为短篇小说来写的，后来误入长篇小说的丛林中。在一位如此博学的技师笔下，会存在那么多结构上的裂缝和那么多文化构造上的差错，是难以理解的。他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善写对话的能工巧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存在若干那么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对话，也是不可理解的……这不仅是他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最富有他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写的，当时他怀着对过去岁月的无法弥补思念之情和对他所剩不多的难忘生命岁月的预感。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没有留下那么多有关他个人的东西，也不曾那么优美、那么亲切地表现对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的基本感受：成功毫无价值。他的主人翁的死亡看上去那么平静、那么自然，却神秘地预示了他本人的自杀。”
如果可以，我实在很想让这篇文字在此就画上句号。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写的，这应该什么都够了不是吗？
事实上，这是我个人第二次一笔一字手抄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段话，上一回是我写《阅读的故事》一书时，处理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明明知道却还要阅读一个作家失败的作品，有些基本的话在哪里已经讲过了，重复是最尴尬的（不只小说创作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因此自我抄袭并非仅仅是文学创作者的独特禁令而已，还是某种做人的基本礼仪），除非是够好的话，是只听一遍不容易尽意的话，所以，让我们再一次仔细聆听加西亚·马尔克斯，然后从这里再试着往前走下去。
这样子可以吗？最初的死亡之地《渡河入林》，越过了小说自身的内容由作者额外地命名，使用了一个掌故，一个历史性的死亡意象——这是美国南北内战时，托马斯·杰克逊将军临死之前的一句话，就如同我们晓得大象会生命本能地知道死亡已经找上来，会孤独但平静地走向它。海明威以这样的命名，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们，《渡河入林》正是一个杰克逊一样的老兵，知道了并静静迎向死亡的故事。
美国籍的老兵，但死亡却发生在遥远的威尼斯。熟知海明威生平的人自会晓得，这是有意思的，因为这里正是一辈子猎犬般嗅闻、追逐战争的海明威，生平第一个抵达的真正战场。那是一九一八年一次大战差不多胜负已分的落幕时刻，他是以红十字救护人员而不是他想要的杀人士兵的身份赶上，然而“幸运”的是，他倒真的在火线战壕中挨了奥地利军的机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这日后证明是一次一本万利的受伤，供他吹嘘一辈子，不管是酒酣耳热的言谈中抑或文字里；而更加划算的可能是他被送到米兰红十字医院的那段养伤经历，在这里他热烈追求一位名为库洛斯基的漂亮护士未果，但现实的失败转换成十年后小说的胜利，那就是一般公认他最好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里头的凯瑟琳·巴克莱根据的原型就是库洛斯基。不同的只是，可由海明威意志操控的凯瑟琳回应了他的追求，而且上床、怀孕，最终死于难产，春梦一场。
海明威小说中的想象成分一向不多，或者应该讲他的想象力总先执行在现实生活中，先把生活弄得戏剧性不堪，留给小说所剩不多的想象力，不如说是某种不甘心的意志、某种报复，用来改变他力有未逮的现实结果，泄愤或过过瘾用的。
然而，《渡河入林》这次他却选了一言不发的威尼斯，或者不该讲是选择，而是想起来了。他一辈子和死亡开各式各样浮夸的、感伤的、“老子不怕你”粗鲁的玩笑，但威尼斯在这一切之前，那时候的海明威才十九岁，无人认识，恶习亦方兴未艾，威尼斯是他最初的死亡之地，在这里，他首次和死神擦身而过，也许还瞥见过死神的容颜一角，他小说里头的死亡从没这么质地真实过，是最开始也是最后的。《渡河入林》书末的死亡写得极简极短，打完野鸭子之后，心脏病暴烈袭来，就这么完结，留给他的时间只够写张纸条，交代他无福也无力保有的那方昂贵翡翠和那幅女孩的画像，连感想都没有，遑论教训和智慧，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么平静、那么自然”。
之前的海明威可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才不过十年前的畅销书《战地钟声》（“丧钟为谁而鸣”，另一个直接标示死亡的书名，但不是个人的，是四海一家的），前去帮忙作战炸桥的西班牙文教授“英国佬”罗勃·乔丹，书末腿部中弹（还是腿部）单独留下来死，从赶走不舍扔下他的游击队同志，和美丽的女主角玛利亚依依话别，到孑然一人等待死亡或敌军到来（看哪个先到），海明威足足写了上万字——赶走游击队同志是带种的汉子，话别玛利亚是深情且无私的情人（“只要我们俩有一个活着，就等于两个人都活着。你明白吗？”），然后便是无惧无悔的、窥破生死的哲学家，我们试看这喋喋不休的独白的其中一小段：“他又俯视山坡，心里想着：我讨厌离开这个世界，如此而已。我真讨厌离开它，但愿我在世间曾做过好事。我已经付出生前的一切才华，努力以赴了。你是指现有的才华吧。好，现有就现有吧。如今我已为自己的信念战斗了一年。如果我们在此地打赢，我们到处都可以打赢。世界是一个好地方，值得为它一战，我真讨厌离开人间。他告诉自己：你运气不错，才能度过这么美好的一生。你的一生和祖父一样精彩，只是不像他那么长命罢了。就凭最后这几天，你的一生就可以比美任何人。你曾经那么幸运，你不想抱怨什么。只是我真希望有办法将我学到的一切传诸后人。基督啊，最后几天我学得真快……”
删节号以下的更尴尬，尤其是乔丹开始陷入半昏迷状态却仍呓语不休时。海明威一直喜欢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受重创仰躺在战场山坡看着无垠天空、看着法军前来、最终看见拿破仑一眼那个经典片段，可想而知，托尔斯泰可一点也不会喜欢海明威这段滑稽的摹本。
人生命里总有一些不可以狎腻、不容许乱来的东西，死亡是其一，我们不是不可以跟它和解，不是不可以含笑待它，但我们得晓得它是庄重的大事。那一个秋天黎明《渡河入林》在一片文字的伤亡狼藉中，写得最好的有形片段是威尼斯本身，干净、冷冽、线条清明、海明威自己不加入静静一旁看着的威尼斯，这本来就是海明威小说书写的绝学所在，也是他“真希望传诸后人”的最重要部分。后来一堆远比他好的小说家都感激他这方面的示范和启蒙，加西亚·马尔克斯便说过是海明威教会了他怎么写一只猫横过马路。
但海明威自己一摩拳擦掌进来、赋予哲学和感情往往就惨了，《渡河入林》尤其“亲切”地表现他这个大麻烦无遗。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指出“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对话”，其极限演出就是书中上校和他十九岁“女儿”伯爵小姐的不好卒读情话（难怪卡尔维诺这么温暖有教养的人，会用到“厌恶和恶心”这么狠的两个词），如何忍耐并挨过这几长段夜半私语的折磨，遂构成了我们可否顺利读完这部小说最严厉的考验。
这里我们得停下来稍稍解释一下。我们其实很难讲这些绵绵情话不写实，是dirty old man的纯幻想，而应该说是海明威式的“奇特写实”——海明威有过四次婚姻不说，中年之后，他以畅销大作家的身姿徘徊好莱坞不去，视之为他另一个战场和猎场。他自称“海爸爸”，收了一堆年轻貌美的“女儿”，包括演他《乞力马扎罗的雪》的爱娃·嘉德纳和演他《战地钟声》的英格丽·褒曼云云。但书中的这个“女儿”伯爵小姐有更简单更写实的出处，那就是阿德里安娜·伊凡西奇，他另一名当时就是十九岁的女儿。这事告诉我们自然主义显然是有问题的，只因为事实本身既不平坦也不等值，事实还可以弄得远比想象更虚假，因此，选择本来就是书写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成分，我们并不需要作家事事据实以告，有些事敬谢不敏他留给自己就行了。
当然，败笔不只充斥在书中的甜蜜部分，也恣意泼洒在书中的咬牙切齿部分。
在小说中公报私仇暗算别人是海明威的一贯书写恶习，此番《渡河入林》他流弹四射依然，名单非常长，位阶高如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将军，莫名其妙如小说同行也是领先他拿到诺贝尔奖的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私密如他那位巾帼气的才离婚第三任老婆玛莎·盖尔霍恩等等。这倒不是说小说家不可以生气不可以骂人，读书学剑意不平，愤怒不满从来就是小说书写最大的驱力，但其中仍有层次的问题、格调的问题，在暗街背后开枪的小流氓行径和严肃郑重的愤怒批判仍大有分别。
一样写战争，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也一样竭尽修理法俄两大名将拿破仑和库图佐夫之能事，不仅在小说情节中耐心且细腻地揭露，还在穿插的作者雄辩部分指证历历地质疑，深澈而且手段磊落；更重要的，我们晓得托尔斯泰是从头到尾反对战争的，他真正的标的直接就是战争本身，他撕毁法国和俄国这两纸战神画像，把两人降等（或还原）为如阿诺德《多佛海滩》（Matthew Arnold，Dover Beach）诗中那样在暗夜之中盲目杀人的无知士兵，可以完全不必涉及个人私怨，这使得《战争与和平》这部大小说既承接下失传已久的壮阔战争史诗，又同时瓦解了整个战争神话。海明威不同，他是神话战争的人，又要抄战争捷径直接扮演英雄，没空从基层干起、从正规战慢慢打上来。人类历史上其实一直存在一批这种人，通常的结果是成为佣兵，游击战是他们所能有的战斗形态，而“上校”则是他们最喜欢自封也最具象征性的美丽头衔，因为上校意味着仍直接杵在火线开枪作战，是战士的顶点和佼佼者，符合着此种战争民粹论（《渡河入林》书中海明威投射的主人翁可不就正是上校吗？）。海明威比他这些同类幸运或说了不起的只是，从西班牙内战到二次世界大战，他拥有着一个世界级大作家的人人得买账身份，分不清算劳军算报道或观光，既有机会直接闯到战争的指挥核心，又可以随时脱离避开一切危险，人类战争历史上拥有这样如电动玩具暂停键、取消键的人并不多。如此，我们就清楚了，海明威修理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大体上只是某种战争英雄位置的争逐，以及战争解释权的争逐，由妒恨之心所推动，以诉求下层战士的民粹语言讲出来，如此而已。
这些遍在的失败累累告诉我们，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最富他个人的特色”“留下那么多有关他个人的东西”这一点，自然也包括了他过去的种种恶习，甚至包括了他惯性的不诚实在内。《渡河入林》不是一部忽然大彻大悟、重新做人的忏悔录，通常那只是一种更高明的表演，一种更大的虚伪而已，只因为人心改变的方式及其轨迹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晓得，诚实，尤其是诚实地对待自己，也得是一种习惯才行，它可以开始但不能只停留于某种灵光一闪的善念。当下再真诚的善念，也许够你瞬间去做某一件很疯狂的好事情，比方说捐出自己全部财产给东非小孩或牺牲自己生命救人云云，但不可能立即拉动盘根错节几十年之久、已有可惧沉沉重量的生命整体；也许还够你写一篇恳切反省的短文或在当天的日记信誓旦旦，但绝不足以支撑一部耗时而且得回转光天化日生活细节本身的长篇小说。
我们实际些来看，《渡河入林》书写的那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现实日子？那是一九五〇年，彼时他已年过五十，早已越过了人生的折返点，二次世界大战亦整整结束五年了，昔日的光荣战场如今成为残败的废墟，人们看的想的不再是杀人的英雄，而是数千万的尸体；而海明威自己，整整十年没交出任何像回事的东西。上一本的《战地钟声》尽管空前畅销，但在严肃性的文学评论界当时就不断响起质疑的杂音。问题是，战后的反省空气，让他的书写处境雪上加霜，西班牙内战可供他写《战地钟声》，而关于二次大战他能写些什么？《西线无战事》《生死存亡的年代》《第五号屠宰场》这样控诉战争的作品是吗？
一切都约好了似的往下坡走，好运气已完全预支光了，其中最真实最无法遁逃的，我猜是他整整糟蹋了五十年的身体（不是作战负伤的，除了十九岁那回，他一辈子从未真的打过仗，那是长时期放荡酗酒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这么讲，海明威是个努力调慢生命时钟的人，从身体及于心智和人格，努力让自己停留于某个年轻时光，躲避苍老，也躲避跟着年岁而来的必要自律、道德心和责任感云云这些沉重东西，好保有唯我的、自恋的完整行动自由。然而时间会拆穿这些诡计的，衰老可以展延一段时日，但终究会债主般找到你，要求连本带利地整付。之前，他喜欢而且一再触碰死亡这个题目，一部一部小说和死神挤眼睛扮鬼脸，好证明自己是不怕死的硬汉子一条，但叶公好龙，死亡并不总是如想象中、如你召唤它的那般璀璨如花，绝大多数时候它就只是瓦解和腐朽，并不需要伤口，也找不到伤口。《渡河入林》中，海明威拼了命要我们看到老上校战士勋章般的一身旧伤，尤其是和声般绕梁不去、已达重度恶心层次的那只残破变形的右手（以至于把一个十九岁的伯爵小姐写得像恋尸癖的色情狂一般），但真正冒出腐败气味的不在这里，死亡静静地躺在我们的眼角余光之处；书里头自知将死的老上校是不怕死，但这掩盖不住写他的海明威自己的深沉畏惧，以及他的不知从何说起。
这也许正是《渡河入林》这部小说最暧昧也最复杂的原因。它是病征，相当彻底地暴现了海明威的各种致命弱点（包括书写技艺以及他的行为、心智和人格），但也有某种恍惚的感觉和发见掺入其中，偏偏这些之于他很陌生的真东西，是海明威既没习惯也无力捕捉和表达的，这些异质东西他没办法在书写中妥善地消化融解，遂造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令人难以理解的“那么多结构上的裂缝和那么多文化构造上的差错”。然而，正因为海明威书写上的力有未逮以及小说结构的崩解，却也使他无暇遮掩，从失败的谎言之中透露出实话来；或夸张点来说明，《渡河入林》失败到一种地步，宛如一具小说的尸体，唯尸体会说话，尸体的主人生前也许是个说谎成习的人，但尸体只会讲真话，包括讲出他的主人的说谎恶习。
我以为，海明威自己也察觉出《渡河入林》之于他的异样意义，他对评论者的一面倒恶评反应十分激烈，其中极可能包含了某种委屈，是放羊的孩子好不容易讲了真话却不被了解、不被嘉许的那种委屈。凭借着这股咽不下去的愤愤不平之气，他宛如神助地在极短时间内写出了《老人与海》一书，冲破了自己江郎才尽的书写暮年，书中那条长达十八英尺却遭评论者鲨鱼群痛咬成一架光秃秃骨头的大鱼，正就是这部《渡河入林》。欧洲人的末日
作为一位历史级的大小说家，海明威有他的真本事，那就是他明朗、爽利、踏实、带着直觉舒服力量的描述之笔。这个强项显著到某种夺目的地步，在很难达成一致看法的文学史上，这是极其少数无异议通过的结论，举手的有热爱他小说的人，也包括厌恶他小说的人。只是，除了为数很有限的唯技艺论者之外，我们晓得，光凭这一招，仅仅够让他写成绝佳的短篇小说，绝对不足以支撑起他如此高度的小说大师位置，是好运气的适时加入，共同玉成了这项文学功勋。这个特殊的好运气，可不是签中乐透彩券的一天一时之事，而是各种特殊历史条件的配合无间全体到位，一路护送着他，从来自不起眼美国芝加哥的鲁莽小子，到至少二次世界大战的羽翼已丰大作家为止，数十年如一日。这样的历史条件如赫拉克利特的河水不会重返，因此，即便现在未来再有人写出海明威这样的小说，亦不可能成就海明威的声名，这也几乎可让我们断言，海明威的影响力和文学评价亦会随着时间而迅速消退。
海明威会的东西有限，这让他的小说书写有着特殊的专注。用卡尔维诺的说法是，“他试着不要有其他问题，除了如何把事情做好之外，他不要任何其他顾虑：钓鱼钓好、打猎打好、炸桥炸好、内行地观看斗牛赛，以及做爱做好。不过在他的四周，总是有某种他试着逃避的事物，一种万物皆空的感觉，绝望、溃败、死亡的感觉。他一心严格遵守自身的行为规范，以及运动规则，他始终觉得应该将这些规则随地强加在自己身上，而这些规则支撑着道德规范的重量，不管是当他与鲨鱼搏斗，或是被长枪党党员包围时，他紧紧抓住这一切，因为外头便是虚空和死亡。（尽管他从未提起：因为他的头条规则便是轻描淡写）”《渡河入林》一开头便是这么一场把野鸭子打好的戏，还有上校不满船夫没把船划好的戏——问题是，这样素朴地、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描绘人们学会了而且实践了数十上百万年的专业手工技艺，何以忽然在某一个历史时刻有着摄人心魂的力量呢？为什么我们看着某人静静做一件如此平常琐事时会跑出来“绝望”“溃败”“虚空”乃至于“死亡”这么多天外飞来的感受呢？
有一句谁都听过的园丁专业技艺老格言：“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仍要种下满园的玫瑰。”——也就是说在海明威动笔之前，上帝或者说人类的荒唐历史已先一步帮他写好这个必要前提，备好在那里作为他小说的大背景：末日，而且还仿佛是为海明威量身打造的末日样子，由它负责供应绝望、溃败、虚空和死亡。
这个特殊的末日，我们其实该称之为“欧洲的末日”——一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火点和主战场都在欧洲，上亿死亡的绝大多数是欧洲人，这是好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正式衰败；而这个末日，重创的还不只是人身现实，更深层地瓦解了欧洲人的思想、信仰、价值和想象，所有言之有据而且深信不疑的东西全在眼前崩坏，你以为坚实的如此脆弱，美丽的如此丑恶，亘久的如手中沙水中月，梦想原来是噩梦一场，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未有的疯狂杀戮形式，全面地清算欧洲，逼他们交出世界的统治权，还逼他们交出世界的解释权。
这里日落，那边自会月升和星起。固然，欧洲而外的世界也遭欧洲人制造的灾难所波及和卷入，但另一方面，欧洲而外的世界也因此有了机会而且还有了意义，其中最快速崛起的当然是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一二次世界大战它两度扮演支援者和终结者，都在半途伸手，投入了一些资源，也牺牲了一些人命，却高获利地撷取了几乎全部的胜利成果。
在我们这个堕落而且软弱的世界，赢家拿的永远比你看到的甚至想象的多。现实力量的胜利，总有一大堆人在第一时间就帮它转成思想和哲学的胜利，这就是所谓赢家哲学，是“胜利找胜利理由，失败找失败理由”的读史写史恶习。于是，美国得放到更显赫的思想位置，赋予更多的注目和解释，尤其是中部、西部这大半边较粗鄙不文但强悍的新美国，东岸原新英格兰十三州之地太欧洲式了，欧洲那些精致的、文明的、概念的、抽象思辨的东西已“实证”不行了，美国胜利乃至于有力量拯救世界的动人奥秘显然不会藏在“欧式的美国”，你得到“非欧式的美国”那儿去寻找。
而且，对战争杀戮的普遍反省也得再等上一段时日。第二次大战完全落幕，在战场上收尸才开始，之前这整整半世纪的时光，和平是脏名词，温文讲道理不是呆子就是懦夫，懂得如何宰杀活物是人间最重要的技艺，也是最显赫的行业。
这大致上便是海明威五十岁之前的世界模样，一个万世一时为他打造的舞台。之前的马克·吐温出现得太早，而且调子太小乡小镇，也太滑稽突梯太颠覆，欠缺那种浑身肌肉还长毛的英雄气；而与他同期的福克纳又太敏感也太诚实了，本来他的出生地点比海明威更正确，祖宗八代的成分也更好吹嘘，但他安静地躲回南方“那方邮票大的土地”专心喝酒和写作，把文学界期待的“新美国英雄”天命位置让出来，而这上头海明威是绝不会客气的。
比较海明威和福克纳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可惜我们这里只能大略讲讲。年轻未成名的时光，他们几乎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想方设法参加一次大战而且同样弄伤了脚，一次大战后一样游历欧陆，以为文学志业的起点，但到此为止。福克纳对战争的反省开始得非常早，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他以处女作《士兵的报酬》（Soldiers' Pay）告别自己对战争的向往，甚至就此告别现实的战争素材。往后，他笔下的战争是家乡先人的美国南北内战，反省不仅置放到历史的时光纵深之中，也上升到人性的善恶幽微层次里。同时，他的书写笔调亦承接着欧陆小说长河的技艺传统，以此把欧洲人思索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追下去，是古老文字共和国的美籍现代公民；相对的，海明威则乐而忘返，他与乔伊斯等欧洲当代第一流的书写者交游，但没从他们那儿学到东西也不需要学，因为半民粹式地保有他的“美国本色”才符合彼时文学空气中飘浮的期待，才是他独有的书写捷径。当然，这样的文字和书写方式穿透力和负载力两皆有限，撑不起太厚实的东西亦挖不出太深奥的东西，但这从来不会是海明威的困扰，他原本就没那么多问题真的要问，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得帮世人追问，他的小说主体是表演而不是思索。而如此轻灵的书写形式和书写用心，也和他人生现实里的“暴烈观光主义”（卡尔维诺讲的）小说形成方式配合得天衣无缝，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抓住异乡的某两样醒目事物，可以马上成为小说素材，如此蝗虫过境般一地写过一地，写掉半个地球。一般小说家不能这样子工作，他得有一个长时间的浸泡过程，这原来是记者的方式，而海明威就是有办法把理应是五百字分量的报道，转变成为一部像模像样的小说。最后一代的温柔
然而，太长的好运气有其难以逃遁的代价。中一次奖谁都晓得那是幸运、是这一生可能只造访这么一回的恩赐，你会心存感激，但当它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就不可避免地质变成某种正常处境，是我本来就该享有的东西，你的生活样态、生命样式乃至于梦想，会建立在这终究不会驻留的基础上头，和它密密地嵌合交织起来，以至于它最终变成你损失不起的东西，这是好运气利用人性的最令人无法招架的反噬。《渡河入林》和之前海明威小说最根本的不同便在这里，《渡河入林》最真实的悲伤也源自这里。
只是它未免来得太晚了些，生命时光已然挥霍殆尽，再没那个余裕重新去学去想来对付它，再没有战场，只有废墟，甚至是青草重新长长、农家重又冒起炊烟的没有遗迹废墟，就像《渡河入林》书中老上校寻觅而且自言自语的那样；更糟糕的是，海明威简易到讨巧地步的那一点点生命哲学，根本性地阻断了所有突围和救赎的可能，他相信肌肉，不相信头脑和心灵，而肌肉总是这三者中率先松弛老化的，这条路已不回头走下去了，“走向了原始与野蛮，通向了D. H. 劳伦斯与某种民族学”。尽头处便只剩老动物般的颓然倒下死亡。
把时间直接跳到我们此时此刻，一切就更明白了——战争仍不时开打，但我们说那是愚人、恶棍和疯子难以根绝的恶，至迟从越战之后，就连后知后觉的美国人也都这样想事情了，紫心勋章什么的比越南土产还不值钱还拿不出来；狮子不再是百兽之王，一如长着好吃排翅的鲨鱼不再雄霸七海一般，如今它们远比我们家里的蟑螂还脆弱、还容易捕杀灭绝；日前，就连西班牙斗牛也从善如流改了，如今面对愤怒公牛的不再是那种乔张作致的携剑斗牛士，而成为空空两手的体操选手，以灵巧的前空翻后空翻来闪避锐利的犄角；非洲的萨伐[2]旅则是所剩不多那些西方的有钱有闲冷血肥佬才干的蠢事，正常人去那里是救助医疗灾民难民的。如斯大情境之下，我们如何再能津津有味地展读《战地钟声》《死在午后》和《乞力马扎罗的雪》呢？
张爱玲有回讲起她过世多时的祖母，聪明地慨叹等她自己也死去时，她的祖母将跟着再死去一次。如今，海明威的文学处境大致也是这样，他的神话在二次大战之后死去一次，而在这一代曾经和他重叠活在世界、比他年轻、以大师之心仰望他的人们死去时，他将无可避免地再死去一次。
我们这一代人极可能是文学史上对海明威小说最复杂也最深刻理解的稍纵即逝时光，绚丽如晚照夕晖。之前，人们在时代的强光直射下，容易睁不开眼睛，陷入一种不假思索且没有层次的热爱，看不出他的局限与缺点；之后，则又会太弃之不读，一种单纯的遗忘，在历史的黯夜角落里。
如今已年过七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便属于这么一代的人。他另外写过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深情款款文章《嗨！大师》，回忆自己年轻、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光在街头和海明威邂逅的美丽往事，文章篇名便是他隔一条街对海明威大喊致意的声音，看来心情不错的海明威也挥手回应；已经过世的卡尔维诺也属于这一代人，我们前头断续引用的卡尔维诺的批评之言，便出自这么一篇名为《海明威与我们》的文章。卡尔维诺公正地指出海明威种种毛病，唯不改善意：“可是，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评估自己与海明威学习的成果时，我的账目是盈余的。‘你可没办法愚弄我，老头，’我可以这么对他说，最后一次沉湎在他的风格中，‘你可没有得逞，你永远也不会是个差劲的师傅。’”事实上，文章题名“海明威与我们”这样的谈论视角，已经就说明了太多事情了不是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当然都是远比海明威好的小说书写者，这上头，海明威仍保有他最终的幸运。海明威自己绝不会看到一个文学前辈有这么多问题不口出恶言的，就好像他四下找人比拳击一般，他也把以力相向的擂台搬到文学世界里来，时时想证明自己比谁强大；然而，这些真正有实力一拳击倒他的后来小说大师却选择以温柔待他。
可温柔不是不讲出实话，而是怎么讲实话，以及在非冷酷不可的实话之外多点什么——海明威小说，一旦失去了大时代的光环加持之后，其局限和缺点很容易被看穿，尤其是他始终停留于三十岁之前的心智程度，以及因此无可避免的虚假狂暴和感伤，更难以唬弄有年岁有生命阅历的成熟眼睛。因此，喜欢海明威小说这件事很难成为一生持续不懈的事，人一到某个年纪和心智程度就只能告别它，如《圣经》说：“你若不回转小孩的样式，就断不得进入天国。”于是，这些温柔谈论海明威小说的好心人，他们的多点什么，便是不约而同把笔带回到自己的年少成长岁月，回转到我是小鬼你是大师的最原初幸福关系，借此暂时收起理性的芒刃，慧而有情。
我们每一个人显然都年少过，并不难回忆并理解所谓的启蒙大致是怎么一回事。在那个与其说是阅读、还不如讲是热切搜寻瞻望外面广大世界的特殊时刻，对我们深具启蒙意义的书，不见得需要多好（老实说太好还不行，因为相距太远，不可能看懂），而是取决于它所联缀并排闼送到你眼前的某种大世界图像。因此，一方面它有个别性、偶然性和发散性，做不得书好书坏的可依据判别，如格雷厄姆·格林讲“端看你爸爸书架上放着哪几本书而定”；另一方面，它通常得有点疏阔，有点大言，有点通俗，书本身和作者有撼动世界的巨大声名，因为书名和作家名字在实质内容之前，率先进入我们眼底，也领先一步给予我们对大世界的想象。卡尔维诺回忆海明威对他年少时日的吸引力便大体如此：“既是诗意的，也是政治的，是一种朝向积极反法西斯主义的困惑敦促，与纯然智性的反法西斯主义相反。”意思很明白，对成长于原生法西斯的意大利半岛且打过游击的卡尔维诺，不是海明威小说，而是介入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这个人，作为一个反法西斯英雄的象征这沸沸扬扬的存在。事实上，彼时连左派都一度错认海明威是“我们这边的人”，这个天大的历史误会还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日，现实世界的错乱荒唐构成了方位学的悖论，右边的反方向并不必然就是左边，反法西斯极右政权的海明威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大右派，24K美国制的标准格式大右派，那种你完全可预知某件事他会怎么反应、怎么讲话、采取什么行动的右派。
但这些，一如青春幸福时光，已无可挽回地消逝了。然而不是有所谓“永劫回归”这类的阴暗历史说法吗？适合海明威小说的那种大世界空气谁能讲他日不会反扑回来呢？这可能没错，但现实的神话英雄如瓷器，打碎了便难以完好黏合回去，因此，神话也许会重现甚或永存，但它不会费心回收海明威这个人，它只会重新制造出另一个海明威这样的人。迟到了整整十一年《渡河入林》书末上校死得平静自然，但写成此书之后的海明威既没死去，也不平静不自然，他又足足活了十一年之久，活得非常折磨，他还有一些生命债务未了。
这个折磨是心智的也是肉身的——他得不断发现，曾经对他那么善意到几乎有求必应的大世界已缓缓掉头而去了；而几乎同步的，他的身体也急剧衰老，整组坏去，这是他过去调慢生命时钟的到期整付，是时间大神的报复，其间他还在非洲杀小动物时狠狠摔过飞机。有关衰老这件除了身体本人不免哀恸但再平常不过的事，由于海明威自己的生命诠释方式，已上升为某种象征、某种封印，遂成了一道无解的生命难题；更致命的是，他一时还不可以自杀，不只是某种生命的本能依恋而已，同样因为他过去讲太快也讲太多了，在无病无痛的好日子时，他不留后路地把自杀一事说成是最不带种的懦夫行径，白纸黑字俱在。为此，他一辈子不原谅因晚年病痛缠身而选择自我了结的父亲，事实上，我们前面所引述《战地钟声》那段乔丹教授的死前喃喃自语，再往下一点就讲到自己两代先人的死亡，对长寿祖父的赞颂和对自杀父亲的鄙夷。这是他生命哲学走向原始和野蛮的必然结果，他动物性地不会同情甚至敌视攻击衰老病弱的同类，也就无法为自己的衰老病弱做预备。
这最后十一年时间他不是没有斩获，众所周知，那部急怒攻心一挥而成的《老人与海》，帮他弄到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再创一次书写生涯的高峰。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讲得一点没错，“成功毫无价值”，他叫不回来的东西太多了，世界仍轰轰然向前不因此驻留片刻；更何况，他看不起的辛克莱·刘易斯和他一直有着阴暗同侪情结的威廉·福克纳已先他一步获奖，这个奖已不再纯净如少女了。因此，他甚至没去斯德哥尔摩和瑞典王后跳舞，而由美国大使代领了事。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他开了最后一枪，目标是自己的前额，这么近的距离，即使当时他已衰弱不堪且陷入心智迷乱之中，还是可以打得很准。此时，卡斯特罗已拿下哈瓦那控制了整个古巴，他晚年居住的这个岛国从亲美翻转成反美，至今未解。我们说，换在年轻任何一刻时光，海明威一定磨刀霍霍，至少会弄艘船、弄几名杂牌军作势对抗一番，如二次大战期间他那艘在加勒比海号称要猎杀纳粹潜艇但大概只捕了几条鱼的“比拉号”，唯此刻他只是单纯地恐惧：“反美情绪已渐渐高涨。到处都是。真的很吓人。如果他们真行动起来，我确定他们会要我卷铺盖走人。”因此，他是死在美国本土的，绕了大半个世界，死在爱荷华自家农庄这个清晨。
一些《渡河入林》书里没能明白讲出来的自省话语，他倒是在书面的诺贝尔奖致谢辞中写了，这非常非常有意思，想想，这样一个虚华、浮夸、哪里热闹哪里去、装腔作势大半辈子的人，当他有机会站上世俗文学顶峰顾盼自雄时，反倒连场面话乃至于多少勉励鼓舞世人一下的好话全省了，他说的比《渡河入林》老上校的最后字条长一些，但仍简短、灰暗、平静，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最诚实最自剖的发言。
海明威写下的是：“我要我国的大使代我朗读这篇谢辞，而又要充分传达一个作家的真心话，这可能是不容易的。人所写的东西，似乎总不能立即为世人所领会，在这方面，有时一个作家是幸运的。唯久而久之，人所写的，还是会水落石出，借着他拥有的书写技艺，他的作品会让他不朽——或湮没无闻。／写作，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为作家而设的组织减轻了这份孤单，但是我很怀疑这能否真的在书写上有所助益。褪去了孤单，他的公众声望日增，作品却往往开始败坏。正因为他独自工作，如果他又够好的话，所以他每天都得面对永恒的存在，或不在。／对真正的作家来说，每本书都应该是全新的开始，是再次尝试前所未及的新东西。他应该总是书写自己从未做过、或他人做过却失败的东西，运气好的话，他会成功。”[1]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大陆多译作《过河入林》。[2]safari，源自东非斯瓦希里语，指原野上的探险旅行和猎游。神说，只有我能令日头停止——有关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
先来说，这本书的书写者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英籍小说家（复杂得很的身份和必然有事的生命位置）一直是英国某一团体的成员，他们主张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道德选择自由，他于一九八三年服药离开，他的第三任妻子跟他一起走。
是的，这个斗士型的作家没阵亡在战场上，尽管机会多得很，他生前可说是敌人满天下，几乎涵盖了当时一整个欧陆而且还散落其他地球各处。他反纳粹，在法国维希政府的集中营待过；参加过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内战，在这场著名的“诗人战争”中被捕还判了死刑；而更多更久更悲伤的仇敌则来自左边，或者说起自库斯勒自己内部，是斯大林掌权的革命祖国苏联，这原来是库斯勒半生信念和希望所系之地，但莫斯科的审判（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以及一连串的真相（奴工营、思想和言论的全面控制、经济凋敝、社会破毁、一人的集权统治，以及数以百万千万人的真实死亡云云）不得不叫醒这个听实话讲实话的正直之人。一九四九年，库斯勒和访苏归来的同志兼小说同行纪德以及其他四位作家合写了那本决裂宣言的书《不能显灵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而此时此刻我们手中的这部小说《正午[1]的黑暗》则完成于稍早的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审判的第一时间，揭示了第一代老革命家化为历史灰烬的经过及其一层一层的心理过程，既是控诉，其实也是内省，并为日后的出走铺路。
历劫归来的库斯勒，在多年之后已不再纠缠于革命甚至厌倦于谈政治的晚年，平静自由地死于自己之手，基本上应该是幸福的但一言难尽，可仔细想来仍是他合情合理的生命句点，意义相联，逻辑一贯，对他这样子的人生做最后一次带着清晰意志的说明。
说来，库斯勒的一生，和我们通常紊乱、随机、意义晦暗不明而且满是岔路的人生图像不大一样，他的一生像一部结构严谨、有头有尾、意义太过明显的理念型小说，像一部书写者高度控制的小说，当然是更现实的，可是也同时更戏剧性。其中的冲突、挫败、危机、转折和处理收拾，包括他大约在一九五六年后的全面转向科学和神秘之学的探索，都仍在这同一道路上，仍遥遥指向着原先那方向，并且都不怀疑可追问得到答案凝结得出启示来。文如其人，今天，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看，库斯勒不会被当成多顶尖的小说家，其中或许也有才分之类的缘由，但重点不在此，真正的重点是，库斯勒不是这样处理自己生命的，他始终有更迫切更非关一己的事情得做，小说只能谦卑地站第二顺位，服从于这个坚定的意志像个无怨无悔的忠仆，必要时可解雇可牺牲，和一般小说家那种“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来建造小说的房子”的基本认知完全背反。
然而，好也好在小说自身有惊人的柔软度、弹性和宽容，装得进盛得住各种硬块式不易融解的理念东西，甚至像D. H. 劳伦斯说的，禁得起各种理论的“骚扰”（尽管D. H. 劳伦斯说此话时充满嘲讽）。具体证据是，在业已流淌了几百年的宽广小说长河之中，我们的确拥有着一批严重牵动读书之人神经的理念型小说，仍保有像《正午的黑暗》这样的作品。今天，你走进任何一家尽职的书店，十成十会在经典小说的架上找到此书，而它的旁边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纳博科夫，半点不刺眼亦不羞惭。莫斯科审判的监狱
监狱是个罪恶之地，或至少是个奇怪的地方，尽管对于我们这些善良守法或懦怯或走运的社会公民而言，它的存在正常合理到压根想都不会去想，但对于那些置身其中的不幸或活该的人们，这却是逼你想东想西的一处强迫思考之地——统计学的巨大数字所告诉我们，古往今来数以亿计之人进过监狱这一事实及其普遍性，丝毫不减损它对单一个人的特殊性，以及真实的作用，这是一个古老又古怪的数学悖论。在此地，生命被逼入了小小一方死角，我们曾经拥有和理应拥有的那些东西，包括法律所应允我们的、历史和社会文明所应允我们的乃至于生命本身所素朴应允我们的，一样一样被冻结、禁锢、取消和剥除；而且，时间的意义及其模样在这里也变了，它截去了过去，阻断未来，把时间扁平化为某种“永恒的当下”，长而空洞而循环不变的当下，人孤独地被抛掷其中，总要想出个道理，想出个出口或至少得靠想这想那好打发无聊的漫漫时光，所以我们有契诃夫、有葛兰西、有布朗基、有王尔德、有司马迁和周文王姬昌云云。事实上，人类还据此发明了地狱不是吗？就算想象另有出处另有灵感，但起码其物质基础和经验细节是此地借来的不是吗？《正午的黑暗》也是一部监狱之书，开始于老革命家鲁巴肖夫的半夜睡梦中忽然被捕，结束于他审判认罪之后的后脑勺两枪，场景几乎没更换过，除了一些脱逸出去的回忆，奇怪那业已不存在的，反而是全书仅有的几处有温度有色彩的画面。
关于监狱，库斯勒本人无疑是有够丰硕的第一手经验材料，但《正午的黑暗》意不在此。这本书有更迫切更特殊的任务，它专注地凝视并试图解释一个看来极不合理却反复出现的骇人事实，请注意这里，不是谁忧心的推断，而是一再重复的事实，那就是——在斯大林全面整肃的过程中，那些不乏出生入死实战经历、挨过迫害、忍过酷刑、死亡都屈服不了他们的硬汉般老革命同志，忽然全变成一只只软弱温驯的绵羊，不反击，不答辩，最奇怪是他们完全配合演出审判的荒谬剧，主动承认加诸他们头上的莫须有反革命罪名（多年后相关机密资料出土证明全系诬陷），不仅没生物本能地保卫自己性命，就连自身最后一点荣誉乃至于尊严也抛掷不顾（前者可能不操之在手，但后者是做得到的）。
人类历史上诸如莫斯科审判的不义审判多矣，我们晓得，通常这反而是受迫害者的专用舞台，是慷慨陈词以明志的回光返照时刻，留下最多超越了死亡才可能痛快讲出来的历史证言。也因此迫害者总想尽办法回避公开审判，如今天大家所熟知切·格瓦拉的迅速处决，以免审判实质意义的必然颠倒；相对的，从被统治者、受迫害者的角度，争取到公开审判，一直被视为人权历史的重大进展。然而，这一批老革命者却逆向地选择“默默地去死”，最后讲的是“我向国家，向群众，向全体人民跪下双膝”这么卑微不堪的话，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这些人在监狱中等候死亡缓步但必然到来的绰绰有余时间里，他们究竟都想些什么？是如何看待自己这即将盖棺的一生并做成这么不可思议的最终决定？
人不畏死，以死亡来恫吓是徒劳而且笨的事情。很明显的，关键答案所在的地方，不是外部的死亡和肉体酷刑的狞恶胁迫，而是人心，受迫害者的独特心理；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是，他们究竟在保护什么？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荣辱、尊严乃至于最后那一点是非真相更重要？或换一个角度想，到底存在一个什么东西，会让生命、荣辱、尊严和是非真相全变成这么可牺牲、这么无所谓？据此，库斯勒在书前那段制式题词便显示了沉沉的重量和宛如封印着的秘密了：“本书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则是真实的。尼·萨·鲁巴肖夫这个人的一生是所谓莫斯科审判的许多受害者一生的综合。作者认识其中好几个人。本书谨献给他们作为纪念。”
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是真实的，意思是，这不是某一单一个人的不需理由胡思乱想，鲁巴肖夫不是个特例，他的奇特抉择和行动相当程度而言是被“决定”的，被某一个历史现实里的巨大东西抓住并驱使。因此，《正午的黑暗》不是一部所谓的心理分析之书，人心的奇特变化源自某种历史环境，源自某个外于人而且大于人的怪东西出现。没有人，只有神
先来想，在莫斯科审判之前的人类长段历史里，人们可曾拥有过如此超越这一切，而且视这一切如粪土的最重要东西（且不管是不是错觉）？可能有的，比方说神，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相信的那种神。
加尔文教派的神，不是柏拉图式至善代称、一切美好价值总和而且自动和睦相处的那种神。当然，他们仍说祂是至善的，但有关这个神的至善属性始终语焉不详，只知道殊少人性的道德色泽，毋宁更接近某种蛮横的、至高无上的强大力量。或者说，祂的至善不是当下的事实，而是遥远的应允；不是慈悲的赐予，而是人得为祂争战、为祂打碎既有的一切才可望降临。由此，加尔文教派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天国预定之说，构成了其信仰的真正内核——天国一定会来，这是神预定好了的，但没人知道何时。这个神极其阴森，有完全不可知的一面，加尔文教派曾用月亮来比拟祂，说正像月亮有一面永远背着我们；而这个预定好了的天国，又是人完全无法干预无法改变的，包括谁进天国谁下地狱也都由神事先决定，行善积德这种普世宗教的万用入场券，在加尔文教派独独是行不通的。
一般我们把加尔文教派这样的预定说称之为“最后的辩神论”，这里的“最后”，不是高明精深到再无可挑剔辩驳的意思，而是指他们不再打算和大家讲道理、关闭大门一切到此为止。加尔文的神决定一切，唯独祂自己完全不受约束，包括祂自身创造颁行的法则，包括逻辑，也包括道德。这个全然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神，其实返祖回到《圣经·旧约》的那个狂暴耶和华，而其最生动的描述则是《约伯记》里在旋风中现身讲话的样子。《约伯记》里，祂容忍甚至嘉许满口怨言的约伯，只因为约伯自承渺小，不知道也无法解释神意欲何为，却不留情地出手惩罚以利法、比勒达和琐法这三名努力为祂（道德）辩护的倒霉鬼。祂禁止人自认有诠释祂作为的权利和地位，不允许人冒出来某种程度的自我意志，只因这里头隐藏了某种具备繁殖潜能的平等种籽，不仅亵渎，而且极可能是危险的，会改变人和神的必要特殊关系，会让人缓缓离开他渺小如蝼蚁、单一如工具的身份。
更重要的，神的作为如果需要解释，就代表了祂仍受到某种约束，祂就不再是万能、超越一切的神了。
所以绝非偶然的，所有至高无上者总是不允许人有说话谈论自由的，往往连满怀善意的诠释或赞颂都不可以，不只是内容问题，而是根本上就不该有这个说话谈论的位置。约伯以他的卑小顺服而不是以他的睿智坚忍称义，他最终获得什么奖赏呢？除了更多财富之外，神还“补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比原先为了试炼他弄死的那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更好更美丽。只是，人命真的可以这样让渡这样替换这样纯数字地以这个补那个吗？像坏掉的零件，像电脑升级，这倒真是绝佳的隐喻了。
由此，我们来看《新约》著名的登山宝训，便得到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图像了。耶稣在论起誓、论爱仇敌、论施舍、论祷告、论禁食等教谕里头皆再三强调这些作为“不要行在人前”，“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世人不知甚至误解都没关系而且可能还是必要的，唯一重要的是神与人的一对一私密关系，你知祂知；是孤独但高傲坚决地行在神已铺好的道路上，你真正的报偿在未来的天国，你面向它，自然就会把此时此刻的尘世置之背后。也就是说，即便是道德善行，也不是人与人之间善意善念的彼此领受感染交流，从而希冀它风吹花开般在人间扩散开来，成为一个更温柔的当下世界，而是人只做给神看，证明给神看，既是信仰的精纯试炼，更是人在神的道路上的做工前进——我们在《正午的黑暗》小说中，清清楚楚看到鲁巴肖夫正是这样侍奉他的神。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幅非常诡异的至福图像了——天国早就造好了，但却在未来。早已完成的天国，你既无需参与创造亦无从参与创造，甚至连思考它讨论它都不必也不好（完美的任何改变都等于是破毁），留给人们的，于是就只剩一张时间表，人要问、要想、要忍受、要行动、要牺牲拼命等等等等都只能限定在这纸薄薄的时间表上；更影响深远的是，既然天国早已造好等在那里了，意思是此时此刻这个寒酸的世界，即使还掺杂着一点好东西，亦不值得珍视存留，如果燔烧它们有助于这张时间表，我们便不应该因为此地还有五个十个义人而迟疑却步；如果，更常被想到被主张的，因为这些小善小美的东西存在，让人不舍当下，让天国降临的时间延后，那它们无疑是更大的恶，更该狠狠地拔除掉。
人命，人的荣辱和尊严，以及人所最后坚持的那一点是非真相，俱属这些容易舍不得的小东西，但用句宗教者常用的谦卑话语来说——在永恒面前，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