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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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史(第八版)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史：第8版／（美）梁赞诺夫斯基（Riasanovsky，N. V.），（美）斯坦伯格（Steinberg，M. D.）著；杨烨，卿文辉，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Russia
ISBN 978-7-208-11586-6
Ⅰ．①俄… Ⅱ．①梁…②斯…③杨…④卿…⑤王… Ⅲ．①俄罗斯－历史 Ⅳ．①K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2012号责任编辑 顾兆敏装帧设计 陈 楠俄罗斯史（第八版）［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 著杨 烨 卿文辉 王 毅 主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出版（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49.5 插页 4 字数 929,000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208-11586-6/K·2004定价 88.00元译者序
这本书的翻译是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的秘书长杨烨同志受学会的委托，组织几个会员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完成的。我名义上是这本书的顾问，但只是通读了全部译稿，提了几点意见，充其量只能算“顾得上就问”的角色。因此由我来做这个译者序实在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实在拗不过这本书的译校者，加上看了译稿以后也有一些想法，就代替译者说几句吧。
读者面前的这本《俄罗斯史》是近年来英语国家教育界、学术界的同类出版物中较有影响、学术水准也较高的教材。作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有近半个世纪从事俄国（包括苏联）通史的教学和研究的经验。此书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他终身学习、教授和研究俄罗斯和苏联历史的一个总结。此书的影响可以从其多次再版的事实中略窥一斑。该书的第一版是1962年出的，后来在1968、1976、1983、1992和1999年五次再版。本书所据的原版书是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七版。由于原作者年事已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专事近代俄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马克·斯坦伯格成为这个最新版的合作者。通读全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有如下优点和特点。
一是学术性很强。好的教材应当力争体现最新学术动态和反映最好的学术水准。每次再版，作者都根据学术上的最新进展和当代苏联历史的最新事态，做了必要的增补和修正。作者还多次到苏联和解体以后的俄罗斯进行考察及学术交流，修订第七版时还利用了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联和俄国档案。用今天中国流行的一个词来说，作者做到了与时俱进。可以说作者写这本书花了四十多年。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非常注意避免仅仅简单地讲述俄苏历史，重视向学生或读者介绍有代表性的各家学术观点，比如在基辅罗斯的社会性质、蒙古统治的历史评价、莫斯科公国崛起并统一俄罗斯的原因、苏联解体的背景和原因等重大问题上，作者都为读者提供了学术界内部各种有代表性的解释。虽然作者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但其对苏联历史的总体介绍和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作者既指出了斯大林体制带有某种专制性质，同时承认这个制度不仅仅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上，也得到了相当多的苏联人民的真心拥戴，具备一定的合法性。作者在历次写作和修订此书的过程中，还征求了英美两国众多研究俄国和苏联的著名学者的意见，或请他们阅读过书稿，这些人包括迈克尔·卡尔波维奇、伊赛亚·伯林、格列高里·格罗斯曼、理查德·赫尔和理查德·派普斯。熟悉俄苏历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国内同行都知道，他们都是国际知名学者。
第二，在结构上，这本书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通史，从史前时期一直讲到普京执政时期，全书分七大部分，依次分别是导论、基辅罗斯、蒙古统治时期或封建格局时期、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占了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强，体现了适度的厚今薄古。对彼得大帝以前的历史处理得也是详略得当，重要的事件、人物全部涉及了。除远古时期以外，对每一个重大历史阶段（分别对应着每一个部分），除按时间顺序纵论该阶段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外，还设立专章介绍该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和宗教。历史既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也是在特定的地域里展开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注重地理对历史的影响，此书也不例外。全书以对苏联版图范围内的东欧、中亚和北亚的地理介绍开篇，考虑到地理因素对俄苏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作者的这种安排也是此书的一个亮点吧。
三是文笔优美流畅，深入浅出。这也是许多西方优秀学术作品的一个共同点。译校者们在翻译中力图再现原著的文风，效果如何，有待读者的裁判。
当然，书中不少地方也表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知和偏见，这在西方学者中并非少见，相信读者自有鉴别能力。
学会之所以译介此书，除了此书的上述特点之外，还有如下考虑。迄今为止，虽然在国内出版物中不乏关于俄苏历史的著作，但它们也有明显的局限。其中少有西方学者的同类著作，它们大多译自苏联学者的著作，也有少数国内学者的著述。这些著作代表了一定时期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对俄苏历史的看法，且大都止步于苏联解体前，少有涉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更罕见从远古一直讲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的通史著作。西方学术界对俄苏历史的看法自有其独特视角，了解他们对俄苏历史的见解，对于丰富、开阔和启迪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国内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头脑，定有裨益。本书不仅从古至今完整再现了俄罗斯的全部历史，而且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俄苏历史的最新观点。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国内关于俄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作为高校教师，多年来我们痛感国内同行编著的不少高校文科教材质量总是不尽如人意。借鉴一下国外的高质量教材，对于推动本土高质量教材的编撰，或许有他山之石的功效。
俄罗斯和苏联是我们的最大邻国，也是自康熙皇帝以来影响我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了解和研究这个国家，其现实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国人对这个邻居的了解乃至国内学术界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俄苏研究和东欧中亚研究是我们学会的宗旨，这也是学会组织翻译此书的最主要动机。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姜琦2007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第一版前言
对一名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学者来说，撰写一部俄国通史某种意义上是对其毕生的智力和学识的一种陈述。对他人的感激当然是极大的。我至少知道从何处开始我的感恩：我的父亲瓦连京·梁赞诺夫斯基（Valentin A．Riasanovsky）由于参与了本书的撰写，特别是由于他教过我俄国历史，从而对这部《俄罗斯史》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我必须提及我在哈佛和牛津大学的俄国历史老师，尤其是已故的迈克尔·卡尔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教授、已故的萨姆纳（B．H．Sumner）院长和教授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爵士。不少同事阅读了手稿的有关章节并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评论，这里仅提及阅读过本著作大部分篇幅的一些人。我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列高里·格罗斯曼（Gregory Grossman）教授、理查德·赫尔（Richard Herr）教授和马丁·玛利亚（Matin Maria）教授，感谢我以前的老师、牛津大学的德米特里·奥博连斯基（Dmitri Obolensky）教授、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查理·耶拉维奇（Charles Jelavich）教授。
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给予了各方面的巨大帮助，还让我自主行事。我也要感激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些研究生，在撰写和出版本书的岁月中，他们是我的研究助手；特别是帕特丽莎·格里姆斯特德夫人（Mrs. Patricia Grimsted）和沃尔特·萨布林斯基先生（Mr. Walter Sablinsky），他们分别在文献目录和索引方面承担了很大责任。我也不能忘怀图书馆和图书馆馆员们，尤其是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及其馆员们。本书的出版可被看作是对我的妻子和我的学生的一种敬意：我的妻子在这一项目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断地和全身心地帮助我；之所以感谢我的学生，是因为《俄罗斯史》正是通过对他们的授课而不断完善的，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是此书的主要存在理由。
我还想向给我的这本《俄罗斯史》提供具体材料的人表示谢忱。下列出版商允许我从其出版的下述著作中详尽地引述我需要的材料：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默尔·芬索德（Merle Fainsod）所著的《俄国是怎样治理的》（剑桥，1954年），第372—373页。
美国解放委员会出版的《苏联大事记》第二卷第三册，1959年6月。
休伊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乔治·贝雷戴（George Z．F．Bereday）、威廉·布里克曼（William Brickman）和杰拉尔德·里德（Gerald H．Reed）编辑的《变化中的苏联学校教育》（波士顿，1960年），第8—9页。
我还要向兰德公司和哈佛大学出版社表达深切的谢意，因为他们允许我使用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所著的《1928年以来苏俄的实际国民收入》（剑桥，1961年）一书中第210页上的表51。我把这个表压缩为本书的一个附录。伯格森教授本人不仅同意我使用此材料，而且对此及某些相关问题善意地提出了忠告。
下列人士在出借图片材料方面十分慷慨，在此谨致谢意：乔治·汉恩先生（Mr. George Hann）给了我他个人的丰富的圣像画收藏品的复制件；亨利·夏皮罗夫人（Mrs. Henry Shapiro）将她与其丈夫近几年在俄国拍摄的照片借给我；我使用的一些照片是西奥多·冯·劳（Theodore Von Laue）教授于1958年我俩在俄国旅行时拍摄的；马尔维娜·霍夫曼小姐（Miss Marlvina Hoffman）借给我帕夫洛娃（Pavlova）和季亚吉列夫（Diaghilev）的照片；所罗门·古根海姆（Solomon R．Guggenheim）博物馆允许我复制由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所作的油画《冬》。
正如俄罗斯研究领域中的每一个作者和读者都知道的，对于专有名词的准确的音译及其在英文中的书写问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依靠国会图书馆系统，但是作了某些修改：值得注意的是，我省略了软音符号，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例外中用i来表示它可能更可取；我用y作为姓的结尾。少数姓氏如作曲家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姓，我用西方通用的方式拼写，虽然这种做法与本书中采用的音译系统并不一致。至于名字，只要英文中有对应的词，我尽量使用英文词；但对于如伊万（Ivan）这样的众所周知的人名，我则根据其俄文形式直译过来，也在一些其他例子中采用直译的方式，如把别林斯基（Belinsky）的名字拼写成维萨里昂（Vissarion）而不是贝萨里昂（Bessarion）。苏联宇航员的名字则照搬报纸上的拼(1)写方式。我避免用父名。一般来说，我尽量利用英文术语和表达形式。我可能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我对自己将Kholopy译成“奴隶”并不满意。
用音译的方法为一个国家的通史编制一份适用的文献目录，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我最后决定以音译方式直截了当地将书中提及的学者的主要相关著作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列出。这样做就可以使那些懂得相关语言的有兴趣的读者能够深入探索有关专家的观点，也提供了一个俄国历史文献学的入门。这样一份文献目录的主要优点是使用方便。这种做法的主要缺点是它只包含了本书赖以撰写的著作的一小部分，迫不得已地遗漏了一些重要作者和重要的研究成果。
我决定仅将两项内容作为附录：一是俄罗斯统治者的世系表，它是了解18世纪及其他时期的王位继承情况必不可少的；二是伯格森教授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的估计。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62年9月24日(1) 俄罗斯人的姓名由名字、父名和姓三部分组成。如弗拉基米尔（名字）·伊里奇（父名）·乌里扬诺夫（姓）。第二版前言
我撰写的《俄罗斯史》第二版保留了第一版的全部基本内容。尽管如此，时间的推延和学术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大量的补充和修改。特别是有必要将与苏联有关的内容加以扩展，以便能够包容最近的六年并对某些话题予以更多的关注。第二版中提到了不少新的重要作者的名字，因而其著作也收到文献目录中去了。这一领域中尽管还有不少研究人员没有被提及姓名，但其中的有些人对我来说其意义和提到了名字的那些人同样重要。除了正文和文献目录外，地图和插图也做了更改。在附录中，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图表更新了，并增加了苏联行政区划表。此外，第二版附录中新增了一个在俄国历史研究领域内重要的英文著作的目录。
我谨再次对许多人表达谢意。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学生和遍及全美的使用过这本书从而真正地检验了本书价值的所有学生。他们的感受和意见，我已经尽可能地考虑到了。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不少同行，他们要么在其课程中使用这本《俄罗斯史》，要么阅读了它并作了纠正或评论。尽管不便列出所有适当的人名，但我至少必须提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没有他就不可能有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那个表，他还对整个苏联部分给予了仔细的关注；还有苏联学者维林巴霍夫（V．B．Vilinbakhov），他对我关于俄国早期历史的陈述给予了彻底的和探索性的批评。不用说，在我向这些和其他学者的帮助表达谢意的同时，我必须声明他们无需对我的这本书的任何观点和最后形式负责。我还要感激我的研究助手维多利娅·金夫人（Mrs. Victoria King）和弗拉基米尔·帕夫洛夫先生（Vladimir Pavloff），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68年12月19日第三版前言《俄罗斯史》第三版不想改变前两版的特色和基本构思。自1968年第二版完成以来，星移斗转，时间的长河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1976年的苏共25大和目前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先后带到我们面前。由于近来所发生的事情和最近的学术成果，本书内容为此有了不少更改。文献目录特别是英文书目的名单都扩充了。苏联时期所占的篇幅在比例上略有增加，但作者的目标仍然是要提供一本内在比例协调的著作。
许多人应该得到我特别的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再次提供了最新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览表。此外，在用最新材料充实整个苏联部分的努力中他也给了我不可估量的帮助。对于我在准备第三版时所全神贯注的那些问题，其他伯克利的同事们也慷慨地贡献了他们的学识和智慧。其他地方的不少同行们把《俄罗斯史》用作教材，并告知我他们的感受，有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看法，这些都同样使我受益匪浅。我还要特别感谢许多尽心尽职的审核人，诸如维也纳的沃尔特·利奇（Walter Leitsch）教授。杰拉尔德·苏赫先生（Mr. Gerald Surh）和雅各布·皮彻尼先生（Mr. Jacob Picheny）是非常出色的研究助手，他们在所有方面都帮了我，尤其是在英文书目和索引方面。尽管有了这么多帮助，仍有错误和缺陷，考虑到本书的篇幅，错误和缺陷还很可能相当多。这些理应由我个人负责。我将最诚挚的谢意给予我那始终如一的帮手即我的妻子，还有学生们，这本教科书就是为他们写的，他们也一直在使用它。布朗大学的一群学生最近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讨论我的《俄罗斯史》，他们的名字我还不知道。愿他们接受我的谢意，我将他们视为遍及世界各地的学生们的代表。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76年3月12日第四版前言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的逝世和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Iurii Vladimirovich Andropov）的迅速继位为这本《俄罗斯史》第四版提供了一个惹人注目的结尾。本书中的新材料覆盖了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最后七年。新内容还包括涉及俄国和苏联历史的所有部分的补充和修改，以及对两个文献目录的最新修订。
学术界对我的帮助是全面的、根本性的和令人感激的，因此我要特别向我的同行们，尤其是伯克利的同事们鸣谢，他们为这一版的问世直接做出了贡献。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再次更新了人口统计表和国民生产总值表。此外，基于他对苏联经济和苏联总的情况的无可匹敌的知识，他还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其他帮助。其他同事，如乔治·布雷斯劳（George Breslauer）教授，也慷慨地牺牲了他们的时间，给了我大量真正内行的意见。布雷斯劳教授的名著《作为领导人的赫鲁晓夫（Khrushchev）和勃列日涅夫：苏联政治中权力的建立》刚好在勃列日涅夫逝世时出版了。在校对、复核、打印、编制索引以及其他方面，我幸运地得到了马契埃伊·塞埃基尔斯基（Mr. Maciej Siekierski）先生和多萝西·香农（Ms. Dorothy Shannon）女士的帮助：前者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助手，还提供了有关波兰和立陶宛的专业知识，后者是一名出色的秘书。我必须再一次强调我对有恩于我的学生们和我的妻子的感激：学生们既热情又不无批评精神地使用这本《俄罗斯史》已经有二十年了；我欠妻子的恩情更深也更长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83年9月第五版前言
在前四版的《俄罗斯史》中，每一次我都是以对当代苏联难题的评论来结束全书的。我曾经写道，苏联既不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但是不论是由革命还是因演变所引起的变革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对此我无力明确地预测。最后几句是这样的：结论是，苏维埃制度不大可能再延续下去，不可能通过演变
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也不可能被革命所推翻。可以肯定地说，历
史有它自己的前进方式，哪怕这意味着将历史学家抛在后面。
在这一评估出版后不久，一个总的来说是善意的甚至有点讨好意味的作者不无愤怒地写道，梁赞诺夫斯基教授不幸地以含糊不清的句子终结了清晰的710页。作为对这位批评者的回应，多年来我就每个版本反复考虑我的结论，但结果是每次都保留了这一结论。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单凭睿智或严谨就能说清的问题，但却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结论。然而，现在我将它从结论部分提到前言里来了。历史学家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被甩在后面了。我的上述评论的第一部分，即苏联的不稳定和不幸，不需要修改或详细阐述。有关变革的困难的第二句话则是前苏联的公民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都在日复一日地体验着的。
说实在话，许多朋友都劝我说，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等几年再出《俄罗斯史》的新版。我之所以不愿等待有两个理由：我一直喜欢撰写当代史，不管“当代”到什么程度，就像我喜欢其他类别的历史一样；牛津大学出版社已为我提供了一位与我共事多年的、极为果断的优秀的编辑。让我们期待下一版的结尾像前面的篇章一样清晰吧（顺便说一句，附录中的表五和表六将在下一版中得到可靠的更新，而在目前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下一版的内容也可能更丰富。“公开性”或许是苏联过去几年来最显著的本质性变化。它确实代表着从极权主义的紧身衣——这是苏联社会和文化的特性——的束缚中的解脱。它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迄今为止，由于时间短暂和其他原因，它尚未触动苏联史学。1990年4月，我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关于重写苏联历史的会议，我阅读了不少苏联出版物，也与苏联历史学家交谈过。通过所有上述努力，我得出的结论是，变革是缓慢的。我不想贬低诸如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阿尼西莫夫（Evgeny Viktorovich Anisimov）这样的修正派历史学家的工作，或许因为未来属于他们则更加如此了，但是总的说来我对改革的困难有深刻印象并由此而感到沮丧。那些花费多年心血乃至毕生精力辛勤工作的人总想至少保留一些他们的成果而不是一扫而光，如果说这样做常常是不幸的话，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未来几年内很可能出现更大胆、更重要的史学成果。
和以前一样，在这一新版的准备过程中，我对整个手稿作了补充和修改，并对1985年之前的苏联历史做了至少57处修正。这些改动有些重要，有些并不那么重要，但都是简要和精确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死亡数字由2 000万人提高到2 700万人，即增加了700万死者。正文的最后一章当然是新撰写的，而“结束语”也做了很多修改。
同以往一样，我欠了很多人的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和凯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相识的其他同行们，在那里我度过了1989—1990年的学术年；以及其他地方的美国同行和大量苏联学者及其他苏联来访者。我要特别感谢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在本书对苏联经济问题的处理方面，他再一次提供了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帮助，此外，我认为总的来说他是我们的最好的苏联问题专家。我也要感谢南希·莱恩（Nancy Lane）及其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感谢我的秘书纳丁·加马奇（Nadine Ghammache）；感谢我的研究助手西奥多·威克斯（Theodore Weeks）、小约翰·兰道夫（John W．Randolph，Jr.）和伊利亚·温科维茨基（Ilya Vinkovetsky），他们主要负责修订索引。我还要感谢美国内外对我的这本通史做出持续不断的反响的人们。自美国第四版面世以来，不同的意大利文版本、法文版本已经出现了，在韩国甚至出现了本书俄罗斯帝国部分的韩文盗版（我被告知本书帝国以前部分的韩文版正准备出版）。但是，如往常一样，在流逝的岁月中，我所欠的主要恩情仍来自我的学生和我的妻子。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92年4月第六版前言
自上一版《俄罗斯史》面世以来过去的七年证明该国的发展并不像许多专家以及公众舆论所期待的那样确定。俄罗斯仍旧处于转轨之中，而且处于很大的压力和紧张之中。它的经济持续衰退。的确，在1998年8月的金融崩溃中，甚至那些曾经因转轨而一度繁荣的社会集团也蒙受了沉重打击。但是，对俄国未来的众多预测不管多么黯淡，都不包括回复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可能性。不管好坏，这个国家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俄罗斯联邦时期。即将来临的选举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舞台已经变了。
就如前几版那样，也可能比前几版更突出的是，我尽力跟踪最新事态的发展，这种努力尤其体现在新添的关于“叶利钦（Yeltsin）的俄国”那一章里。我也试图利用俄国档案的开放带来的机会，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档案。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伯克利分校的博士们和博士研究生们已经根据这些档案完成了一些最佳的工作。我利用各种机会去俄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与许多俄国学者讨论。当他们来到伯克利或参加国际会议或我们的国内会议时，我也与他们作了更多的交流。我还在莫斯科讲过学，有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我的俄国东道主和对话者。我还要深切地感谢美国同行和帮手。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在经济领域提供的帮助依然是无法估量的，他对苏联其他方面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也使我受益。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意见的其他同事包括罗伯特·米德尔考夫（Robert Middlekauff）、亚历山大·乌辛尼奇（Alexander Vucinich）和雷吉纳德·泽尔尼克（Reginald Zelnik）等教授。胡佛研究所的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博士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新材料。我的研究助手伊利亚·温科维茨基再一次展示了他对苏联和当代俄国问题的精通，他还修订了索引。纳丁·加马奇女士再一次担当了优秀而热情的秘书。另外，我要就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齐伊娅·史蒂文斯（Gioia Stevens）女士、斯泰西娅·卡米诺斯（Stacie Caminos）女士和本杰明·克拉克（Benjamin Clark）先生所组成的新的“工作团队”为我所做的及时而有效的工作表示谢忱。我们的女儿玛丽娅（Maria）帮助我处理照片和一些其他事务。对我的妻子阿琳我欠的恩情最多，其理由是有限的篇幅内所难以一一列举的。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99年5月第七版前言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按新移民的夹杂英俄两种语言的说法就是“光阴如水”。为此，《俄罗斯史》第七版有了两名作者而不再只是一名。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教授于1987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他现在是厄巴纳—尚佩恩（Urbana-Champaign）的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教授，也曾在那里的俄国和东欧研究中心担任过多年主任。斯坦伯格的研究领域集中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俄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然而，像梁赞诺夫斯基一样，他也对俄国的其他时期和其他问题以及比较历史研究感兴趣。这一新合作的成果就是这本经过了重大修改、虽是合著但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书，修改最多的是自1855年到目前为止的内容。两位作者都是活跃的作家，但更是仍活跃在教学岗位上的教师。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史》第七版仍旧献给我们的学生。
我们谨向我俩所在的两所大学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同行表达深切的谢意，尤其是格列高里·格罗斯曼教授、我们的编辑彼得·考夫奈（Peter Coveney）及其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特别要感谢我们各自的妻子，阿琳·梁赞诺夫斯基（Alene Riasanovsky）和简·赫奇斯（Jane Hedges）。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马克·斯坦伯格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县第八版前言《俄罗斯史》第八版做了相当的更新。马克·斯坦伯格参与进来的第七版，在一些领域就已经做了可观的改变：我们采用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解说，尤其是从1885年至今这一段；对后共产主义这段岁月，我们也大大增加了篇幅；我们还选用了许多新的图片。而在进行本书第八版的更新修订时，在1855年之前漫长历史的讨论上，我们又做了很大的修订；对后期的苏联帝国和后苏联时代也做了补充修订。我们的目的是体现出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新问题与新解说，因为无论是俄罗斯史学还是整体上的历史研究一直都非常活跃。然而，这部《俄罗斯史》的基本格局保持不变，仍然非常关注史实，同时呈现关于那些冲突和变化的解说，力求平衡与公正，对历史持一种包容和非简单化的观点，不仅仅关注统治者的行为，而且关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各种社会关系、知识史、文化和艺术。本书的每次新版，都增加着历史角色和经验方面的多样性，尤其是更为关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女性、持异议者、非俄罗斯人和各个地区。
许多学院和大学的同事，对本书的不同部分发表过评论，我们要表达深深谢意。他们是德保罗大学的布赖恩·波伊克（Brian Boeck）、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的蒂莫西·珀塞尔（Timothy Pursell）、迪金森学院的卡尔·D．奎尔斯（Karl D．Qualls）、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的吉尔伯特·C．拉帕波特（Gilbert C．Rappaport）、东肯塔基大学的詹尼弗·斯波克（Jennifer Spock）、华盛顿大学的克兰涅斯·J．扬（Glennys J．Young）；马克·斯坦伯格还想特别感谢伊利诺斯大学“俄罗斯研究圈”的那些参与者，以及波兰华沙拉扎斯基学校的赞助者。我们也感谢布赖恩·韦尔（Brian Wheel）、丹尼尔·休尼比克（Danniel Schoonebeek）、查尔斯·卡阀利埃（Charles Cavaliere）、胡里奥·埃斯平（Julio Espin）、劳伦·艾瓦德（Lauren Aylward）、米歇尔·凯莱格（Michelle Kornegay）以及他们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那些同事，还要感谢阿琳·梁赞诺夫斯基（Arlene Riasanovsky）和简·赫奇斯（Jane Hedges）。如同本书前面那些版次，《俄罗斯史》的第八版也献给我们的学生，我们撰写时一直想着他们。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马克·斯坦伯格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县第一部分 导论(1)第一章 地理概况俄罗斯！世界舞台上的奇迹！从差不多位于中欧的河流，横
贯亚洲和东边的大海，直到遥远的美洲大地，东西横跨一万俄里
(2)！从亚洲南部的波斯绵延至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尽头——北极，
南北纵长五千俄里。哪一个国家与之旗鼓相当？或是它的一半？
有多少国家可以赶上它的二十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它拥
有各种土地，从最温暖的到最寒冷的，从火炉般的埃里温（Erivan）到冰封雪冻的拉普兰（Lapland）。按照它当前的发展
状况——一个自足、独立、完美和浑然一体的世界，其丰富的
物产足以提供生活的全部需要、舒适和快乐。波戈金（Pogodin）那个国家过于寒冷，它的人民犹如讨厌的蜜蜂。我的报告到此为止，没有其他消息向您禀告。乔治·托波维尔（George Turbeville）大使给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的报告这些可怜的村庄，这片贫瘠的大地；无尽忍耐的所在，俄罗斯人的土地！丘特切夫（Tiutchev）我的祖国如此宽广辽阔，到处是河流、田野和森林，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样的地方，一个人能够这般自由地呼吸。《祖国之歌》，1936年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长期来一直强调，脱离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历就无法理解，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环境中发展。气候、土壤、水流、植物、动物、矿产资源和地貌向人类社会呈现着限制与机会。反过来，人类历史又常常是努力去利用、掌握甚至是改变环境的故事。这场既不完全由自然决定，也并非人类能够完全让自己摆脱自然控制——更不必提征服自然——的对话，在俄罗斯历史上尤其意味深长，因为这发生在一个广阔、艰苦和变化着的环境之中。在俄罗斯历史的帝国高峰时期——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俄罗斯拥有了超过850万(3)平方英里的土地，比整个北美大陆的面积还大。根据一部权威的俄罗斯百科全书的说法：“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主要是横向延展，占据了东欧和北亚的全部，其面积占欧亚两洲面积的42%。俄罗斯帝国占整个地球面积的1/22，大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6。”即使是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失去了其疆域的大约四分之一之后，俄罗斯联邦仍然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辽阔的疆域，其特点就是巨大的同质性与丰富的多样性相结合，这二者都有助于塑造俄罗斯历史。
这片巨大的疆域显示出相当的同质性。实际上，同质性有助于解释它的幅员。俄罗斯的主体是一块巨大的平原，它曾经是一个巨大海洋的海底。这个平原从中欧、甚至从西欧一直延伸至西伯利亚。尽管在它的表面上分布着许多小山和小山脉，但是它们既不够高，也不够密集，无法阻断这一整个地球上最大的平原的绵延。古老而饱经风化和侵蚀的乌拉尔山脉虽然把欧洲与亚洲隔离开来，但它们并不能构成欧亚两洲之间的有效屏障；在乌拉尔山脉南端，里海和咸海之间还有一片宽广的大草原。只是在广阔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在叶尼塞河（Enisei river）以东的地方，海拔才骤然上升，山脉才明显隆起。但是，这一区域虽然具有巨大的潜力，迄今为止往好处说也仍然处于俄罗斯历史的边缘。真正给人印象深刻的山脉只有在俄罗斯的边境地区，才看得到。它们包括西南部的喀尔巴阡（Carpathian mountains）山脉、南部的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大而美丽如画的高加索山脉以及沿着南部边界进一步向东延伸的巨大的帕米尔山脉（Pamir）、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
河流在俄罗斯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地方和民族因河流而获得名称，河流将遥远的地方联结起来，提供着各种资源。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些缓缓流动的宽阔河流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重要通道，运送着货物和定居者。这些河流中绝大多数沿着南北轴线方向流淌，要么流入波罗的海和北冰洋，要么流入黑海和里海。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北德维纳河（Northern Dvina）和伯朝拉河（the Pechora）等向北流淌，而其他河流，特别是德涅斯特河（Dniester）、布格河（the Bug）以及较大的第聂伯河、顿河和伏尔加河则向南流淌。第聂伯河与顿河流入黑海，伏尔加河流入里海。西伯利亚诸河流，如巨大的鄂毕河（the Ob）与叶尼塞河，以及水流湍急的勒拿河（the Lena）、印迪吉尔卡河（the Indigirka）、科雷马河（the Kolyma）等注入北冰洋。阿(4)穆尔河（the Amur）是个例外，它向东流入鞑靼海峡（the Strait of Tartary），其大部分河段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界河。在位于中亚的西伯利亚南部地区，阿姆河（the Amu Daria）和锡尔河（the Syr Daria）都向西北注入咸海，虽然阿姆河曾经是流向里海的。这些河流及其支流，与其他河流和湖泊一起，为俄罗斯提供了一套得天独厚的水上交通系统。位于欧洲俄罗斯西北部的低矮的瓦尔代山（Valdai）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第聂伯河与伏尔加河以及西德维纳河（the Western Dvina）与洛瓦梯河（the Lovat）的源头就在这里。
虽然俄罗斯不乏河流湖泊，但它实际上却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最长的海岸线面向常年封冻的北冰洋。它的邻海包括波罗的海和黑海，它们都必须通过远离俄罗斯边界的狭窄海峡才能与更宽广的水域连接起来。里海和咸海是完全封闭的内海。俄罗斯的主要湖泊包括位于欧洲部分的拉多加湖（Ladoga）和奥涅戈湖（Onega），以及位于西伯利亚的巨大而极深的贝加尔湖（Baikal）。除了南部临近中国的部分之外，俄罗斯的东海岸也受到寒冷而严酷天气的困扰。
俄罗斯所处的纬度和被陆地包围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的气候，往好处说它也只能被描述为严格的大陆型气候。俄罗斯的北部甚至中部也位于与阿拉斯加一样的纬度上，而俄罗斯南部的位置与其说和西半球的美国类似，不如说更接近于加拿大。墨西哥湾暖流（the Gulf Stream）使西欧和北欧的气候温和宜人，但很少惠及俄罗斯北部沿海地区。由于缺少山脉的阻隔，来自北冰洋的寒风席卷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直抵黑海。西伯利亚的天气——除了东南部那一小块以外——更是严酷。这样一来，欧俄北部地区的土壤在一年中有八个月都是冰冻的。即使是乌克兰一年之中也有三个月被雪覆盖，在这期间各条河流一路结冰，直到黑海。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它的东北部，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区。维尔霍扬斯克（Verkhoiansk）的最低气温记录是华氏零下90°。尽管如此，因为是大陆性气候，当夏天最终来临时——而且常常是突然来临——气温会骤然上升。热浪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司空见惯，更不用说中亚的沙漠地区了，那里的沙地往往断断续续地向西延伸很长距离。
与其他环境条件（比如水文和侵蚀）共同起作用，气候的长期效应就创造了欧亚平原上的各种生态系统。一代代的迁移者、定居者和农人通过实践而学会生存。在19世纪的研究中，俄罗斯社会学家将俄罗斯划分为7个自然“地带”，它们东西走向展开，当然也有交叠的过渡地区。从历史上讲，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早期定居，主要集中于混合的森林地带，它从波罗的海和西部边疆延伸至乌拉尔山脉。就人口而言，这一区域一直是俄罗斯的中心地带。中世纪时，俄罗斯农人开始北移，进入针叶林地带，这片严酷的土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延至太平洋。这两片辽阔的森林地带构成了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疆域的一半以上。再朝北去是冻土地带，它实际上是由沼泽地、苔藓地和灌木丛构成的无人居住的冰冻的荒芜地区，它占俄罗斯领土的近15%。苔原地带以南是针叶林带，它是一片松类森林，越往南松林越少，其他树种越多，直到松林带完全被混合森林带所取代。这两个巨大的森林带从俄罗斯的西部边界一直延伸至东海岸，占俄罗斯领土的一半以上。接下来便是大草原，占据了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南部地区，延展至亚洲，直到阿尔泰山脉。最后，最南部的半沙漠和沙漠地带占据了中亚（现在被苏联的五个继承国所分割）的大部分地区。虽然远不如草原地带那么长，但由于非常宽阔，它也占据了前苏联陆地总面积的差不多五分之一。
俄罗斯的气候和植被模式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优良的可耕地相对不足。据估计，只有100万平方英里真正适于耕作，这些土地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八分之一。俄罗斯的其他地区都苦于严寒和降水不足，越向东降水量越少。即使是大雪也没有增加多少湿度，因为在春天雪融化得很快，雪水流失得也很快。中亚的农耕几乎完全依赖灌溉。乌克兰和俄罗斯最好的土地，也就是南部草原地带的肥沃的黑土，提供的农业条件近似于加拿大的大平原，但不能与更暖和的爱荷华州（Iowa）与伊利诺伊州（Illinois）相比。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森林资源极其丰富，举世无双。而且，俄罗斯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种类繁多，从铂到石油，从煤到黄金，应有尽有。然而，总的来说，这些资源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利用，甚至没有被勘探。除了劳作人口面临的日常挑战外，这片土地还被寒冷、洪水、饥荒和野火所蹂躏。然而，即使是早期定居者也开始改变这些环境：清除森林以定居和农耕，烧掉草原野草，狩猎和过分狩猎，在河流上筑坝。随着工业化的来临，又更为激烈地改造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望。这些并不总是成功，也并非总是带来积极的后果。(5)
自希罗多德（Herodotus）以来，历史学家就被地理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所吸引。实际上，这位历史之父认为，俄罗斯南部广阔(6)的大草原以及这片草原上的土著斯基台人（the Scythians）对环境的适应就是强大的波斯人不能征服他们的原因。近现代俄罗斯史家，包括如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y）、特别是他的老师索洛维约夫（S．Soloviev）这样的一流学者，以及像克尔纳（Kerner）和萨姆纳（Sumner）这样知名的西方作家，都强调地理在俄罗斯历史中的重要性。即使我们拒绝隐含在他们的某些观点中的死板的决定论，拒绝思考诸如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及其对环境的依赖——克柳切夫斯基等人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对此进行过思考——这样模糊不清和难以把握的话题，我们还是不得不做出一些最基本的判断。
例如，俄罗斯国家的成长无疑受到了如下地理因素的影响：一个巨大的平原，没有足以阻碍扩张的天然屏障。这一背景显然使得莫斯科公国更容易扩张至东欧。在乌拉尔山以东，俄国人一路挺进到太平洋，甚至到了阿拉斯加与加利福尼亚，这一扩张进程只有伟大的美国西进运动可以与之匹敌。当俄罗斯帝国的疆界最终显现出来的时候，它们包括了北边和东边的大洋，在南边则主要是大海、高山和沙漠；只有在西方，它的边界才看起来和地理没有多大关系，在这里俄罗斯人和其他人群杂居。极其严酷的气候导致了散落于欧俄北部地区的各部落和西伯利亚的各色土著的虚弱不堪，致使他们完全无力阻止俄罗斯的推进。俄罗斯人可以很容易地向外扩张，外敌入侵他们则要困难得多。自波斯人和斯基台人的时代到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时代，俄罗斯的幅员和纵深不止一次地挫败了入侵者。
被占领的领土必须加以统治。管理这么巨大的版图，把各个地区捆在一起，以及协调各种地方性的活动和文化的问题，对那些当权者而言始终是一项棘手的任务，无论当权者是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还是斯大林。而且，大平原上的居民的多样性注定要使诸如中央集权和联邦这样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启蒙时期一些声名显赫的思想家把一国的政府制度与其疆域大小直接相连，并宣称专制主义是俄罗斯的天然统治形式。在其他时期也有过持类似观点的人。人们可以不接受这类观点，但它们确实是不难理解的。
俄罗斯发达的河流与湖泊网络也在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里只需提一下第聂伯河对基辅罗斯（Kievan Russia）或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对莫斯科公国的重要性就足够了。这个国家的内陆位置和对通往世界的水路的寻求使俄罗斯人频频关注波罗的海、黑海和黑海海峡。气候和植被决定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及其职业特征。大片农地的质量低下使俄罗斯农民苦不堪言，也使沙皇的大臣们以及赫鲁晓夫苦恼不堪。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曾经极大地增强了苏联的国力。俄罗斯的财富以及利用这一财富时地理和气候方面的障碍，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著。
俄罗斯横跨两大洲的位置也对其历史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亚洲游牧民族突入欧洲的通道。对俄罗斯人而言，蒙古人的蹂躏只是一长串入侵中的一个最突出的事件而已，紧接着这次入侵而来的是蒙古人两百多年的统治。实际上，草原边境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敞开的，这个事实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社会的军事化，俄罗斯西部边界通常难以保护且变动不拘的性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与亚洲土地的临近也导致了一些不那么血腥的接触，它还使俄罗斯后来能够在还没有感受到统治外海的迫切需要时就大幅度地在亚洲扩张。欧亚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在英语学界中特别是沃尔纳茨基（Vernadsky）——试图根据俄罗斯在旧世(7)界的独特位置来诠释俄罗斯的整个发展进程。
俄罗斯在欧洲的位置很可能比它与亚洲的联系更加重要。然而，在语言、宗教以及基本的文化方面与西方相联系的俄国人也承受着边民的通常命运：外部入侵、相对孤立和落后。这一事实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以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五年计划之类的手段追赶西方的努力以及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性质与意义的无休止的辩论。
虽然以上讨论无论如何都没有穷尽这一话题，但已足以表明，地理确实影响历史，包括俄罗斯的历史。我们已经指出，某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尤其具有持久性。现代科技文明在减轻气候的影响方面贡献良多，这一事实在像芬兰这样的北方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出色的证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把高山变为平原，也没有造出新的海洋。尽管如此，我们在下结论时最好还是有所保留：地理可能为历史搭建了舞台，而人类创造了历史。(1) 从本章内容看，作者所依据的是苏联时期的版图，其中部分山脉、河流等如今已不属于俄罗斯。（本书脚注除注明原注的之外，皆为译者注。）(2) 一俄里约为一英里的三分之二不到，或略超过一公里。——原注(3) 一平方英里等于2.59平方公里。(4) 即黑龙江。(5) 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被称为“历史之父”。其主要描写希腊与波斯的战争的《历史》一书是关于斯基台人的生活和习俗的最早的成文记载。(6) 又译西徐亚人。(7) 指欧洲和亚洲。第二章 罗斯人以前的俄罗斯我们只要比以前更加详细地研究从公元4世纪至8世纪的迁
徙时期南俄罗斯的文物古迹，就会意识到伊朗文化在这些世纪中
在南俄罗斯的不间断演变……斯拉夫人的基辅公国也表现出同样
的特征……因为同样的文化传统——我指的是希腊—伊朗传统
——是几个世纪中为南俄罗斯所知的唯一传统，而且是无论德
意志入侵者还是蒙古入侵者都不能摧毁的传统。(1)罗斯托夫采夫（Rostovzeff）是的，我们是斯基台人。是的，我们是亚洲人。眼睛斜视，目光贪婪。勃洛克（Blok）史中充满了延续性。虽然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历且每一个事件序列都因此表现出流动和变化，但是正是某一特定的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才使得现在具有意义，并使我们拥有了历史。然而，我们怎样具体来建构延续性，这却有争议而且常常是冲突的。本书的标题尽管看起来直截了当，却也是一个争议，因为它在“俄罗斯”这个标题下囊括了许多特定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包括那些讲不同语言，用不同的名称称呼自身的民族，它们中有一些后来因差别意识的激励作为民族国家赢得了独立，并且坚持它们的历史不是俄罗斯史。比如，当代的乌克兰史学和波兰史学，其趋势就是把基辅罗斯的居民讲述为鲁斯尼亚人（Rus'ians）或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而不是俄罗斯人。其他历史学家也警告说，“俄罗斯”一词在历史上回溯到早期时代，在地理上延伸至这个成长中帝国的可触及之处，就有可能遮蔽多样性，甚至是使得帝国支配合法化。这个观点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本章内容将显示出，所说的俄罗斯是在一个复杂和变化的多种族空间中浮现，也发展成为一个多种族的帝国。所以，本书讲述的俄罗斯历史就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尽管俄罗斯人的作用和俄罗斯民族性的观念在这里面将会是强有力的。然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既探求延续性也寻找复杂性。所以本书也就遵循长期以来的传统，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俄罗斯”一词，以探讨构成了俄罗斯历史的延续性。不过，我们也坚持这部历史中持久的复杂性和多种族的多样性。非斯拉夫的诸民族和文化
许多古代文化都是在后来为苏联疆界所包围的巨大疆域上发展起来的。其中那些在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和中亚地区繁荣起来的文化仅仅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边缘性的影响，这些地区只是在19世纪才成为俄罗斯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从黑海北岸以及更远的草原地区来开始本书对俄罗斯历史的介绍。这片广袤的土地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居于希腊、罗马和拜占庭（Byzantium）所组成的古代世界的边缘。实际上，通过从公元前7世纪就开始出现在南俄罗斯的希腊殖民地及一般的商业和文化交往，南俄罗斯大草原上的人们也参与了古代文明。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就曾在布格河河口的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Olbia）度过了一些时日，并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草原地区及其居民的颇有价值的记录：这些记述和其他同时代人留下的分散而零星的证言被沙皇俄国以及苏联在更大规模上的考古发现大大丰富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至少是粗线条地知道——基辅公国建立前南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而且，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一背景对于俄罗斯历史的重要性。
考古学家们已经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前期（35 000年至10 000年之前），俄罗斯平原上就存在着狩猎—采集者群体，发现了工具、武器、猛犸象骨搭建的住处、珠宝饰物和艺术（可能是圣物）的存留。早在公元前4000年，众所周知的南俄罗斯新石器文化就在第聂伯河、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逐渐发展起来。有关遗迹证明那时农业已在该地区牢牢扎根，也证明当时就已经有了定居的农民与入侵的游牧民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南俄罗斯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还驯养家畜，从事纺织，并拥有成熟的宗教。螺旋纹和回纹陶器不仅把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中欧的南部地区联系起来，而且也特别地把它与小亚细亚联系起来，就像罗斯托夫采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虽然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准确联系。大约在同一时期，一种使用金属的文化在高加索山区北部的库班河（the Kuban）流域发展着，同时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topamia）也拥有类似的文化。在众多坟墩中发现的由铜、金和银制成的金属器皿展示了其制造者的不俗的技艺和品味。虽然人们对南俄罗斯的青铜时代相对来说知之甚少也言之甚少，但是南俄罗斯的铁器时代却与新一轮的入侵以及南俄罗斯大草原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批居民的出现同步，而且显然是由此而来的。
我们对其知之甚少的金麦里人（Cimmerians）通常被认为是此地最早使用铁器的民族，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罗多德。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色雷斯语（Thracian）这一分支，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统治着南俄罗斯。他们的版图曾一度深入至高加索。近来历史学家一般认为金麦里人属于南俄罗斯的上层阶级，而当时大多数人则是当地土著，正是后者稳定地延续和发展了黑海北岸的文化。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虽然统治集团几经变化，但没有破坏这一根本性的文化连续性。
现在该斯基台人登场了，他们击败了金麦里人，摧毁了他们的国家。新的入侵者来自中亚，操某种伊朗语言，因此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虽然他们的种族构成中显然也有某些蒙古人的成分。他们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着南俄罗斯。根据同时代人希罗多德的描述，斯基台人的统治从多瑙河延伸至顿河，从黑海北岸扩展到内陆腹地，后者的距离相当于20天的旅程。版图最大时，斯基台人的国家的西部疆域深入到多瑙河南部，中间穿越高加索，其东部疆域则深入至小亚细亚。
斯基台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居住在由公牛拉的像帐篷似的车辆中，根据马匹的数量来计算他们的财富，马还是他们的食物。在战争中，他们是卓越的轻骑兵：使用马鞍，用弓箭和短剑进行战斗。他们的以机动和规避为基础的战术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即使是他们的强大对手——强大的波斯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也不能击败他们。斯基台人在南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并且在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该地区带来了稳定。在此期间当地的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并且由于新的交往和机会而得以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斯基台人自己是游牧民，但是农业在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区依旧繁荣。希罗多德按照当时的惯例把该地区的所有人都称为斯基台人，但他也区分出了“高贵的斯基台人”和“斯基台农夫”等不同集团。
在南俄罗斯，斯基台人最终被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击败并被他们取代了。萨尔马特人是又一波来自中亚并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萨尔马特人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与斯基台人的相似，虽然人们也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显著的差异。这样一来，虽然两个民族在战争中都是典型的骑兵，但是萨尔马特人使用的是马镫、盔甲、长矛和长剑，这与斯基台人的轻便装备不同。更重要的是，萨尔马特人显然很顺利地就适应了自己的南俄罗斯主人这一新地位，也同样顺利地融入了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公元1世纪著名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谈到了这一连续性，并特别指出穿越南俄罗斯草原的伟大的东西向的贸易路线在萨尔马特人的统治下仍然是开放的。萨尔马特人分为几个部落，其中的阿兰人（the Alans）看起来在数量上和力量上都居于领先地位。今天居住在高加索中部的奥塞梯人（Ossetians）便是阿兰人的直系后裔。萨尔马特人对南俄罗斯的统治从公元前3世纪末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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