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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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奇迹：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试读：
前言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深圳作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探索和完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是立了大功的。
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深圳是中国从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是中国社会转型，建设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社会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也是保证香港回归后继续繁荣稳定的强大支撑。深圳改革开放的40年充分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
客观地总结分析深圳40年的改革探索经验和教训，对进一步将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也是深圳的魂。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再次向世界宣示，要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同时要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不断开拓和提高水平。
面向世界，展望未来，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不应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如果能够在40年已经形成的改革创新良好基础上，发挥深圳多年来形成的敢闯敢试的改革创新精神，迅速取得改革的新突破，深圳还是有条件、有能力、有资格继续勇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成为全国深化改革新形势下的弄潮儿。2018年11月1日第一章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一节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基本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上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特大城市。截至2017年，深圳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位居全国第三，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一，达到18.31万元人民币，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高科技企业集聚和创新基地，全国第三个金融中心，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大城市中排名第一，达2.8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与中国的香港特区等量齐观。这样的奇迹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深圳的奇迹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包括其他经济特区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奇迹？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历史地位究竟是怎样的？这是研究深圳改革的现在和未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了解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才能更客观地评估深圳改革开放的现状，也才能更好地研究深圳未来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深圳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深圳是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
改革开放前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文革”十年的动乱和浩劫，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决定改革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主要是从农村起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改革，除了部分地区对少数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外，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展开，对外开放也处于准备阶段和探路阶段。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决定对外开放的决策者。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决定对外开放，主要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的巨大差距，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在美、日等发达国家亲眼所见和亲身体会，让这位老革命家坚定中国要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改革开放对党和国家来讲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并且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完全要靠自己的摸索，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在整个开放格局中需要有个地方或者窗口进行试验。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的性质概括的那样：“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素有对外开放传统的广东省主政的领导人，也意识到国家封闭是不行的。当时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人均GDP已达4 080美元，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享有“东方之珠”的美誉。面对经济繁荣的香港，深圳乃至广东出现了农民偷渡香港的现象。广东省委省政府承受着内地民众大规模逃港的巨大政治压力，因此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以及省委书记吴南生等领导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意见。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回应，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等鼓励广东谋求突破，在深圳搞加工区，引进香港的资源进行来料加工，带动深圳的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同时为落实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进行试验和探索。
这应该是特区建设的初衷。随着对外开放窗口的打开，深圳从最早的出口加工区的设计，慢慢调整为工业、商业、旅游业等综合发展的经济特区。借助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加上以梁湘为市委书记的班子的艰苦创业，深圳在较短时间内使落后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逐步吸引了一批港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同时深圳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引进了大批内地外贸国有企业来深圳设立外贸窗口企业，使深圳成为中国外贸进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基地。这样经过几年的开发建设和内联外引，深圳成为内地封闭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的一个窗口，在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探索和示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实践出了改善环境、引进外资、增加出口、增加就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深圳模式。
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对深圳经济特区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表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随后决定将沿海14个城市全面开放，形成东部沿海对外开放的战略大格局。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深圳建立了一个窗口，撕开了一个口子，进而实现了沿海14个城市的全面开放，从而使我国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圳的投资环境得到全方位的改善，除了港资以外，世界上知名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涉足深圳和珠三角，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宜的劳工、优惠的政策，建立它们的全球加工基地，从而使深圳和珠三角变身为“世界工厂”。
多年来，深圳一直蝉联全国大城市中出口总额第一的桂冠，出口总额曾经占全国的40%左右，2017年深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8万亿元，其中出口达1.65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0.8%。深圳乃至珠三角经济的腾飞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为深圳港提供了充裕的适箱货品，使深圳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资本流入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深圳实现突破和起步的，深圳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是国内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具备的。深圳特区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其他的成绩，应该说都是从发挥对外开放的历史和战略地位作用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在中国“千年大变局”“跨世纪的大国博弈”的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深圳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应该是立了头功。二、深圳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
从深圳发展的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场的历史作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特区对外开放和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被逼出来的。虽然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会见加拿大客人时讲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环境，那时中央还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本着“摸着石头过河”，寄希望于在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寻求突破的。
在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成立的时候，城市的改革还没有真正起步，在确定深圳兴办经济特区时，中央并没有明确提出特区要搞市场经济，只是特区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挥好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深圳特区在建设初期的实践，使特区的开发以及对外开放和旧的计划经济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并充分暴露出来，逼迫深圳冲破旧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探索新的能够保障特区建设需要的体制机制，从而使深圳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也算是被逼上梁山。
比如，深圳特区在建设初期，需要解决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干部、劳动力等发展要素，这就和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管理体制、商品流通体制、物资分配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干部管理体制、劳动管理体制等发生尖锐矛盾，倒逼深圳去探索适应特区建设的新体制、新机制。又如，深圳特区要开展“三来一补”，扩大对外出口创汇，也势必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外资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等发生冲突。
有冲突就意味着要突破，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突围、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先锋，客观上使深圳最早打破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机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机制，吸引和聚集了国内外大量的资金、劳动力、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种发展要素，获得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使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成为国际大都市。1980—1995年，深圳引领了全国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潮流，成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场。
深圳目前形成的高科技、金融、物流等支柱产业，从本质上讲，也是多年来深圳率先进行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如果没有长期在产权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探索，没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发展环境，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三、深圳是中国民主、法制社会转型，建设政治文明社会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由于深圳经济特区具有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几十年来，深圳与香港乃至全球信息连通，与国际市场高度融合，每天有几十万人在深港之间穿梭流动。所以，香港的法治、多元文化、廉洁政府、诚信透明等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深圳接触得最早、感受得最深、受到的影响最大。
随着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实力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深圳市民必然会要求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也有相应的变革。在实践中，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在社会转型方面先行一步，深圳的社会组织发育、基层民主自治、市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形成、法治观念的增强、政治生活的参与等都领先于全国，实质上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探索者和先行者。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困难与曲折，很多尝试甚至没有得到延续，但是它在促进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是当前难以估量的。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来深圳工作或者创业的人，对传统的经济、社会、行政、政治体制的弊端的认识和感受较为深刻。对改革创新、政治开明、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大多充满向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敢来深圳闯的人，大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他们成为深圳推动民主法治社会转型、政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他们在几十年特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努力探索，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遇到了挫折。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蛇口就开始实行基层民主选举、社会监督和内部竞争，由此引发了“蛇口风波”。时隔多年，人们仍然乐意在对这起事件的回忆中，体味着它所散发出的变革和发展的意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已经邀请国内改革家和思想家对深圳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进行系统的设计，其深度和广度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相当大胆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系统的设计未能在深圳进行实践，但深圳仍然在尽最大努力，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不断地推动社会转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其中包括20世纪90年代深圳社会组织的发育，基层民主机制的形成，政府自身的改革转型，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舆论监督的力度，相比于内地，深圳做了许多先行探索。
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文明制度的建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大目标的大势所趋，曲折是难免的，但方向是任何人都难以扭转的。在这个过程中，在辽阔的大地上总会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率先进行试验和探索，而这种试验和先行的条件与环境，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深圳这样良好的社会基础、氛围和环境。社会主义应当有自己的民主，而且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讲，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及其他制度时，就提出改革成败的三个标准：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虽然深圳没有提出建政治特区，但实际上深圳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方向，不断探索，不断进步。四、深圳是保证香港回归后继续繁荣稳定的强大支撑
深圳特区最早成立的时候，仅仅是借鉴香港的经验，引进香港的资金，探索实行对外开放的新路子，中央并没有赋予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职责。而且当时深圳只是一个边陲小镇，没有能力和条件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深圳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深圳与香港的关系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两地经济社会的全面融合，使深圳实际上已经成为保证香港顺利回归后繁荣稳定的一个强大支撑。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可观，当年深圳的经济总量已达1 13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已达450亿美元，并且每年仍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2016年，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与香港持平。随着深圳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深圳对香港的经济转型、发展和稳定，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也改变了香港、深圳长期以来形成的“前店后厂”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深圳乃至珠三角，为香港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升级，创造了历史机遇。深圳在承接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不断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同时在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务业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深圳的发展和崛起为香港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和金融支撑，使香港能够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从而提升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如果说过去深圳的发展离不开香港的辐射和带动，按现在的形势看，香港和深圳在经济上已经是等量齐观，并驾齐驱，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未来深港将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成为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深港经济共同体”。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深圳经济特区是保障香港回归后继续稳定繁荣，实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重要支撑。第二节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本阶段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围时期（1980—1986年）
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看，1980—1986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围时期。从深圳特区建设的历史上看，这一时期是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奠基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打开了深圳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的新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在经济特区建设之初，基础设施差，外商对特区优惠政策在等待观望，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难度很大。深圳市提出了著名的招商引资的“蚂蚁政策”，加大对率先来投资建设外资的支持力度，使之起带头示范作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吸引了最早的一批港资进入深圳，包括第一家引进来的酒店、第一座引进来的加工厂等，迅速打开了深圳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第二，改革旧体制、开启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办特区、建城市，在深圳做的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和旧体制发生激烈的冲突，不突破旧体制的包围，就无法推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每一次碰撞，实际上就是对旧体制的一次突围，对新体制的一个探索。通过重重突围和探索，使深圳不仅成为开放的前沿和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而且成为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场。
——金融体制改革。办特区中央和广东省没有拨款，深圳提出利用外资或银行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的钱是按企业和国家计划分配的，不允许借出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深圳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管理体系的冲击和改革探索，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对传统外资外贸管理体制的大胆突破。
——价格体系改革。在计划经济下，各种物资靠国家计划调拨，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特区建设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无法获得国家计划内的各种物资，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特区建设既要有相应的粮食、蔬菜、副食品等生活资料，更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为此，深圳推动了价格的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利用市场机制，发展商品市场。通过价格改革，使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价格“双轨制”的特殊条件下，用市场的机制解决深圳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其中包括粮食、蔬菜、副食品的价格放开，在全国率先取消实行了几十年的各种票证。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的价格体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为全国的价格改革和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劳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特区建设需要大量的干部和职工，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干部和职工都是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不能跨行业、跨地区流动。深圳对传统的劳动和干部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包括对干部实行公开招聘，打破了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发展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横向流动，对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和结构工资制。通过用人制度的改革，劳动力市场以及工资制度的改革，用经济的手段和市场的手段，使一批批的干部和工人很快涌入了深圳经济特区，参加特区的开发建设。
——建设施工体制改革。在传统的建设施工体制下，施工单位只是政府有关建设主管部门的附属单位，按建设主管部门指定的计划任务进行施工建设。深圳特区建设初期，自己没有足够的建设队伍，无法满足大规模建设对施工队伍、建设成本和工程质量的要求。为此，深圳市被迫实施“建筑工程施工招标制度”，发展建筑市场，通过招标，把全国的建筑施工队伍吸引到深圳。并且，通过市场机制还降低了工程造价、提高了施工质量，创造了深圳速度，这是对国家建设施工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
——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兴办特区，引进外资，创办各种企业，都需要为外商建厂房、提供土地，必须与外商签订土地使用合同，而土地使用合同实际上意味着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在当时是有违国家宪法的。深圳借鉴香港土地制度的经验，实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发展土地市场，这项改革的试验和突破，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提出深圳经济特区要实行“四个为主”的方针。深圳市按照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关于特区建设的总方向，根据深圳建设的实践，最早提出深圳要实行“四个为主”的方针，即“建设资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经济结构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划经济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其中以外资和“三资企业”为主，实际上是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重要探索；以工业为主，意味着深圳特区不仅从事农业和“三来一补”加工业，而且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产品以外销为主，实际上是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为后来国家提出“大进大出”沿海发展战略提供了成功的示范。“以市场调节为主”虽然是当时理论界提出和探索的，但作为以市场经济调节为主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的地区和城市，深圳是全国第一个。深圳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实践，对中国确定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大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深圳这一时期的改革大体上是“以破为主，立在其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期。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的大胆探索和艰苦创业，深圳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机制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外向型经济已经起步，城市建设已初具规模，为特区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二、深圳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搭建时期（1987—1993年）
1987—1993年，深圳通过“以立为主，破立结合”的大胆试验，初步搭建了深圳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这一时期的历史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力推进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培育了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这一时期深圳大力引进“三资企业”，尤其是高度重视引进香港大财团和国外跨国公司来深圳投资发展，其中，引进了香港和记黄埔李嘉诚先生参与盐田港的开发，使盐田港在数年后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专用码头；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组织地对民营科技企业进行培育和扶持，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第一次提出创办民间科技企业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以无形资产入股。这项规定使深圳诞生了华为这样世界级的大公司，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的基础。深圳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证券市场的建立。1986年，深圳开始了全国最早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市政府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一些国有企业根据规定进行股份制改造，一些企业一开始就按照股份制的要求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有的还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通过国企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一批像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这样的股份制企业相继成立，成为支撑深圳特区迅速发展壮大的企业集团。
第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比较规范的运作机制。深圳除了继续完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建筑市场、土地市场等专业性市场外，还特别重视并大力推动证券、外汇、保险、基金等资本市场，为深圳成为全国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深圳建立了外汇市场，即外汇调剂中心。深圳市企业出口创汇，可以不到中国银行结汇，直接到外汇调剂中心调剂，需要外汇也可直接到调剂中心购买，这是外汇管制制度的重大突破，对深圳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大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深圳证交所的成立，带动了证券、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引领了深圳高端要素市场和高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深圳在全国资本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而且对深圳国有企业的改革，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深圳市民增加资本性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2年2月，我国第一个产权交易机构正式开业，促进了深圳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和完善。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通过拍卖建立土地交易市场是一项影响全国的、深远的重要改革，这项改革不仅促进了《宪法》的调整和修改，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是深圳在全国范围内最先探索，而且是最系统地提出来的一项重要改革。1988年，深圳第一次提出“双轨三模式”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即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决公务员和教职工事业单位的住房；市场提供商品房，由房地产公司开发，市场销售；微利房，面向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深圳的住房制度改革大体上借鉴了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成功经验。这既解决了大多数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员工对福利房、保障房的需求，又满足了少数富裕起来人士对商品房的需求。但由于多种原因，深圳的住房制度改革未能坚持下去。
第三，推进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框架。在这方面，深圳主要推动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借鉴新加坡反贪局、中国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结合深圳的实际，在全国率先成立政府监察局，探索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三者既分工协调又相互监管制约的政府运作新机制，加强对政府运作内部的监督，以保持政府的廉洁、高效，改善党风、政风，监督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二是率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开启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探索了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以产权为纽带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新路子。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投资管理公司的基础上，深圳又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逐步形成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控股国有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国有企业以政府的附属物推向市场，逐步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为全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第四，探索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1986年，深圳作为全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试点，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蛇口探索企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深圳建立了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相结合、职工自我保障和社会共济相结合的涵盖养老、医疗、工伤的社会保障制度，先后出台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等，为全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提出“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方向，构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对外开放新体制，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圳最早提出要成为率先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新体制地区之一，更好地发挥改革试验场的作用。围绕这一目标，深圳在外贸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产权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各种重要市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使深圳的改革逐步从单项突破向综合配套方向转变。
此外，深圳经济特区还争取到了最重要的资源——特区立法权。经过长达5年的不懈努力，1992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特区立法权的获得，为推动深圳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产生了重大作用。
经过1986—1993年的大胆探索和勇于改革，深圳经济特区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深圳改革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拨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三、深圳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时期（1993—1998年）
经过前两个时期的改革探索，深圳市场经济的框架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越来越大。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最终正式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而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1993年，深圳的改革开始进入了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主要任务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推动产权制度改革，把财产占用社会化作为产权改革的总方向，为深化不同类型的产权改革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深圳市不仅全力推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还特别提出企业要实行员工持股，实现财产占有社会化。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目标要使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达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公司内部员工持股和股份的社会化。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力推市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并通过上市公司实行产权的社会化，当时深圳证交所上市公司中，深圳国有企业占有很大比例。在民营高科技企业领域，全力推动技术、管理、专利等生产要素入股，成就了华为、中兴等一批深圳高科技企业。在一批中小国有企业，大力推广经营者和员工持股，出台了《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决定》，从而为金地、华强等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进行产权改革提供了依据。
第二，在全国率先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政府进行大胆探索。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中，深圳明确提出了“政府培育市场，市场解放政府，政府解放企业，企业解放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此外，深圳还提出“两转”，即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变机制，建立“三无”“四跨”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使特区企业向无固定经营范围、无固定地域界限、无上级主管部门和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跨国界经营的目标发展。这些观点和意见在全国都是相当超前的。
在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深圳提出政府要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向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转变。1997年初，深圳全国率先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随后市政府成立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正式发布实施《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方案》。1999年2月，深圳市还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施行了《深圳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在这一轮改革中，深圳市政府部门和单位审批事项减少了418项，减幅为57.8%。深圳进行的审批制度改革，拉开了全国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改革的序幕，为在全国进行的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体系和形成市场经济的四大运行机制。深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探索，在改革市场运行主体，完善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使深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深圳市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五大体系和四大机制”的目标。五大体系包括：一是由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三个层次构成的市场体系；二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服务体系；三是包括离退休保障、待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法律体系，要充分利用好深圳的立法权，利用法规和规章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五是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经济不是不要管理和计划，而是要求重塑计划机制，政府由向企业下达生产分配的指令性计划转向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近期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四大运行机制包括：发展的动力机制、市场的压力机制、法律的强制力机制、道德的自制力机制。四、深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1998—2015年）
1998年，深圳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
深圳早在1995年时就提出，一方面要对原有的“三来一补”企业实行稳定、提高、升级的方针；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实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深圳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一是建立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对整个园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开发、统一管理，加快招商引资步伐。二是建立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综合配套的政策体系，包括扩大投资融资渠道、加大人才引进、增加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科技骨干人员持股以及在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方面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三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四是建立完善科技投入体系，增加科技投入，积极探索建立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积极推动深交所的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筹建，为高科技的中小企业提供方便的融资渠道，为风险资本投资高科技企业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五是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推动了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第二，推动特区外农村城市化，为特区内外一体化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就进行了第一次农村城市化的改革，将特区内原来的农村基层组织纳入城市行政管理体系，将村办企业改造成股份合作公司，将几万名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并撤销了宝安县，成立了宝安、龙岗两个区。第一次农村城市化改革为促进深圳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深圳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区内中心城区现代化大都市已逐步形成，但占深圳土地面积、人口绝大多数的特区外的宝安、龙岗，由于行政、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差异，各区甚至各镇各自为政，使特区外的规划、发展、管理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不仅影响了特区外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给深圳城市的规划、建设和重大产业布局带来很多问题。为此，深圳借鉴20世纪90年代初特区内农村城市化的经验，推动了特区外农村城市化这项事关深圳全面建设发展的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撤销镇级建制，建立适应城市管理需要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在经济组织上，将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规范的股份合作公司；在规划建设上，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全市统一规划；在土地制度上，将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一次性转为国家所有，解决了几百平方千米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遇到的空间问题和土地问题，并为当地居民留有宅基地和必要的工商发展用地。此外，对27万名原非农业户口的原居民，一次性整体转为城市户口，并纳入全市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将经济困难的原居民纳入全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第三，基本完成了市属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调整，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运行体制和机制，为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深圳在特区建设初期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随着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深圳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以及特区发展的机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建立了一大批市属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但随着90年代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激烈竞争，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处于劣势，无法生存。21世纪初，深圳根据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布局调整的要求，根据深圳的实际，对竞争性领域处于劣势的工业、流通、商贸、建筑等领域的国有企业，以经营者员工持股的方式进行产权改革，实行改制退出，对国有企业员工转化身份，进行经济补偿，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布局调整的任务，使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员工走向市场。
2005年后，深圳在推动企业重组、企业内部机制转换、大型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建设施工企业的改制、做强一批产业集团、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大胆改革，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布局结构大体合理，国有资本的监管体系基本到位，企业内部的合理法人治理结构基本形成，国有企业的内部经营体制大体上与市场经济接轨，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的管理水平、竞争能力大大提高，市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应当说，深圳基本上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任务，为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第四，率先启动事业单位的改革，为国家推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做出了贡献。
国有企业改制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后，深圳市改革的重点选择了事业单位改革，2006年正式在全国率先启动事业单位的改革。事业单位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事业单位的改革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的原因，事业单位人员多、成本高、效率低、服务差，虽然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财力，但社会反映仍很强烈。同时，事业单位在机构、人员、经费等方面与党政机关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事业单位会涉及党政机关人员的切身利益，因此阻力也很大。
深圳事业单位改革分为两步。
第一步分类改革。把事业单位分为三类：部分单位转为国有企业，部分单位回归政府部门，部分仍保留事业单位。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有三分之二的事业单位仍然保留了事业单位性质，改革中这些单位的职工利益基本没有受到损失，因此阻力不大。回归政府并承担政府职能的事业单位是个别的，这些单位实际上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们是拥护改革的。转为国有企业的事业单位有124家，这些单位要推向市场，告别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吃大锅饭，要在未来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压力很大。这些事业单位的员工转到企业后，退休后待遇要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水平比事业单位的员工低得多，因此他们是这次改革的利益主要受损者。虽然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中，也采取了一些过渡、照顾等措施，尽可能减少他们退休后与事业单位的待遇差距，但部分员工的利益损失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改革的阻力大、任务重。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经过努力，分类改革做得比较好，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国务院后来出台的全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案，基本是在深圳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
第二步深化事业单位内部的改革。市政府先后推出了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7项内容，包括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实行人员岗位聘用制、建立事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设立法定机构、财政对事业单位从“养机构、养人”转变为“以事定费”和“购买服务”。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事业单位内部机制的改革进展并不顺利，很多改革措施并未完全落实。
第五，推动大部制机构改革，发挥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示范带头作用。
2009年，深圳出台大部制改革方案，这对后来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影响。深圳市政府启动的大部制改革一次性削减了15个政府工作部门，精简了三分之一的机构，并按照“委局办”分设的原则重新调整了整个政府架构，根据政府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重新组建了7个委员会、18个执行局和6个办公室，共31个政府部门。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减少部门或机构数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部门之间沟通和协调程度，减少职能交叉，减少政出多门和推诿扯皮，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建设小政府，给市场更多空间，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等等。应该说，深圳这次大部制的机构改革，方向正确，对于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政府有重要意义，也发挥了深圳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示范带头作用。
第六，推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为国务院推动简政放权改革提供重要的经验和示范。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对传统公司登记制度的颠覆性改革，它是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监管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一项重要改革。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包括：建立商事登记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分离，审批监管相统一的登记制度；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度；实行“三证合一”。
深圳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优良的营商环境，减轻了企业负担，激发了创业热潮，促进了政府审批和监管方式的转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深圳的经验得到了国务院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成为李克强同志在全国推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社会活力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变革。
第七，深化社会组织改革，为促进深圳社会治理现代化，培育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
社会组织的改革是深圳的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逐步转向社会体制改革的标志之一。深圳这次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降低门槛，简化审批，鼓励发展；二是除法律法规规定外，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取消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消除社会组织的行政化；三是打破对行业协会的垄断，突破“一业一会”“一区一会”等限制，鼓励社会组织多元化和竞争。这项改革对深圳城市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尤其是对促进深圳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改革后两年左右，深圳社会组织的数量就由改革前的4 000多家发展到10 000多家，引起全国的关注。一些做法被国家有关部门充分肯定，社会组织的改革发挥了深圳特区在新形势下先行先试的探路作用。
第八，推动前海开发，搭建深圳改革开放高端平台。
深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曾经提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大胆设想，将深圳和香港紧密连为一体，形成人员、货物、资金自由流动的特别关税区，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的宏伟设想。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设想未能落实，而前海的开发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过去几十年深圳追求的大特别关税区的一个缩小版。
虽然前海开发建设遇到了不少困难，目前还处于建设初期，开发建设进度较慢，在建设中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但是通过前海的开发，可以加强与香港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合作，促进深圳经济的升级转型，探索真正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业运行体制的新模式，不仅可以使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建设再上一个大台阶，而且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促进香港的繁荣做出新的贡献。第三节深圳改革开放实践的基本经验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圳不仅建成了2 000万人口的全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成为仅次于上海、北京的第三大经济中心城市，创下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和深圳质量，还在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为中国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转变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客观地总结分析深圳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对进一步将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深圳的改革开放经验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大量并具体的。从全局的角度看，深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的基本经验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坚持改革开放伟大方针不动摇
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来看，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时代特征，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高决策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是创办深圳经济特区的最重要决策者。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把深圳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最重要的试验场，对深圳特区一以贯之地予以坚定的支持。尤其是在深圳特区改革开放遇到特殊困难的关键时刻，都是邓小平同志鲜明且坚定地支持，使深圳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不断开拓新局面。比如1985年前后，当深圳特区面临着“外国租界”“走私通道”“内地输血”“一夜回到解放前”等外部强大压力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7月15日会见外宾时明确指出，深圳经济特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试验，现在看来，我们原来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又如在中国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在全国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特区“姓社姓资”大争论的恶劣环境中，深圳经济特区又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在深圳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谈话。他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并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著名论断。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不仅肯定了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而为深圳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历史机遇，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所以，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深圳经济特区，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就不可能有深圳特区的如此成功。
对邓小平同志这位历史老年人，深圳人民心存感激之情。深圳在全国竖立起第一幅邓小平同志画像，竖立了第一座邓小平同志铜像，每年邓小平同志的纪念日，深圳人民都自发地向邓小平同志献花致敬，以表怀念和感恩之心。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深圳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几代深圳人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不动摇，不断探索和实践，为丰富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
比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20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建设初期，老一辈的开荒牛就解放思想，坚持市场调节为主，提出“建设资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经济结构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划经济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四个为主”的方针，并通过价格改革、各种要素市场的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探索，使深圳最早从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突围出来，开辟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探索新路。
又如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深圳最早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大胆探索和实践市场经济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为指导，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大胆吸收和充分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几十年来，深圳在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基本上没有发生“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从而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历史紧迫感和务实精神，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并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取得了深圳质量和深圳效益的辉煌成就。深圳的实践和经验为丰富邓小平同志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如在姓“公”姓“私”的问题上，深圳几十年来也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勇于实践和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提出了建设资金以外资为主的发展思路，大胆引进香港和境外资本投资特区建设；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以股份制改革为突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出台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后，深圳把财产占有社会化作为产权改革的总方向，为不同所有制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良好的外部环境。21世纪初，深圳又对国有企业布局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将竞争领域的劣势企业整体退出，使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运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目前民营企业在深圳所有制结构中占绝对比重，涌现出华为、腾讯、中兴等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以及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全球著名的金融企业，国有企业在保障城市运营、公共服务、城市安全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形成了深圳独特的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实践，深圳特区在改革开放中也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包括改革中出现的不完善甚至失误。每当深圳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进步遇到问题时，深圳总是从改革的角度分析问题，以不断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不动摇。比如，当20世纪80年代改革中遇到一些企业和人员利用汇率差进行套利，干扰外汇秩序，甚至与有关政府部门内外勾结，倒卖外汇指标，进行经济犯罪的时候，深圳大胆地通过建立外汇调剂中心，利用市场的机制手段解决汇率差的问题。在土地转让、建筑工程、国企改制、金融等领域出现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时，深圳通过建立土地转让市场、建筑招标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资本市场等改革的方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又如，为解决政府工作人员在市场经济中出现腐败的问题，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最先借鉴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验，成立全国第一个政府监察局。21世纪后又探索政府体系的决策、执行、监督相对独立的方式，并通过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制度、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综合性解决政府公务人员的廉洁从政问题。再如，为解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生活困难的问题，深圳通过改革政府财政体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开展同富裕工程等改革的方式，探索解决经济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的制度、体制和机制。
改革开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当前社会也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包括腐败严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不足，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除了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水平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不配套，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造成的，而不是改革开放必然带来的，更不是邓小平同志确立改革开放伟大方针出现了重大偏差造成的。比如社会上严重的腐败问题主要是市场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权力得不到监督约束带来的；公共服务不足，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及时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财政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等等。因此，解决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不能采用“左”的观点和主张，否定邓小平同志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采取经济上倒退到计划经济，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政治上回到“文化大革命”，重新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而应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各项改革。40年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而要解决改革开放40年后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也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这也是深圳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偏离
40年间，深圳从几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发展成国际化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奇迹，从制度层面来看，应该归功于坚持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目前，最能代表深圳改革开放特征的是“市场机制”+“民营经济”的发展格局，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是深圳经济成功的最根本的制度、体制、机制方面的保障，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无疑是深圳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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